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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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

第2篇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 横向拓展教学

西方音乐史通常也被称作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是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本科专业（教师教育方向）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对原音乐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西方音乐史和音乐欣赏（西方音乐部分）两门课的有机整合。其特点是将西方音乐作品的欣赏置身于西方音乐历史文化的背景中进行，使原本枯燥的西方音乐史的教学更加生动鲜活。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基本掌握和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流派、重大事件、作曲家、知名音乐作品和音乐体裁。课程的教学一般以音乐风格为主线索，通过对音乐本体的剖析，使学生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历史的整体发展脉络，进而获得良好的审美体验以及对音乐作品的鉴赏和评价能力。本课程在拓宽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音乐审美能力和分析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树立辩证唯物史观、适应基础音乐教育需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内各高等音乐院校音乐史类的课程教学多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发展规律层面。特别是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往往呈现为是一门讲述作曲家生平与其代表音乐作品以及该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风格的课程，而与同时期其他艺术门类的知识横向联系甚少。但在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上，从古希腊到古罗马，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巴洛克时期到古典主义时期再到浪漫主义时期，在各个阶段，音乐艺术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和同时期其他艺术品种互相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联系着，相互赖以生存地发展着。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帕勒斯特里那和拉索的无伴奏宗教合唱同该时期波提切利等人在美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人和自然的赞美之情之间的紧密联系；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和文学诗歌对维也纳古典乐派形成的引导；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歌德的《浮士德》在19世纪先后被不同作曲家的创作题材频繁运用；以及马奈、莫奈的印象主义绘画对德彪西印象主义音乐的影响，等等。

因此，笔者以为，音乐绝不仅仅是一串串孤立的音符，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要了解、把握某个时代和某个民族的音乐，就必须把它放在那个时代的整体文化背景中去有机地、多角度地立体考察。如果把整个西方文化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的大系统，那么，音乐、文学、绘画、哲学宗教和科学便是构成它的5个主要的子系统。如果想全面地把握其中任何一个子系统，我们就有必要考察它同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往往同它使用的教材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多年以来，在西方音乐史教学领域，有两本教材因其作者在国内学术界的权威性而受到众多高校授课教师的青睐。这两本教材分别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编写的《欧洲音乐简史》（1991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洋主编的《西方音乐通史》（2001年5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它们在10年中先后成为我国在西方音乐史学教材方面的经典代表作，二者各有千秋。钱仁康编著的《欧洲音乐简史》是一本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的教材。这本书的特点是笔触生动、简约明快、思路清晰、深入浅出。书中除文字叙述以外，还附带一些谱例，且插入各时期作曲家的肖像图。全书行文流畅、图文并茂。但此书由于写作年代较早，受当时国人对西方音乐史占有资料的限制，对中世纪、文艺复兴以及20世纪音乐的讲述较少。于润洋的《西方音乐通史》是本世纪初在国内西方音乐史教学中较有影响的一本教材。这本教材不仅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西方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呈现的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且对巴洛克之前以及20世纪音乐较之前人在内容上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由此看出国人在研究西方音乐史领域的长足进步，也体现了我国音乐理论家近些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述两本教材可以看成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西方音乐史教材的缩影。在音乐自身的发展历史上，经过两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教材内容逐渐变得翔实、丰富起来。但西方音乐史教材内容的拓宽仅仅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历史范畴内。艺术是相通的，有时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也可以互相阐述对方的意旨，相互补充影响。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在柏辽兹的倡导下，欧洲出现了标题音乐。它的一个主要宗旨是强调音乐同其他姊妹艺术的联姻。在这个音乐创作思潮的影响下，很多作曲家不约而同地从其他艺术领域的作品中寻找创作素材。如李斯特根据歌德的诗作写成了同名标题交响曲《浮士德》、理查・斯特劳斯根据尼采的哲学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作了同名交响诗。根据浪漫主义时期标题音乐作品中所普遍存在的文化迁移现象，在欣赏这类作品时，在教材内容的安排上，可适当增加与音乐作品相关联的文学或哲学作品的介绍文字，让学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来加深对音乐作品的领悟程度。因此，在以往的音乐史教材中，在横向拓展方面，尤其在介绍音乐文化和同时期其他门类艺术文化的横向联系上还做得不够，与其他边缘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联系较少，多局限在音乐本身的发展研究的层面上。这也许是西方音乐史教材内容方面所普遍存在着的一个缺陷，但这也是西方音乐史教材编写工作中下一个10年所努力的一个方向。

西方音乐史课程就其学科归属来讲应属于人文学科范畴。在国外，多开设在综合性的文科大学当中。但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音乐史课最早出现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后来在音乐学院其他系部推出“音乐史共同课”。到了七八十年代，在这个“音乐史共同课”的基础模式之上，这门课程又过渡到高等师范院校音乐系的课程设置中。

虽然这门课程最终由专业音乐院校衍生到高师综合类大学，但由于历史原因，此门课程的传授模式和音乐学院的教学体系一脉相承，重点集中在对音乐历史的本体学习上。这包括作曲家生平、音乐创作风格及作曲家的代表作品，而对作曲家所处时代的广阔社会文化背景缺乏进一步探究，往往以“音乐史上的作品”讲述为中心内容。且在音乐作品赏析的过程中，往往引导学生重视属于音乐形态学范畴的奏鸣曲式主题乐谱，以及对主题的节拍、调性、旋律及发展手法等方面的精准分析。长此以往，使学生的潜意识中形成对欣赏课中音乐本体过于依赖，因而在不知不觉中疏离了隐藏在音乐主题之后的音乐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

因此，在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的教学中，应打破以往的那种音乐文化孤立现象。在具体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音乐流派甚至是某一首音乐作品时，除了从音乐本身的形态、创作背景、情感和风格等方面讲述之外，还要观察同时期其他艺术门类的文艺思潮对此音乐史阶段、流派以及作品的影响，以此来开阔学生视野，横向扩展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培养学生对音乐艺术同其他姊妹艺术之间的联系、对比的学术思辨能力。

当下的高等师范院校多为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是指学科比较齐全，文理科皆有，而且往往是以理论性见长的传统型大学。在综合性大学里，通常设置有多个学科（学院）。文科类常见的有文学院、音乐美术学院、历史文学院、哲学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等，往往这些学科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在综合性大学中从事西方音乐史的教学工作者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有利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在每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邀请其他院系的专家学者来为音乐学专业学生讲授西方美学史、西方文学史、西方哲学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让学生在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立体思维，让他们能够全方位地认识、剖析和理解每一个时期的艺术风格。这样的教学，是一种资源共享、学科交融的教学。其信息量涵盖丰富，知识横向迁移宽广，可以培养学生较全面的西方音乐文化底蕴，使学生从更加宽泛的选题视角来进行本科阶段的论文写作。这样的教学，对于培养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增进他们的知识修养，使之形成立体知识构架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音乐学本科专业（教师教育方向）主要培养能够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音乐教师，毕业生们出去之后是要走上讲台，而不是走向舞台。一个合格的教师应具有全方位的知识面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对于过去西方音乐史课程那种单一且专业性极强的课程教育模式，有重新反思和修改的必要。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且与其他学科的发展总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应积极在该课程乃至所有高师音乐专业课中大力推广横向文化拓展教学理念，为培养以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知识能力为主导的21世纪创新复合型人才打下坚实的音乐文化基础。

（注：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 2011年高校教学教改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1]315-394）

参考文献：

[1]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2]叶松荣.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8.

[3]王志毅.西方音乐史教学的新理念[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