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2:48
导语：在大众审美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美术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专业美术与群众美术的关系就像金字塔的基座与塔尖的关系一样，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不完整。没有自觉接受专业美术“阳光”、“雨露”的群众美术，则会失去“光泽”，极易“枯萎”陷入庸俗的沼泽，而不敢接受群众美术的专业美术创作，只可能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孤僻的、没有灵魂的作品。社会主义美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美术与群众美术的共同支撑，只有发挥他们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制约的“互动”作用，才能使美术事业的发展更加健康，对任何一方的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孤立的。
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商业利益的熏染下，许多群众受大众文化的影响太深，纷纷投向物质名利的怀抱，许多画家也自动放弃精英批判立场，心甘情愿地随波逐流，与普通大众站在同一个高度，迷失了自己的审美观点，放弃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反而迎合大众的口味赚取钱财，当然在这样的多元化生活环境中，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个人的能力和价值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但是，作为专业美术干部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够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审美立场，画家的个人价值和名誉地位不能完全取决于世俗社会的现时评价，而应该对人民群众的审美倾向和价值观问题提出一套完整系统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历史和实践中不断完善，让人们在参与群众美术活动中受益，当他们用无穷的智慧去履行一个专业美术画家在群众美术工作中应尽的职责时，肯定会赢得社会和历史的肯定和尊重。例如：为陕西省群众美术事业奉献一生的安正中先生，在他留下来的数百幅油画、版画、国画和速写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他从未间断过自己的艺术创作，他的创作题材极其广泛，从活动场景到军旅生活，从陕西风貌到俄罗斯的历史传说，几乎无所不及，通过他的作品不仅使我们感受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精神追求，更给观众带来了艺术家自身的审美观点和追求方向，从而对观赏者起到了审美引导的作用，同时，安正中先生在美术辅导、创作、组织管理工作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正如他所说的。我牢记，对同志、对朋友、对观众和读者要真诚，对艺术、对生活要真诚，我将要在大西北找到对艺术的追求和感情的寄托与希望。而他在每一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他利用手中的画笔，回答了时代和人民对一位艺术家的要求，在他的作品中实现了时代精神、个人风格和主观意识的统一。
湖北省宜昌市群众艺术馆孙才清先生，也是在群众美术工作岗位上实践多年的画家，从他的作品《建设者大油画系列》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建筑工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面貌，油画前辈靳尚谊先生停留在他的画前久久没有离去： “孙才清以三峡工程为题材的油画，大气磅礴，感染力和震撼力强……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因为这些画家在作品创作中密切关注生活，不断与群众对话才使得他们创作的作品富有感染力和生命力，同时得到社会的肯定和认可，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2.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系
由于专业美术与群众美术发展的形式、标准、目的的不同，使得他们都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因此两者应该相互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从整个美术发展史上来看，审美活动原本就是与生活相统一的，人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审美.他们之间具有不同之处但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工，审美才从生活中慢慢被剥离出来，并贴上了艺术的标签。目前专业美术的主体仍然坚持把审美活动限定在艺术的范畴，人为地把审美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割裂，使审美与生活的独立起来，但是，人民群众的审美观念并不能通过生硬的不被大众所容易接受的专业美术教化或者是在大众文化之外强加以某种超越理念就能实现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行为，在生活实践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专业美术作为具有权威话语权的角色，要想提高普罗大众的审美能力就必需向群众美术学习，“褪去”引以自贵的外衣，从纯艺术走向生活，建立“无墙美术馆”，实现审美生活化，从而达到生活审美化的最高目标。作为群众美术而言，由于它扎根在群众中，参与群众美术活动的人来自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就会出现审美观念的差异和审美标准的不同，需要具有专业美术知识的指导和评价，通过专业美术使得群众美术的发展更加健康。因此，专业美术和群众美术具有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系。
3.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
专业美术与群众美术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不断走向完善，在审美教育方面，一方面，专业美术应该发挥标尺作用，积极投身于群众美术建设中，对群众美术进行深入的研究，改变群众美术立场不坚定的局面，群众美术的业余性和自娱性决定了它的文化弱点，在“世俗关怀”的同时，缺失了一种超越情怀的人文精神，这就必然需要专业美术的制约和引导，不能任其发展，引导当代艺术的审美趋向，建设健康繁荣的新时期审美文化，另一方面群众美术应该发挥群众的力量，在生活中去检验专业美术所倡导的审美观念，不断提高全民的审美能力，优秀的专业美术作品是可以打动观众的，是可以引起广大群众共鸣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专业美术创作需要利用群众美术的“亲和性一，善于汲取群众美术生动活泼的形式，借助通俗易懂的形式，贴近群众的生活，用作品反映群众生活，用温和的方式去倡导正确的审美观念使群众美术与专业美术自然的结合发展。
总之，在明确了专业美术与群众美术的关系后，服务于群众美术的专业美术人才应该在专业创作的同时加强人文精神的修养，加强群众主体论的认识，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与责任，增强批判意识，要有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精神和毅力，要能够游刃于多元文化之间而不丧失精英文化的立场和批判意识的能力，使群众美术在大众文化的侵蚀下能够有一个健康，积极，坚定的审美态度，同时也不要埋头画画，闭门造车，把美术创作当作纯粹个人精神的表现，在作品中一味表现主观随意性，要在工作中不断加强与群众的对话，与生活的对话，为专业创作累积素材，从而激发创作灵感，优秀的作品所能看到的是广阔的世界，是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社会肯定的，而不是自己脱离大众、脱离实际的个人的声音。（作者单位：肇庆市文化馆）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电影；美学；电影美学；媒介素养
一、电影美学的概念
(一)电影的概念
电影概念的界定问题是电影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把电影定义为：以纪录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片段为基础传递信息、制造效果的一种异质综合性的媒介手段，是可以配有声音效果并具有画面性质的活动影像。
(二)美学的概念
美学自18世纪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嘉通首次提出以来，发展至今早已是名目繁多而流派林立。关于美学的定义，第一种观点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艺术，因此美学就是关于艺术的科学，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第二种看法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美学也就是关于美的规律的科学；还有认为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
上述观点各有瑕疵，笔者看来。美学是研究自然界与艺术之中一切客观现实事物本身的美，以及作为那种美的存在反映于人类头脑中的审美意识的科学体系。简言之，美学是研究美的存在规律以及美感经验和美的观念形成发展规律的学科。
(三)电影美学的定义
电影美学和其他艺术门类联系密切又有着相对独立性。电影美学要求电影首先要以电影的特殊艺术手段来认识现实和反映现实，也即要具备电影的思维特点和艺术特点。电影几乎拥有着其他艺术的所有表现手段，“它侵占着空间，表现着运动，携带着时间。它无标准、无楷模、无样板。它有思想、有感情、有意识、有孤独、有呐喊。”因而相对于一般美学来说，电影美学无论在色彩、空间、线条、影像上都表现得更复杂、更全面一些。
二、电影美学中哲学问题的随想
遥想中国观众站在新世纪门槛，随时都会感到扑面而来的视觉轰动。在一片暧昧而迷人的幽暗的光彩中，我们沉醉在酣畅淋漓快意无限的声音与图像的游走中。在一个强大的欲望场上，沉入无穷无尽的影像洪流之中。我们随时都会体验到一种对于自身生活的感性表达和表达的快乐。一种源于最基本的生活热情得以释放的自我感动。而这正预示着一般全球性的审美文化潮流正悄悄地潜入人们诗意的家园。中国当下影视艺术正是在这股全球性的审美文化潮流中确立自己的文化指向的。然而近些年来，文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一股无法抑制的洪流冲击着传媒的文化内涵。一系列社会问题昭示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学者大声呼唤“媒介素养”，希冀力挽狂澜，可是前提是要对审美文化中的问题有一个辩证的、理性的认识，才好通过“媒介素养”的作用对症下药。
(一)电影美学中的哲学思维问题
从哲学立场上看待电影美学的第二个问题是电影美学中的哲学思维问题。任何哲学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思维方法，电影本身也是在编剧、导演、演员甚至是观众各自不同的哲学思维中被创作、拍摄、观赏而实现其价值的。可以说，电影艺术从文本、影像到被各种不同价值主体即观众所接纳，都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的哲学思维覆裹着。从电影文本和电影作品的角度看，诚如周月亮、韩骏伟在《电影现象学》中所说：“电影思维并不排斥抽象化，它只是隐匿得更深、抽象形式更难明言。《去年在马里安巴德》则是抽象与形象高度统一的‘经典’。其实爱森斯坦想改变《资本论》也并非不切实际，爱森斯坦具有运用电影手段表现思维辩证法的追求和实力，他曾主张影片可以成为杂文集，甚至论文集，可以提出问题，并且通过最通俗的题材做出哲理性回答。虽然这些都是理论言说，但他们都是大师，不是外行人的胡说八道，而且电影要想走出媚俗的娱乐陷阱，就得要从思想力度方面开拓新世界。在讲电影的感性思维的时候插入这种议论是为了证明：电影感性思维是具有极强的理性内容的。”波布克则称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是对人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和人与上帝的关系方面所作的一种强有力的理性分析。而从哲学思维的角度讲，哲学思维也并不一定都是逻辑思维，逻辑、情感、想象都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思维方式，譬如狄德罗的哲学名著《拉摩的侄儿》和尼采的哲学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完美地将逻辑、情感、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典范。
电影美学不仅要关注电影作品及其接受的哲学思维，其实，就电影美学研究本身而言，也同样要遵循理智与情感相一致的哲学理路。毫无疑问，电影美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都要调动研究者的理性判断，因为对电影元素及其组合的分析、评价，往往要调动研究者的多种知识与经验，并对其做出各种思考性努力。然而，电影美学家对电影元素及其组合的理性分析既不是无限度的。也不是无前提的。这种限度与前提就是电影美学家对电影作品的即景体验与玩赏，而这又必须借助于研究者的情感思维。试想，如果电影美学家没有对电影作品进行情景交融的体验，如何对作品做出情感评价?朱光潜先生所说“不懂一艺莫谈艺”即含有此意。一个无奈的事实是人们一方面疏离价值、拒绝崇高，但另一方面又痛感人文精神的弱化而呼唤价值重建和人文关怀。这正是社会现代化演进中的一个突出的文化悖论。
(二)电影美学中的哲学观念问题
从哲学立场上看待电影美学的第三个问题是电影美学的哲学观念问题。这里所谓的哲学观念，其实就是电影美学家及其研究在哲学层次上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任何电影美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都不可避免地要表达他对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高尚与卑微、前进与倒退等价值范畴的情感体验或理智评价，这种情感体验或理智评价往往会左右着他对各电影元素的审美态度。当然，电影美学家也要关注电影创作、表演、欣赏、品评过程中的哲学观念问题，这是挖掘电影的美学主题和对各电影元素进行审美评价的前提条件。譬如，好莱坞战争片从“宣战片”到“反战片”的转换，其实就是电影美学的哲学观念的转换，或言之，是人们对战争的哲学认识态度转换的结果。如果电影美学家或电影评论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就无法准确地对好莱坞战争叙事观念做出合理判析。
美国电影学家斯坦利・梭罗门在《电影的观念》一书的《序言》中说：“观念往往很难同表达观念的过程分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创作者阐述主题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看到他用什么方法把材料组织起来，以表达一个电影观念。电影创作者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是通过他的电影手法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不管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红》《黄》《蓝》三部曲中的情感主义，抑或是黑泽明《罗生门》中的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不管是汤姆・薛迪的《王牌天神》(又译《衰鬼上帝》)中的上帝和自由意志，抑或是泰瑞・吉廉姆《十二神猴》中的时间观念，无不如 此。然而，作为电影美学研究工作者则必须对影片的哲学观念做出理性的或情感的分析，并从中找寻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电影哲学观念来。这里所说的“符合时代精神的电影哲学观念”，决不能理解为一种单一的主流或在大众文化层次上居于强制统治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说，这种被提升和总结出来的电影观念，不仅应是符合人的高雅的自然性情的，而且应是开放的、多元的、为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分享的。
关键词：文学终结；消费社会；文学性扩张；日常生活审美化
中图分类号：I0-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01-02
一、“文学终结论”的提出及影响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把“文学终结论”这一话题引入中国。在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1997年，《文学评论》第4期刊载了他的论文《全球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文中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现在甚至出现了从看电视或看电影转向电脑屏幕的迅速变化。”他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必定会对文学与文学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
米勒在2000年参加了北京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作了大会发言。继而《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了他《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长篇论文。米勒此文的核心观点即“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在论文开篇,米勒就引述了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的话:“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从而详细阐述了“文学终结论”。
在他的著作《文学死了吗》一书中，米勒也开宗明义写道：“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的时代。”于是文学行将消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成为论争的热门话题之一，持续至今。
二、由“文学终结论”论争引出的“文学性”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高科技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地位与日俱增，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随之日渐萎缩，而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地位更是不言自喻。文化研究等新兴学科对文学的冲击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文学边缘化的说法。
因此在激烈的争论声中，一种学者表示赞同“文学终结论”，认为文学存在和共生的条件变化了，文学也将随之消亡。信息技术与传媒方式的转变影响文学场的存在结构和文学的实际存在状况。印刷时代已经过去，媒体娱乐文化成为了主导，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精英文学的败落与审美的世俗化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于是正是这种时代的合法造就了文学合法性的危机。
相反，很多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质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文学终结是一个无效的理论，因为它本身就陷入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极端，于是正是“文学终结论”而不是文学，必将走向终结。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由于文学的语言魅力以及审美想象性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同时由文学传统构成的文明力量与文化秩序以及历史的厚重感无法被解构，因此文学不会消亡。
（二）“文学的终结”只是对无处不在的“文学性扩张”的一种遮盖与隐蔽。美国学者辛普森在1995年出版过一本书,名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针对“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到90年代末,卡勒注意到该书,受此启发写了《理论的文学性成分》一文,该文收在2000年出版的《理论的遗留物是什么?》之中。卡勒对辛普森的提法略有修正,将统治的“文学”改为“文学性成分”,从而使缘自辛普森的创见更为准确。卡勒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因为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方式对文学话语权的挑战从而“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即消费社会用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迫使其丧失了昔日中心地位的文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学。然而恰恰相反的是广义的“文学性”却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即在后现代场景中，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等都“文学化”了――离开了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等文学性话语的运作，这些活动都无法进行。如波德里亚所指出的,消费社会的品牌之多,意味之玄妙足以令人“眩晕”,而
“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此这种“文学性”的统治就形成了，并且蔓延直至无处不在。
三、审美泛化与文学性蔓延的内在联系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作为商品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文化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和文化内涵中扩张出来，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消费品。以至于日常生活都文学化、艺术化和审美化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对立也消解了，文化以视像的形式到处显现，使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时时弥漫着文化的气息。
苏尔茨在1992年出版的《体验社会》一书中就将后现代富足社会看作偏重审美体验的社会。他认为这一社会中的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注重其客观认知而沉溺于对事物的“内心体验”,或者说他们总喜欢先将事物的客观状态转换为主观符号然后体验其意味,苏尔茨称此为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审美化的社会即“体验社会”。
而“文学性的蔓延”这一说法同样是由于日新月异的数字媒体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技术进步的巨大力量可以改变文学的生成方式和通常感知文学存在、文学理论把握文学现实的方式和样态，伴随观念、感知经验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文学理论的相应变化。审美泛化、文学性蔓延，带来了审美文化版图的改写。
然而审美泛化带来艺术的扩张，并不一定就是文学性的扩张，审美泛化与文学性的蔓延并不对等，严格意义上讲审美扩张现象纳入文学研究对象有失偏颇，但是他们在知识形态建构上的同一性，尤其是在各种文本、超文本“混杂”的时代。随着“文学性”的蔓延，艺术和审美更多地进入生活，被日常生活化，含有“文学性”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自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如某学者所说：“生活审美化的现象我们并不陌生，它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其基本表现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了，借助大众传播、文化工业等，审美普及了，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和美术馆等和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所，它就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如百货商场、街心公园、主题乐园、度假胜地等；发生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美化的美容院、健身房等场所。”
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种后现代社会景观，也是消费文化冲击下都市大众日趋迈入的社会景观，它已经使当下的文学与审美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向。
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一书中说：“现在，很多传媒理论家和研究者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虚构叙事作品（其间往往充满了暴力和性）正对我们产生怎样的的影响？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艺术摹仿生活。（当然，在大众传媒中，艺术以非常扭曲的方式摹仿着生活。）但是，现在生活是不是开始摹仿艺术了？”
而塞尔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这样描述后现代日常生活:“从早晨到夜晚,各种叙事不断在街道上和楼房里出现……听者一醒就被收音机所俘获(声音就是法律),他一整天都在叙事的森林中穿行,这些叙事来自于新闻报道、广告和赶在他准备上床睡觉时从睡眠的门下悄悄塞进最后几条信息的电视。这些故事比从前神学家所说的上帝更加具有神圣和前定的功能:它们预先组织我们的工作、庆祝活动、甚至我们的梦。社会生活使得打上叙事印记的行为姿态和方式成倍地增加； 它……复制和积累故事‘版本’。我们的社会在三层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叙述的社会:故事(即由广告和信息媒体组成的寓言),对故事的引用以及无休无止的故事叙述定义了我们这个社会。”
由此可见，在单媒介艺术向综合媒介艺术的转化过程中，“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被媒体信息所渗透所建构的后现代社会已是一个文学性社会。但是无论如何，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区别于界限总是存在，因此审美泛化与渗透只能在一个底线之内存在。
四、对“文学性扩张”观点的质疑
然而从“语言”与“审美”的维度对“文学性”进行分析，有学者又提出了对“文学性扩张”这一说法的质疑。
首先，文学作为一种最能发挥出语言的“诗性”的话语实践，是语言呈现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典范。语言是文学永在的身份标记，以语言为媒介即文学最为不可替代的优越感，也是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根本所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视觉、听觉、或形体艺术却是直接诉诸人的官能的。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虽然我们是坐在花了票价的席位上，但我们并不是从那里去看罗密欧和朱丽叶，而是用罗密欧的眼睛去看朱丽叶的阳台，并用朱丽叶的眼睛去俯视罗密欧的。我们的眼睛跟剧中人物的眼睛合而为一了。我们完全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我们没有自己的视角。”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性”影响了我们想象力以及反思的智性的发挥，造成了一种对体验的催眠。
特里・伊格尔顿说：“文学语言疏离或异化普通言语；然而，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使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平时，我们呼吸于空气之中，但却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像语言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活动环境。但是，如果空气突然变浓或受到污染，它就会迫使我们警惕自己的呼吸，结果可能是我们的生命体验的加强。”
因此在图像文化的冲击面前，文学完全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其次，以经典的“没有时间性”作为对“文学性”的流动性与敞开“文学”边界的质疑。在伽达默尔看来，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因为它们“在不断与人们的联系之中”现身，“使过去与现在融合，使人们意识到它们在文化传统和思想意识上既连续又变化的关系，而体现了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规范与基本价值，随时作为当前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
正如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板。”
因此有学者认为，无论我们进入什么时代，文学总是存在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的关注与探讨总应该被置于“文学性蔓延”现象的研究之上。
再者，如法国作家里吉斯・黛布雷指出的：“关于媒体,可以用三个时期对人类社会进行说明: 即书写时代、印刷时代和视听时代。”
但是“一种文化(或媒体)没有必要取代另一种文化(或媒体)，然而，它所能够做的也只不过是对另一种文化加以补充。”因此，虽然新兴文学样式的出现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迫使印刷文学丧失了主要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但是这却并不等同于文学本身的边缘化，也并不构成“文学性扩张”的根据，文学不会因为存在形式的变化而终结。
五、结语
21世纪是信息技术的时代，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文学与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系列困境。以“纯文学”或自主性文学观念为指导原则的精英文学生产支配大众文学生产的统一文学场走向了裂变，统一的文学场裂变之后，形成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生产次场按照各自的原则和不同的价值观念各行其是，既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元并存格局。
就“文学终结”的争论还在继续，然而论争的关键点在于对“文学终结论”所指“文学”涵义的深层理解是否正确。
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说“文学虽然末日来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这一悖论，说明了他对印刷时代文学的眷恋，也是在面对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当今社会，呼吁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美）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玉刚.文艺学的境遇及其范式转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3]金惠敏.趋零文学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4（2）.
[4]（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秦立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J].文艺争鸣，2005（3）.
关键词：传播媒介；美学形式；审美化；发展
现代传媒美学是一门年轻的、由“现代传媒”与“美学”交叉融会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随着现代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加快审美化进程，随着它与美学的关系日渐密切，现代传媒美学必将不断地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
一、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传媒美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类生活是在传播过程中展开的创造活动，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传播活动正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传媒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充分展示想象力，力图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广域的发展过程。“把一切基于电子技术的传媒形态都视为具有共同技术内核、动作规则、分享基础的统一体；不同形态的传媒。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数据库。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内核及其运作规则、分享基础的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传播手段。”传媒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整合、融合和完善。
现代传媒是现代社会所运用的传媒形态，它包括传统传媒和新兴传媒。传统传媒是指人类历史上流行的、在较长历史时期通用的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当前时代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传统传媒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它萌生与发展的催化剂是信息技术。“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最富活力的变革因素，它催生了新媒介，改造着旧媒介，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形式和表现形态。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捷足先登，新闻网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通信紧随其后，不甘落伍。新兴传媒所代表的传媒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变化将人类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21世纪是现代传媒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新兴传媒不断诞生和涌现，不断替代或更新传统传媒。现代传媒与传统传媒有着密切联系和显著区别，是对传统传媒的继承、更新与超越。在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传媒并不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传统传媒并不会被新兴传媒所取代，而是在更新与重生后，与新兴传媒一道，成为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共同构成了现代传媒。现代传媒涵盖了包括从书籍、杂志、报刊、广告、招贴、广播、影视、通信、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视、可听的载体，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构成了一个视听兼容、平立同构、动静结合的完整的媒介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威尔伯?施拉姆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正是人们对传播媒介的使用和控制，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深刻影响传播媒介的变革。历史上每次重大科技突破和创新，都会带来传媒的显著发展。比如正是科学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才带来了电视的高清化、点播交互化、多功能化，带来了手机的智能化、多功能化、高传输率等。现代传媒的诞生、发展都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在传媒领域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传媒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传媒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人类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传媒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社会亘古以来信息传播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超越其他生命的地方，不在于自然传递信息的感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其独具的创造、使用和发展传播媒介的能力。现代传媒在依赖科技的翅膀快速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高效率和便捷性，也带给人们美的视听享受，使人们感受到融会高科技的现代传媒的神奇，同时极大地完善了传播手段，美化了传媒形式要素，诠释了传媒美的构成法则，体现了现代传播的艺术化和审美化，为现代传媒美学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审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传媒美学的发展动因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构成“当代审美泛化”趋势，审美与艺术逐渐地降低了身姿，迅速而不可逆转地向日常生活靠近，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问题，从西美尔、本雅明到博德里拉，西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已经翻译到国内的理论著作中，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和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都有较详细的论述。迈克?费塞斯通论指出日常生活中“深藏着审美的意蕴”，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三层内涵：第一，指的是艺术的亚文化；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而沃尔冈夫?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一书，提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将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等都纳入审美的视野。
在中国，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提高，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性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浓厚的艺术品质和审美意趣所渗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有迅猛发展之势。本世纪初，陶东风、周宪、王德胜、金元浦等学者关于“生活审美化”的文章，曾引发了激烈的美学论争，历时数年，参与论争的论文达两百多篇，尽管其中不乏许多否定或反对的声音，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审美生活化的进程。
在新媒介人、新知识份子以及普通百姓的眼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大量地发生在人们中间。陶东风说，“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借助大众传播、社会活动、日常工作等，审美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不再局限于音乐厅、艺术馆、影剧院等高雅场所，而是广泛地充盈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中，如超市、商场、公园、景区、美容院、健身房，甚至农家乐。薛富兴在他的《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一文中指出：“美学需要走出观念领域。走出精英心态，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为此，我们提倡‘生活美学’”。人们越益深入地感触了生活审美化带来的社会文化语境。认识了大众传媒、消费市场与审美文化的关系。审美、文化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丧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审美在不断地、持久地、强力地内化着人们的生活。同时，社会生活与现代传媒的关系越益密切，大众日常生活被各种媒介改造、抽象成独特生活方式，将其融入到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也就产生了水融的关系，为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三、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传播的目的与审美具有十分显著的相容性。现代传播是通过大众传媒将相关信息加以有效地宣传、传达、告知、展示、交流等，信息传播通过现代传媒实现其目的，就必然要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追求通过现代传媒表现出来的易接受性和艺术性。丹尼?贝尔曾说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和艺术性的过程中，将现代传媒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美，通过信息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表现给受众，以唤起受众的审美体验，从而也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现代传媒的美首先是一种传播的美，它渗透在传播媒介载体的方方面面。也融合在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美。现代传媒的美又体现在传播表现的创意性方面。优秀的传播表现源于独特的创意灵感，而具有创意性的传媒设计能够唤起受众的关注兴趣、新奇感和情感共鸣，使其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理震撼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代传媒的美还具有表现的情趣性。现代传媒的美以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感染受众，就必然依赖于富有情趣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为了提高表现的情趣性，应当致力于将善解人意的人文关怀、独到新鲜的审美语境、和谐清新的形式创造、诙谐生动的表意智慧融于一炉，形成独特的传媒审美风格。
现代传媒的发展催生了现代传媒美学。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均表现出不同的依赖程度和特殊性。现代传媒审美因其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现代传媒审美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审美认知，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传媒的振兴而不断向前发展，审美在现代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
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现代特征。形式因素和构成规律是现代传媒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审美既要从传统传媒中继承形式要素，又要吸纳新兴传媒的组成因子；既要考察传统传媒的组合规律，又要体现新兴传媒新的构成法则，从而提取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的现代特征。从现代传媒的传播形态，诸如图文传媒、彰像传媒、网络与通信传媒等类别各自的审美特征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共有的审美属性。
现代传媒在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和传播形态艺术化效果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审美化的要求，由此提出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田本相在他的《电视文化学》一书中写道，“人类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是它的生命价值追求的高级表现。从无线电广播、电影到电视的发明，使人类有了更多样、更现代的传播媒介，这些最初用于传播实用目的的媒介手段，却向着审美的目标突进和转化。这说明，任何一种人类的传播媒介，都有着从用于一般信息交流而发展成为人类艺术创造手段的可能性，实现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的转化。”
“青年亚文化理论”，在当今中国重新焕发意义，这可以从霍加特“文化是普通平凡的”以及霍尔“普通人并不是文化的”两句经典话语琢磨出一些味道。粉丝文化、微博段子、恶搞娱乐以及网络文学的全方位覆盖，均以青少年这一庞大受众作为载体，而分析影响力颇大的青少年社会文化现象，急需合适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理论基座以支撑。
在亚文化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形成品牌的研究成果包括《亚文化读本》《大众传播时代的青少年亚文化》《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2）》等著作以及诸多国内知名学者的学术论文，但可以说，首都师范大学胡疆锋副教授所著的《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形成该领域研究成果最早、论述最为系统的专著。
斯图亚特·霍尔在《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指出：“……边界与形式依靠特立独行、关注焦点以及领土空间聚合起来。当这些被牢固界定的群体同时通过年龄与代际得以区分时，我们就称它们为‘青年亚文化’。”进一步看，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潮流遵循的大众文化具有复杂辩证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不同于单纯的对立抵抗或是屈从附和，而是依据不同情况存在相对应的一种杂糅的暧昧状态，这种状态在约翰·菲斯克的著作中被命名为“协商”。菲斯克如是说：“正如前缀sub所示， 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
因而，单纯通过抽象概念定义出“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困难的，因为这种“协商”关系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依不同情况而不断变化。因此，胡疆锋在《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一书中（以下简称《伯》），敏锐地以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反推、瞄准、进而命中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内在规律。依据菲斯克对于“协商”的定义，“青少年亚文化”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即“抵抗性”“风格化”以及“边缘化”。当斯图亚特·霍尔继承霍加特担任CCCS（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后，他逐步强调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主流方法，从而使得“清纯文化、媒介文化、政治文化、审美文化……只要存在大众文化的地方，从广告到电视，从电影到文学，都留下文化批评的身影”。而胡疆锋先生把握到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核心特征——“风格化”。正如《伯》一书征引英国学者所述：“风格是个体判断其他人是否属于同一群体的一种方式。”
《伯》一书提到，“风格”之于霍尔是“吸引人的关键要素，要理解风格，不能忽略的是亚文化‘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么做’”（78页）。而对于亚文化“风格”的定义，菲斯克的论述更为具象：“风格是文化认同（身份）的表达，是赋予群体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强有力的途径。”具体看来，《伯》将青年亚文化的“风格”归纳为一种倾向于产生“组织化”的趋势——“亚文化团体的成员围绕特定的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体，在特定的地方活动，使用内部成员通用的音乐、服装和说话方式。”（79页）霍尔在长论文《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中明确指出，风格问题，对战后青年亚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认为，尽管无赖青年、光头党、褪色牛仔裤等外在形式和佩戴装饰显眼张扬，但这些并不是“风格”，霍尔进一步论述道，“制造出一种风格要依靠风格化的行动，他们产生了一种组织化的集体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一致而独特的‘生存之道’之中”。以一句美学研究的口头禅为例，胡疆锋指出，伯明翰理论认为风格常常是“有意味的形式”，其重点在于“形式”基础之上的“意义”，正如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菲尔·科恩一直尝试的那样，他着重分析的并非亚文化青年们扎眼的外在表象，而是探索导致“风格化”产生的象征性建构方式。
【关键词】多模态 英美文学 素质课程 构建
一、引言
英美文学课程在英语专业的学习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一直是英语专业的必修课程，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如提高其语言基本功，培养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近些年的高职英语教学中，一些院校过于强调高职的实用性和行业性，对英语教学进行了一些改革，忽视了英美文学类课程在培养人文素质方面的意义，使得高职英语教学理念滞后、课程内容单一、教学手段和方法简单。这极大地阻碍了培养社会需要的具备专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从而使得英语教学改革偏离了方向，不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二、高职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托多罗夫在其著作《濒危的文学》一书中曾经写道，“……我不能跳过诗人的名句和小说家的叙述。它们使我能够给自己的情感以形式，给自己细碎的生活之川以归整。它们让我梦想，使我为不安或失望而震颤。当我闷闷不乐之时，只能去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激情昂扬的散文，其余的一切都是那么乏味。”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作用很多，能加深我们对日常情感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救赎我们的灵魂。英美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为复仇而展开惊心动魄的斗争，勃朗特姐妹笔下的简爱和希斯克利夫情感炙热，华兹华斯的诗歌静观自然美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悲情英雄，……这些英美文学作品无一不带给我们对生命深深地触动，带给我们心灵的震颤与启迪。
作为青年一代的高职学生，要成为社会需要的高技能、高素质劳动者，其健康的身心成长与发展是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因此有必要开设英美文学欣赏课程，让学生通过文学教育提高自身的审美意识，进而去感悟人生，洞悉生命的意义，同时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人文主义精神。同时据调查显示，在希望开设的英语课程中，75%以上的同学希望开设英美文学欣赏课程，仅次于对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培训类课程的需求。
三、多模态化教学理论
模态指人类通过感官跟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多模态是指运用语言、图像、声音和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共同构建意义。随着国际交流的多元化，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尤其是互联网、智能手机、个人移动数字设备等的新媒体的出F，信息传递的方式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结果是文本的表述趋于多元化，文字符号通常与视觉、听觉、空间与身势语等多种模态相结合，以更加丰富的交流形式共同进行意义的构建。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已不再单单通过传统的印刷文字，而是通过听觉、视觉、手势、空间等多种渠道获取知识，意义的表达趋于整合性和多重性；同时地区多样性（local diversity）和世界连通性（global connectedness）使全球文化的多元和语言的变异趋势越来越显著。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多模态话语最早是探讨图像在表达意义上与语言的相互作用。该理论以社会符号学为视角，源自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多模态话语主要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
随着信息技术和学校课程的深度融合，许多学者开始把多模态话语理论引入到外语教学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多模态话语为基础的多模态听说教学，多模态词汇教学、多模态课堂话语教学、多模态写作教学、多模态教学模式、多元识读能力培养、多元读写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多模态化教学强调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资源，以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多种手段，调动学生尽可能多的感官参与教学活动。英美文学类课程因其内容与文字、图片、影视、音乐、网络等模态的密切关联，使多模态化教学成为可能。
四、多模态化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程构建
据调查显示，高职院校因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鲜有院校专门开设英美文学课程，一般是将其作为高职文学欣赏素质课程或选修课程开设，课时较少，教材及教学内容的选取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必须从人文素质课程的特点出发，尝试建构一种多模态化高职英美文学欣赏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主体，以网络为手段，以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通过多模态化的教与学，切实提高学生的文学作品识读能力、鉴赏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综合人文素养。
1.利用文字模态确定教学内容。文学作品中文字模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英美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文字模态主要是教材中的文字、PPT课件中的文字、学生课外扩展阅读的文字、学生提交的作业文字等等。由于素质课程课时有限，高职学生英语基础薄弱等原因，英美文学欣赏课程应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突出对经典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介绍，删减有关复杂的文学史、文学批评流派等方面的讨论。因此要精心编写英美文学选读教材，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十八、十九世纪和现当代文学；也可以按照作品的类别，诗歌、戏剧、小说（女性、战争、自然等题材）等，必须确保教材文字模态的准确性。
教师课堂讲解时使用的PPT课件中的文字是对教材文字内容的提炼总结，除了确保文字模态的准确性之外，应对PPT课件文字的字体、字号、颜色、排列等进行设计，使文字模态更清晰直观，便于学生观看理解。
作为课堂阅读延伸的课外阅读，也可以是文字模态的。教师可以将课堂上讲授的文学作品的完整原版内容或同一作家不同作品的多部文稿以及有关介绍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文章上传至校园网络BB平台，供学生课下阅读欣赏。同时为了巩固教学效果，教师可以适当给学生布置文字模态的任务，如写读后感，文学作品人物分析等，学生同样可以上传至教学平台，让同学或老师进行交流、批阅。
2.利用图像、声音模态改革教学方法。文学作品在本质上具有多模态性，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要发挥强大的想象力，把语言词汇想象成场景。因此在英美文学欣赏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图像和声音模态，既形成对文字模态的有效补充，又能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图像和声音模态在PPT课件教学中可能是文字模态的辅助模态。例如在介绍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咏水仙》一诗时，可以在PPT课件中插入水仙花的图片，让学生观察水仙的形态，和诗中的描述进行比较，想象诗人当时写作的心情和诗歌抒发的意境。这对文字模态起到了强化作用。当然PPT课件中模态的选择应是文字、图像、声音等的有机整合，而不应该相互干扰，分散学生的注意力。
随着科技的进步，相较于以前的以印刷文字为主导的“读文时代”，人们已经进入了由漫画、图书、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大众视像传媒所传播的“图像”为主导的“读图时代”。青年学生更是深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英美文学课程应对此加以充分利用。影视语篇的多模态性使其比文学语篇更为直观易懂，许多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影视剧，因此可以将影视与文学作品进行多模态融合，拓宽以书面文字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例如在讲授《简・爱》这部伟大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时候，可以让学生观看改编的电影。这部作品二十余次被搬上银幕，最近的一次改编电影是2011年的版本，以现代的视角叙述古老的故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感染力。
文学是纯语言文字的艺术，而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利用图画、音乐、色彩、声音、灯光等多种资源，涵盖演员表演、场景设计、摄影技术、背景音乐等跨学科的协作。在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教学中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课前利用电脑、手机观看电影，利用多种感官了解电影的叙事和语言，降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难度；课上介绍小说中的经典片段，让学生和电影进行比较，讨论两者的异同，重新审视经典文学作品；课后更多地去关注原著，让英美文学作品焕发新的魅力。要注意影视语篇的选择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英文原著，并不能完全替代原著阅读。
3.利用多元评价进行课程考核。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程考核不宜以一张期末试卷的成绩来评判，应该采取过程性评价的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有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小组互评。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评价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可以进行课堂评价和课外评价相结合。课堂表现既有个人的又有小组合作的。课外评价是灵活机动的，借助于计算机的强大功能，可以及时跟踪学生上网自学的记录，网络平台提交作业的统计，与同学及老师的互动交流等等。评价的手段是多样的，包括文学知识小测验、文学作品评析小论文、小组合作文学作品表演等等。在课程考核评价的过程中，学生利用多模态化的手段，积极投身课程的教与学的过程中。例如在小组合作文学作品表演展示中，学生要上网收集资料，改编剧本，撰写台词（文字模态为主）；还要将场景制作成PPT或提示板（图像、文字模态）；最终完成配乐、对话和表演（声音、文字、手势等模态）。这个过程锻炼了其技术识读、自主学习和语言表达能力；增强了其团队合作、自信自强的意识。
五、结束语
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通过赏析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学生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运用表达能力、了解西方文化，增强跨文化意识，更能够提升审美情趣，形成批评性思维，健全人格，从整体上提升人文素质。而多模态化教学可以通过各种声像资源和手段丰富英美文学欣赏素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形式，提高学生的兴趣与课堂参与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是高职英语教学的有效补充。
参考文献：
[1]张芸.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多模态化英美文学教学探索[J].外语电化教学，2012，03：65-68.
[2]祁继香.高职高专院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5，04：83-84.
[3]徐畔.多模态角下的高校英美文学专业课构建――基于电影的多模态特征及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01：163-166.
[4]宋凤丽.基于关联理论下的多模态英美文学教学[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4，08：67-49.
[5]陈惠君，王淼，吕英娜.通识教育理念下应用技术型大学英美文学课程改革[J].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9：95-98.
[6]李珂.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美文学课程中的实证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4：141-142，169.
[7][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栾栋，译.濒危的文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形式新颖的“中国风”音乐大行其道。从传统审美角度来看，这种音乐形式无论在歌词、编曲、演唱方法还是整体风格上都符合中国古典审美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有密切关系。但在这种音乐形式广泛流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探索传播传统文化的最佳途径。
近几年来，一批新生代音乐创作人和歌手将中国的一些民族文化的元素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流行音乐。这种新奇、独特的音乐形式很快席卷了流行乐坛，受到了听众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大众的追捧。也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大众，将“中国风”音乐的风潮推到了极致。同时，这种“中国风”也在广告、电影、服饰、建筑等各种艺术中大放异彩，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文化。可以说，“中国风”的流行，与在儒、道、佛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这种现象也源自中国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
一、何谓“中国风”音乐
“中国风”，如果按字面上解释，即有中国特点的音乐风格。当然，这并非是指中国的传统音乐，而是指在流行音乐领域的一种融合传统音乐的独特音乐形式。关于“中国风”音乐的定义，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音乐人黄晓亮在博客中说道:“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歌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使用新派唱法和编曲技巧烘托歌曲氛围，歌曲以怀旧的中国背景与现代节奏的结合，产生含蓄、忧愁、幽雅、轻快等歌曲风格。”也有人曾经试着给“中国风”音乐下过如下的定义:“中国风”的歌曲多采用“宫调式”的主旋律;在音乐的编曲上大量运用中国乐器，如二胡、古筝、箫、琵琶等;在唱腔上运用了中国民歌或戏曲方式;在题材上运用了中国的古诗或传说故事。虽然这两种说法还有待商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风”音乐的特质。
(一)歌词包含中国古典文化
“中国风”音乐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歌词中包含中国古典文化。有的作品直接把古辞赋拿过来运用，如王菲的《水调歌头》、蔡琴的《如梦令》、伊能静的《念奴娇》等，即是把古典诗词直接谱曲并融入现代配乐来重新演绎。有的作品则是借用古典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如“月”、“水”、“镜”、“梅”、“竹”、“兰”、“茶”、“杨柳”等融人作品，如《东风破》、《发如雪》、《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等。还有的作品传达了中国传统的情感内容，如周杰伦的《以父之名》、《听妈妈的话》、《蜗牛》等，这些歌曲显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亲情的伦理情感紧密契合。有音乐人指出:“‘中国风’音乐作品的歌词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歌词整体营造古典民族的文化氛围，运用大量的古典意象;二是歌词中带有一些鲜明的民族符号，以此来体现民族特色。
周杰伦的代表作《东风破》，其歌词是:“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旧地如重游月圆更寂寞，夜半清醒的烛火不忍苛责我，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人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烟漫草的年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歌名本身就是词牌名，其中“离愁”、“烛火”、“古道”、“思念瘦”等充满古典意象的词语更是营造出悲凉的气氛。((青花瓷》中的“素胚”、“釉色”、“临摹”、“窑烧”等描述青花瓷制作工艺的词被巧妙融合在歌词中，同时极力渲染江南雅致淡然的景色，构成了极具画面感的内容。《本草纲目》借用了李时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来传达古典情怀，胡彦斌的《曹操》则描述了一代袅雄曹操的故事。因此，包含传统文化是“中国风”音乐在歌词内容上的主要特点。
(二)编曲和唱法融合大量的民族音乐特征
一般来说，当代流行音乐习惯以西洋键盘乐器、打击乐器和电子音乐为主，而“中国风”音乐使用传统的乐器，如二胡、琵琶、竹笛、古筝等，使中国韵味被积极地呈现出来，是一种全新而且独特的音乐表达。如周杰伦的《东风破》主要运用了二胡;《霍元甲》则主要融入琵琶和大鼓，沉闷而厚重的鼓声阵阵，表现一代宗师的武学气概，全曲气势十足。林俊杰的《江南》主要运用了箫，箫声绵绵，流畅抒情，委婉动听。民族乐器与现代音乐元素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江南水乡的雅致淡然。
除了配乐和编曲之外，很多“中国风”音乐大胆地运用了传统音乐的演唱方法，如民族唱法、戏曲唱腔等。如陈升的《北京一夜》用老生腔演唱，之后有《霍元甲》中的花旦腔，《红尘女子》、《以父之名》中的青衣腔，《在梅边》里的昆曲，陶品的《SUSAN说》则引用了京剧《苏三起解》中的唱段。《千里之外》两种音乐形式和唱法的交替使音乐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变化，让人耳目一新。随着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和宋祖英两种不同音乐形式的巧妙融合，这种“混搭”的音乐形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三)整体风格追求古典意境
在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是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古典审美精神的重要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无论是诗词还是曲乐，都讲究含蓄、淡泊，追求意境的绵长深远，含蓄朦胧。
“中国风”音乐无论在歌词、编曲、唱法、旋律还是MV的拍摄上，都注重使音乐整体上能够展现出典型的东方古典意境。“中国风”音乐多采用古典诗词作为题材，情感表达符合“中和”的审美标准。同时，曲调的悠扬和谐也体现了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儒家美学观。除此之外，MV的拍摄也体现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含蓄蕴藉的古典美学要求。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存在着诸如“落花”、“大雁”、“春”、“暮”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在美学的层面上，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美国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将审美意象作为“情感符号”和“艺术幻象”来考察。她说:“艺术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就是情感的意象，对于这种意象，我们可以称之为艺术符号。朗格从艺术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出发，认为艺术意象也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在“中国风”的音乐中，充满了类似的传统意象，如周杰伦的《青花瓷》，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出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山水，水云萌动之间依稀可见伊人白衣素袂、群带纷飞。“烟雨”、“青花”、“素胚”、“芭蕉”、“门环”等古典意象配上悠扬的曲调和水墨风格的唯美的MV，组合成了独特的意境。这种欲说还休、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正是符合了“含而不露”这一中国传统的审美要求。
二、“中国风”音乐背后的古典审美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
所谓审美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审美文化所独自具有的内在审美气质和性格，它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审美意识、艺术态度的核心因素，属于一个民族文化比较深沉的东西，与一个民族的哲学精神相一致。审美精神一旦形成便会融合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地影响着民族文化、艺术及审美的发展。中国古典审美精神是在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以及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精神中逐渐生成、建构出来的。音乐学者林华先生就曾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我们的审美个性中，既有来源于人类共有的审美经验积淀成份，同时又有受到民族审美意识影响的成份……”。
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其核心的哲学基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促使中国古典艺术强调“道”、“气”贯穿的生命精神和博大精深的宇宙意识，注重直观感悟的生命体验，同时还追求“内在超越”的理想价值。生命精神和宇宙意识构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内在特质。中国艺术所注重的不是孤立的个体生命和对象，而是生命的整体感、流动感和蓬勃的生命力，这种审美精神导致中国古典审美重神韵、气韵、气势、气脉、气象和意境等，也就是重生命精神，要求表现宇宙无限的生机活力。这种审美精神必然会影响中国人的审美实践。尽管中国的流行音乐是以西方音乐形式为主流，但这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审美精神要求也呼唤符合中国人审美特点的音乐形式出现，而“中国风”音乐正是符合了中国人内在的审美要求。
同时，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其中，礼义廉耻、中庸之道、重亲情、尊伦理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中的情感表达，由此产生的审美方式使人们在潜意识当中钟情于写意的古典歌词，倾心于传统的民间乐器，醉心于含蓄、内敛的情感等等。在欣赏“中国风”流行音乐时，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情怀，使听众很容易就和音乐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三、“中国风”音乐带来的反思
对于艺术领域中的这种“中国风”现象，很多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今天，更多的文化形式和审美标准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审美实践。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传承五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消费时代，任何文化行为只有在转化为商业行为的消费中实现对文化信息的获取和传播，才能被公众更多地关注与接受。而“中国风”音乐无疑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新途径。它通过特定的商业传播手段和商业行为方式，使文化消费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得到审美的愉悦，最终实现传统文化和古典文明的传播。由此看来，这种独特的音乐形式不失为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音乐剧；现状；困境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0-005-01
一、何为音乐剧？
音乐剧在早期称为歌舞剧，是一种舞台艺术形式，结合了歌唱、对白、表演、舞蹈。通过歌曲、台词、音乐、肢体动作等的紧密结合，把故事情节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情感表现出来。虽然音乐剧和歌剧、舞剧、话剧等舞台表演形式有相似之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歌曲、对白、肢体动作、表演等等因素给予同样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剧诞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英美国家，其中以美国百老汇和英国西区的作品最为兴盛。上世纪80年代，音乐剧传入中国。1982年，中央歌剧院创作了第一部本土音乐剧《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国音乐剧在2003年成功引进《猫》等西方作品后，一直采取的是“原创”、“中文版”、和“引进”三剑齐发的发展方式。
二、音乐剧在国内稳步发展的态势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音乐剧凭借其无比震撼的舞台现场感，新颖的表演方式，优美的曲调旋律及舞蹈等诸多因素，成为了当时最受宠，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舞台艺术表演。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的普及，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拥有太多娱乐形式的年代。大众的审美也变得多样化，多元化。这让承载着古典韵味的音乐剧也不得不尝试加入新的元素来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同时音乐剧也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中文版《妈妈咪呀！》在中国的成功上演，使得中国沉睡已久的音乐剧事业又重新燃起了生机。简单易懂的歌词，熟悉而优美的旋律，加上句与句完美的押韵，让中国的观众饱尝了一顿丰盛的音乐剧大餐。纵观当今中国音乐剧发展大致有以下几大趋势：
首先，中国音乐剧正在从各个方面寻求出路。中国人对音乐剧的接受时间较晚，一开始的接受度也不高，就算是京剧和各种地方剧种在早期的中国也无非是人们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小工具，而且没有像西方戏剧那么大的舞台去展示。诸多原因造成了中国舞台戏剧发展的滞后，而我门的音乐剧市场更是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就笔者看来，现在有两个方法寻求出路，一是引进优秀音乐剧的。
其次，中国人对音乐剧的认识逐渐增强，需求增多。精神文明的发展要以物质文明为依托，当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时，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会日益提高，国人对音乐剧的不断认可和喜爱也是情理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日益提高，广大群众的审美取向也已经从单一模式向多元模式转化，于是，重新回到剧场，身临其境地以自己的感性体验来感受现场表演的真实艺术冲击力，成为当下文化市场中日益普遍的现象之一。人们不再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加上音乐剧商业化的运作逐步增强，音乐剧的宣传力度加大，更多的人了解了音乐剧，人们越来越多的把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用来欣赏艺术。
最后，音乐剧融入了本土文化，具有深刻的本土文化烙印。中国音乐剧自诞生之日起便烙印上了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在其近百年的本土化发展之路上，中国的本土文化元素是中国音乐剧能够赢得中国观众、赢得中国文化艺术市场的关键。例如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音乐剧《六祖惠能》，该剧创作取材于禅宗创始人六祖惠能的生平故事，即六祖惠能所经历的75年人生以及他的佛学思想。音乐创作则以西方现代交响乐为主，还融入了木鱼声、钟声以及咏颂《金刚经》的声响片段，这一独出心裁的中西交融和碰撞，令广大观众在感觉无比新鲜的同时也获得了别样的审美满足。音乐剧《蝶》巧妙的运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爱情故事作为外壳，但推陈出新的是故事的背后却蕴藏着爱与反抗的共同主题。整部音乐剧没有一句对白，所有对话均以西方歌剧宣叙调的演唱方式加上最具有中国“民族元素”的吟诵唱出，使音乐和剧诗在行情与叙事两方面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三、音乐剧在国内发展面临的问题
1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原创音乐剧作品没有市场化的考虑，也没有产业化的操作。如果音乐剧无法实现产业化，做到常演不衰，也就无法培养和积累相关的专业人才。如果不给予演员足够的戏演，他为了生计自然就会转向行业。至于培养的方式，中国与美国的差别也很大，国外的演员们若对音乐剧有兴趣，想要参与演出，通常都会自己去学习相关的课程，比如声乐课、表演课、舞蹈课等，然后再去剧组应聘。而国内少有做音乐剧的平台，营销和创作的团队都没有建起来。
2、音乐剧在中国也缺少观众的基础，但是票价高，大部分中老年人根本不了解音乐剧，这也促使这个行业更加恶性循环，造成音乐剧在中国无法有效普及。经过比较后发现，北京的演出票价是最高的，比上海平均高出一倍以上。例如，前些年引进的百老汇音乐剧《妈妈咪呀！》、《芝加哥》等，其最高票价为2000元以上。香港的《雪狼湖》在内地演出时，最高票价也超过了2000元。
3、创作能力有限，引进过多，本土经典音乐剧创做能力缺乏。在国内音乐剧界内产生了“做原创剧不如引进和移植”的论调，而上海音乐学院的金复载教授认为，在音乐剧演出市场格局中偏废原创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关键是怎样引导原创作品走上品质为上、同时可以规避市场风险的道路。“如果我们只是做引进商或者拿来国外经典翻演，那么中国音乐剧的原创将永远停留在低水平。”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项目负责人张宇先生看来，音乐剧在中国也不能满足于做单纯的引进。可预见的未来原创之路，仍然是困难而艰辛的。
参考文献：
[1] 居其宏《朝阳艺术与朝阳产业》[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5)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