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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现在,我也不愿意相信孩子已经没了。”时光军说,他不愿再次路过那所医院,那样只会让他感觉“心一阵阵刺痛一。
从2010年1月25日首例手足口疑似重症患儿王帆帆离世,到小嘉聚,再到患儿王敏媛猝死。这个人口80多万的桂北重镇全州,已有14例疑似手足口病患儿殒命,其中4例已被官方正式确诊为手足口病。
这个比流感还低一等的传染病――手足口病,突然现出狰狞面目。
4月12日,全州县通报了手足口病疫情,自1月份以来,该县先后有“14名婴幼儿因患重症肺炎死亡”,其中1例为入院途中死亡,这14例病例均为7月龄至2岁半婴幼儿。
全州县卫生局局长蒋贤鉴告诉《望东方周刊》,由于实验室采样需要对遗体进行解剖等处理,正经受丧子之痛的家长们很难接受孩子的身体再次遭受损伤。14例中,除4例采集了病菌样本外,其余9例婴幼儿的病菌采样并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电就没有得到手足口病的确诊;另1例幼儿是在送医途中死亡的,也没有得到医院的确诊。
“钱花完了,孩子也没了”
2010年元旦开始,时嘉聚开始发烧,直到三个月之后病情恶化,脸上出现了米粒大的红疹子,“硬邦邦的”,一开始,母亲李丽丽还以为是被蚊子咬的。
4月5日,时嘉聚开始呕吐,父母立即将他送往当地诊所,打完针,时嘉聚平稳地度过了一天,第三天,小嘉聚全身无力,体温骤降。
当天,时光军抱起儿子时,他就猛地一惊,“感觉像是失去了知觉一样,处于半昏迷状态”。时光军见势不妙,立即将时嘉聚送往全州县人民医院。出门坐上车,车一颠,小嘉聚呜呜地叫,孩子的嘴开始发紫,脸色苍白。
一开始,主治医师并不能确诊,“前面也有很多孩子,他们(医生)通常都会说肺炎、气管炎,但我们的主治医师说,估计就是手足口痫,因为县医院设备有限,医生建议我们立即转到桂林。”李丽丽说。
全州离桂林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且医院的运费高达800多元,时家人没有同意这一提议。
在为小嘉聚抽痰时,时光军发现抽出来的痰里带着血丝。
这时,小嘉聚的体温到了39度半,“肚子忽然鼓得很大,像个球似的。”孩子的母亲李丽丽向《望东方周刊》介绍,医生说孩子的肺泡已全部烧坏了,从x片上看,肺部全部是泡了,里面全是淤血。
让时家人颇为焦灼的是,全州县人民医院没有一台儿童呼吸机,在给小嘉聚用上成人呼吸机后,孩子的整个小脸都被罩住了。
在4小时抢救之后,时嘉聚停止了心跳。“医生几次强制让嘉聚恢复心跳,但心电图已经不再波动,医生说再胸压对孩子太不人道,最后我们决定放弃了。”李丽丽说。
时嘉聚成为全州第13例疑似手足口病死亡婴儿。
而此时,短短的几天治疗中,时家人已背负近1万多元的医疗债务,尽管有新农合,医院可报销50%,但这对于时光军来说无疑又是一块心病,“钱花完了,孩子也没了。”
乡村医生被指误诊遭举报
家住石塘镇白露利的王敏媛亦没有逃离厄运。王敏媛的病历上显示:颅内感染、神经元性肺水肿、休克、消化功能障碍,均为手足口病并发症状。
王敏媛1岁零3个月大,与时嘉聚的前兆一样,一开始王敏媛也发烧、出红疹。4月7日,母亲邓丽芳带着她去了村医王殿学家里。
王殿学不在诊所,由其妻唐小艳代诊。诊断的结果是发烧38度、牙龈上火并红肿,于是吊了三瓶水,当天晚上王敏媛还是在发烧。见病情没好转,邓丽芳带着女儿再次来到王殿学家,此时王殿学依然不在家,唐小艳坚持原来的诊断结果,又是吊三瓶水。
烧是退了,但小敏媛越加烦躁不安。此时唐小艳解释是上火的缘故,并给王配了西瓜霜和小柴胡颗粒。
此后,王敏媛开始连续呕吐,“大概有四五次。”邓丽芳列本刊记者说。而此时,唐小艳的办法仍然是吊水,在打完一瓶葡萄糖和半瓶止吐药后,王敏媛再次开始发烧了。
在邓丽芳看来,正是唐小艳的误诊,耽误了女儿治疗的黄金时间。
4月10日下午,邓丽芳抱着女儿来到全州县妇幼保健院。值班医生在第一时间内给王敏媛测量了体温,温度计显示是39度。接诊的医生在得知王敏媛身上同时伴有红疹后,马上建议邓丽芳去全州县人民医院。此时,邓丽芳才第一次听到女儿的病:手足口病。
而在全州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的医生对王敏媛进行了检查,并对邓丽芳称:“你女儿的病不是很明显,我建泌你去儿科看一下。”
然而当邓丽芳抱着女儿跑到儿利窗口时,值班室的一名医生却告诉她挂的号找不到了,要求她马上重新去挂个号。邓丽芳无奈,只好带着女儿再次去挂号。
王敏媛脸色开始发白,四肢轻微抽搐。重新挂号之后,王敏媛被送进了检查室接受例行检查。检查时,鲜血开始从王敏媛嘴里流出。
“快点,你女儿需要马上急救!”医生惊呼。急救室在五楼,电梯久等未至,邓丽芳直接背着女儿爬上楼梯。半个小时后,抢救无效,王敏媛停止了呼吸,死亡时间:4月10日下午17时。
4月12日早上,在深圳打工的父亲王建军赶回家中,女儿的死亡通知单安静地躺在玩具车上。
“如果政府能够早做宣传,如果村医能够找对病因,如果抢救时,医院不再让我们去排队挂号的话,我女儿可能不会死。”邓丽芳说,尽管已经将举报乡村医生王殿学误诊的材料交给了县卫生局,但至今仍未有答复。
疫情惊动卫生部
4月6日凌晨,全州县卫生局局长蒋贤鉴接到妇幼保健医院院长电话,得知该院收治全州镇龙岩村一名患儿谭文长病情严重,疑似手足口病病例。蒋贤鉴随后率医生前往医院组织抢救,最终患儿谭文长死亡。
由于家长配合,该死亡患儿尸体被解剖后,样本被送往南宁进行检测。4月9日,被确诊感染手足口病病毒。4月9日当天,全州县启动手足口病应急预案,此时距第一例疑似病例死亡已过去73天。 2010年4月11日,全州县紧急通知:凡有6岁以下发热儿童、出现皮疹儿童、口腔疱疹儿童到你诊所就诊时,请立即转上级医院就诊;如伴有精神不振、嗜睡、肺炎患儿,马上转县人民医院。
蒋贤鉴对《望东方周刊》称,自2010年1月1日至4月12日,全州县重症婴幼儿死亡病例累计14例,其中4例为EV71手足口病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余10例为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可能性较大。”
本刊记者了解到,自2010年1月1日至4月8日,全州县累计报告手足口病例111例,其中死亡病例累计3例。自4月8日到12日,全州县新增手足口病
例287例,其中死亡病例1例。目前,全县收治的病例中暂未发现重症病例。疫情发生以来,全州县共向上级医院转诊重症病例10例。
全州县的疫情惊动了卫生部,随后,卫生部派四名专家指导防控。
蒋贤鉴称,对于重症手足口病患者,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天左右,最佳抢救时间为前两日。目前,我国病毒专家对手足口病尚未研发出有效预防疫苗。
对于全州县出现的手足口病,全州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忠云认为,该病由病毒EV71(肠道病毒的71型)引起。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中枢系统,引发诸如脑膜炎、肺出血、脑干炎等并发性疾病。
王忠云坦陈,手足口病患者若在村医和乡镇卫生院被拖延、留诊,那是很危险的,“天气变化落差大,这种病可能呈波浪式发展。”
“我们绝对没有瞒报,漏报”
至于病毒的来源,全州县疾控中心主任房天喜则认为是从外地传人,“全州有20万人外出打工,是广西的劳务输出大县,去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较多”。另外,蒋贤鉴称,城乡接合部正演变为手足口病高发区,同时也是疫情防控盲点,这个势头与中国城市化扩张迅猛有关。
蕉江乡大源村男童王帆帆是全州境内今年第一例疑似手足口病死亡患儿。1月23号,王帆帆的爷爷王臣高发现孙子发高烧,而且拉了一天肚子,便把他送到万板桥镇卫生院,医生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回到家后,王帆帆的奶奶谢永秀给孙子洗澡时,发现孙子身上出了一身的冷汗。1月25日,王帆帆在全州县妇幼保健院治疗期间,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此前,谢永秀曾发现王帆帆的小腿根部有红色的疱疹,舌头上也出现红色的丘斑,之后王帆帆全身都长满了米粒大小的红色疱疹,“我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疱疹,只是给他涂了点痱子粉!”
这是全州县今年的第一例疑似手足口病婴儿死亡事件,但由于诊断时,皮疹不明显,医生将其诊断为重度肺炎,而不是手足口病。蒋贤鉴说:“2009年版的手足口病鉴定标准有一条就是,没有明显皮疹的不宜确诊为手足口病。”
“我们绝对没有瞒报、漏报。”全州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兹创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不能说确诊,只能说疑似病例,不当预测会造成恐慌的。”
“全国死亡97例,全州14例。”王兹创认为,“基于人口数量,全州的死亡比例并不那么高。”
以前的手足口病患者都会出现皮疹的现象,但是今年全州患病儿童没有出现皮疹或者皮疹不明显,这是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的原因之一,“而恰恰是这部分患病的孩子发病死亡率高!”蒋贤鉴说。
多数村医不识病症
王兹创告诉本刊记者,此次手足口病存在的地区,大多是医疗设施落后的乡村。面对来势汹汹的手足口病,乡镇医疗机构猝不及防。事实上,基层防疫体系分三个环节,县疾控中心、乡镇卫生院和村医,后两者是基层防疫体系的首要环节。本刊记者在全州县的采访中发现,村医和乡镇卫生院的防保员,在疫情暴发时,多数不能辨别确诊手足口病。
被死亡患儿家属邓丽芳举报的村医王殿学,是在白露村外的一处养猪场内接受本:刚记者采访的。王殿学称,由于村医收入偏低,又没有政府专项拨款,当地各村委卫生所大多自负盈亏,自我经营,全州县卫生局一年给各村村医的补贴是300多元。因此,王将主要精力放在养猪场上,该项收入效益可观。
王殿学告诉《望东方周刊》,出事前,自己虽行医11年,但从未接受过当地政府组织的手足口病培训。
王殿学既,即便自己能够确诊手足口病,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是,“如果上报了怕县里领导说我谎报疫情,无中生有会引起恐慌。”
“乡镇防疫站虽然有十几人的医疗队伍,但也忙得焦头烂额。他们尽管有执业证,受过培训,也只是打打针,发发宣传资料和消毒液而已。”王殿学说,很多基层疾控人员多是医疗单位内部子弟或关系户,实际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待遇也不高。
石塘镇马岭村村医胡严姣更是纠结,她的儿子和侄儿均患上了手足口病,侄儿胡佳杰已在3月17日离世。胡严娇从医9年,亦从未接受过手足口病确诊培训。
3月16日,胡严姣果断决定将侄儿送至全州县妇幼保健院,医生最初结论是肺炎。“但他们不肯给孩子照x片,说下班了,要明天早晨才可以。”胡严姣激愤地说。
第二天凌晨4点,胡佳杰抢救无效离世。
作为医生的胡严姣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手足口病,“以前只是听说了,上面也没有发宣传资料下来,村里面信息也很闭塞。”
“很多情况下被误诊为感冒、口腔炎,时间被耽误了。”胡严姣说。直到4月17日。自己才风尘仆仆地赶到县中医院接受了全县村医的手足口病专项培训。
官方称病情“提前”暴发导致措手不及
胡严姣向本刊记者介绍,按照国家规定的传染病上报程序,一周内一个村庄出现两例病例就可视为“聚集性发病”,必须上报。
在蒋贤鉴看来,虽然国家规定执业医生可以直接上报疫情,但乡镇医生并没有意识到大规模疾病的暴发。
“以前传染病宣传栏里也没有手足口病这一栏,村医院的登记本上电没有手足口病这一项。”乡村医生王殿学说。
事实上,早在2010年1月25日,全州县蕉江乡大源村就出现患儿王帆帆首例疑似死亡病例;2月11日,大西江镇大西江村11个月的手足口病疑似患儿蒋毅文,在赶往县妇幼保健院的途中死亡;2月22日,才湾镇白石村1岁8个月的患儿蒋佳浩在县人民医院死亡;3月4日至3月29日,先后有黄权闻、李嘉诚、胡佳杰、蒋依慧等6名患儿死于官方后来认可度较大“疑似手足口病”;4月9日,官方应急预案正式启动之前,又有邓文丽、伍怡彬等疑似手足口病死亡案例。
全州县疾控中心主任房天喜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全州县人民医院就累计确认了109例手足口病,稍微治疗一下,很多人就顺利出院了,并没有死亡病例。
蒋贤鉴解释,根据往常的情况,手足口病高发期是在5月至7月,今年的“提前”让他们措手不及。
本刊记者了解到,虽然当地官方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但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尽如人意。比如4月5日,村医胡严姣到县疾控中心开会时,就反映了乡村消毒液紧缺,直到4月11日,防疫员才将用品配送到马安岭村。
本刊记者看到,胡严姣仅有的基本仪器是听诊器和体温表。
媒体报道后政府采购呼吸机
据媒体报道,全州县当地基层医院医疗条件差,缺乏必要的抢救设备,全县没有一台儿童呼吸机、血气分析仪,导致重症婴幼儿无法进行有效抢救。随后,有评论文章质疑政府是否因为片而追求政绩而轻视了对生命的敬畏,更有人直接追问当地政府医疗拨款流向何方。
“全州县2009年的财政收入为3.79亿元,只要从中拿出100万元,多购置些儿童医疗设备,状况肯定就不会这么惨烈。”王殿学对《望东方周刊》说。
蒋贤鉴称,作为1998年卫生部认定的二甲医院,全州县人民医院在此次疫情发生前,的确没有儿童呼吸机和血气分析仪,“我们往往根据轻重缓急来购买医疗设备。”
蒋贤鉴说:“我们每年用于医疗设备的财政支出仅为300多万元,医院创收也不见起色,只能维持运转。”
目前,全州县政府已为手足口病疫情防控投入70万元,一台新引进的瑞士进口儿童呼吸机就花去45万元。这是在媒体报道后,经全州县委书记亲自拍板采购的。
全州县人民医院院长王忠云向本刊记者透露,“儿童呼吸机使用频率不高,一般配备在重症监护室(ICU),而我们是二级医院,哪里有ICU?而建一个ICU需要几千万元,县里财力做不到。”
照片中的这位少女,如今已经65岁了,她是我的母亲。
结婚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母亲能够吃苦。外祖父是怡保数一数二的殷商,拥有一幢占地极广的双层大宅。虽是富商,然而,外祖父全无伧俗的铜臭味,相反的,音符和书香,满屋飘溢。
天生聪慧的母亲,在这种优渥的环境里,逐渐成长为一名极为出色的女性。她静如处子,动若脱兔;入水能游,出水能弹(钢琴)。她不但通晓中英双语,而且能写出一手流畅的好文章。
1945年,被誉为“抗战英雄”的父亲,在拜会怡保侨领外祖父时,看到了坐在小厅里为外祖父处理文件的母亲。
惊艳。
从此,外祖父那座大宅便变成了一块强力磁石,每天晚上,风雨不改,父亲一定准时报到。终于,成功地俘虏了美人心。
婚后的生活,时而安定,时而坎坷。父亲曾与朋友在一个唤作“和丰”的地方开采锡矿。然而,由于所投资的那一大块土地锡米不多,因此,那几年的辛苦便白白付诸东流。
我出世时,父亲已是个小酒铺的店主了。小小的酒铺里,访客川流不息;然而,这些来访的人,谈酒不买酒,他们谈文化、政治、社会、理想。每每尽兴而归时,生性慷慨的父亲便把一瓶瓶的酒送人。这种“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小酒铺的赤字愈来愈多,最后,闭门大吉!
这时,一向热衷于文化事业的父亲,高高兴兴地办起报纸来,这份报纸,取名《迅报》。
筹办《迅报》期间,家中的经济拮据不堪,我们住在一所无电无水供应的茅屋里,屋外乱草丛生、群蚊飞绕。一条邋里邋遢的河,日夜不停地在屋外呜咽抽泣。
有了3个稚龄孩子,母亲的家务永永远远也做不完。婚前那一双保养得极好的手,粗糙了,起泡了,生茧了。童年里最为清晰的一个印象是:穿得极为朴素的母亲,蹲在地上,用竹枝扎成的扫把,一下一下清扫地上的污水。
那一年农历新年,近在眉睫,可是,米缸却有断炊之虞。夜极深,爸爸还在外头奔波张罗。母亲煮了一锅稀稀的白粥,3个小孩儿狼吞虎咽。母亲坐在桌旁,双眉微蹙,不言不语。她面前的那碗白粥,没了烟气,冷冷的、白白的 、圆圆的一团,好似一张血色被抽离了的忧伤的脸。远处,隐隐地传来了爆竹的声响,稀稀落落的,好像是星星点点的喜气,可是,这喜气,却是摒绝在我家门外的。好不容易等到爸爸回家来了,两个人相对看时的表情是没有表情。
外祖父对于女儿困窘的情境并不是视而不见的,可是,母亲倔犟的傲骨却使她不肯接受任何来自娘家的接济。而情操极高的父亲,对于金钱的概念始终很淡薄。夫妻两人打定心意,齐心协力地咬紧牙根以渡过人生这一段萧瑟酷寒的黑暗期。
在贫穷的夹缝里为三餐营营碌碌的母亲,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她为父亲的《迅报》写长篇连载小说,笔触细腻,情节曲折,据说拥有不少读者呢!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母亲低着头在沾着油迹的木桌上写作时那美丽绝顶的神情。煤油灯里闪烁不定的火舌映照在褐色格子的稿纸上,好似无数小精灵在快乐地起舞,母亲嘴角含着温柔的笑意,整张脸的轮廓显得非常地柔和。在这个全神贯注地进行创作的时刻,她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她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
除了创作,母亲也自行翻译外国的文稿。她对语文,有着强烈的兴趣,数十年来,不论处于顺境或是逆境,她都不曾放弃阅读。常常涉猎英文杂志报纸的结果,使她有了极强的英文基础,因此,从事翻译,得心应手。
文化事业,是恒远地寂寞的。父亲创办的《迅报》,在苦苦支撑了3年之后,因为曲高和寡而闭门大吉了。
这时,父亲决定离开怡保,南下新加坡另谋发展了。下这决定时,家中老幺刚出世不久,母亲在初生婴儿不断啼哭的烦乱里,在稚龄儿女不停吵闹的慌乱中,保持着高度的镇定,有条不紊地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打点好。
1958年,我们一家子挥别了淳朴美丽的故乡怡保,来到了当时繁乱而不繁华的新加坡,在地点偏远的火城,租下了一个房间,一家六口挤在一起住。
初到异乡的父亲,在他哥哥的协助下,当起了建筑承包商,早出晚归,日夜拼搏。
母亲呢,足不出户地照顾4个小孩儿。外头的花花世界,她连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邻居的东家长、西家短,她充耳不闻。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桌布窗帘布,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与阅读,和她已成了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在那段年轻的日子里,我曾是母亲眼中的刺猬。有一回,闹了情绪,受了责骂,足足几天,不和母亲对话。晚上,她一边抹桌子,一边叹气,说:“我是你母亲呢,怎么说你几句就当我是仇人。”
我抬头看她,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她头上闪出了几根刺目的白发,眉眼处也牵出了几道惹目的皱纹。
我很震惊。母亲居然有白头发、有小皱纹了呢!千句万句“对不起”,悄悄地在心底响了千遍万遍,可是,说不出口来。
上了大学,忙着适应新生活、忙着结交新朋友,就算是周末也好似蜻蜓点水似的,轻轻一转,又飞离家门,在外头辽阔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大快乐。
这时,父亲的事业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生活过得很宽裕。孩子又一个个长大了,母亲有了可以随意外出看戏购物的时间、自由和经济能力,可是,她依然还是足不出户。她窝在家里,弹钢琴、读书报、看电视、听音乐。这些,原都是她生活里的最爱,可是,生命里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为生活而挣扎,她默默地痛苦地把它们都放弃了。现在,有了重温旧梦的机会,她当然紧紧地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充分享受了。
母亲偶尔外出,也是为了拾掇青春期间曾有的快乐:她去游泳。尽管“荒废”了那么多年,可是,她的泳术并不曾生疏。一跳进蔚蓝的池水里,她便化成了一条灵活的鱼,溜溜滑滑地由一头游到另一头去。整个游泳池的水,都感染了她的快乐而轻快地荡漾着。有时,亲戚从外地来访,大家一块儿到马林百列公园去野餐。这时,母亲便会租一辆自行车从草地中央的羊肠小道飞来驰去。
我大学毕业那一年,50余岁的母亲“自动请缨”地为我誊抄洋洋10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伏在闪着亮泽的花梨木桌上,母亲心无旁骛地把秀丽如花的字一个一个嵌入纤细的格子里。
去年,当上了专科医生的弟弟把父母亲都接到英国去住了。母亲寄来了大沓的照片:在伦敦大桥下的、在蜡像馆与伊丽莎白女皇合摄的、在泰弗加广场让鸽子站在肩膀上拍摄的……全都显得神采飞扬。
自1993年起连续3次获美国性学委员会颁发的性治疗学家资格证书,是内地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生。目前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20年来已主编、共同编写和翻译50多种专业和科普书籍,发表了50多篇论文和综述等,发表了2000多篇科普文章。
世人真有点谈肾色变的架势,君不见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壮阳补品吗?连公交车上也刷满了补肾药的广告。其实,所谓肾亏完全是一种文化病,它只在中国及部分东方国家如印度这种特定文化中才会出现,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没有这么一种病。国际疾病分类中仅把它列在附录之中的“文化特定”里,即最初只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发现、也仅存在于那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由于对、阴液丢失的担忧,从而产生种种性焦虑及一系列躯体问题,而躯体问题则是焦虑所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它实际上是纯粹的心理作用。但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和愚昧的沉淀,肾亏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问题却把亿万中国人搅的心神不安,男也肾亏、女也肾亏、老也肾亏、少也肾亏,简直成了民族灾难。更要命的是,很多年轻人也在那里为所谓肾虚苦恼,惶惶然不可终日。
中医说的肾可不像西医的肾脏那样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解剖学上的具体器官。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是人体生长发育的原始动力,是生殖繁衍的物质基础,是正常活动的原动力。它不仅受先天禀赋强弱的影响,也需后天脾胃生化水谷之精的滋养和补充,才能逐步成熟。人的一生就是肾中精气逐步充盛、再经过长时间旺盛、而后又转向衰退的过程。如幼年时肾气逐步充盛,故有发长齿更的变化;青春期时肾气进一步充盛乃至达到性成熟,男通精女初潮,两性均开始有了生育能力;在青壮年时期肾气旺盛而筋骨强劲、肌肉壮满、各种机能强盛而稳定;自40岁以后男女均步入更年期,肾精便开始由旺盛而逐步衰退,出现脱发、发鬓斑白、牙齿松动、面焦筋萎、疲乏无力、减退、力不从心等现象,女性行将绝经并丧失生育能力;到了老年肾精更为亏少,男子生育能力也将逐步减退乃至消失。中医说的肾涵盖了内分泌、泌尿、生殖、免疫、神经、血循环、呼吸、运动等人体主要生理功能的概念,而在现代医学当中恐怕还找不出一个能与它相对应的器官或组织,即使是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系也难以与之匹配。可以说中医的肾是一个虚拟的概念。
用拐杖开辟人生,征来的爱情浪漫又甜蜜
1969年7月的一天,北京一个普通家庭里,随着一声啼哭,一名男婴来到了这个世界。男婴的母亲是位教师,父亲是位军人。父亲给他起名刘建军,希望他有军人般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
刘建军1岁多时,经常发热,哭闹不止。父母带他到医院检查,但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却将一家人的心击碎了: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很难完全治愈,经过治疗也只能有所改善。那时,刘建军的右腿已经部分瘫痪,左腿状况较轻。
5岁时,刘建军的右腿在北京301医院做了手术,但效果不明显。上学后,刘建军立志将来要学医。1988年高考,刘建军第一志愿报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首都医科大学。虽然高出录取分数线几十分,但学校因刘建军的身体状况没有录取他,最终他被第二志愿山东滨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录取。毕业后,刘建军被分配到北京博爱医院小儿脑瘫科工作,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拐杖医生”。
1996年7月,在家人的劝说下,刘建军在北京当地的报纸《精品购物指南》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虽然不抱多大希望,但刘建军还是对此充满了憧憬。半个月后,刘建军收到了一封信,他被写信人言辞间流露的真诚打动了。
见面那天,已经过了约定时间40分钟女孩还没来,刘建军有些失望了,心想再等10分钟,如果还不来,自己就走。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女孩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她不好意思地笑着伸出了手:“对不起,我在地下通道走错了出口,让您久等了。”手一握,刘建军的失望全消了,眼前的女孩朴实无华,有礼貌,看上去很有眼缘。握手的一刹那,女孩愣了一下,然后又笑了。女孩叫杨玉荣,24岁,山西原平人,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打字录入员。两个人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
分手时,刘建军望着杨玉荣的背影满是不舍。这个女孩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在一个多小时的聊天中,她从来没有问及他的身体和经济状况,总是在认真地倾听。她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呢?
此时,杨玉荣的内心也是一片喜悦。她对刘建军的接纳是源自同是残疾人的父亲的影响。杨玉荣两岁时,父亲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了下来,左腿受伤,从此就一直拄着拐杖,但父亲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更加乐观坚强。这让杨玉荣慢慢懂得,健康的内心比健全的身体更重要。她和刘建军握手时愣了一下,是因为她握到了一层厚厚的老茧。这些老茧的背后凝结着多少付出和汗水啊!可是,聊天时,刘建军并没有罗列自己的苦难,也没有炫耀自己的坚强,而是轻松随意地交谈,人实在又自信。
妻子挑灯夜战再学习,激励他读完硕士考博士
两个人顺理成章地开始交往了。几个月后,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第二年5月18日,两人结了婚。婚后他们就住在刘建军父母家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内只有简单的床、衣柜和桌子。杨玉荣没有一句怨言,还和公婆相处得十分愉快,婚后的生活安稳和谐。
但此时的杨玉荣内心有了一丝压力,虽说跟公婆住一起一切都不错,但以后总要靠夫妻俩的努力买一套新房才是。丈夫工作稳定,而自己的工作却朝不保夕,技术性不强。虽然已经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数控专业,但4年的课程要想全部通过,非要花一番苦功不可,生活的重心只能转移到学习和工作上来,要孩子的事情暂且推后。
杨玉荣把想法跟刘建军一说,刘建军也很赞同。由于杨玉荣的很多课程安排在晚上,下班后,有时她连饭也来不及吃就朝学校跑,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她像一个上满劲儿的发条,不停地运转。这让刘建军从内心里再次对她刮目相看。
妻子这么努力,自己也不能止步不前呀。刘建军明白虽然自己是医学院全日制本科生,但要想在儿童康复方面有所建树,已有的知识根本就不够用,必须加强学习,他决定考在职硕士研究生。刘建军把想法给妻子一说,妻子高兴坏了,其实,杨玉荣早就想让丈夫考研了,只是担心他没有这份雄心,才拿自己的努力激励他。
刘建军报考了首都医科大学儿童康复专业,开始积极投入备考。
2000年7月,刘建军如愿以偿踏入这所曾经拒绝过他的大学,并决定读完硕士读博士。
2003年刘建军硕士毕业。就在这年,女儿诞生了,杨玉荣辞掉了工作,在家一心带孩子。刘建军看妻子太辛苦,就想为家里多分担些,打算读博的事以后再说。杨玉荣知道后,鼓励他说:“孩子我一个人能带,我女儿会为有个博士爸爸骄傲呢。”刘建军望着女儿可爱的小脸热泪盈眶。同年9月,他顺利考上同校博士研究生。
妻子大爱绵长,助他登顶医学高峰
随着刘建军在儿童康复学科方面的研究越来越深,他把研究方向放在了小儿脑瘫新疗法――神经阻滞术上。2000年以前,这种注射技术并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注射的药物是副作用较大的苯酚,所以苯酚神经阻滞术一直处于医学界的边缘状态。
2000年,刘建军参加一个康复学习班,这才知道在治疗痉挛型小儿脑瘫方面,西方国家已经有了一种更先进的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即注射的药物是肉毒毒素。这种技术不光见效快,而且副作用小,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治疗小儿脑瘫痉挛症的必备疗法之一。但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在国内是一项空白。如果这种技术能在国内深入研究并作临床观察应用,将给国内康复界带来史无前例的意义。但刘建军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种疗法的效果并不明显,他的脑海里甚至闪过了放弃的念头。
感情细腻的杨玉荣看出了丈夫的想法,就想了个办法。一天,她来医院给刘建军送饭时,对他说:“有一位患者把电话打到家里来谢你,说他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刘建军惊喜地问:“真的吗?”杨玉荣重重地点点头。刘建军吃完饭,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研究中。
2002年,刘建军给河北一位农村孩子做了一次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手术,后来病人并没有按计划继续治疗。刘建军给患者家里打电话,患者父亲说,没有钱不治了。刘建军急了,对着话筒大叫:“怎么能不治呢?不治孩子再也站不起来了,你们不来,我到你们家去!”刘建军撂下话筒就要动身,这下可把杨玉荣急坏了,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河北邯郸离北京可不近,丈夫这身子,怎么挨得住?刘建军听不进妻子的劝阻,背上医用包,拄着拐杖就出了门。杨玉荣连换洗衣服也来不及收拾,拿了一把伞追了出去。
到了河北邯郸,雪虽然停了,但乡间小路崎岖难行。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拐杖点到地上很容易打滑,刘建军借不到力,不得不把身体靠在妻子身上,杨玉荣成了他不折不扣的“拐杖”。等赶到患者家里时,两人都快累虚脱了。
患者的父母惊呆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北京大医院的医生真的会到他们家来。临走时,患者父亲将刘建军搀上汽车,瞅了瞅刘建军的拐杖,又用手在刘建军身上比划了几下,激动地说:“来年我给你做一副好拐杖,保你好使!”果然,第二年他带孩子到北京复检时,就给刘建军带了一副木制的拐杖。这副拐杖,刘建军一直珍藏到现在。在刘建军两年的系统治疗下,那名小患者终于康复了,可以像正常孩子那样行走了。
渐渐地,刘建军在国内康复界有了一定的名气,来看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奔着刘建军的名气来的。
2009年的一天,刘建军的一条腿不慎摔骨折,本来就行走不便,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只得在家卧床休息。杨玉荣又要上班,又要接送孩子上下学,还要照顾刘建军,整个人忙得团团转。
一天,一位外地来的患者急着要让刘建军给他看病,刘建军决定到医院去一趟。刚要拿起拐杖,杨玉荣赶忙走过来说:“拐杖的把手没包布,有些凉,我扶你去。”
瑟瑟的寒风中,杨玉荣一手搂着刘建军的腰,一手拉着刘建军从她肩头绕过来的胳膊,扶着他一步步朝医院走去,她呼出的热气渐渐模糊了刘建军的眼镜。刘建军再次流下了热泪,有妻子这根温暖的“拐杖”,他是多么的踏实和温暖啊。
调养3个月,重新去上班的刘建军又像一位斗士开始忙碌了。随着刘建军掌握的肉毒毒素神经阻滞术的成熟,他开始带一些实习助手,将这种技术传给更多的人。
提升医学教育水平,培养高质量医学人才,是我国在改革不断深化新时期下的重要课题。研究比较中美医学院校建制、医学教育体系构成、医学生培养环节以及医学人文品质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对我国医学教育的改进措施,对于我国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疗的整体水平提升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医学教育;医学院校;中美比较;诊断;治疗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大众对医疗服务的要求和期望不断提高,社会对医学教育的探讨也倍受重视和关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学教育经验,培养具备高质量、高素质的医学生,有利于我国医疗质量的整体提升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美国高等医学教育是西方医学教育的代表,近两年,笔者通过走访留学生、查阅文献,并先后赴美国哈佛医学院、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等医学院校进行交流访学,对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有了深入认识。本文通过比较研究中美两国高等医学教育在建制、教育体系构成、医学生培养环节以及医学人文品质等方面的差异,以期对我国的医学教育有所借鉴和启示。
1中美医学教育的比较与分析
1.1中美医学院校的体制存在差别
中美医学院校在建设、筹资和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医学院127所,其中州立76所,私立51所,而我国医学院校均由政府建设。美国医学院校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有偿服务、研究经费、政府拨款和校友捐赠等,筹资能力较强,而政府拨款则是我国医学院校较为主要且单一的经费来源。美国医学院校的质量评估主要由非政府的第三方组织高等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进行,联邦和州政府通过教育拨款和科研资助等形式对各医学院校略加影响,我国医学院校由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实行基本一致的学制和课程[1]。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中美医学院校在办学性质和宗旨上存在本质差异。美国医学院校实行“精英教育”,旨在提高医学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院校具有很大的自,可以自主调整办学方向,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因此具有鲜明的特色和较强的灵活性。我国医学院校推行“大众化”教育,旨在在较短周期内培养能满足于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医药卫生工作者,但受制于院校隶属关系的差别,或由于区域间的政策差异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衡,较容易导致不同医学院校间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出现差异。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中美两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适应了本国国情。
1.2中美医学教育体系存在差别
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体系较为完整性,通常由“院校医学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三部分组成。其医学教育起点较高,报考考生须完成4年大学本科学习且修过医学预科教育课程,通过医学院入学考试后才能就读。美国医学院校教学大纲为4年制,成绩合格者授予医学博士(medicaldoctor,M.D.)学位。M.D.的学习课程与医师执照考试挂勾,学生在前2年学习医学基础课,结束后要参加执照考试的第一部分,后2年进入教学医院,临床课程、见习和实习结合在一起,结束后参加执照考试的第二部分,合格后才具有申请住院医生的资格。M.D.毕业后须经过年限不等的培训(包括住院医师培训和专科医师培训等),完成执照考试的第三部分后方可获得行医执照。美国对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法律规定医生须接受知识更新教育和考核,合格后才能获准更新执照[2]。相比之下,历史原因造成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院校医学教育”的学制和培养模式较为复杂,主要有五年制临床本科、八年制本硕博一贯制、三年制临床型或科研型硕士、三年科研型博士等。“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较为薄弱松散,我国的医学本科生毕业后工作1年以上即可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硕士、博士在读期间只要有单位挂靠,也可以申请考试,通过后即可在医疗机构从事医疗工作。医学教育体系所导致医学生专业素质的差别较为明显。美国医学院校的培养模式要求所有具备行医执照的医生都有在大型教学医院的从业经历,保证了医生都具备较为扎实的临床功底和较为一致的专业水准。对基础科研感兴趣的医学生在校期间还可申请攻读生物医学哲学博士学位(philosophiaedoc-tor,Ph.D.),毕业获得M.D.和Ph.D.的双学位。双学位博士除了临床知识学习和实习以外,还需要在实验室接受长时间的基础科研训练,发表一定质量的科研论文后才能获得学位[3]。相比而言,我国医学院校培养的本科毕业生现阶段通常难以满足社会实际需求,且不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水平差别较大。在研究生层面,由于我国医学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学术型研究生阶段进行科研的同时,往往不能兼顾临床技能的训练,毕业后存在到了临床“不会看病”的问题,而专业型研究生虽然临床技能娴熟,但由于缺乏基本的科研培训,创新能力难以提升。
1.3中美医学教育实施的各环节存在差异
首先,中美医学院校的生源存在差异。如前文所述,美国医学院学生的入学条件严苛,只有成绩拔尖、素质全面的本科毕业生才能通过,相当于研究生教育。从医学生的角度来讲,他们在学医前就接受了高等教育知识体系的训练,并选修了医学相关课程,保证了在进入医学院后对生命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可以说,在美国上医学院绝非一时冲动的想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学生的稳定性和成熟度也更好。相比而言,我国的医学院校直接招收高中毕业生,由于每年招生数量较多,竞争不太激烈。尤其在近年,医学院校报考人数还有逐年下滑的趋势。对于我国的医学生来说,多数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对于未来职业的认识度和责任感并无感性认识,以致在今后求学时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失去耐心和热情。其次,中美医学院校的教学资源和手段存在差别。在课程设置上,美国医学教育将基础课程进行学科间交叉整合并集中安排授课,不仅能减轻学生负担,更能促使学生从多个角度客观、整体地学习和思考,知识体系搭建得更为牢固。美国医学教育还注重基础与临床学科间的联系,在基础学科教学中密切联系临床,在临床见习、实习中继续强化基础学科知识。临床实习时,科目设置除“内、外、妇、儿”等常规科目外,还设置了急诊医学、老年医学和家庭社会医学等科目,体现了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4]。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中,基本框架仍然遵循着基础、临床、实习的“三部曲”,三个阶段过分明确和独立,加之学科界限明显,把完整的人体和生命现象人为地割裂,医学生在学习过程感觉较为枯燥,也难以对医学体系形成综合、整体的认识。再者,中美医学院校的教学目标设定存在差异。美国医学高等教育一方面强调培养在高校或医院中兼具基础性与临床性的专门医学人才,另一方面强调培养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和传播知识的医教人员,目标设定较为清晰,能够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5]。我国医学生培养的目标较为模糊,按教学目标要求,本科毕业的医学生应该具备较为基本的临床技能,但实际情况却无法满足医院需求,促使毕业生纷纷考研。而我国医学研究生的学业培养本科化,课程设置专业化,过于强调专业性的学习训练,导致研究生知识结构单一,综合能力不足。部分医院的专业培养并未能融入临床实践,甚至有些学生仅会做课题写文章而与临床脱节较严重,导致临床能力较差。此外,中美医学院校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存在差异。美国医学院较早开展标准化病人和计算机模拟系统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在我国医学院校,受制于发展水平和经费投入等客观条件限制,教学手段相对落后。美国医学院校中已普及“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PBL)”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学习方法(CBL)”等教育方法。这些教学方法能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也有所裨益[6]。我国的医学院校现阶段仍然维持传统学科型的教学模式,注重课堂理论知识灌输和基础知识的掌握,使得我国培养的医学生多是会考试的学生,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最后,中美医学院校在学业考核方面存在差异。美国每个医学院都自主建立了考核体系,除了对读写综合能力、与病人交流能力和标准化病人的评估,还需要评估学生对医学道德、医疗法规以及循证医学等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此外,还要评估学生对待病人的耐心程度和紧急状态下对病人处置等能力[7]。我国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考评通常是考多评少,以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考核为主,考核方法也较单一。此外,对医疗法规、医德人文等方面则较少考评,使得医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不得不对这部分内容重新补课。
1.4中美社会医学人文品质的差异
中美两国教育体系的差异,以及两国文化经济等国情方面的不同,直接反映在两国医学生在能力、个性、气质等方面。美国医学生交流能力强,无论是同患者交流和与同事交往,都能够从容应对、侃侃而谈。讨论问题时,美国医学生常能提出不同见解,能够有理有据的进行辩论。在课题研究进展汇报时,即便是进展不多或者不顺利,往往也能娓娓道来。我国的医学生大多生涩腼腆,交流和沟通能力有所欠缺,和病人接触时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专业性和信任感。在学术场合,我国医学生提问和发言也不够积极,反映出学生在校时这方面能力较少接受训练。美国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创新意愿强烈。在美国院校的实验室,假期经常可以见到高中生来见习实验技术并参与学术活动。由于学生较早接触科研活动,创新的理念也较为超前,使得他们与我国的同龄学生相比思维更活跃,求知欲和创新欲也更强。我国医学生通常接触科研较晚,往往在研究生阶段才接受系统的科研训练。不少医学生把临床和科研对立起来,对科研活动疲于应付,实用主义明显,创新的动力和后劲都明显不足。美国医学生职业远景明晰,加之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入职后享有的丰厚薪酬和崇高的社会地位都使得医学生精益求精、发奋学习,而我国的医学生临近毕业时往往境况较为窘迫,为寻找工作或升学等大费周折,养家糊口颇有压力,难以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学习业务中去。
2美国医学教育的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中美医学教育的比较,不难发现中美历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与差异。美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和模式中不乏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方面。
2.1改革医学院校体制,完善医学教育结构
在当前市场经济和改革深化的机遇下,我国的医学教育改革模式应当体现出向“政府宏观管理,优化资源配置,鼓励自主办学”的新体制模式转变,从宏观上推动医学院校质量提升,突显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在医学教育体系结构不均衡、不完善,一使得医学院校在有限的时间内负担了过重的教育任务,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高等医学教育体制,在加强和规范医学院校教育;二是在缺乏完善的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情况下,使得医务人员过早地专业化、专科化,因此必须着力加强和完善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制度建设。
2.2明确医学教育目标,优化医学生培养模式
医学教育是终身教育,我国现行的医学教育实际上是短时期内的高度专业化教育,虽在较短时期内缓解了医疗资源短缺的状况,但却影响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对医学生兴趣潜能的培养。因此,我们亟需探索和设定适应我国国情的医学教育目标,适当简化医学生的培养模式,并提高医学生相关待遇。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医学生培养模式,明确不同年制、不同学制医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让医学生能根据自身兴趣进行职业规划,选择不同的职业道路。
2.3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医学生综合能力
在医学教学中,我们应当秉承提升医学生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教育理念。应当加强医学生临床思维、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培养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应当鼓励医学生尽早接触临床,为专业知识的学习提供感性环境。应当及时升级教学硬件,引进标准化病人和计算机模拟系统等方式进行教学、训练和考核。应当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育思想,推广新型教学方法,培养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应当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及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建设,培养医学生的社会医学能力,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
3结语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学教育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喜的是,近年来全国医学院校都在积极探索医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信在汲取、总结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后,我们能够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学教育体系,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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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搞好妇代会的组织建设,加强女教职工的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四自”、“四有”教育,培养“四自”、“四有”新女性。通过组织女教职工学习党的xx大文件和各级领导部门下发的妇女工作文件,学习维护妇女权益的各项法规,提高女教职工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并通过组织女教职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知识有奖测试,《女职工劳动保~规》有奖知识竞赛等活动,增强了女教职工的法律意识,使她们能知法、懂法、守法,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心系福田,为我校高考成绩连续两年翻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校是深圳特区内中最大的一所独立高中,每年的高考任务都非常重,教师压力也较大,记得XX年高三,担任年级组长的是王宜茹教师,她每天除了要教好两个班的语文课外,还需管理高三年级的其他工作,作为一名女性,她组织全体教师精心设计高三的每一个环节,细心、耐心地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充分地调动起全体高三师生的积极性,正在大家都满怀信心准备最后的拼博时,她却累得病倒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当我们去看望她时,她的第一句话总是在问学生怎么样,老师怎么样,她的病床上永远是打开的高三语文复习资料,当我们要她休息一下时,她总是摇摇头,“心里的事太多,睡不着呀!”她把病房变成了临时办公室。XX年高考,我校成绩不俗,在生源不如上一届的前提下,上线率几乎翻一翻,各学科的平均分排位均向前跨了一大步,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
去年高三,担任语文教学的是清一色的女性,市二模后,学校进行总结,高三语文备课组长闫秀丽老师泣不成声“这次模拟考试我们考得不好,对不起各位领导和各位老师,更对不起相信我们并把孩子放心地交给我们的家长,可是我们真的是尽了力呀!我们还要加倍努力,争取高考取得较好的成绩。”这泪水是压力,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它饱含着对学生的期望,蓄含着对学校的高度负责,体现着教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实。几个月后,我校高考成绩优异,被评为深圳市高考教育教学先进学校,
尤其是语文成绩比较突出,闫秀丽老师还被评为深圳市高考教育教学能手,她们笑了,笑得是那么甜。
三、勇于探索,在教学及育人方面均取得丰硕的成果。
我校女教师爱岗敬业,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积极探索,不甘示弱,勇于拼搏,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承担教研课题和项目,参加各级各类教学、论文比赛,并屡次获得优异成绩,公开数十篇,起到了骨干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通过开展“导师制”活动,使一批双一批的青年女教师成长起来。在本次区教育系统举行的福田区优质课的评比中其中有3名女老师获第一名,2名女教师获第二名。
我们还通过开展以演讲、朗诵、拼音、书写为内容的教学基本功大赛活动,充分调动女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女教职工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近年来,被评为省优秀班主任1人,市优秀班主任2人,市先进教育工作者1人,优秀教师2人,区优秀园丁3人,区先进教育工作者20人。不少教学骨干,一批妇女人才脱颖而出,有1人担任校党总支委员,有2人担任学校的中层领导干部,有2人担任年级组长、3人担任教研组长。
广东省优秀班主任彭克老师,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在抓好班级管理和班风建设的工作中积极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她所带的班级年年被评为文明班,所任教的数学在连续两年取得优异成绩。
在学校开展的多媒体电化教学活动中,女教师积极地参加培训,认真地制作课件,特别是廖春风老师,她主持的课题“充分利用多媒体优势,促进英语课堂教学”成为市重点课题,并经过三年呕心沥血的研究,已成功结题,其研究成果得到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肯定的推广。
徐惠婕,我校一名年青的学生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教师,她所制作的课件《我的情绪》及录像课在全国中小学心理教育工作会议评比中获一等奖,受到上级领导及同行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她撰写的有关学校心理教育论文《我们如何进行中小学心理教育》在《中国电化教育》刊物上发表。她本人也历年被评为区教育先进工作者。
四、献身教育,默默耕耘,为教育和培养下一代倾尽全力,无悔自己人生的选择。
我校区优秀园盯原办公室主任、妇女主任郑秀兰老师,虽到退休年龄,并已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为了学校评估工作,她超期服役,不辞劳苦,身体越来越差,家人都劝她云医院看看,她说:“我真不敢去医院检查,我怕这时候再查出什么病来,把评估给耽误了。”她至始至终没有影响到工作,坚持如一,为使我校顺利通过省一级学校评估而做了大量的工作,给青年教师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在今年的教师节联欢会上,一位女老师即将退休,她深情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福田中学的一位老教师了,对学生、对老师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十分留念这个充满着象‘家’一样温暖的大集体,但是,我马上要退休了,每当我下班走出校门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我舍不得我的学生,也舍不得你们大家。”说到这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她用微微颤抖的手拿着似乎相当沉重的话筒,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若有来生,我还选择作一名教师,我还选择福田中学。”
XX年12月12日,一位学生家长满含热泪来到了福田中学,双手捧着一封传真的信件和1000元钱,声泪俱下:“我的孩子现正在北京林业
大学读书,他昨晚特打电话给我,要我今天一定将这1000元钱和这封信转交给张老师的家人……”她的话令我们在场的每一位教师都流下了眼泪。张老师,多么好的一位老师,她是那么地热爱她的学生,她是那么地热爱她的事业,但无情的病魔却夺去了她年仅38岁的生命。
青年老师张春华,在我校99年高三政治极度缺人的情况下,勇挑重担,一人身兼数职,每周上20多节课,当时她已感到身体不适,痛流脓水,由于备考紧迫而无暇顾及,只是晚上用“创可贴”贴上,白天仍一如既往地面带微笑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课后耐心、细心地为学生辅导。高考结束后才去医院检查,结果为乳腺癌晚期,已扩散到淋巴,当医生知道她的这一情况时,责备中含着深深的惋惜。时间就是生命,必须立即手术并接受化疗,就是在北京住院期间,在病床上的张老师仍让家人购买了大量的教学参考书,每日孜孜不倦地备课,梦想着有朝一日再次登上讲台。两年后,她回到学校,由于身体原因,未能登上讲台,她默默地倾尽全力辅导着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几个月后,她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在病痛的折磨中,张老师留下了遗言:“将我在北京购买的的所有政治参考书捐给学校”。XX年12月9日,张老师不幸英年早逝,而她所辅导的这名年轻老师已成长起来,在XX年福田区优质课的评比中获一等奖。
在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老师,还记得三年前吗?一阵风将我们送到了您的面前。那时的您不苟言笑,同学们还有些怕您。可是,渐渐地我们了解了您、体会到了您的那片苦心。忘不了天还没亮您就赶到教室,敦促我们‘一日之计在于晨’;忘不了天凉时细心的您提醒我们加衣,忘不了夜深人静时您仍忙着为我们批改作业的身影;忘不了您拖着病体为我们上课的情景;忘不了在您躺在病榻上询问我们的高考情况,依然牵挂着我们……,老师,您不是答应病好后要和我们分享成功的喜悦吗?为什么在我们已即将大学毕业时,风儿却无情地将您带走?我们还有多少心里话尚未来得及和您说呀!老师,真的好想您!”
实习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必须拥有的一段宝贵经历,而这次实习的意义,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完成学分、完成毕业实习的任务,而是我们真正在实践中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一次重要机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为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亲爱的读者,小编为您准备了一些实习生工作小结,请笑纳!
实习生工作小结1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的实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回首过去的一年,内心不禁感慨万千。本人于__年__月被医院正式接纳为检验科实习生。在这一年实习中,自己不断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准确自我定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现将一年来的实习情况汇报如下:过去的一年,在医院党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检验科主任的带领下在获得病员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得到各级组织的认可。较好的完成了实习工作。
总结主要有以下几项:
1、思想政治表现、品德素质修养及职业道德
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积极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践行__“八荣八耻”;遵纪守法,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有关行业规定;爱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认真负责,工作态度端正。通过一年来的学习与老师的帮助,自身素质有较大的提高。
积极主动认真的学习专业知识,在医疗实践过程中,严格遵守医德规范,不出虚假报告,不做人情方,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
2、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
作为检验科的一员,既是医生的眼睛,也是医生的助手,把握自身职责,这是我任职以来的又一准则。应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收集到老师的意见,学习到外地的经验,提出意见和建议,给医生当好参谋。对医院形成的决议,坚决贯彻,积极落实。到目前为止,己基本能满足医院各类病人检测参数要求;为保证各类病人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在检验、检测的全过程中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和《产品说明书》进行操作,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出据的检验报告基本能达到准确。在检验业务上能坚决贯彻医疗安全第一的理念,杜绝了医疗事故的发生。更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来争取病人的信任。
我认真执行了医院感染控制科和医院的有关制度和规定,准确及时出具报告,无一例漏报、错报。
3、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具体工作
除了做好日常的临床检验工作外,还参加了职工体检、儿检、妇检等工作,虽然工作比较繁忙,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如很多手工加样工作,我以前就没做过,但为了搞好工作,服从领导安排,积极支持科主任工作,我不怕麻烦,虚心向老师学习、自己摸索实践,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了手工加样工作,明确了工作程序,提高了工作能力,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工作思路,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并熟练圆满地完成本职工作。在这一年,我本着“把工作做的更好”这样一个目标,开拓创新意识,积极圆满的完成了以下工作:(1)把在工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报科主任和院长处理。(2)认真接待每一个病人,把每一位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来对待。(3)认真书写每一张检验单、记录每一次检验结果。(4)在医院领导和科主任的大力支持下,工夫不负有心人,顺利的一次通过了__市计算机D级和外语D级考试。(5)曾经在工作中遇到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病人无端刁难,和老师发生争执,在我和__科主任的协助下,顺利的解决了争端。(6)及时协助其他科室同事解决检验疑问,杜绝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的发生。(7)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医学学术论文__篇。成功申请了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全国“血液学、体液学、输血学”学术大会并获得免费参会资格。在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全国中青年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并获得大会参会资助。但是两次全国性会议都因为我院检验科独特工作性质,没有能够去参会,非常遗憾,不过我并不气馁,争取以后写出更好的文章。在院领导和科主任以及科室同事的大力支持下,我参加了__县中医学会学术交流大会,并且论文在大会发表。填补了检验科过去的一项空白,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院领导和科主任的正确领导及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为医院争得了名誉。为了检验科的工作能顺利进行,能和科室的同事团结协作,并能和其它科室协作,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积极配合其他同事做好工作。
4、工作态度和勤奋敬业方面
“医者父母心”,本人以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疾苦为己任。我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尽快的康复,于是每次当我进入病房时,我都利用有限的时间不遗余力的鼓励他们,耐心的帮他们了解疾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默默地祈祷他们早日康复。 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正确认真的对待每一项工作,热心为大家服务。认真遵守劳动纪律,保证按时出勤,有效利用工作时间,坚守岗位,加班加点按时完成工作。
5、在工作中也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我都一一进行了整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过去自己实习的一年中,在院领导和科主任的领导下,自己兢兢业业,勤奋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自己各项素质尚须进一步提高,工作中难免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比如个别工作做的还不够完善,这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我衷心的希望各位领导和老师们能及时地给予批评和指正,新的一年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决心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使思想觉悟和工作业绩再上一个新水平,为__医院的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实习生工作小结2今年暑假我与同学们一起进入了烟台富士康集团参加顶岗实习,刚进入它的土地区域,就有十个醒目的大字—长期、稳定、发展、科技、国际夺入我眼眶,这是企业定位;其文化特征:辛勤工作的文化、负责任的文化、团结合作且资源共享的文化、有贡献就有所得的文化;核心竞争力:速度、品质、技术、弹性、成本;经营理念:爱心、信心、决心。从业精神:融合、责任、进步。这就是富士康为什么能立足于世界五百强的商林之中!
经过2天的培训,我们首次进入富士康的生产车间。进到车间给我的感觉像是进入了军营,四周贴满了注意事项。由于我是CNP-SMT部门焊接操作员,工作条件限制,我只能坐着工作,第一天下来感觉身体还能承受,只是屁股和脖子有些僵硬。后来的几天里我始终重复着一样的工作,熟练了,也习惯了。日子就从车间—餐厅—宿舍—车间这样循环的过着,这其中有喜也有忧,虽然单调,但也很充实。
对于一直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来讲,工作是一种陌生的概念,又是未来必将面临的课题。我们在实习期间,虽说是实习的身份,但富士康将我们完全接纳到一个真正的工作环境,这让我们体验到了真正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给了我们一个详实的印象。这俩个月的实习生活,也算是对一年后我们走出校园,走上工作岗位的新生活的提前适应。通过这次的实习了才发现自己懂得好少,学的好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学得好少,工作了想看书的时间都没有多少了。且这不是学校,现实了很多。工作了,就不像学校那样,老师会全心全意教学生了,很多东西要靠自己去学。而且工作了做人比做事更重要。
从原来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独生子女到富士康新进的新手,我学到的还不多但经过俩个月的磨练。因为我经历的事多了,处理的事也多了。我也学会了很多。不管是技术,还是做人。在这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感触比较深的是工作让我总是在极限中超越自我。如果一开始就让我做这么多工作,我肯定做不下来。但从最开始的少量的工作到逐量的增加,让我接手工作就没有这么困难了。这也让我感受到,富士康不是个用闲人的地方,而且这里推崇的就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事。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一个大公司的规模。富士康是一个好学习的地方。
首先,他有一套完善的培训系统。其次,富士康公司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好素材。他深耕中国、完善布局,在珠三角地区,建成深圳、佛山、中山、东莞等科技园,并确立深圳龙华科技园为集团全球运筹暨制造总部,旗下3家企业连年进入深圳市企业营收前十强和纳税前十强,每年为深圳税收贡献超百亿元。
其次,园区正转型为新产品研发与设计中心、关键制造技术研发中心、新材料新能源研发中心、制造设备与模具技术研发中心、产品展示/交易/物流配送中心以及新产品量试基地,力争成为深圳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力推手;他精进科技、赢取先机,在持续增强精密模具、关键零组件、机电整合模组等产品既有技术优势的同时,富士康积极推动跨领域科技整合,在纳米科技、精密光学、环保照明、平面显示、自动化、热声磁、工业量测、半导体设备等领域均取得累累硕果。
第三,他的用人之道也是很有道理的。经常换工作岗位是富士康常做的事。也许很多公司都是用熟悉某项工作的人,但富士康的理念是要一个在许多岗位都能胜任的人。而且这样还可以避免员工因一个岗位做久了会出现缺乏工作热情的现象,
总之,富士康从选址,到经营理念,到全球布局都投射出他的长远目光,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的《郭台铭语录》记录了很多经典的语句,也是富士康能走向成功的秘诀。然而,富士康也有负面的一面。从最近的“福记问题鸡蛋”到如今的“十四连跳”,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负面新闻,这只能说他在管理上还有着一定的缺陷。“十四连跳”至今都还是人们探讨的问题,虽然很大程度上跟自身的心理素质相关。但在我看来,这不仅和自身有关系,和公司的管理制度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特别是流水线上的员工,应该给予较高的重视。但同时我们也要增强自身心理抗压能力,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在学校期间,学校最好能具体且根据实际情况来给学生安排课,而且课程要工作中用得多一点的,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课程。那些过时的软件就没有必要教了,因为学了出来别人都不用那种软件了。学校应多开展一些给同学展现自己机会的活动,给他们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学生在校期间就应该尽量的培养学生的就业意识,让他们在校就能有目标,只有有了目标他们才去学习更多知识。
在实习期间,我了解到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很重要的。他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否与他的企业文化是分不开的。通过这次的实习,让自己了解了企业生产,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锻炼了自己的才能,培养自己的刻苦耐劳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学到了在学校永远学不到的知识和经验。这样使我认识到社会实践和生产实习是大学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作不只是做事,更重要的是与人相处,我发现,如果不与自己的同事交流,那么有些工作就很难做好,如果不和上级交流,永远也不会有深造和发展的机会。但,只要多问、多与同事沟通,就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就能与同事更加接近,更好的相处。只要和上司多沟通、多交流就能使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使他们更好地安排自己工作,更好地帮自己弥补不足和发挥长处。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对富士康,学校,社会,知识的认知。以上是我赴烟台富士康顶岗实习之后的总结内容。社会在进步,人也在进步。我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相信,我能行。
实习生工作小结3我很庆幸能与研究室的三位老师共事40天,他们非常重视实践工作,处处给予我指导和关心。期间我经历了许多充实的工作,虽然很多看起来是小事,微不足道,但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的。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时,几位老师总是主动向我说明,使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环境。在40天的实习时间里,我越来越觉得研究室的三位老师对我的信任。管委会的一切信息和文件内容都是严格保密的,但老师们非常相信我,给我看了很多材料,从中吸收营养。在要做出某项决策时,三位老师主动让我旁听,我觉得他们的谈话氛围很真诚,大家的交流中毫无芥蒂,给了我很多触动。这样的信任越发地增强了我的纪律意识和责任感,感觉老师们是真的把我当作他们的一员了。
另外,老师们对我生活上的关心也是无微不至的。因为我住的学校离管委会有一段距离,他们觉得8:00上班太紧张了,让我不用很早来,但我不愿迟到,实习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现在争取每天提早20分钟到单位,这样可以提前打扫一下办公室,为三位老师创造一下优良的办公环境。40天来,我与管委会的老师们一起工作,一样早出晚归,在这个新集体里,我觉得很温暖,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虽然我们即将走向社会,但作为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可在实习期间的每一件小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人际关系、机会、评价、竞争、成功、失败等各种我们在今后经常会遇到的事件,相信这些宝贵的经验会成为我今后成功的重要基石。而在这剩下的半年中,我们能再学些什么,再做些什么,这短短的40天能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实习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必须拥有的一段宝贵经历,而这次实习的意义,对我来说已不再是完成学分、完成毕业实习的任务,而是我们真正在实践中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一次重要机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根本就学不到的知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为我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习生工作小结4经历三个星期的生产实习终于结束了,在移动公司工作的这几天,我和公司的职工甚至领导都相处得很是融洽,大家对我也关怀备至,时常给我鼓励和帮助;我工作的时候也是兢兢业业,不仅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工作之余还经常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虽说工作中我也会犯一些错误,从而受到领导批评,但我认为这些错误和批评是能极大的促进我的工作热情,让我能在以后的工作中谨慎小心,提高工作效率,大学毕业生实习心得。在和大家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自己缺少的东西。这次生产实习虽然说时间比较少,但是却让我知道了很多学习期间无法了解的社会经验,这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
这次实习我总结了以下几条经验,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我能吃透这些经验,将会使我受益匪浅。
第一:在与别人打交道时一定要主动积极。我自己本身是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不擅长主动和别人交流打交道,在此次实习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比如在刚开始实习的几天内,我比较怯生,和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打过招呼后就不敢说什么了。虽说我是怕影响他们工作,也因为不了解工作环境不能顺利交流,但我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面对沉默不语的尴尬,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与别人主动交流。在公司里一个新的职工到来时很平常的,老师傅们也没有必要主动和一个新职工主动打交道,这时候你就应该主动去和别人交流,介绍介绍自己啊,拉拉家常,关心一下工作啊,都会让大家认识你,了解你,对你留下良好的印象。在后来的实习中我已开始能和大家愉快的交流,就是出于自己的积极主动。
在工作的时候同样也要积极主动地和别人交流。在今后的社会工作中,工作不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那是几个人或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而且你还必须去帮助别人或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已完成工作。因此你不能期望你自己一个人就能完成任务,或是看到别人有困难也不去帮助。虽然此次我是来实习的,由于对业务的不了解以及专业知识的不熟悉,只能够在领导的安排下进行一些相对简单的工作,但是我也很积极地去帮助别人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比如在实习中,在领导没有分配任务的空暇里,我就常主动询问周围的工作人员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有时候别人也不好意思麻烦我,我就主动承担他们的工作。这样子不仅锻炼了自己,帮助了他人,还融洽了你与别人之间的关系,在今后的工作中人家也更乐意与你交往了。
第二:工作时一定要一丝不苟,认真仔细。一个职员在公司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的,这就要求他在这段时间内一定要小心谨慎,一丝不苟,不能老是出错。有时候一个失误不仅仅使你自己的工作进程受阻,还会影响他人,甚至受老板批评责备,因此认认真真地做每一件事情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不使自己前功尽弃,我们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对自己的工作要十分重视,如果有必要一定要检验自己的工作结果,以确保自己的万无一失,在你对工作开始了解并熟练后,你会发现自己已能不用检验就能保证工作的质量了。而此时你也许不需要总是重复检验工作结果,但还是要对自己的工作认真对待,以免失误。
就像我在工作的时候,也犯下了不少错误,比如说领导交给我的文档资料整理任务,我在最后忘记把碎纸机关掉就匆匆跑去汇报任务了,机器一直开着影响了别人,领导批评了我,我也为自己的错误懊悔不已。还有一次我在做客户满意度回访的调查时,原以为经过前几次电话回访的经历,应付这次工作应该是小菜一碟,谁知道第一个电话我就犯了重大错误,我把客户经理的电话当作客户的号码给拨了过去,我还信誓旦旦地说:"您好,这里是中国移动定海分公司……"那人很惊讶的说它也是移动公司的,怎么客户回访她了,我也感觉很奇怪,直到那位客户经理拿着手机从隔壁办公室跑到我面前,我才发现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还好这次只是打错了电话,要是经常不注意自己的工作,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第三:在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勤于思考,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公司的日常工作都会比较繁琐,而且几天下来也会比较枯燥,就是需要你多动脑筋,不断地想方设法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寻找或是设计简捷的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所需时间。实际上勤于思考在工作中是很重要的,在思考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当你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你将留下更多的时间去放松,去学习,去和别人打交道,这对你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创新的人,在工作的时候不喜欢单调、枯燥、机械的处理任务,因为本来这类任务的处理是有规律的,完全不需要重复地做,如果动一动脑筋使用批处理或是其他方法就能大大减少处理的过程和步骤,从而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就比如我在实习的时候,一次要使用电子e管家来进行邮箱账号的激活,本来是项内容重复的任务,就是登陆每个邮箱,编写3条短信然后发送出去,通过使用来激活。刚开始我采用的是单次发送的方式,即每个账号分3次发送激活,可是这样子大大影响了工作效率。在经过一番探索后,我尝试了模版群发和直接群发等方法,对发送流程进行了优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我也充分使用快捷健等操作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使工作进程提高了近一倍。在最后,我选用了一种最快捷又最准确的方法,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实习生工作小结5200x年x月,我结束了__年的学习生涯怀揣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来到__x工作实习。转眼间,__的实习期即将过去,回想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与收获,我深深的感到在我今后的发展__x给予我的是一笔多么宝贵的人生财富!下面,我将我的实习工作总结如下:
单位给我的工作定位是从事网络部基础工作以及一些网站建设,网络程序开发等等,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我承担了园区网络的维护等基础工作,包括线路检修,交换设备更换,新用户入户等等这方面工作并很快掌握了其中的原理和方法,从学校的理论知识到过去一年的实践工作,其中的角色转变离不开单位各级领导以及同事们的帮助和指导。
网站建设方面,和__共同进行了__网站的改造,使用全新的后台,使__网站的功能更加的强大,管理更加的有条理和方便,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应。积极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种活动,团结同事,养成了极强的团队互助精神。参加学习了“__培训”,学习了“__”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掌握了__建设软件“__”的使用方法。所做的这些都是对自己一个极大的促进和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和实习,我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要更进一步的要求自己。
首先继续学习,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在信息时代,学习是不断地汲取新信息,获得事业进步的动力。走上工作岗位后,我积极响应单位号召,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学习理论、业务知识和社会知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头脑,用精良的业务知识提升能力,以广博的社会知识拓展视野, 努力实践,自觉进行角色转化。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实现理论自身的价值,也只有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使理论得以检验。同样,一个人的价值也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锻炼人的品质,彰现人的意志。
其次从学校走向社会,首要面临的问题便是角色转换的问题。从一个学生转化为一个单位人,在思想的层面上,必须认识到二者的社会角色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学生时代只是单纯的学习知识,而社会实践则意味着继续学习,并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学生时代可以自己选择交往的对象,而社会人则更多地被他人所选择。诸此种种的差异。不胜枚举。但仅仅在思想的层面上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潜心体会,并自觉的进行这种角色的转换。
最后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激情。只有激情的圣火点燃了,才可以发挥自如,才可以做到最佳,才可以不留遗憾。
在不经意间,人们发现海外留学人员中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冠以“海鸥”的称号。
21世纪“海归”新模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我们前途无量……”用狄更斯《双城记》篇首语来形容“海鸥”们恰如其分。“海鸥”是指目前频繁往来于国内和海外,从事商务贸易及各种不同项目的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其经营的业务上跨越东西方,或是一两个国家,他们不一定身在国内,但却成为中国国际化的先头部队,成为中国国际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风头人物或是各种富豪榜上的青年才俊典型。
仔细研究“海鸥”们的背景与经历,他们多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在国内一流大学毕业,本身基础很好;第二,在国外继续深造的院校也是世界享有声誉的学府,获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这种教育背景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是相当令人瞩目的;第三,他们的研究领域多属于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并且都有海外跨国公司和三资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经历。
据此优势,加上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一批受过国外专业训练的高级人才和世界接轨,“海鸥”们回国后根据自身特点,找到了很好的切入口。而海外大型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也要求找到这样一群具有中西方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来开拓中国市场。在很多大型的国际企业里,都会有中华区的CEO,目前他们中的多数是接受过海外高等教育的中国人。
由于国内国外环境不同,家庭状况有别,工作、事业发展情况因人而异等诸多复杂因素,使得很多留学人员不能或暂时不能长期回国工作。于是,哑铃式、候鸟式等为国服务的方式应运而生,“海鸥”群体也由此诞生。
从国家政策的层面看,只要能够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有一部分人才留在国外,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无害的。这些政策对于进一步充分发挥“海归”未归的力量、促进“海鸥”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很多没有回国的人也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选择回国经商、教学、办讲座、向国内转移技术、培养留学生或进行投资等各种形式,发展自己的事业,促进祖国的复兴,使得“海鸥”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中国崛起大格局中潜在力量。可以这么说,众多海外人才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来为国服务。
为三千孤儿寻找到温馨的异国家园
张雯,美国“国际儿童希望”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现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张雯说,她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给孩子家、健康和希望”。
1989年毕业于人大新闻系的张雯,曾在国内一家杂志当记者,后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社工学院留学,取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张雯的丈夫是美国人,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有他们温馨的家。
1992年6月,一次对福利院的采访,改变了张雯的职业生涯。福利院孤儿们一双双渴望关爱的眼神打动了她,使她从此走上了为孤儿寻找国外领养家庭的漫漫之路。
当时,中国收养法才颁布两个多月,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执行起来也很困难。由于不确定孩子被外国人收养之后,是否会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很多福利机构对国际领养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另一方面,在美国,很多家庭非常希望领养中国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家,但因为对中国的政策不了解,再加上手续复杂,让他们只能“望儿兴叹”。
应当说,“国际儿童希望”组织为这两方面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件事情当然不容易,但我们做到了,”张雯说。“国际儿童希望”建立至今,帮助中国3500多名孤儿安置了领养家庭,3000多名残障孤儿和困境儿童得到了手术治疗,8000多名脑瘫儿童接受了康复训练……
国际领养不仅有捐款,还有理念,国际领养对中国的孤儿救助、对中国的儿童福利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世人有目共睹。2001到2002年,几乎所有的救助费用都来自于美国总部;到2004年,国内捐赠比例开始上升;2006年国内外的捐款比例基本持平;2008年,95%以上的捐款都来自于国内。张雯的努力再次见证了国内儿童救助事业的发展,并且带领着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动当中。
为了这份宝贵的慈善事业,张雯现在依旧飞翔于中美两国之间,她们全家在北京的住所是租用的“鸟巢”。虽然张雯所从事的事业并不是多么尖端的科学领域,也不会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但是为了孩子幸福的童年,美好的一生,这样的“海鸥”是令人敬佩的。
充分发挥“两栖人”优势
James,北京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1994年获得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常青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工程硕士学位,拥有在美国国际知名软件公司十余年的工作经历,是前瞻性技术研究与设计组核心成员。
他虽然长期在美国知名企业做研发人员,但从2006年他就开始为自己在国内的发展铺路了:先是研究了一套国内领先的技术平台,用自己的美国团队不断完善。新技术研发完成后,又继续在国内找到一家公司试用,在试用中不断修正。两年后,技术不断成熟之时,又遇到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周边的人刹那间没了生存的来源,虽然自己没受影响,但是James看在眼里,又加快了他创业的步伐。
2008年,新技术已经试用得比较成熟,而此时,国内的企业也开始关注网上调查,这让他的新技术得到了充分发挥,于是,他向美国公司请了一段长假,趁春节时间回到了国内自己已经注册的公司,带领自己的员工们一起为开拓新的市场而努力。半年后,公司的技术和业务均有起色,年假也已经休完,不得已回到了美国工作的公司。
在继续工作期间,James又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在美国本地推广自己的企业,于是,他成了“两栖人”:一年中一半时间在国内,一半时间在国外,国内的公司正常运转并日渐盈利,国外的公司延伸也加快了脚步。“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既能发展,又不会面对目前很多海归面临的就业问题”,谈到自己目前的状态,James很欣慰。当然为了事业,家庭就要做出一定的牺牲。James的妻子一直在美国一所大学做教授,和丈夫聚少离多,这也是James奔波于两地的原因之一。
James认为自己“两头跑”的作用更大:“IT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产业,在这一行中,一个星期知识就会更新。如果我放弃了在硅谷的工作回国来,就等于放弃了信息源。可是没有更新的知识,很快就会落后、死亡,所以我不能放弃硅谷。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就不回来创业了,政府现在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重视我们都能感受到,北京的环境也很成熟,现在不少学子都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经常地往返,把先进的知识技术带回来,让国内和国际之间密切沟通。这不仅能让我国仍不先进的技术有较快的提高,又能保留自己现有的研究条件不至于落伍。同时生活、子女、家庭等一系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类似James的这种发展状态,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海归的自身利益,但也不失为一种巧妙解决自己出路的好方法。他们运用自身在国外的资源、信息和技术,拿回国内培养自己的事业迅速成长,进而成为能促进自身在国内发展的一条捷径。虽然自己因此变成了“海鸥”,飞来飞去,与家人不能常在一起,但得大于失。如今James所在的两家公司正如日中天,这只“海鸥”在蔚蓝的天空飞翔得越来越自如惬意!
传统文化让我知道我是谁
上海有一家著名IT企业,这家公司相当一部分业务是接受来自日本的外包。在追求“自主创新”的今天,国内一些IT企业开始把眼光转向欧美市场,因此对来自日本的“外包”也就颇有微词了。
公司的掌门人王先生是一位日本“海归”,公司成功运营到今天,与他稳坐“外包”船的策略不无关系。据说,他平时不太注重项目的谈判,特别是在开始洽谈项目的时候,他一般都不出面,而是让副手去谈。但是,一旦项目确定下来,运行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他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临阵指挥,要不惜一切解决问题,让客户满意。
有这样一件事,日方突然对外包的设计内容提出了疑问,要求这家企业把所有存储在计算机的计算数据都打印出来。对于这样合同上没有的“额外要求”,干还是不干,企业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王先生下令: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于是,为了打印庞大的数据,他把企业内部所有激光的、喷墨的打印机都调集到一个房间内开始打印,用高额佣金把打印机修理店的维修人员请到企业里来值班,哪台打印机坏了就及时去修理,同时还租借了十几台打印机备用。
就这样,干了几天几夜,打印、装箱、发送。最后,日方企业感动于中方企业的这种敬业精神和诚信态度,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作了补偿,还在项目成功以后赶来举办表彰会,给员工们发“红包”,给中方企业颁发奖状,并且签订一个又一个新的项目合同。
如今,这家IT企业的规模已经从当初的20人发展到600人,企业还在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内购置厂房,成为当地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而它的“掌门人”王先生每年因贸易往来在中日两国穿梭不下几十次。之所以选择在中日两国间奔波而不干脆把公司开到日本去,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京剧迷。在国内的日子里,他的业余生活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京剧表演、收集京剧CD、学京剧唱段上了。可想而知,离开中国,听不到京剧会使他的生活失去多少乐趣。
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份执着的喜爱,可以对“海鸥”回国的创业多一番精神上的慰藉。
“海鸥”群体:积蓄利息的“智慧银行”
北京昌平远郊,空旷宁静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
这里是生命科学领域优秀海归科学家的聚集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在,2005年年底由国家批准正式挂牌。
所长王晓东,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是中国留美学生中唯一一位在美国本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人,也是目前为止该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在国际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共发表过十多篇论文。他与耶鲁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家邓兴旺博士同被选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他们致力于探索与国际接轨而又符合中国发展的科研运作机制,帮助研究所在北美广泛宣传,招聘人才,同时每年去全国知名高校作宣传、讲学,为国家招揽更多海外人才,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归国的海归。
王晓东说:“我在所里主管科研,所里的100多个科研项目都由我管理,这是一个群体优势。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比我单枪匹马回国来,再去与国外交流要容易得多,也比我一个人回国做出的贡献大。国外先进的不只是技术,管理更为突出。我在美国可以为中国引入先进的技术,帮助联系交流合作,起到一个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比我回国成为一个单方面的技术人才对中国的作用其实更大。”
中国海鸥群体将会扩大,而且在今后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回归方式,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最新研究――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正在从人才外流到人才回归到人才环流。正因如此,“海鸥”这一特殊群体才成为中国崛起大格局中的隐形生力军。
“微软”中国的几个不同时期的领头人都是“海鸥”式人物。如高群耀、李开复和张亚勤等。李开复回国主持并创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后任Google中国区总裁,与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中国,推动了中国技术创新,并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张亚勤作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的领军人物,是数字影像和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及网络领域的世界级专家,他指出,其梦想是“让中国‘智’造慧及全球”,其责任是“带动国内的产业,扶持国内的公司,和中国的信息产业一起发展”,为中国信息产业与微软的共赢贡献力量。
正如印度前总理拉・甘地所说:“即使一个印度科学家、工程师或者医生在50岁或60岁回国,我们也并没有失去他们。我们把这种人才外流看成正在积攒利息、等待印度提取的‘智慧银行’。”
“海鸥”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的和平发展,祖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为广大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徘徊于“归”与“不归”之间,主要是出于对自身事业再发展的空间、子女教育、回国后生活等实际问题的考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归国将是一个汇滴成流、汇流成河的自然趋势。如果一个留学人员在美国领导着一个财富500强的企业,其能力远远跨越了时区和空间,何必一定要强调要他“人归”呢?
“海鸥”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步伐方面是天然的催化剂。由于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海外背景,过硬的法律知识,使他们对开放和民主有着更进一步的追求。同时,中国几百万家企业要进一步地国际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要继续过去每年的增长率,中国企业和产品要更多地走出去,中国要避免更多的非关税壁垒和增强反倾销的能力,就一定需要使用大量国际化的人才。同时,中国要改变巨大出口额中占据中低价值链端的不利状况,一条捷径就是大量使用和重视具有国际化商务经验的国际人才。
大型国企要想发展就必须海外上市,海外并购,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而这一切,正是“海鸥”们最擅长的领域。2003年,中国人寿遭到美国证监会处罚,据悉仅仅因为有关人员在准备上市说明书时,不懂美国惯例,遗漏了一个国内看来无关紧要的信息披露,结果惹来轩然大波。因此,“海鸥”精英在引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征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关专家预计,随着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和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专业人才的缺口会越来越大。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关键是人才。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人才危机,许多国家采取了中长期人才培养和短期人才争夺两种齐头并进的措施。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大力培养人才、采取措施留住人才外,更加重视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抢人才、挖人才,形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人才争夺战。近年来,中国许多领先世界的高新技术均由有海外留学经历人员发明。目前,中国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在科技、教育、卫生及管理等许多领域,距国际前沿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如何赶超这个问题上,应充分利用他们的巨大优势。不少“海鸥”是学术上的精英,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提升国内学术研究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是终南捷径。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缘娜嗣侵涞牡燃吨贫龋┒竦美螅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兴党觯┤缢私馐臀裁淳芩竦昧私洗蠓荻畹难∑保⒉辉蜗氤晌謇锏拇宄ぃ担ㄓ梅ㄓ铮┧?quot;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hiddenvariablewhichisdoubtlessthesourceofthedifferentialweightofdifferent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蛩?-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U庖坏阍谌魏蜗笳餍郧恐频墓叵抵卸际钦返模词乖谑褂靡蟊惶印⒈幌嘈挪⑶冶蛔袷氐暮戏ㄓ镅允保彩侨绱耍挥性谏厦娣治龅乃斜Vち酥湫杂镅约捌浜戏ㄐ匀贤乃忱偕幕贫加行保拍芊⒒悠涮厥獾挠行浴H嗣腔蛘呖梢运潮阕⒁獾剑魏斡墒褂煤戏ㄓ镅运竦玫亩捞匦岳蟮脑慈既∽陨缁崾澜绲恼澹约案秤杵浣峁沟闹涔叵担苷庖焕蟮淖钪匾刂凰坪醯サセ诟萌说母鋈似分省?nbsp;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of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跫男形钦返摹R蛭滤雇∷致鄣那〉碧跫簧婕俺镅孕形恢挥形擞行У乜家桓龌嵋椋判枰皇谌ㄕ庋觯魏稳硕伎梢孕蓟嵋榭迹词顾男际峭耆扌У摹?nbsp;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艿难沽Φ姆缦?-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语言风格的力量")的。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做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采取一种口语的形式,可能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赏脸来"),一种"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玄妙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