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7:34
导语：在中国形势政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995年，《Science》与时俱进推出网络版，即Science Online系列网站，继续探索科学期刊在网络时代的发展之道。
《Science》的发展历程及主要栏目
1.发展历程①
（1）1880～1894年：艰难的创办期
1880年，纽约新闻记者米歇尔斯创立了《Science》杂志，并获得了爱迪生的支持。起初运营并不理想，既不能保障质量，也无法获得足够的用户来支撑杂志运行，到1882年3月，由于财政困难一度停刊。
一年后，昆虫学家斯卡德使《Science》复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到1894年，尽管已经拥有3000用户，《Science》又一次陷入财政危机，以500美元转让给心理学家卡特尔并由其担任主编，由此开启了《Science》与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结缘之路。
（2）1894～1946年：卡特尔时代，联手科促会
1900年，AAAS和卡特尔达成协议：《Science》成为AAAS官方杂志；《Science》同意出版AAAS的官方文件、新闻和摘要；卡特尔保留编辑控制和所有权；AAAS成员可免费获取《Science》，AAAS为每名成员向卡特尔支付2美元（当时《Science》每年订价为5美元）。虽然协议最初降低了双方的收入，但AAAS希望借此增加成员，而卡特尔认为AAAS每增加一个成员，意味着《Science》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提高。到1906年，AAAS的成员从不到2000增至5000以上。
（3）1946年后：终归科促会，迎来蓬勃发展
从1946年转为AAAS旗下，直到1956年达沙恩担任主编，《Science》并没有太出色的表现。在达沙恩任期里，把《Science》并入是一项重大举措。虽然许多读者感到遗憾，但效果很显著，《Science》的发行量从1957年的38000份，剧增到1958年的超过61000份。
达沙恩的继任者阿伯尔森通过缩短文章从收稿到编发的时间，改进了《Science》的审稿程序，加强了新闻版面，并采用现代化的印刷和管理办法。在他任主编的第一个10年里，《Science》的发行量翻倍了。
自1970年以来，《Science》已经大大改变，而在最近的几任主编领导下的不断创新，为《Science》奠定了在科学期刊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2.主要栏目
百余年间，《Science》的栏目设置也在不断变化发展，目前十余个栏目大致可分为三类：科学新闻类、科学综合类和研究成果类。②
（1）科学新闻类有“本周新闻”和“新闻聚焦”，此类栏目主要是便于读者了解世界各地的科学实况。“本周新闻”主要报道相关科学政策和科研新闻，“新闻聚焦”则进行更深入的专题报道。
（2）科学综合类有“社论”、“读者来信”、“政策论坛”、“书评”、“研究评述”、“综述”等，分别讨论科学政策、科学与社会如何交叉的不同观点，评论读者感兴趣的书、只读光盘、展览或影片，评论分析当前研究的发展，讨论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最新进展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介绍领先的试验技术以及新出版的软件。
（3）研究成果类是《Science》最重要的一部分栏目，主要取自世界各地科技工作者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和科技报告，包括简讯、研究文章和报告。简讯报道能够广泛吸引科学家的、跨学科的实验和分析结果；研究文章反映某一领域的重大突破，这类文章包括摘要、引言和加有简短的小标题的内容部分；报告发表新的、有广泛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
《Science》网络版：Science Online③
《Science》于1996年9月开始把文章全文在互联网上，形成网络版，并陆续加入了一系列的改进和新产品，如“ScienceNow”等，从此踏上网络发展之路。Science Online主要包括六大部分：
1.新闻
这部分以“今日科学”为主体，每个工作日为网上用户免费提供几篇有关科研成果或科学政策的最新消息。这些消息短小精炼，使读者花不多的时间就能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各科研领域的最新进展。
2.《Science》杂志
这是Science Online网站最主要的部分，包括《Science》杂志、过刊、“科学特快”、“信号转导”等科学知识内容。
其中，“科学特快”先于印刷版刊登而发表，以此来特别提供及时的研究报告，平均每周发三篇。使精选的、同行评议过的原始研究论文在被接受后，能在几天（而不是几个星期）内与读者见面。“科学特快”所有的文章最终会在大约6～8周后，以在线和纸版形式同时出现。《Science》现在有15%的内容通过“科学特快”出版，这些通常是最重要的文章。
3.职业信息
职业信息可能是目前最全的、能免费访问的在线科学职业信息，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人物简介以及给处于不同职业阶段用户提供的指导，也包括少数民族科学家网和研究经费来源网。
4.科学社区
科学社区是一个为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研究者、学生及相关人员提供的网络社区，使他们能够在自己从事或感兴趣的领域彼此建立起联系，更便利地交流各自的研究、看法等。
5.多媒体中心
多媒体中心由5部分构成，其中播客、图片和幻灯片、影像，主要围绕《Science》及Science Online上的科学故事；网上研讨会，用以就AAAS出版及成员服务等工作，或就一些突破性研究、文章，召集网上研讨，用户可以进入浏览以往讨论录像，也可以注册参与近期组织的研讨会；交互区，为用户提供一些可以在网上交互体验的动画、Flash，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
6.科学集锦
这部分主要是将Science网上内容做了重新整合，如将文章按学科或者主题分类，用户搜索该主题，就能得到相关文章。
《Science》与其网络版的互补对接
一般来讲，网络版能及时期刊的部分或者所有信息，为期刊吸引更多的读者，扩大影响；但也可能因内容丰富易得而分流读者，降低期刊的发行量。④《Science》在实现期刊与网络版的互补对接上，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
1.优势互补，实现多赢
《Science》目前有13万付费订户，每周约有70万读者，而每月Science Online网站的访问量约418万人次，其中每月独立访客数达240万人，有18万读者接收Science每期目录的电子邮件通知。⑤
可以说，《Science》与其网络版各自发挥着自身优势，印刷版以传统媒体拥有固定的消费群、认知度高的优势来服务于读者；网络版以信息和市场为重点，用网络特有的实时性、互动性、综合性、开放性等优势为广大读者服务。二者相辅相成，既实现了刊网优势的互补，为《Science》在新形势、新环境下能够继续领跑科技期刊创造条件，也为读者提供多样化选择、差异化服务创造了可能。
2.刊网对接，重视服务
网络版不是对《Science》的照搬，也并非另立门户，二者围绕《Science》展开了广泛对接和融合。
2004～2009年间，有一个“技术评论摘要”栏目，主要在网络版上设立，讨论《Science》过去6个月内发表的论文，原文作者可以答复评论。《Science》会摘选部分评论及作者答复，经过评议和必要的编辑后在该栏目提要刊登，全文刊登在Science Online上。
对于作者，可以在投交稿件到《Science》的同时，附加作为稿件的支持或补充材料在Science Online发表。
Science Online还提供一些特别服务，如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预告的《Science》每周内容，超链接到参考文献的全文或摘要、增补数据。
注释：
①150 Years of Advancing Science: A History of AAAS , archives.省略/exhibit/origins4.php2010-11
②董尔丹徐岩英宋玉琴齐若梅申阿东：《自然科学领域著名期刊简介――Science周刊》[J]，《中国基础科学》,2004年第4期
③Science网络版，省略/
④王印东：《论网络期刊的特点优势及与传统期刊的融合对接》[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院报》,2007年第12期
关键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策略；货币政策透明度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8-0058-03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策略
1.确立首要目标，着眼中期，求稳求变。
《马约》虽然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但该条约并未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界定。为使目标更具可操作性，ECB管理理事会(又称ECB货币政策委员会)于1998年给出了物价稳定的量化定义：整个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HICP)年增长率不超过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经过近5年的货币政策实践，ECB管理理事会于2003年修正了对物价稳定的界定：中期内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
从该定义可以看出：(1)ECB对价格是否稳定的判断是基于整个欧元区中期的价格水平。货币政策的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而且最终影响的程度也不确定，因此货币政策难以在短期内抵销意外冲击对价格水平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短期内存在一些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货币政策不会因几周或几个月的短期的物价或通货膨胀的变化进行调整，货币政策着眼于中期。(2)HICP年增长率低于但是接近2％，不仅为HICP通货膨胀率设定了上限，而且也指出通货紧缩和物价稳定是不相容的。
对物价稳定给出明确的量化定义，既有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也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监督的标准；既有利于公众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框架，也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物价走势的预期。不仅增强了单一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也提高了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2.围绕目标，构筑框架，寻求支柱。
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两个支柱，构成了ECB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内，ECB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收集各种信息，充分利用各种分析工具，确保所有相关的信息都不会遗漏，从而确保货币政策决策的稳健性。两支柱策略既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或汇率作为“名义锚”的做法。
(1)经济分析。主要是指基于大量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针对影响价格稳定的短期风险而进行的分析。该分析基于如下的认识：短期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品、服务和要素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ECB关注的主要变量有：总需求、总产出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广义的物价和成本指数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欧元区国际收支的变化等。
(2)货币分析。着眼于中长期分析，该分析的基础是中长期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密切相关。货币的变化包含着未来物价变化的信息，因此有助于对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总体评估。ECB把货币供应量指标从一系列备选指标中挑选出来，并公布广义货币M3增长率的参考值，向公众清楚地表明了它进行货币分析的意图。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在M3与物价水平和其他宏观变量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M3还预示了未来，特别是中期的通货膨胀变化。
ECB将从双柱策略中得出的信息进行评估、反复核对和汇总，形成对经济的波动程度和本质、经济运行结果和物价稳定的主要风险的总体评估，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信息交流框架，公众能了解ECB制定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复杂的环境，知道ECB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出货币政策决策的。
3.注重货币政策策略的沟通职能。
透明的货币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向公众和市场提供决策相关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及考虑的因素，并就当前经济形势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所有这些都能在一种开放、清晰、及时的状态下进行。
ECB的沟通面临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欧元区12个不同的国家，10种不同的语言，无疑给ECB的货币政策沟通提供了挑战。ECB强调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公众能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的制定程序以及依据，从而提高中央银行的可信度，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ECB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
(1)每个月第一次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是ECB最重要的沟通方式。ECB是第一个召开新闻会的中央银行。新闻会上，ECB行长将向公众详细地介绍管理理事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物价稳定的风险评估，并通报管理理事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和决策的相关信息。与会者也可以与新闻发言人进行互动交流。记者招待会的文字材料也将于同一天刊登在ECB的网站上，以便这些货币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呈现给公众。
(2)ECB每月“月度公报”，向公众公布所有统计信息和货币政策决策所依据的数据，也提供专家对货币政策的分析文章。此外，ECB行长每个季度都向欧洲议会的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汇报ECB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回答相关问题。ECB每年还向欧洲议会递交年度报告。
(3)ECB的行长、副行长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公众进行交流，阐述ECB的货币政策策略、分析框架，不断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度。交流包括定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论坛，到世界各地大学讲学。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发言稿、演讲稿，研究人员的分析文章，公众广泛关注的政策研究结果，在ECB的网站和其出版的论文集和专刊上都可以找到。
4.注重中央银行研究职能的发挥。
ECB经济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证的支撑，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ECB与公众和市场的沟通。
ECB的经济研究通过多种形式展开：working paper主要是鼓励对ECB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既包括ECB研究人员的阶段性成果，也包括一些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这些文章都可以免费在ECB的网站上获得，对于公众对ECB货币政策的了解很有帮助。同时，ECB也运用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对欧元区经济以及欧元区内不同国家进行分析预测，以便为货币政策决策提供比较可靠的预测信息。针对欧洲资本市场和金融一体化、欧元区经济周期变化等问题，ECB建立了广泛的研究网络。此外，ECB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轮流召开国际货币政策论坛，鼓励从全球的视角来讨论货币政策的相关问题。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启示
1.进一步提高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增强央行的独立性是各国货币调控机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实践证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其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很大的影响。独立性强的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马约》赋予ECB货币政策目标上的独立，而且ECB还具有工具上、财务上和人员上的独立，因此为ECB独立进行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从目标独立性来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我国货币政策当前仍受到多目标约束：物价稳定、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化解金融风险等等。从操作独立性来看，也存在一些约束，比如金融市场不发达，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余地小，货币政策过度依赖国有商业银行传导等等。
多目标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策相当困难。而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将长期存在，因此提高目标独立性比提高操作独立性难度要大。在当前的体制安排下，我们应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通过大力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以及中介目标变量的市场化程度，使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预防性操作创造条件。
2.尽快建立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框架。
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正因如此，绝大多数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基本没有再简单恢复利率目标，反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这类非工具变量目标。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操作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标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
欧洲中央银行在考察过一些其他中央银行已经或正在采用的货币政策策略后，决定采用以稳定为目标的双柱策略(即经济分析和货币分析)。究其原因，是因为ECB成立的时间不长，欧元区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ECB的货币政策操作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两支柱策略赋予ECB在操作货币政策过程中更大的灵活性，有利于提高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传导效率。
鉴于我国目前的现状，近期内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也可借鉴ECB的做法，建立一个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框架，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稳定公众的预期。积极构建更具灵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提高对经济的预测能力，即时采取预防性操作，将会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注重与公众交流，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ECB非常注重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重视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通过采用“两支柱”的货币政策策略，为央行与各个层面的公众沟通提供了一个框架。ECB不仅建立了内容广泛、容易理解的网站，而且还定期出版报告预测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市场状况以及预测的风险等。ECB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解释货币政策的目标，讨论近期通货膨胀的情况，评价已经采取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并描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展，因为货币政策非常透明，因此ECB有时只要显示其政策意向，并不需要真正干预市场就能达到调控的目的。
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不断提高，这一点可以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中看出。但略显不足的是，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是依据哪些数据的分析，货币政策决策过程的程序，以及中央银行对经济形势的预测分析等相关信息还不够丰富，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改善。
4.进一步发挥我国中央银行的研究职能。
中央银行不仅具有服务职能、调节职能和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研究职能。中央银行要有效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就应该加强对经济的研究，力争对经济的运行有更准确的把握。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国内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操作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构建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以有效防范汇率变化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如何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的协调；如何在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这些都需要中央银行加强经济研究，有针对性地为我国货币政策决策提供可靠的理论、模型和数据的支撑。
参考文献：
［1］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关键词】 供电企业； 供电成本； 预算管理
一、引言
供电成本是供电企业的运营管理成本，很多供电企业在遵循全面预算管理一般范式的基础上，已探索了较为有效的供电成本预算管理方法。本文认为，国内地市供电企业在加强供电成本预算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精益化管理方面，在实现供电成本的有效控制进而实现核心指标“单位供电成本”、“可控供电单位成本”的优化提升及企业核心竞争力――“成本领先”提升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本文将围绕供电成本（或简称“成本”）预算闭环管理的全过程及其保障支持要素，重点对供电企业供电成本预算具体管控策略展开讨论。
二、供电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根据有关文献信息的披露以及笔者的工作体会，国内供电企业供电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成本管理缺乏目标控制，突出表现在企业的核心成本指标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及如何优化提升没有明确的规划，通过成本目标的规划实现对成本预算的控制环节明显缺失；2.成本管控方法总体上比较落后，虽然引入了一些成本精细化管理理念及较先进的成本管控策略，但很多供电企业的成本管控现状还较为落后，缺乏改进创新，缺乏对先进成本管控理念、方法的引入和吸收；3.成本管理对象和主体比较粗放，成本对象粗放主要表现在供电企业对供电成本对象的核算和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成本会计核算科目一级，成本控制主体粗放表现在成本控制主要依赖于成本控制主体“金字塔”的上层和中层完成，而底层介入比较少或者根本没有介入；4.成本控制介入滞后，成本控制偏重事后控制，体现为事后分析、反馈和监督，缺乏事前和事中有效控制；5.成本管理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成本管理水平和成本核心指标难以有效提升；6.成本管控支持系统相对落后，各单位成本管控系统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 7.全员成本控制意识淡薄，基层单位往往重“争夺”成本资源，而员工经常只关注成本花费，成本超标准、超预算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资源浪费，全员成本控制意识亟待提升。
三、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综述
成本预算管理离不开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的支撑，根据研究人员岑玢、董晓宏（2009）的综合提炼分析，现代成本管理主要有五大理论：作业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理论、成本规划和全面成本管理，不过本文认为典型的成本管理理论还有目标成本管理理论，各理论在此不再赘述。根据高立法等（2008）的研究，现代成本管理理论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成本控制的空间范围由制造成本延伸到社会产品生命周期成本；2.成本控制视野由日常经营管理提升到战略成本管理；3.成本控制环节从下游管理延伸至中上游管理；4.成本控制导向由“生产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5.成本降低形态由成本节省转向成本避免。由于成本管理理论一般都是以制造业为核心，加上供电企业产品和生产的特殊性，上述理论中对供电企业有实际借鉴意义的主要是作业成本管理、战略成本管理、全面成本管理、目标成本管理理论等，现代成本管理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及时更新成本管理理念，拓宽成本管理视野；提高企业成本管理人员素质，先进成本管理理念、工具的运行环境要求较高；因存在国情、企情差异，需结合实际应用，忌生搬硬套。
四、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构建及核心管控一般策略
（一）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一般体系构建
2009年广东电网公司依托国际咨询公司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形成了具有广东电网公司特色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其核心是构建“责任网络、标准流程、预算制度、评价考核、信息平台”五大预算保障体系，实现“财务规划、目标设定、预算编制、监控调整”四大环节的预算全过程管理。本文认为，供电成本预算管理隶属于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可参照上述体系进行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的承接构建。同时，本文认为企业文化氛围对成本控制的影响非常大，也应是成本控制的有效保障体系之一。由此，“五大”保障体系演化成“六大”保障体系。本文对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具体框架设计如下：体系顶层为“成本预算管理战略目标”，其下量化表述为“成本预算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具体支持的是“四大”成本预算管理过程和“六大”成本预算保障体系。
（二）供电成本预算管理体系核心管控一般策略探讨
1.供电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及关键绩效指标设计
广东电网公司非常重视公司战略，地市供电企业则承接执行省公司战略目标。为了有效衡量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一般设立关键战略指标进行监控和衡量。广东电网公司设立了12个战略指标，其中核心财务指标有4个，与成本有关的指标有3个：即经济增加值、总资产内部报酬率和可控供电单位成本。可见成本管理对电网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为了全面反映地市供电企业的成本管理状况，可以从战略管理需要和绩效管理需要设计关键成本指标。
（1）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设置。供电企业成本预算管理战略指标可设置为以下3个：单位供电成本（供电成本/售电量）、可控单位供电成本（可控供电成本/售电量）、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节约率［（1-本年可控单位供电成本/上年可控单位供电成本）×100%］，分别反映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总成本、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企业单位产出平均消耗的可控成本同比是否降低。
（2）成本预算管理绩效指标设置。战略指标落地有赖于绩效管理，供电企业的绩效管理应当采用年度绩效管理和日常绩效管理综合应用模式。年度绩效指标可采用以上战略指标；日常绩效指标可设置为“可控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可控供电成本完成额/年度预算×100%，或可控供电成本完成额/年度内可控供电成本阶段性周期预算目标×100%），衡量的是可控供电成本的过程控制情况，避免预算消极完成或过于集中完成或突击完成。另外，实施了月（季度）分期预算管理的单位也可以基于相关预算周期考核“可控供电成本预算节约率”。
2.成本财务规划
财务规划是全面预算管理体现战略导向的切入点，也是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的起点。供电企业应结合战略目标对本单位的成本控制目标进行合理规划，提出未来几年的成本改进目标，并定期保持规划滚动修编，以保证规划的有效性。在目前形势下，供电企业成本预算业务归口管理部门非常有必要加强成本规划管理，由于财务部门对成本管理具有全局性视野的独特优势，建议在财务部门的统筹下，开展各业务条线的成本控制规划和成本战略指标的提升目标设计。
3.成本年度目标设定
成本年度目标设定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企业中长期财务（成本）规划，结合国家政策、外部经营形势和上级单位的管理要求，合理设定年度预算管控目标，并将年度预算目标分解至各预算归口管理部门及基层单位，形成各归口管理部门乃至各基层单位的年度预算目标。通过成本年度预算目标设定，变成本预算“按需申报”管理为“目标控制”式管理。在成本年度目标设定管理方面，有必要建立以下工作机制：一是上下联动机制；二是上级单位建立成本目标分解模型；三是供电企业建立自我目标管理机制。
4.成本预算编制
成本预算编制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如何形成成本预算；二是上级下达的预算如何进行内部分配。管控要点包括以下几点：
（1）成本预算编制报表及项目体系。成本预算报表体系按照成本业务精细化管控要求进行设立，并基于成本动因、按照便于管控原则对成本“颗粒度”分解，建立“成本元”一级的成本项目管理体系，并适度控制成本“颗粒度”分解的深度。
（2）成本预算准入管理。预算准入包括业务准入和业务优选两个层面。业务准入方面，需要通过针对每个成本项目建立相关核算条件和核算范围，最终形成“辞典式”的管理手册。成本项目业务优选一般可以从“必要性、紧急性、经济性”三个维度进行内部综合评价，如有特殊情况则需优先考虑。
（3）标准成本管理体系。标准成本管理主要有传统标准成本管理模式和标准作业成本管理模式。前者与企业传统成本核算管理密切相关，由成本归口管理部门主导，各生产、管理部门员工共同参与，梳理各成本项目的成本驱动因素和业务标准建立各成本项目的精细化管理标准；后者则要求基于作业成本管理进行实施，总的思路是通过逐步推行作业成本管理来实现基于作业成本的标准成本控制。
（4）成本预算精细化分解，形成预算执行方案。成本预算精细化分解可以从成本项目（基于成本预算编制报表及项目精细化管理体系）、成本责任主体（建立“单位部门基层班组”的三级成本责任主体体系）、成本分配方法（建立基于成本驱动因素的成本分配数量模型）和时间（基于季度或月度实施短周期预算管理）等维度予以考虑实施。
（5）部门预算管理。部门成本预算管理是一种常见的企业内部预算管理授权方式，如何对基层预算责任部门下达合适的成本预算额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内部预算管理的难题。传统的部门成本预算下达方式大致如下：根据基层部门预算申报额度及历史预算完成情况，考虑部门特殊情况变动，由预算主管部门核定成本预算额度。本文提出两种改进方式：一是通过建立成本标准化管理体系，借助该体系下达标准化预算，不过也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某种激励规则约束基层部门主动申报一个最合适的成本预算目标，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采用著名的“联合基数法”理论（又称“HU理论”）提出的方法，下文另专题分析。
5.成本监控与调整
预算监控方面需要构建“三维”的监控网络：成本责任主体、成本对象和时间。成本责任主体应该自上而下逐级承接，监控信息由下而上逐级有效反馈；成本对象的监控应该实现全面覆盖，逐项进行预算完成偏差度的分析；监控频率应该采用定期和实时结合的方式。应根据预算执行与预算目标偏离情况以及必要性，实施季度滚动预测、年中预算调整。成本预算调整属于上级重点管控的项目，单位内部各成本责任主体的预算调整应该从严控制，坚持“预算刚性”原则，除非确有特殊情况。
6.成本管理责任网络
一个完整的地市供电企业预算责任链包括以下预算责任主体：地市供电企业预委会预算管理工作组（职能部门）县区局、二级生产机构县区局的基层部门部门基层班组关键责任岗位。通过健全分级成本管理责任网络，责任层层传递，职责明确分配，并最终落实到基层部门、班组及员工身上，充分体现了“全员”预算管理特点。
7.成本预算管理制度
成本预算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建立综合管理制度和建立专项管理制度。前者包括建立基本管理制度、成本准入管理制度、成本标准化管理制度、成本报账或资金支付管理制度等；后者则主要是针对每一项具体的成本项目出台“一对一”的成本控制手册（或规范），为各级成本责任主体开展成本管控提供“工具箱式”或“作业指导书式”的指南。
8.成本预算管理标准流程
流程是企业管理理念的重要载体，一般与制度进行联系、“捆绑”。标准化的流程增强了上下级不同层面、业务及财务部门间的有效沟通，确保预算业务准确开展。标准化流程的设计重点要关注流程的可操作性，流程关键节点有无统一的表单支持，制度、流程和表单是否融合统一以及信息系统固化工作等问题。特别地，地市供电企业内部的成本预算管理流程（包括表单）还需在承接上级流程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内部实际情况予以细化。
9.成本管理评价考核
通过建立预算考评指标体系和规则，保障预算有效执行，提升预算管理绩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成本考核指标和成本考核规则。成本考核指标包括绝对指标和相对考核指标。绝对指标考核是考核年度成本预算节约情况及年度各季度预算完成均衡性，主要是成本（费用）预算总额。绝对指标包括可控供电成本预算节约率、可控供电成本预算完成率等。相对指标主要考核指标的优化程度，包括对比年度预算目标优化或完成情况和对比上年指标改善情况，相对指标主要包括单位供电成本、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衍生指标是可控单位供电成本节约率等。
10.成本管理信息平台
基于现有财务系统的成本信息化管理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是核算系统的弊端是系统使用者限制在财务部门，无法向各成本责任主体延伸。借助网络化运作的预算管理信息系统，能实现成本预算全过程管理，也能覆盖全部成本责任主体。另外，通过建立预算系统与财务核算系统的数据接口，可以实现以业务管理驱动支持成本核算。基于ERP系统或集成系统的成本信息化管理当属目前最为先进的管理方式。
11.建立全员参与成本控制的内部企业文化
成本控制应该实实在在地渗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员工自觉的行为理念，自觉执行上级及单位内部相关要求，自觉在费用发生过程中厉行节约和控制标准，形成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良好氛围，有效控制成本增长，促进成本挖潜增效。
（三）专项研究：“HU理论”对成本预算管理的应用研究
1.“HU理论”综述
胡祖光教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确定预算目标基数的方法：“联合确定基数法”。该方法主要涉及三个要点：（1）人的考核预算基数是联合确定的。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简化，可以直接以人的自报数打一个折扣后的值作为人的考核预算基数。（2）实行超额奖励机制。对考核指标年终完成值超出考核预算基数的人实施超额奖励，超额奖励值 ＝（实际完成值-考核预算基数）×超额奖励系数。（3）实行少报惩罚机制。对考核指标年终实际完成值大于当初自报预算数的人进行惩罚，“罚款”＝（实际完成值-人自报预算基数）×少报受罚系数。该方法行之有效的关键是人预算基数确定权数（W）、超额奖励系数（P）和少报受罚系数（Q）三者之间必须满足如下关系：“P>Q>WP”，此时人会自觉报出一个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最大预算基数，并且确保最准确地完成。
2.“HU理论”在成本预算管理领域的应用案例
“HU理论”在成本预算考核方面的应用案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
案例背景：总部是成本费用预算主管单位，下属部门是成本预算申报单位，为了按照“HU理论”实施考核，总部规定了以下考核条件：下属部门成本预算节约可以按照节约额的20%实施奖励（即奖励系数P=0.2）、下属部门成本如果当初申报预算多报（即预算申报数大于成本完成数）将按照多报部分的16%实施经济惩罚（即惩罚系数Q=0.16），部门成本预算的最终预算下达额度按总部确定数（比如按过去三年平均数）和下属部门自报数各占50%的权重确定（即自报数权重W=0.5）。
角度一：将成本预算直接理解为“负利润”，则可直接套用HU理论应用模型。按照HU理论，基本规则是“各报基数，加权平均；少报受罚，多报不奖；超额奖，不足补”。具体应用案例见表1。
角度二：直接以成本预算为诠释对象，HU理论应用模型需做一定变通，陈斌（2004）进行了有关研究，其基本规则相应修订为“各报基数，加权平均；高报受罚，低报不奖；节约奖，超过补”，案例情况同上，具体应用情况见表2。
无论是利润角度还是成本角度，应用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下属部门只有最真实地申报成本预算目标，综合奖励才最大。
“HU理论”以一种经济上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下级预算责任单位按照成本最优管控原则进行自我管控，可谓是一种最理想化的管控方法。在供电企业内部实施“HU理论”，首要问题是解决观念问题，预算管理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能否接受“HU理论”这种先进的考核管理模式；其次便是要解决好核心的奖惩机制问题（即“P”、“Q”值），具体以何种形式来体现“HU理论”的激励约束原理，从而激发下级预算责任单位的成本控制原动力，实际推行“HU理论”考核模式时，具体还需结合供电企业自身的薪酬绩效管理实际情况，合理地设计“HU理论”激励“落地”的操作方案，将“HU理论”有效引入到供电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五、结语
本论文通过分析供电企业当前存在的典型问题，结合全面预算管理核心管理体系，针对性地分析、提出了颇具特色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供电企业供电成本预算管理策略体系，并首次从两个角度系统分析“HU理论”（“联合基数法”理论）对成本管理考核的应用策略。系统地分析、构建供电成本全面预算管理策略体系及其具体应用策略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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