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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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嘉宾自我介绍：
黄畅教授：1943年 我16岁时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在哈佛的研究生院应用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
刘千叶博士:1992年到哈佛求学，1998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到北京就职于麦肯锡公司，作为其管理顾问。现任因特国风网络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
傅军博士：在哈佛获得地区研究的硕士学位和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两年前，回到清华大学，任公共管理学院的国际政治学教授并任副院长。
黄教授：到哈佛上学不要担心没有钱
初到哈佛有这么三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就是哈佛每年都会设立新的课程，上面写着某某教授教什么课程。哈佛有三种教授――一种是久负盛名的终身教授，他们有他们的职位，终生在学校教书；第二种是那些在某个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客座教授，比如1949年我去哈佛的时候，48年交流电就是被这些人发现的，49年我在哈佛和妻子听了诺贝尔获得者Bronton博士关于交流电的课程;第三种是年轻教师，有前途的助教被邀请加入教师队伍是因为他们很有希望，你会发现他们热情洋溢，就像你领带上的符号一样，他们寻求真理，年轻人必须有学习并寻求真理的精神。事实上，哈佛给予学生很多东西。我认为哈佛教育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均衡发展的人。如果你看看教员的结构，哈佛有不同的学院，每个学院有不同年代的教员。我想哈佛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年轻教师。所以，除了教授、副教授， 哈佛还有大量的任教学工作的研究生，并且这些研究生的教学实践是他们博士课程培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讲师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优秀的教授。实际上我在去哈佛的第二年就成为了讲师，所以，这些清华或北大毕业的学生，如果去哈佛上学，不要担心会没有钱，因为你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去赚钱，我是助教,也是研究助理。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有了薪水，我的薪水很多,足够来交学费并且还能用来娱乐。
刘千叶：进哈佛，老师的推荐信很重要
我所有的教授都是从哈佛回来的，他们给我写的推荐信很有效。推荐信是很有效的途径。要想成为哈佛的学生，你还需在GRE、TOFEL考试中取得高分。我认为哈佛不仅重视你的成绩，还看你所参加的课外活动，也就是说你必须全面发展。
哈佛的学生也是具有多样性的，尤其在文科及理科的研究生院和本科生院，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并且他们学习的专业都很不同。比如：当我在研究生院时，那里有来自各个系的很多学生住在同一个寝室里，我和很多人成为朋友，像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生，学习印度研究的美国印地安学生和学音乐的瑞士学生。因此，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学生群体中，如果你和他们交谈，你会了解他们的学科，知道他们在学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
很多人都问我，学的是医学，为何干起了公司的CEO。我们这里有很多学生，以后你会认识到你在工作中所需要的大多数知识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不是学校教科书传授的知识。而你在学校学到的是一些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比如分析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运用常识正确决策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应该是可以灵活运用到你将来的任何工作中的。我不觉得哈佛的各学科之间有非常严格的划分，比如 就我的个人经历而言，当我写博士论文时，我必须向博士论文委员会答辩。如果你看了那些坐在委员会里的论文指导老师的教育背景，你会发现有两位是学政治学的、一位是经济学、一位是商业学院的，因此那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
当我最初到麦肯锡时，面临很多挑战。 但麦肯锡，需要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他们中有些人出生于技师，有些人有生物背景，甚至有学社会学背景的。因此当我们开始在麦肯锡工作时，要接受几个月的强化训练。我认为正是以前培养的学习能力，让我能迅速掌握咨询顾问中的关键，并且获得了商业知识。那时，我在商业上确实没有任何背景。
傅军博士难忘的哈佛经历
哈佛期间，最令我感动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博士论文的成功答辩，另一个就是我收到导师的信。他对我的论了非常肯定的评价。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时刻是我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时哈佛校长做的演讲。他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做的演讲，因为博士生穿红色的毕业礼服，哈佛的颜色是红色的。他说：“现在你们穿红色的衣服，但我希望你们在经济上不会是赤字，就是不会负债。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说法，现在是你们回报社会的时候了。”对我来说那真是令人感动的时刻，很多哈佛毕业生都有经济意识。我们很幸运能获得最好的教育，我们有责任去回报社会，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关键所在。
某哈佛毕业生（观众）：哈佛以学生为中心
所有学生及其他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哈佛如此优秀？为什么大家都说要去哈佛？以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可能会将其归结为一点：哈佛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我给大家举三个例子，他们有一种制度：当外国学生初到哈佛时，他们会有一个自愿者计划，就是东道主家庭项目。世界各地的学生，当他们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时，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东道主家庭在这些学生最初住下来时会给他们一些必要的帮助。因此，当他们到达哈佛后将由东道主家庭来照顾他们；在学习期间，你会发现课程很紧张，并且时间总是不够用，每天你会花十四、十五甚至十六个小时学习，但你仍然不能完成作业。因此，有教学辅助体系，我们称之为助教。这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帮助学生的体系，但是必须有一个制度和地方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帮助。一天结束时就是晚上10点多，你会看到助教们仍然在尽力帮他们完成功课，这样你才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之前交作业；第三个例子是在期末，你会为考试而担心，并且有些学生突然生病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也不能交论文。这些都是你会非常担心的事情。你根本没有第二次的考试机会，那你能怎么办呢？哈佛有一个制度，即如果你不能写字的话可以通过电话接受老师的考试，比如我有一个来自孟加拉共和国的同班同学，在期末考试前一周时，她右手受伤了，就是用来写字的那只手，她不能参加任何考试而且不得不去医院缝针，在家里呆着她也无法再来上课。因此学校决定为她举行一次特殊的电话考试。
观众提问：如果我这一生没有机会去哈佛深造的话，你们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刘千叶博士：我认为你是否去哈佛并不重要，有很多有才华的学生都不是哈佛的学生。好学校只是让你迈出了好的第一步，但之后的人生是漫长的。基本上说，你一直有机会积累你的人生资历，在工作中、在不同的职业中。的确，你的第一个背景可以是一个很棒的校名，但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
观众提问:当一个人到国外去，他肯定会遇到文化的冲击。我想你们肯定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黄教授：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既会努力学习又会尽情玩耍。如果你能高效率的完成功课，你就不用花二十四个小时做作业了，你可以很快地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出去玩了。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你要学得活跃一点，想得乐观一些，你要有一个高目标――追求真理，然后你就能很轻松地达到目标。
（央视希望-英语栏目供稿）
哈佛小问题：
一、无论实践，还是教学、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的思考和积淀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我国的老子也有句名言：“天下大事，必做于细”。那么，当细节成为一种习惯，又折射出怎样的一番理念?在赵教授的房间，记者就看到很多剪报，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问()：这习惯是您2001年到了学校工作后开始的吗?
答()：实际上当年在媒体工作时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会剪辑一些新颁布的政策和一些好的新闻理论文章，对实践工作有很大益处。现在不同，更多的是剪辑一些好的新闻案例和学术论文，收集资料，书籍、报刊，包括网络的都会有。一些有里程碑性质的新闻事件是我们都该铭记的，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非典”，比如汶川地震、比如北京奥运会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有影响的大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卓越贡献，也是课堂教学的鲜活案例。
：您当年以长江日报评论理论部主任身份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使得您做这一决定的最大动力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问这个问题。在媒体工作了那么多年，很想对自己的实践做一个理论梳理。我在媒体工作时获得过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湖北省一等奖、特别奖，还受到的表扬，有的策划活动还被总结后在全国推广。同时，也写了几本书，如《新闻策划》《应用新闻论》《新闻公关艺术》《与灵魂对话》等，对新闻实践以及一些社会实践进行思考。还出版了一些奖励学的书籍。在媒体工作时，也应邀在大学讲过课，但是这些都不是系统的理论梳理，到高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后会更方便。当然，转行也和当时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发展需要有新闻实践经验的老师有关。这里，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的支持和新闻学院的抬爱。
：我看到，进入高校后，您不仅出版了两本“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报道策划》《现代新闻评论第二版》)，还出版了专著《我们说了些什么――一个新闻学教授的历史回眸》《社会进程中的新闻学探寻》和多篇有影响的论文。您的新闻评论课还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和教学质量一等奖，这在一个主要以工科为背景的学校里是很难的。从实践者到一名教育工作者、理论研究者，您觉得这个转变中有障碍吗?如果有，是什么?
：做记者和教书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职业，虽然都属于新闻的大类。媒体工作做的大量是采访和报道工作，面对的是受众，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到了高校面对的是学生，要按照教学规律办事。但是理论的思考和积淀，无论你从事实践还是教育、研究都是不能缺少的。刚才说过，当年在长江日报工作时，我就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及新闻学的一些论文，1992年还被评为全国心理学科普积极分子，这项奖励湖北省只有两个，另一个是精神病防治院的院长。获得这项奖励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而是湖北省心理学界对我的心理学科普工作的肯定。到了高校工作后，我开始思索新闻教育的问题，写了比较多的关于教学包括新闻评论教学的论文。这些思考都来自教学实践，同时又都为教学服务。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老师，教出些优秀学生，远比发表几篇论文、出几本书、做几个课题更重要。
：当年您在课堂上说的一句话，“新闻学博士生不会写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种质疑和您曾是一个新闻实践工作者有关对吗?您觉得学术界赞同吗?
：当年我的原话是“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单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至少我会在论文答辩时提出质疑”。经新华社报道后，引起了业界和学界的热议。这里面折射的是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热议则更好地说明了人们对其的关注程度。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还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新闻学生，业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这两者之间还是脱节的。其实，不仅仅是新闻界，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问题，计算机博士不会做程序，医学博士不会看病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过“三不问”原则，即“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要问我研究什么”、“不要问我毕业到哪里去”，即不论你读研或读博以前来自哪个学校和专业，不论你在校期间研究的是哪个方向，也不论你毕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就要按学院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进行学习和生活。如果以前学的不是新闻学专业，就要利用在校期间补上这一课，打好基础，积累就业资本就更是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
而我们老师，无论你带的是本科生、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开启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外，更多的是要让学生深切地了解新闻是什么、新闻工作该怎么做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实践促进理论研究，理论更好地为实践服务，在新闻学中这点尤其突出和重要。
这里透露一个信息，最近我们学院准备招聘在新闻业务上(纸媒、广电、广告)可以没有博士学位的优秀实践人才为大学老师。我认为，如何对不同的高校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考核、聘用机制，以利于他们成长，发挥作用，这是当前高校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高校与媒体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合作办学，将是以后办新闻学院的方向。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我们新闻评论教育的特色
施拉姆当年出任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构建学院发展蓝图时曾说过：“我们所要造就的学生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而现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班的同学们，正在赵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带领下，谈论着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去您评论特色班里上过一次课，同学们的思维非常活跃。我想知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十年前，之所以想到在华中科技大学开展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与我在媒体多年从事新闻评论写作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当时我已经在全国的一些报纸，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过一些有影响的评论。我深感新闻评论在媒体报道中的重要性，以及新闻评论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也感觉到了新闻评论兴起的趋势。而现在业界对新闻评论的重视、时评的复兴正说明这点。凡事要掌握趋势，趋势背后是规律使然，规律的掌握靠智慧，智慧是从知识中来，知识来自于学习，这个学习就包括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
当时创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团，受到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和前校长杨叔子院士的大力支持，这点让我们很感动。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的评论特色教育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先是成立评论团面向全校学生，从中培养特长生；2005年开办新闻评论 方向班，至今已经办了六届；2006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这些都是在全国高校中首屈一指的。
说到我们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配置上都与现行新闻学院不同。我们在大二提前开课，分为两个学期授课，第一学期开始讲《新闻评论概论》40个课时，下学期有80个课时，分别是《新闻评论思想与思维》《广播电视评论》《中外新闻评论比较》《新闻评论名家名作评析》和《社会认识发现专题》(邀请我校学院教授授课)，由五位老师分别授课，还有一门《深度报道》课。在两个学期之间我们安排学生进行一次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培养学生观察和解读社会的能力。在课堂上安排媒体工作者为学生上课，同时和媒体合作在《中国青年报》《杂文报》《长江日报》等媒体为学生开辟专版或专栏，与电视台合作办节目。二是将新闻评论的理念与媒体的实践相结合。从2007年开始，我们一直和嘉兴日报进行合作，帮助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在全国招聘新闻评论部人员，实施“评论记者”工作机制，受到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和高校、媒体的关注和好评。为此，嘉兴日报还在我校从2007年至2012年设立“嘉兴日报奖学金”，奖励优秀新闻学子，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十年了，您觉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成功吗?成功在哪里?
：这条路我们虽然走了十年，但是还不能说十分成功，这里有现行教育体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问题。对于一种教育、对于一个学校，它的成功和自豪在哪里?自然是学生。我们很高兴，这么多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学生，他们目前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出版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嘉兴日报、东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和南方日报的周虎城撰写的评论还分别获得过中国新闻奖。另外，我们还为一些高校培养了评论课老师。当然，我们的努力与很多新闻学院的业绩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也正是我们举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十年会”的一个重要考虑。
：正如你所说，目前我国的媒体越来越受到重视新闻评论，各大媒体不断增加评论版面和评论栏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这对我们学校的教育又将产生什么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人民日报不断增加评论版面，中央电视台增加特约评论员，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点评和解读，各个省级媒体、都市报、网站都是如此，中国新闻奖还加大了网络评论的奖项，这些都说明了新闻评论在媒体实践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媒体和高校又大量地缺少优秀评论实践和教学人才。高校应该从社会实践的需要出发，调整和加强我们的学科和专业，使之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办了这个新闻评论特色班以后，很多媒体和高校向我们要人。这也说明了，学校培养和媒体需要的缺口很大，也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和压力。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闻学院开办新闻评论特色班，以满足这个需求。
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
十年，对于人的一生也是一个不短的时间，对于一个付出心血的人来说，则更为珍惜；而对于一个依然展望下一个十年的人来说，又是如何地感慨和懂憬?
：新闻评论特色教育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办下去吗?
：我希望它能够坚持下去！新闻评论特色教育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的，它也该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壮大起来。我想新闻学院的领导和同仁们会有这种境界和举措。
：您做过那么久的媒体工作，一定知道模仿的力量有多大，您认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评论特色教育如何才能坚持下去?
：十年过去了，我们很庆幸在新闻评论教育上做出了一点成绩，在新闻评论教育和理论上做出了一点的探索。但是，更多的思考正是新闻评论教育特色该如何坚持下去。目前新闻评论教育方面，全国高校只有本科的教材，还没有关于新闻评论方面的研究生教材。今年，我已经完成了《新闻评论研究引论》，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指导的博士生从新闻传播、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论三个方面做了新闻评论的博士论文，准备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新闻评论学研究博士论丛”。这样，我们就有一套从本科、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教材和研究资料了。今年准备申请试办新闻评论方向的专业硕士班。
新闻评论人才的培养，仅靠一个学校办一个新闻评论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创办“中国新闻评论学院”，使其成为专门培养评论员(含深度报道记者)和评论老师的“黄埔军校”。这个学院可以有两种培养模式，一种是依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实施订单式培养，从新闻单位招聘学生进行转岗式的教学培养。另一种则是哪里来哪里去，对现在媒体和高校从事评论写作和教学的人员进行脱岗培训。我们将请国内最优秀的大学教师和媒体评论员担纲授课，学员到媒体和大学进行评论实践。有了这样高规格、专业化、实践性的强化训练，我想是可以缓解目前中国新闻评论人才奇缺的现状的。我希望与有魅力有实力的媒体合作，共同开创这项新事业。
：我们知道您入选了理论建设和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新闻评论》的首席专家。今年4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特色教育10周年研讨会”就要召开，这将是一次怎么样的会议?
【关键词】网络小说 虚拟社区 迷文化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国还处于一个理论亟需深化的阶段，对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传播学、文字学或伦理学等角度进行的，从文艺学的角度也有，但是关注的是文艺美学等方面。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既是网络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众文化极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很少被我国研究者关注，加强对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的研究，对建设文明、科学、健康和理性的网络文化具有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一、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研究
对于网络小说虚拟社区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网络小说或虚拟社区时有所提及。作为网络文学的一部分，我国网络小说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关于概念的界定。网络小说的概念由网络文学的概念延伸而来，也和网络文学一样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焦虑；将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进行区别，试图从区别中来确定网络小说的本体存在；分析网络小说的特征，凸显其大众性、自由性和后现代性；从文学本体出发研究网络小说的创作、传播、阅读、批评等。笔者发现，在这些研究中，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虽然提及却并没有做更多的关注。比如，网络小说的“语言特色”时强调了网络小说的“网络话语”：“‘天涯的兄弟们，来点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可猫！！二楼的朋友们！！！你们的呐喊声我听不到！！！！’看到这样的话，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人可能会有点犯迷糊，‘天涯’、‘可猫’、‘二楼’，这仅仅是形形的网络语言中的一部分”，这些网络语言的诞生，其实与作家和读者一起在小说社区的类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动是分不开的。网络小说被改编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为影视剧的生产提供观众支持”，网络小说受众的互动参与从何体现？主要集中在这些充斥着网络小说的虚拟社区。
对于虚拟社区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其理论成果为国内的虚拟社区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将人群社会区分为Gemeinschaft （礼俗社会，又译为共同体）与Gesellschaft （法理社会，又译为社会），由此为网络虚拟社区概念提供了理论源头。网络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虚拟社区概念的是莱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时也界定了虚拟社区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存在形式。
国内目前对虚拟社区比较全面与系统的专著是学者刘华芹的《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该专著对虚拟社区的结构、管理、意识甚至冲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这方面的硕士论文主要有《虚拟社区中的文化生产》、《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以天涯社区为例》和《虚拟的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游梦潇在论文中梳理了虚拟社区的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的界定、虚拟社区的类型、虚拟社区及用户特征和一些个案研究，并将虚拟社区的人际互动模式综合为中心模式、渐进模式、两两互动模式和网状模式四种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区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文化生产的行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虚拟社区文化生产的特点，但是所关注的文化生产都是一些个体的现象，没有对群体就某一文化认同而进行的集体生产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并以网络小说虚拟社区迷文化为切入点。
二、网络文化研究
国内外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网络文化概念的研究。学术界对其含义进行了大概分类：一是侧重网络载体的技术视角，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的物质基础上，把信息的发送和接受作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白淑英认为网络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线”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建构出来的生活样态，是在线实践的创造，把网络文化看成一个过程。
（2）对网络文化特征及其演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论，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数字资本主义”论，曼钮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论等等。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的特征的研究体现在具体的分析与解读。
（3）对网络文化价值与影响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网络文化的价值，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如鲍宗豪认为网络文化的价值表现为网络的文化意蕴，网络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文化，网络文化语言丰富了人类文化世界，使人们有可能以独特的网络语言进行交流。吴克明认为网络文化不仅是现代技术和文化现象的一次世纪性融合联姻，而且形成了人与网络文化和谐发展的新景观，具体表现在人的自由个性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人的社会关系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态与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等方面。网络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个人的影响和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以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化使既有文化发生了转向，即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预设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实践：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从理性走向感性；从精英走向大众。
三、迷文化研究
关于迷文化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西方对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为代表，他从这些迷群的个体作为媒体受众是怎样接受媒体文本的过程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研究，重点探讨媒体受众和媒体文本之间的关系。Liss A.Lewis则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和“迷的生产”四个方面做了阐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强调迷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研究迷选择对象和消费的时间与人们习惯之间的关系。如Chery Harris的《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
第三次浪潮来临，Andrea MacDonald的《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媒体迷群和网际交流》，Kirdten Pullen的《网络研究》中的文章《我爱：创造一个网上迷社区》，还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开，登录：肥皂剧，迷群和网上社区》，都是以网络社区中的迷作为研究对象。
相对西方来说，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华u翻译，韦伯国际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论在国内受到了学者关注。2009年，陶东风的《粉丝文化读本》由北京大学出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翻译介绍了西方粉丝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对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研究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迷的概念表述与特征的探讨
国内对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两种，都是从语言学翻译的角度而来，一曰之“粉丝”，是英语单词“fans”的音译，一曰之“迷”，是属于它的意译，所以中国对迷文化的研究中对迷文化的概念有两种表述：粉丝/迷，粉丝文化/迷文化，有的学者使用“粉丝”和“粉丝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从时间跨度上看，这两种表述都在同时使用，可见，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丝”或“迷”表述并没有统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来表述是为了更凸显其特征。
（二）对于迷现象的解读与审美价值的反思
赵文秀指出“粉丝”的现象表征并从而肯定“粉丝”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进一步探讨“粉丝”现象对文化建设的启示。张晨阳肯定了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蔡鹏飞不仅详尽地探讨了各种电视迷现象，而且从媒介文化的视角检视媒介与迷文化的互动，反思媒介与迷的对立困境。
（三）关于迷社区的研究
对迷社区的研究国内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较突出的是复旦大学的邓惟佳博士，其重点研究了迷群实践活动的自我建构和群体认同，探讨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如何建构身份认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显迷的“能动性”。另外邓伟从迷社区的“身份认同与建构”作了探讨。
从国内外对于迷研究的现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论都进行了开拓性的探讨，但是，从目前的国内对于迷研究状况看，很少关注网络小说社区的迷文化建构。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网络小说与虚拟社区的研究，还是网络文化与迷文化的研究中，作为受众的网络小说迷，在网络小说虚拟社区所进行文化实践活动都渗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块的方方面面，并以其为连结而构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块的研究中都对其有所忽略，故而对国内的网络小说社区迷文化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对中国迷文化的个性解读，也是对中国迷文化和网络文化的补充与丰富。
参考文献：
[1]光明，张钊.略论网络小说的写作特色[J].写作，2010，（1）.
[2]谢宏娟.中国网络小说影像改变作品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3]赵秀文.“粉丝文化及其现象的解读[J].新东方，2007，（9）.
[4]张晨阳.“迷文化”：新媒介环境下的价值审视[J].中州学刊，2011，（6）.
[5]蔡鹏飞.电视迷文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9.
[6]邓惟佳.能动的“迷”：媒介使用中的身份认同建构[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
关键词：屯堡文化；研究概况；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93-07
自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屯堡人进行人类学考察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80年代以来，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屯堡文化成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民俗学研究的热点。截止到目前，涉及屯堡文化研究的相关著作和各类学术论文约400余篇(部)。本文拟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以期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全貌性的参考。
一、屯堡文化研究概况与特点
自上世纪初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伊东忠太对屯堡人进行初步研究后，相关的研究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50年，先生到贵州考察，指出“屯堡人一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实际上是‘汉裔民族’的事实。”此后，迄上世纪80年代初，屯堡文化因“地戏出国”而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成为热点并呈现出了较多的学理性、应用性研究。本文主要以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近30年来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进行综述。
1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
通过对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统计(见表1)可见，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仅有著作4本，论文9篇。而2006年一年的研究成果就有著作2本、论文46篇。90年代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94、95年间，每年的研究成果达到了20～30件。本世纪以来，屯堡文化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01～2007年间就有研究成果245篇(本)。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达到105篇(本)，相当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总和。其间尽管也有一些小的反复，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2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集中于贵州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载体主要在贵州，几个刊物成为屯堡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2)
屯堡文化主要的研究阵地是《贵州民族研究》。许多学理性文章，如翁家烈的《电堡文化研究》、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日本学者V田诚之的《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等16篇论文均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发。《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主要阵地。发表了袁本良的《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范增如的《安顺屯堡史话》等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23篇论文。此外，《贵州文史丛刊》刊载了吴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原因》19篇论文，《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了姜永兴的《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15篇论文，均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载体。《贵州社会科等》发表了5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
3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质量提高
由于不断的积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研究成果不断为学界认可。比如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得到了陆学艺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针对先生提出的乡土社会这一观念，提出了乡民社会的概念，是对我们社会学的丰富与贡献”，钱理群先生也对该书提出的“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及其对乡村建设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董健先生则对朱伟华等著的《建构与生存――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中对“屯堡人‘在野’状态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以及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的判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原的《在文明与乡野之间――贵州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的人类学考察》则运用“礼仪”这一概念，对黔中屯堡礼俗生活与历史感进行了人类学的考察，进而思考理解“礼仪”与“文明”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启示。万明《日月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论述了国家观念与族群建构、民间信仰与社会整合的关系；这些作品及一些相关的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起点，较为前沿的理论支撑，从社会组织、文化意义、宗教与社会等方面对屯堡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分析，堪称屯堡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翘楚之作，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好评。近年来，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断江学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并有多篇入选人大复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屯堡文化研究水准的提升。
4 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
屯堡文化的主要研究阵容以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为主。通过对研究性文章和书籍数量的统计，我们看到，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占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大多数，其中贵阳学者14人，安顺学者10人，其余地区学者仅6人，研究阵容主要以贵阳和安顺学者为主。鉴于屯堡文化主要集中于贵州，我们可以把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称为本土学者，而把之外的学者称之为外地学者或外来学者。
尽管屯堡文化研究的阵容以本土学者为主，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但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的联合研究却日趋深入。贵州本土学者由于身处屯堡区所在地，对屯堡区的历史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文化事象及相关资料的了解更为深入。外来学者一般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尽管如此，近年来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的趋势却日益加强。九十年代初期，自地方学者沈福馨与台湾学者王秋桂、黄才贵、省外学者徐杰舜等人的联合研究开始，屯堡文化研究与外界的联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社会会所王春光、陈昕、潘杰等人开展了合作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吴晓萍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欧廷木教授、黄才贵与日本V田诚之教授开展了合作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与国内外前沿理论的对接越来越多，促使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提升，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团队。另外，外来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介入，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万明教授、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外省市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介入，将屯堡文化作为其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如北京大学博士后李立、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中山大学的牛加明博士等等。外来研究者的介入为屯堡文化研究注入了学院气息及学术活力，整合了各种研究资源， 促进了屯堡研究优势的互补，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准。
5 屯堡文化研究视角与方式不断拓展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屯堡文化的许多方面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屯堡文化的研究视角从外显事象开始转入外显事象所内蕴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研究内容更为集中于屯堡文化对贵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响、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作用、地位与保护等方面。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变迁。研究主体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诸如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理论的综合学科研究方法。从总体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观和微观过渡。宏观主要指向更高学术视野下的屯堡社会总体性研究；微观指向研究细化到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研究对象，这使得屯堡研究不断走向纵深、走向立体。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也日益凸显，例如对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屯堡文化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1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视点，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研究对象为屯堡文化的外显文化事项及历史源流。以地戏研究为主，其研究成果占整个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对“屯堡人”的历史形成、民俗、民族归宿等问题的探讨也占有较大比重。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由于外部学者的介入，学理化的特点增强，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原因等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较为深入的研究层面。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更深的学理化倾向。一方面屯堡文化中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内涵成为研究对象。比如，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内蕴的内生性资源，包括自组织机制、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的传承与建构机制、宗族与社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屯堡文化的应用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如屯堡文化的旅游开发等。
屯堡文化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研究对象较为集中和单一，仅包括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独立的文化事象。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比较单一地利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趋于宏观。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被引入了屯堡研究，而且开始出现多种方法的交叉利用和综合利用的特点。第三阶段(本世纪初到现在)：屯堡文化的研究分别向以系统性研究为代表的宏观领域和个案研究为代表的微观领域不断拓展。一些国家级、省级课题的成功申报，使屯堡文化研究由个人开始向团队转化。一些新的社会理论，如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被大量引入屯堡研究之中，并出现了多学科、多方法大量交叉和综合利用的情况。
2 屯堡文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1)关于屯堡文化或屯堡人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学理性、概括性很强，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关于“屯堡文化”和“屯堡人”的定义。这是屯堡研究的一个难点。目前对“屯堡文化”或者“屯堡人”定义多是描述性的。如有研究者认为“屯堡人”是“清代裁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今在贵州省平坝、安顺、镇宁、普定、长顺等县市内明屯军后裔的专称。屯堡人口现约30余万。他们的大多数一直聚居在屯堡社区内，并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屯堡人”概念有三重涵义，“即可大体上视为历史概念、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集合。”安顺屯堡文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来源于江淮的汉民族文化同安顺的自然环境相互整合形成的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地域文化”。
(2)关于屯堡人的来源
关于屯堡人的来源，有研究者认为“安顺屯堡人主体主要是明初随军而来的北方民族。”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屯堡人的主要来源是明初的江南一带向贵州移民的后裔，而非北方民族。”后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有研究者进一步认为“屯堡人的主体是明初江南一带的移民，但是还包括了诸多以各种方式进入屯堡区域的后移民。”
(3)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多数研究者认为屯堡文化是600年前江南文化的完整的展示，地戏是“戏剧的活化石”，屯堡文化保持600年不变。不同的观点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屯堡文化是‘孤岛文化’，地戏是‘活化石’，这种现象是由于异地风俗移植到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历史事象以‘遗存物’方式保存下来而形成的观点是不准确的，认为在屯堡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文化增容和文化重组。”也有学者认为“屯堡文化不是中原和江南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时空建构的结果。”
(4)关于屯堡文化的传承原因
屯堡文化为什么能在安顺一带保留至今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分歧也较大。就目前来说，大体有如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聚落优势说：认为重兵云集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土司势力弱小，使屯堡社区相对来说未出现剧烈的根本性变化和深刻动荡则是屯堡文化得以长期传承的内部条件。仅普定一卫，就有78屯9堡之说，若再加上邻近的平坝、安庄(今镇宁县)两卫，其屯堡设置的密集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此形成了屯堡遍布的聚落优势。
其二，文化心态说：认为，“屯堡先民的主体，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心理上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严守着所谓的“夷夏之别”，严格注意区分自己的族属身份。这样，有意张扬和保持自身的文化优势，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增强了屯堡人之间有的凝聚力，容易形成一个相对特殊的屯堡人族群，从而促进了屯堡文化的传承。”
其三，封闭说：认为“屯堡人长期封闭自身，受外部影响较小，文化传承较为单一。屯堡文化是文化封闭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屯堡人强调族群内通婚的“通婚圈”也成为屯堡人封闭性的一个佐证。对封闭说略加改造的观点认为屯堡人处于一个半开放、半封闭系统。“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屯堡人，既不愿(也难以)融入当地民族之中，也得不到后来汉族移民的认可而难以融入其主流地位，在他们身上同时体现了自尊和自卑的复杂心态，从而对外有限封闭、对内开放，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文化、心理特征和文化网络的凝聚力极强的屯堡族群。”
其四，自我平衡机制说：认为“屯堡文化是一个通过自我调节和自我建构来实现自我平衡的亚稳定结构。这种文化依靠吸纳――同化机制、选择――排异机制、记忆――传习机制、抗变――复制机制保持屯堡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当然，也有一些人从另外的视角来解释屯堡文化传承的原因。如有学者从军屯制度及其解体时间、从家庭、宗族、族群与国家的关系等层面进行解释，也有学者从明代滇、黔移民特点进行解释。也有人持综合论观点，认为屯堡文化传承是多方面作用结果。笔者认为屯堡文化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建 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3 屯堡文化的实践性研究
近年来，关于屯堡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变迁以形成具有较强凝聚力族群、屯堡文化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与族群建构能力的发挥、屯堡旅游开发与保护等实践性研究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屯堡文化的运用和延展。比如，有研究成果提出“屯堡旅游开发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重塑的过程”。有研究者针对时下日益突显的三农问题，以及因乡村社会坍塌而引出的现代乡村重建问题等，指出可以从屯堡文化中寻找路径，挖掘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以实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乡民社会的现代性转换。
三、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考与对策
总的来说，近年来的屯堡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理论热点和难点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践性研究的新领域也逐步拓展。但是，综观屯堡文化研究的概况，我们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努力，以促进屯堡文化及其研究获得更大发展。
1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屯堡文化的历史形成、流变情况、主要特征、传承机制以及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屯堡文化内蕴的能量等问题。而研究者却各自为战，关注点不尽相同，合作研究较少。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就显得比较零散、杂乱，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构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为了促进屯堡研究的系统发展，我们就需要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系统性，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规划，使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本土学者与外地学者的研究、外在文化事象与文化内涵、屯堡文化的来源与流变等多方面研究得以形成一个有机结合和运行良好的系统构架，从而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循序渐进，逐层推进，走向深入。
2 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颇丰，但也存在研究视点过于集中，论题过多重复的问题。尤其是对文化事象的反复描述和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在400篇(本)的研究成果中，关于地戏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重复性、描述性的表浅层次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真知灼见。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的视野不宽，方法相对单一；同时也与屯堡文化的核心研究者主要是贵州学者，外界学者的介入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屯堡文化研究应该不断加强与外界的联合、拓宽研究的视野、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增加屯堡文化研究的广延性。
3 突出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突显得还不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目前屯堡文化研究多为静态研究，不涉及当今社会变迁，不能将屯堡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相结合。例如，屯堡文化与农村和谐社区的建构、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等问题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有的研究虽涉及现实社会需求，但其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基础和可操作性，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认为，需要将屯堡文化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强化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探讨屯堡文化的传承机制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将屯堡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提升，探究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普泛意义。
“男神”的个人感情生活也随着这档节目的热播而引起关注。不过这么多年来，低调的李健一直将私生活保护得很好，很多人都不知他是不是有女朋友。真实情况大概要让粉丝们心碎了――人家早就结婚了，妻子叫孟小蓓，是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
当“男神”遇见女博士，他们的故事，一定有着别样的精彩――
青梅竹马，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李健和孟小蓓的故事，很老套。
两家算是世交，初次见面时，李健10岁，孟小蓓5岁，还被妈妈抱在怀里。李健的父亲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夸她长得漂亮，“像俄罗斯姑娘”。父亲的这个评价给李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每次父母在家里说起孟家，李健总会在一旁问：“是那个长得像俄罗斯姑娘的女孩家吗？”
再次见面，是去参加父亲一个朋友的婚礼。当时李健已经读高中，在人群中他一眼就看见了孟小蓓，当初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小女孩已经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有一种莫名的矜持，两人都没有说话，但心里都对对方留下了印象。那天婚礼散场时，李健和父母先离开。走到楼下的时候，他突然灵光一现，回头向楼上望去，看见小蓓正站在窗前看他。楼上楼下，俯仰之间，两人对视、凝望，这一眼，缘定一生。
后来，李健考上清华大学，成为亲朋好友间“好孩子”的典范。正在读中学的孟小蓓难免经常听父母说起“李叔叔家的儿子”，暗自佩服。那一年的暑假，两家人聚会，孟小蓓的父母说起女儿重文轻理，数理化成绩不好，李健听见，自告奋勇说可以帮助小蓓补课。
那个暑假在李健记忆里像是美味的冰淇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会泛起一股甜味儿”。每天下午，他背着那把红棉吉他，骑车穿越城市，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心爱的女孩面前，不苟言笑，悉心指导。小蓓说：“那时候还真的有点儿怕他。”惟一让她感觉到这个男孩对自己有一些别样情感的时刻，是每次补完课的黄昏，李健会去楼下的小卖部给她买一支她最爱吃的马迭尔冰棍，然后拿起吉他，问她：“想听啥？”于是她就开始点歌，从崔健到齐秦，从罗大佑到李宗盛，只有她点不到的没有他不会唱的。一首又一首的歌曲声中，学习压力一扫而空。
夏天过去，暑假结束了，李健要回北京。最后一次补课，他们彼此都感觉到了心里的那份不舍。那天的点歌时间，小蓓点了一首小虎队的《骊歌》，“南风又轻轻地吹送，相聚的光阴匆匆，亲爱的朋友请不要难过，离别以后要彼此珍重……”歌声里，小蓓的泪水再也止不住簌簌而落，而李健也红了眼圈……
1年之后，孟小蓓参加高考。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李健给远在哈尔滨的孟小蓓打电话，只说了一句：“放轻松，我在北京等你。”他最终在北京等来了孟小蓓，这个比他小5岁的女孩考上了清华，成了他的校友和学妹。
大学毕业之后的李健，辞去了工作，和校友卢庚戌成立了“水木年华”演唱组，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迅速走红，并顺利签约了唱片公司。伴随着名气和利益同时到来的，是他和卢庚戌以及唱片公司之间在音乐理念上的巨大分歧，《一生有你》红了，公司希望他能趁热打铁，之后的创作也沿袭同样的风格，而这样的创作在李健看来已经不是创作，根本就是工厂的流水线在制造产品。
那是李健最为苦闷的一段日子，在清华读书的小蓓经常过来陪他。有一次，在李健又唉声叹气抱怨音乐再也不能带给自己快乐的时候，小蓓问他：“你问问你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才做音乐的？肯定不是为了名利对不对？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呢？”小蓓这句话，让李健清醒：“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出发，其实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是缺一个人在后面推我一把。”他最终选择了退出。而这也意味着，他放弃了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名利，重新回到默默无闻、清贫漂泊的生活。他常常会漫无目的地走，在这个过程中想很多事情，激发灵感，而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小蓓。
很少有人知道，后来那首让李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传奇》，就是写于这个时期。“……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走远……”他说：“那年冬天，非常冷，我住的四合院里没有暖气，而小蓓也陪着我受冻。那么冷的天，因为有人陪伴，也不觉得有多冷了，我突然想写一首温暖又遥远的歌。”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小蓓大学毕业，随后和李健结婚。这个从小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女孩，没穿婚纱，没有鲜花，心甘情愿又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给嫁掉了。多年之后，小蓓回想起他和李健领证的那天，笑着说：“我们结婚，就是，一早醒来，看见天儿不错，心情大好，择日不如撞日，就领证去了。我们都是厌倦形式的人，现在想来也丝毫不觉得遗憾。”
才子佳人，将日子过成了诗
这些年来，李健一直将自己的私生活保护得很好，也从不在公开场合携妻子亮相，搞得大家都很好奇：李太太究竟长的是什么样子？目前至少有3个证据证明其是美女：一、李健曾经说过自己的妻子是美女；二、见过孟小蓓的高晓松曾经说过：“李健太太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三、孟小蓓曾经好几次在大街上被星探拦住想请她去试戏。
最近有网友扒出了孟小蓓的微博，这个微博记录了两人之间的生活点滴，这才发现这位李太太不仅颜值高，而且琴棋书画诗酒花、写作摄影照顾家样样拿得起，堪称五星级全能妻子。在这个微博里，李健对妻子的昵称是“小贝壳”，而妻子对他的昵称则是随机的：“咖啡先生”、“出差先生”、“午睡先生”……
透过这些文笔优美的微博，两人之间的生活情趣自然流淌，令人艳羡――“我在小园浇水，昨晚回来的出差先生隔着纱窗说，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只是无意义的留白。风儿吹过，小花草纷纷跳起舞来……”
“午睡先生说我梦见咱们在草地上野餐，还有兔子和狗都喝晕了，兔子打拳呢，可好玩啦！”
“节食先生说胃太空有点难受，给他喂了一杯奶，又吃了一块糕点，他心满意足地说：总饿着不好，容易做‘饿’梦。”
“看到巧匠之作总会心动手痒，我说有点想去学陶艺，事茶先生抬眼看看我，说：‘你别淘气了……’”
而李健在难得谈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时，也透露过一些细节：“我和妻子都很喜欢苏俄文化，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我们都喜欢郊游，经常会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啤酒面包香肠去郊外，搭了帐篷，弹着吉他，吃吃喝喝，到晚上再回来。我们都喜欢布置家庭，桌子上一定要有桌布才行，喜欢粉刷和装饰房间……”
两人都喜欢阅读和音乐，所以家里最多的就是书，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李健的书占了两面，小蓓的书占了另两面。李健说他有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去小蓓的书架上找些书看，“不过都看不太懂。”现在，李健在小蓓面前有些优势的也就是音乐了。他很信任小蓓在音乐上的审美，有时候写了歌词，他会先让小蓓看看是不是觉得OK，小蓓点头认可，他就放心地定稿了。给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写主题歌时，冯导和制片方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足足改了七八稿还通不过。小蓓听了听，觉得挺好的啊，这下李健有了底气，对冯导说：“就这样，你们要是觉得能用就用，如果不能用就算了。”后来还是冯导做了妥协，笑着说：“李健，艺术家的脾气。”
小蓓唱歌也很好听，李健有首歌叫《紫罗兰》，里面那段清越、飘忽的和声，就出自小蓓。
如此神仙眷侣琴瑟相和，让人好奇：他们就没矛盾吗？就不吵架吗？对此李健说：“我不喜欢脾气火爆的女孩，不能容忍女孩子对我大喊大叫，但特别温柔对我百依百顺的那种也不行，我和太太相处必须平等。就是有些问题，不能因为我年龄比她大，就要照顾她迁就她，就默认一个我不能容忍的结果……我太太最终吸引我的不是容貌，而是她说话的方式和内容。”
那如果夫妻之间遇到矛盾会怎么处理呢？李健说：“我们不吵架，吵架是智慧不够的表现。她是学社会学的，会以社会学的观点来争论。我有时候说不过她，就去弹琴，弹了一会儿，心情好了，两个人也就和好了。”
看看，这就是男神和女博士的生活，真是令我们汗颜呐！
在婚姻中成就更好的自己
两人结婚后，孟小蓓一直都在读书，读完研究生，又去读博士，因为这，两人到现在还没要孩子。在如今这个“女博士”相当于一个贬义词的社会，也有不少人劝李健：“一个女人读那么多书干嘛？趁着年轻赶紧把孩子生了。”在这一点上，李健百分百站到妻子这一边，他说：“我不能因为她是我妻子，就可以自私地要求她这样那样。她有梦想，我能做的是站在她身后，做她的后盾。好的婚姻不应该是束缚，而应该是一个人的加油站。”
李健戏称妻子是“学霸”，佩服她的定力和毅力。比如她给自己定的学习计划，就一定要完成。有时候陪着李健去听音乐会，回来已经是深夜，她还会洗洗脸，坐到书桌旁，完成当天的学习任务。在小蓓准备博士论文的那些日子里，李健经常在书房陪着她熬夜，他说：“反正我也是夜猫子，睡不着，还不如陪着她，她学习，我创作。”在那些夫妻灯下相对相伴的时刻，有很多次，李健一抬头，发现小蓓已经困得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样的场景，被他写成了一首叫做《小鸟睡在我身旁》的歌，将对妻子的怜爱、欣赏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小鸟睡在我身旁，就像花儿吐芬芳，但愿这温柔的夜晚，赐予她甜蜜的梦乡。看着她小小的翅膀，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她，我要保护她飞翔……”
李健很为妻子是个博士感到骄傲，为她在学术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而高兴。小蓓在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他会细心地整理、收藏，家里有客人来，他会把这些拿给别人看，说：“她这个含金量很高，要有真东西、下苦功夫才行，不像我们唱歌的，谁都能唱。”
同样，小蓓对李健的事业，对他的梦想，也是全力支持。
李健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是因为王菲在春晚上演唱了他创作的那首《传奇》。他戏称自己像一个“出土文物”一样，又回到公众的视线中，生活也不可避免地一下子变得忙碌。比如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去郊游，也不能再在一起安安静静地享受下午茶。对此小蓓没有怨言，正如李健不愿意用婚姻来束缚她的学术理想一样，她也不愿意用婚姻来束缚李健的音乐理想，她说：“好的婚姻能让人变得更好，飞得更高。”
其实早在《我是歌手》第一季时，导演洪涛就邀请过李健，被他拒绝了，理由是：“那个舞台适合那些会飙高音会劲歌热舞的歌手，像我这样喜欢静静唱歌的歌手，会比较吃亏。”第二季时，他依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洪涛的邀请。但是小蓓一直在鼓励他去尝试一下。她对李健说：“其实你就是怕输，怕结果很难看，你如果抱着去唱歌给更多人听的心态，就不会介意输赢了。”小蓓的一语中的让李健重新开始看待洪涛的邀请，并最终以补位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第三季的比赛。
让人意外的是，或许是听众听腻了飙高音，擅长浅吟低唱、号称“音乐诗人”的李健一出现，就得到了大众的空前关注。他沉静空灵的嗓音，宛如一阵清风，给《我是歌手》带来了一丝清新的色彩。在整个比赛的过程中，歌手之间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有人紧张失态，有人频出大招，而李健始终淡定，在后台甚至还时不时抛出一两个段子，给大家放松心情，调节气氛。能有这样的好心态，李健说：“我始终记得妻子说过的话，比赛是暂时的，歌唱才是永远的。”
参加《我是歌手》，惟一让李健头疼的就是选歌，选对了歌，往往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第八期，是一场淘汰赛，当时的李健为选哪首歌参赛伤透脑筋，身边的一帮朋友：王菲、卢庚戌、朴树、黄绮珊，纷纷给他推荐了自己认为比较适合他的歌曲，可他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意思”。有一天，小蓓对他说：“我觉得有一首歌特别适合你。你唱这个肯定行。”知夫莫若妻，李健一听，犹豫、纠结一扫而空，当即拍板：就是它了。这首歌，就是让李健在第八期获得冠军的《当你老了》。
尽管李健一直认为唱歌不是为了比赛、好歌手是无法比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歌唱事业，通过《我是歌手》这个节目，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事业上的飞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他用来陪伴妻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和大部分妻子不同的是，小蓓对此很想得开，她说：“他忙起来也有好处，他忙他的，我忙我的，也许趁这机会在学术上能有大突破也说不定。”
关键词：考古学；地质学；李济；丁文江；安特生
中图分类号：K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240-02
中国人自己开始科学考古发掘的标志是1926年李济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李济是中国近代考古学{1}的奠基人及早期科学考古的实践人，开创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范例，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2}李济走向考古学之路既是个人兴趣的偶然，也是时代潮流的选择。李济去哈佛攻读人类学之前在《自撰简历》{3}的结束语中已经表明了想通过人类学和考古学来研究中国人及中国人历史的志向。传统教育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有着较深的理解，哈佛人类学的培训使得他对西方科学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深刻领悟到在中国发展科学的必要性。其中考古学课程的学习使得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接受过西方科学考古学的学人，这些正是他走上考古学之路的学识背景。随着回国后的三次田野考古活动他逐渐从一位人类学家转型到考古学家。
1923年李济哈佛人类学博士毕业，回国应聘去了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当时的人类学在中国是新鲜事，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向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4}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是他学术思想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其中的原由与地质学是分不开的，地质学及地质学家的影响是李济今后学术路向转型的重要因素。李济在《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学科的影响》一文中，就谈及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中国传统学人只视书本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开始接受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并带来了一套科学的工作及研究方法。这门科学代表了现代的真正的科学精神。{5}
那时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田野调查及发掘的方法都来源于地质学的掘地层。在中国，地质学是最早传入并兴盛起来的现代学科之一，西方科学思想随着地质学的传入而逐渐为国人所知。由于政府对矿产的需求，大力发展矿业并积极聘用地质人才，因此当时京津一带地区聚集了众多国内外的地质学学者。那正是李济投身学术界的初期，对于地质学来说，他算是个门外汉，但很幸运地认识了若干地质学界的朋友，与当时提倡中国地质学的几位大师，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翁文灏等都有认识，订了学问上的交情。也认识了一批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德日进、步达生、魏敦瑞等，他们对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仅是在地质学上有建树，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也有影响，而且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工作。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李济的学术前辈，在学术研究、田野工作方法、科学理念上都给予了他影响。
在南开大学的两年是李济投身学术的初期，也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转型的酝酿期。除了中国近代学术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另有三个人直接影响了他今后的学术路向。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是对李济影响最深的一位学者。无论在思想上，学术上，还是工作态度、精神方面，李济都十分钦佩这位前辈大哥。初次见面两人就建立了友好情谊，那时刚好丁文江的兴趣也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两人很谈得来。他恢宏的见解不仅使李济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在研究工作上更给予了坚定的鼓励和支持。相识不久就热情得把李济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且介绍入了科学社。对于一个刚刚入行的新人来说，在学术圈能广结良师益友对其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回国第二年，李济去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了科学社的经费资助。丁文江不但在人类学研究工作上给予了帮助，他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劝导李济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使其懂得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性。
民国十四年春天前后，发现了两件决定李济今后工作方向的事：一是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约请加入他们在北平的田野考古工作队。另一是清华学校成立研究院，并邀请李济任教人类学。这两件事的发生间隔比较近，对李济来说都有着决定其今后走向考古之路的影响。与弗利尔的合作得缘于一个在中国从事古物收购的美国人毕士博。1923年8月，河南新郑发现一双墓道大墓，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 Bishop）主动请求为当地政府发掘。同时北京的古物学家也云集现场，都希望有所收获。丁文江闻知此事，凑了二百银元经费鼓励李济赶赴新郑考察。但他晚去了一步，大墓被随意的破坏殆尽，只拾得一些人骨。{6}此次经历虽未在考古学上获得多少意义，但在收集、研究新郑人骨的过程中认识了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他们是在协和医科学校研究新郑出土人骨时认识的，并在交往中建立了了解。李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的头衔以及在南开的教学工作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身份和职业的特性使他对李济有了特别的关注并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参加他们在北平的考古工作队。李济在犹豫中经过丁文江的分析和鼓励之后，从此走上了和外国考古机构的合作之路。这是李济真正走向考古的第一步，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在经济上比别人占得了先天的优势。相比之下，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由于合作不当，得不到足够经费支持而难以有所做作为。虽然是中国成立的最早的考古专门机构，但不得不因此而错失发展、壮大中国考古学的良机。{7}毕士博虽然不是个地道的考古学家但他直接促使李济转向考古事业。在今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李济正是借着毕士博的帮助完成了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活动。这也是李济能成功转型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这两件决定李济一生的事件，都是在丁文江的帮助和力荐下完成的。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使李济很是踌躇，请教了丁文江两个问题：一、是否应该放弃教书的职业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二、如何与外国人合作。{8}分析这两疑问至少可以推断出三个问题：第一，李济尽管早有志向，但还没有规划好自己今后的学术路向。第二，对于专业从事考古把握性不是很大，也与他钟情的人类学研究有所不一，取舍不定。第三，虽在美国生活多年，但与外国人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合作还是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丁江文的回答解决了他心理上的问题，鼓励他做研究更为重要。在与外国人的合作方面，丁文江有着丰富的经验，深知东西文化和人生观的不同，劝告李济要“直道而行”，追求真理，这也是他一生都追求奉行的。李济得到前辈大哥的指点，肯定了自己的选择，与佛利尔艺术馆订立条约展开合作。至此，李济在思想和学术方向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另一件事，重回清华园，任教于国学院。当时二十九岁的李济应聘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结果。梁启超时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热心考古，他希望清华能开现代考古、人类学的课程。{9}他与清华的渊源甚深，且被邀请入国学院任导师，所以有他的推荐，李济很顺利就入了清华国学院。入清华国学院的第二年，李济结伴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赴晋南进行考古调查并写有《山西南部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一文，发现了几处古代遗存，其中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彩陶，由此明确了发掘之地。夏县西阴村的发掘也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划下了一记重笔。这次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也使李济成为首位主持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中国人。同时也创建了现代考古学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他在西阴村的成功发掘使他真正从人类学转战到考古学。
在论及李济的考古学之路时，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瑞典人安特生。他是地质学博士，被北洋政府聘请为农商部矿政顾问。和其他早期来中国的地质学家一样，他也具有很广的知识和兴趣。在中国除了发现不少矿藏之外，还调查过华北一带的古生物，同时还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他是第一个在周口店发现龙骨而引起北京人的发现的学者。对中国北方一带的史前彩陶文化有一系列的发现，最为著名的是河南渑池仰韶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有着古老的史前文化。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让国内学者尤其是历史学者感到振奋人心，同时又为这些考古发现都是由外国学者发现而感到惭愧。李济的感受也是如此，而且作为学人类学的他来说，后一种的感受更为强烈，由此刺激了他，想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证明祖国的文明。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已经表明了安特生在中国北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使得他想探究中国史前与文明时期的概况，正是在这样的好奇之下促发了西阴村的发掘。{10}安特生在中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开启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李济说:“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1}安特生更多的是在学术上为李济树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种激励。安毕竟给中国人展示了一系列当时西方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培养了一队田野考古的工作人员。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对有着国家主义意识的学人的一种激励。清华的支持，弗利尔的资金，地质调查所的帮助――袁复礼，使得李济顺利完成西阴村发掘，这次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自己主持发掘的科学考古活动，有着开创性的建设。也使得李济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第一人的位置。也正是这些才使得李济顺利入主了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史语所，在史语所的领导下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成了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的标志。
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时代需求及西方科学考古学知识的传播促使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考古学，李济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国，初入学术圈。其早年的中国传统教育与其后的哈佛大学人类学教育的知识背景，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考古学。其后，李济在丁文江和安特生的启迪下接过了考古学发展的大旗，促使中国的考古学真正走上了科学的正轨的道路。李济也由此从人类学转向了考古学之路，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近代考古学，李济在《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一文中，用的是“现代考古学”并介绍了其科学性、注重田野工作的特点，但两者其实一致.
{2}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52.
{3}{4}李光谟：《从一份自撰简历说起》，《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27.年，第一章第27页.
{5}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06.
{6}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1.
{7}陈洪波.史语所的实践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8}李济.李济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7.
{9}岱峻.李济传[M].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36.
关键词:行政中心外部空间开放性表现手法
引言
“行政”是指对国家公民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1]。“行政中心”即是“办公及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场所”。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建设新的城市行政中心，并且越来越关注城市行政中心的开放性，并以其作为城市现代化的具体体现。
我国的民主意识发展一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因此，在上世纪末，许多先进国家的建筑师己经研究发展行政中心的公共开放性问题时，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还以修建“府衙”式的行政中心而沾沾自得，严重影响了社会民主的进步以及大众的审美情趣。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的进步，公民民主意识逐渐进步，与西方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行政中心的建设己不再遵循“因地制宜或者克勤克俭”的观念，而是增加了“经济高效”的功能要求和“文化载体、城市象征”等精神文明要求，加之现下许多建筑师也逐渐关注到开放性、公开性等问题，并开始尽自己所能地建造出好的行政中心建筑，使得部分地区行政中心的建筑形式语言逐渐变化:之前形象封闭的政府大院逐渐向更具开放性、民主性的行政建筑形象过渡。例如，深圳市民广场，合肥市行政中心等等。这样的改变对于社会进步的反映与城市文化的象征有其积极意义。
2. 行政中心开放空间的表现手法研究
公共空间是指城市中向全体市民开放使用的，使所有人知情，公开、共同的空间[2]。本文包含行政中心的市民广场、院落、主体建筑的入口、大厅以及部分办公空间。外部空间:具有较强的通透性，流动性和发散性。相较于内部空间而言，缺少垂直方向的空间限定因素，本文指行政中心配套的市民广场。行政中心及其市民广场必须具备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且要对开放尺度进行研究，适宜的开放空间。确定了开放的尺度后，就要研究究竟如何达到设计师所预想的开放效果，即开放空间的表现手法研究。
对行政中心开放空间的尺度及表现手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建筑的整体布局、空间组织、材料、建筑体量、形式符号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关键问题涵盖了许多方面的知识，除去建筑设计所必须涉及的专业领域外，文章还将涉及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环境行为学、人体工程学、城脉、文脉、人脉，等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在内的科学内容。
行政中心市民广场的开放是最初级的开放程度，也是最典型的行政中心外部开放空间，经过对其尺度的研究基本可以确定广场在整体用地的比重[3]，然而仅有这两点还不足以使一个市民广场真正具备开放性。表现广场开放性的最重要指标是其对人群的吸引力，也就是它必须表现出相当的向心力和活力。
一般来说，处理广场空间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围合、设立、以及基面变化。通过这些手法的使用，表达空间的形式语言就被具体化，表现出的空间形态及性质就变的清晰明了。
1)围合感
围合感是影响广场空间的开放性的第一要素，由于广场是典型的外部空间，是由建筑师出于某种意图而创造出的不同于自然空间，也不同于建筑内部空间的场所，我们在外部空间中很难找到连续、封闭、实质的分割空间的面，更难找到顶界面。在这种情况下，设置边界就是使广场具备围合感最有效的方法[4]。用来围合的边界的虚实程度对其所产生的空间是否具有封闭感，形态是否清晰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在广场空间中参与围合空间的要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墙体、灌木、栏杆、灯柱等，参与围合的界面越连续，面数越多，产生的空间就越封闭;反之，就越开放。其次，围合边界的高度对于空间开放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围合边界越高，其开放性越差，反之，开放性越好，但当边界的高度降低到人小腿的位置，也就是30-40公分时，人们可以忽略边界的存在。
因此，为了使行政中心的市民广场表现出应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首先在空间围合的材质上就不能采用过于实在的建筑材料，如砖、石材等砌体材料，尽量多地使用灌木、灯柱等既有韵律感，又不会有完全遮蔽感的元素会有良好的效果，但同时还要注意使用元素的密度及高度。
根据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观察，他在《建筑模式语言》一书中提出，广场上人们的活动总是沿边界开始的，并且说:“如果边界不复存在，那么空间就绝不会富有生气。”人们相较于空旷的场地，更钟情于有所依靠的空间，利用这一活动特性，可以利用边界的围合将消极空间改造为积极空间，使市民广场更具有吸引人群的能力。
2)广场上的人群密度
广场上的人群密度越大，说明其使用率越高，向心力越强，从一个侧面显示其开放性越好。如图所示，要吸引人群来到广场，设立是非常有效的手段，它是通过在的空间中设置占领一定空间的要素，从而对空间进行限定，这种限定会产生很强的中心意识，产生一定的向心作用[5]。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设立:设施及空间。例如，广场中心的喷泉以及供休憩的桌椅等，在其周围都会形成“设立”的空间来吸引人群，这种做法就是设施的设立。在天气好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愿意在室外用餐，并且与周围的人进行交谈;空间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使广场具有多样的复合型功能，吸引不同目的人群。例如，在广场周边设立商业空间，咖啡馆、图书馆、展览馆等，使其成为城市中一个能量集中的地点。当然，人群过于密集的空间也会使人感到不舒服而破坏广场的开放感，但是本文由于技术及时间有限，未能得到一个定量。
3)基面的下沉变化
基面的下沉变化也是一种显示空间开放性的设计手法。抬高的空间由于视线不能企及显得神秘而崇高，而下沉的空间因为可以通过视线俯视其全貌而显得亲切与安定。通过变化高差可以带来不同的区域感，同时使区别行为的区域视线可以相互渗透，空间会显得更加生动而丰富和吸引人。
例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广场，就将其广场设置为不同高差的场地，且赋予它们不同的空间活动性质，有开阔场地共市民庆典狂欢，四角设有小型私密空间，其中一处为可容纳300的小剧场，在有限的场地上创造了多个活泼怡人的空间。现在我国的许多市民广场在建造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模仿旧制或是西方的某些特定模式，仅仅追求外形上的相似，而逐渐重视其“民主公开的场所”的性质，例如图2杭州市民中心，也将其广场基面下沉，并与城市交通系统链接在一起，市民可以通过下沉广场直接进入建筑内部。以往那种刻意模仿西方社会市民广场，形似神不似，市民对其不以为意，专业设计师不断批判的市民广场，应该成为历史了。
3.结束语
总之，开放空间的表现手法种类较多，应合理地运用以上行政中心开放空间表现手法，可以达到设计师所预想的开放效果，表达空间的形式语言就被具体化，表现出的空间形态及性质就变的清晰明了。
参考文献
[1]顾海明.当代城市行政中心的开放性研究[D].东南大学硕士论文
[2]向科.当代市政办公建筑设计理论及方法研究[D].重庆大学博士论文
[3]罗文媛.建筑的尺度单位与尺度分级[J].建筑学报，1999(1)
[4]王贵杰.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中形式语言的运用[J].重庆建筑，2005(8)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内蒙古阿拉善盟在我国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支持下，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模式——“农牧家游”。但潜在的如交通和服务设施有限、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滞后等问题，对该地区的旅游发展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积极发展旅游新业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创新市场营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面推进旅游业的新发展。
关键词 ：民族特色旅游；发展模式；“农牧家游”；阿拉善盟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5．014
1 阿拉善盟旅游发展概况
1．1 阿拉善盟旅游资源情况
阿拉善盟是一个类型多样、特色突出、品质高雅、区位差异明显、文化内涵丰富、潜在优势深厚的旅游资源富集区，拥有一批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精品资源。
其中，以巴丹吉林为代表的沙漠地貌、西部梦幻峡谷、哈布茨盖怪石林、龙首山峡谷为主的地文景观；以贺兰山原始森林和额济纳胡杨林、梭梭林等沙生旱生植物与沙漠绿洲、荒漠草原为主的生物景观；以居延遗址与居延文化、曼德拉山岩画、贺兰山岩画、古寺（庙）遗迹等为主的遗址遗迹；以东风航天城、寺、策克口岸等为主的建筑与设施；以流经阿拉善盟的黄河、黑河、居延海和沙漠中星罗棋布的湖泊为代表的水域风光；以地方风俗、民族歌舞、民族服饰、饮食习俗、宗教活动、节庆活动等为主的地方民俗文化；以贺兰山紫蘑、苁蓉及其制品、阿拉善奇石、水晶玛瑙及其工艺品和民族手工艺品等为主的旅游商品，是我阿拉善盟的主要旅游资源。这些在国内外少有甚至是独有的旅游资源在观光旅游、科考旅游、探险旅游、生态旅游等方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是阿拉善盟营造21世纪中国西部最具特色旅游目的地和世界级沙漠探险基地的资源基础，是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1．2 阿拉善盟旅游业发展现状
（1）旅游资源开发取得初步成效。在已开发的旅游景区点中，贺兰山南寺、北寺旅游区、腾格里沙漠月亮湖旅游区、东风航天城和额济纳金秋胡杨节等已取得比较好的效益。目前，该地区开发经营旅游景区（点）20多处，国家A级旅游景区9家。贺兰山广宗寺（南寺）、月亮湖旅游区分别被评为自治区十大历史名胜自然景区，通湖旅游区被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旅游行业管理有所加强。各旗政府根据旅游发展的实际，建立了相应的旅游管理部门；各旅游景点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旅游接待能力也进一步增强，其中旅行社16家，持证导游员62人，景区讲解员256人；各类宾馆（饭店）400多家，具备了日接待游客3万人次的旅游服务能力；农牧区旅游接待户139家，解决农牧民就业850人，旅游直接从业6 200人，间接从业人员3万余人。
（3）旅游宣传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各级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根据自身的实际，重点加大了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开发力度，客源稳步增长。2002—2013年，阿拉善盟旅游经济持续增长，发展迅猛。累计实现旅游总收入98．82亿元，年均增长34％；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1 507万人次，年均增长19．5％，增速高于全区平均速度。
2 独具特色的“农牧家游”旅游发展模式
阿拉善盟依托景区资源特色，按照“把握特点、找准亮点、形成卖点”的总体思路和要求，深入挖掘景区文化旅游内涵，把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在众多富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中，农牧区旅游模式成为一大亮点。
2．1 “农牧家游”旅游模式形成原因
（1）自然因素：阿拉善盟地处最西端，与宁夏、甘肃、蒙古国接壤，深居亚洲大陆腹地，高原地形、远离海洋、群山环抱的地形特点形成了沙漠戈壁、山地、低山丘陵、湖盆、起伏滩地等多样的地貌类型。在此因素之下形成了阿拉善地区的生产经营方式——高原畜牧业和农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2）人文因素：在历史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下，阿拉善地区形成了以蒙古族、汉族、回族、满族、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构成了以蒙古族、藏族为主的游牧文化，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文化，以回族为主的商品贸易文化。其中，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牧业并存的生产模式。
在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影响下，阿拉善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牧业相结合的产业经济、消费结构和生产方式。充分挖掘阿拉善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突出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促进旅游与文化的有机融合，推进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而“农牧家游”这种旅游模式恰好将民族特色文化融入到旅游经营模式当中，形成了一种分布范围广、服务模式个性化、经营模式独特旅游模式。
2．2 “农牧家游”的经营方式
（1）政府通过对农牧民进行经济补贴、福利性贷款的方式鼓励农牧民放弃传统的第一产业，从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二、三产业。同时，政府统一出资在农牧民聚居区建设民族文化村，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由此来吸引外来游客。
（2）以家庭为单位，形成家庭产业链，其中汇集餐饮、娱乐、休闲等配套服务体系。这种家庭式的经营模式弥补了因劳动力缺乏、入不敷出等因素所带来的问题。由于家庭式经营大多将自己的居住房改建为商业用房，减少了经营者的经营成本，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经营模式。
（3）“农牧家游”大多依附于旅游景区（点）而生存，依托旅游地所吸引的游客来保证自己的客源市场。在旅游旺季，景区无法满足游客需求的情况下，“农牧家游”则成为旅游区的补充，提供相应的住宿、饮食、休闲等服务来满足游客的需求，在这种模式下形成了互惠、互补的经营结构。
2．3 “农牧家游”旅游发展模式产生影响
（1）促进了当地农牧民的产业转移，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保障了因退牧还林还草而丧失土地的群体更好的进入市场。“农牧家游”这种经营模式，以其管理方式简单、运作资金较少、经济收益较大等特点成为这些不具有经营管理和工业生产技能的农牧民首选行业。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抚养负担，也改善了农牧民群体的基本生活质量。
（2）通过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管理模式，有效的改善了阿盟地区因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而造成的旅游景区（点）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的现象。“农牧家游”作为旅游区服务设施的补充，在此过程中，也分散了游客对旅游区或某个单一“农牧家游”依赖，防止了旅游区对餐饮业的垄断。
（3）大力发展农牧区旅游，可以加快提升“农牧家游”旅游文化品位。“农牧家游”旅游发展模式，在经营过程中以民族特色为其核心竞争力，重点挖掘和硕特、土尔扈特文化历史，丰富蒙元文化内涵，通过开发一些民俗特色节庆、民俗礼仪、民间艺术表演和实景展示活动，增加游客参与性、体验性项目。这对阿拉善盟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和接待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经过几年的发展，阿盟旅游景区（点）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按照“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的要求来衡量，各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接待服务功能仍然不完善。有些景区依然停留在门票经济的传统观念上，旅游产品开发单一，复合型旅游产品开发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旅游综合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目的地旅游集散体系尚不健全，特色旅游产品供应不足，产业要素功能不完善，城市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旅游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良性促进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旅游业发展对于促进其它产业发展的活力未完全释放出来。旅游商品小散单一，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匮乏，缺乏创新和主导产品，新产品开发滞后，是制约阿拉善旅游业快速发展的“短板”之一。阿拉善是特色文化的“富矿”，应加快我盟文化旅游的开发力度，将阿拉善文化和旅游产品相互融合，加大对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投资项目、扶持政策和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协调指导，下工夫培育和打造文化旅游核心品牌，真正挖掘和体现特色文化内涵。
（3）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全盟目前取得国家导游证有62人，远远不能满足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供需之间存在很大缺口。专业旅游行业管理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网络营销人才、外语人才、旅游专业师资队伍更加缺乏。
4 促进旅游发展的对策
近年来，阿拉善盟旅游业按照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要求，结合实际，以打造独具阿拉善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为目标，以“苍天圣地阿拉善”为旅游文化品牌，全面推进旅游业的新发展。
4．1 加快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步伐，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收
（1）加快重点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和改造步伐，培育精品旅游景区。对景区开发准入门槛、建设目标、奖惩措施以及退出机制等内容进行明确，推动旅游景区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
（2）加快提升旅游管理服务水平，完善旅游服务功能，提高接待水平，切实增强游客满意度。加强旅游执法机构、队伍建设，制定完善相关服务标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发展水平。加大对景区、酒店、旅行社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升旅游产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加强旅游人才培养与引进，探索柔性引才引智的办法。
（3）加快旅游资源整合步伐，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内涵，突出文化旅游产品鲜明特色，将主题性较强、地方特色明显的文化资源串联整合起来，推出具有阿拉善文化元素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宗教文化朝觐游、民族风情体验游、胡杨观赏摄影游、航天高科技游、巴丹吉林沙漠生态深度体验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
4．2 加大旅游品牌的营销与推广
（1）转变旅游宣传营销理念，创新宣传营销方式。针对该地区客源地游客出游方式的散客化以及信息获取方式的网络化等新特点，利用新媒体及专业旅游门户网站等方式，拓宽旅游网络营销渠道，提高旅游企业整合营销参与度与网友关注度。
（2）大力推广品牌旅游节庆赛事活动。近年来，额济纳国际金秋胡杨旅游节、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节、阿拉善玉·奇石旅游节三大品牌节庆活动初具规模。在这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旅游热点和亮点，积极申办、举办中国·阿拉善沙漠挑战赛暨明星环保公益行、越野e族阿拉善英雄会、阿拉善骆驼节、广宗寺丁香节、敖伦布拉格阿拉善神驼祭祀民俗文化节等一系列节会活动，增强阿拉善旅游节庆的吸引力。
（3）加强多方合作是阿拉善盟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强区域合作、行业合作、产业合作，在旅游资源共享、促销联动、线路组合、客源组织、产业互进等多个方面实现共赢，才能做大做强旅游业。
4．3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
阿拉善盟既是旅游资源的富集区，又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区，更是我国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因而，更加需要开展适应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1）转变观念、强化意识，提高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必须转变旧有观念，不再为追求短期利益为目的而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产业观、价值观，建立起全新的观念体系。
（2）科学规划，有效开发，持续发展。首先，坚持规划先行并重视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资源环境保护观，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充分发挥民族地区旅游优势特色，把满足旅客的需要和发展地方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增强该地区生态旅游的吸引力。
（3）加快发展产业生态旅游，促进生态旅游产业化。民族地区大力发展产业生态旅游是实现生态旅游产业化的必由之路。它能够实现生态产业、生态科技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旅游价值，获得社会经济效益，促进了阿拉善盟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燕玲．基于旅游感知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
2 唐胡浩．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特色旅游可持续发展新模式——湖北恩施枫香坡侗族风情寨的社会学考察［J］．宜春学院学报，2012（1）
3 赵承华． 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2012（1）
4 邓敏．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 王金叶．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的西部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开发［J］． 旅游论坛，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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