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7:35
导语：在货币制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字】欧元 泰勒规则 最优货币政策 新凯恩斯模型 发展及对策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 euro started at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utilization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olicy-making formulation， through detaile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aylor rule (to contain at the beginning ofEuropean Union in the Euro sector application -unification monetarypolicy decision-making the monetary policy background， the utilization"the Taylor principle" analyzes 1970-2006 beginning of the year Europe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pointed outmoves towards th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long with the financial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currentpolitical situation adapt the monetary policy is inevitable. Then apply theory to reality， conducts the key research in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two stratification planes， and uses the newestmeasurement economical technology， applied the new Keynes model torevise after to the process the Taylor rule to carry on based on the Euro sector data real diagnosis research， thought the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ve property transformed with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implementation has created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from on microscopic carried on the proof to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Studies the inspiration which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policy brings is， the Europe monetary policy change has its rule， and receives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restriction also needs the microscopic financial strategy the support. Finally， wooden Wen take zui th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real diagnosis as afoundation unifies our country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 the actualsituation to discuss our country monetary policy the development and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Euro；Taylor rule；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new Keynes mode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第一章 绪论
1.1 论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时，随着布鲁塞尔皇宫设置的欧元倒计时钟钟声的敲响，欧元正式进入流通，欧元区12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芬兰、德国、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和希腊缔结的空前的货币联盟正式开始运作，标志着欧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转地跨入欧元时代。在资本主义发源地、发达国家聚集的欧洲，各主权国家让渡货币发行权而发行统一的区域货币，并建立区域性货币的超国家统一管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这是人类货币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尝试，必将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作为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欧元从诞生几年来的运行来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欧洲中央银行调控欧元的能力大大增强；欧元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欧元区经济整体运行良好，虽然欧元诞生后对美元的汇率走势并不稳定，但欧元所以表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不应为人们所忽视。
1.2 论文研究内容
欧元的诞生，使欧盟国家货币单一化取代原来欧洲复杂多样的货币制度，这是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以来国际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欧元极大的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成为能与美元分庭抗争的世界第二大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欧元诞生的最初，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续升高，使得人们对欧元的稳定性不禁又产生了疑问，欧元日益成为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总体而言，前人对于欧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货币同盟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于欧元的稳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则是本着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讨泰勒规则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对据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货币理论进行实证。
1.3论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欧元启动后欧元区金融体系的变迁及欧元区泰勒规则的运用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通过详细深入的剖析泰勒规则在欧元区的应用，提出“随着金融体系走向证券化，国际化，制定与时局相适应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这一观点。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a 阐述了最优货币政策，以及在通货膨胀中的前瞻性。
b 运用欧元区泰勒规则对欧洲央行的决策制定进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实证分析的方式进行理论与实例的分析，建立具体模型。
c 论述了泰勒规则对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实现过程。
d 给出了本实验的部分关键性技术：
（1）建模方法
（2）实证分析法
e本论文主要研究工作：
(1) 建立了泰勒规则具体模型，归纳国内外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及经验。
(2) 使用实例分析法对最优货币政策开展实例采集与分析，对泰勒规则在利率波动方面 进行讨论；
(3) 介绍前瞻性泰勒规则的理论原理和通货膨胀分析；
(4) 对利用实例分析结果进行图文说明，进行展示；
(5) 对利率平滑进行实证分析。
（6）加入货币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规则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货币政策中的创新思路
本文对欧洲及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1.4论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共分四章。其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实验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规则运用的发展。说明本文研究内容的技术支持和时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
第二章对欧元区泰勒规则进行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应用分析，进行图文展示并具体说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第三章对货币政策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通过前瞻性分析，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总结。
关键词 金融 教学 实物 实训软件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西方及美国的金融科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及厚重的根基，最近几年更是显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与之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从国内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才有三十年的发展历史，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笔者从事金融教学工作多年，始终注意金融发展和世界经济变化。由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同，表现在经济危机上面也不相同，但笔者觉得都和金融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些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教学材料，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实践资料。
一、备课国内外的最新金融动态作为课堂教学内容
金融学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并且它与现实经济情况、金融态势和实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课前，笔者总要浏览最近一周的世界经济情况、最新金融报道和有关实事，筛选出本周课上要用到的金融要件。这些要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表现在：
1、拓展了笔者的思路，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加深了对某些经济现象的认识，如大众用品的价格增长具有规律性，也就是季节性和年度性。年度性表现为大众用品的价格上涨不受年度控制；季节性，如水电涨价多在夏季，在夏季，是用水量和用电量最多的季节，并且因为此时气候炎热，不能停止供水，因降温需使用空调等设备，所以也不能予以停电；煤气涨价多在秋冬季节。周而复始，所以笔者得出，相对这些公共用品的生产者来说，在这些季节涨价，消费者欲罢不能，而这时也是政府最无能为力的时机。还是以煤气来讲，现在的冬季取暖都改为了用气，替换了原来的煤，冬季气候寒冷，还有就是春节，家家户户团圆美满，如果在这个时候停止供应煤气，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担心引起群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所以政府也只好听之任之，供应商涨价也就顺理成章了。
2、共同解读最新经济形势。为了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在上课前和学生一起研究最新经济形势，并加以分析，论证了金融学的确是一门有用的科学，用金融学的观点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能够对学生起到提醒、回忆、认知的作用，与此同时，教会学生再遇到实际问题时，从哪些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探讨。
二、实物教学加深学生印象
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经济行动，以及如何对资金进行管理的科学。而进行经济行动的载体就是流通货币和资金，其中涉及到资金，就必然会有货币。尤其是国际金融学，其中必然会有钱币的兑换和汇率情况，不同的国家，货币名称、样式、符号均不相同。幻灯片的演示可以使学生较为直观地看到各种货币的样子，但是真实货币的呈现会给学生以强有力的视觉刺激，比如在讲“国外货币代码”时，这时出示各国的真实货币，让学生们能够亲手抚摸和辨认，给学生以新奇感，能充分刺激学生的大脑，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再讲不同国家的汇率不同，让学生自己上网查询，从而得到答案。这种教学方法使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学生参与积极性高，能有效提高教学效率，使学生终生难忘。
三、金融实际操作课程的教学
实际教学现状要求学校备有金融课程训练应用软件，这种软件的引入，方便了学生的实习训练，使学生动手动脑，把课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真实地操作训练中，体会到证券交易的操作流程。
比如外汇的实际训练，在世界范围内，外汇的买进卖出全天候都可以进行；这种市场是随时都可以买卖的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不同；尤其是外汇的买卖问题，学生看到的情况有时会是高价卖出，而低价买入，一定会有盈利，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是学生在辨认买和卖的时候，还有买卖的货币究竟是买进还是卖出，学生没有认清这些问题；教师在买卖货币应用软件的实际操作中，再次讲解货币的价格是如何标出的，使学生重新理解此类知识，加深学生的印象。
四、关注世界经济，以科研促教学
进入21世纪，经济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大多数人认为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起的，但很多专家通过实际观察得到，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世界各地已纷纷出现危机前兆。笔者自2007年就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评论，结合长期以来的认识和学习专家论文，2008年至2011年，先后发表了《全球经济危机下黄金地位刍议》、《从两房退市看我国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通胀背景下的货币制度选择》等论文。通过长期观察世界金融的规律，把自己的观点结合到教学上，和学生们共同讨论，共同进步，希望得到更好的答案，比如在债务危机问题上，为什么单单在欧洲爆发？而中国与美国均没有发生此类现象，其间有哪些客观条件存在？再结合一些专家的认识，讲解国家财政控制权和货币控制权的知识；还有我国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保证金融安全运行的措施等等。
五、结语
在金融课堂中有效引入当今的金融时事内容、通过实物和实际事件等的引入，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提高知识的实践应用水平，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提高金融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作者：中央广播电视大学03级本科，研究方向：教育 经济）
参考文献：
[1]许红梅，杨继国.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生产力研究.2010（12）.
[2]刘艳华.金融学教学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中国证券期货.2011（02）.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W.Schult2，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给人的服务类型将制度分成了四类e.按照舒尔茨的分类，汇率制度应与货币制度、期货市场制度一起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决定论，在特定制度下经济人具有理的假设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维持一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产权主体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倾向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和预测汇率制度的演进方向时，必须结合基础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来认识。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下各行为主体的产权利益矛盾之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取决于各行为主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那么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与之相关的各角色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还应以社会理性的眼光比较、选择某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关键词］汇率特性；政策工具；三位一体兼容性
汇率是以另一国的货币表示的某国货币的价格，简单地说就是两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一价格可以被视为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内本外币的需求和供给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货币制度安排下汇率价格是固定不变的，这时对汇率的研究局限于贸易流通和贸易平衡；而在另一些货币制度安排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会对贸易结构的调整产生长期效应，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发展、外部均衡的实现、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研究文献涉及到的汇率被作为政府政策的目标，而有些研究文献又将汇率认作为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一种政策工具。那么，汇率到底是政策工具还是政策目标呢?
一、汇率：政策目标还是政策工具
根据丁伯根法，一个政策目标至少要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工具，罗伯特•蒙代尔（2002）也指出“将目标（政策目标）和工具（政策手段）加以区分，对检验经济政策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极有帮助，这一点早有定论。为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目标，必需的有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为实现相互独立的不同目标，必需的有效工具个数至少要等于目标个数。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政策目标的数量多于政策工具的数量，将至少有一个目标无法实现。但是，如果一个政策体系包含的工具个数多于目标的个数，那种实现这一组目标的途径就不止一条了。所以，如果政策体系的目标个数不等于工具个数，一般而言，该政策体系就不会有唯一确定”。［1］政策目标必须至少有相等的政策工具才能实现这一著名的丁伯根法，对政府选择内在一致的经济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政府选择了与目标正好相等的政策工具，就能够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为政策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有相等的政策工具，还要保证政策工具能够对目标产生足够的影响，也就是要使政策工具具有有效性；此外，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还要求多个政策工具和多个目标之间相互协调。
尽管如此，要将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很清晰地区分开来还是极为困难的。通常人们将政策目标界定为人们“关心”的变数，而工具是那些“不关心”的变数。问题在于，政府对哪些是它所关心的变量，哪些是他不关心的变量做出选择也决非易事，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成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选择。
导致难以区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另一个原因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具有不同的等级结构，某些工具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是另一个政策层次的工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利率、货币供给量和价格水平同时既是政策目标又是政策工具。而一群人的政策目标可能又是另一群人的政策工具。此外，政策工具的自由调节是受经济制度安排的影响的，在一种制度下安排是政策工具，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就可能成为政策目标了。
汇率恰恰具有这样的双重特征，在某些制度条件下，它是一种政策目标，在另外一些制度安排下，它可能又会成为政策工具。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十分成熟，并且开放程度很高，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深入，资本市场能迅速地对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变动做出反应。例如克林顿政府时美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让美元成为强势货币，作为货币市场信号的利率处于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与欧元区的利率相比)，较大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外币的供给增加必然会导致本币升值。美元在外汇市场上的币值走强，这既保持了外汇市场中的汇率的自由浮动，又能通过利率工具引导资本流向实现其强势美元的货币政策目标，此时的汇率更多地具有政策目标的成份，因为这一过程反映的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配置是根据“有效市场分类原理”进行的。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一般都不会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让汇率稳定，而更多地采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②
笔者认为，当汇率作为政策目标时，它呈现中性；当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时，它表现为非中性特性，并将其一般化表述为策略汇率（strategic exchange rate）。
二、资本完全流动：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及其变体
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不兼容三位一体”(Incompatible Trinity)理论，他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能够用于实现某个外部目标如汇率，或者某个内部目标，如价格水平，但却无法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也就是说资本自由流动，外部政策目标（如汇率政策目标）和内部政策目标（如价格水平）这三个目标不能在同一时间达成。这就是所谓的不兼容三位一体。Rodrick（2000）从政治方面提出了“三维困境”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国家的地位和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无法共存的，必须在这三者中间选择两个。所谓影响深远的论说，是指被民主所控制的政治体制会对时下流行的各种条件作出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是通过一种不受限制的调节的政治生活表达出来的。［2］Whitman(2003)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包含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货币区”方案扩展成为一个“最优政策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最优宏观政策区域，构成一种分析结构。［3］
最优货币的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首次提出之后，围绕着这种方案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种不同汇率制度孰优孰劣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政府能够放弃的只能是汇率政策目标，即放弃固定汇率制，让汇率自由浮动。
显然，蒙代尔（1961）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是很简明的。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区域相吻合，这就意味着最优货币区似乎应该是小的经济体，只有这样，劳动流动才能在区内的不同的职业岗位以及不同的地理区域间完全流动。［4］此外，最优货币区的产品必须是同质的。显然，这种最优货币区一定是高度开放的，对外贸易部门在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经济体不仅严重依赖外部世界，而且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十分敏感。而麦金农（1963）直截了当地指出，汇率的灵活性需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中放弃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并因此忽略价值的流动性和国内货币的普遍可接受性。［5］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蒙代尔和麦金龙也各自就他们提出的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也就是从那以后，经济学界的研究也超越了简单的静态凯恩斯模型和价格弹性假设。即使是这样，也无法解决所谓的“蒙代尔―麦金农”之谜（Mundell-Mckinnon paradox）。
按照蒙代尔的观点，最优货币区必须要与相同区域内的劳动的流动性高度重合，并且，劳动还会要求更高的流动性。小的、同质的经济最终要变成高度开放的经济，最优货币区内的成员国就要放弃以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而麦金龙持相反的观点。麦金农认为，只有自我相对封闭或者自给自足的经济才能够较好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并且与这种经济相关的汇率政策的灵活性大致上可以与国内相对价格的控制相兼容。麦金农认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与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可以三者相兼容，一旦丧失了对国内价格水平的控制，国内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也就会丧失。［6］
三、资本不完全流动：“三位一体兼容定理”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和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假定前提上的差异。蒙代尔的三位一体不兼容定理假定的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小的经济体在最优货币区内的行为，这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之高不仅可以使资本在区内能够高度流动，甚至劳动都可以在不同的岗位和不同的地区高度流动。资本高度流动意味着即使区内各国能够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工具，这种政策也很难发挥效应，因为高度的资本流动可以迅速消除各国间的利率水平的差异，成员国的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对国内价格进行快速地调整。
其一，在浮动汇率制，资本的国际间的流动会导致相关经济体的汇率产生波动。例如， 一国央行宣布提高利率，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会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到本国，只要此时的利差可以抵补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资本就会不断由外国流入本国，直至两国利率相等；而资本的净流动使得该国外汇供给增加，汇率浮动下，可以表现为本币的升值，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的确无法实现三者兼容。
其二，在固定汇率制下，是截然不同的情形。国际资本的净流入意味着本国资本账户是顺差，出现了国际收支的盈余。 也就是在外汇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外汇的供给增加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本币会发生升值，不利于出口但有利于进口。不断减少的出口和不断增加的进口最终会使国际收支平衡。但是，该经济体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只能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本国的进口，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才能保证汇率价格固定不变。但增加国内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支出必然会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此时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稳定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即财政政策）也是无法兼容。因此，无论是在浮动汇率制下还是在固定汇率制下，只要资本是完全流动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难以同时产生效应，政府如果必须选择其中两个政策工具，就必须放弃另一个政策工具。按照蒙代尔的最适货币区方案，此时的最适货币区方案内的各成员国政府或货币当局必须放弃货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该货币区各经济体而言，自然就选择了汇率作为调节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
但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③我们仍然以一国央行提高利率为例，该国通常为发展中国家，其利率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外国资本设法以各种渠道流入到该国。由于该国资本市场不开放，对资本帐户进行管制，但通常这种管制并不是不允许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是对流入的外国资本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直接投资（即长期资本的流入），限制较少。对于短期资本的流入（也就是所谓热钱/游资的流入）或本国资本的流出，限制较多。在汇率制度的选择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并将本币汇率的低估作为一种竞争力。由于资本不完全流动，本国与外国的利差不会消失，独立货币政策是可以发挥作用的。部分资本的流入会导致本国外汇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本币理应升值，但是，该国却利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将本币低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是该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外，国际投机者已经意识到该国本币被低估，国际资本以各种渠道进入该国，使资本账户的余额为顺差，这与该国通过出口获得的高额经常项目的顺差叠加起来，构成了该国巨大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为了解决外部经济平衡的问题，该国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开放资本账户。这样可以稳定甚至可以降低本币的币值，从而解决因本币升值所产生的问题；另一个选择就是保持对资本账户的限制，让本币缓慢地升值，并藉此来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国内的稳定价格目标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少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增加政府的公共支出来实现。显然，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可以同时产生效应的，其基本前提就是资本不完全流动。这与麦金农所描述的情形完全相同，在一个相对自我封闭或者是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如国际资本不完全流动），政府可以同时采用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灵活的汇率政策和控制国内价格水平的政策（如财政政策）。而只有这三种政策相互兼容，并控制了国内的价格水平，才能保证人们对该国货币的信心。本文将这三种政策的相互兼容称为“三位一体兼容性定理”（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
在汇率中性的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能够相互兼容的基本条件是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这就是蒙代尔不兼容性定理的一种推理。这一推论成立， 上面所述的麦金农兼容性定理亦成立。
重要的是，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下，麦金龙的三位一体兼容性能够成立，此时，汇率不仅成为体现一国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的重要指标（政策目标），同时又是一国政府或货币当局进行干预行为的重要的政策工具。这样，就一国内部而言，汇率的决定体现的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从外部来看，汇率的决定是一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博弈的产物。于是，汇率的工具属性就凸现出来了。
四、结 语
汇率无疑是一种最复杂的经济学变量，人们对其深层本质的了解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汇率不但具有政策目标意义，也富含政策工具属性。本文开启这一问题， 是为了更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
汇率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是理论抽象之物，实际的汇率行为应是非中性的，因为汇率的本质特性是非均衡的, 企图寻找均衡汇率的努力大多会归于失败。而汇率的非均衡性源自于汇率行为的非线性与非平稳性，这种特性对我们进行汇率数据的处理与计量经济模型建模时尤其必须引起重视。
汇率的工具属性其实就是汇率中性的偏倚（bias）。严重的偏倚致使中性汇率扭曲成为非中性汇率。汇率的非中性是汇率的现实常态，人们观察到的汇率行为都是非中性的。譬如，汇率的波动与调整对各个行业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 反应也是不同的，这使得汇率的工具属性凸现出来，而且日益显现出强大的政策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成为取代关税而成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
仅有现存的汇率概念已不足以描述当今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与秩序，扩充汇率概念系统已成理论发展的必然。我们目前可以利用现有的汇率概念分析国际贸易流、国际资本流，但是我们不能够解释一国从其国家利益出发，通过选择不同的汇率结构，改变汇率的定值方向，直接影响外汇市场交易者的预期形成，从而影响汇率变化的基本原因。汇率的经济功能的释放需要深入地对汇率的基础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寻找一种基于非中性的常态汇率的基本概念――策略汇率，并给予严格的定义。
策略汇率是对均衡汇率的一种偏离，但它恰好与官方干预汇率的目标相反，因为后者通常是通过官方干预外汇市场，试图恢复为均衡汇率状态。策略汇率大部分产生于资本不完全流动的市场中，因为此时汇率是一种政府政策工具，而不是政策目标。由于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经常项目的不平衡（逆/顺差）不能通过资本项目（顺/逆差）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并且当这种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引起的国际收支差额足够大时，政府通常运用外汇市场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对本币汇率的定价进行干预。干预的目的不是修正“错误汇率”，让其朝着所谓“正确汇率”的方向收敛，而更多体现在政府试图利用汇率，来实现其经济、政治目标，这时的汇率就只是作为国家竞争战略的工具，用来实现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在确定汇率比价时清楚地知道这一汇率是偏离均衡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利用这种汇率与均衡汇率间的偏离将要实现的政策目标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非均衡的汇率性质，作为外汇市场的价格信号，它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次优的。
注 释：
① 这种区分是汇率理论发展的关键，这归功于蒙代尔的开创性研究。在蒙代尔之前，汇率只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人们主要研究的政策工具是关税，而不是汇率。参见蒙代尔《国际宏观经济模型》第三章：政策选择的本质。向松祚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北京。
② 笔者认为,蒙代尔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均实行固定汇率制，维护汇率的稳定自然就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
③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不发达，市场制度不健全，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高风险。因此，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取了泰国等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对资本账户还是实行管制。参见Tran Van Hoa所编的 “Competition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Major Asian Economies”, Edward Elgar出版社，2003年。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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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hitman,2003,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lash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Goods“, Michigan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4］Mundell，R.,1961,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 Econ. Rev., (51).
［5］Mckinnon,R I.,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Econ.Rev.,53.
［6］Mckinnon,R I.,2002,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d the European Experience.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10(2).
Exchange Rate Traits and A Corollary of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He Qiongjuan
Abstract: By studying difference between Mundell's In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and Mckinnon's Compatible Trinity Theorem,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y are mutual equivalent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complet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vement, which can provide a good explanation on Mundell-Mckinnon Paradox.
Behavior of exchange rate is non-neutrality when exchange rate policy instrument is applied rather than policy goal of stabilizing exchange rate, and non-neutrality exchange rate is common in a real world.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汇率制度选择；“不可能三角”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1―0010―05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浮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击，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
以蒙代尔、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1)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2)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3)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应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20世纪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及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提出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5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提出了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龙和凯南等人又对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马森和泰勒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地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①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一)经济结构特征论
20世纪50年代，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围绕“固定对浮动”优劣之争，在两相争执不下的情况下，Mundel(1961)从生产要素流动性或要素市场一体化角度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当结合某种经济特征来进行汇率制度的选择。1973年麦金农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Heller于1978年提出了“经济论”，认为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特征因素，如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地域分布、相对通货膨胀率以及同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货币，取决于该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集中程度。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发展中国家是否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参考标准，具体是：一国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国外，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样化，贸易分布广，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相对通货膨胀率差异大，进出口价格弹性高，国际储备少，社会更倾向于收入增长，或存在完善的远期外汇市场。一国只要具备这些因素中的多数，则适宜选择浮动汇率制；反之，则相反。
Aizenman和Hausmann(2000)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与金融结构交织在一起的，一国国内资本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越大，越适合钉住汇率制；反之，与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越适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Poirson(2001)研究表明，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通货膨
胀诱因或失业率和外币定值债务等。一国通货膨胀率、生产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资本流动和本币定值债务程度越高，就越适合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一国外汇储备水平、GDP增长率、通货膨胀诱因和美元化程度越高，就越适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WOLF(2001)概括了选择钉住汇率制国家的经济特征，即较小经济规模、较大开放度、低通货膨胀、外部贸易条件较小变动、较大通货膨胀诱因、较高出口集中度以及政治稳定。
实际上，世界各国实行多种汇率制度证实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经济结构特征。青木昌彦(2001)曾指出：“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所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同样，汇率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
(二)政策配合论
Mundel(1960，1963)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分析》和《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理论。Fleming(1962)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内财政政策》、Mundell(1968)在《国际经济学》中，最终提出了M-F模型。该模型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采用短期、需求分析法，引入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因素，分析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同作用。该模型的假定前提是：(1)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开放；(2)国内外所有货币、证券资产充分替代，即资本自由流动；(3)国内产出供给富有弹性；(4)小国开放模型。研究表明，在给定前提下，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财政政策无效。这样，M-F模型实际上已蕴含着“三元悖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能三角”。Frankel(1999)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提出了扩展三角假说。沈国兵、史晋川(2002)对不可能三角模型引入本币国际借债能力变量，将不可能三角模型扩展为四面体假说，并且证实不可能三角模型是四面体假说的一个特例；在此基础上，他们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变动性，提出了汇率制度的选择将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
(三)经济冲击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经济冲击对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愈加显著。Yoshitomi和Shirai(2000)认为，如果经济冲击来自货币因素，比如货币需求的变化和影响、价格水平的冲击，那么就应偏向固定汇率，因为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比例的变动不会改变它们的相对价格，使用汇率变动作为改变支出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如果经济冲击来自实际因素，比如偏好的改变或者影响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技术变化，那么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合意的，因为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动使得有必要使用汇率作为政策工具来对实际冲击做出反应。Wolf(2001)给出了一个研究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的模型。研究发现，在央行没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际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需要在模型之外依据其他决定因素来选择汇率制度。在央行有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若既有实际冲击，也有货币冲击，则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不同汇率制度下损失大小的比较；若只有实际冲击，没有货币冲击，即经济冲击是实质因素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更可取；若只有货币冲击，没有实际冲击，即经济冲击是货币因素时，则钉住汇率制度更可取；若没有实际冲击，也没有货币冲击，即没有经济冲击时，则钉住汇率制更可取。
可见，从经济冲击角度来看，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实际冲击、货币冲击以及央行有无激励创造意外通货膨胀。虽然依据经济冲击类型来考虑汇率制度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有用的，但在实际中由于很难区分冲击干扰源类型，因而也就难以确定哪种汇率制度相对更优。
(四)政府信誉论
Agenor和Masson(1999)、Frankel等(2000)以及Wolf(2001)从政府信誉与公众预期角度研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Agenor和Masson以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对象探究了信誉因素在危机中的作用，结论是：几乎没有实证证据能把比索贬值的预期归因于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到的信誉的演进；相反，市场似乎严重低估了比索贬值的风险，尽管存在着早期预警信号，诸如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恶化的迹象，但是直到当局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似乎才崩溃。Frankel等针对中间汇率制度正在消失假说，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即中间汇率制度缺乏所需要的政治信誉来保证。这样，如果央行宣布汇率作为中间目标，那么公众就能够通过所观察到的数据来判断货币当局是否守信。由此，政府信誉直接关系到汇率制度选择的维持和选择。Wolf(2001)认为，对于至少享有适度的货币稳定和政策信誉的国家，严重钉住显得过于限制，而传统钉住又过于风险，适宜的选择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当央行有激励制造意外通货膨胀时，即政府信誉存在问题时，钉住汇率比浮动汇率更好。反之，当政府信誉不是问题，实际冲击占据主导地位时，则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更好。
(五)BBS规则论
这一研究方向由Williamson(1965，1985)提出的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理论所开创。Krugman(1989，1991)、Dombuseh和Park(1999)以及Willia―mson(2000)进一步发展了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Williamson(1965)认为，“如果平价钉住的改变趋向于导致汇率未来可持续信心的累积性降低，那么可调整钉住是不可能无限期可行的。因为如果钉住易于变动，则增强的不稳定投机将会发生；如果僵化不动，则又中止了可调整性”。据此，Williamson提出，需要采用一种不易遭受投机压力的汇率制度――爬行钉住制。20世纪80年代初，浮动货币之间反复出现的主要汇率失调致使人们深信，问题不是浮动汇率被管理的方式，而是在浮动汇率不被管理时，市场并没有力量将汇率推向均衡。在此背景下，Williamson(1985)主张建立一个中心汇率上下各10％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维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货币当局的干预只是偶尔为之。Krugman(1989，1991)则把这种汇率目标区思想加以理论化、形式化，形成了经典的汇率目标区理论模型。1997～1998年东亚新兴市
场汇率制度危机后，有关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又形成了新的。其中，沿着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路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爬行带取代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之后，Dornbusch和Park(1999)将爬行钉住、目标区和爬行带统称为“BBC规则”。Williamson(2000)从防范危机的角度出发，对角点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角点汇率制(货币局和浮动汇率)同样可能形成危机；参照汇率最不易受冲击影响，但可能出现汇率失调；BBC规则易受冲击影响，但政府干预可能使汇率保持在汇率带内；监控汇率带则具有两者的优点，当局没有义务捍卫汇率带，但同时却暗含着一种假定行动来防止汇率偏离均衡汇率。至于另一种中间汇率制度――管理浮动，Williamson认为其有两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没有预期的中心汇率。据此，Williamson主张监控汇率带。但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认为，汇率目标区虽然可以减少央行承受单方面博弈的风险，同时排除极端的汇率波动，但是汇率目标区仍旧只能推迟汇率遭受攻击的时间，而无法规避之，当汇率达到目标区的界限时，便面临与固定汇率同样的问题。
(六)价格确定论
Friedman(1953)极力主张浮动汇率，认为从长期来看，汇率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效果，因为汇率制度最终是货币制度的选择。而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对实际变量并不重要，只是在短期内显得重要。这样，如果内部价格像汇率一样不灵活，那么由汇率变化还是由同等的内部价格变化所实现的调整，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缺乏行政冻结下，汇率潜在是灵活的。相比而言，内部价格是高度粘性的。因此，Friedman主张浮动汇率作为取得国际相对价格快速变化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在名义商品价格粘性的世界中，浮动汇率通过相对价格变动能够吸收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绝外国需求冲击，而固定汇率则必须由产出变化来满足。不过，Friedman所处的时代很少有资本流动，浮动汇率保持经常账户零差额，隔绝了外国冲击的传递途径。Mundell(1960，1961，1963)证实在存在资本流动的情况下，浮动汇率的隔离特性缩减，因而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孰优孰劣变得更加复杂。Friedman和Mundell都假定生产者以本币确定价格，当汇率变化时，商品价格没有调整，因而在他们的模型中一价定律有效。
但是，Kravis和Lipsey(1978)证明了一价定律失灵，相对价格随汇率变动，弱币国有着较低的价格。Lipsey和Swedenberg(1996)证实，甚至对于高度贸易商品，影响跨国间相对价格变动的显著暂时性因素是汇率变动。由此，Lipsey等人把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初步联系起来。新近文献中，Devereux和Engel(1999)、Engel(2000)承认一价定律失灵，并做出其他定价假定，从价格确定角度探究了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Devereux和Engel假定商品价格粘性，将其视为制度约束，一定时期后，价格完全调整以适应货币冲击。价格确定分两种类型：一是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二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在此基础上。Devereux和Engel提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货币定价的汇率模型，探究在货币冲击造成的不确定环境中价格确定与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结果发现：(1)如果遵从传统的文献假定以生产者货币定价，一价定律有效，但何种汇率制度更可取没有明确答案。当一国规模小，或非常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固定汇率；否则，若国家足够大或不厌恶风险，则偏向选择浮动汇率。(2)如果生产者在不同的市场确定不同的价格，也就是以消费者货币定价，并且对需求冲击缓慢调整，则明确地偏向选择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允许国内消费隔离外国货币冲击。Engel认为，在价格粘性中存在三种类型：一是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二是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三是在一些企业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的同时，另一些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标准模型中是以生产者货币确定价格，并且假定一价定律有效，但是实际上，假定一价定律有效是有问题的。统计表明，墨西哥消费品显著偏离一价定律。所以，可能的替代选择是假定企业以消费者货币确定价格。在此基础上，Engel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关键取决于名义价格在短期内如何对汇率变动做出反应。通过模型研究，Engel得出的结论是：(1)汇率制度的稳定特征和汇率制度对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取决于价格确定的类型。而且，价格确定行为的类型与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相互影响的。(2)如果一国对于本币状况几乎没有控制，那么持久固定汇率更可能是合意的。(3)资本流动程度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性取决于产品如何定价，虽然固定汇率可能减少或消除国家间特有的风险，但是该国总的风险可能不受影响或者增加。(4)如果存在汇率传递途径输入价格，当冲击仅仅是货币冲击时，浮动汇率存在自动稳定的特性，汇率传递到最终产品价格越少，固定汇率越合意。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战略安排
就我国而言，在迈向开放经济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取向应该是逐步走向独立浮动，而“中间制度”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继续存在。
(一)短期应坚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
首先，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避免危机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成本。这种节省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种隐性收益。与这种隐性收益相比较，对外贸易在危机后发展减速的损失可以说微不足道了。其实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即使人民币贬值也未必能够改善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根据亚历山大的国际收支吸收理论，国际收支是国民收入和国际支出的差额，要想通过贬值改善国际收支只有在增加国民收入，或者在降低国内支出的条件下，才可以实现。但是降低国内支出显然与我国当时执行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相抵触；而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且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对价格信号反应不够灵敏，贬值的资源配置效应受到限制，国民收入难以因贬值而大幅增加。两个方面的因素就使得在当前情况下通过本币贬值改善国际收支的作用很小。而且我国对外贸易品只占全部商品的较少比例且品种非常有限，服务业和众多产品均属于非对外贸易品，汇率放大效应极为明显(H，Hau，2000)。若实行贬值政策，可能导致国内物价水平的提高和进口的大量增加，不仅国际收支状况难以改善，还会引发国际经济的混乱。所以就当时来看，人民币不贬值不仅有利于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也是符合我国自身经济发展要求的。
其次，鉴于固定钉住汇率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的有效性，近期内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安排对于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国际金融秩序并未就此安定下来，地区
性金融危机仍然此起彼伏：土耳其银行危机，南美洲各国金融危机等等。加入WTO以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加快，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的不确定因素，防范危机的压力仍然很大。我国金融体系中也存在很多危机隐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负担较重；会计、信息披露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等等。与此同时，中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立使得我国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不健全。所以，为了维护金融安全，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坚持固定钉住汇率制度，以此作为危机的缓冲器。
但是，选择固定并不是选择钉住美元的固定。当今世界正在形成美元、日元、欧元的三极货币格局。单一的钉住美元显然会被动地与其他货币“非均衡”浮动。通过钉住一篮子货币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由于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浮动而造成的人民币“非均衡”浮动，有利于贸易收支的稳定。因而，在我国尚未开放资本账户、汇率的变动主要集中在对净出口影响的短期内，钉住一篮子货币要优于钉住美元。
(二)中期，构建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制度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首先在于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建立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增强公众对汇率保持稳定的心理预期，提高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汇率水平在目标区内的适度波动可调节外汇市场供求，减少不合理的资金流动套利行为，使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在目标区内得以缓解和释放。
我国建立汇率目标区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可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有节奏地隔离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当汇率在目标区内小幅度波动时，中央银行不进行或很少进行干预，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政策稳定。扩大汇率浮动范围后，汇率变化将更加灵活。由于预期的汇率变化不再是单向稳定的，套利行为的风险成本就会增大，从而削弱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套利的动机。较大的浮动范围可较早预示资本流入逆转的信号，增强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
在管理浮动汇率体制下，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不得不运用货币政策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水平上频繁地调节汇率。在汇率目标区体系下，由于汇率水平的灵活性，中央银行无需在目标区内经常调节汇率，有助于货币政策相对独立地实现国内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目标区汇率灵活性和稳定性兼顾的特点使汇率政策能有效地调节国际收支，实现外部平衡，而汇率政策效率的提高又促进货币政策有效地达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目标，不必过多受制于外部因素，这将有利于资金的合理流动、配置，求得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价格均衡，促进宏观经济内外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
(三)长期，退出中间汇率，跃向独立浮动的一极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之前，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危险的，只有汇率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而保险的。所以，从长期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资本自由流动后，目标区的制度就不再适宜。但是前期汇率目标区的运行，增强了居民和企业回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手段，也促使金融市场更加完善和成熟。这些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般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状况；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金融体系的深化；微观经济主体的塑造；高效稳健的金融监管；合适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外汇短缺的消除和可维持的国际收支结构；合适的货币自由兑换顺序。这些条件基本上都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前提。因而，选择浮动汇率制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其实是互动的。在将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这8个条件必然会满足，从而成功实施资本账户的开放。那时，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可以选择在外汇市场比较平静或者资本大量流入的时机退出中间制度而收敛于独立浮动汇率制度。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风险；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6-0015-02
1 金融创新的概念阐释
对于金融创新的解释，各个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大多数学者的解释由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衍生而来，他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forc DeveloPment）中对创新所作的定义是：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创新建立，是对企业要素实行新的组合方案。创新包括新的技术与组织管理上的新思维。具体地讲，创新包括四种情形：新的产品出现，各类资源的开发，新的市场创新开拓，新的生产组织称为组织创新。
从宏观层次上讲，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金融发展史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以及货币制度的历次变革都可视为金融创新。金融技术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服务与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行业结构上的创新都包含在金融创新的范畴内。
从中观层次上讲，金融创新主要是政府、金融当局和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防止或转移经营风险，降低成本，更好地实现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而逐步改善银行等金融中介的功能。它包括技术、产品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技术创新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采用改进的生产方法，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或者添加新的生产要素；产品创新是指生产性能更好、技能更优的新产品；制度创新是为了提高效率，改进管理制度，使新的制度更完善，效率更高。
从微观层面，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工具的创新。它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的创新：信用更多的创新，如利用短期贷款和中期信用，分散投资者独家承担贷款票据发行便利等风险；经济制度之间各种新工具的转移，金融工具有风险，它包括用原来的金融工具提高偿付能力和转换新的金融工具；股权创造创新包括债权人权益成为新的金融工具。对金融机构来说，要严格控制金融风险。风险管理人员要严格看待风险问题，观望整个金融机构的全面风险，做到定期评估风险。
2 金融创新风险的产生原因及隐患
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历史。发达国家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就来自于实体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深化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由单纯存贷业务转型，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共同基金业高速成长到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壮大，金融创新就是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体金融市场的大发展，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稳健成长。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高金融业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金融风险，甚至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住房金融创新盲目诱导和全球各地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在促进的同时，中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必须清醒认识创新面临着潜在的风险，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
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金融创新的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种：①市场风险。市场价格变化和价格的变化会对衍生金融工具风险从这里的市场价格产生的，主要是指标的资产价格；②设计风险。由于在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按时实施，甚至有流产的可能性；③流动性风险。市场中的金融衍生产品找不到合适的对手，只有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④信用风险。不按照合同的条款而导致性能风险的一方的衍生物。⑤操作风险。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系统故障导致清算风险。⑥法律风险。因合同内容不符合法律，贸易合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因。{7}由于操作错误，不在时间性能，在有关法律方面违反规定，组织创新工具给贸易组织带来负面影响，这无形的损失就是声誉风险。
首先，通过影响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金融创新是可能的。商业银行新的种种负债账户，大额可转让存单。与现代金融电子化的进程加快，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从而提高汇率。此外，国际金融创新通过电子交易的各种工具，如扩大货币乘数、倍数。首先增加了中央银行所控制货币供应量，控制信贷规模的在各种阶段的难度。
在金融创新界，扩大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对象是在上升的，除了一般的监管机构，监管部门需要信托一些投资公司，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等；由于各个表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在任何时间资产负债表外的风险都可以被转换成真正的风险，增加了难度表外业务的监管作用。
此外，降低了金融体系的局部稳定性。金融创新在原来模糊划分边界的各种金融机构，促进金融市场的金融创新，资本流动的国际化标准，地方财政风险能够迅速融入全球金融风险当中，使我国经济迅速增长。
3 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策略
激发金融创新动力，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是目前我国激烈竞争金融形式下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从加强金融监管、加强行业管理监督、规范金融界的新创新、借助国际力量等方面来协助预防新的风险发生。
①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性金融监管合作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风险监管办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金融风险监管规则，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风险的措施，以构造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机制。首先，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法律是个硬约束，有了法律为依据，一切才有法可依，惩罚才有坚强的后盾，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也必须有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做后盾。不仅要有主体法律，还要有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以约束各金融主体；其次，要对市场准入实行严格的监管，对各种将要上市的创新工具要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审核，防范和控制创新风险，这是防范创新工具风险的首道关口；再者，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和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达到防范金融风险作用，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②加强行业监督，防范金融创新风险的发生。我们强调，加强政府监管应注意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工艺的复杂，规模的庞大，所有监管机构努力为所有交易综合实施整顿方案。监管机构应采取各种有效的管理措施，充分调动金融市场各类人群积极性，在银行业市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思想素质观，促进银行业的积极健康发展，对维护金融体系起到积极稳定的作用。
③规范、防范金融创新风险。首先，金融创新的主体应根据其大小、资本、能力等，确定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占总资产的比例，并掌握了资产负债表的位置，表外业务与表中单独管理，及时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金融机构要在实践中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所有监管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在金融监管的核心作用，以明确内部管理控制。同时，管理者要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对未经批准的交易活动或违反制度的人员，要有一个明确的惩罚制度。政府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承担监管责任，但不能过多干涉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否则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会更高。我们应明确交易员的权限，有明确的责任范围和全面化的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应定期检查内部控制制度，有效促进内部监督职能的发挥。按部就班进行金融自由化进程是非常英明和正确的。在公司坏账处理、一些不好资产处理方面都要做好全面准备，使得进一步开放。美国债危机使中国经济意识到，我国金融行业必须实行最好方式进行对外开放，事先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全面应对金融开放带来的一些风险问题。
④加强国际合作，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国家监管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协调、组织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创新的风险。首先，加强合作国家之间的监督管理，金融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机构、金融创新业务以及金融市场已面向国际化发展方向。金融创新会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利润，也会带来一些料想不到的新风险，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会使金融风险波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创新的风险不是一个国家的监管，它涉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安全性，因此，加强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其次，基于金融国际化的一个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监管的单一国家有时失败，这使得国际合作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如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全国证券期货监管的国际合作组织证券监管机构，于1994成立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通过向成员国提供咨询平台，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他们通过国际合作，以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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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成因分析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
“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
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
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
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
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
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
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3.选择正确的计价货币，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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