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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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艺术歌曲的起源与发展
从狭义的界定讲，中国艺术歌曲是在西方艺术歌曲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西乐中融的产物，在我国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广义的界定讲，中国艺术歌曲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通常我们所指的中国艺术歌曲是狭义的界定，在近百年的中国艺术歌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时期，分别为：中国艺术歌曲的萌芽时期（1920-1949年）和中国艺术歌曲的复兴时期（1979年至今）。《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作品是中国艺术歌曲萌芽时期的代表作品，在这一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一方面借鉴德奥艺术歌曲“诗歌、音乐、伴奏”三位一体的技法，另一方面，在中国“五四”的推动和熏陶下使得中国艺术歌曲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时代特征。
二、中国艺术歌曲萌芽时期著名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
（一）赵元任
赵元任，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1892年出生于天津，原籍江苏武进，为清朝著名诗人赵翼后人，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他是我国第一位深入民间采风，用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创作的作曲家，他在艺术歌曲的创作中大胆借鉴欧洲浪漫主义乐派及古典乐派成熟的作曲技术，并注重结合民族本土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在艺术歌曲的语言、旋律、和声的民族化等方面进行着种种探索，其作品充分表现了当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崇尚“民主”、“科学”的愿望，代表作品有《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听雨》等。
（二）萧友梅
中国音乐教育家、作曲家。1884年生于广东，1940年12月31日病逝于上海。1901年留学日本，攻读教育学，并学钢琴声乐。1912年10月，又留学德国，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及莱比锡音乐学院，1916年以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与杨仲子等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创立音乐体育专修科。1927年，在支持下筹建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这是我国正规专业音乐教育的开端。萧友梅一生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是我国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者，共创作各类歌曲一百余首，其中，艺术歌曲的代表作品有《问》、《霓裳羽衣舞》、《卿云歌》等。
三、中国艺术歌曲萌芽时期的风格特征
（一）诗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
艺术歌曲的歌词大都选用极为优秀的诗词作品，且具有深邃的思想及细致的情感；艺术歌曲对歌唱旋律的创作要求较高，歌曲旋律的起伏要把诗词的内涵、情感表达出来，深入人的心灵；艺术歌曲的伴奏通常用钢琴伴奏，钢琴伴奏的写作同样要极为讲究，而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伴奏上，它与歌唱声部相融合，共同诠释作品。青主于1920年在德国所创作的《大江东去》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青主当时的情感与这首“念奴娇”词的思想意境产生了共鸣，他运用西洋音乐的创作技法及写作形式，依据诗词选用了二部曲式，上阕在e小调上进行，运用叙述性的旋律及柱式和弦织体来表现厚重、典雅的音乐情感，下阕则以E大调为主，用三连音分解琶音，具有抒情性、浪漫性色彩，形象地刻画出英雄与美人的幸福。最后，落在了e小调上与上阕互应。
（二）富于民族化的音乐风格
中国艺术歌曲萌芽时期的创作大多在西方成熟的作曲技法基础上，加入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要素，形成具有独特民族化的音乐风格；将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的特点相融合，表现中国艺术歌曲的独特情感。例如：赵元任先生于1926年创作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具有极强的民族风味，作品的主调建立在五声调式基础上，在点题乐句采用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使整首作品民族色彩浓郁。
（三）具有时代化的音乐体裁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大多数作曲家将革命化、群众化的主题注入到音乐创作中，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作品抒发爱国情怀，讴歌爱情、友情，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问》是萧友梅于1922年创作的，在这首短小的歌曲中蕴含着深刻的语言和音调，提出了寓意深长、富有哲理性的问题，代表了部分知识分子因时局混乱而发出的感慨之声。
关键词：艺术歌曲；中国；演唱
艺术歌曲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使得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和熏陶，它的创作方法和演唱形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改变。艺术歌曲在我国被比作严肃音乐，或者称为高雅音乐，现多指专业演唱者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格调雅致、意趣深邃、艺术性强的声乐作品。中国的艺术歌曲是时代的形象代言人，无处不透露着时代精神与力量，记录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
1艺术歌曲的风格特点
1.1精致的结构和丰富的内容
艺术歌曲的结构一般精致严谨，规范合理。音乐家创作时非常注意细节，每个词、每个音节都有巧妙的安排。纵观艺术歌曲的发展，其音乐形式逐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作品取材新颖而广泛，创作手法简洁多样。艺术歌曲的歌词多半是采用经典的诗歌，着重表达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容丰富多彩。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面貌，陶冶受众者的审美情操。
1.2诗歌与音乐之间的融合
我们将中国艺术歌曲的歌词称之为歌诗，是因为本来在我国古代，诗词是入乐的，诗即是歌，歌即是诗。欧洲艺术歌曲也大多是选名家的著名诗歌作为歌词。［1］艺术歌曲根据诗歌含义和抑扬顿挫等进行创作，呈现的是诗歌与音乐之间巧妙的融合。
1.3贴近现实生活的艺术美感
中国艺术歌曲发展的历程是与中国人的命运和现实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贴近现实生活的艺术美感是艺术歌曲最基本的美学特征。
2艺术歌曲演唱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1演唱者基本功不扎实，音乐理解能力较差
作为一名艺术歌曲的演唱者，基本功是不可回避的主题。理解能力也是不能被忽略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方式，更是最终为音乐服务的手法。艺术歌曲演唱若抛弃了理解能力，艺术效果便无从说起。部分音乐演唱者在学习过程中基本功比较差，音乐理解能力不强。基本功和音乐理解能力是每个演唱者都会遇到的瓶颈问题，如何化解就成了音乐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2.2艺术与技术之间处理不当，演唱技巧有待提高
艺术歌曲的演唱是以歌声为主要媒介来表现人的内心情感。歌唱的特点在于通过动人的歌声、清晰的语音来表达真实的感受。准确把握好演唱中情感的艺术处理，是演唱艺术歌曲的重中之重。但是大部分演唱者艺术与技术处理不当，音准音色节奏把握欠缺火候，演唱过程中没有技巧可言。演唱技巧是艺术歌曲表达的核心，提高演唱技巧才能使艺术歌曲更为动听。
2.3作品分析不够透彻，情感驾驭能力不强
演唱者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知识水平不平均。中西方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不同的地域思维偏差现象明显。对一些经典的演奏作品理解不彻底，不能从作家所处的背景和创作环境来体会艺术歌曲的思想感情。没有情感的演奏是空虚和无力的，无法真正打动观众。
3解决艺术歌曲演唱问题的方法
3.1提高演唱者的自身修养，夯实音乐知识基础
提高演唱者的自身修养，是在对歌曲进行艺术升华时不可缺少的素质。要想演唱好一首艺术歌曲，首先要在识谱、调式、节奏、音准等方面有一定的音乐基础。然后循序渐进地去学全曲的安排，弄清乐句、乐段和各乐段之间的速度、力度变化以及反复唱曲谱。要求演唱者除了学好音乐专业的各门课程外，还应该培养和提高我们自身对音乐的理解、记忆和想象的能力。
3.2全面深入理解艺术歌曲，增强感情表达效果
要全面了解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对作品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有全面的了解。全方位理解歌词内在与外在的含义，把握艺术歌曲的主题思想。不同的艺术歌曲会有不同的风格，就中国艺术歌曲来看，可分为西南、西北、东北民歌风格；外国艺术歌曲又可分为德、意、法、俄罗斯等风格。演奏者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品，才能把艺术歌曲把握得更透彻，表达得更完整。全面理解艺术歌曲，会增强艺术表现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3.3利用新型多媒体平台，推动艺术歌曲传播发展
艺术歌曲也面临着时代的冲击和考验，应正确地利用数字化的科技成果，通过大量的比赛、音乐会、专场演出、讲座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加强高雅艺术的宣传力度，服务于大众多层次的审美要求，进一步巩固艺术歌曲的阵地。［2］利用新型多媒体平台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艺术氛围，传播优秀的艺术歌曲。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平的提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以及电脑、多媒体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音乐市场的繁荣，为艺术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更光明的前景，为传递民族文化、人们享受高品位的音乐盛宴创造出无限的可能。艺术歌曲是具有诗歌、伴奏、人声旋律的立体性的结构形式，多反映个人情感及内心感受，让人内省，它最典型的特征是诗情与乐情的完美结合。艺术歌曲不容易演唱，需要演唱者有扎实的功底和雄厚的艺术修养。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家参与艺术歌曲的创作发展，特别是音乐院校的学生和作曲家们多多介入。想要让艺术歌曲在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应该严格把握其艺术形式的特点，尊重艺术文化发展的规律，凸显其独特的艺术性。根植于我国牢固的民文化土壤，抓住时代的脉搏，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发展之路，屹立在世界艺术文化之林。
作者:迂志勇 孔令金 单位:佳木斯大学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
参考文献：
肖文飞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文静寡言，但目光中有谦诚、有自信、有疲倦，更有敏感。那时，他的书法已经有些名气，取资甚广，行草为多，有经典，也有民间，面目多样，有新机，有野趣，轻松诡异，不衫不履，一片天真，时见奇逸。
他的文笔也不错，年轻时代，写一手新诗、散文也别致，有楚文化的浪漫，也有米兰昆德拉的感性。后来，随着对书法的痴迷，更著文探讨书法理论。他的理论思考，关照当代探索，深思书法特质，联系生命体验。在书法空间构成被高度重视以来，他对书法时间节奏的关注，成为很有冲击性的见解。
在60后书法家中，肖文飞的成长，除得益于理论思索之外，也得益于转益多师。他不但参加过陈振濂举办的“第一届学院派书法创作讲习班”，而且与同道一起接受过沃兴华的指导，后来又拜在王镛门下。他以现代创作意识，整合古代民间书法、文人书法与当代艺术书法，对各家各派，斟酌去取，以求熔古铸今。
在考取王镛先生的博士生以后，我与他接触渐多，而且成为他的论文导师。他的学术研究，开始由论入史，由宏观的思考和体系的建构，变为研究书法家，研究书法风气之变，尤能着眼于传统资源的发现与书风的变化。他下大工夫研究沈曾植，写出了有见地的博士论文：《开古今书法未有之奇境――从沈曾植看清末民初书法的丕变》。
文飞为人忠实诚恳，办事竭尽心力，去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任职后，对书法申遗卓有贡献。他的书法也有进步，突出的特点，是写意为本，化古出新，巧拙互用，既生且秀。篆隶魏碑，写出了新意，行草尤有个性，善于在时间节奏上着力，对于张旭、杨维桢与日本藤原佐理的笔势，多有领悟，化为己有，书风在或流动或跳荡中见凌利奇崛。山水画则更传统，有元人味道。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
哲学，作为人类的自我意识，是理性精神的直接表现。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来比较，我们不妨说，西方哲学偏于“纯粹理性”，偏重于追求知识；中国哲学偏于“实践理性”，偏重于追求道德。前者多描述自然界的必然，后者多强调精神领域的自由。中国哲学是内省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外间世界的认识，而是致力于成就一种伟大的人格。所以，和西方哲学相对而言，它并不重视对于客观对象的分析、区分、解释、推理，并不重视对于对象实体及其过程的精确叙述，而是把最高的真理，理解成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始终不曾脱离人的社会关系，不曾脱离伦常情感的具体实践和具体感受。
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历史上无情的阶级对抗关系，从来是笼罩在原始时代保留下来的血缘氏族宗法关系之下的，这种双重关系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哲学，首先考虑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为了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要讲统一、讲秩序、讲仁爱、讲礼让、讲义务、讲亲和、讲道德。而不是象西方哲学那样，更重视讲知识、讲方法、讲逻辑因果规律等等。现实的人生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哲学较早达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宗教观念的淡薄。东方思想宗教观念的淡薄是哲学史家们常说的问题，其实这种淡薄，不过是用对君主、族长和关系结构(礼)的崇拜和服从，来代替对神的崇拜和服从而已。这种双重结构是一种异化现实，自觉的人必然在其中找不到出路，而体验到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哲学的起源，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一点决定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许多特征。
在西方哲学史上，直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谓“人的发现”，或者说“人的自觉”。与教会、神学和经院哲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相对立，以薄加丘为代表的文艺复兴作家们宣称发现了与彼岸天国的幸福相对立的此岸的、地上的欢乐。这种欢乐意识是西方哲学觉醒的契机。以此为起点，西方哲学强调幸福的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叛逆精神”、反抗性格等竞争性道德。我们不妨说它的．基础是“欢乐意识”。产生于欢乐意识的痛苦必然伴随着消沉和颓废，产生于欢乐意识的悲剧必然伴随着恐怖和绝望。这些，正是西方表现痛苦的艺术作品共同具有的总的特点。
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建立在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从文献上追索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易》中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正是从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周人的道德规范与先秦的理性精神，以及“惜诵以致愍今，发奋以抒情”的艺术和与之相应的表现论和写意论的美学思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现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的：其有忧患，所以对于人间的吉凶祸福深思熟虑，而寻找和发现了吉凶祸福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使命感。通过对自己的使命的认识，周人的以“德”(“敬德”、“明德”)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就把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对于外在神祗的恐怖、敬畏与服从，即那种人在原始宗教面前由于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而放弃责任的心理，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和有意识的努力了：通过对忧思的思考，在图腾文化中出现的“天道”和“天命”观念，都展现于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人由于把自己体验为有能力驾驭自己命运的主体，而开始走向自觉。人们所常说的先秦理性精神，不就是这样一种自觉的产物吗？
周人亡殷以后没有表现出胜利的喜悦，而是表现出那样一种冷静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是人们走向自觉的契机，是先秦理性精神的前导。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种主体观念的先期确立，先秦学术能够呈现出如此生动丰富而又充满活力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出并作”。这一段话，比较正确地概括了诸子兴起的原因。东周列国互相兼并，战争绵延不绝，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富者剧富，贫者赤贫，百姓生死存亡如同草芥蝼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为了寻找这一切忧患苦难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各家各派参照《易经》的启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虽说是各家互相对立，没有一家不从对方得到好处，虽说是法家“严而少恩”，墨家“俭而难遵”，名家“苛察缴绕”，阴阳家“拘而多畏”，不如道家和儒家那样源远流长，影响深广，但如果没有这些学说与之竞争，儒家和道家也不会得到如此长足的发展。儒家和道家，附带其他诸家和外来的佛家，相反相补，相辅相成，挟泥沙而俱下，成为后世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而渗透到和积淀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相对而言，儒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政治关系和伦理规范方面，道家思想更多地渗透到和积淀在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方面。但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存在着两家共同的影响。
儒家强调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道家主张任从自然才能得天真。它们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历史和人的矛盾，政治和艺术的矛盾，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前者是美学上的几何学，质朴、浑厚而秩序井然；后者是美学上的色彩学，空灵、生动而无拘无束。前者的象征是钟鼎，它沉重、具体而可以依靠；后者的象征是山林，它烟雨空濛而去留无迹。从表面上看来，二者是互相对立和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最深的根源上，它们又都为同一种忧患意识即人的自觉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正如历史和人、政治和艺术、以及社会和自然都有其同一的根源，儒家和道家也都是同一种忧思意识即人的自觉的两种不同的表现。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尚礼乐，道家说自然，从同一种忧患意识出发，都无不带着浓厚的伦理感彩，都无不是通过成就某种人格的内省功夫，去寻求克服忧患的道路。两家道路不同，而所归则一。《孟子·告子下》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因于心，衡于虑，然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土，出则无敌国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这是儒家的道路。老子《道德经》则主张“贵大患若身”，“处众人之所恶”，这不是退避和忍让，而是顺应自然的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来和忧患作斗争(“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道家的道路。二者殊路而同归。那种单纯强调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积极进取、道家消极退避的流行观点，恐怕失之片面，有必要加以补充才是。
从能动的主体的责任感，产生了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这是儒道两家都有的态度。孔子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起子所谓“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都无非是表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尊和对人的尊重而已。“寂今寥今，独立而不改!”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一种自尊自爱的、人格的力量。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人格理想的追求，在这里都充满着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与忧患作斗争，与命运作斗争，这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思想感情的力量不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外在的、异己的宗教、国家、法律等等，而是首先被导向成就内在的人格，则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也是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许多特殊性的总根源。
总之，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建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然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详、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经过秦、汉两朝的扫荡和压抑，经过魏晋人的深入探索和韬厉发扬，它已经深沉到我们民族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基本元素。尽管千百年来兴亡相继的、统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力图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熔铸和改造它，它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封建体制的压迫，才使它得以保持自己的活力吧？
三
古代思想，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满于当时灾难深重的现世生活，把希望寄托在对于彼岸世界的信仰上面。在西方，这个彼岸是以宗教方式提出来的天国，在中国，这个彼岸是以伦理方式提出来的“先王世界”。前者是一个外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是知识和信仰。后者由于它的伦理性质又获得了此岸的实践意义，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的、内在的世界，通向那个世界的途径，主要是内省的智慧。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救世主之类抱着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怀疑态度。庄子的泛神论和孔子的怀疑论都反映了这个特点。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他说出了一个事实：以“敬”为中心的天道观念并没有把人导向外在的宗教世界。而这，也就是最高的智慧。从这种智慧产生了人的自尊、自信、自助的责任感，和苟卿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主体意识，以及它的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哲学之中，也表现在艺术和美学之中。
所以在中国，艺术创作的动力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精神，它先达到意识水平，然后又沉入无意识之中，不断积聚起来，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触动发而为激情，发而为灵感，表现为艺术。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是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外在的动力，例如神灵的启示(灵感)，或者外在现象的吸引所造成的被动的“反映”。
但是这种内在的动力，却又力图与外间世界相统一。例如，它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追求人与自然、即“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这种统一，作为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就是情感与理智的统一，即所谓“以理节情”。把“以理节情”作为音乐创作和一切艺术创作的一条原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独到的地方。
情是生生不息，万化千变的事实，它呈现出无限的差异和多样性。理是万事万物共同的道理，它贯穿在一切之中，所谓“道一以贯之”，它呈现出整体的统一。“以理节情”，也就是“多样统一”。“多样统一”作为“和谐”的法则，不但是西方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也是中国美学所遵循的法则。但西方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的和谐，它表示自然界的秩序。中国所谓的和谐主要是指伦理的和谐，它表示社会和精神世界的道德秩序。中西审美意识的这种差别，反映出西方物质文明的务实精神同东方精神文明的务虚精神各有不同的侧重。
若问这个贯通一切的道理是哪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说：来自此岸的忧患意识。产生于忧患意识的情感是深沉的和迂回的，所以当它表现于艺术时，艺术就显出含蓄、敦厚、温和、“意在言外”，所谓“好色而不、怨诽而不乱”。这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特色。“以理节情”的美学法则，不过是铸造这种特色的模子而已。它不但是美学的法则，也是一切政治的和伦理的行为法则，所谓“乐通伦理”、乐通“治道”，它们归根结底都是“忧患意识”的产物。
产生于忧患意识的快乐必然伴随着沉郁和不安。产生于忧患意识的痛苦必然具有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的调子。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普遍具有的调子。中国的悲剧都没有绝望的结局，即使是死了，也还要化作冤魂报仇雪恨，或者化作连理枝、比翼鸟、双飞蝶，达到亲人团圆的目的。“蝴蝶梦中家万里”，正因为如此，反而呈现出一种更深沉的忧郁。这是个人的忧郁，同时也表现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心理氛围。
四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仲尼■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此人意皆有所郁结，不得其通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又《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正道直引，竭忠尽智以事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榜，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这个说法，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与考证略有出入，但总的来说是符合史实的。屈原本人就说道，他之所以写作，是“惜诵以致愍今，发愤以抒情”。这不仅是屈原的态度，也是中国艺术家普遍的创作态度。我们看古代所有的诗文，有多少不是充满着浩大而又沉重的忧郁与哀伤呢？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例如游子归来的时分，或者爱人相见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捞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小雅《采薇》)
或者：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这种调子普遍存在于一切诗歌之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普遍的忧患，孕育着无数的诗人。所谓诗人，是那种对忧患意识特别敏感的人们，他们能透过生活中暂时的和表面上的圆满看到它内在的和更深刻的不圆满，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在欢乐中体验到忧伤：紧接着“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后，便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紧接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之后，便是“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
读中国诗、文，听中国词、曲，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地体验愁绪。梧桐夜雨，芳草斜阳，断鸿声里，烟波江上，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一个“愁”字。出了门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在家里是“梨花小院月黄昏”，“一曲栏干一断魂”，真个是“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以致人们觉得，写诗写词，无非就是写愁。即使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也还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浩大而又深沉的忧患意识，作为在相对不变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代代相继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了中国诗、词的这种调子，以致于它在诗、词中的出现，好象是不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似的。“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诵转凄凉，”即使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不免于受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
不仅音乐、诗歌如此，其它艺术亦如此，甚至最为抽象的艺术形式书法也不例外。孙过庭论书，就强调“情动形言，取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书谱》)这种奔放不羁、仪态万方而又不离法度的艺术，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杜甫欣赏张旭的书法，就感到“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这不是偶然的。绘画，是另一种形式的书法。它在魏晋以后的发展，内容上逐渐以画神怪人物为主转向以画山水竹石为主；技法上逐渐由以传移模写为主，转向以抒情写意为主；形式上逐渐由以金碧金彩为主，转向以水墨渲淡为主。这种转变和发展趋势，也不过是“取会之意，”把忧患意识所激起的情感的波涛，表现为简淡的墨痕罢了。“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还。”在那种平静和超脱的境界背后，横卧着我们民族的亘古的苦难。
五
“发愤以抒情”的观点，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表现论”。
“表现论”是相对于“再现论”而言的。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是再现作为客体的现实对象?还是表现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感情?主张前者的是再现论，主张后者的是表现论。二者并不互相对立，但各有不同的要求。西方美学侧重前者，它强调模仿和反映现实，中国美学侧重后者，它强调抒情写意。这种不同的侧重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相联系的。
西方美学思想是在自然哲学中发生的，古希腊最早提出有关美与艺术问题的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着眼于外在的客观事物的比例、结构、秩序、运动、节奏等等，提出了美在和谐的理论。这种和谐是一种数学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艺术创作的成功要依靠模仿数学关系”，“艺术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后来的苏格拉底考虑到美与善的联系，但他仍然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模仿，除了模仿美的形式以外，还摹仿美的性格。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即在模仿论即再现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西方美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诗学》。在《诗学》中他提出了三种模仿：按事物已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应有的样子模仿它；按事物为人们传说的样子模仿它。后来的达，芬奇和莎士比亚，还有艺术史家泰纳，都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先后都宣称艺术是客观现实的镜子。左拉和巴尔札克则把艺术作品看作是历史的记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他宣称“艺术是现实的苍白的复制”。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的范围之内，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模仿事实和模仿理想的区分而已。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分，不过是摹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摹仿事物的现实现象的区分而已。为了模仿事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一体系中产生了“典型论”。“典型论”是更深刻的模仿论，但它并非近人所创，其根源仍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这是西方美学的主流和基调。
与之相比，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与《诗学》同时出现的中国第一部美学著作《乐记》，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确立了一种与《诗学》完全不同的理论。除了把艺术看作是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外，它还把艺术同道德、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这在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中本是一种固有的联系，《乐记》把它应用于创作，指出“乐者，德之华也。”“乐者，通伦理者也。”这样的概括，标志着一条与西方的模仿论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乐记》以后的中国美学，包括各种文论、诗论、画论、书论、词论、甚至戏剧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美学所强调的是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是美与“善”的统一。质言之，西方美学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科学价值，中国美学则更多地把审美价值等同于伦理价值。前者是“纯粹理性”的对象，后者则是“实践理性”的对象。它们都以情感为中介，不过前者更多地导向外在的知识，后者更多地导向内在的意志。二者价值定向、价值标准不同，所以对艺术的要求也不同。
把艺术看作认识外间世界的手段，自然要求模仿的精确性，反映的可信性，再现的真实性。自然要求对它所再现和反映的事物进行具体的验证。例如西洋画很重视质量感、体积感、空气感、色感和光感等等，那怕是画虚构的事物，想象出来的事物(例如拉斐尔的圣母和天使，鲁本斯的魔鬼和精灵)都力求逼真，力求使人感到若有其物。这就需要求助于对透视、色彩、人体结构和比例等等的了解，这些都可借实用科学来验证。透视可以用投彩几何来验证，色彩可以用光谱分析和折射反映来验证，人体的结构和比例可以用解剖来验证。验证就是认识必然。画如此，文学、雕刻、电影等等亦如此。
中国美学把艺术看体一种成就德性化人格的道路，所以它不要求把艺术作品同具体的客观事物相验证，而是强调“以意为主”，即所谓“取会之意。”即使“传移模写”，目的也是为了“达意”。所以也可以“不求形似”。越往后，这一特点越明显。魏晋人“以形写神”的理论，发展到宋代就被解释为“以神写形”了。对象实体不过是情与意的媒介，所以艺术创作贵在“立意”，可以“不求形似”。欧阳修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卿咏物元隐情。”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迥然各异。
在中国美学的词汇中，所谓“创作”，也就是“意匠”的同义词，杜甫诗“意匠惨淡经营中”，一句话说尽了创作的甘苦。意匠功夫来自人格的修养，所以做诗、作曲、写字、画画、必须以在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人格修养、一定的精神境界作基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的功夫同样也就是画外的功夫。中国画家论创作，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强调“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就因为“意诚不在画也”。既如此，实物的验证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画的价值不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精确逼真地再现了对象，而是由它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的精神境界、和表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来决定的。
音乐也不例外。在中国美学看来，音乐的形式并非来自模仿客观事物，例如模仿小鸟的凋瞅或者溪流的丁咚，而是来自主体精神的表现，来自一种德性化了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它首先不是要求音乐反映的真实、具体、精确、可信，而是要求“德音不理”，“正声感人”，要求“情见而意立，乐终而德尊。”孟子《公孙丑上》云：“闻其乐而知其德。”《吕氏春秋·音初篇》云：“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愚、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音乐，不可隐匿。”我们认为中国美学的这些观点，比西方美学更深刻地触及了艺术的本质。
六
如所周知，人物画在中国画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小说和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占主导地位。虽然在明、清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真正伟大的小说、戏剧作品，但是，这几种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总的来说不曾受到中国艺术的重视。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他没有说错。《汉书·艺文志》早就宣称这类作品是“君子弗为”的“小道，”而把它黜之于“可观者”诸家之外。唐人以小说戏曲为“法殊鲁礼，亵比各优。”(《通典》)，来人以小说戏曲为：“丧志”、“德政之累”(《漳州府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种擅长于模仿、叙事的艺术门类，同中国美学的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这并不是说，古籍中没有关于戏剧和小说的专著。也有过一些这样的专著，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少室山房笔丛》……但是这些著作，没有一本算得上是美学著作。都无非野史、笔记，资料性、技术性的东西。《焚香记总评》和几本小说集的序言，虽然也发过一点议论，都无非随感、杂说，没有什么系统性、理论性。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小说戏剧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一环。这最弱的一环恰恰是西方美学中最强的一环。因为从模仿论的观点看来，这种叙事的形式正是再现现实的最好形式。
在西方，最早的诗歌是叙事诗，即史诗，如《伊利亚特》、《奥德赛》，它着重描绘事件发展过程，人物状貌动作，以及发生这一切的环境。西方的戏剧、小说就是从史诗发展而来。所以西方戏剧小说理论强调的是情节，认为戏剧小说的要素是情节而不是人物的个性或者思想感情。亚利斯多德《诗学》第八章规定，史诗必须遵循情节发展的逻辑必然性这一规律，达到“动作
与情节的整一，”他指出这种“动作与情节的整一”是史诗与历史的区别。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在“动作与情节的整一”之上加了诸如“时间与空间的整一”等等，被称为“三一律”，“三一律”一度是西方古典戏剧小说创作公认的原则。
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是抒情诗，如《诗经》，它直接表现、或通过自然环境或人物动作的描述间接表现主体的人的心理感受。“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饥寒劳苦(忧患)，以及起于饥寒劳苦的喜、怒、哀、乐、思虑(忧患意识)，才是它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它有时也着重叙述人物、环境和事件，如《七月》、《伐檀》等，但即使在这些作品中、环境和事物也仍然不过是表现的媒介而已，它的要素仍然是思想感情而不是故事情节。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叙事诗是《孔雀东南飞》，即使是《孔雀东南飞》，它的形式、结构也无不从属于情感的旋律。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到“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在徘徊而又徘徊之中表现出来的无穷的苦恼意识，才是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这个内容不仅决定了它的一唱三叹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它以无可怀疑的抒情性质。其他如《木兰诗》等，无不如此。
不论小说戏剧是否确是从诗歌发展而来，中国的戏剧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抒情性，同中国诗的性质相近。《红楼梦》中有一段叙事，脂砚斋评道：“此即‘隔花人远天波近’，知乎?”其实整部《红楼梦》，又何尝不是“隔花人远天涯近。”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典型的剧本故事，但是，你看它一开头：
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金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一种炽热的、被压抑的、在胸中汹涌骚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激情，成了揭开全剧的契机。这是诗的手法，而不是戏剧的手法。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出死入生的离奇情节著称，但是这情节所遵循的，仍然是情感的逻辑：“袭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由于是沿着情感的线索发展，而不是遵循逻辑的公式进行，全剧的结构就成了一种抒情诗的结构。连《桃花扇》那样的历史剧也不例外，“斜阳影里说英雄”，“闲将冷眼阅沧桑，”忧国忧民的愁思，交织着荣衰兴亡的感慨，就象是一首长诗。
与表现论相联系的是写意原则。这一点，即使对于小说戏曲来说也不例外。“优孟学孙叔敖抿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东坡续集》卷十二)。苏轼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写意原则在小说、戏剧中的应用。中国戏剧的程式化动作已成为一种惯例，象诗词中的典故一样，信手拈来，都成了情感概念的媒介。例如在京戏中，骑马的时候不必有马，马鞭子摇几下，就已经走过了万水千山，这是无法验证，也无需验证的。所谓“得鱼而忘签，”“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些中国哲学一再强调的道理，在这里既是创作的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西方的戏剧电影，务求使人感到逼真，演戏的骑马就得处处模仿真实的骑马，草原和道路伴随着得得的蹄声在银幕上飞掠过去，这种手法比之于京戏的手法，其差别就象是中医同西医的差别。前者讲虚实、讲阴阳，后者讲血压体温，细菌病毒。后者可以验证，前者不可以验证。不可以验证不等于不科学，有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是这一点的证明。这就叫：“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致意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
七
“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手法的理论。二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的发展线索，同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基本上符合。
“不求形似”的“形”，犹言形质、形象、器用。也就是各个具体的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或者说之所以被我们感知、认识和利用的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形质、形象、器用都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重要。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以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以下。《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一贯的立场。
西方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形而下学”的语言，它首先是人们认识一事一物与一事一物之理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能尽意而力求名实相应，力求反映的忠实性，摹仿的精确性、再现的可以验证性；与之相异，中国哲学所使用的语言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它主要地是人仍追溯万事万物本源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启示性，象征性的，所以常常“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常常强调指出这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这，也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谓“不求形似”的理论来源。
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是同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相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反映的精确和描述的具体，是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下学精神相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物物之理而迫索那个总稽万事万物的道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同辩证法相对立，有点虚玄，其实不然。这种思想恰好是要求从联系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息息相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途径。《易经》讲相反相成，老子亦讲相反相成，我们常说《易》和《老》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又把它们的“形而上”立场同辩证法的立场对立起来，这岂不是很值得商榷的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两个概念，美学上的“不求形似”说之所以首先出现于宋代，不是偶然的。中国绘画之所以到宋代特别明显地趋向于写意，不是偶然的。“运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言之，故“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所以中国美学不承认有西方美学中所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中国美学从来不讲“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不过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无不表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人格。“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用”，“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造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而且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上的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上的写意原则。
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却又足以发明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然《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从具体达到抽象，以个别领悟普遍，由感性导向理性，把概念和实在、形式和内容、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起来的观点，虽然说得虚玄晦涩，却深刻地触及了审美与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看来，就是要即小见大，以器明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见出一般。不过黑格尔所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所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所说的是表现论。话虽同，含义还是不同的。
《周易·系辞传》云：“生生之谓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人们出于忧患，探索盈虚消息，因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者说出那情而下者，又是以形而下者说出那情而上者，所以既是哲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象形文字的形声和会意，也包含着许多哲学和艺术的要素。当然，卦、爻和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介乎哲学和艺术二者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正如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过程的缩影，在这个雏形之中包含着许多中国艺术由之而生成的要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所从之而来和从之而去的普遍规律，德是生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实同而异名”，把道与德相统一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实际上也就是“文以明德”，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德性化的人格，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庄子，天地篇》云：“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一宇篇》云：“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主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与德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骨干子。实际上，它也是中国艺术与中国美学的骨干子。从往后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强调表现人格、愈来愈强调“以意为主”，愈来愈把表现在艺术中的喜怒哀乐，同一定伦理的、政治的状况联系起来，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哲学的影响。
与中国哲学相一致，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着眼点在德不在形，在意不在象。“乐者，所以象德者也，”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画者，从于心者也，”所以“人品不高，用墨无法”。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一逻辑，自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了。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自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于是乎有德，有德便有象。由于“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在这个意义上，人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这两种追求在艺术中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愈来愈倾向于不求形似了。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云：“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象，即形象，不过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片断，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留影。所以“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墁之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唯不可以作画，也“不可以与谈六经”。
这样的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先，艺术家和美学家们还兼顾到形似。在讲表现的同时也讲再现，例如《乐记》在讲表情的同时也讲“象成”。顾恺之在讲传神的同时也讲“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是越往后，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一发展道路，是同艺术通向德性化人格的道路相一致的。
八
艺术，作为德性化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它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真话，要表现德性化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诚实。这个要求，同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庄子·渔父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不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这个儒、道两家一致的意见，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践意义。忧患意识是对德与福之间因果关系的意识。“天道福善祸”(《尚书·汤浩篇》)，“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真话的作品才能表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引起好的社会效果。说假话的作品尽管一时好听，从长远来说则是有害于社会和国家的。李《潜书》云：“善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易而为福。若是，则龟英皆妄言。故歌大宁者，无验于昏主，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者，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预言者，他们只要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他们也就对社会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钟嵘《诗品》：“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未尝不喋喋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擎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苟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像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文如此，绘画、音乐等等亦如此。“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
贤、愚、不肖……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所谓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乐亦如其人，这是中国美学一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西方美学的着重强调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真实地反映客观现象，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显然是不同的。
因为说真话，所以艺术作品才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时代，表现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面貌。“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如果说假话，治世之音怨，乱世之音安，那就不真实，不能表现时代思潮了。另一方面，由于艺术在本质上是真诚的，所以从你的作品，不仅可以见出时代，也可以见出你自己的人格，如果你说假话，也可以见出你虚伪的、或者阿谀取宠的人格，“不可隐匿”。“予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眺，浅人也，其文捷。江聪，诡人也，其文虚。“(王通《中说》)作品的形式结构，也表示出作者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又可以纳入道与德的范畴。所以大至国家的道德(政治)，小至个人的道德(人品)，都无不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而起到不同的社会效果，而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
这个尺度，不仅是美的尺度，也是善的尺度。所以艺术作品，在中国美学看来，是真(真诚)、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也就是人格的统一。艺术不仅表现这统一，也通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导向这统一。所谓“同民心而出治道”，从古以来，一直是这样。这可说是中国艺术的一个传统。
当然，中国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偏离这个传统的倾向，如辞、赋骈文的纤巧，齐、梁宫体的浮艳，“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字之奇”，完全颠倒了文与质的关系。但是这种倾向出现以后，立刻就受到中国美学的批评。当时的刘勰、钟嵘、斐子野、苏绰、李谔……以及后来唐代古文运动诸大家，都曾在批评这种倾向的同时，重申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刘勰《文心雕龙》云：“夫铅熏所以饰容，而盼情生放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放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诵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思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讽泳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勿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锦裂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刘勰这一段话，在批评“为文而造情”的同时，也指出了艺术的本质是“为情而造文”，“为情而造文”者是诗人，“为文而造情”者，辞人而已。按照刘朋的语义，诗人和“辞人”的区别，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区别，也就是真艺术和假艺术的区别。后世论画者，多指出金碧重彩画是“功倍愈拙”，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所持的理由，基本上与刘勰相同。
“为情而造文”的所谓“情”，也不是任何一种“情”，而是在“以礼节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受“礼”所调节的“情”。即符合仁义道德的“情”。这一点在批评齐梁风气的许多文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中说·王道篇》云：“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隋书·文学传序》云：“易日，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亦大矣哉!”“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盖亦亡国之音乎?”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云：“杨、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只是一技，君子不为也。”韩愈《答李秀才书》云：“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答李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吾终身而己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本之以书以术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以礼以术其义；本之春秋以术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源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友；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为文也。”我们看，韩、柳古文运动之所以有：“起八代之衰”的力量，还不是由于它的根子是扎在中国哲学的深处的吗?
古文运动给了虚伪浮夸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以有力的冲击，但是那种“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作风，直到宋明以后才真正廓清。“真诚”问题作为一个艺术的本质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正如“不求形似”的问题作为一个创作方法提出来，都是宋、明以后的事。最明确地突出这于点的是李贽。李贽认为：“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理于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等等形式美的要求，之所以“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假”。他写道：“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焚书》)他指出，真正的艺术家，只能是那种有话要说，不得不说，“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的人。他的这种思想，上接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说，下通袁宏道的“率性”说和龚自珍的“童心”观，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九
“临邛道土宏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艺术家不是方土巫师，没有摧眠术，但他确实“能以精试致魂魄。”精诚，是一种能摇撼别人灵魂的力量。不仅是情感的力量、人格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意志的力量。这种被西方美学普遍理解为“形象感染力”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无非是一种贯注着精诚的意志的形象。意志由于贯注着精诚，所以才能够在形象上表现出坚忍和顽强。
《论语·子罕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尽心上》：“士何事?孟子曰：尚志。”《礼记·学记篇》：“官先事，士先志。”从事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士，最重视的就是“尚志”。“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志于道而道正其志，则志有所持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中国哲学所祟尚的道与德，其支柱就是志。
所以志是一种动态的精神力量。其强度愈大，则人格愈高。“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心欲有为，而亲友挽得回，妻孥劝得止，只是无志”(吕坤《应务》)。所以有志者，“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上的这个“志”的概念，也就是中国艺术上的“力”的概念。
那种《易》所借以“观我生进退”的力，在艺术中表现出来时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和意志。这就是构成艺术的最基本的要素。各种力的不同形式的运动所留下的轨迹，若无“志”的充实，便不会形成一个方向性结构。如果是画的话，线条就会在纸上轻飘飘地、无目的地滑过去，而不会“力透纸背”，或者“如锥划沙”。情意力的基质是画的“骨”。没有力也就是没有骨。荆浩《笔法记》云：“生死刚正谓之骨”。画家们所谓笔法，其实也就是骨法。所以思想感情不同，笔情墨趣也就不同。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旧乎用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艺术修养，技术修养基于人格修养、道德修养。必须“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然后“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没有这种画外功夫，画是不会有力的。中国书法家画家论字画，常说“有力量”或者“没有力量”很少说“美”或者“不美”，这种用词上的差异，是值得研究的。吕凤子先生说：
“根据我的经验，凡属表示愉情的线条，无论其状是方、圆、粗、细，其迹是燥、涩、浓、淡，总是一往流利，不作顿挫，转折也是不露尖角的。凡属表示不愉情的线条，就一往停顿，呈现出一种艰涩状态，停顿过甚的就显示焦灼和忧郁感。有时纵笔如‘风趋电疾’，如‘兔起鹘落’，纵横挥所，锋芒毕露，就构成表示某种激情或热爱、或绝忿的线条。不过，这种抒写激烈情绪的线条，在过去的名迹中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过去的作者虽喜讲气势，但总要保持传统的雍穆作风和宽宏气度。所以状如‘剑拔弩张’的线条且常被一些士大夫画家所深恶痛绝，而外紊内劲的所谓‘纯棉裹铁’或‘绵里针’的圆线条，就从最初模仿刀画起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中国画的主要线条了。”(《中图画法研究》)
这一段话不但说明了艺术以渗透作者情意的力为基质，也说明了中国艺术所追求表现的力，不是“剑拔弩张”的力，而是“纯棉裹铁”的力。
其实，中国美学对中国画的这种传统要求，也是中国美学对诗、文、书法等等的通同要求。书法固然是反对“剑拔弩张”了，诗、词也反对“剑拔弩张”。所谓“怨诽而不乱”，“好色而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不也就是诗、文领域中的“纯棉裹铁”和“棉里针”吗?!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作品。所以，虽然象《胡笳十八拍》或《窦娥冤》那样呼天抢地的作品也能感人至深，却很少有人那么写。传世名作大都是合乎“温柔敦厚”的所谓“诗教”的。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强毅的表现。西方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急促凄厉，处处使人感到恐怖和绝望。中国表现忧患与痛苦的作品，音调多从容徐缓：处处使人感到沉郁和豁达，感到一种以柔克刚的力量。
刘琨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想我们不妨拈出这后一句，来形容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特点。如果说民族气派、民族精神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气派和民族精神。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艺术是消沉的，避世的，退让的，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认为恰恰相反。在慢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国艺术很好地表现了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求奋发，不同流合污，而追求洁身自好的奋斗精神。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诅”，联系发展缓慢、数百年如一日的中国封建社会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它的进步含意应该是很清楚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是什么力量?！这是在异化现实中追求自由解放的力量，是起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的力量。所以它是入世的力量而不是出世的力量，是进取的力量而不是退避的力量。但它又以出世和退避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是“纯棉裹铁”的力量。这种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志”的力量，“骨”的力量，是在强大的持久的压力下坚定不移的力量。这种骨也就是所谓的“傲骨”，这种封建社会的“傲骨”是中国艺术的主干。例如中国画，虽然也有画牡丹和芍药者，但更普遍的题材却是梅、兰、菊、竹，这是因为它们有“傲骨”的缘故。“菊残犹有傲霜枝”，“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些题材，是中国艺术最好的象征，也是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征。
十
当然，一切艺术都表现力量，西方艺术也表现力量。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拿敦煌采塑和一些西方雕刻比较一下，这一差别可以看得很清楚。面对着外间世界的忧患苦难，二者都表现出一种反抗的力量。但前者的反抗通过实践理性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力量，后者的反抗通过求生本能表现为一种物质的肉体的力量。一如西方雕期中的人物各有个性，敦煌采塑中的人物亦各有个性。阿难是朴实直率的；迦叶是饱经风霜的；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双脚，从风炎土灼的沙漠里走过去，历尽万苦干辛，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缩，也没有哀伤。既不横眉怒目，咬牙切齿，也不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不，他们没有被苦难征服，而是迎着苦难平静地走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138窟的巨大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他以单纯的姿势侧卧着，脸容安静、和平而又慈祥，“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好象是在对弟子们说：“如来正在消逝，去宣扬佛法吧。”这个人没有被死亡所征服，而是平静地迎着死亡走去，不知不觉地征服了死亡。死亡的主题，被表现为一曲生命的凯歌，它像壮严徐缓的进行曲，给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这是什么力量?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同西方雕塑的力量放在一起比较，才能对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你看西方同样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塑作品，例如《拉奥孔》，米开朗其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其主题莫不是在强壮肉体的剧烈挣扎中展开的：雄厚宽阔的胸脯中骚动着恐怖，郁结着生活的渴望。大块大块隆起而纠结的肌肉中凝聚着生命力，而脸孔上绝望的表情却呈现出一种无声的哀号。在这些里面我们也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带着雷雨般的气势，猛烈地摇撼我们的灵魂。它是对死的抗议，是对于外在的忧患的外向的抗议。这种抗议的表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它同东方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迥然异趣。
不管论质、论量，前者都不亚于后者，甚至比后者更强，虽然它是通过一些体质文弱、动作安祥、姿势单纯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纯，棉裹铁”。它的这种神秘的表现性很能说明中国艺术的美学特征。你看那些修长而又柔和的衣褶，它们互相跟随，时而遇合，时而分离，徐缓伸展又蓦然缩转，轻悠下降又徒然上升，交织、纠缠而又分开，飞向四面八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好象是一首无声的乐曲，它有着管弦乐的音色，但不软弱。有着进行曲的旋律，但不狂放。它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重的肉体解放。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深沉而又冷静的忧患意识，表现在一种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形式之中，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力量，不正是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民族特征的一个最好的象征吗?如果说精神文明的话，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共同特征，不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最集中的反映吗?
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一切特征都是时代的产物。明清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小说、戏曲和重彩画、人物画的兴起，雕塑也开始世俗化，敦煌清代的塑象和云南纬竹寺五百罗汉，就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市井气，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精神需要寻找新的表现形式。这个形式是什么，是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不论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必然要表现我们传统的民族精神。所以市井气，也像六朝宫体的浮艳，终必不能构成中国艺术的特点。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文明。并且这个文明可以通过符号信号、语言文字和劳动产品的使用，而被学到和被传播，因而具有一种超生物的、历史的遗传性。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独特性才能够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保存下来和得到发展，而渗透到这个民族的个性深处，表现在这个民族各项活动的各个方面，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一种文明，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具有价值定向的意义。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这种价值定向不知不觉构成了该民族、该社会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不同标志，而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为该民族、该社会的进步规定了自己的方式，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不仅在活动形态上，而且在发展速度上，表现出参差不齐。有差异才有竞争，有比较才有选择，然后人类才有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一个民族独特的文明，不但是属于民族的，而且是属于全人类的。所谓属于全人类，是指它以自己的独特性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这独特性正因为它是民族的，所以才具有全人类的意义。
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认为，如果比较中国艺术、中国美学同西方艺术、西方美学的异同，并不一定非要分一个什么高低优劣。这其间不存在什么高低优劣。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人和艺术才呈现出丰富性多样性。艺术作为艺术，它的价值也就在于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西方艺术的特点，也正如中国艺术的特点，同时也就是它们各自的优点。如果一种特点得不到发展，它就会消失而不成其为特点。没有特点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两位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与杜亚雄，在对民歌领域的研究，从他们的成果中归纳发现他们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其特色。从而为我们来者提供对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保贵经验与方法。
关键词：乔建中、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思路、方法、特色
中国民族音乐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引入我国。以杨荫柳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懈的奋斗，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一代代学者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作为来者不得不坚持前辈志愿努力的继续走下去，这既是对前辈们丰硕成果的肯定，也是对璀璨的民族文化的肯定！那么作为来者继续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继承前辈的使命，同时也必须继承前辈们的研究思路、方法，以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天地！
一、乔建中
乔建中，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班晶合著，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成果评选专著三等奖；《瑶族民歌》、《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历史地理背景研究》、《典藏中国音乐大系》、《叹咏半年――乔建中音乐研究文选》、《中国锣鼓》等，并发表大量相关论文。
从乔建中先生的专著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如《土地与歌》是其有关“音-地-人关系”[1]探讨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成果。这也成为了其研究的特色之一：将音乐与地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土地与歌》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出，乔建中先生的思想观念；既音乐来源于土地的观念，也正是他所研究的“音-地-人”三者的关系。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中乔建中先生将“色彩区”作为其研究的重点，“‘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论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2]。在此领域，他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将民歌研究带到了一片崭新的领域，拓展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视角。“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音地关系微探》中，乔建中先生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拓展得更加的广阔。他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结合在一起，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把地理划分视为结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汇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思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
在他对地域文化与民歌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力图解读我国民歌与地域文化的一系列关系。这成为其研究的精髓，也成为我国民歌研究的保贵财富。不得不说，乔建中先生从他自身出发，对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让他坚持多年的田间调查，去探究民歌的根源。
二、杜亚雄
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中国民族器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中国乐理》、《世界音乐地图》等20多本专著问世，并用中、英、匈文在国内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
杜亚雄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其对裕固族民歌的研究，而因裕固族民歌研究闻名世界乐坛。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如《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是其研究的典范。王光祈先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将这一西方研究方法带到东方起，在学术研究领域就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果。杜亚雄先生也因这一方法的运用，给民族音乐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带来了，“匈奴音乐文化的确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的惊人成果。
杜亚雄先生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杜亚雄先生运用了田野调查法深入实地对裕固族当地音乐进行收集整理；运用体验式方法切身的去感受当地民歌，为了更好的理解裕固族文化，进而学会其民族语言；运用形态学方法对不同民族民歌进行形体上的细致分析；运用语言学研究法对维吾尔族、突厥族、阿尔泰族和匈牙利族在语言上进行对比分析；运用历史学研究法对裕固族族源的追溯，对匈牙利、匈奴关系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从古代文献中发展历史根源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最终得出其惊人的研究成果。
先生对学术的研究的谨慎与努力，我们不得不深感佩服；也正是因为他的严谨，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至今日，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三、结语
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里，像乔建中与杜亚雄一样为这一领域不懈努力的学者、研究者众多。只是他们的成果或许没有如两位一样的丰硕，但这些学者对民族音乐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的努力给我们的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了一次有一次的突破，他们的贡献也必将得到来者的肯定与继承。
民族音乐传承着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做为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的重要性不用过多的言语；然而对于这宝贵遗产的探究，以至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成为了我们不断为之努力的必要性。
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需要独特的思路、独特的见解，同时更加需要先进科学的方法。一代代音乐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延续探究的遗产，因此这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开拓的环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发现与开拓民族音乐的新领域，这就是留给来者的一个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1]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2] 乔建中，苗晶，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的划分，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
摘 要 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法、专家访谈法和数理统计法，对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集体项目成套动作中身体难度动作进行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身体难度动作的选择、分值等情况。通过研究得到世界各强队的技术数据、归纳强队的技术共性特征，找出中国队的相对优势和劣势，从而为中国艺术体操项目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集体项目 成套动作 身体难度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集体成套动作中身体难度动作研究。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查阅和检索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外文体育期刊中艺术体操的相关资料，浏览各个网站中与艺术体操相关的最新信息并对2009年版国际艺术体操评分规则，了解集体项目的研究现状及技术的发展趋势，为本论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录像观察法
通过观看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前四名共8套成套动作比赛录像，对运动员成套动作中与本论文相关的身体动作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为本论文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
3.数理统计法
运用Excel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对得出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并绘制成表格为本论文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4.专家访谈法
对国家艺术体操队的教练员、裁判员相关专家以及多位前国家艺术体操队优秀运动员就成套动作中身体难度的选择问题进行访谈。
二、结果与分析
艺术体操的难度动作是由四类身体动作组成，即跳、转体、平衡、柔韧/波浪。跳、转体、柔韧/波浪是艺术体操成套动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动作，能够充分体现出艺术体操运动员的弹跳能力、平衡型能力、控制能力和柔韧性。国际艺术体操评分规则中明确指出：“运动员必须全面均衡的掌握该四种类型的身体动作”，体现在每一项器械的难度动作中。
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比赛中，集体项目的比赛是五球、三带两圈。因而这四大类身体难度在两项成套中出现的数量都比较多。由表1、表2可见，在难度动作的选择上，将我国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进行对比，我国运动员各类难度价值和与所选难度总价值的比率，相对与世界优秀运动员来说，差距不大，各有特色；从所选各类难度动作的价值和上来看，体现出了运动员具有较好运用各类难度动作的能力。然而，仅仅通过分析所选各类难度的价值总和以及分析总价值比率图来判断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显得有些局限，有必要通过分析各类难度动作的价值与数量的比率，来深入了解我国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对各类型难度动作在数量和价值之间的平衡点，寻找我国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所存在的真正差异。
（一）跳难度动作数量与平均价值的对比分析
跳，作为艺术体操的四大类身体难度动作之一，在成套动作中，因其大幅度，高冲击的身体动作并且经常结合大抛或抛接的器械动作，往往是最吸引人的亮点部分。正因为如此，跳难度对运动员的弹跳力、柔韧性、肌肉控制能力以及协调性等多种综合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动员要想高质量高规格的完成漂亮的跳难度，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综合能力作为支撑。
由上面四个图可以看出，与世界其它强队相比较，我国运动员所选择的跳难度动作的数量和难度等级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差距不大，从图1显示可知，在五球的比赛中我国所选择的跳难度数量多于亚军队和季军队，低于第四名队伍，从图3难度价值表来看，跳难度的平均价值略低于第四名队伍，高于亚军和季军队伍。
由图2可见，在三带两圈的比赛项目中，我国的跳步难度数量略低于亚军和第四名队伍，与季军队伍相同。图4显示出与世界优秀运动队相比，我国所选跳难度的平均价值低于亚军队和第四名，略高于季军队伍。可见，我国运动员在跳难度动作的选择上与世界优秀队伍相比，差异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亚军队和第四名所选择的跳难度动作数量较之我国运动队略多，且价值偏高，明显显示出运动员身体机能的优势，值得我国运动员学习借鉴。
（二）转体难度动作数量与平均价值的对比分析
转体是新规则中注重发展的一项身体难度动作，是除了球操以外其它四个项目的规定动作组。在本轮比赛中，由图5可见，四支队伍在转体难度的选择上数量较少。除了季军队以外，其它的三个国家均选择了一个转体难度动作，由图7显示，我国转体难度的平均价值略高于第四名的平均价值难度，低于亚军、季军队伍，尤其是季军队伍表现除了较高的转体水平。
在三带两圈的成套动作中转体出现的次数最多，因此通过对带操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运动员转体难度的完成情况。由图6反应出来的结果是我国仍然选择了一个转体难度动作，与第四名选择的数量相同，低于亚军和季军队伍。由图8可见我国转体难度的平均价值略高于第四名，低于亚军和季军队伍，季军队伍仍然表现出高超的转体水平。
转体难度一直是我国运动员的弱势，选编较少的难度动作而获得较大的难度价值一直是我们关心的话题，通过这次比赛可以看出，我国运动员的申报难度分较低远没有达到新规则的标准，并且转体技术还有待提高。
（三）平衡难度动作数量与平均价值的对比分析
平衡难度动作是反映运动员在静力性控制身体平衡，而体现运动员能力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今艺术体操的发展趋势下，许多优秀的运动队伍在平衡动作的造型上更多的是采用了上体向前、向后、向侧弯屈至水平位，同时结合大幅度控制腿的姿态，并且结合了两种不同姿态大幅度的平衡难度动作，这是对以往的平衡动作只注重腿的高度和腿的幅度，而上体保持直立简单姿态的突破。
由图9可见在五球比赛项目中，我国所选择的平衡难度的数量略低于亚军、季军和第四名的队伍，并且由图11可见所选平衡难度的平均价值也较之其它三支队伍较低。由此可分析在五球的比赛中运动平衡类身体难度动作较少。
但是由图10、12可以看出在三带两圈的比赛中我国平衡难度无论是在数量的选择还是在平均价值的体现上都略高于其它三支队伍，因此，我国运动员良好的身体素质也是取得冠军的重要因素，但是存在不足的是在平衡难度的选择上还是较为单一，不够多样化。
（四）柔韧与波浪难度动作数量与平均价值的对比分析
通过观看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集体五球比赛录像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柔韧或波浪的难度得分率是各项最低的，而我们国家的运动员的柔韧素质一直比较好，由图13、图15示，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相比，我国运动员所选择的柔韧与波浪难度动作的数量和难度等级与世界优秀运动员差距不大，从图14、图16选择的柔韧与波浪难度数量世界优秀运动员数量相同，就难度价值而言，难度的总价值略高于世界其它优秀运动队。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我国运动员在难度动作的选择上与世界其它优秀运动队差距甚微，我国运动员的难度动作的特点是难度数量多，但是难度价值较低，这种状况不适应现阶段国际艺术体操发展的要求，新规则对我国运动员的专项竞技能力和综合身体素质提出更高求。
（二）建议
1.中国队的身体难度选择比较前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和一定的优势，但是身体难度动作还是我国运动队较薄弱环节，特别是在选择身体难度动作之后的编排熟练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明显。今后应更加重身体难度基本技术的训练，提高身体难度动作的规范性和对于难度动作的运用掌控能力，着重加强身体难度使用和连接性性方面的训练。
2.结合身体难度的交换难度和高分值混合难度是中国队待开发的难度动作类型。各类身体难度动作中，转体类难度是中国队的相对弱势，需加强转体类难度动作的训练，并提高在转体动作中结合多种器械技术的运用能力。
3.中国队需进一步挖掘独创性动作，保持自身优势。
参考文献：
[1] 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2009年版艺术体操国际评分规则[M].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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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行设计基础课程，以素描、色彩、色彩构成课为例。教学内容与方法， 在形式上仍强调造型、技法与单一的色彩配比规律，一定程度上不能承担起全部教学功能。文章提出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教学过程中对“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的认识与体验为中心，并结合现代科技技术的渗入为先导使学生对造型与技法、及色彩的认识上升到艺术审美的高度；同时能够把握和认识学习的方向。由此挖掘出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所能承载的全部教学功能。
一、艺术设计基础教育课程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设立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专院校已经达到1400多所，每年毕业生数量约10多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发展数量，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设计人才引起了我们的思索。我们一定要根据各院校特点，利用丰富的艺术资源，注重学生艺术素质的培养，注重学生本身的整体素质的培养，突出实验性与前瞻性。学生真正要适应社会，真正培养的实际上是他的心理要适应社会，而不是技术要适应社会，技术要高于社会。艺术设计专业学生首先接触到的几门基础课——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构成往往抹煞了艺术与设计的关系和培养有较强的个性表现力、创新能力、有前瞻性及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这层功能。三门课程的教学实验改革，各校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强调造型和技术能力的培养。除去这两点外，还应教什么，目的何在？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什么才是高于单一课程，贯穿艺术设计教育的本源问题？毋庸置疑，是艺术审美。艺术审美引领着艺术设计教育中一切要素的走向。所以，深刻意识到素描、色彩以及色彩构成课程除却造型、技法以及单一的色彩配比以外，还能通过“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给设计专业的学生提供最直接的艺术审美训练的平台。而恰恰设计专业的学生的艺术思维与表现能力的高低，对能否实现现时代设计教育的目的与要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三门基础造型课程，在全国各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基础教学中体现为两大倾向：一种是强调“设计性”、理性化的教学，其弊病是缺乏对学生艺术审美修养的培养，容易养成学生肤浅的形式主义观念和漠视设计艺术性的匠人品位，对学生造型创新思维的培养仅停留在空洞的形式层面。二是脱离设计特殊性，强调造型表现的技术性，造成学生思维禁锢，审美僵化，使之较难与后续课程链接。两种倾向都容易导致课程内容偏缺与方法盲目。 “艺术视觉思维的训练”“艺术表现语言的审美体验”往往被忽略掉，恰恰这是设计专业学生理解设计与技术的关系、设计与艺术的关系、艺术设计与社会的关系的桥梁。这也理应是这些基础课课程所要承载的教学内容，而并非要到进入设计专业课程后才要做或才能做到的事。
二、领会艺术的思维与表现
世界上极具前卫地位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研究生说：“花了这么多钱和时间，我们学到了如何思想。”这反映出美国艺术教育的重点是突出观念和思维，这也是西方现代艺术教育的重点。如何训练学生学会思想，成为西方现代艺术教育者研究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 90年代开中国艺术教育界也因此开展了系列学术争鸣。中央美术学院由周至禹教授领军，率先对本部设计基础课程进行改革，并已成体系。强调设计的学科特点，围绕培养学生创意思维组织课程的建设。
众所周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代的艺术教育——尤其是设计教育，是极其强调“思维训练”的。而设计基础课同样强调“思维”训练，不同的是根据课程特点，偏重于对“艺术的思维”训练，而且是在“艺术的表现”过程中去领悟，以达到教学目的。整个过程中“艺术的”这个前缀非常重要，因为在整个设计教学体系中，没有哪门课能如此直接地把学生领入与 “艺术表现语言”对话的语境，并让学生迅速进入“艺术思维”的状态。在此过程中，老师对学生审美广度与深度的引领，很容易让学生步入一个全新的艺术审美高度，学生对造型以及
技法的理解不再是概念化的，而是个性化的。最终，达到作为艺术设计专业基础课程教育的全部教学目的。
三、教学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1.在“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的体验过程中，强调艺术审美素养的训练。审美的觉悟需要通过感官对环境和客体的体验、思维对视觉的想象，最终由手准确地在载体上表达出来，观看、想象和构绘三者构成了视觉思维的全过程。根据所授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突破传统设计基础教学的单一思路，强调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艺术与设计双重性，建立合理的教学目的、课程内容，以及与后续设计课程之间的良好衔接关系。有助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创造性理解艺术与设计的关系。在掌握具象和抽象造型规律的基础之上注重学生的艺术审美素质的培养、艺术视觉思维能力的训练和艺术语言表现规律的体验，并通过基础课学习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造型与色彩之间的高级和谐。最终实现学生艺术视觉洞察力与艺术思维创造力以及艺术语言表现力的和谐进化。
2.从目标式教学转型为过程性教学，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理解力、领悟力及艺术个性和创造力。周至禹教授在中央美院设计系实验教学丛书《过渡——从自然形态到抽象形态》中写道：“重要的仍然是过渡过程中的思维训练，用脑画画，启发心智，用创造性的设计思维探索造型要素的各种可能性，其意义甚过了局部作业的完整性。”
传统基础课是目标式教学方式，有碍学生感性认知的发生、发展。另外，主观心理色彩研究是色彩构成教学的重要内容。以往的教学实践，主要以手绘形式表现“色彩联想”和“采集重构”作业。其训练的单一性很难完成学生对色彩的真实感受和更高级透彻的理解。而“艺术的思维与表现”看重教学中的过程，对学生艺术审美素质和表现能力的培养，是通过启发视觉洞察力、开拓视觉思维想象力、体悟艺术表现语言这些阶段过程性课题实现的。异是萌发学生艺术个性和艺术创造力的原动力，过程性教学，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及创造力。
显然，培养学生的个性表现力、创新能力、及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社会责任感，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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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论坛为一个时间点，回看我国艺术管理专业教育快速发展的10余年，有关其的讨论、话题不断更新、拓展、深入，更加实际、理性、科学。一次次学术交融、智慧碰撞的论坛好比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发展历史长绳上的结点，结绳记事，以此为缩影，我们不难看出艺术管理专业历经着从最初的多元探索至今日的规范、理性再到未来的科学、成熟。有专家指出，当下的艺术管理专业，在经历了10余年教学、师资、学科建设、社会检验等多方积累之后，已经进入了“再出发”的全新阶段。以此阶段为新出发点，艺术管理该怎样“再出发”？来自国内最早一批开设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南京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以及专业建设方面极有特色的首都师范大学的专家，从10个方面解读了艺术管理专业当下的发展境况、症结，以及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问：何为当务之急？
“没户口”，是艺术管理业界专家们无奈的戏称。从成人教育到系统的本科教学，再到硕士、博士的培养，细数艺术管理在我国的发展前后已30余年，但“没在教育部挂上号”成为该学科的“心病”。随着10余年的快速发展，艺术管理专业在教学、学术及实践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厚的积累，“没户口”带来的弊端，也日益突显出来，呼声愈发强烈。
近段时间，该项工作已大大推进至实操层面，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一批院校都在积极争取将艺术管理专业上报为国家教育部目录内的本科专业，相关工作已经展开。与此同时，不仅开设艺术管理专业的相关高校正在进行相关努力，教育部艺术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等机构和组织也都在着力推动这一举措。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开设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南京艺术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也在积极推动此事。“可以说，将艺术管理申报为教育部目录内的本科专业是我们大家长期办学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艺术管理教育在我国办学时间长、办学规模大、办学成果卓著。在诸多条件的支持和今年相关院校、政府部门、社会机构等的共同努力下，艺术管理专业申报教育部本科专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情况。” 作为着力推动此事的专家之一，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主席、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董峰介绍了目前艺术管理专业申报教育部目录内本科专业的相关情况，他指出，将艺术管理申报成为本科专业是相关学校艺术管理系为了更好地开展相关的招生、培养工作的首要争取目标，也是对于社会上相关用人单位对于艺术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的满足。
“针对目前我国的艺术管理还没有纳入教育部专业目录的现状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有组织地申报并最终获批教育部目录外增设新专业。”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张蓓荔也首先强调了申报本科专业的迫切性。她提出，借此申报之际，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全国各院校艺术管理的办学质量，在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及教材建设等方面，一方面要强调学科基础的统一性（艺术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各院校办学理念和教学资源的独特性，促进艺术管理专业的科学发展。
从专家们的一再强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将艺术管理专业申报成为教育部目录内的本科专业有着强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那么该如何理解其重要性呢？一般而言，我国大学的本科专业是根据教育部目录来进行设置的，但由于艺术管理在国内一开始的办学是以专业方向的形式在相关的本科专业中进行办学的，这就给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带来了诸如学生就业适应性、教师学者课题申报成果评价等方面的许多不便和障碍。
董峰指出，学科与专业的合法身份本应包括行政化身份和学术化身份两个方面。行政化合法性主要是指需要依照教育部的相关要求按程序进行申报；而学术化合法性则主要指专业需要有良好的学术积累、规范的办学条件、成熟的办学资源等。“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将艺术管理申报为教育部本科办学目录下的专业，进一步完善艺术管理行政化和学术化身份，我认为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问：艺术管理学科呈现出哪些阶段性特点？
目前，中国31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中，已有28所设有艺术管理专业方向。其中，9所音乐学院和7所综合类艺术学院全部设有此专业方向。全国则已有超过500所院校设立了艺术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除招收本科生外，不少硕士授权单位还在艺术学科下招收艺术管理相关方向硕士，如中央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上海大学已率先招收艺术管理博士学位研究生。
由此可见，艺术管理学科在我国经过10余年的理论探索和人才培养实践，正逐渐走向成型，张蓓荔总结了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她认为，中国艺术管理学科在10余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已基本形成了以艺术院校为主，综合性、文科类院校共同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办学规模。初步构建了从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搭建了学界、业界、官界共同对话的交流平台，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教学与学术系统。同时，形成了一支从事实践、教学以及研究的队伍，积累了一批学术成果，为学科、专业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学科身份的合法化凝聚了共识。
在整体呈现以上特点的同时，由于我国艺术管理专业多是不同专业院系依据自身专业特色，结合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知识而建立教学体系，这样从开始就凸显了艺术管理专业的差异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第一，各个艺术院校的专业特点不同，形成各学院艺术管理专业方向的各自特点；第二，各个艺术院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形成艺术管理专业方向办学定位的差异；第三，各个艺术院校艺术管理专业方向办学的资源条件不同，造成师资队伍、学生生源的差距；第四，各个艺术院校艺术管理专业方向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组成不同，造成培养方案不统一、标准不统一。
三问：艺术管理究竟应该“管什么”
“理什么”？
在差异化明显的前提下，艺术管理作为一个学科，该如何进行定位？究竟应该“管什么”“理什么”？在专业建设上如何从跨学科的架构中形塑艺术管理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些问题，正是业界人士一直在研究的重要课题。
艺术管理专业是伴随艺术机构及艺术事务蓬勃发展而生成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本专业具有艺术学与管理学相互交叉融合的特点，属于艺术学理论类本科专业中的特设专业。艺术管理与艺术史论等本科专业共同构成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完整的学术框架。
对艺术管理专业定位的了解，要基于对其内涵的准确把握之上。尽管艺术管理具有不同的定义，但从本质上而言，艺术管理是对艺术机构及其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涉及艺术项目及企划与制作、艺术市场与营销、艺术筹资与赞助、艺术政策与法律，以及艺术法、艺术观众拓展、艺术品牌塑造等，是对艺术与社会外部因素互动关系的统筹与掌控。
艺术管理既然作为一个规范的专业，就必须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边界。明确的标准有助于对于一个专业是不是艺术管理专业、一个艺术管理专业是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进行评估。董峰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标准则是艺术管理专业的内涵与品质，具体而言应该包括：第一，艺术管理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管理学等都为艺术管理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根基。故而艺术管理专业应该与其他专业有明确的区分，无论是哪种类型、层面的院校开办艺术管理专业，都应该开设诸如观众拓展、艺术筹资、艺术营销、艺术策划、项目运作、票房管理等专业基础性的课程。第二，艺术管理专业应注重实践性的教学品质，而非纯理论类的教学，好的艺术管理教育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第三，艺术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基础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特点，在保证艺管专业基础型之上，各个学校应该结合自身学校的办学特点、资源、优势等条件开设一批特色化、个性化的专业课程；兼顾不同院校的办学传统、办学优势、办学资源，从而体现出其特色化。如在音乐院校中注重对于剧院团、演艺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在美术院校中注重对于博物馆、拍卖行业技能的学习。
董峰强调，唯有在艺术管理专业中既注重一般性又强调特色性，才能在保证艺术管理专业边界的基础上兼顾各个学校的办学资源优势，树立起优秀的教学体系，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性优秀人才，从而办好这个专业。
四问：如何避免不专业的“专业教育”乱象？
目前，国内有超过500家的艺术类院校、管理类院校、综合性大学开设了艺术管理类的相关专业，还有院校计划开设相关专业，可以说发展速度相当迅猛。一些学校培养的人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并不断完善自身，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同时，另一些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模糊、教学体系混乱、学生就业率低等，存在着很多不规范、不完善的行为。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文化和艺术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这种现象体现了社会对于艺术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但不避讳地说，目前国内艺术管理专业办学存在一哄而上的情况和现象。“不少不具备相关办学资源、办学条件、办学经验等的国内院校也在纷纷开办艺术管理专业。这些学校的艺术管理专业由于缺乏学科核心课程、资深经验教师、丰富办学经验等问题而导致其艺术管理办的‘四不像’，成为了由各自学校各种专业组成的‘拼盘专业’。”董峰指出了当下艺术管理专业教育发展中呈现的乱象。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吴明娣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艺术设计专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最开始有眼光看到其具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学院，走到了前边的，这一批基本都发展比较好。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好，一拥而上，一部分就烂大街了。近些年，开设艺术管理的院校大大增加，但学科建设是否完善，师资力量能否保证教学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也害怕艺术管理烂大街。”
对此一哄而上的现象，董峰认为，在专业建设上形塑艺术管理的教育品质至关重要。有些人认为，艺术管理专业既然是规范的本科专业，那么全国的开办院校就应该有大致相同的专业核心课程；但又有人提出，不同的院校应该有不同的个性化、特色化课程。对于这个问题，经过业界长时间的讨论、质疑和论辩，业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要想办好艺术管理专业，就必须强调和重视基础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观点。用基础性课程将艺术管理专业与其他专业区分开来，表明其专业特质；用开放性教育赋予其各个院校的特色，打造个性化的特征。
五问：怎样招生更为合理？
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缺口逐步增大的背景下，加之艺术管理学科发展越来越成熟，办学质量高的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业情况不错，越来越多的学生将艺术管理作为其报考的方向。招生工作应该怎样开展，生源情况又如何？
目前国内艺术管理专业的招生方式有以下两种：一种是以南京艺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一批院校，以文化课成绩为招生录取的主要标准；另一种则是以文化成绩+专业成绩的综合指标作为标准进行招生录取，这种院校占比更多。两种招生方式录取的学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以专业分数为主要录取标准招收的学生生源，在艺术专业（如演唱、表演、美术）上具有特长和优势，一般来说，在性格上相对而言比较活泼、开朗、积极、热情，更加容易融入到艺术组织的管理工作当中去，扎根于艺术本体去理解和从事艺术管理工作，但是这部分学生在文化、英语等综合素质上又有所欠缺，从事深度艺术管理工作时往往难以胜任；以文化成绩为主要录取标准的学生生源，综合素质较高，在语言表达、理论功底上具有优势，却又由于自身对艺术知识缺乏、兴趣欠缺，而难以很好地融入到艺术管理学习的专业状态当中去。
那么，两种招生方式哪种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艺术管理教育的开展？董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偏概全，实际上，每种招生方式都有其合理性。两种生源各有优长，在学生进入学校后，教育者也需要根据他们的不同特点开展有效教学。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有许多艺术类、商业类、管理类大学都在开办艺术管理类的专业，每一所大学都根据自身学校的特点来招收、培养学生：艺术类的大学往往注重于艺术管理工作中的制作、生产过程；商业类的大学关注艺术管理工作中的营销、企划层面；管理类的大学则重视艺术管理工作中的控制、监督方面。可以说，艺术管理专业作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十分广阔的专业，每个学校都可以通过关注其中不同的部分和结构从而创建自己的办学特色。无论对于文化课还是专业课课程的设立、开办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六问：学习艺术管理应具备哪些素质？
在分析两种不同生源特点的同时，董峰特别强调了生源应该首先具有对于艺术、文化的热情和热爱。他认为，一个对于艺术没有热情的学生很难学习好艺术管理专业。教育者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于其艺术兴趣的开发和培养，“对艺术感兴趣”就是学生需首要具备的素质。
其次，“会不会学习”至关重要。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必不可少，如何在课堂上从不同课程、不同教师中吸取知识并引发思考，如何在课外合理安排时间，如何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之间平衡精力……对于不同的学生而言，答案并不相同，但对于艺术管理专业来说，“会不会学习”会直接影响教学结果。
再次，“艺术特长”助力学生专业学习。有相应的艺术特长更加容易让学生进入到艺术管理的状态中去，更加容易融入到艺术圈子中去，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工作都十分关键。
对于如何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在课程中应开设艺术营销、推广、策划、筹资、赞助等一系列学科基础课程来确保专业教学的一般性，奠定艺术管理学生的基本气质和特征，从而和美术学、艺术学、管理学、经济学的学生有所区分。
同时，在一般性的基础上，应该就学校的特点发扬其特色，使学生获得核心竞争力。以南京艺术学院为例，在艺术管理专业人才上更加重视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和基本理论素养。这与南京艺术学院的办学传统与优势有关，学校不仅是在国内最早招收研究生的艺术类院校，而且目前学校拥有艺术学门类下面5个一级学科的全部硕士、博士点授予权，重视学科建设、重视理论研究在全校形成了氛围。对于艺术管理专业，学校特别注重对于学生文笔写作、理论修养、听说读写等综合素质的相关培养。学校还非常注重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水平，学校在指定阅读书目、开设论文写作课，以及选题、写作双导师指导制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而天津音乐学院，更加注重的是基于项目实践的艺术管理人才培养模式。跨学科的专业基础、多样化的实践课程、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和产学研项目实践是学院人才培养的主要路径。
跨学科的专业基础――跨越文、史、艺、法、经、管学科边界，突出艺术学与管理学、传播学的相互交融，提升艺术鉴赏能力的同时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对政策的理解把握能力，为项目实践打下坚实基础；多样化的实践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分布于基础课程应用部分、专业主课实践实训项目、艺术实践、实习、毕业论文以及第二课堂六方面，形成基础实践教学、专业实践教学、综合实践教学和创新型实践教学“四元结构”实践项目教学体系；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以计算机和传媒视听软硬件设备设施为支撑，学习和掌握最先进的专业装备技能技术，保障项目实践；产学研项目实践――产学研一体化，校内、校外联动互补，部分实践（训）项目模拟运行，部分项目则实战性地运营和管理，从而将教学与产业实际紧密结合，育人与项目研发同步进行，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和实践运作能力。张蓓荔指出，基于项目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使教学内容与产业实际紧密结合，学生也非常喜欢项目制的教学方式，对实操很感兴趣，直接培养了学生的项目实操能力，教学效益大大提升。
七问：从就业情况可以反观哪些问题？
近年，基于种种原因，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凸显，艺术类院校也无可避免。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较为新兴的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专业，艺术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其中的问题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当今中国的艺术市场内涵丰富，十分庞大，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不单单取决于作品本身的质量，也需要相关的艺术管理专业人士围绕其进行营销、包装等工作；这就催生了对于相关艺术管理专业工作者的巨大社会岗位需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艺术文化体制的完善，各种不同的艺术文化性机构不断建立，也创造出了一批需求艺术管理工作者的相关岗位。专家一致认为，艺术管理专业就业前景和机会非常广阔。
尽管如此，现实是对于大多数艺术管理毕业生而言，难以很好地胜任这些岗位。董峰将其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当今用人单位对于人才的实用性期待过高，急功近利的期望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就能掌握所有工作能力，而不注重对于学生的再培养；其二艺术管理教育中很多学校、教师缺乏对于学生根本能力的培养，重视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立杆经验的知识层面上的教育，而忽视基础性的、认知上的、具有批判思考性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对于艺术管理这一综合性的、复杂的专业而言。如何在音乐、美术、影视等不同的艺术门类，营销、管理、推广等不同的工作部门之间转换角色，都需要艺术管理者丰富的、跨越性的知识背景和对新知识迅速地吸收掌握能力。如果不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和改变，就会造成学生知识面上的狭窄、学习能力上的缺乏。将学生的知识面越教育越单一、就业面越培养越狭窄，使学生缺乏持续的发展潜力和宽阔的就业适应性。“在南京艺术学院，我们认为凡是学生走出学校后3个月内可以学习掌握的操作性技能和知识，都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单独放在学生的本科在校阶段进行专门的课程学习。”董峰强调了人才培养中需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八问：研究生培养该抓哪些关键点？
在欧美国家，艺术管理是一门主要开办在研究生层次的课程，其课程特点被认为更加适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近年来，艺术管理专业不仅本科教育不断壮大，研究生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在本科教育逐步成熟的前提下，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让院校面临更多的难题。
对于艺术管理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专家们自然感到十分欣喜，但他们谈论更多的，依旧是其中存在的问题。董峰指出，首先，部分开办艺术管理研究生教学的学校仍然沿用了本科阶段原有的教学体系，很难开设出针对研究生教学特点的主体性课程。其次，在生源上很多学生并不具备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对艺术的热情，这就造成了必须利用研究生教学阶段来补习本科阶段基础课程的问题。最后，从课程设置上缺乏对于学生调研、考查、见习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部分学生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艺术管理学科的理论上、边缘上、上，南京艺术学院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董峰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指导工作中发现，许多学生的论文选题与写作，与其说是艺术管理，更不如说是美术学、音乐学、管理学的论文，缺少对于当下现实社会中涉及艺术机构经营、观众拓展开发、财务管理筹集等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由于缺乏专业主体性，从而导致了研究生甚至不如本科生好就业的现状。
面对这些问题，吴明娣一再强调了实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她认为，应该充分挖掘地缘优势资源，利用社会力量培养高层次实用型人才。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与多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聘请了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培养采用了双导师制培养模式。2013年9月，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合作，共同培养艺术市场与管理的硕士生，聘请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等机构的掌舵人为研究生导师。这些举措使研究生师资力量和培养水平显著增强。最重要的是，学生一方面可以跟随学院导师学习理论，加强学术研究能力，另一方面，跟随业界导师，可以直接进入操作层面，相当于毕业之前就已进入行业，理论结合实践，教学效果非常显著。
吴明娣强调，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合作培养研究生，就是要培养高学历的职业人才，毕业后直接进入拍卖公司、画廊等艺术机构，成为行家里手。社会需要更多的操作手，艺术管理培养的就是实用型人才。
九问：何为理想师资？
在办学模式、教学体系逐步成熟的前提下，师资成为人才培养的又一关键。艺术管理专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师资力量几乎从零开始发展，多数专业教师是“半路出家”，转型而来，边学习边教学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借助艺术学理论强有力的学术基础，以及自身的不断努力探索，10余年来，艺术管理专业师资已初步形成科学构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但距离理想的师资队伍，还依然存在距离，专家们分享了自身及各自院校的经验。
“我们的师资基本都是从美术史论衍生而来，我本人就是从工艺美术专业衍生来的。”吴明娣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在学院，她除了开设“工艺美术史”“陶瓷艺术史”外，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当代艺术市场研究”。她坦言，是逼着自己走进艺术市场的，只有对它有感性认识，才能进一步开展研究。相关资料、教材、师资队伍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首都师范大学的情况，作为案例，可以说既广泛又典型。那么，理想的艺术管理专业师资应该具备哪些特质？董峰给予了解答：“我认为作为艺术管理的教师，第一，应该具有艺术管理专业的学科专长，第二，应该具有艺术管理相关行业的实践经验，第三，要有艺术管理的留学背景。一个教师能同时具有以上这三面特征，是成为一名优秀艺术管理教师的理想状态。”
然而现实情况是，能够同时拥有上述3项特征的教师是十分稀缺的。因此学院只能退而求其次，力争从教师团队的角度去接近目标，在教师团队的整体层面上能够尽量满足上述3个特征。
基于这种情况，开放性师资机制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聘请业内从业者、专家、海外人士等来学校开设课程、组织讲座、举行工作坊交流活动等，成为艺术管理师资力量补充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多所院校采取的方法。
十问：艺术管理该怎样“再出发”？
艺术管理专业从“摸着石头过河”，几乎从零出发，到现在学科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学术积累不断深厚，同时艺术管理的学科申报也在逐步推进。“如果我们将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管理教育称之为传统的艺术管理教育，将2000年左右的艺术管理教育称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管理教育，那么当下的艺术管理教育则可以称之为一个‘再出发’的新阶段。”作为业界的资深专家，董峰在此背景下提出艺术管理教育进入了“再出发”的阶段的观点。吴明娣也认为，无论是自身学院，还是艺术管理整个专业，都应该进入总结、提升的阶段。应该从“摸石头过河”的初期阶段进入更加规范、自律、科学的办学阶段，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加强理论研究，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服务于国家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
在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之中脱离出来升级为学科门类，这就为艺术管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而10年在西方作为一个专业发展成熟的标志，体现了一个专业从无到有的转变，而国内艺术管理专业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路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管理专业已经初步解决了办学规模、教学结构上的基本问题，在下面的时间内则需要解决学科的主体内涵和功能性问题。
董峰认为，艺术管理教育的“再出发”，首要方向和目标在于实现艺术管理的文化推动力功用。在当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艺术管理的社会身份更加重要。从宏观层面分析，艺术管理为社会文化发展构建了文化生态，能够合理有效地构建政府、市场、群众在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从而激活社会文化资源、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从中观层面分析，艺术管理对于社会中众多的艺术行业、艺术市场的繁荣有序性发展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从微观层面来说，艺术管理对于艺术领域中的一般生产者、消费者、中介机构有着领导作用。艺术管理应该发挥其文化推动力和社会功用，在政府、市场、艺术家、消费者之间建立沟通交流的桥梁，促进社会效益、商业利益和美学价值的统一。
张蓓荔也从4个方面分析了艺术管理专业“再出发”需要关注的重点。第一，艺术管理需要向艺术学汲取营养。艺术学理论成熟而规范，是艺术管理学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当然，管理学、传播学、文化政策学以及艺术社会学可以作为艺术管理的支撑学科。因此，在艺术学成为门类学科的格局下，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面分设包括艺术管理学在内的各二级学科及专业委员会，也是解决艺术管理学术组织的重要途径。
第二，艺术管理学需要在现实的艺术实践中深深扎根。艺术管理学理论、学术观点和研究应该来源于艺术生产与消费、推广与营销的实践数据，案例支撑。反过来，艺术管理学必须能够为解答艺术组织及其活动中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提供思路、方法；对现实的艺术实践给予客观的反馈、评论和引导。
第三，艺术管理学需要涌现出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研究方法，甚至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更加开放地借鉴不同学科的方法，将艺术管理学置于不同学术领域、不同学科门类的相互交流、碰撞，将艺术与管理、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才能更好地繁荣这门学科。其基点是需要尽快创建学术刊物、开通网络平台，进而建立起与艺术管理密切关联的数据库、案例库，以适应艺术管理未来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陶瓷艺术,学院派,创新精神,否定传统
一、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概述
学院派陶瓷艺术的产生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国瓷”的烧制。以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家祝大年，高庄等为代表，设计制作了一批即继承传统装饰纹样，又融入西方雕塑造型观念的实用型器物。此后形成了一批专业艺术院校，艺术院校陶瓷专业以及陶瓷艺术研究所等，并影响了一批五六十年代的学生，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周国桢教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韩美林教授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院派的发展经历了与民艺派风格的融合，受西方现代艺术与陶艺的影响，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感受，不受传统，地域及创作形式的影响，塑造出了一批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陶艺作品。
二、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现状及个例分析
当今的陶瓷艺术，艺术价值相对较高，有代表性的就是景德镇瓷器，既有继承传统的民间工艺大师的作品，又有一批新生代的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学院派青年作品。学院派的代表例如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何炳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运用了传统的装饰元素，将中国吉祥的花卉图案经过设计组合，通过浅浮雕工艺进行制作，使用素雅柔和的色釉进行装饰，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融入了自我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个人风格非常明显；后期作品用色泥镶嵌创作花卉素材的现代陶艺，将色泥组合成花卉，镶嵌在泥片造型作品中，保留了创作中泥土的运动状态，将陶瓷材料美感营造到了极至；近期的创作又加入了青花花卉元素，不仅如此，为了作品的稳定性还花消大量时间研究稳定的釉里红，使用到个人创作中。何炳钦教授将继承来的传统当中的精华元素与自己的艺术感受融合在一起，从花卉样式到器皿造型再到亲自动手镶嵌现代类创作，始终都在探索和研究，甚至利用高科技成型手段进行创作，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都是无前例的。立足本土的传统图案花卉素材在他的思维牵引下走出了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创新的“差异化”。汤正庚的青花山水更是独具一格，由于他长期从事国画山水的教学与创作研，有着雄厚的国画功底，其陶瓷作品以中国水墨绘画为雏形，在继承传统国画中对于笔墨神韵意境追求的同时，加入了自己对于山水画表现力的理解，从形式上打破传统。他的早期作品致力于青花瓷表现的探索，画面敦厚华滋，水色交融，在典雅精致的瓷韵中蕴含着高洁意境，皴法独具一格，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现代多元艺术语境中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景德镇这片具有极强包容性的陶瓷艺术孕育地上，同时也存在着一批以继承传统为主的民间陶瓷艺术家，他们将优秀的陶瓷制作工艺传承到了极致，例如陶瓷艺术大师彭竟强，他的花鸟可谓将传统的粉彩工艺延续到了极致，他对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着全新的理解与认识，认为只有先继承好了优秀的传统工艺才能既而加入自己的认知进行个性化创作。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研究，他真正做到了与创造经典作品的古人进行交流与对话，从古代作品中学习精髓和技术。他为了看傅抱石的用笔专门跑到南京去看原作，感受原作与画册的区别，从绘画大家那里吸取养分，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重新面对古彩工艺。他将西方现代艺术以及时代给予他的影响运用形式表现出来，对于空间的表现强烈的反映出他的个人艺术修养。
三、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思考
这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存在，就不免会引起一些矛盾和争议的产生，学院派认为，大师们再怎么做都做不过古代官窑，而能代表当代中国人审美思维特征的现代陶瓷还是需要学院派陶瓷创作者们去创造。他们站在不同层面上，代表着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趋向，他们的创新精神也会引领将来陶瓷艺术的发展。现如今，他们的这种“创新精神”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思想在引领这种“创新精神”呢？不难看出，由于对传统陶瓷艺术的这种排斥，导致现今许多年轻的学院派陶瓷创作者所谓的创新走向了盲目跟风的现状，这股风主要来自日韩和欧美，而完全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视而不见，甚至把继承传统看做是可耻的。
艺术需要创新精神，但是创新的理念来源于我们个人的艺术感知力，个人的精神感受，而非流于外在的表现形式。“传统”有两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已经成为历史的事物，，而另外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指一种贯穿古今的内在联系，甚至还包孕在未来。艺术创新中的“反传统”，对于“传统”的第一层意义上的否定还是言之有理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将创新与传统彻底的隔开，彻底地否定传统，是不可能成立的，除非我们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而艺术活动也将返回到原始艺术。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曲解与排斥也是有历史性原因的，逻辑也很简单，传统的艺术既然产生于过往的封建社会，那理所当然带有落后，封建的影子，因此现在必须否定与弃之。因此由于这种传统艺术的阶级性，使得它的民族性与传承性也受到了否定。尤其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传入以后，加上中国艺术市场的大环境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许多艺术家们迷失了方向，忽视了艺术创作本身的意义，出现了迎合市场，崇洋媚外的现象，陶瓷艺术界亦是如此。
四、当代学院派陶瓷艺术的发展对策
好的陶瓷艺术的创作应该是个人化的，不论表现形式是融合了传统元素还是现代的表现手法，只要出发点是对于个人精神世界的表达或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探究的态度，那都是值得肯定的，不论表现形式是沿袭传统还是借鉴西方的现代艺术。艺术本就是无界线的，更何况工艺性较强的陶瓷艺术。艺术家之所以伟大，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的不拘一格，因为他们懂得“取其善者而用之”。对于我们年轻的学院派创作者来说，“善者”即是优秀的传统工艺。
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纵观历史上的艺术潮流变革，学院派陶瓷艺术才算刚刚起步，像初生的太阳，既然有了优秀的领路人，只要重视自己的艺术生命，相信我们的路会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 朱良志 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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