时间：2023-03-16 15:42:01
导语：在屯堡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地戏作为军傩的遗存，其中的尚武精神一直流淌在屯堡人的血液中。地戏表演中的武打动作可以看到中国武术的影子。屯堡人关于地戏有这一种古朴的意识，那就是通过表演让自己的武艺不被荒废。所以不断地进行地戏的表演，会强身健体，可以提高武术技能。在民国初年的《续修安顺府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草创开辟之后，人民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事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在这样的“初元”意识之下，军傩流变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地戏中武打动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是其整体动作风格的要领，贯穿于始终。经田野调查、资料查询，发现其虽然有共同的特点和特征，但每个地戏表演队所跳的动作，套路动作不一致，并且相同的节目如同一堂戏，每个村、每个人的动作也并不一致。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收集到、观看到、学习到、访谈了解到的动作从身体完成的部位将其归纳在一起，提炼出基础元素，即舞蹈“动作元素”最基本的单一动态，也有将某一个舞姿称为元素的，对其进行分析比对，总结出他们的共同特征。
一、动作分析
将人体以胯关节为基点，上部为上身，下部为下身；上身包括：头、颈、腰（包括：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尾椎和胯关节保持动作的一致，当与上身动作有关系时，放入上身动作，进行分析；当与下身动作有关系时，放入下身动作，进行分析}）、上肢。下身包括：胯、双腿、双脚。这样的分类是为了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出特点，是从理性角度展开的分析，再将其归为各个系统，有利于掌握特征，便于从单纯的形式层面把握动作要素。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动作内在的律动、上身下身的协调关系、影响动作的文化、信仰、动作传递的信息，等等是很难通过单一的分析将其说明清楚的。我们将这一系列问题包括感性的理解均放在下部分（体态、动律特征）展开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动作、造型展现在面前时，往往是由身体多部位协调完成的，在做具体分析时，我们选择主要表现力的部分，也是动作特点集中的部位，体现在运动中是线路最长、幅度最大、速度快慢明显的动作部位，然后是一般表现力部位的分析。
1、上身动作。首先，因为“尚武”精神的存在，傩舞以兵器作为道具比较常见，也是地戏表演中必须的。在表演中，上肢使用兵器的动作表现力最强。表演的历史人物用过什么样的兵器，他们就使用什么样的兵器，当然现在已经以使用木质兵器为主，有些部位上镶嵌有金属材质。而在过去，使用的都是真刀、真枪，是战场上用的。上肢的动作均是和道具（兵器）共同构成的，通过上肢的运动，带动道具的运动，运动的路线是由道具的用法所决定的。战场的“再现”，以双人对打形式出现，兵器以杀敌和防身之用为首，具有现实的功用，所以上肢的动作以：劈、砍、刺等动作为主，动作简捷有力，粗狂质朴具有实战的感觉。在运动路线上是：从上向下，左右前后直线运动，表明他的功用。近些年来，也有戏曲、武术方面的学者、地戏艺人等将道具使用的套路、单一动作做了些归纳，如刀就有：反刀、转刀、穿刀、接刀等；枪有：撩枪、挑枪、抡枪、刺枪等，这一系列的动作名称均和其用法紧密相连，多是以发力方式命名，从中能够体会到上肢运动的多样性。笔者在刘官乡肖家村做田野时了解到，他们那里枪的使用就有12种之多，将这些动作与王秋桂、沈福馨编著的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中的部分资料图片结合思考，探索出了一些舞蹈创编中的动作。
造型动作有较多的戏曲、武术元素动作特点，拧、倾动势较为常见。通过腰部、胯部的前后转动使上身与下身不在统一平面或向前向旁的倾倒，产生出多种造型。在这些造型的基础上，进行多个动作的连接展示，此类动作艺术加工的痕迹较大，具有舞台表演的特征。多出现在人物上场，自我展示，单独唱段等时间出现，有个人能力展现的特点，也具有炫技的成分存在。使用道具做快速的旋转，如‘三剑花’之类。
总体来说，上身动作运动幅度较大，前、后、左、右均有体现，动态冲击力较强，力点明显，韵律不多。
2、下身动作。在动势方面：由于上身动作的特点，下身动作多以控制重心为主。小腿较为灵活，能够快速的移动，膝关节受力强，多在弯曲的状态下，降低重心，起到稳固的作用。胯部多为不动，配合上下身的协调。动作、造型方面有：弓步、马步之类屈膝动作。足部动作造型有虚实之分，虚步为没有重心，实步有重心。除去跳跃的动作之外，腿部几乎没有抬起完成的动作。腿以支撑身体重心的变化为主要目的。
3、步伐与跳跃动作，多种步伐交替出现，集体完成的较为统一、固定，少见跳跃。如：上场时的前虚点行进步：单脚前虚点地，之后抬起向前落下，换另一只脚前虚点地，交替行进。此步伐运动幅度小，节奏平缓，无跳跃感，仪式感较为强烈。左右后踏步：左右替向侧后方向踏步，此步伐多在圈的队形上完成，众人集体做，常配合着唱腔一同进行。个人完成的动作变化多样，没有固定样式，多根据个人能力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出现，统一比对之后有这样的特点：小腿和脚的快速、小巧的跳跃式运动，表现急切的心情，出征、杀敌之前，也会在逃跑之时运用此步伐。大幅度的单、双脚跳跃，在对打时，双方你上我下，脚下运动幅度极大，多伴有跳跃性动作，身置交换频繁。
二、体态动律特征
体态是指身体的姿态；动律是指运动的规律。体态和动律是舞蹈形式上的重要构成要素，是对某一舞蹈形态分析的基础，是舞蹈动作运动的规律所在。在舞蹈技术理论上来看，对形态的分析，可以有助于我们认清“这一个”区分“那一个”，是与他者（舞种）根本区别所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对形态分析，可以发现和理解“动作背后”更多的人文知识和信息。在舞蹈形态的层面对体态和动律进行分析，将有利于对该舞种风格的掌握。根据美国舞蹈人类 学家罗伊斯的观点：“风格是人们通过组合一些事物从而标示出他们身份认同的整个复合特征。它往往是由符号、形式以及潜在价值观组成的，包括：衣服、语言、音乐、舞蹈、房屋类型以及信仰等外显的形式与符号。这些形式和符号又是被价值包括友谊、宗教伦理和教化所支撑的。”
文化的不同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行为方式的产生必定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舞蹈风格可看作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动作与行为方式对群体文化特征与精神的投射。精神气质也是风格化的。”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就会有相应的行为方式、运动习惯。分析今天屯堡文化的样式，必定要从6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开始，因为有了大明王朝“调北征南”的军屯和“调北填南”的民屯，才会出现今天的屯堡村落。安顺地区的屯堡人多是来自今天安徽、江苏一带，至今仍然保留有独特的衣着、语言、建筑等生活习惯。他们不同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不同于今天的汉族，自称为“老汉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是来自于江南、中原地区，有高于提高贵州土著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从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因为驻扎在安顺这个地理位置优越，地式平坦，河流交汇，农业生产能力高于贵州其他的地区。从人文的角度来看，由于大量军士的存在，“忠义”思想是大家的共识，在意识方面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在这样的形式下，其文化有较高的优越性，在时间的长河中，才未被完全同化，并保留至今。但也必须提到的是，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有交流、融合、变迁，只不过地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保留至今。通过屯堡人的身世来源分析，我们发现：尚武精神和忠义思想是今天屯堡文化的高度凝练，转化为外在形式就是地戏的表演。只演历代的战争戏，不演生活戏、宫廷戏等，表现历史人物以关羽、岳飞这样的忠臣为最多，只跳英雄人物英勇杀敌，不跳英雄人物倒霉、不幸的内容是最好的说明。
在尚武精神和忠义思想及山区农耕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地戏表演者呈现的体态为：身体躯干部姿态呈现出自然弯曲，略有前倾之感，头部略微上翘，双脚在自然站位的基础上有所扩张。亮相时，往往是一只脚的重心，进可攻、退可防。动律为：上身动作千变万化，脚下运动灵活自如。上身动作多与道具结合产生，以直线、弧线运动，曲线未曾发现，动作力点单一、明显，表意性强。重心始终平稳控制，随重心移动产生相应步伐或跳跃，‘根’在脚下，表现出：稳、沉特点，快速运动起来有‘急如风’之感。技巧动作的英武感强烈。
地戏是贵州屯堡人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和族群特质的傩戏活动，传承几百年来以口传身授的方式成为贵州屯堡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屯堡人的来历、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是屯堡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感交流、团结族群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当地群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傩舞也成为屯堡人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对其中动作的分析、研究必将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地戏的保护和传承起到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朴永光.《舞蹈文化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31页
――题记
2007年末，一具在中国辽西北票市四合屯发现的鹦鹉嘴龙化石经国际化石走私贩子几易其主后，以20万美元的价格展现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家自然博物馆内。消息不胫而走，一时引起国际古生物学家的非议。专家们认为，任何收集和贩卖走私化石的行为都将危害科学研究，助长化石走私者的嚣张气焰。该馆馆长、古生物学家弗里茨・施泰宁格面对舆论不得不承认，确实新收藏了一件鹦鹉嘴龙化石。这种黑市交易，使辽宁北票的古生物化石“地下”贩卖现象日盛，私挖盗采情况十分猖獗。对此北票市公安、国土等主管部门对私挖盗采和贩卖古生物化石乱象进行过多次严厉打击。
这只被走私到德国法兰克福某自然博物馆的鹦鹉嘴龙化石，其特征是一种体长约1-2米的角恐类恐龙，被古生物学界命名为北票龙。北票龙是一种长羽毛的肉食恐龙，其身体由类似绒羽的羽毛所覆盖，就像中华龙鸟，但北票龙的羽毛较长，而且垂直于手臂。成年北票龙体长约2米，是两足行走的恐龙，它生存在大约1.25亿年前的早白垩纪。这件化石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形态学特征，也显示出越来越大的科学价值。
《经济》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古生物学家首先在北票至朝阳盆地梅营子、波罗赤、九佛堂发现以鹦鹉嘴龙和华夏鸟为代表的鸟类化石。近几年，又在金岭寺至羊山盆地四合屯、尖山沟、义县发现大量保存精美的以孔子鸟为代表的早期鸟类化石、带“羽毛”的小型兽脚类恐龙、鹦鹉嘴龙、翼龙、蜥蜴类、龟类、两栖类和哺乳类等化石。凌源大王杖子首次发现长颈水生爬行类和个体娇小的鸟类。这些脊椎动物化石是热河生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辽西一带已发现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共50多个属，60多个种。经过国内外古生物专家、学者的考察断定，辽宁西部，拥有世界上罕见的古生物化石资源，是中国的侏罗纪公园。
原本轻盈矫健的翅膀被侏罗纪
沉重并石化
但你仍保持着执着的飞翔状态
从远古飞到现代
从此，天空因翅膀而生动
时空因意识而恒久
就像你的某次为了食物的俯冲
现在没有谁会在乎你的终极目标
哪里是你展翅的天空
哪里又是你的栖地和森林？
选择飞翔，注定背负青天
生有羽翼的物种因在高处而孤独
因无法超越的高度
永远要回到承载万物的地面
成为恒久的定格
羽毛 被突如其来的震动凝固
尘埃落定 以第一个飞天的造型
匍匐成沉积岩
剥离了远古的碎片
你展示永恒的飞翔。
―题记《行走的风景/鸟化石》
恐龙化石，民间称为龙骨。民间还传说其有镇宅驱邪之功能，有“盛世显形，乱世隐介”的神奇色彩。
1902 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在中俄界河――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伊春市嘉荫县黑龙江岸边，一个叫做白崖的地方发现了恐龙骸骨化石，并把挖掘出的化石组装成一具高4.5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陈列在圣彼得堡的原苏联地质博物馆内。这条龙是中国出土的第一条恐龙，也是中国流落到国外的第一具恐龙化石，人称“神州第一龙”，它是6500万年前最后一批在地球上生存的恐龙之一。如今，这里已经是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的所在。
时序又过了94年。1996年8月12日，一位来自辽宁北票的农民，带着一块长方形的石板来到了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季强的办公室，农民称这块石板是从自家菜园子里挖出来的，石板上有一个清晰的恐龙造型：昂头，翘尾，后腿蹬，状如奔跑姿态。季强一眼认出，这是只食肉型恐龙化石。其实，这样的化石在古生物学家眼里并不希奇，但季强凭着特有的敏感，发觉这只恐龙身上长着很短的纤维状皮肤衍生物。从骨骼学上说，这是只食肉型恐龙，但从目前世上现有的资料看，所有恐龙化石都没有这样的纤维状皮肤衍生物，眼下这个标本是世界第一例。这会不会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那种由恐龙向鸟演化的过渡性生物？
之后，季强多次到化石的发现地――辽宁北票四合屯进行挖掘研究。1996年10月，季强根据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考察资料，将科研成果发表在《中国地质》杂志上，他声明：“恐龙没有灭绝，现代鸟类就是会飞的、长羽毛的恐龙。”
他在该文中正式将这种化石上的生物命名为“中华龙鸟”。1997年4月，季强将中华龙鸟化石带到美国蒙大拿大学，请化石分析专家马利西瓦尔教授对化石进行生物化学监定，证明中华龙鸟身上的纤维状皮肤衍生物是羽毛，从而有力地支持自己的观点。
1999年2月，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奥斯特隆在美国耶鲁大学为中国科学家季强举行大型新闻会，主题是“中国长羽毛的恐龙与鸟类起源”。奥斯特隆专门邀请了全世界500多名科学家出席。会上，耶鲁大学公布了蒙大拿大学马利西瓦尔教授对中华龙鸟的化验结果，全场欢声雷动，为中国的季强和他研究命名的“中华龙鸟”热烈鼓掌。
最让人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突然到会，手举刊有季强论文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高声说：“这篇文章我看过，现在我知道了鸟是恐龙变的，中国辽宁西部发现的中华龙鸟是本世纪重大的科学发现。”
随后，以奥斯特隆为首的欧美专家科学考察队，对中华龙鸟的出产地――辽宁北票市的四合屯化石产地进行了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辽西北票四合屯是回答鸟类起源与演化问题的最完美的地点！其中，中华龙鸟的发现改写了教科书中鸟类起源于德国始祖鸟的学说。
《经济》记者在国内的黑龙江、内蒙古、山东、陕西出恐龙化石的省份采访时了解到，我国发现的恐龙化石从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一直延续到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构成了恐龙演化史中较为完整的记录。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东起山东半岛，西到天山之巅，北至黑龙江的中俄边界，南达云南与广东，70%以上的区域都有恐龙化石，是世界公认的恐龙化石出产大国，其中以侏罗纪和白垩纪时期的恐龙化石为主。
据资料显示，世界上发现恐龙属种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64属。另外，发现恐龙属种较多的国家有蒙古国发现40属、中国发现36属、加拿大发现31属、英国发现26属、阿根廷发现23属。
北票四合屯――生命起源地
这里曾是第一双翅膀的天空
以及第一朵花蕾绽放的土地
一些鱼和贝类以及植物以石化的状态
把四合屯，一个小小的村落
让世界发现和认识
沉积岩上，写着侏罗纪―早白垩世
鸟龙的翅膀搏击长空
鱼儿在远古四合屯的水域嬉戏
没有人类足迹，因而水草丰美
到四合屯寻找侏罗纪
道路通向地质剖面坎坷而崎岖
鱼儿们固执地张扬在石头上
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看着世界
鸟龙飞翔的样子已经不再生动
但，人们在肃穆庄严的膜拜
四合屯，让我们认识进化
在这里所有的石头都让我们另眼看待
它们因为生在这里而与众不同
―题记《行走的风景/四合屯》
四合屯是个自然村落，属辽宁省北票市上园镇管辖，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30多户人家。然而，如今的四合屯却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到目前，这里已发现中华龙鸟、孔子鸟、尾羽鸟、辽宁古果、张和兽、翼龙等逾千件令世界古生物学家叹为观止的珍贵化石，其中中华龙鸟和辽宁古果，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原始的鸟、最早的花。
因此，四合屯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上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第一朵花绽开的地方。”
世界的目光，从此聚集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北票的化石种类之多、赋存之精美、科研价值之高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0年，世界古鸟类大会把北票当作会议必经的一个参观地点。美国专家称：“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在如此关键的时间，保存如此完好、如此多的化石群落。”北票被公认为“世界古生物化石宝库”，被誉为“坐落在化石上的城市”。
1997年，经辽宁省政府批准建立北票省级古生物化石自然保护区，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北票国家级古生物化石自然保护区，设立“中国四合屯古生物化石馆”。
近年来，北票市委、市政府不断加大古生物化石保护区的管护、开发力度，建立了国内首家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地质剖面篷户走廊、古生物化石真迹展馆。北票四合屯古生物化石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科普教育和国际鸟类起源研究的科考基地，到目前，已累计接待境内外游客逾百万人次。同时还加强了国际间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先后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举办了带羽毛恐龙的巡回展览。
在四合屯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域内，已经发掘各类古生物化石包括爬行类、鱼类、叶枝介类、介形虫类、昆虫类、双壳类、腹足类以及蛋类和足印类等，共10类46属80多种；植物化石从蕨类植物到高等的被子植物共10类47属50多种，特别是出土了各类鸟化石400多片，达4属6种。北票的化石资源无论在属种上，还是在数量上堪称世界第一。
2000年6月1日-4日，第五届国际古鸟类与进化大会暨热河生物群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召开。5月28日-31日，包括50名外宾在内的部分会议代表参加了会前野外旅行。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辽宁北票地区的重要中生代鸟类化石地点和有关的博物馆及地质景观。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南非、日本等17个国家的110名正式代表，其中许多是国际知名的学者。科学家们称：“北票的古生物化石解决了生命演化问题的悬案，在鸟类、植物的起源、被子植物的起源、现代哺乳动物的起源、昆虫与开花植物协同演化方面，无疑是窥视大自然奥秘的一扇天窗。”
鹦鹉嘴龙又译鹦鹉龙，在希腊文意为“鹦鹉蜥蜴”，是角龙下目鹦鹉嘴龙科的一属，生存早白垩纪的亚洲，约1亿3000万年前到1亿1000万年前。体长约1-2米。两足行走，头短宽而高，吻部弯曲并包以角质喙。颧骨高向外伸，牙三叶状，牙冠低，颈短，外鼻孔小，下颞颥孔宽阔，枕骨孔发达。在上颌和下颌上各有7-9个牙齿。颈很短，颈椎6-9个。脊椎13-16个，荐椎5-7个。前肢比后肢略短，前足有4块腕骨，第四指退化，第五指消失。股骨比胫骨略短，跖骨约等于胫骨的1/2，后足仅第4趾退化，生存时代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鹦鹉嘴龙名称的来源就是因为它们的嘴很像鹦鹉的嘴，故而得名。
陆家屯鹦鹉嘴龙化石，是最原始、生存年代最早的一种恐龙，2006年，由中国古动物学家周长付等人命名。化石为4个头颅骨，发现于北票市上园镇的陆家屯，生存年代是1亿2500万年前。陆家屯鹦鹉嘴龙是已知最早的鹦鹉嘴龙，其标本头颅骨，长度为19厘米，而最大型标本的头颅骨长度为20.5厘米。周长付由此判断，它们的体型接近蒙古鹦鹉嘴龙、西伯利亚鹦鹉嘴龙。它们的眼睛前方有个小孔，类似蒙古鹦鹉嘴龙。颧骨向两侧突出，颅骨的宽度大于前后的长度，这就是陆家屯鹦鹉嘴龙。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如一切美好是事物一样，人类在发现美的同时开始破坏美，古生物化石更是不能例外。由于恐龙化石，尤其是北票龙和鹦鹉嘴龙个体大小的特殊性，该品种化石民间收藏热陡增。国际市场更是10年价格飙升10倍。
据媒体报道，恐龙骨收藏热潮已席卷全球最大的拍卖网站eBay，在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古生物化石拍卖，包括恐龙牙齿与骨头。《华尔街日报》曾专题报道：一只完整的三角龙头骨在10年间升价10倍至25万美元。专业机构也在化石收藏中现身，据说美国博物馆是恐龙骨的最大买家。现在全球最贵的恐龙骨“暴龙苏”收藏于芝加哥博物馆，1997年，芝加哥博物馆在麦当劳和迪斯尼的资助下，才拍得这副迄今最完整的暴龙化石，当时的成交价就高达836万美元。与国际行情相对应的是，国内的化石价格也水涨船高，前几年一块叠层石的印章坯子，只要10元，而现在甚至出价到上千元。而风靡国内外的用化石制作首饰之风，更是带动了化石的收藏。目前国内化石收藏者最喜欢的收藏品种是鸟化石、鹦鹉嘴龙、龟化石、昆虫、蜻蜓等，其价值不菲。
《侏罗纪公园》带旺化石收藏。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对化石收藏影响巨大，许多人正是看了这部电影后才对化石收藏感兴趣的。在北票化石出产区域，前几年有农民挖掘化石赚钱，也有的农民把自己包的山场转租给别人挖掘捞“增收”等。近年，由于北票市主管部门的严管力度，这种现象有所改观。
科考价值。恐龙有许多待解之谜，是人类尚在认识的事物。恐龙化石十分珍贵，是不可再生的古生物资源。揭开某一地区恐龙生存之谜、跨越时空之谜、无恐龙蛋之谜、灭绝之谜及生活在不同年代、毫不相生的植食性恐龙与肉食性恐龙同埋一堆之谜，对于考证古生物演化进程具有深远意义；
科普价值。探寻远古奥秘，遨游古生物世界，展示史前文化，对于唤起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关注人类生存空间、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具有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沙漠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河西走廊
沙漠历史地理学是我国著名学者、业师侯仁之院士奠基开创的一门新型学科[1]。这一学科研究历史时期干旱、 半干旱（含部分半湿润）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破坏其原有的脆弱生态平衡，使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类似沙质荒漠环境退化的过程及其产生的机制。土地沙漠化是人类面临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必要探究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产生的根源，因此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1 沙漠化发生的地域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的沙漠化过程主要出现在内陆河流下游，特别是范围较大的成片沙漠化区域更是如此。内陆河流中游亦可见沙漠化土地，但分布较为零星，且范围较小。面积达1 000km[2]的民勤县西沙窝一地，原为汉唐时期的一片古绿洲， 即位处石羊河下游，盛唐以后演变成沙漠。今地表景观为，在遭受严重风蚀的古耕地上散布着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间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其间废弃的渠堤、阡陌遗迹断续可辨，并散落陶片、砖块、钱币等汉唐遗物。这片茫茫的沙丘中还残存数处沙井文化遗址和三角城、连城、古城、文一古城等多座古城废墟[2]。古绿洲的东部即为现代民勤绿洲， 其东北约10km为石羊河古终端湖-猪野泽的遗迹[3]。面积约1 200km[2] 著名的古居延-黑城绿洲，即位处黑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这是一片汉至元代的绿洲，今地表景观为连片风蚀古耕地遗迹与吹扬灌丛沙堆、流动沙丘相间分布，早已干涸的古渠道时断时续，历历在目。其间残存K710城（汉）、K688城（汉）、乌兰德勒布井城（F84，汉）、 温都格勒日格城（K749，汉）、马圈城（K789，唐）、绿城（汉）、破城子（A8，汉）、黑城（K799，西夏、元）等多座古城址。古居延泽位于古绿洲东北部的居延洼地，残存6条呈平行环状的古湖岸堤[4]。面积达650 km[2]的金塔县东沙窝古绿洲，即位于讨赖河-北大河下游， 亦唐代以后沙化。其地遍布高约2～4m的白刺灌丛沙堆和柽柳灌丛沙堆， 间有新月形沙丘和流动沙梁，沙堆沙丘间古耕地成片出露，遗迹清晰。古绿洲上留存数处火烧沟文化遗址和西三角城、西古城、三角城、下长城、破城、黄鸭墩城、下破城、北三角城、西窑破庄等10余座汉唐古城址，并有较多古陶窑分布[5]。再如，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 芦草沟下游古绿洲、石油河下游古绿洲等莫不如此。不独河西如此，塔里木盆地边缘等干旱地区古绿洲沙漠化区域亦呈现出这种分布规律。如著名的楼兰古绿洲即位于孔雀河下游、精绝古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安的尔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等。
古绿洲沙漠化区域多出现在河流下游，其原因在于下游地区位处绿洲尾闾，水资源状况较差，易受水量变化的影响，且地当盛行风向（偏北风）前冲，干旱、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作用较烈，又多与流沙、盐碱地、戈壁等相间分布，甚至被沙漠切割包围，其生态环境的潜在不稳定性很强，因而沙漠化过程易于被激发活化，在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作用下易于向荒漠演替。故此防治沙漠化的重点应放在绿洲下游地区。
河流中游亦有沙漠化区域，但其范围较小。如张掖"黑水国"古绿洲即位于黑河中游绿洲腹地，唐代以后发生沙漠化，面积仅约30km[2［5］]。又如地处石羊河流域中游的武威市高沟堡一带，清代后期发生沙漠化，面积约45km[2［4］]。
2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
沙漠化过程的途径或曰沙漠化作用的方式，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其中又以前两者为最重要。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不同，所形成沙漠化区域的地表景观形态亦各具其异。
就地起沙主要出现在河流下游成片的沙漠化区域，这里的地表组成物资以较疏松的河湖相粘土、亚粘土夹层的沙质沉积物为主，当一旦因水源不及或人为破坏大面积弃耕后，造成疏松地表直接裸露，在失去原有植被（人工的、自然的）保护的情况下，风沙活动迅速加强，其生态环境潜在的不稳定性迅速激化，以致出现吹扬灌丛沙堆或形成片状流沙地，绿洲逐渐向荒漠演化。石羊河下游的西沙窝古绿洲即是如此。今天这里所见为成片的半固定白刺灌丛沙堆，沙堆高约2～3m， 丘间距8 ～25m，白刺覆盖度30％～40％，其间亦有少许裸露的新月形沙垄。 当接近沙窝西北部边缘则白刺覆盖度渐趋稀疏，以致出现大片流动沙丘；当靠近其东南部边缘毗近现代绿洲处，因地下水状况稍好，则绵延着一条宽约1km的柽柳灌丛沙堆带，沙堆高约3～5m，柽柳覆盖度60％～70％，柽柳株高1.5～2.5m。 西沙窝这种由东南向西北灌丛沙堆景观的逐渐变化，反映了其地下水条件的逐步恶化和沙漠化程度的加深，也表明其地沙漠化过程应是渐次由西北推向东南的。古绿洲上分布的这些灌丛沙堆及其形态的差异，往往成为历史上所发生沙漠化过程的主要标识和衡量其发生发展程度的标志。西沙窝沙漠化的途径主要即就地起沙［2］，古居延绿洲、金塔东沙窝古绿洲等的沙漠化过程亦皆如此，地表形态也大体类似。
风蚀绿洲主要出现在以粘土亚粘土为主、沙质沉积物较少的古绿洲区段，这里因故弃耕失去植被保护后，在强烈风力吹蚀下，地表被蚀成条条垄槽，呈现出以雅丹地貌为主的景观。此类沙漠化土地既可能出现在下游地表组成物资较坚硬的区段，如芦草沟下游、黑河下游若干区域，亦可能出现在中游一些区地段，如疏勒河中游锁阳城一带。敦煌与安西交界处的芦草沟下游汉唐古绿洲，南北宽8～13km，东西长约20km，总面积约180km[2]，所见弃耕地极目连片，皆呈现为遭受严重风蚀的光板硬地面，风蚀垄槽比高0.8～2.5m。河道、堰坝遗迹明显， 并可辨出干渠、支渠之别。干渠以砂石筑堤，高出风蚀地面1.5m， 渠底宽约20m，残深0.2～0.5m，支渠呈低槽式，低于风蚀地面0.5～1m，底宽3 ～8m。支渠分列干渠两侧，呈较齐整的羽状排列，其间亦有稀疏的灌丛沙堆分布［6］。
流沙入侵，主要出现在古绿洲边缘临近沙漠的区段。因其周缘固沙植被的破坏，导致流沙大量侵入，遂使这些区段逐渐形成密集新月形沙丘、沙丘链的景观，或新月形沙丘与吹扬灌丛沙堆、风蚀弃耕地交错分布。此种沙漠化土地一般面积稍小，不及就地起沙和风蚀绿洲的面积大。敦煌古阳关地区、武威高沟堡、民勤青松堡沙山堡一带均属此种景况。如古阳关地区沙漠化土地约50km[2]， 新月形沙丘链呈东北－西南向（与主风向垂直）排列，沙丘链高3～8m。丘间地宽50m，暴露大片风蚀古耕地，其上散落不少陶片、铜器铁器残片、古钱币等物，当地俗称其为"古董滩"。著名的阳关遗址即在这里［5］。
洪积物掩埋绿洲，主要出现在流域上中游洪积物丰富的地段。河流出山后携带大量砾石泥沙，一旦山洪暴发河堤决口，所携洪积物倾泻于绿洲农田上，遂造成其弃耕荒芜。此类沙漠化土地亦面积较小。笔者曾查得，永昌县乱墩子滩一带弃耕地上平铺着一薄层洪积砾石层，所见轴长数厘米至十数厘米的卵石遍地撒落，阡陌遗迹历历在目，并多见明代青瓷片等物。这里原为明永宁堡的垦区，位处石羊河支流西营河近侧，因明清时破坏祁连山林木，致使其涵养、调蓄水源的能力减低，河流含沙量增大，水情趋于不稳定，终使这片绿洲被洪积物掩埋，又经风力吹蚀，细粒物资多被蚀走，只剩下较大的砾石残留地面。其发生沙漠化的时代当在明代后期（注：李并成.武威-民勤绿洲历史时期的土地开发及其沙漠化过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8.141～143）。
3 沙漠化发展的趋势
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干旱地区随着人类利用改造自然活动的加剧，沙漠化过程亦不断强化，沙漠化土地不断扩大，绿洲范围则日趋缩小，今天的绿洲面积较之古代已经大大蹙缩了。
众所周知，绿洲乃干旱荒漠地区水资源作用的产物，绿洲范围的大小及其盈缩变化主要受水资源多寡的制约，而水资源的丰寡又直接取决于大气环流状况；只要历史上大的气候环流形势及河流总的水量无大变化，则其所发育形成的绿洲总面积就不致发生大的改观。因而考察历史时期绿洲的盈缩演变，首先需要探讨气候干湿状况的变迁。为解决此问题，笔者曾检索整理了河西走廊2000多年来的有关气候旱涝史料，采用湿润指数公式处理分析，较系统地研究了该地区历史上气候干湿变化的概况，得出如下结论：河西历史上气候干湿曾有多次波动，但波动的幅度不大，这种波动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河西干旱缺雨的地理景观，并未动摇其干旱大陆性气候类型的基本属性［7］。本地区有关"流沙"、 "沙岭"等记载从最古的史书起直到今日一直不绝于册，即使在湿润指数最高的年代，如清代前、中期亦莫能外。既然如此，则由其决定的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水资源量及其所形成发育的绿洲面积就不致有大的变动，今天的绿洲就绝不会比古代大大缩小。
笔者曾依据敦煌文书百余卷，并经多次实地踏勘，考出唐宋时代敦煌地区曾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有大小干支渠道百余条，从这些渠道的分布格局来看，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不仅没能超出今天的绿洲，而且还较今绿洲稍小［8 ］。 唐宋敦煌绿洲的最西端起自沙州城西12.5km的马圈口堰，最南端抵达沙州城南5km鸣沙山麓的神农渠； 最东南延至沙州城东20km外的官渠、三支渠尾闾；以上三端点分别与今绿洲西、南、东端点大体吻合；最北端则伸至沙州城北24.5km的北府渠尾闾，即今黄渠乡马圈滩村北部一带，尚未达到今黄墩子国有农场，较今绿洲北端蹙缩约8km。可见唐宋敦煌绿洲的范围除北部延伸不及今日外， 余皆与今绿洲相吻。
此外，敦煌城西南70km处还有一块较小的绿洲，即今南湖绿洲，唐于这里设寿昌县。当时该县开有大渠、长支渠、令狐渠等多条灌溉渠道，其分布范围亦大体和今绿洲相似。又据敦煌文书Φ.0366号记载， 当时寿昌绿洲以寿昌城为中心，南5km，东2.5km，北5km，西15km， 面积约120km[2]。而今天南湖绿洲则东西12km许，较唐代约缩短5km， 绿洲西部阳关一带和寿昌故城及其以东、东北部分地区唐代以后逐渐沙化荒弃，因而绿洲东西蹙缩；但今天绿洲则南北长达16km，较唐向北推进约6km， 唐代灌渠尚未到达的南湖国有林场以至二墩一带建国以来已被开辟利用。今天南湖绿洲总面积约130km[2]，较唐亦有所扩大。
由此可知，在千余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敦煌绿洲不是大大缩小了，而是有所扩大。随着今天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绿洲地表、地下水资源的较充分开采，古代人们不能利用的湖沼滩地乃至盐渍碱卤之地已部分被开发利用，绿洲的范围遂有所延展，而并非缩小。尽管今天的科技进步可使绿洲得以扩大，但由于受水资源的制约，绿洲范围的扩大又是很有限的，切不可不顾及绿洲可资利用的地表、地下水量，盲目开垦，盲目扩大灌溉，否则必然给绿洲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危害，植被退化、水源劣化，乃至土地沙漠化过程即会接踵而至。
另需说明，本文论及敦煌绿洲未比古代缩小，但并不意味着古今地理就没有变化。由于历史上的滥垦滥牧、过度樵采、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活动，曾造成某些方面的恶果，绿洲东部甜水井汉代军屯遗址和南湖阳关地区以及寿昌城的荒弃沙化即是例证。然而我们还应看到，这种沙漠化过程仅限于局部地段，并未对整个敦煌绿洲的格局造成多大改观，此处发生沙漠化，彼处又有新的土地开辟。由于绿洲总水量古今无大差异，绿洲总面积自然亦不致相去过远。在干旱地区地理上，一定的河流水量总是大体滋养、维持一定规模的绿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对于尽管是局部地区的沙漠化也决不应掉以轻心。
不独敦煌绿洲如此，笔者考得河西走廊其它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石羊河下游面积达1000km[2] 的民勤县西沙窝汉唐古绿洲沙漠化以来，石羊河水在其东部又逐渐形成新绿洲，这即是元明清以来渐次开发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绿洲［9］。又如位于北大河下游面积约650km[2]的金塔县东沙窝汉唐古绿洲，在废弃沙漠化的同时，其西侧则形成了直到现今仍利用的新金塔绿洲；位于石油河、北石河下游面积约480km[2]的玉门市花海比家滩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部又发育了新的花海绿洲；位于古昌马河下游面积约500km[2]的锁阳城古绿洲沙漠化以来其东北部该河大转弯处遂形成了新的安西河东绿洲和玉门镇绿洲；位于马营河、摆浪河下游面积约450km[2]的酒泉、高台接界处的骆驼城古绿洲荒废之际则在其上游出现了屯升－新坝新绿洲等等［10］。这些古绿洲的废弃同样并未明显引起流域总的绿洲面积的减少。
笔者还注意到，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些古绿洲亦皆如此。如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楼兰绿洲、位于尼雅河下游的精绝绿洲、位于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屯古绿洲、位于安的尔河下游的安的尔古绿洲等，均是由于中、上游地位的大量开垦引灌盲目扩大垦殖而导致其下游水源不及而荒芜沙化的。
可以认为，沙漠化过程的实质是一种因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经营活动引发的，由于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的绿洲的转移过程，其转移的基本方向之一是由下游向中上游的迁移，而并非绿洲的不断缩小或消失。伴随着这种迁移，造成原有绿洲的荒废和新绿洲的出现。
4 沙漠化土地的逆转
根据笔者体会，土地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逆转的，但逆转的难易程度却因干旱地区与半干旱地区的不同而有着显著差异，有些地区的逆转殆无可能。
干旱地区自然生境严酷，雨量稀少，在天然状态下沙漠化土地的逆转很难，特别是因流沙侵入形成的沙漠化土地，沙丘流动，沙浪肆虐，自然的土壤粘化、生草过程极为困难，更无逆转的可能。如民勤县西沙窝古绿洲自盛唐以后千余年来的气候状况下从未有过多少改观。当元代以后重新向石羊河下游绿洲垦辟时，西沙窝古绿洲根本不堪复用，只能另择它处，在西沙窝的东侧另辟新绿洲，这即是今天仍在利用的现代民勤绿洲［9］。
位于黑河下游面积约1200km[2]的居延古绿洲， 以及前举金塔东沙窝古绿洲、马营河摆浪河下游古绿洲、玉门比家滩古绿洲、锁阳城古绿洲、古阳关绿洲等，其沙漠化土地形成以来，均从未有过逆转。因而对于干旱地区来说，一旦出现沙漠化过程就很可能意味着原有绿洲耕地资源的永远丧失。可见保护绿洲现有土地，防治沙漠化的发生发展，在干旱地区就显得尤为至关紧要。
与此有别，半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土地则较易逆转。半干旱地区降水稍多，当不合理的人为经济活动的压力一经减轻，采取必要的封育措施，在天然状态下就可能出现逆转，已形成的沙漠化土地可以向沙质草原或草原转化，如科尔沁沙地所表现出的那样（注：武弘麟. 科尔沁沙地沙漠化过程初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5.21～24）。如再加以必要的人工恢复措施，是其逆转的过程当会更快。 【参考文献】
1 侯仁之.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7～346
2 李并成.残存在民勤县西沙窝中的古代遗址. 中国沙漠， 1993，10（2）：34～42
3 李并成.猪野泽及其历史变迁考.地理学报，1993，48（1）：55～60
4 李并成.古代甘肃沙漠化过程及其危害. 见：甘肃抗旱治沙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9～114
5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96～98，53～56，241～243
6 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3）：71～78
7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气候干湿状况变迁考略.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1996，32（4）：56～61
8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6，（1 ）：159～168
国际音理会（IMC）成立于1949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属下的音乐领域最高组织，总部设在巴黎，其宗旨为促进世界音乐文化、音乐教育与音乐研究的交流。亚洲大洋洲音乐学会是国际音理会下属的四个区域性音乐协会之一，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亚大地区音乐的交流与宣传，加强和改善我们共同的活动，为各种各样的音乐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和支持”。亚太民族音乐学会（APSE）是以搜集、整理、保存亚太地区传统音乐、支持亚太地区的相关音乐研究、促进这个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国际文化交流为目的的国际性组织，学会会员近千人，遍及亚太地区二十几个国家。泰山学术论坛是山东省教育厅为推进山东高校“泰山学者”工程建设，扩大山东在海内外吸引人才工作的影响力，引领高校学科发展和人才工作设立的一个专门学术论坛。它以“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为主体，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等学科领军人物，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举办学术讲座，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发展动态，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促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本届“两会一坛”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韩国、柬埔寨等国家的近百位国内外学者参会，收到中外文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音乐之间的传播与交流，构建该地区各自国家民族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区域音乐的传承研究，山东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等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以及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并对学会及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下面，从五个方面，对本届“两会一坛”的学术成果进行概括与总结：
一、关于两个学会的发展与建设问题
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王耀华教授《以学术年会为载体，促进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术交流——以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为例》的发言，指出通过该学会近年来在不同地区成功举办学术年会，探讨了以学术年会促进各国之间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既保护了不同族群音乐文化的特性，同时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持续性发展。国际音理会亚大地区音乐学会会长海伦·兰卡斯特（Helen Lancaster）《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在不同文化中的音乐特色建设》的发言，介绍了该学会的成立目的，即不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分别列举了两个不同区域音乐合作的成功案例：一是2011年国际音理会在爱沙尼亚举行的音乐论坛中的“圣灵世界”，即把以色列和加沙的爵士乐手聚在一起，他们共同表演、帮助彼此的案例：二是1999年四川音乐学院作曲家邹向平与澳大利亚音乐家万尼萨·汤姆雷森（Vanessa Tom-linson）和格瑞克·格里斯伍德（Grie Griswold）合作创作的《坦途》，体现了中西音乐间的对话。韩国汉阳大学权五圣教授（Kwon Oh-sung）的《21世纪亚洲音乐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化程度越高，小国的文化特点将会逐渐消失，因为大国的文化团体将会战胜小国文化特点，这就意味着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存在着失去文化多样性的危险。因此，文化的原始性与独特性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理事、新西兰的朱莉·斯佩琳（Jilie Sperring）的《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在地区协作中的支持一以新西兰音乐与音乐家为例》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区域合作与交流的现实意义与未来发展的展望：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理事、澳大利亚的迈克尔·索利斯（Michael Sollis）的《亚太青年音乐家国际交流合作的途径》的发言也指出了亚太各国青年音乐家合作的现实意义、方法和途径。
二、关于区域音乐文本研究、保护、传承等专题，是本届年会的重头戏
泰国马哈沙拉堪大学音乐学院亚利策·夏帕洛特（Jarernchai Chonpairot）教授的《学习演奏泰国肯（Khaen）的新方法》，探讨了经过实践的有效学习泰国口琴（Khean）的方法（技法方面），对于传统乐器的传承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毛继增教授《雪域优秀传统音乐是中华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的发言，凝聚了作者长达4年时间8次深入藏区潜心研究的心血。作者有选择地研究了藏族一音歌曲“伯谐”，用“欧盖”唱法演唱的诵经音乐以及史诗《格萨尔王传》，指出了由于独特的自然和历史原因，藏族传统音乐已经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央民族乐团张振涛教授《走进现代的陕北民歌》的发言，以深层社会、政治为背景，关注20世纪以来陕北民歌的历史变迁，论证了陕北民歌在20世纪传遍全国是“政治层面的话语权威以及民间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时代需求”。青岛大学祁慧民副教授《论互助土族人的色彩观念》的发言从一个民俗现象着手，通过对青海互助土族人Shaoso的文化解读，得出“彩虹故乡”是青海互助县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其五种色彩在生活中的运用蕴含着土族人的信仰、观念和文化选择的结论。南京艺术学院孙明跃副教授《“白沙细乐”——多民族音乐文化的结晶》的发言，从乐器和曲牌入手，阐述了其文化内涵及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了“白沙细乐”是纳西族本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交汇与融合的产物的观点。中央民族大学柯琳教授《贵州安顺“地戏”发展路径研究》的发言，以分布于贵州安顺地区的“地戏”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戏种如何适应区域环境、承传区域文化以及创新与发展等问题。最后指出：“一粒沙知世界，一个屯堡文化或许是每一个民族和族群文化发展的缩影。”苏州大学冯芸教授《多元文化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过对历代编订的昆曲曲谱在版本、谱式、制谱及多样化的呈现与不同诠释，折射出的珍贵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
三、关于亚太地区民族音乐传播与交流的专题，亦成为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
其一，是对中国传统音乐定音乐形态的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如山东艺术学院“泰山学者”刘晓静教授的《明清时期中国俗曲的发展与传播》，通过对明清时期兴起于北方、蔓延至南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种重要音乐现象的俗曲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特定历史背景下俗曲的文化内涵，总结了俗曲“活泼清新，纯真尚情”的艺术特质以及对周边及其他地区所产生的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其二，是对中华文化圈内的音乐传播与交流的研究。如青岛大学王静怡教授《中国音乐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特点》的发言，通过对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音乐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史料的梳理，总结了其阶段性、传播媒体及途径的社会性、传播内容的偏重性以及传播方式的多样性等主要传播特点。作者进一步指出，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使得中国音乐无论在第一代移民还是新一代华人中都能被接受。无论在华人社会的传统音乐、创作音乐中，还是在当地民族音乐中都能得以体现，从而真正地融入并植根于东南亚民众，成为东南亚多民族音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山东艺术学院王东涛副教授《中日传统音乐中几个相同概念的不同内涵》的发言，以中日传统音乐中诸如雅乐之类的几个相同的核心概念的比较分析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揭示了这些相同概念的内涵的本质不同，同时也进～步探溯了古代中日音乐交流中，形成这些相同概念变异的诸多历史原因。
其三，是中西音乐的交流方面。如山东艺术学院彭丽教授《中国音乐在美国西部大学的传承与流变》的发言，介绍了中国音乐在美国西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及艺术实践等情况，指出了中乐作为传承中华音乐文化的载体正以新的形式与内涵进行着流变的现实状况。
此外，尚有关于特定区域和历史时期内的乐器律制进行专题研究的发言，如韩国李辅亨（Lee Bo-Hyung）教授《十二声或七声：平均律乐器》的发言，则从乐器学的角度对东亚历史上的平均律乐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四、关亏山东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的专题发言，集中展示了山东当地学者对自身音乐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音协主席张桂林《齐鲁传统音乐的曾经发展和思考》的发言，以山东传统音乐为线索，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提出了重视民间艺术的保护，应从保存、继承、发展三个层面对齐鲁大地的音乐遗产进行传承。山东艺术学院王世慧教授《“鲁南五大调”的历史渊源及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影响>的发言，则通过剖析“鲁南五大调”的地域特性、社会经济特性入手，将“鲁南五大调”与江南一带的民间音乐相比照，勾勒出其流传、变异的过程，同时对“鲁南五大调”在不同社会时期的不同文化功能属性进行了阐述。山东艺术学院周明副教授《文化生态学的“内循环”——挫琴，一件上古乐器的传承与“旗城效应”的相对守护》的发言，对流传于山东中部青州、临淄等地的挫琴的历史渊源，提出了它所具有的“内循环”文化生态特征，即“挫琴的存在与青州北城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下而产生的‘旗城效应’的相对守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五、其他新的研究成果的专题发言
目前我国关于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1.1历史文化村落特征研究
不少学者从生态学、建筑学、景观学、文化等方面对历史文化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村落景观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类.如彭一刚(1992)分析了传统村镇聚落物质空间形态特征[1].刘沛林(1998,1999)认为古村落的形态和空间布局普遍受到宗族礼制、、风水观念、防御意识和诗画境界等人文理念的支配[2].
段进等(2001)以太湖流域古镇为例系统研究了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群序结构和拓扑关系[3].孙大章(2004)将聚落按布局形制分自由式、线型式、街巷式、梳式、组团式、轴线式和围堡式[4].何依(2011)以山西苏庄历史文化名村为例分析了家族姓氏与村落空间的耦合关系[5].还有大量研究以案例村落为对象,分析了其建筑特征、空间形态以及价值等.
1.2历史文化村落演变更新及动力机制研究
村落演变方面,赵勇(2005)将中国古村落的主要成因归结为地理环境封闭、自然资源禀赋好、宗法制度较严和文化的认同.部分学者以特定地域为背景,分析了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村落演变及其发展历程:陈伟(2000)论述了徽州古村落的形成演变与两次文化嬗变的关系[7];周庆华(2009)结合陕北地区探讨了聚落演化的生态动因、适宜模式[8];郭晓东(2007)从形态空间和社会空间两方面解析了秦安县葫芦河流域乡村的聚落演变[9];林涛(2012)对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进行了研究[10];张杰,庞骏(2012)以历史文化名村福全空间演变为例,构筑了系统协同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国家制度与大事件是引发古村落空间演变的关键因素[11].程海帆等(2011)在基于旅游发展的背景之下,探讨了传统村落更新的动力机制[12].
1.3村落保护及规划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包括保护理论研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评价体系、保护内容、保护措施与方法,整治技术,保护与发展的模式等.
评价体系方面,朱晓明(2001)从古村落历史价值、基础评价和居民意向三部分价值评估内容,提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13].赵勇等(2006,2008)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个方面遴选了15项指标构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指标体系[14-15].邵勇等(2012)以中国的历史文化村镇的特色以及价值评价为基础,对综合评价的特征与方法进行研究,阐述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的目的、原则、层次和框架[16].周轶军(2011)等探讨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在地域化实施中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17].
保护内容方面,赵勇等(2004,2008)提出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类型和确认标准以及保护原则及措施,保护理论、内容与方法[18-19].王景慧(2004)指出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要按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办法来保护它的整体环境风貌[20].方明等(2006)提出历史文化村镇中的传统建筑保护采用修复性再利用、改建性再利用和废物利用三种方式[21].余压芳(2011)认为文化空间是村寨保护当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将文化空间分为地点主导型和时间主导型并提出保护建议[22].
保护与发展模式方面,赵勇等(2012)回顾30年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历程[23].不同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生态博物馆模式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中的实践[24-26].樊海强(2010)提出了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三位一体模式,由保护、经营和监管三个子系统构成[27].刘奔腾(2012)探讨了社会转型期江南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模式[28].
在措施与技术方面,朱晓明(2000)探讨了古村落的土地整理问题[29].邓晓红,李晓峰(1996)认为按照生态控制论原理来控制聚落发展是解决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0].黄家平(2011、2012)等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基础数据指标体系进行了建构,并分析了其采集方法[31],以及提出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技术路线,导控体系[32-33].
1.4旅游开发研究
乡村旅游研究近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具体到历史文化村落,包括旅游开发对策、发展与管理、旅游对村落的影响、市场与旅游行为等.
吴文智(2002)以皖南古村落为实例分析,认为旅游地的发展一是由非理想区向理想区方向发展的良性持续演进模式;二是保护、开发状况不断下降的非良性演进.
刘沛林、申秀英(2004)分析了中国村落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35].吴承照、肖建莉(2003)结合高迁古村,[36]从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文化经营与社区旅游、生态安全与容量控制分析了其制约因素及对策.汪森强(2002)以宏村为例,认为应创新保护体系才能处理好政府、旅游企业和村民的关系[37].冯淑华(2002)认为城市旅游者是古村落旅游客源市场主体[38],古村落与中心城市空间关系影响着村落游客的流向流量.
车震宇(2005)以黄山市、大理州和丽江市村落为例,研究了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形态变化,把旅游村落分为渐变型、稳定型、突变型和恢复型4类并总结了它们的主要变化特征[39].程静静(2012)等以安徽黟县6个村落为例,构建了生态环境、规模、景观特色和管理服务4个因素的20个三级观测指标因子组成的旅游村评价指标体系[40].关于游客感知,戴永明(2013)研究高"真实性"古村落旅游产品的游客认知为古村落旅游产品设计和主客互动平台搭建提供意见和建议[41].戴林琳(2011)以乡村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不同类型乡村聚落的影响差异为主要关注点,分析不同地域居民对同类节事的感知差异[42].李萍,王倩(2012)以安徽齐云山为例探讨了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43].
1.5其它
预警及监控研究:赵勇(2008)以周庄为例,探讨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预警及方法[44].张淞茜(2012)胡潇方(2008),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监控系统,历史文化村镇文化空间保护预警系统搭建及指标体系中评价因子的选择进行了探讨[45-46].量化分析研究:如蒲欣成(2012)对传统乡村聚落二维平面整体形态进行了量化方法研究[47],
王昀(2009)通过聚落配置图的数理解析,研究了聚落的中心、领域与聚落形态的关系[48].防灾研究:贺为才(2010)以徽州古村石家村探讨了村落防灾综合规划的历史经验[49].法律法规研究:如王晓林(2010)以云南省地方立法为例,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地方立法展开研究[50]. 1.6小结
综观近十几年国内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规划、旅游发展、特征价值和形成演变几个方面,并形成了多学科参与的局面.由上个世纪重视特征价值研究转向演进及动力机制的探讨,对指标体系的研究日益深化.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内容、保护规划是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在大量案例村落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更多探索,但距离体系建立尚有一定距离.对历史文化村寨保护与发展的保障体系及保护制度等问题有所涉及.量化、防灾及保护预警等研究尚处于起步之初,有待深入.
2、贵州历史文化村寨概况
贵州省为多民族聚居的喀斯特典型地域,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特殊性,使得至今大多数的聚落空间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上个世纪90年代,在贵州境内建立了中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2002年6月贵州省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以"黔联呈(2002)3号文件"向全省各地下发了《关于公布全省2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镇的通知》,其中包含了16个村寨;2003年至今贵州共11个村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共计5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的名单,占全国总数的8%,居西南地区之首;2009年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单的通知(黔府发〔2009〕29号)公布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8处;在2012年和2013年分两批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贵州共计292个村落进入名录,占全国总数的18.7%,居全国前列.
3、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研究进展
3.1综合调查研究
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ToriiRyuzo)对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少数民族进行"文化寻根"田野调查[51].2000年受国家建设部委托,阮仪三教授组织和指导同济大学师生进行了黔中地区历史村镇的调查,调查结论认为黔中地区的历史村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52].21世纪以来,云南大学组织了一系列民族村寨调查,涉及到贵州境内大方县红枫村调查和黎平县九龙村调查[53-54].1983年开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具体组织了大型的综合性的民族调查,该调查以贵州省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境内的六座大山、六条大河命名,涉及了贵州大部分范围,称为"六山六水"调查,最终汇集为《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共计10卷,600余万字[55-57].这些田野调查及基础资料收集汇编,为历史文化村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2村落特征研究
包括村落的建筑特征及构造、村落空间结构、村落景观形态研究等,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着作成果、论文成果以及图集等.
涉及到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空间及景观形态的研究包括《山地住宅建筑》、《中国民居研究》、《干栏式苗居建筑》、《老房子·土家吊脚楼》等,主要着眼点集中于民居建筑.20世纪80年代之后,从单一的民居建筑保护向聚落整体保护方向发展,如1992年斯心直的《西南民族建筑研究》、蔡凌《侗族聚居区的传统村落与建筑》、戴志中与杨宇振《中国西南地域建筑文化》;毛刚《生态视野-西南高海拔山区聚落与建筑》、杨昌鸣的《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这些着作以西南地域为研究背景,涉及到贵州苗族、布依、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形式、构造、与地形地貌结合以及聚落空间形态研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工作的推进,涌现了一批以贵州地域作为背景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建设厅编着《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贵州乡土建筑》(2006)、罗德启《贵州民居》(2008),针对贵州典型民居及乡土建筑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展示.此外,民族类别的村落研究中,侗族村落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包括聚落形式、建寨规则、空间艺术、建筑形式、民族文化交融带来的影响等[58-60](顾静、周振伦、蔡凌,2005).在村落景观形态方面,余压芳(2010)以六枝梭嘎为例,剖析了低碳景观在村寨中的要素构成、成因与趋势,并探讨了适应性的文化保护模式[61].王红(2005)以贵州增冲为例,进行了侗族村寨的生态空间形态现状分析,运用弹性理论进行空间的预测分析,分析了其斑块-廊道-基质空间生态模式[62].各专业人士(余压芳、刘建浩,2011;周颖悟,2008;周真刚,2013)针对贵州特定村落的空间形态、景观格局、自然环境等在各自领域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63-65].
3.3保护与规划研究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广泛实施,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结合实践项目,探索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
罗德启(2004)梳理了贵州村镇保护实践历程经历,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66-67]并认为保护和利用的矛盾中,应多利用,少开发;村镇是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其变化不可避免,"变"应在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基础上进行.胡朝相(2011)对贵州民族村寨两个任务--保护文化和消除贫困,提出了具体措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方式[68].
各设计机构设计人员(张奕龙,2005;余军等,2012;赵爱克,2005)以特定历史文化村落规划为案例探讨了规划编制原则、整治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整治技术等方面的内容[69-71],从工程建设角度梳理了保护整治规划的作用和基本内容(陈隆诗,单晓刚2011;罗松华,2006)[72-73],其中,贵州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小康住宅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子课题之一"贵州民族村镇住宅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研究与应用",结合实践工程探索了民族村镇保护的保护实施技术.王红(2013)以贵州"那灰村"为例探讨了GIS在保护规划前期现状分析评价中的应用[74].
3.4生态博物馆研究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完成了对3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之后,遴选出来进行试点建设的雷山县苗族聚居的郎德上寨明确将整个村落视为博物馆的单位界域,成为贵州第一批露天民族民俗博物馆(吴正光,1985)[75].也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博物馆之一.1997年开始,中国和挪威合作,陆续在贵州省六枝唆嘎村、黎平堂安村、锦屏隆里村、花溪镇山村建立了生态博物馆.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博物馆编《朗德苗寨博物馆》对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朗德的建设历史和实践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调研和探讨.部分学者(余压芳2006,2012;杨政文2008)对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方面进行了一定研究,包括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应用,贵州各生态博物馆实施情况及效果跟踪[24-26].
3.5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对村落文化内涵的研究集中在民居建筑及村落文化空间,解读了特定案例公共空间及民居的文化性(肖冠兰;彭丽莉;王蕾
蕾,何颖娴2006)[76-78],认为文化空间是历史文化村寨中敏感区域,文化格局显着地影响着当地传统乡土聚落的空间形态、文化释义、民俗表达活动等的发展与变迁(余压芳,2011)[22]. 一些研究(向富华,2011;刘俊娟、李海,2012;龙启德,2008)主要关注了贵州村落旅游发展的模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策[79-81]:如蒋焕洲(2010)提出贵州村落应坚持以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强调保护文化的原生态;并认为建立政府、企业、村民之间合理的责权机制是保护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主张构建村寨旅游开发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82].随着近年保护开发历程的推进,村落景观、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余压芳(2009)根据镇山村变迁,认为保护理论及措施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之间呈现中度相关,而村民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村寨景观形态变化呈现高度相关性[83].何景明认为旅游并非造成当地传统文化变迁的主要因素,东道主有融入全球化的"自我决定权",政府在旅游市场形成后应规制与民争利,并实现政府角色的转换让位于社区主导[84].杨正文(2010)以上朗德村为例,展示了上朗德村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方面多年的探索与经验[26].杨建春、吴建国(2012)以"经济-文化人"假设作为民族村寨旅游管理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结合贵州朗德上寨分析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互动的原理和机制[85].
3.6村落保护规划管理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相关法规的完善,贵州历史文化村寨的保护工作日渐规范:大部分进入保护层次的村寨建立了村寨文化资源档案,对各级文物实行挂牌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查及审批情况更加规范严谨;各地制定了地方性保护办法,使保护工作的管理、执行与地方情况相结合;对国家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完善和文物古迹进行修复.近年来贵州各地州陆续组织了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的编制工作,如鲍屯村、楼上古寨、上朗德村、增冲村等已完成历史文化名村规划编制审批工作1).
4、结论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在全国范围内占有较大比例,既往研究已形成建筑学、城乡规划、景观生态学、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参与的局面.其中关于少数民族建筑特征、少数民族村落景观特征以及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对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理论体系的完善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相较于国内有关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的现状而言,以贵州作为地域单元背景的村落研究缺乏系统性,成果零散,部分研究领域空白,亟待补充和深入,具体如下:
1)防灾及市政基础设施研究尚未起步:贵州省超过73%的面积为喀斯特地貌,是世界上喀斯特最为集中分布的地区.陡峭的山地环境,临水而居的聚落选址,隐藏着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此外,村落大多数都采用木结构建筑形式,火灾一旦引发后果不堪设想.目前,大部分历史文化村落存在着防灾薄弱,市政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现实处境,而针对贵州特殊地理条件的村落防灾及市政设施研究成果几乎为零.
2)资源普查鉴定研究成果尚待充实:在2012年传统村落普查行动开展期间,贵州历史村落资源普查鉴定得到极大的充实,但目前尚未体现到研究成果中.
3)旅游开发对村落保护的影响反馈研究不足:村落的保护预警系统研究和旅游开发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及环境影响预测等研究尚未起步.
4)历史文化村落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动力机制探讨研究有待加强:对贵州历史村落近现代演进变化,演进模式以及动力机制缺少系统性深入的研究.贵州喀斯特地形地貌及少数民族聚居文化背景具有区别于其它地域的特殊性,加强对其近现代空间形态演进及其规律的研究和动力机制的探讨,才能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指导.
5)保护规划与整治技术存在缺乏整合性的可推广的应用技术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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