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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营销论文

时间:2023-03-17 17:57:48

导语:在社群营销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社群营销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微电影营销;病毒式营销;3C理论

2010年,随着微博在中国的兴起,微文化开始流行,我们这个由Web2.0所催生的新时代,也被称为微时代。而此时,微电影也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样在各大视频网站火爆起来。作为中国首部微电影,《一触即发》可以说是企业利用定制微电影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方式的第一仗,而且是漂亮的一仗。强大的明星阵容、惊险完整的故事情节、宏大刺激的飞车场面,这部无论从主演、导演到资金投入都可谓是大手笔的凯迪拉克定制微电影《一触即发》,着实“触动”了广大网民的转载和共享“神经”,为凯迪拉克带来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和直线上升的销售业绩。从此,微电影便一发不可收拾,支付宝定制微电影《郑棒棒的故事》、佳能相机定制微电影《Leave me》、三星手机定制微电影《纵身一跃》、海尔卡萨帝定制微电影《谁的爱填满冰箱》……企业定制微电影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一、微电影营销的界定

微电影作为2010年才刚刚兴起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没有对其定义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按照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微电影即微型电影,又称微影,是指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30秒-300秒)放映”、“微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规模投资(几千-数千/万元每部)”的视频(“类”电影)短片,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这个定义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和详细的。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定义微电影营销是以微电影这种新形式为载体,将品牌和产品诉求融合在故事里、主题就是品牌核心价值观,依靠情感打动网友并由其自发自愿进行传播的新型营销方式。

在传统的营销方式中,企业只是将产品或品牌信息生硬直白地添加到广告中,向消费者“硬”性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然而,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E时代,这种简单的产品营销方式,很容易让消费者产生抵触心理,从而降低企业预想的广告效果。而且,这种传统的营销方式只是一种针对消费者的单向传播,并不能得到消费者的即时反馈,商家也就不能根据反馈及时地调整企业整体营销策略计划,最终不利于产品或品牌的推广。然而,微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通过讲述一个情节完整且紧紧围绕产品或品牌信息的故事,以有趣、新奇的故事情节在网络这个平台上播放,吸引广大网民的注意力和兴趣,并通过广大网友自发自愿的转载和传播,使得产品及品牌信息像“病毒”一样得到迅速及广泛的传播,从而迅速扩大企业影响力,以几乎是零成本的传播方式,取得成千上万倍的传播效果。

二、病毒式传播成就微电影营销传奇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提出的六度空间(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你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个理论随后被在互联网上得到了证明。Facebook、人人网等SNS社交网站正是得益于六度空间理论,帮助人们在互联网上建立社会性网络,才得到了迅猛发展,并显示了其巨大的商业价值和营销价值。病毒式营销就是一种以此为基础的互联网络营销方式,它利用更为便捷的“口碑传播”,使信息像病毒一样高效、迅速传播,这种自发进行的、几乎为零成本的营销方式,常被企业用于产品及品牌推广。而微电影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自发自愿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对病毒式营销的精准应用。

根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1年上半年,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上升到18.7个小时。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互联网的互动性和分群现象,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分享观点、价值,并进行交流和沟通,形成了“一传十十传百”的病毒式传播,这些为微电影的发展传播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现代人生活的快节奏与多元性,催生了人们空闲时间的零散性。而微电影的特点就是小而简洁,便于人们观看,它可以在现代人零碎的时间里传递一个完整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紧紧围绕产品及品牌信息,而其尤为突出的优势是微电影既能满足企业的品牌宣传需求,又能满足受众的娱乐休闲需求。在Web2.0时代,互联网的受众多为年轻的中青年,他们追求个性张扬、喜欢与众不同而讨厌填鸭式的生硬灌输,而病毒式营销成功与否的关键,就是“病毒”的制造,即你提供的信息要有趣、有价值、简单且易于传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爆炸式”传播效果。微电影正是以其或娱乐休闲或刺激或新奇或简洁的故事情节满足了网络受众的需求,并借助当前视频分享网站一键转载的便捷性、微博的链式传播及SNS网站的庞大社群关系,触动网络受众的“分享”神经,达到微电影的病毒式传播效果传播,这其实也反映了当代受众想要得到自我认知和社会互动的心理特征。正是病毒式传播原理,成就了微电影营销的传奇。而凯迪拉克定制微电影《一触即发》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以及其带来的销售奇迹,都是对此的最好演绎。

三、基于3C理论的微电影营销

在营销学领域,企业营销理论由最先的4P(Product、Price、Promotion、Place)理论,不断发展改进为以消费者需求中心的4C(Consumer、Cost、Convenience、Communication)理论、以关系营销为核心的4R(Rlevance、Rspond、Relation、Return)理论,一直到最近的3C(Celebrity、Content、Community)理论。可以说,营销理论是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几种营销理念还存在着实质上的关联,以顾客的需求为核心来设计产品或者营销模式始终是企业营销永远不变的真理。

微电影营销的产生及发展,可以说是对3C理论的精准应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Web2.0催生的互联网时代,中青年成为了时代的主流人群。他们对明星有自己的喜好和评判,他们喜欢娱乐性信息而多于生硬的说教信息,他们重视所接触信息的内容,他们更注重在网络社群中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并得到尊重和认同。这些网络时代主流人群的特点,也是营销学界3C理论产生的源头,所以,企业营销的重点在这种环境下转移到了以大牌明星为代言人、以更生动有趣的广告信息为“病毒”、在一定的社群中进行营销,通过社群庞大的社交网络将营销信息传向四面八方的目标人群。通过对企业定制微电影的研究发现,尽管有一些微电影选用的是默默无闻的普通演员,但大部分定制微电影还是倾向于选择一些具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明星作为故事主角的,毕竟这些明星的知名度对微电影来说首先就是一个宣传,对微电影宣传成本的节省和宣传效果的提高都是很好的切入点。在营销或广告内容上,3C理论也一改传统,将内容重点从告知性信息转向共鸣性信息,以便能将内容更好地渗入到消费者内心,这一点也正是微电影营销得以受到青睐的关键所在,或新奇或刺激或有趣或感人的信息内容很轻易地便虏获了具有网络时代特点的消费者人群。再加上SNS网站、微博等的巨大社群传播威力,微电影营销取得高于传统广告多倍的效果是轻而易举的。

第2篇

这一轮投资的估值,各方均没有公布,有业内人士预测,Papi酱估值有可能已经达到3亿。从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到身价上亿的短视频创作者,Papi酱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其实之前就有人分析过,Papi酱这样的网红投资价值在哪里?会不会是昙花一现?也曾有投资机构表示,Papi酱的成功过于依赖个人,对她的投资价值表现出疑虑。毕竟Papi酱的商业模式还尚未成熟。

1200万投资Papi酱,到底值不值?

Papi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一个论文还没写完的中戏导演系研究生,就在今天拿下了1200万投资,成为估值3亿的顶级网红。

2016年开年起,她凭借40多条原创短视频,在短短几个月内刷爆社交媒体,成为2016年当仁不让的网红Top1。微信图文后阅读量分分钟达到10万+,2月份开始均值近百万,她的短视频在腾讯、优酷、Bilibili等各个平台累计播放量过亿,当天必上热门。

但是Papi酱自身好像并没有迫切地寻求变现,除了微信和微博的打赏外,没有尝试过其他变现方式,换言之,Papi酱的商业模式还只是一个雏形。一些机构投资人还曾表示,他们不会投Papi酱。

那么1200万投资Papi酱到底值不值呢?

在一些行业人士来看,Papi酱无疑是“魅力人格体的典范”,并且,头部内容的价值远大于竞争者和跟随者。

火星文化CEO李浩对娱乐资本论表示,网红相当于自带流量入口。尤其Papi酱的传播形式是短视频+公众号组合,短视频具有快速传播的能力,公众号把粉丝沉淀下来后,微信本身的用户交互和商业链条的生态都比较完善,因此Papi酱其实是一个很有投资价值的自媒体。

科技作者丁辰灵甚至认为,Papi酱的价值远大于罗振宇。

事实上,在此之前,Papi酱的投资价值就已经在业内讨论的沸沸扬扬了,只不过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大部分机构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和投资方式偏向于不依赖于个人的平台式公司。而Papi酱的个人价值却是唯一支撑她商业价值的存在。所以之前,大部分投资机构是呈现观望姿态的。不知今天以后,他们的想法是否会有所改变?

其实按照1200万的投资金额来看,此次Papi酱的估值可能完全不到3亿,据小娱了解,罗振宇本人也否认了3亿估值的说法。但事实就是用1200万投资达成两个顶级网红的结合,进而放大双方价值,探索无限可能,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值的事。

罗辑思维与Papi酱的结合是“超预测”的“必然”?

罗辑思维与Papi酱其实是两种形式的内容提供者:Papi酱提供的是泛娱乐内容,罗辑思维提供的是知识类内容,且有一定的垂直性,但其实两者有很大的共通点,即用内容吸收人群。

这也就让很多人会猜测Papi酱是不是也会走上罗辑思维的模式,做成社群电商?

罗辑思维的商业化大概走了这么几步:

1、用过硬的内容(视频+语音)吸引受众;

2、商业化第一步:会员制(分为普通会员和铁杆会员);

3、开始卖书、卖物品、卖服务,商业模式从会员转向社群电商;

4、推出APP“得到”、举办跨年演讲等线下活动,商业模式走向多元化:电商收入+优酷广告分成+得到APP+线下活动收入等;

5、营销,继续扩大影响。

我们再来看Papi酱的现在,目前Papi酱已经基本完成了粉丝积累,数百万的粉丝基数成为Papi酱商业化的支撑,是借鉴罗辑思维走社群电商模式?还是如粉丝期待出道做艺人?这还尚未可知。

在传播上,作为泛娱乐内容的Papi酱,其实比主打知识类内容的罗辑思维更有优势,也更有机会成为现象级内容。但Papi酱相对于罗辑思维,欠缺的就是后端的粉丝社区和商业开发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罗辑思维投资Papi酱,有助于帮助Papi酱补上自身的短板。

不过,Papi酱也有可能走上艺人的道路。圈内传言,Papi酱在演艺方面已经与AB的工作室达成了合作,而Papi酱在此前采访中也表示,Angelababy的经纪人杨铭是她非常好的朋友。

罗辑思维、马东等头部CP都要成为投资大鳄?

众所周知,Papi酱虽然已经火的一塌糊涂,但如何围绕她进行最大程度的变现还尚未清晰。但即便如此,罗辑思维、真格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还是选择先下手为强,先圈下这块地再来考虑变现。

火星文化CEO李浩认为,未来领跑的CP会有不少向下的投资兼并发生,Papi酱只是个开始,之后案例会越来越多,而此前成立马东的米未传媒也曾表示,未来将投资优质内容团队。在李浩看来,2016-2018是内容大产业加速向上的三年,资本会比较活跃。由于对整个行业尤其是头部公司的增速看好,今年预计内容行业中的优质公司都能拿到明显溢价。

基于这种形势来说,罗辑思维等抢先下手拿下优质内容,获取顶级网红带来的红利,着实是具有前瞻性的。当然,创意内容的持续性和商业化可能依旧是制约Papi酱投资价值的重要原因。

VC投资一向更偏向于不依赖于个人的平台式公司,据丁辰灵说,“虽然现在有些VC开始投资内容,觉得内容很有价值,但大部分VC还是认为倾向于投资平台,他们认为内容很难持续。”

第3篇

李力的“云威科技”搬了新家,在重庆的移动电子商务产业园。1000平方米办公面积,120个工位,80台一体机电脑,3个400客服电话,说起现在公司的规模,李力隐隐地流露着骄傲。当然值得自豪,他虽仍是重庆大学光电学院的研三学生,却已是重庆小有名气的校园创业者,而早在公司成立之前,李力所带领的学生团队就创下过半年开发6000余款App的惊人成绩。

王佳琦 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大四学生

距重庆1000公里之外的武汉,端午节已过,校园里满是离别的气息。当众多大四生忙于毕业论文答辩或毕业旅游时,华中科技大学电信系大四学生王佳琦却在为自己的公司奔波。作为在线教育机构“我的课堂”创始人兼CEO,王佳琦的这个夏天注定不轻松。自从去年10月成立维克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他不得不把90%甚至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创业中。

李力和王佳琦的创业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最近兴起的O2O(Online to offline)模式的逐浪者。

有着年轻的心和敏锐的嗅觉,李力从2013年起正式涉足O2O,帮助重庆本地企业O2O转型。目前,使用云威科技产品的重庆本地公司有1000余家。

而“我的课堂”也是基于O2O模式的,已成功开办线下课堂40余次,主办免费沙龙400余次。

校园生活也要O2O

不过,李力最为人所知的一款O2O应用,倒和企业没有很大关系。

“O2O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线上下单,线下交易。当时我们把这个概念稍微转换,变成了线上报名,线下面试。”这就是一炮打响的手机App“Hold住重大”,国内第一款校园O2O类应用。

李力是名技术爱好者,觉得技术的要义就是让生活更美好。当时他将眼光投回了校园,寻思着,新生对什么都很好奇,智能手机又已普及,如果开发一款校园生活服务类App,应该有市场。于是,李力和团队5名核心人员,于2013年9月新生入学前推出了简单版本的“Hold住重大”。

他们用重大人的方式重新标注了重庆大学校内建筑的名称,这和一般地图上一板一眼的官方称呼不同,是学生常用的昵称和简称。餐厅、超市、教室、校车站等建筑都有专属图案,轻触图案,就会弹出具体地点和前往路线。另外,该App还可以定时抓取学校官方网站信息,学生打开App,就能获得校园新鲜资讯和重要通知,讲座、活动和公告都不会错过。

至于“O2O”,则是李力和团委老师聊天过后获取的信息,并由此产生的灵感。

“那时,团委正安排10月的社团招新。以前社团少,学校的广场还摆得下;现在社团越来越多,每到招新时场面混乱,新生也没时间把各个社团都看完,常会错过规模小但有特色的社团。”

能不能把社团招新事宜转移一部分到手机上呢?李力团队受到启发,立即在App中加入“线上报名”新功能,开创“线上报名、线下面试”的社团新模式。2013年秋季入学,重庆大学有30%以上的新生下载了该手机App,短短数月,下载量达到5万余次。重庆大学毕业校友也在微博上感叹:“母校变得高端洋气了。”

为了迎接2014年重大新生,李力正着手“Hold住重大2.0”的研发,具体的创新内容李力没有透露,但肯定会是一个更大的校园O2O平台。

圈子文化

对于王佳琦而言,创业更像是“被逼的”。已是大四的他,在找工作和创业间摇摆不定。王佳琦的社会导师胡波欣赏他的“折腾”精神,鼓励他创业。2013年国庆,胡波给王佳琦下了最后通牒――不论结果如何,7天后给我答案。

对未知未来的担忧,王佳琦在纠结中拖到了第7天,最后决定听从内心的想法――创业!

说干就干!王佳琦注册了维克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主打在线教育业务“我的课堂”。同时,他迅速联系5位朋友组建初始创业团队,一起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严格地说,早在公司成立前,“我的课堂”已初具雏形。2013年9月,在完成“去创吧”创始人严重捷交给的任务――短时间内找到武汉100位各种圈子的“圈主”中,王佳琦感受了圈子文化的魅力,为了同一目标的人走到一起,一起奋斗,一起吃苦,一起玩,一起分享,一起high……之前,王佳琦也参加了各种圈子,如华中科技大学知名科研团队Dian团队、种子班,还是TED华中科技大学组织者、万门大学华科组织者。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自觉地成为校园“圈子文化”的促进者。

而这一次,他决定把基于圈子文化的分享延伸到校外,“我的课堂”面向白领,基于他们的共同需求(广义上的圈子)应运而生。

他从线下做起,提出“先有课堂,再有用户”。王佳琦充分调动手中的人脉资源,寻找“教师”(课程分享者);他们收集潜在用户的需求,筛选出“商业计划书写作”、“演讲技巧”和“微营销”等第一批课程。为了给课程营造氛围,王佳琦会应分享者或用户的需求调整线下授课地点,咖啡课程在汉口的“卢老师咖啡馆”举办,西点制作课则是在很有情调的西点屋……

线上,是课堂的平台,用户购买课程,课时费一般不超过60元/小时,由“我的课堂”和分享者对半分成;他还充分发挥社群的功效,建立专门的QQ群和微信群和微信公共账号用于用户、“我的课堂”以及分享者的交流。每堂课后,他还借助社群收集每个用户的建议和反馈,团队有专门人员进行记录和分析。

此外,王佳琦为了黏住客户,创造更多课后福利,组织每周一次的免费主题沙龙,至今已举办400余次。

第4篇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互联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传统的旅行社业也需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对旅游业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业务,努力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升级,从而使传统旅行社开拓出新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互联网;传统旅行社;转型

1.传统旅行社存在的弊端

1.1传统的营销模式滞后

目前国内旅行社的经营方式还较为传统,旅游产品结构单一,消费者多样的个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且旅游的发团时间是掌握在旅行社的手中,旅游者对游玩时间没有自己的主导权,极大地降低了旅游者对旅行社的满意度。

1.2新型复合型人才缺乏

新型复合人才具有很强的综合技能、蓬勃的创新能力、旺盛的探索能力、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职业素养和道德修养等,这种新型复合人才符合我国目前旅游行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对旅游行业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而如果旅行社缺乏这种新型复合人才就很难在转型的时代浪潮长航行向前。

1.3门店经营的方式成本较高,难以维护品牌

国内传统的旅行社主要是通过线下门店的形式来进行销售,因而通常都会把门店创建在人流相对较大的商业区或者社区,然后大力宣传旅行社的旅游路线,等待旅游者对自己的咨询和下单。但是,实体店的租金及日常运营会产生相对较高的成本费用,且连锁品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受外在影响巨大,经营风险不小。

1.4旅游者消费升级的冲击

旅游者对于旅游产品多样化的要求,各种旅游论坛、旅游社区、旅游攻略、旅游社群等新的旅游新事物使得目前很多传统旅行社难以满足这些丰富的渠道需求。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助游,自主设计线路和安排食宿娱乐的能力越来越强,这种趋势迫使传统旅行社必须在时代的潮流中进行转型。

2.互联网时代下旅行社发展的新特点

2.1旅游产品多样化

自助游的盛行为旅行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机遇,比如像去哪儿旅游和携程网等新型的旅行社,它们的产品都是依托于互联网,通过和国内各地烦人酒店和各大航空公司签订合约,为旅游者提供价格相对较低的客房和机票,使其在上网浏览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制定自己的旅游路线,极大地满足了旅游者多样化的个性要求,针对性和灵活性都比传统旅行社高出很多。

2.2网络营销普及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营销必不可免的成为企业开拓市场、销售产品的重要途径。新型的网络营销,在省去中间的种种繁琐的环节的同时,注意利用庞大的网民数量,及时获取旅游者的信息,针对用户的不同喜好进行分类宣传,推出适合每个游客的个性化的旅游产品。

3.互联网时代下传统旅行社转型的途径及策略

3.1改变观念,打造电商平台

目前来看,旅游行业已经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去哪儿旅游等旅游网站在市场上现在已经占据了比较大的一块份额。这就启示着传统的旅行社要改变以往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想法,改变不符合时展需求的经营方式,在互联网的引领下走向信息化的发展规带。

打造电商平台,首先旅行社要做的便是努力加强与社会上各方的沟通交流,尤其是要加强与计算机行业密切联系,努力争取开发一套适合自己旅行社转型的系统软件。此外,要加强与行业协会的联系,争取做到第一时间就能获取行业的最新动态,并且与之相适应的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进而对电商的发展做到正确的引导。打造强大的商务网站也是打造电商平台的重要步骤,旅行社在把自己的产品展示在互联网供网民浏览的同时,更应该做到的是创建一个强大的体系,使其能够做到内通外联,让旅行者之间能够在上面相互之间进行交流。

3.2政府要采取措施支持电商的发展

政府的扶持和支撑对新型的电商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政府可以制定有利于电商发展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各个旅行社的行为,并且与旅行社一起共同制定电商发展的战略计划,作为监护者一般维护行业发展的正常秩序。此外,政府可以出资加大对电商的支持力度,适当的在本地区引进外资和适度的风险性投资,引进电商行业的高素质人才,让旅行社学习借鉴先进的电商的发展优点,让本土的电商更加的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带动旅游社的发展进而带动旅游行业的繁荣。此外,政府还可以适当的引导民众参与到电商的消费当中去,引导普通百姓到网上去消费,逐步适应电商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存在及其对生活的便利影响,提高旅游者对网上消费的信任度,杜绝让人失望的虚假交易,努力营造电商发展的良好大环境。

3.3高校应当培养大量旅游电商的高素质人才

当今社会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高素质人才之间的竞争。我国传统的旅游业缺乏旅游电商的高素质人才,因而始终发展缓慢。高校作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摇篮,要在自己学校内设立旅游电商的专业,增加旅游电商的相关课程,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可以与相关的旅行社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的场所,而旅行社通过引进相关的实习生弥补理论上知识的不足,双方都能够共同获益。此外,高校还可以提供一些可供旅游行业的在职人员进行学习的课程,如远程培训以及夜校等,使在职的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也能获得相对专业的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增强传统旅行社的专业素质和竞争实力。

4.结束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改变着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而且对传统旅行社的作用尤其显著,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面对互联网时代都做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传统旅游行业也唯有不断变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浪潮,传统旅行社只有做到上面的一系列改革,才能在信息化的今天做到完美的转型。

参考文I:

[1]欧启均,旅行社互联网业务战略转型研究--以S旅行社为例[N],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2]庞世明、王静, “互联网+”旅行社:商业模式及演变趋势[J],旅游学刊,2016.6

[3]王晓萍、董承岳,浅议互联网时代下传统旅行社经营策略[J],经营管理者,2015(15)

第5篇

我们认为,首先,互联网医疗的最佳商业模式应该具备我们所说的“四句真经”特征:(1)人性刚需是盈利基础;(2)数据决定发展空间;(3)社群带来流量沉淀;(4)整合线下服务链是竞争壁垒。基于此,进一步,我们看好专业医疗移动互联硬件、医患互动软件,不看好当前绝大多数智能手环等穿戴设备、泛健康管理软件。

其次,互联网商业模式存在于就医全流程的各主体诉求之中,主要包括患者、医生、医院、药企、险企5大角色,越刚性的需求,越容易产生合理商业模式。

第三,在盈利空间方面,向药企收费的模式是目前中国空间最大的收费模式:2014年估计为37.1亿元,2020年预计将达到558.7亿元

第四,在切入点方案选择方面,我们认为以软件形式还是硬件形式切入互联网医疗并不重要。

互联网医疗的商业模式核心是服务3个主体:患者、医生、医院,并且通过形成产业链条闭环,向5个对象:药企、商业保险机构、医生、患者、 医院收费。当然,海外模式中还有一些在中国不很适用的收费主体,比如向企业雇主收费,因为雇主承担了一定员工医疗保健费用,因此有降低费用的诉求。

向患者收费:市场空间大,盈利模式多样,创新点多

向患者收费的商业模式存在的基础是满足消费者刚需。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患者的刚需可以从整个就医流程环节拆解,收费的切入点非常多,医疗健康服务的 9大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痛点,都可以作为盈利的突破口。而无论哪种盈利模式,真正解决了患者就医痛点的服务都会获得盈利空间。患者的核心诉求无非是治好 病、省钱、省时、便捷、互动。此外顺人性机制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核心点。这两者可以判断向患者收费商业模式的可行性程度。另外,我们认为,在切入方式上, 对于原有就医环节的互联网化改善,胜过对消费者新习惯培养。

对消费者收费的具体收费方式大类上可分为:硬件销售模式和软件服务模式。(1)硬件销售模式已经众所周知,但硬件出售模式在长期发展中可能面临挑 战:渗透率提升后,更新需求非刚性。由于存在其他潜在衍生盈利模式,可以用来补贴硬件,因此可以判定硬件售价在长期应该会持续下降,因此硬件出售更多是体 现出获取用户入口功能,本身的盈利能力在长期会越来越难。但硬件销售本身的市场空间较大,例如血糖仪全球市场空间可达200亿美金,短期内依然可观。 (2)软件服务模式,例如春雨医生等,以基础服务免费(获取流量和粘性),增值服务收费(刚需)的模式进行。(3)社群模式,这部分的收费模式仍在探索之 中,在互联网医疗行业尚不明显,但一定是趋势所在,具体社群商业模式的威力,可以直接参考《罗辑思维》节目的几次重量级实验。

国外案例分析借鉴:Zeo

1.公司简介:Zeo是面向消费者的健康移动应用,通过一个可佩带的硬件,监测心率、饮食、运动、睡眠等生理参数,Zeo提供移动睡眠监测和个性化睡眠指导。

2.主要产品形式和功能:ZEO是一个腕带和头贴,可以通过蓝牙和手机或一个床旁设备相连,记录晚上的睡眠周 期,并给出一个质量评分。用户可以通过监测得分变化或和同年龄组的平均值相比较,对自己的睡眠有一个量化的了解。另外,对于睡眠不好的人,ZEO也提供个 性化的睡眠指导,通过一些测试找到可能的问题。

3.盈利模式: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硬件销售和软件服务。Zeo在盈利模式上有两种选择。一是软件即服务(SAAS)――通过用户订阅以及持续性盈收,二是用户购买设备产生利润。但采用第二种模式非常困难,因为公司为其头戴设备开价99 美元,利润率并不特别理想。公司在八年内共融资超过3 千万美元。

4.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1)服务是健康管理,非刚需,没有充分利用人性,技术优势无法体现。 Zeo在研发过程中审阅了大量科学研究资料。Zeo的分析数据精准度接近于睡眠实验室的权威数据,而腕部活动记录仪测量得出的数据相对不精准。但是消费者似乎并不关心这些研究结果。这样一来,像FitBit 这样的竞争设备就会做的更好。

(2)佩戴麻烦,逆人性。Zeo所强调的产品价值是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个人网上睡眠指导。但消费者需要登录它的网站,输入更多的关于自己睡眠以及其他变量的信息。每晚戴着特制头带睡觉也很不方便,用户反而会产生不适感。

(3)不能忽视艺术和用户体验的重要性。通过数据视觉化促进行为变革很好很强大,但它更多是一项艺术,而非科学。这类企业需要更多的艺术家,用户界面设计专家以及心理学家的帮助,而非仅仅是技术突破。

向医生收费:市场空间不大,且盈利模式单一,难以成为主要模式

向医生收费模式存在的基础是满足医生的核心诉求。包括(1)增加合法收入、(2)增加个人的品牌知名度、(3)发表更多论文并评上更高职称以及 (4)减少工作量。同时在整个诊疗环节,医生还存在需要病患准确病情信息、需要辅助决策信息、降低风险、持续跟踪病患(院外)病情并建立个人病历库等需 求。但从刚性程度上来看,仅有第1条需求可能产生盈利模式。

向医生收费的切入点主要包括辅助诊疗以及预约平台,辅助诊疗层面的需求是持续的,基于此的盈利模式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预约平台类服务存在一定的需求,等中国医生多点执业政策进一步明确和放开后,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向医生收费的公司的具体收费方式主要是会员收费。在美国,医生独立执业,问诊相对自由,所以对医生的盈利模式非常多样,客源、诊断、诊后、用药、器械等都可以是盈利的切入点,而中国医疗体系对医生的限制非常多,所以针对医生的盈利模式还是限制在辅助诊断用 药以及医生间交流的层面,而在预约平台上收费的模式目前发展较好,但存在着会受到政府监管的风险,未来发展并不乐观。目前针对医生收费的企业,例如 Epocrates、丁香园、杏树林等,对医生收费都不是其主要的盈利来源,积极开发其他盈利模式是现存公司的普遍特征。总之,针对医生的盈利的创新点较 少,盈利空间也较小。

国外案例分析借鉴:Zocdoc医患对接平台

1.公司简介:初创企业融资“新王”。Zocdoc创立于2007年,是一家线上医生预约平台,服务遍及美国的2000个城市,目前每月要向500万用户提供寻找医生和在线预约的服务。在2014年6月完成的D轮融资中,Zocdoc募集资金超过1.5亿美元,市 场估值超过15亿美元,成为纽约初创企业中名副其实的“新王”。

2.提供的主要服务:Zocdoc提供高效透明的对接平台。基于地理位置,Zocdoc为患者和医生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对接平台,通过Zocdoc网站或是移动客户端软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找到附近医生,并查看医生的资质认证,服务点评,空闲时间等信息,并在线与医生预约服务。

3.盈利模式:Zocdoc对患者用户免费,对注册医生则要收取250美元/月的费用,目前有超过530万名医疗从业者在Zocdoc上向患者提供服务。2013年,Zocdoc的在线预约量增长200%,移动端的预约量的增速则达到500%。

4.经验总结:目前还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等待多点执业政策进一步明确可有发展空间。除了受到联网技术和移动设备 的支撑,Zocdoc的兴起与美国医疗行业的环境以及供需状况有很大关系。首先,在美国,大多数医生是自由执业,而不是像中国一样从属于医院,医生与患者 是直接对接,而不必通过医院,Zocdoc正是大大提高了这一环节的透明度和效率;其次,比起中国,美国的医疗资源供给相对充足,医生需要Zocdoc这 样一个平台来接收患者资源。基于以上两点,Zocdoc可以以向医生收费的方式持续盈利,并且随着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对于平台的粘性也 进一步增强,闭环商业模式逐渐稳固。

向医院收费:市场空间大,盈利空间大,但盈利模式只能满足中短期发展

向医院收费的切入点包括提高医院管理效率以及提高收入。在这两个层面,医院的需求较强,针对此产生的盈利模式都具有较大的盈利空间,但基本上与医疗信息化更相关,而非纯互联网模式。

目前向医院收费的公司盈利模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软件销售以及维护运营收费;二是硬件销售;三是远程监测服务收费。

国外案例分析借鉴:Vocera医院移动通讯,向医院收费

1.主要产品功能:Vocera可帮助大型医院实现快速而有效的通讯。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是如何在医院内部实现快速而有效的通讯,以应对各种紧急突发事件。Vocera可以为医院提供移动的通讯解决方案,其主要产品是一个可以让医护人员戴 在脖子上或别在胸前的设备,可随时收发信息,随时通话并设置提醒,取代了医院过去使用的BP机。

2.Vocera的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向医院收费实现盈利。2012年Vocera共拥有医院客户875家, 包括大型医院、中小型诊所、手术中心和养老中心等,其中775家在美国本土。公司2012年收入近1亿美金,主要来自向医院的Vocera硬件/软件销售 以及维修服务。公司2012年上市,现市值为3.3亿美金。

3.经验和教训总结:vocera近年收入情况并不乐观,总收入增速大幅下降,净利润亏损显着增加。我们认为这主要原因来自于医疗信息化技术的提 升,大量替代性、低成本解决方案不断产生,因此原有基于通讯技术的产品可能会大面积受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产品替代,因此医疗新系统企业更多可以向互联网方 向转型。

向药企收费:市场空间大,盈利模式多样

向药企收费的存在基础,是满足药企的营销、研发需求。药品的营销、产品的研发是药企发展的基本需求,而基于此产生的盈利模式市场空间大。向药企收费是目前软件类移动医疗公司最大的盈利来源,无论是针对医生、患者、医院哪个环节的服务,均可以依靠流量和数据采用向药企收费的盈利模式。

目前向药企收费的公司盈利模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于流量的广告收费;二是基于数据的精准化推送收费;三是研发数据收费。短期内,广告是向药企收费 的主要盈利模式,而基于数据的精准化营销将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我们认为,向药企收费的公司是目前盈利模式切入点最好的公司,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 该盈利模式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向药企收费是在产品获得流量以及数据基础上建立的盈利模式,存在一定的壁垒,一旦企业获得了足够的用户及数据,跨越了盈利模式的壁垒,就能在移动医疗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国外案例分析借鉴:Epocrates基于软件的双向服务

1.公司简介:Epocrates于1998年由两个斯坦福学生创建,2011年上市,是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移动健康公司,2013年1月被美国健康护理技术提供商Athenahealth以近3亿美元的现金收购。

2.主要产品功能:Epocrates拥有美国排名第一的移动药物字典,其的核心服务是通过手机软件向专业医疗从业者提供信息支持,包括药品相关信息,疾病相关信息,医疗实验室诊断信息等,从而帮助医生更准确和高效的为病人提供服务。目前有超过一百四十万的临床医生使用Epocrates的手机软件。

3.主要盈利模式:Epocrates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不是手机软件销售。2012年,Epocrates收入 1.2亿美元,其中80%来自向药品企业提供市场解决方案(包括60%的广告和20%市场调研服务),剩下20%来自软件销售。基于掌握的医生客户资源和 软件平台的数据资源,Epocrates可以通过DocAlert信息服务向医生传递药品审批、临床试验数据、治疗指南、处方规定变化等简短的信息,并根 据药企的需求进行精准的医生再教育内容投放,已达到精准营销的目的。同时,为药企开展针对特定地区或对象的市场调研也是Epocrates的重要收入来 源。

4.经验教训和结论:Epocrates被主攻EHR的医疗信息化服务公司Athenahealth 收购后,收入下滑,总部裁人,短短几年间,一颗耀眼明星已成明日黄花。互联网医疗的App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委身下嫁给各种HIS,EHR,EMR 系统,将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服务更多地植入“移动化”元素,与传统的医疗信息系统进行深度融合,这很可能是一个未来的重要趋势。

向保险公司收费:市场空间较小,盈利模式单一,处于探索阶段

向保险公司收费的存在基础是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实现精准化定价和减少赔付支出。具体操作上的主要切入点来自于移动医疗在慢性病管理上的优势,移动医疗能够对慢性病进行长期监测,提供合理的健康指导,从长期上降低保险公司的赔率,所以衍生出了向保险公司收费的盈利模式。

目前向险企收费的公司盈利模式主要包括硬件销售以及远程监测服务。向保险公司收费的盈利模式来源于美国,美国商业保险发达,市场占比超过50%,与保险公司的合作为移动医疗公司开辟了新的市场与盈利模式。而中国商业保险覆盖人群不到2%,市场空间较小,一些公司例如九安医疗、中卫莱康试图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新的盈利模式,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我们认为,与保险公司合作的模式值得进一步探索,尤其是能否将移动医疗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如果能够打通社保市场,移动医疗行业将获得质的突变。

国外案例分析借鉴:WellDoc:向保险公司与企业雇主收费

1.公司简介:WellDoc是一家专注于糖尿病管理的移动医疗公司。WellDoc向用户提供手机APP,并在云端建立糖尿病管理平台,与保险公司合作为用户提供糖尿病管理。医生也可以通过电子病历查看患者的状态。WellDoc通过自身开发的平台和系统帮助用户监测血糖,利用收集到的用户数据和医生建立专门的合作,协助改变用户的生活习惯以达到控制糖尿病的目的。

2.发展历程和现状: 2005年成立,在移动医疗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积累了许多糖尿病管理的经验。2008年6月,在DiabetesTechnology&Therapeutics发表短期临 床试验报告,证明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有显着降低。2010年10月,软件通过FDA认证。2011年9月在Diabetes Care发表临床试验报告,证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平台控制血红蛋白水平的显着疗效。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下降差异达到1.2.如果一个糖尿病新药 上市能证明和对照组差异达到0.3,疗效就足够显着。糖尿病管家系统是第一款通过FDA对照试验的APP。2012年8月,和AlereHealth疾病 管理公司合作向300000糖尿病患者提供服务。2012年8月,列入保险公司的报销目录,和处方药物并列。2013年推出了App版本的糖尿病管理软件 BlueStar。这也是美国市场目前唯一一款通过 FDA认 证且需要医生处方使用的糖尿病管理App。这款产品为确诊患有II型糖尿病并需要通过药物控制病情的患者设计,类似于药物治疗。该方案由WellDoc拥 有专利的自动化专家分析系统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实时消息,行为指导和疾病教育,推送至患者的移动设备。2014年1月,WellDoc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有潜力的公司”之一,并获得新一轮来自默克公司全球健康创新基金(MerckGHI)和风险投资公司温德姆(WindhamVenture Partners)2000万美元的投资,至此WellDoc总计投资已经超过5000万美元。

3.主要产品形式和功能:Blue star是一款可以在移动设备上使用的糖尿病管理软件,专为确诊患有II型糖尿病并需要通过药物控制病情的患者设计,类似于药物治疗。患者将他们的药物和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血糖等数据输入到安装有blue star软件的移动设备中,系统对现有药物剂量、血糖波动情况、每餐碳水化合物摄入情况等数据进行分析后,为患者提供自动实时的虚拟指导,包括提醒相关测试、药物、生活方式的调整及膳食建议。同时,患者的数据会被定期发送到患者的医生那里以帮助填补在复诊间歇中产生的信息差距,并促进疾病管理的讨论。

第6篇

中国国家标准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将铬和钕列为化妆品中的禁用物质,因化妆品生产技术上无法避免的因素,原料中可能会带入微量的铬和钕。

宝洁公司对SK-Ⅱ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分析,确认在生产过程中未添加铬和钕,被检出的铬和钕系原料带入所致。

宝洁公司表示要不断加强对SK-Ⅱ产品的质量控制,向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继续销售SK-Ⅱ产品的过程中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并对消费者使用情况做进一步的跟踪。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化妆品中铬和钕可接受的含量水平,也没有安全限量标准。经专家评估,正常使用含微量铬和钕的化妆品对消费者的健康风险较低。截止目前,未证实化妆品因含微量铬和钕而损害消费者健康的情况。

质检总局、卫生部将继续加强对进出口化妆品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以及化妆品安全性监测,确保消费者安全。

中香协对外化妆品微量残留物意见

10月24日,在国家质检总局、卫生部联合公布对SK-II问题的联合声明时,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就化妆品微量残留物问题提出了协会的看法:

1,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我国《化妆品卫生标准》及《化妆品卫生规范》。在上述《标准》和《规范》中所列化妆品的禁用物质是指作为化妆品组分禁止加入化妆品的物质,即在化妆品中不得有意添加所列的禁用物质,因为这些禁用物质对人体无益。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粹的物质,任何物质在化学上都不是百分之百“纯”的,根据化妆品组分的来源及加工方法,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微量(数ug/kg至数mg/kg)。根据化妆品的用量及安全评价要求,在化妆品中存在这样微量的禁用物质,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所以在欧盟,美国以及我国的化妆品法规中,除铅、汞、砷、甲醇有毒物质在化妆品中有限量外,其它禁用物质均无明确限量规定。

2,由于历史上曾将铅、汞、砷的化合物用于化妆品中,并能起到一定作用。但经过实践所产生的后果和毒理检验,证明其有害于人体健康,为防止人为加入铅、汞、砷化合物,所以制定了铅、汞、砷有毒物质限量,并列入检验项目中。

3,就我国市场上销售的化妆品,不论是进口或国产化妆品,总体来说应该是安全的,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但有个别消费者由于个体差异在使用某种化妆品时出现不适,应立即停用。何谓好的化妆品?一句话,适合你肌肤的化妆品,对你来说就是好的化妆品。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提供

第九届全国日用化工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刊首席记者 华新

北京日用化学工业学会于2006年10月25至26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九届全国日用化工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国内外日化行业方面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和业内知名人士共200余人,著名的日化专家肖子英教授、北京日化研究所徐良所长以及江南大学曹光群高工均出席了会议并奉献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出会的还有北京市科协、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北京市社团办、北京市质检局、北京市药监局、北京质量协会等有关部门领导,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张殿义先生出会并宣读了他的论文――国际化妆品市场概况和发展分析,首次剖析了近年来的国际化洗市场。

本届学术研讨会是北京日化学会推出的一次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大会共收录国内外论文58篇,内容涉及国内外日用化工新技术研制及其发展前景生物、生化,天然活性物、现代精细化工和新型表面活性剂等高技术在日化产品中的应用及其效果;中外化妆品行业的法规监督和安全质量管理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设备及工艺。北京绿伞化学有限公司介绍的中草药复配抗菌成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根据北京市科协举办“第九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活动的有关精神,大会突出了“科技以人为本、科技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主题,为促进本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2006中国国际口腔护理技术及设备展览会开幕在即

【本刊讯】首届“2006中国国际口腔护理技术及设备展览会”将于2006年12月4日至6日上海国际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该展由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工业协会和中国轻工业展览中心、上海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专业盛会,并得到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大力支持。主办单位希望通过本次展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连动产业的提升与发展,满足于消费者对口腔护理用品的需要,同时利用展会让社会公众学会科学护牙、爱牙及牙病预防。

“2006中国国际口腔护理技术及设备展览会”为广大参展商搭建起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商贸平台,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商机,同时将国外的先进技术、产品企业引进到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外对口行业互通有无,将大大促进中国口腔护理行业的发展。

此次展览会与医学相结合,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开展口腔护理的专题讲座,提供免费的口腔护理咨询等活动,宣传口腔保健与牙病防治的知识。同时面向大众消费者,普及科学的口腔保健知识和护牙习惯,提供认识和深入了解国内外优秀品牌产品的机会。

展会期间,同期举办全球口腔健康研讨会、中国口腔清洁护理用品行业科技成果颁奖活动、2006牙周病治疗新概念及国际口腔种植技术培训班、口腔专家免费咨询活动。

《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正式公布

2006年9月12日商务部第18号令公布了《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自2006年10月15日起施行。

该办法规定,零售商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具备相应的安全设备和管理措施,保证良好的购物秩序。不得使用含糊、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文字,图片或影像,不得以保留最终解释权为由,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销内容应当包括促销原因、促销方式,促销规则、促销期限、促销商品的范围,以及相关限制性条件等。对不参加促销活动的柜台或商品,不得宣称全场促销;明示例外商品、含有限制性条件、附加条件的促销规则时,其文字、图片应当醒目明确。促销期限内不得变更促销内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变更除外。促销商品(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赠品)应当依法纳税。应当明码标价,不得利用虚构原价打折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价格手段欺骗、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品作为奖品、赠品,不得以虚构的奖品、赠品价值额或含糊的语言文字误导消费者。应当保证商品在促销时段内充足供应。限量促销的,促销商品售完后应即时明示。零售商开展积分优惠卡促销活动,应当事先明示获得积分的方式、积分有效时间、可以获得的购物优惠等相关内容。不得虚构清仓、拆迁,停业、

歇业、转行等事由开展促销活动。不得以促销为由拒绝退换货或者为消费者退换货设置障碍。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十大假冒名优产品违法案件

全国质检系统统一组织开展了打假保名优质量月集中行动,取得突出成效。9月30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十大假冒名优产品违法案件,其中有湖北宜昌生产假冒化妆品案。湖北宜昌市质量技监局在广东某公司协助下,查获300余件假冒知名品牌洗涤化妆品,涉案货值金额8万元。

据悉,质量月期间,全国各级质检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6万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3000余起,涉案产品货值金额5200余万元,端掉制假窝点72个,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通过开展一系列端窝打点保名优集中行动,狠狠打击了制售假冒名优产品的违法行为,维护了名优企业的声誉和权益,提高了企业的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显示了质量技监部门打假治劣、保护名优、致力于营造公平与公正市场秩序的力度和决心,受到社会各方的普遍好评。

广东查出假冒汽车香水

9月26日,广东省工商局经检总队在位于广州天河下元岗东街39号元岗小学旁查获一大型无证照生产假冒知名品牌车用香水地下窝点。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全国发现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高假冒汽车香水的案件。经初步估算,数量超过10万瓶,涉案货值超过200万元,这些假冒的车用香水将销往全国各地的汽车用品市场。有广东的名牌车博士、上海的庄臣公司生产的车香风等,还有日本、西班牙等地生产的名牌产品,约有46个品牌的汽车香水。这些汽车香水的成本价不过2元钱,而批发价至少要20元一款,世界名牌更贵,利润超过了10倍。而正规的车香风零售价格大概在50元左右,而车博士高达80元/支。

据广东省工商局经检总队的徐放政副总队长表示,这些汽车香水都是些有毒物质制成的,这些有毒物质会对人的神经、咽喉、肺、肝等器官造成严重的伤害,长期接触会导致癌症,人长期使用无异于慢性自杀。徐放政表示,这批假冒伪劣商品会被查封,集中销毁。对于制假售假人会通过公安继续抓捕。

亚洲博闻助海啸受灾儿童重建学堂

[本刊讯]亚洲首要的商贸展会主办商之一――亚洲博闻,向Sarojin蔻立社群基金会捐赠3万美元,帮助泰国海啸受灾儿童重建学校。两年前,即2004年12月26日,一场特大海啸突击泰国南部六省,造成重大伤亡,樊牙省是重灾区之一。

该基金会为饱受2004年海啸灾难之苦的在学儿童提供实质的经济援助,亚洲博闻的捐款主要用于解决校舍、书籍和其他教学物资及器材等需要,受惠者包括泰国樊牙省蔻立地区两所学校共166名学生及9位教师。

欧洲排名第一的化妆品直销企业获直销“牌照”

商务部直销监管网对外公布,9月12日,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获得直销“牌照”。据悉,这是继雅芳之后的第5家外资企业,也是全国第9家获得直销“牌照”的企业。据商务部直销监管网披露,此次欧瑞莲化妆品(中国)有限公司获准直销经营的地区有南京市市区、无锡市市区、苏州市(市区、昆山市),批准经营的产品包括74种化妆品。据了解,自从1998年我国明令禁止传销之后,国内只允许安利、雅芳等十家外资转型企业从事直销模式。此次欧瑞莲获牌,意味着除雅芳外的另外9家外资转型企业再次无缘直销“牌照”。欧瑞莲于1967年创立于瑞典,是欧洲排名第一的化妆品直销企业。2003年,欧瑞莲正式在上海设立代表处。

2006年中国商务人士年收入近18万

CTR市场研究

2006年9月18日,CTR市场研究公布了一项关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个主要城市中商务人士生活形态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商务人士的财富和消费均有所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同比增长10.9%,而商务人士平均家庭年收入为17.6万,同比增长18%。

在中国,商务人士的消费能力在社会总消费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CTR市场研究洞察到这一市场现象,从2004年开始对商务人士进行深入调查(CBES)。2006年,CTR对商务人士的调查推及到了总体近55万商务人士,较2005年的50万增长10%。

商务人士是指在规模50人以上的企业中担任要职的管理高层,其中17%是法人代表,28%是董事会成员。这类位于白领金字塔尖的人群虽然不多,但他们带动了社会、经济、文化,时尚、观念乃至整个文明的发展,由于其在企业、家庭和社会上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商务人士在社会中拥有四个大的影响圈,分别是员工同事、客户、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对商务人士的深入了解,能帮助企业更广泛更深远地把握社会消费的走向和生活形态的变化。

调查结果还显示,今年女性商务人士的比重有所增加,由去年的34.7%增加到今年的35.7%,表明如今女性已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商务活动中来。

“了解商务人士的生活形态对企业、广告公司和媒体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而今年CTR市场研究所进行的商务人士调查除了采用传统的‘电话甄别和预约+面访’的方式外,还特别采用了全球先进的CAPI(计算机辅助面访)访问技术。生动的图片和清晰的符号可以起到降低被访者回忆误差和视觉疲劳的作用,严格的逻辑控制和随机轮换提高了数据的可信度,这一切可以很好的保证访问结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CTR市场研究――媒介与产品研究总经理沈颖女士说。

欧莱雅集团收购Sanoflore有机化妆品牌

2006年10月26日欧莱雅集团对外布了其收购法国Laboratire Sanoflore公司,后者是有机化妆产品设计、制造及营销领域的先锋。

20年前创立于法国东南部的Sanoflore公司,制造并通过药房渠道销售化妆品和香氛按摩产品。sanonore全程负责从种植到成品的香氛和药用植物链所有方面的事务。所有Sanoflore产品都经过Ecocert(欧盟国际生态认证中心)对有机产品的检验和贴标。

Sanoflore拥有147名雇员,2006年预计销售额约达1500万欧元,其中20%销售额来自法国以外的市场。Sanoflore在收购后,将并入欧莱雅集团的活性健康化妆品部。

欧莱雅集团活性健康化妆品部董事总经理BrigitteLiberman说:“我们非常欣喜地欢迎Sanoflore,这是一次真正的专长与专长的联盟,将一个有机品牌的经验和知识与欧莱雅集团的研发能力融为一体,我们将保存该品牌配方和价值的完整性,使Sanoflore品牌国际化。”

Sanoflore公司主席及CEO St 6 phane Richard说:“加入欧莱雅集团将使我们在确保公司特性及与有机材料供应商的紧密联系的同时,加速我们在法国及国际市场上的发展。”

M・A・C彩妆星光无限

第7篇

韩立新,男,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高级记者。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常务理事等。现主要从事新闻业务、舆论学、媒介融合、中国传播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主张对当前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模式进行改革,提出以专业细分、学科融合为主要内涵的教育思路――新闻+,认为内容生产的专业性仍然是新闻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资源和基本立足点。在研课题有文化部艺术人才中心招标项目《实施文化艺术人才职业社会化评价体系建设工程》、201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中长期发展战略预研究课题《跨界融合创新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研究》、河北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河北省媒体跨界融合研究》等;近年来出版有《新闻舆论监督对象应对行为研究》《新闻评论学教程》《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等著作,发表《时空转移与智慧分流:媒体的分化与重构》等论文20余篇。教学改革项目《河北大学新闻学专业特色的培育与创新》2013年获河北省教学改革成果奖二等奖,2014年1月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16年专著《唐代干谒诗中的士人形象研究》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韩院长,感谢您接受我刊采访!您从2004年起开始从事传媒教育工作,传媒环境在“变”,传媒教育也在“变”,请您谈谈我国目前的传媒教育环境。

韩立新: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不同主体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从一般性来看,传媒业态变化是传媒教育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我认为,这一环境问题的要害之处表现在于建立在传统媒体基础上的职业价值和社会美誉度下降,以及职业前景模糊等方面。传统媒体作为喉舌和守望者的社会角色,被赋予了很高的职业价值,并成为社会美誉度的源泉,也成为传媒教育的道德高地。然而,当前高度商业化和先进传播技术相结合的新媒体,将资本的欲望与用户的需求、媒介的先进性相融合,营造出一个社交化的个人化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机制,在这个新的业态环境中,资本和技术的合谋,借助媒介技术先进性的外壳,挟裹着商业信念,如奔泻的浊流,深入而严重地侵蚀了传媒业建构的职业价值。职业价值的下降是传媒教育面临的深刻的环境危机。当前一些传媒机构在媒介融合过程中,为新媒体恣肆的商业信念所惑,缺乏对传媒业职业价值的坚守和发展,缺乏考量地向商业信念的指向转型,这样很可能推进和加重这一危机的蔓延。

记者:依您看,目前的环境对我国传媒教育发展的“利”和“弊”各体现在哪里?

韩立新:传媒业态的变化是传媒教育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目前来看,推进传媒业态变化主要有三个力量,一是传播技术的力量,二是资本的力量,三是资本与技术结合的力量。传播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它必然调整生产关系。它给传媒教育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和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资本的力量作为一种市场要素,有利于汰劣和增强发展的动力,而资本作为一种逐利的力量,如果不加以规范,它可能会将媒体的公共性作为商品进行出售和运营,这时它就会转化为一种消极力量。如果资本和技术结合是一种业态,它通常会由资本的力量来主导运营,技术常常转化为资本逐利要求实现的工具,作为市场现象它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消蚀传媒业公共性的力量时,它对传媒业发展和传媒教育都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在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下,传媒业和传媒教育也许会走一段弯路后,再回到它的专业性和公共性上来。

记者:当前的传媒环境对新闻评论工作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请您结合您对新闻评论的研究及实践,谈谈如何做好新闻评论工作?

韩立新:传媒业态的变化反映到新闻评论方面,表现为两种性质评论声音高低的变化。现行教材讲的新闻评论,多持体裁观,即认为新闻评论是一种体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新闻述评、专栏评论等。这就是说,在传统媒体时代,在很大的意义上讲,新闻评论就是媒体的声音。新媒体上的评论,大多并非新闻评论教材上讲的体裁,它常常只是网民的跟帖和转发的评论,这可称之为网民的声音。过去,媒体的声音占据主导地位,声音响亮;现在网民的声音获得了主导地位,声音响亮。两者出现了声音由强到不强的角色的相对变化。这种情况并不是必然的,因为表达多并不意味着就能主导表达。出现这种声音强弱的转换,还应该从传统媒体,或者说主流媒体,或者说大众媒体自身找原因。以下这两点,是否值得思考?一是在社会注意力集中的新闻事件上说话不到位、不及时说话。回顾既往,在社会高度关注的新闻事件热议灼人的时候,主流媒体很少用“社论”这一代表大媒体声音的方式说话,这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失去职业价值呈现的机会;二是莫把对话变训话。媒介是对话的平台,媒体不易在话语之外影响受众对媒体态度的选择与接受。很多主流媒体的评论端着架子,一方面拍案定调,缺少对话和回应,放弃了新闻媒体公开讨论走向共识的态度和做法,使传受双方的共情难以产生;另一方面脱离新闻事实阐述观点,使对话的基础由事实转变为观点,这很容易受到读者援引反例的反驳。总之,在当前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共同构成的媒体格局以及因此形成的新的传播过程中,主流媒体针对新闻事件,用社论、评论员文章、述评等方式说话,是改变舆论场上“主流媒体声音稀缺”的意义之举。

记者:任何一种事物我们总是要正反两个方面的去看待才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于现在所流行的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您是如何看待它们在新媒体行业中的影响?

韩立新:作为内容的渠道和形式,微信和微博由于其庞大的用户数量,拥有很强大的传播力,对新媒体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微信、微博等满足了用户随时随地表达信息的需求,内容生产主体多元化,关系链和场景成为影响内容生产和传播的要素;第二,微博、微信是应用广泛的社交属性的传播平台,关系网成为传播的渠道和基础设施;第三,微博、微信已积累沉淀了大量的用户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有助于发现用户的多种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价值;第四,作为用户量巨大的社会化媒体,微信、微博等社会化媒体营销十分活跃,拥有大量的创业机会,产生了较大的商业价值。“移动+社交+社群+新技术”的融入改变了新媒体行业的生态。

另一方面,微信、微博中信息的良莠不齐,不实信息、语言暴力、标题党等一直被人们所诟病,传谣转谣、内容低俗化倾向等问题给运营者和相关部门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安全,提升用户体验,推动新媒体行业健康发展,对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有效监管迫在眉睫。

记者: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自媒体”这个概念也应运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媒体传播方式,有很多的优点,但也会出现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那么对“自媒体”传播平台的监管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您对“自媒体”传播平台的监管问题如何看待?

韩立新:有效监管自媒体平台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自媒体内容的生产者、传播者、平台运营者、管理者、用户几方的共同努力。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媒体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自律?如何提升运营者和管理者的他律及用户的自觉?如何在最大限度满足自媒体言论自由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解决以上问题仍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自媒体平台运营者、管理者需进一步制定相应的规则,完善内容和传播管理机制。关键词屏蔽等为有效监管提供了技术保障,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快速识别虚假信息。虚假信息的识别技术、传播控制技术的发展为有效监管提供了相应的保障。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是有效监管的基础。

记者:当今媒体的巨大变革和发展,对媒体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即将进入各个媒体工作的学子,希望您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或指导,谈谈他们需具备什么素质和技能才能适应未来媒体的发展变化?

韩立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许多学者和业界的负责人都有深入而独到的见解,有益于人才的培养。我谈一些个人的管见,共大家参考。

第8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第9篇

2015年6月,韩洪刚大学还没毕业。在被校医院诊断为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后,他回到宿舍看到室友,突然就哭了出来。

同年7月2日,他在北京入职、安顿,之后立刻去了医院再次检查,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和韩洪刚的初次见面是在北京芍药居地铁站旁的一家咖啡馆。在约定时间晚上8点又过了40分钟之后,他回复我说,到了。

我到门口去接他。他在微信上说,看到了吗,一个刚进门的胖子。我扭头确认看到的就是他。从一个媒体看片会匆匆赶来的韩洪刚,目前是商业新媒体《好奇心日报》的电影记者。

很难把眼前这位戴着眼镜、胖胖的、挂着一脸笑容的小伙子和抑郁症联系起来。但他并不避讳且颇为真诚地告诉我,确诊后他曾断断续续吃了近半年的药,最近因为失恋,病情复发,他又重新开始吃药了。

得病的何止一个韩洪刚。

如果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抑郁症”3个字,时下会出现8530万个结果;输入“心理咨询”4个字,会出现6890万个结果;输入“心理治疗”4个字,则会出现2040万个结果。据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已远超9000万人,有近1.58亿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

隐秘而旺盛的市场需求正在催生大量心理服务机构的涌现。

黄伟强在心理服务行业已经工作了12年,由他的团队着力打造上线的壹心理,更为强调心理科普的重要性;前高校教师简里里离职创业推出的简单心理,希望成为心理治疗需求者与心理咨询师对接的平台;暖心理创始人金Z早年曾遭遇心理疾病的重重困扰,治愈之后决定投入该行业,帮助更多在灰色地带彷徨不安的人;InMe心迹创始人许瑶已带领团队从轻服务入手,逐步切入到了心理咨询市场;前情感类节目主持人青音的创业项目一启动即受到无数粉丝的垂青;初心客厅创始人舒翔聚焦女性用户早期心理危机,且已初步探索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如今,亲子心理、情感咨询、情绪解压等诸多细分领域已有无数创业者快速进入。过去两年间,国内已有数十家心理类创业公司成功拿到了融资。

但他们无疑也正面临着同样的棘手问题,比如心理学在中国仍普及不深、大多数用户付费意愿不强、社会大环境不重视甚至不支持等。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被认为正处在一个升腾在即的风口之上。

心理咨询服务在美国的发展轨迹或可为当下中国提供些许借鉴。1965年,美国人均GDP攀升至3000美元,此时心理咨询服务开始起步;1976年,美国正式推行心理咨询师注册体系,市场爆发。一个被认为具备参照意义的数字是,1976年,美国人均GDP在7000美元上下,而2016年,中国人均GDP恰好刚刚超过7000美元。

恩颐投资全球合伙人、中国董事总经理蒋晓冬认为,虽然心理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尚处早期,但需求是巨大的,许多机会仍在摸索中,而互联网必将在未来行业演进道路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初识抑郁

2015年年初,韩洪刚第一次隐隐感觉自己的状态不大对。“不开心,容易累,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同年4月,他到北京实习,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因为和朋友生物钟不太相同,作息有些紊乱。中途为了完成毕业论文,他经常在厦门和北京之间穿梭往返,加之出国、找工作都不太顺利,在6月初回学校参加一个连续两天熬夜的学生活动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把精力全部耗光了。 黄伟强在心理服务行业已经工作了12年,由他的团队着力打造上线的壹心理,更为强调心理科普的重要性。

一天,韩洪刚在学校餐厅吃早饭,在听对面患抑郁症的好朋友描述自己的症状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好像并无不同。回去之后,他开始上网翻阅资料、对比症状,发现自己非常符合抑郁症的病情描述。随后他去校医院问询,校医将之归为“毕业综合症”,“也有可能是抑郁症”。

韩洪刚并不介意向别人讲述他的病症。在校医初诊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结果他吃惊地发现,不少师友和他一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

24岁的pumpkin(化名)看起来是个开朗阳光的女孩子,齐耳短发,面容清秀,聊天过程中她一直保持着微笑。

大学毕业两年来,pumpkin一直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称得上清闲。偶尔,她会跟朋友抱怨一下公司的同事“很没意思”,平时没事儿时还会跟朋友去LiveHouse嗨一把。相熟的朋友普遍认为她是活泼乐天的。

但这只是表面。pumpkin说,她从小就发现,自己的“开心点”很高,可以说几乎没有――经常觉得一切都好无聊、好没意思。在朋友面前,她一般充当服务开导对方的角色;在家里,父母管得比较松,她也算听话,不太依赖家庭;只有在谈恋爱时,她才会觉得自己是在依靠别人,所以每次分手,她都会情绪崩溃一段时间。

2016年年初,刚跟上一个男朋友分手的pumpkin,感觉自己状态特别不好,记不住东西,晚上也总睡不踏实,想去看心理医生。跟父母商量之后,父母不支持,觉得她在瞎想。

pumpkin有位初中好友,从小学习特别优秀,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只是在清华大学读大四那年,据说因为不想写论文,休学了,申请到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没去成,最后去了美国另一高校,但前阵子再度休学回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看到朋友的遭遇,pumpkin感到害怕,她再次跟父母商量。父母说,你要想看就去看吧。

2016年9月,在认识的安定医院的朋友先期介绍流程后,pumpkin去医院挂了号、问了诊、拿了药,药物的对应病症分明写的是强迫症和抑郁症,费用共计五百多元。药吃了四分之一后,她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多了,但她认为主要原因是“自己想明白了”。

InMe心迹创始人许瑶2013年因为其他人的抑郁症而产生过巨大的挫败感:那两三年,周围的亲人朋友中不只一个人因为抑郁症自杀,而她当时对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只是劝他们要坚强一点,不要这么软弱。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外留过学的人,都对这件事情这么愚昧,更别提我的父母了。”许瑶说。这也成为她从传统行业跨界到互联网行业创业做心理服务的直接原因。

与许瑶的经历类似,暖心理创始人金Z2008年之前在IT公司工作,后来一度陷入到莫名的自我否定中,不愿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进而正常工作都已无法招架。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认为她有抑郁倾向,建议她去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金Z先是在网上找了一套抑郁症测试题,答完之后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的确生病了。只能正视。后来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她自称迎来了新生。

感觉到心理学“太了不起”之后,32岁那年,金Z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去读了心理学研究生,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后来她和老师一起,共同创办了线下心理咨询工作室,再之后她独立创办了暖心理。

在抑郁症、强迫症等各类常被提及的心理问题之外,如今人群中更多存在的是与社会竞争压力变大、生活节奏变快相伴相生的焦虑和状态不佳。

北京安定医院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治疗中心。此前,在该院就医的患者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几乎占了一半。以该院主任医师姜涛为例,他曾最多一天接待过200多名门诊患者,即便平均下来,每次门诊人数也都在100人左右,平时病人想要在医院挂上他的号都非常困难。

“中国精神科从业医师太少,有执照的不到2万人,缺口高达40多万。”姜涛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说。

不只医师资源匮乏,更大的问题在于,普通民众对心理疾病的认知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壹心理创始人黄伟强认为,目前中国心理咨询服务市场的最大障碍是,很多人不知道心理学,对该学科存在认知偏差,因为担心被歧视,主动寻求心理服务的仍占少数,大多数人找不到正确的方式来应对自己的心理问题。

行业演进

在北京安定医院已工作24年的姜涛仍清楚地记得,1992年大学毕业刚到该院工作时,一次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持人说,安定医院的来了,结果全场医生都大笑起来。提到这一幕,姜涛至今仍无法释怀:“那么多医院的同行在那里,一提到安定,他们居然在底下哄堂大笑。”

从事心理学培训职业的叶壮对自己的大学第一堂课同样印象深刻。在老师讲完主要内容后,许多同学问:老师,我们不学星座吗?什么时候学解梦,什么时候学催眠啊?

北师大心理学在读博士刘朝莹在谈及自己的体会时说,很多人甚至经常把心理学和占卜算命联系在一起,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心理学除了临床心理学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内容非常实际和枯燥,属于理科专业。”叶壮说。

20岁获得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心理学硕士学位的简里里,2007年刚回国在中央财经大学党务部工作时,很多同学问她是什么星座。“中国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张口闭口谈星座的国家。”不过,简里里在奇怪之余,也尝试着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人们的内心深处是很想知道自己是谁的,但因为中国历史的原因,背负着很多创伤,而星座是一个简单粗暴解决个人心理需求的方式,像一个创可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歌猛进,越来越多的人对于了解自己、治愈自己有了更为强烈的需求,也具备了这种可能性,而对于新鲜事物接受程度更高的90后一代的逐渐成长起来,则让这一演进过程变得更为顺畅和快速。

从字面看,心理咨询是以心理学为科学基础的分支,是指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心理方面出现问题的求询者提供心理援助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之前,心理咨询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伪科学。”简里里介绍称,“直到90年代初,一批德国专家到中国培训心理咨询师并将规范诊疗流程引入进来,这一情况才逐步得以改观。” InMe心迹创始人许瑶已带领团队从轻服务入手,逐步切入到了心理咨询市场。

2001年4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推出《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并将心理咨询师正式列入《中国职业大典》。2002年7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正式启动,此后全国统一鉴定考试每年举办两次,分别是5月和11月。

2002~2010年,一大批有心理援助需求的人苦于在国内找不到靠谱的心理咨询师来解决问题,他们开始自学该领域知识,有些甚至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书。曾有来中国讲课的国外心理学专家坦言,在那期间,有时他们的授课过程都难以正常进行下去――每位听课者都试图将这一课程变为一个“你来治疗我”的咨询过程。这一时期,心理咨询服务市场基本发力在培训上,并且质量良莠不齐,大部分从业者并不具备执业能力。

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节目自2004年首期推出后,一直颇受观众欢迎,据称很多人是受该节目影响而投身心理服务行业的。

不难发现,也正是在那些年,许多在专业上仅粗通一鳞半爪但非常擅长炒作营销的投机客博出了名头。他们纷纷通过登陆中央或地方电视台的方式亮相,虽然没有专业资质背书,却有了媒体背书,收费陡增,整个行业一片混乱。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世关切。多位受访者向《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提到,当时地震灾区曾广泛流传这样一句话: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归根结底,大量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涌入灾区,已令人厌烦。不过,在暖心理创始人金Z看来,2008年实为中国心理咨询元年。简单心理创始人简里里也明显感觉到,2008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后国外心理学专家一拨拨地持续来中国提供培训,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水平在不断提升。

在2010年之前,因为所学专业为心理学的缘故,简里里家里不时会有人过来找她解决问题,她一般顺手转给认识的心理咨询师或精神科大夫。有一天,一位经常合作的精神科大夫打电话给她说:“从你那过来的人情况都太严重,不要再转给我了,以后就让他们直接去医院挂号。”但从2011年开始,简里里感觉情况已有微妙变化:一些不错的朋友找到她,想就个人成长、婚姻、择业等问题,跟她讨论一下。

2012年,工作之余,简里里开始在豆瓣上解答一些网友的心理求助问题。慢慢地,她发现人们针对心理危机所提的问题总是大同小异,于是她开始有意识地把那些比较高重合度的问题写成文章,得到了大量关注。简里里的体会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给她发邮件,但大多没有严重问题,往往只是想有一些个人了解,想要知道自己是谁。

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称,工作场合被哄堂大笑的情况近些年再未出现,反而像与高血压类似的疾病,专科医生有时还会找到他们做辅助治疗――某些患者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后,症状会有明显减轻。

毋庸置疑,无论是医学界还是社会公众,大家对心理学的重视程度相较早年已大为提高。

心理学科普正是壹心理创始人黄伟强多年来一直大力推动的事情。

2008年,黄伟强创立心理学门户网站蓝心网并出任总编辑。2009年,他和两位心理学博士共同创办博曼心理,切入EAP(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即员工帮助计划,公司的初期定位是为大型企业提供专业的员工心理帮助服务。

但在实际业务操作中,黄伟强逐渐发现,线下服务实为买方市场,企业EAP并非刚性需求,用这种方式,他找不到心理学人的专业尊严。2011年,经深入思考,黄伟强离开博曼心理,创办了壹心理。

基于多年媒体运营经验,黄伟强将壹心理的使命设定为“传播科学的心理学”,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心理需求的释放,再以轻度、低门槛的服务逐步切入心理服务市场。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用户对内容的消费日趋碎片化,”黄伟强说,“以前人们只有在家里和办公室两个场景下上心理学网站,而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为此,他们根据不同场景撰写相关文章,同时更具针对性地生产有趣、有网感的内容吸引90后用户。

对接风投

在最初感觉自己状态不对之后,韩洪刚尝试过自我调节。当时他按照某些资料上的指导,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作息时间表并严格遵照执行:早上7点起床,洗簌、吃早餐,之后散散步或者跟当时在美国的女朋友聊聊天,9点多骑自行车到健身房,从9点半到11点,进行两个小时的锻炼,下午写论文或者去图书馆,有时还会拿出专门时间用来冥想或听歌。

与韩洪刚的应对方式类似,数位有过心理治疗经历的受访者向《财经天下》周刊记者表示,跑步、游泳、瑜伽、找朋友聊天等是他们日常自我疏解负面情绪的主要方式。

成立于2015年4月的InMe心迹,将发展目标设定为“都市轻心理生活服务平台”。InMe心迹创始人许瑶早前在国外从事地产投资业务。在内容这一重要引流入口之外,InMe心迹另在心理咨询师个人品牌包装推广上倾注了巨大心力,并将主打业务与生活方式相结合,比如引入瑜伽、插花等环节,吸引用户付费报名,方式则包括线上线下两种。

许瑶直言,创业前自己对中国心理服务市场的估计是过于乐观的:与数年前相比,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知水平的确提了上来,但大家的付费意愿依旧不高,大部分人还没有养成为一个看不见的服务买单的习惯。这也是InMe心迹选择从生活方式切入心理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 暖心理创始人金Z早年曾遭遇心理疾病的重重困扰,治愈之后决定投入该行业,帮助更多在灰色地带彷徨不安的人。

2015年年底,许瑶曾与团队一起到北京CBD核心区的国贸一带做过一次市场调研,但结果不容乐观:这些参与问卷的高级白领们情绪低落时,女性多会选择买买买,男性则往往表示会去喝酒。

2016年6月,InMe心迹经历了一次较大幅度的团队压缩,人数由20人锐减至10人。许瑶决定,在InMe心迹App这一主阵地之外,努力探索社交、游戏等周边产品的可能性,希望以此获取更多用户,带动核心业务成长。许瑶表示,他们更多的是在服务没有严重心理疾病、只是需要疏解情绪的用户。

泽厚资本创始合伙人刘国炜早年在国外留学时既已对心理服务有了相当了解。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服务品类,它算不上特别新,但中国起步较晚,近年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年轻白领们心理减压的需求在增长。InMe心迹在心理咨询师这一环节把控比较严格,并且通过场景化的服务方式,淡化了疾病的特征,用户能够在相对轻松的环境里完成心理疏导,这是泽厚资本颇为看重的两点,因此很快就作出了投资的决定。

201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情感类节目主持人青音宣布离职创业。作为心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青音的最大优势在于,她自己就是一个“大IP”――效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逾16年,积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在拿到天使轮融资之前,她在移动端论坛――微社区上开通的账号,已连续16周排名第一,超过韩寒、陆琪等人。2006年,她加入号称中国心理咨询界黄埔军校的“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简称“中德班”),开始接受长达3年的深入而专业的心理学治疗培训课程。

2016年1月4日,青音宣布成立“青音魔法学院”。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都市白领心灵成长的学习计划,根据不同人群需求,开设线上线下两种课程。在内容丰富的基础上,青音邀请到了堪称强大的师资力量前来授课,这其中既包括心理学专家,也包括能够广泛吸粉、颇具人气的当红主播。当然,这些课程都是收费的。该项目推出不久,青音便顺利拿到了创新工场的A轮融资。

做了这么多年的情感、心理节目,青音认为,其实大部分人并非心理有问题,只是一时遇到了情感难题或情绪困扰,而这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通过心理咨询师才能解决,有时靠知识更新或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能逐步将其化解。所以,青音想做的事情,更多是在“泛心理”这一块,用户是那些有困扰但还没有真正患上心理疾病的人,至于心理咨询,暂时还不是她们的业务重点。

6月23日,心理咨询平台初心客厅宣布获得由引力创投、粉粉日记和某知名女性社群平合投资的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初心客厅聚焦情感咨询,目前看,98%的用户为女性。该平台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获取用户,已推出付费节目、课程及电话咨询,日均100多个订单,客单价为80~100元/50分钟。此外,它还与众多第三方平台进行内容合作,比如大姨吗、秀美甲、闺蜜圈等,并获取分成。

在心理危机用户的选择上,初心客厅更偏重于预防期。“恋爱过程中的很多人,在某些节点或场景是需要做心理或情绪疏导的,再加上女性和男性的减压方式不同,有些话她们不愿意跟身边人说,这就是我们做线上私密咨询的原因。” 初心客厅创始人舒翔介绍称。

简单心理上线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连接求助者和心理咨询师的平台。创始人简里里看到,她从小生活的环境里一直都是靠谱的心理咨询师太少,在医院之外,人们很难找到此类可心的服务。在高校供职时,她也曾尝试到线下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兼职,希望接一些社会上的收费案例,但她后来了解到,市场上大部分心理咨询机构都不够规范,而且它们的获客途径大多是百度搜索,成本很高,很多咨询师为此要背上销售任务,否则很难维持正常运转。

2014年,简里里幸运地申请到了硅谷英雄学院针对年轻创业者的扶持项目。在那里,她展示了自己的这一心理服务平台。该学院创办人――德丰杰创始人、硅谷重量级投资人Tim Draper爽快地答应给她期望中一半的天使投资。回国之后,她又找到华创资本和真格基金,拿到了计划中的另一半。

2014年6月,网站版简单心理正式上线。在上线前两天,简里里给之前写邮件向她求助的最近20人发了邮件,推荐了简单心理。令她颇感振奋的是,上线首日就已有用户为服务付费。

求解商业化

虽然市场在升温,但整体进展远称不上迅猛,从业者仍需慢慢摸索。

创业暖心理之前,金Z已经在互联网产品上做过诸多尝试,曾推出过一款名为“巧克力减压”的产品。这款产品以工具切入,用户在线答完压力测试题后,将会收到站方推荐的各类解决方案。因相对枯燥,用户忠诚度不高,2015年3月,金Z决定停止运营该产品,转而推出心理健康咨询App――暖心理。2015年7月,暖心理拿到由鼎晟天平投出的天使轮融资。

历经在App上陆续加入杂志、社区、趣味工具、咨询4个版本的迭代后,2016年7月底,暖心理宣布获得薛蛮子投出的数百万元Pre-A轮融资。正是在投资人薛蛮子的建议下,2016年9月,暖心理上线了直播功能。通过邀请心理导师直播,再将流量引入导师的“暖店”,“暖店”里可以放课程,也可以放个人咨询服务,暖心理从中抽成。

如今入驻暖心理的很多大咖基本都是自称“比较接地气”的金Z本人一个个登门拜访邀请过来的。

从2012年到2014年,壹心理团队先后推出了壹心理、心理FM、口袋心理测试3个App;微信公众账号则以壹心理、心理测试、心理公开课、心理FM为主,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方式全方位传播心理学知识。目前壹心理累计全网用户已近1550万、心理咨询师6000多位、专栏作家600多位、心理主播400多位。

回望创业路,壹心理创始人黄伟强坦承,之前的一些战略战术并非完全正确,因为涉及很多特定原因,他们其实踩了很多坑。他建议后来者如果想要再在心理领域创业,最好能够单点突破,而不要像壹心理一样横向做很多事情。

2015年2月,黄伟强尝试B端变现。奈何小半年之后,该项收入不足70万元,他深感团队气质不适合做B端生意,最终将其砍掉了。

2015年下半年,壹心理遇到了资金困难。彼时公司账户余额仅够支付两个月的员工工资,但商业模式仍未找到。先后跑了70多家投资机构,黄伟强颇为伤悲地发现,资本对他们基本上持观望态度,虽然最后倒也拿到了几家机构的Term Sheet,但估值远远低于预期。

投资人质疑之处大同小异:心理咨询服务市场虽然很大,但暂时还看不到爆发期,而且看不到有想象力的变现方式。 前高校教师简里里离职创业推出的简单心理,希望成为心理治疗需求者与心理咨询师对接的平台。

2015年10月,黄伟强决定啃一啃商业变现这块硬骨头――推出了付费的心理测试和心理课程。用户的付费转化率大概为5%。壹心理还在计划和其他平台展开合作,比如一些亲子、情感、职场类App,通过API的接口给他们提供心理测试,多一条变现通道。

但黄伟强依旧认为,市场需求的释放不是特别理想,用户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不高,需要用轻服务的方式去慢慢切入。目前入驻壹心理的6000多位心理咨询师,经过筛选,在前台展示的大概有700多位,每个月约有300多位专家能在平台上接单。

黄伟强一直希望能够在商业与理想之间求得一种平衡。但今年,黄伟强称,壹心理必须成为一家赚钱的公司。

谨遵专业规范是简里里对简单心理的基本要求:每位咨询师在申请入驻简单心理平台时,他们需要通过严格的筛选,而该筛选标准是比照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标准而设定;过筛后还要接受咨询服务经验调查及督导面试,目前综合通过率在20%以下;不只如此,咨询师入驻后,简单心理还将持续对他们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

在早期设计产品时,出于专业性的考虑,简里里还舍弃过不少产品的商业属性。比如求助者提交预约申请需经咨询师确认,再让来访者确认,咨询师也可以选择拒绝。在后面咨询量变大之后,这一功能设计被取消了。但在早期,这些兼顾求助者和咨询师双重利益的专业性做法,让简单心理通过口碑传播,迅速在行业内打开了知名度。

目前简单心理的核心业务是个体咨询,用户需支付300~1800元/50分钟的费用。其他付费业务包括简单倾诉、电话咨询等,为用户提供轻心理服务。上线迄今,简单心理付费咨询人次累计已达10万,营收则以每月2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2015年4月,心理咨询师柴欣入驻简单心理平台。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心理咨询行业摸爬滚打了8年多。刚刚入驻简单心理时,他在该平台的接单量不及他日常工作量的一半,如今则已占到了2/3。

即便在轻服务上,简单心理也做了很多专业性设置。拿简单倾诉来说,它的设置是,每位电话倾诉者每周给同一位聆听者打电话的次数不能超过3次,全部通话次数则不能超过9次。虽然这一做法显然与商业利益最大化相违背,但简里里认为,只有严格遵循学科规律,才能真正在求助者和倾听者之间架起良性互动的桥梁。

简里里也强调,心理咨询并不仅仅适用于病理性用户,普通人同样需要;虽然心理咨询在国内发展缓慢,但从轻服务切入时,依然需要兼顾专业性,否则就会“略危险”。“轻量级服务不是不能做,而是需要在更规范的方法下去做。”据简里里介绍,简单心理也在探索各类轻服务。

在保证个体咨询业务稳步增长的同时,简单心理正逐步完成心理健康服务产业链各端的布局,包括向用户提供精神科服务、心理知识课程以及向成长中的咨询师提供督导服务、教育培训等。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投资总监任栋认为,心理健康服务市场虽然没有特别明显的高速增长,但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大突破了该服务的时空限制,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有效淡化了患者的病耻感,很好地保护了他们的隐私,这为行业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想象空间。

就心理学科普作家唐映红的观察,当前大众所谈的心理问题其实很多并非病理性的,这些此前甚至未被视作问题的情绪或情感困扰,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知识的普及而逐渐凸显了出来,而关注是改变的起点。

辽宁省阜新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二科主任李海鸿认为,这些创业项目的服务方式都有可取之处,但更重要的还是看用户希望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只是为了舒缓一时情绪,这些服务是能够提供帮助的。

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姜涛在采访中表达了他对当下心理创业热潮的担忧。虽然他也认为互联网对心理治疗的认知和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一些情绪问题的确可以通过倾诉和疏导等方式得到有效解决,但在这一过程中,依然需要设定规范的操作流程和合理的评估体系,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性。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侯玉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他表示,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等各种压力是很容易诱发精神类疾病的,从统计数字上看,近年罹患心理疾病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上升趋势,但当下心理服务创业机构,如果没有多年专业学习与经验积累,是很难科学应对真正复杂状况的。不过他同时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或许会为这一行业带来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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