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8:51
导语：在中印贸易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近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
中国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除了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外,中国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突显。铝制品、轮胎、钢铁、鞋类、玩具、等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并且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趋势。
美国在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相当多的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是高技术产品。生活必需品是必须购买的,但高端产品却不一定这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重要的因素。而美国对华实行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的****势力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撼动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为他们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提出了中国、遏制中国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上,因此,企业的生产运营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维持。但这类产品的国际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相当大,国际竞争异常激烈。金融危机就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产业提了一个醒:要想使企业做强做大,不能只做OEM,我们要加快推出自主品牌,加强自有技术的研发。
关键词：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竞争力；启示
进入21世纪，印度的经济迅猛增长，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而又采用不同发展模式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人对比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中印经济发展的比较，可为我国经济增长转变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印度经济发展特征
1.农业
第一，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土地所有权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封建和半封建的经济成分占有优势。
第二，“靠天吃饭”，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很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并且以传统的生产工具和手工劳动为主，现入较少。
第三，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日渐扩大。
第四，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在农业出口方面，具有高度出口竞争力的产品有大米、香料、葱、荔枝等，此外印度的棉花和烟草在世界市场上也具有比较优势。
2.工业
印度工业比较薄弱，主要工业包括纺织、食品加工、化工、制药、钢铁、水泥、采矿、石油、机械等，汽车、电子产品制造、航空等新兴工业近年来发展迅速。2011―2013年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工业主要分布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大城市：如棉纺织业之于孟买，麻纺织业之于加尔各答。另外，工业分布在沿海大城市，北部工业不发达，地区工业发展极不均衡。但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较快，预计未来印度将成为继中国之后的世界制造业第二，在世界制造业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进程中，印度已显示出其后发之势。
2011-2013年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表（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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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外交部网站
3.服务业
第一，软件服务独占鳌头，潜力巨大。
第二，旅游和运输服务出口规模小。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印度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繁重的赋税、昂贵的酒店价格、落后的旅游设施、恶劣的卫生和安全状况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印度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金融和保险服务增长态势稳健，顺差平稳。印度金融和保险服务业增长态势已位于全球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出口前10强，持续的顺差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印度在金融领域内的实力。
第四，通讯、建筑、咨询等商业服务具有潜在的国际竞争力。
4.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特征
伴随经济增速的平稳运行，印度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总体上，印度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逐渐上升的趋势。印度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50%， 逐渐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变化。印度经济从第一产业为主导发展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由此形成知识密集型的、以服务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自21世纪以来，印度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迅速，第三产业一直保持9%左右的高速度增长态势，特别是旅游、餐饮、金融、软件产业等发展迅速，并且在印度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都比同时期农业的增长率高出2～3个百分点。
其实，印度并非按照传统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次序逐渐升级递进的经济结构演进模式演进的，而是呈现出错位式或跳跃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并且最引人注目的印度服务业是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这使印度成为了著名的“世界办公室”。因而印度经济结构模式体现出一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不是出口、依赖消费而不是投资、依赖服务业而不是工业、依赖高技术而不是低技能制造业的独特发展路径。
二、21世纪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1.经济发展硬件与软件基础比较
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软件”方面，即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市场法规、金融体制、社会诚信等都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运行，强政府模式没能给企业的自主发展留下更多的空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包括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的官员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等，这些都是“软件”的欠缺。
而相比中国，印度的问题则主要存在于“硬件”方面，即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如落后的基础设施，电力能源不足，公路、铁路交通不畅，城市建设落后，等等。资金短缺又使印度在短期内难以大量进口石油和建造更多的核电站，这也制约了印度投资的增长。
印度除了硬件方面落后于中国外，制度方面也有缺陷。一是印度的行政办事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二是劳动法严格。印度是惟一一个解雇员工需要得到政府批准的国家，企业停业或关闭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企业内部就无法奖勤罚懒，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就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客观上限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三是商业的诚信度差。
2.未来竞争力比较
第一，中国的公有制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明显比印度的公营企业改革成功；但印度的私营企业具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其发展明显较中国民营企业更具活力。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转化中的拉力和推力都强于印度，中国的制造业较印度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但印度的软件业较中国体现出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另外在制药业等一些特定行业上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三，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具有很大的规模优势，外需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力远强于印度；但印度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质量上高于中国，另外印度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推动力大于中国。
第四，中国的基础设施远强于印度，但印度的金融系统更加健全。
第五，中国政府的效率明显高于印度，而印度的司法体制更为健全。
第六，就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而言，印度与中国存在明显的差距。就国民识字率而言，中国是90%以上，而印度是60%；中国盲率不到5%，而印度则高达32%（200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基本上是全方位发展，印度培养的高素质劳动力则主要集中在软件业和相关的服务行业。
三、印度经济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及借鉴
第一，中国应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应逐步转变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强调依靠国内需求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
第二，需要正确地处理增长与分配、就业的关系。目前应寻求一种高增长、低差距、各社会群体较为均等化地参与经济增长分配的“包容性增长战略”模式。
第三，中国需要更加支持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当前，政府仍将国有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对其大加支持，允许其垄断某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战略性行业，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低效率和腐败，从而抑制了经济的整体活力。
第四，继续坚持适度开放与均衡增长策略，保证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
第五，要根据国情和国际形势，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也要注意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加强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入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六，鼓励私营企业充当中国对外投资主体。中国应为私营企业提供完善的财政金融支持和信息服务，也要促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多向印度家族企业学习，以尽快提高我国民族企业应对全球化竞争的能力。
第七，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大力扶持和鼓励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产业。诚然，可能在英美语系的软件上，中国的软件产业短期内很难超过印度。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汉语软件将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市场，中国应该未雨绸缪，预估和抢占这个市场，并最终引领这个市场。
综上所述，在经济的规模、结构、外资外贸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整体素质、政府的权威、政策执行的效率、经济结构分配对经济的拉动等方面，中国领先于印度；而在社会民主程度、经济自由化、私营企业的培育、利用外资的效率、法律制度、金融证券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融合、英语的普及程度、软件服务业的发展、扩大国内需求方面，中国暂时还落后于印度。中印两国的发展模式各有利弊，在不同方面各自具有竞争力。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甚至印度的GDP增长速度将很快会超过中国。但笔者认为至少在20年内印度难以赶超中国，中国仍然会继续领先于印度。这一点与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印度经济将在十年内赶超中国”的看法大相径庭。究竟两国PK的结果如何，还要动态地分析两国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经济改革情况、人口红利的变化、教育状况的改善等因素。但无论如何，笔者还是更加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尤其是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的初步开局（包括惩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进一步促进市场化经济，调节经济结构，改善民生，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外交方面“远交近慑”，逐步展现出中国这个复兴大国的自信和成熟）令笔者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放眼21世纪的世界，笔者认为不会出现某些人根据中印边界纠纷而预言的“龙象之争”，而是会呈现“龙象共舞”的和平竞争、共同发展的局面，因为世界足够大，大得足以容纳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后起之秀。
参考文献：
[1]吴宗杰，王秀娟.中印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差异比较分析[J].东岳论丛，2009（11）： 112-116.
[2]张勇，王玺，古明明.中印发展潜力的比较分析[J].经济研究，2009（5）：21-30.
[3]文富德.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M].成都：巴蜀书社，2003.
句子之间,除了内容的连贯以外,还要注意语气的呼应。语句之间缺乏条理性,主要是思维逻辑方面的问题,语气的前后呼应,则主要在于语言技巧。在经济论文写作中,加强语气的呼应,使上下文衔接的办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恰当运用衔接性的语言。衔接性的语言,以连词为主,还包括某些代词(这里、这样、那样等)、副词(显然、诚然、其实、同时等)和某些固定词组(实践证明、显而易见、由此看来、总而言之等),此外,还有一些承接性的习惯用语,如“在这里”、“所谓……是指……”、“这就是说”之类。这些词语许多就是复句中所用的关联词语,也有一些是只用在句群之间的。衔接性语言具有两种功能:其一是表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其二是使语句前后衔接。因此,缺少了必要的衔接性语言,语气就不连贯。例如下面这段话:“作为经营和运用货币信用杠杆的职能机构,①要适应市场经济对信用高度集中的要求。②要适应市场机制要求灵活运用信用,人民银行应在这两方面发挥其调节作用和纽带作用。③不论社会制度如何,货币信用的高度统一集中,已成为当代一切国家经济活动的必然趋势,信用活动都已为该国中央银行加以有效的驾驭。我国社会主义银行当然更应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清楚的,句子的排列顺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读起来却不大通畅,总觉得疙里疙瘩。如果我们在①、②和③处分别添上“既”、“又”和“事实上”,读起来就通畅多了。句子与句子的逻辑关系并不一定都要用关联词语来体现,不用关联词语而让读者去体会这种关系的叫做“意合”。在口头表达中,意合的现象比较多,书面表达就比较少,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同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可以用意合方式的却过多地使用了关联词,也会影响语气的通畅。第二,利用代词称呼。为了在语气上呼应,除了运用衔接性词语外,还可以利用代词作呼应。因为代词和它先前所代的词语有一种自然呼应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到代词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前面的所称代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使文气衔接,上下贯通。请看下面这段话:“在银根放松时,由于贷款利率偏低,加之软约束又没有得到硬化,企业进入资金市场的热情往往并不高,它们通过种种手段最终常常能得到贷款。这显然不利于资金市场的发展。”这段话里用了“它们”、“这”等代词。通过这些代词的前后呼应,使我们读起来觉得既流畅又简捷,连贯感也非常强。如果把这些代词统统换成它们所指代的词语,行文会显得口罗嗦,自然语气的连贯就更谈不上了。代词除了称代的作用外,还起着关联词语的作用。在所有的代词中,“那么”、“这样”的衔接作用更为明显,写作的时候,它们往往是我们行文的助手。
二、应避免语言穿插过多,回复过大的现象
要想经济论文的语言通畅,就要使论述的各要点之间保持连续性。有的人喜欢说绕圈子话,从一点扯开,说了半天才回到本题上来,这样的语言当然是不会连贯的。例如下面一段话:“所谓‘另一种汇价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从非贸易收汇来看,一些人主要认为,非贸易收入外汇后,一部分换成人民币,另一部分换成外汇券,而这些外汇券在黑市上兑换人民币,黑市交易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够完全取缔,但是国家曾明文规定,外汇券兑换外币必须凭外币兑换外汇券的‘兑换证明’,与国家规定的汇价不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且不谈黑市交易的法律性质问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汇券的购买力高于同等额度的人民币的购买力,使用外汇券能够买到较为便宜的商品和劳务。”作者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却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这样当然令读者感到吃力。在论证中,先“退一步说”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穿插过多,回复太大,阐述同一论题的语句之间的间隔过远,就会造成上下文的脱节。上段话中前一部分画横线的语句应该移到下文适当的地方,后边画横线的可以删去,也可以用括号括起来。只有这样,文章的脉络才清楚,语言才连贯。经济论文的上下文之间应该有明确的逻辑联系,这种联系如若受到破坏,语言的连贯性也随之受到破坏。上面那段话多少反映了口头表达时即兴思维的特点。口头表达时对语言衔接的要求比较低,而且带有即兴的性质,说话人往往爱从一点生发开去,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本题。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自己说话的习惯来写作,就很容易出现这类毛病。
关键词：股票市场；价格冲击；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05107
一、引言
作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国（以下简称中俄印三国）地缘相近，无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联系都非常紧密，对世界和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影响巨大。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发表的一份全球经济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经历剧烈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1]，中俄印三国位列其中。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是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地跨亚欧，拥有丰富的矿产与能源资源，据2012年4月IMF的世界经济最新排名，俄罗斯现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印度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已是国际软件业强国，也是金融、研究、技术服务的重要出口国。长期以来，中俄、中印、印俄双边关系密切，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在金砖国家机制下中俄印三国经济政治合作进一步加强。同时，中俄印三国也是国际投资和热钱关注的重点地区。国际股票市场价格联动问题是当前金融研究中的热点之一，随着中俄印三国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多，金融联系也日益密切，深入考察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冲击传导效应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般地，股票市场联动效应（Co-movement effect）可看做不同证券价格之间的连锁反应，即不同市场、同一市场不同板块或不同个股的收益率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形成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或同步运动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或地区间股票市场价格联动效应问题受到研究人员的密切关注。例如，Premaratneb和Balaa[2]的研究表明，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证券市场联动特征显著，但相互之间关联程度各有差别，小型经济体对美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证券市场的传导作用不容忽视。Contessi等[3]的研究也发现类似证据，欧元的引入和欧洲各国经济结构的趋同，使得欧洲各国股票市场近年来联动效应显著增强。
目前，对证券市场联动效应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资产价格均等化研究、证券市场联动的经济机理研究以及危机期间证券市场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4]。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从资产定价角度探寻证券市场联动，从资产的风险特征入手考察不同市场上资产价格或收益率的差异性与趋同性，侧重于研究联动程度。证券市场联动的经济机理研究拓展了资产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范畴，将研究视角由金融领域扩展到贸易投资、证券市场特征和地理文化等领域，考察证券市场联动背后的各种因素，是一种机理或动因分析。危机期间证券市场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则是在时间上的深化，将研究的时间焦点集中在金融危机期间，考察特定时期下证券市场联动不同于一般时期的传播特征与机制。
现有文献对国际证券市场联动效应的理论解释，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类：基本面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和行为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5]。其中，基本面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fundamentals-based comovement effect）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认为证券之间收益的联动必然来自于基本面因素的联动，也被称作经济基础假说（economic fundamental hypothesis）。具体到股票市场，基本面因素主要是现金流或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预期现金流变动的相关性源于经济政策变化或重大事件发生对部分证券预期收益或盈利能力产生了同质影响，折现率变动的相关性则源于利率或相关折算方法的变动，或是对某些证券风险预期的同质变动。基本面因素联动理论与经济结构关系密切，可用来解释关系密切的经济体之间、行业之间或同一行业板块内的联动效应。例如，Bekaert和Harvey[6]以及Chinn和Forbes[7]的研究表明，贸易是解释股票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联动性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正如Gerrits和Yuce[8]所指出的，随着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各国政府跨区域合作的增加，商品、服务、金融资产以及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越来越少，全球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越来越强。
行为因素引发的联动效应（behavior-induced comovement effect）认为投资者的特定行为会形成某种交易模式，引发不同证券的需求发生变动，从而导致证券收益的联动效应，又被称为交易诱导型联动效应或市场传染假说（market contagion hypothesis）。例如，Connolly和Wang[9]的研究发现，投资者会从股票市场收益率中提取出未观察到的全球信息，从而调整他们的投资决策，最终导致不同股票市场收益率的相关性。有效市场假说的前提是投资者理性，区别于上述基本面因素联动理论，行为因素联动理论中“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是引起联动效应最典型的行为因素[10]。行为金融学定义了两类具有特定行为的投资者：类别投资者和范围投资者，两类投资者不同投资策略下的投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券价格联动现象。类别投资联动理论[11]认为，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将资产根据某种特征分为不同类别，然后按不同类别分配其资金，当类别投资者将资金在各种类别的资产之间进行转移投资时可能影响其价格，从而引发联动效应。范围偏好联动理论[12]认为，投资者在投资时可能由于交易成本、空间限制和信息缺乏等因素，只能选择所有可得证券中的小部分进行投资，而当风险厌恶程度或情绪发生变化时，会在其偏好的投资范围内调整资金投向，于是在这些偏好范围内的证券之间导入了一个共同因素，从而导致证券价格联动现象。
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与境外市场的联动关系，已有部分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韩非和肖辉[13]研究表明，中美股票市场2000―2004年间的相关性很弱。陈漓高等[14]证实，美国证券市场相对于亚洲新兴证券市场而言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日本证券市场与亚洲新兴证券市场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中国证券市场仍具有很强的外生性。胡坚和吕鹏博[15]对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的研究发现，两市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彼此之间并未受共同因素影响。但是，西村友作[16]却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对美国股票市场存在单方向波动溢出效应，美国股票市场也已开始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张兵等[17]的研究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股票市场虽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走势相对独立，但美国股票市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呈现不断增强之势。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李晓广和张岩贵[18]的研究表明，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与国际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尤其是与英国和中国香港等市场的联动性在不断提高。仪垂林和张翠玉[19]对亚洲六个主要股票市场的研究也发现，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受其他经济体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次贷危机之后中国内地股票市场对其他股票市场的影响变大。
总的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存在两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较多地关注中国股票市场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或中国港台地区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对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之间的冲击传导效应关注较少；二是已有研究多是仅检验不同国家或地区股票市场之间是否存在联动性，并未深入考察不同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传导机制问题。
三、研究方法
（二）经验分析
1-初步分析
从相关分析来看，上证综合指数与俄罗斯RTS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0947，上证综合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1488，俄罗斯RTS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3651，可见样本期内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周收益率序列之间呈现弱的正相关性。
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引导关系，能够反映不同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由此确定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收益序列的相互预测效力。表2列出了对样本序列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滞后阶数依据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结果显示，RU对SH存在Granger单向引导关系，SH和IN之间不存在Granger引导关系，而RU和IN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双向Granger引导关系。
2-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若在第1期给某个序列施加一个单位标准差的脉冲，VAR系统中各变量将在随后各期做出反应，图1分别显示了各变量前12期的累积反应情况。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反应时间上看，当受到单位标准差冲击后，VAR系统中各变量在前5周的累积反应大小不断变化，表明此时存在价格冲击反应增量，累积反应值大约在第6或第7周趋于稳定，在第8周后基本不再发生变化，迅速收敛并趋于稳定，表明新息对价格的影响大约持续5周或6周，其后影响极小，持续到第8周后新息基本上被完全消化。可见，从时间上看，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中某一市场价格冲击对其他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大约持续5―6周。
第二，从反应过程来看，VAR系统各变量对外部冲击的反应模式（例如，反应方向与大小）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对自身冲击的累积反应最为剧烈，方向都为正，对外部市场冲击的累积反应更为平淡，且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对不同国家价格冲击的反应方向与大小存在差异。
第三，从最终收敛水平来看，VAR系统对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幅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上海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俄罗斯和印度市场的冲击，累积反应分别收敛于0-0415、0-0066和0-0052左右，全部做出正向反应；俄罗斯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和上海股票市场的冲击做出正向反应，分别收敛于0-0710和0-0055左右，对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累积反应收敛于-0-0054，即做出负向反应；印度股票市场对来自自身和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反应分别收敛于0.0354和0.0075左右，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反应极其平淡，几乎收敛于0。可见，上海股票市场受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影响比较相近；俄罗斯股票市场受中国与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影响差异较大，反应方向相反；印度股票市场几乎不受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但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有一定影响。
第四，从传导机制来看，VAR系统各变量对新冲击的传导模式各不相同，三个序列对不同冲击的单期反应有正有负，但似乎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具体而言：（1）上海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4期做出正向反应，第5期反应为负值，第6期和第7期反应仍为正值，第8期及其后的反应已经很小；对于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期和第3期做出正向反应后，第4期做出负向反应，第5―7期做出正向反应，此后快速收敛。（2）俄罗斯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上海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3、5期和第6期做出正向反应，在第4期和第7期做出负向反应，此后各期的反应幅度快速下降；对于来自印度股票市场的冲击，先做出两期正向反应，接着在第4―7期全部是负向反应，此后各期反应的绝对值已经很小。（3）印度股票市场对于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的冲击在第2―4期做出正向反应，在第5期和第6期则为负向反应，第7期再次变为正向反应，此后快速收敛；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单期反应值均很小，前12期中第2、4、7期和第10期反应为负，其余各期做出正向反应。
3.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能给出对VAR系统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信息，可据此评估不同因素在价格冲击传导机制中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表3所示）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VAR系统中各样本序列的预测误差中由自身所解释的方差份额最大。根据算法要求，第一步预测误差全部来自该方程的新息，即由序列自身解释的方差份额为100%，在后续预测期中，预测误差将受VAR系统所有变量的新息影响，但总的来说，变量自身所解释的方差份额占绝对主导，比重超过97%。这个结果表明，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尽管存在一定的相互影响，但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特征，具有显著的独立性。
第二，一般而言，从第7期和第8期后方差分解结果基本稳定，之后的数值维持在相近水平。这一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非常一致，VAR系统中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中新冲击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一般持续6周左右，第8周后则基本完全被市场消化。
第三，纵观整个预测期内，某一变量方差分解结果中其他变量所占份额在前12期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总的来看，VAR系统非自身变量所占方差份额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第4期以后），并未随预测期的延伸而发生大的变化，即在预测时间上并不敏感。
第四，从相对方差贡献率的最大值分布来看，非自身变量的方差份额最大值均出现在第12期，其中SH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RU份额最大值为2.0342%，IN最大值为0.7809%；RU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SH的最大值为0.8608%，IN的最大值为0.7878%；IN序列方差分解结果中RU的最大值为1.4603%，SH的最大值为0.1540%。因此，VAR系统中各变量冲击的作用传导机制存在一定差异，各国股票市场受其他市场价格冲击的影响大小各异，相对重要性也各不相同，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他两个市场的影响相对更为显著，而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市场的影响要高于印度股票市场。
4.稳健性检验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以2008年1月作为分界点将全样本划分为子样本1和样本2分别进行比较分析，各有494和252个观测值。结果显示，子样本2中外部价格冲击对本国股票市场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敏感性上升，反应幅度增大。具体来看，主要有如下结论：
第一，从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子样本1结果显示中俄、中印和俄印股票收益序列相关系数分别为0.0598、0.0965和0.2439，子样本2中各自分别为0.1495、0.2196和0.6150，可见在后一阶段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相关性明显增大。
第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中，第一阶段仅IN对RU存在Granger引导关系，第二阶段SH对RU与IN均存在单向Granger引导关系，RU与IN存在双向Granger引导关系。
第三，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1）子样本1中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对新冲击的反应持续5―6周左右，其后快速收敛并趋于稳定，但子样本2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收敛性，外部冲击对本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呈明显的不稳定性，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2）从对新冲击的反应幅度上看，子样本2要明显大于子样本1。（3）从反应方向上看，上海股票市场在两个阶段子样本中对来自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价格冲击均做出正向反应；俄罗斯股票市场在前一阶段对来自中国与印度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先为正然后逐步转为负并趋于稳定，在后一阶段中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一直为正，而对印度股票市场冲击的反应仍然先为正后转为负；印度股票市场对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累积反应在子样本1中一直为负，而在子样本2中一直为正，对来自俄罗斯股票市场价格冲击的反应在两个子样本中均为正，但在后一阶段幅度明显增大。
第四，分阶段子样本方差分解的分析结果与全样本结果类似，各国股票市场自身所解释方差份额占主导，外部股票收益变量所占方差份额最大值也出现在第12期。对于子样本1，SH方差分解中RU所占最大方差份额为2.3299%，IN为0.7335%；RU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1.0526%，IN为1.2389%；IN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0.4846%，RU为2.6953%。对于子样本2，SH方差分解中RU所占最大方差份额为4.7059%，IN为3.4877%；RU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5.1878%，IN为3.0448%；IN方差分解中SH最大份额为1.1675%，RU为2.8793%。由此可见，后一阶段外部股票收益变量所占方差份额与前一阶段相比明显增大，中国因素在俄罗斯和印度股票收益中所解释的方差份额更是大幅上升，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对各国股价的预测能力增强，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与印度股票市场的影响显著提高，这与李晓广和张岩贵[18]以及仪垂林和张翠玉[19]的研究结论一致。
五、主要结论
国际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效应与冲击传导机制已成为金融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上证综合指数、俄罗斯RTS指数和印度孟买SENSEX30指数周收盘价为样本，考察了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之间的价格冲击传导效应。结果表明，三个市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但各国股价波动更多地取决于国内因素，具有显著的独立性。中俄印三国股票市场间新冲击的影响一般要持续5―6周，在第8周后则基本完全被市场消化，各国股票市场价格冲击对其他市场产生影响的效应传导机制存在显著差异。相对而言，俄罗斯股票市场对其他两个市场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中国股票市场对俄罗斯市场的影响则高于印度股票市场对其的影响。进一步的分阶段子样本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部市场价格冲击对各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敏感性上升，反应幅度也增大，特别是中国股票市场对国外市场的影响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高盛公司.与金砖四国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R].高盛全球经济报告，2003.
[2]Premaratneb，G.，Balaa，L.Stock Market Volatility： Examining North America，Europe and Asia[R].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orking Papers，No.1，2004.
[3]Contessi，S.，De Pace， P.，Francis，J.The Cyclical Properties of Disaggregated Capital Flows[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Working Paper，No.2008-041C，2010.
[4]Grieb，T.，Reyes，M.G.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rge- and Small-Capitalizations Stock Returns： Evidence from the UK[J].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11）：109-118.
[5]杨绮霞.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金融板块的联动性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6]Bekaert，G.，Harvey，C.R.Foreign Speculators and Emerging Equity Markets[R].Working Paper of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Series 79，1997.
[7]Chinn，M.，Forbes，K.A Decomposition of Global Linkages in Financial Markets over Times[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4，86（3）：705-722.
[8]Gerrits，R.J.，Yuce，A.Short- and Long-Term Links among European and U.S.Stock Markets[J].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1999，9（1）：1-9.
[9]Connolly，R.A.，Wang，F.A.On Stock Market Return Co-Movement： Macroeconomic News，Dispersion of Beliefs and Contagion[R].Working Paper of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2002.
[10]易志高，茅宁.股票市场过度联动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8，（8）：111-115.
[11]Barberis， N.，Shleifer，A.Style Investing[J].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3，68（2）：161-199.
[12]Lee，C.，Shleifer，A.，Thaler，R.Investor Sentiment and the Closed-End Fund Puzzl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1，46（1）：75-109.
[13]韩非，肖辉.中美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分析[J].金融研究，2005，（11）：117-129.
[14]陈漓高，吴鹏飞，刘宁.国际证券市场联动程度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1）： 124-132.
[15]胡坚，吕鹏博.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联动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2）：93-98.
[16]西村友作.中美两国股票市场联动性研究[J].经济评论，2009，（2）：43-49.
[17]张兵，范致镇，李心丹.中美股票市场的联动性研究[J].经济研究，2010，（11）：141-151.
关键词：黑水城文献；西夏；元朝；多民族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01-08
Abstract： Documents discovered in the Khara-Khoto area came from many cultures and were in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ighur, Mongolian, Turkic, and Syriac language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were many people such as the Tanguts, Chinese, Tibetans, Uighurs, Mongols, Hui people, Jurchens, and Khitans as well as tradesmen and preachers from Arabia and India, who lived there on agriculture, trade, or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were transmitted among Khara-Khoto peoples. Some Tibetan Buddhist documents even had Uighur or Mongolian phonetic notations. Cultural documents of the Liao Dynasty were also found there. All these documents exemplify the harmonious multiracial relationships prevalent in ancient Khara-Khoto.
Keywords： Khara-Khoto documents; Western Xia; Yuan dynasty;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一 概说
黑水城位处额济纳旗，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1908年和1909年，俄人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黑水城发现8000余件文献，尽数携归，今藏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1914年，英人斯坦因（A.Stein）接踵而至，获文书4000余件，囊归伦敦，今存伦敦大英图书馆。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人员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与调查，出土文献5000余件，分藏考古研究所、阿拉善文管所、额济纳旗文管所、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西夏文，汉文不足百分之十，其余为藏文、回鹘文和波斯文等文书。英藏文献中除了西夏文文书外，亦有部分汉文、藏文文书和佛画。由于俄藏的多民族文字文献尚未完全整理刊布，因而黑水城文献中除汉文和西夏文之外其他语文书的数量和比例暂无从得知，唯1983年和1984年的考古收获有较为确切的统计。二次发掘共获元代文书近3000份，其中除汉语、西夏语以外，尚有101件回鹘式蒙古文文书，71件八思巴文文书，16件回鹘文文书，5件藏文文书，1件西夏文—梵文文书，17件阿拉伯文文书，1件叙利亚文书和16件夹杂叙利亚语的突厥语文书，共计228件。[1]8这些文书已有部分文书得到解读，大部分尚待研究。除此之外，在现知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突厥文、波斯文、女真文、亦思替非字文献。这些数字尽管还不完全，但足以反映黑水城文献的多民族性征。
这些黑水城发现的多民族语文献及文物，内容丰富，主要是公文、契约、书信等世俗文献和佛经文献，内容丰富，蕴藏量大，从民族、宗教、艺术、文学等多角度反映了黑水城地区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说明该地区曾经与外界曾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一事实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地区在沟通周边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 黑水城文献中的胡汉诸族
西夏统治者在建国之前就致力于对河西地区的开拓，于9世纪在黑水城置黑水镇燕军司，成为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是西夏防卫吐蕃和回鹘的西方军事重镇。及至蒙元时期，居延地区设置亦集乃路，黑水城是路治总管府的所在地。作为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枢纽，黑水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黑水城一带的民族构成以党项人居多，其次是汉人，出土文献和古代史书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载，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成分，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略作考证。
吐蕃是西夏境内的一个重要民族，与西夏习俗相近，关系密切。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在西夏境内盛行，藏族人的社会地位日渐提高。黑水城出土文献中，藏文文献为数较多，如俄藏文献中有《般若波罗蜜经》写卷、曼陀罗和其他佛经写本[2]272-278。英藏文献中亦有不少藏文佛经及写本残片[3]100，122；[4]12。20世纪末，黑水城地区又发现5件藏文文书，皆为藏传佛教的听闻录[1]201-208。这些藏文佛经及写本表明黑水城附近当居住着不少的吐蕃人。尤有进者，有些西夏文佛经在每一个西夏字旁均有藏文注音。{1}毋庸置疑，主旨在于方便藏族僧众学习西夏文佛经。结合斯坦因所发现的“汉文而用文注释”的残页[5]10，可以确信黑水城地区不仅有藏人存在，而且数量巨多，有关证据在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亦有所见，如：
1.《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81、TK-82、TK-83）发愿文：“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6]315
2.《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TK-98）皇太后罗氏发愿文：“度僧西番、番、汉三千员。”[6]372-373
3.《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御制发愿文记载：“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6]48
4.《佛说父母恩重经》（TK-120）发愿文：“开阐番、汉大藏经各一遍，西蕃大藏经五遍。”[7]49
这里的“西番”皆指吐蕃。除了大量涉及吐蕃民族的藏文和汉文文书外，黑水城还发现了许多藏传风格的绘画和唐卡，也为黑水城附近有藏族居民提供了佐证。
西夏境内另一个重要的民族成分是回鹘。回鹘是古代西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的民族之一，对西夏文化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8]179-194。西夏在境内大力发展佛教的过程中，回鹘僧众贡献尤著，自1038年至1090年间，回鹘高僧白法信、白智光等，主持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工作，计译经典3579卷，共820部，前后历53年乃成[9]338-344。作为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城地区亦是信徒众多、佛塔林立的佛教兴盛之地，当居住有不少的回鹘居民。《西夏文天盛廿二年（1170）卖地文契》是一名黑水城妇女将自己拥有的22亩土地出卖的契约。其中，第10至12行记载了所卖土地的四至：
北耶和回鹘茂与接，东南耶和写与接，西梁嵬名山与接。[10]315
这里的“耶和”显然为氏族名，该族内有一人名曰回鹘茂。“回鹘”二字，可见于西夏文字典《音同》与《文海》，亦见于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不知名西夏文佛教论典残片[8]455。说明黑水城附近当有回鹘居民存在。退一步说，这里的耶和氏即便不是回鹘的姓氏，也必与“回鹘”沾亲带故，间接地表明黑水城附近必有回鹘族[10]317。已公布的黑水城文献中亦有不少回鹘语的社会经济文献和佛教经典的残片[1]184-197；[6]91；[12]219，也可为此说提供佐证。吸引回鹘人来到黑水城的原因，首先在于黑水城一带的商机会给当时丝绸之路的商业霸主回鹘带来利益，其次应是这里浓厚的佛教信仰气氛与回鹘信仰相适应。回鹘擅长经商，与西夏贸易关系密切[13]99-103。除了经商之外，回鹘人也往往利用自身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在各类贸易往来中充当“翻译”的角色，《天盛律令》中即有“回鹘通译”一职[14]224，应是通晓番语和回鹘语的专门负责转译的人员。这些回鹘居民在商业贸易中“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15]204。说明回鹘商人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方贸易的中介，双方商人进行贸易，识别珍宝的成色或真伪，多离不开回鹘行家，买卖双方对货物品种、数量及价格的商洽与撮合，也离不开回鹘牙侩。以此之故，黑水城地区有回鹘人居住也就不足为怪了。
亦集乃路被蒙古帝国占领后，有较多的蒙古族军民迁移于此。黑水城发现的蒙古文文书数量不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卡拉（G.Kara）教授全面研究刊布了科兹洛夫黑水城收集品中的蒙古文文书[16]，学界始知这批蒙古文献的内容全貌。众所周知，目前的黑水城遗址有大小两座城址，即元代的亦集乃路故城和西夏黑水城旧址，前文提到的20世纪80年现的众多蒙文文书就出土于亦集乃路官厅遗址。近年来，中国内蒙古大学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诸多学者通力合作，全面解读和研究了这批珍贵的文献[1]26-177。这些蒙文文书内容丰富，不仅有契约、历书及官方政令等社会类文献资料，亦有不少佛教、道教及其他类的文书，为我们认识和了解黑水城地区蒙古族居民的生活情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除了蒙文文献之外，大量的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也是研究该地区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材料。Y1：W40号文献残卷用汉字记音义，为用于学习蒙古语的文字[17]201；[18]1487，说明了汉人或懂汉语的其他民族学习蒙语方便交流的事实。F111：W55号文献记载：“蒙古教授月支钞陆十两、禄米一石、每石折钞二十五两，计钞八十五两。”[17]121；[19]500可见亦集乃路地区蒙古族居民不少，为方便蒙古人子弟就读蒙古字学和其他民族百姓学习蒙古语文，任命蒙古教授一职，专门教授蒙古族或其他族学生学习蒙古语文。
元朝时期，黑水城地区已有不少回回人居住着。蒙古军队西征开辟沟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后，沿丝绸之路向内地经商的回回商人日渐增多，作为丝路纳怜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亦集乃路即成为中转安息而备足粮草和水的交通驿站[20]9-15。亦集乃路内西部曾有很多回族居民，至今仍能见到作礼拜的伊斯兰寺院建筑遗址。黑水城文献中，回回和穆斯林的名称多次出现，《失林婚书案文卷》系汉人女失林与回回商人阿兀之间的婚姻纠葛[17]164-171；[21]871-918，文书中多处有“回回客人、回回地面”等称呼。此外F116：W476号文书记载“西至城角回回坟墓”[17]152；[21]767，F245：W16号文书记有马黑牟[17]153；[21]761，F116：W491号文书记有古失马合麻[17]153；[21]754，F19：W28号文书记有答失蛮等等[17]137；[22]379，马黑牟为另一译写，答失蛮为伊斯兰教士的直译，作为人名出现，另一文书Y1：W30中出现的答失蛮[17]94，则是作为伊斯兰教士身份称呼的。由此可见，黑水城附近亦生活着不少的穆斯林百姓。
从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献资料中还能看到活跃于东北地区的另外两个少数民族女真和契丹的身影。俄藏文献中发现有6张女真字文书残页，其中一残页背面有汉字一行“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可知为金世宗大定七年（1163）所抄[23]129-130。黑水城文书《建中六年书信》的一件众会文书中列有16人，除了党项人、汉人之外，还提到了契丹人{1}。
此外，黑水城地区当还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南亚、中亚及西亚的人口，他们或留居或游走于该地区，从事传教、经商之类的活动，从黑水城出土文献亦可见其一斑。
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仅是贸易的繁荣，更促进了中原和西域乃至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西夏和蒙元时期，黑水城地区与外界的贸易、文化和宗教往来依然相当频繁。从出土文献中能看出古印度与西夏及蒙元社会有着不少的文化交流，如《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史定光明王如来陁罗尼经一卷》（TK-21），卷首记载“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国那斓陁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法天奉诏译”[6]1，黑水城佛经文书中还有多处梵文陀罗尼和字母[4]200；[6]397-399；[12]230；[24]41；[25]301；[26]261，也可能是为了方便印度僧人诵念佛经而做的。除此之外，黑水城还出土了不少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书写的文书[1]214-231；233-252，多为宗教类文献，日后随着更多黑水城民族文献的陆续刊布，相信会为我们认识该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因素带来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三 黑水城文献所见多民族文化交流
西夏以佛教为主，位处西夏西北边陲的黑水城也概莫能外。黑水城地区有很多的佛教寺院遗址，城内外的佛塔总计可达20余座[5]10；[27]1-6，在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75～80%[28]145。从出土文献来看，黑水城不仅仅是一个西北地区的佛教中心，更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多民族文化和经济交汇融合之地。
黑水城是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地区，出土文献中有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献，很多西夏文佛经即译自藏文。黑水城出土编号为TK-83的汉文文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189年）之发愿文称：
谨于乾佑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恭请宗律国师、净戒国师、大乘玄密国师、禅法师僧众等，就大度民寺作求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烧结坛作广大供养，奉广大施食，并念佛诵咒，读西番、番、汉藏经及大乘经典，说法作大乘忏悔，散施番、汉《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十万卷，汉《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五万卷，暨饭僧、放生、济贫、设（释）囚诸般法事，凡七昼夜。[6]315
这里的西番藏经即藏文佛经，番藏经指西夏文佛经，可见，西夏在法会上诵经同时使用藏文、西夏文、汉文佛经，而且藏文经典被排在首位[29]47，结合前文提到的藏文注音佛经文献，可知黑水城地区必有众多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或其他民族的僧人，而且其社会地位远高于汉族僧人[30]122-134。出土文物中还有41件西夏时代藏式风格的唐卡作品，既有佛、菩萨、本尊像，也有护法神、空行母像和其它造像，有的完全继承了藏密传统，有的则将藏密和中原汉风融于一体[31]131-191；[32]。另外，在西夏时期刻印的西夏文、汉文佛经的卷首都有插图，这些插图中有三分之一强为波罗卫藏风格的版画[33]83。黑水城发现的藏传佛教文献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职是之故，可以认为，黑水城地区的佛教，尤其是西夏晚期以后，深深地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依据黑水城文献探讨西夏藏传佛教方面的成果已很多，此不赘述。
辽、金与西夏之间亦有相当频繁的文化交流。辽与西夏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34]31-35；[35]371-395，自李继迁以来，西夏国王三娶辽朝公主，由辽任命为西夏王。西夏在控制了河西走廊之后，便成为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媒介，货物由西域途次西夏而继续东进，进入宋朝与辽朝。继辽之后的金朝，亦与西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往来不断[36]370-374。这种关系客观上促进了西夏与辽、金之间宗教文化关系的发展。著名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37]322。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38]85-87，“南经”当指北宋《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中收有两件佛教文献，编号分别为TK-79.2和TK-80.2，原定名为《龙论》[6]208-306，其实当为辽法悟所著《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2中的内容[39]83。《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收编号为F64：W1的文书，原定名为“某辞书残页”[17]202。但据聂鸿音先生考证，这件残页出自辽代僧人希麟编集的《续一切经音义》卷6，是对《无量寿如来念诵修观行仪轨》的音义注释[40]95，说明黑水城地区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
西夏和金之间亦存在着较多的宗教往来活动，宁夏博物馆藏宁夏宏佛塔所出的西夏文物中，有一条绢质幡带，题记曰：
镇戎州张义堡第壹佰柒指挥第壹社赵仲，本家人等，同启心愿，自办清财，施幡壹合。谨奉献上。[41]67
愿文文字清晰，除第1字仅留残笔外，其余37字均保存完好。该残字经孙继民先生考证，知为“镇”字[42]118-119，复核《中国建筑·西夏佛塔》所刊清晰照片[43]pi.84，由残笔可以确定此拟补是毋庸置疑的。
镇戎州归金凤翔路所辖，张义堡是镇戎州八寨之一。从题记内容可知，幡带是金朝镇戎州张义堡（寨）赵仲一家为某一宗教活动而施舍的，后来宏佛塔兴建，作为供养物而被置于天宫，是证西夏与金朝民间佛教界之往来，如实反映了当时金夏之间民间宗教交流的情况。黑水城文献里还保存着金朝出版的书籍，如金刻本《南华真经》、《心经注》、《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六壬课秘诀》、《三十五佛名经》等[44]70。黑水城遗址中还发现《刘知远诸宫调》[25]329-349、《新雕文酒清话》[24]230-240和绘画精美的四美人图、义勇武安王关羽图[45]pis.79，80，说明金诸宫调及其它文学作品也都传到了黑水城一带。天盛六年（金贞元二年，1154年），西夏遣使入金谢恩，向金帝“且请市儒、释书”[46]1408。金于1125年灭辽后，势力大涨，切断了西夏与宋朝之间的联系，夏金成了关系最为密切的近邻。在无法与宋直接联系的情况下，西夏转而向金朝请购儒家与佛教经典，既体现出金朝汉化程度之高，也说明西夏与金朝之间存在着佛教文化的联系。
作为黑水镇燕监军司所在地，黑水城亦兼有丝路驿站的性质，曾吸引吐蕃、回鹘、宋、辽等地的佛教界积极向这里靠拢，在促进西夏及蒙元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亦起到了纽带作用，特别是在沟通北宋与印度文化、交通中担当了桥梁作用。
早在立国前夕，西夏与印度佛教已有所接触，西夏广运三年“天竺入贡，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抵夏州，元昊留于驿舍，求贝叶经不得，羁之”[47]140。可见当时即有印度僧人途经西夏到中原宣扬佛法。汉文《大夏国葬舍利碣铭》记载建成舍利塔后，元昊“钦崇佛道”，使“东土名流，西天达士”都前来进奉佛舍利[37]231-232，说明西夏佛教发展之初就受到了中原和印度佛教的影响。黑水城出土汉文TK-21号文献《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和《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施印题记载：“时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众圣普化寺连批张盖利副使沙门李治宝谨施，西天智圆刁，索智深书。”[6]7法名智圆的印度僧人在此做雕刻工，雕刻佛经。黑水城文献不仅记录着印度僧人于此修习佛法，更明确记载虔诚僧侣前往印度求取佛经。宋本《端拱二年（989）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B63）是黑水城文献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官私社会文书，纸质粗厚，高26.7cm，宽10cm，书文字5行，每行24字。文云：
端供（拱）二年（989）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赛亭壮宿一夜，其廿二日发去。其大师智坚俗姓董，其汉宋国人是也，年可廿四岁。其缘从大师二人。其法达大师，俗姓张，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岁。其法诠大师，俗姓阳，年可廿八岁，朔方人是也。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25]65
文书记载的即是北宋僧人智坚赴印度取经的故事。端拱二年八月十八日，智坚途经朔方，在马都料塞亭休息四天后又继续出发西行，来自朔方的二位法师法达、法诠遂与其同行。印度与西夏之间的佛教联系远远不止这些，除了黑水城文献记录的西夏高僧赴印度求取真经之外，还有一些印度高僧在西夏境内担任僧职，积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促进了西夏佛教的发展[48]104-108，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西佛教关系的情况。
四 黑水城对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之重要性
作为文化交流方面的集散地，黑水城是一个多种民族、多种语言的多元文化融合之地，不仅吸引和汇合了周边的多民族先进文化，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东西方文化、贸易的重要交通枢纽，在这里，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不仅加速了各民族间的宗教文化发展，而且亦促进了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兴盛。黑水城发现的多种民族文献，不仅为我们研究西夏和蒙古历史文化拓展了全新的视野，而且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来说，亦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1.多民族文献在研究西北宗教史方面的重要性
黑水城出土的多民族文献内容十分丰富，但主要以佛经类文书为多，汉文写、刻的佛经文献总计在240种以上，包括经、律、论三藏中的经典，还有汉僧所撰各种佛教著作的刊本和抄本。现已确知的西夏文佛经总共有400多种，有的译自汉文，有的译自藏文甚至梵文，包括了经、律、论三藏，同时也有西夏人自己的著述与汇编，形成了卷帙浩繁的西夏文大藏经。西夏文佛经的写卷与刻本中保存了大量的译经序、跋、发愿文、题款，如实地记录了佛教在西夏的流传与发展情况，对西夏佛教研究来说，弥足珍贵。
西夏佛教的发展受周边民族佛教的影响颇深，先是多次从中原求取汉文大藏经，作为夏译之底本，而后在回鹘高僧的主持和大量汉族、藏族僧人的参与下，译出经典“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37]66。多民族僧众的参与，体现出西夏佛教在其发展之初就已融入了多民族文化因素。西夏中后期的佛教与藏传佛教联系紧密，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书中即有大量的藏传佛教经典，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那些尚未受人重视的手抄本，大多译成于西夏末和元代，以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为多。黑水城汉文文献中还有直接译自梵文本的，有藏文本可参证的六部未入汉文《大藏经》中的西夏新译佛经[49]152-158；[50]159-179，将这些佛教经典与藏文本、梵文本及相关的番文本进行对比研究，不仅对西夏语言学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且亦能为藏传佛教的东传问题及西北佛教交流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黑水城的多民族文献是当时多元文化的一个缩影，说明黑水城地区不仅仅是佛教盛行，伊斯兰教、阴阳学及其他多种在该地区都曾流行过。如能将黑水城出土的宗教文献与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的西夏文、蒙文等民族文字文书和吐鲁番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回鹘文文献进行勘对，将高昌回鹘、甘州回鹘、西夏和蒙元时期西北佛教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必能极大地推进11至14世纪中国北方宗教史的研究。
2.黑水城多民族文书在蒙元史问题研究上的重要性
黑水城文献内容丰富，既有大量西夏文书，也有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元代文献多用汉文写成，其中不少为世俗文书，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元代黑水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对蒙元史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蒙古国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改道，河西地区渐趋衰落，人口稀少，经济凋敝，直到元帝国建立情况才有所改观。忽必烈为抵御西域反叛势力的入侵，在西域东部的哈密及河西等地分封诸王，以为藩障。由于传世史料记载缺乏，这些蒙古宗王的活动情况一直模糊不清，这一缺陷通过黑水城文献可部分地得到弥补[51]49-56。
元代河西蒙古宗王以豳王出伯家族影响最大。13世纪70年代初，察合台汗孙阿鲁浑诸子在阿姆河以北地区揭竿而起，反对窝阔台后王海都的统治。在失败之后，出伯与哈班兄弟投奔忽必烈，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晋封豳王，统领镇戍诸军防守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至吐蕃一线[52]677-686。出伯兀鲁思形成后，又在内部进行了再分封，在豳王之外又形成西宁王一支，其中，豳王驻牧于酒泉一带。西宁王之称首见于史册时当天历三年（1330）[53]476，其驻牧地大致在沙州一带。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增加了威武西宁王一支。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多次提到“术伯大王”和“嵬力豳王”，如《大德四年军粮文卷》[17]138-139；[22]379、《甘肃行省宁夏路支面酒肉米钞文书》[24]314，为研究蒙古豳王的活动提供了珍贵材料。“术伯大王”即出伯。“嵬力豳王”，《元史》卷42《顺帝纪五》写作“邠王嵬厘”。值得注意的是，瓜州榆林窟第12窟有回鹘文题记一则[54]18-21，所述内容为Buyan Qul■ Ong赴榆林窟的朝山活动，经考证，此人即黑水城文献中的“嵬力豳王”[55]。F9：30号文书有记载“一员普伯忽，年卅四岁，畏兀氏，高昌王位下怯薛丹身世”[17]194；[56]1357，虽然他是北元时代才到亦集乃路充任司狱，后提升为知事的，但至少说明回鹘人在蒙元政权中可以担当职务，由此不难理解与回鹘人有交往的蒙古贵族的回鹘化倾向的现象。可见，黑水城文书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梳理蒙元时期的宗王世系活动，而且对回鹘佛教、蒙古与周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均具积极意义。
元代的黑水城民族文献不仅语言种类广泛，而且涉及到的内容丰富，对亦集乃路的农牧业、商业、儒学文化、、政令经济等各方面的记述真实而详细，为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大量的崭新史料。
综上所述，黑水城出土的包含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蒙文等在内的多民族文字文书，不仅说明了黑水城地区本身的多元文化特征，对西夏和元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亦为西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拓展了独特的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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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吉田顺一，齐木德道尔吉.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书の研究[M].东京：雄山阁，2008.
[2]Mikhail Piotrovesky,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M].Thyssen-Bornemiza Foundation, Electa, 1993.
[3]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
[6]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8]杨富学.论回鹘文化对西夏的影响[C].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9]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C].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黄振华.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考释[C].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11]西田龙雄.西夏语と西夏文字[C].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别册·中央アジア古代语文献》.东京：法藏馆，1961.
[12]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3]陈爱峰，杨富学.西夏与回鹘贸易关系考[J].敦煌研究，2009(2).
[14]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5.军持兵器供给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5][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M].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
[16]G. Kara, Mediaeval Mongolian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Xiyu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J]. Manuscripta Orientalia, Vol. 9, No 2, 2003.
[17]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8]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7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19]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20]John Masson Smith, The Mongols and the Silk Road[J], The Silk Road Vol. 1, no. 1, 2003.
[21]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4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22]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2册[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23]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5]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6]西北第二民族学院，英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英藏黑水城文献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7]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J].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
[28]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утский фонд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Z],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8.
[29]陈庆英.西夏与藏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关系初探[C].藏学研究论丛，第5辑.拉萨：人民出版社，1993.
[30]樊丽沙，杨富学.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J].敦煌学辑刊，2009(1).
[31]谢继胜.黑水城出土西夏藏式风格唐卡叙录[C].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2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2]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保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3]谢继胜.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J].民族研究，2002(1).
[34]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辽金间的佛教关系[C].西夏学，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35]K. J. Solonin, Khitan Connection of Tangut Buddhism[C], 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6]长泽和俊.西夏の河西进出と东西交通[J].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
[37]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8]李范文.西夏皇帝称号考[C].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39]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J].敦煌研究，2001(1).
[40]聂鸿音.黑城所出《续一切经音义》残片考[J].北方文物，2001(1).
[41]余存海，何继英.贺兰县宏佛塔[C].雷润泽主编.中国建筑·西夏佛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42]孙继民.宁夏宏佛塔所出幡带汉文题记考释[J].西夏研究，2010(1).
[43]雷润泽主编.中国建筑·西夏佛塔[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44]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45]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著.西夏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46]金史[M]卷60.交聘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7][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12.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8]陈爱峰，杨富学.西夏印度佛教关系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9(2).
[49]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50]沈卫荣.序说有关西夏、元朝所传藏传密法之汉文文献——以黑水城所见汉译藏传佛教仪轨文书为中心[C].欧亚学刊，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
[51]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
[52]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C].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
[53]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4]Dai Matsui, Revising the Uigur Inscriptions of the Yulin Caves[C]. Studies on the Inner Asian Languages XXIII, The 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008.
关键词：服务外包；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8)02-0031-07
1989年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Drucker)在其《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曾预言：“在10～15年之内，任何企业都会将所有‘支持性’而不‘产生收入’的工作以及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的活动与业务外包出去。”外包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加里，哈梅尔(Gary Hamel)和C.K.普拉哈尔德(C.K.Praharad)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在过去的20年里，外包的迅速发展证实了大师们的预言，外包已成为当前企业界与理论界关心的一个热点。
近年来，外包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外包与全球产业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产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第一阶段，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最早转移制造业，紧接着是制造业外包；第二阶段，服务业转移，最近10年内服务业的转移和服务外包几乎同时发生，服务外包日趋成为服务业转移的主要形式；第三阶段，跨国公司转移研究开发(R&D)；第四阶段，跨国公司转移地区总部，跨国公司总是稍后或最后考虑转移它的地区总部。全球产业转移的这4个阶段与服务外包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同时发生，前者的转移有力地推动了服务外包的发展。
随着全球产业转移、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我国政府对服务外包的政策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通信及IT基础设施等软硬件环境的改善，我国作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作为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在承接服务外包上将具有一定的优势。如何将全球产业转移与中国的服务外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仍有待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
因此，本文将围绕服务外包展开有关国内外服务外包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献综述，从而为研究我国服务外包理论提供研究基础，并为我国开展服务外包的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一、对服务外包内涵界定的综述
外包依据转移活动对象的差异可以分为制造业外包和服务外包。如果转移对象属于制造加工零部件或某种组装、总装活动则是制造外包。如果转移对象是作为投入的服务性活动则是服务外包。服务外包是把原来在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性投入活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服务水平合约”转移给外部厂商去完成的现象。服务外包使原先通过企业内部协调组织的服务性投入活动，转变为通过市场合约方式联系的活动。
1 对服务外包概念的界定 由于在服务外包实践过程中。不同国家和企业外包各有侧重，因此。对服务外包有不同的定义，关于服务外包的定义主要有：
(1)美国Gartner公司服务外包的定义。Gartner公司认为服务外包是IT服务市场的一部分，分为ITO(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BPO)。IT服务市场的另外一部分是离散式服务。
ITO可以包括产品支持与专业服务的组合。用于向客户提供IT基础设施和企业应用服务，从而确保客户在业务方面取得成功。ITO细分为数据中心外包、桌面外包、网络与企业应用外包等。BPO是“把一个或多个IT密集型业务流程委托给一家外部承接方，让他拥有管理和控制选定的流程。以上这些业务是基于已详细定义和可测量的方法来执行的。”被外包给外部服务承接方(ESP，ExternalServices Provides)的业务流程包括物流、采购、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客户关系管理、或其他管理或面向消费者的业务功能等。
(2)IDC公司的服务外包定义。IDC公司为服务外包市场包括IT服务市场和业务服务市场。其中IT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IT服务外包(ITO)，业务服务市场中外包的部分被定义为业务流程外包(BPO)。
ITO服务市场由3个子市场构成：IT外包市场(ITO)、咨询及系统集成市场(C&SI)以及技术产品支持市场(TPS)。其中，IT外包市场包括应用外包、桌面与网络外包、整体信息系统的外包等传统的’“一对一”的外包服务模式；以及包括“软件即是服务”(SaaS)和托管服务在内的“一对多”的外包服务模式。
业务服务市场包括业务咨询服务、业务流程外包等。其中。业务流程外包涉及采购、财务会计、培训人力资源、客户服务等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3)毕博管理咨询公司定义。服务外包就是指企业为了将有限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利用外部专业服务商的知识劳动力，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迅速应变能力并优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
更广泛意义上的服务外包是指依据服务协议。将某项服务的持续管理或开发责任委托授权给第三者执行。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分为12个部门，即商务服务、通信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健康服务、旅游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服务。服务外包可以按这12个部门进行分类。
2 服务外包的内容和分类 服务外包的分类方法很多，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不同的分类。
(1)按业务内容划分，服务外包主要分为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ITO是指企业向外部寻求并获得包括全部或部分信息技术类的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系统操作服务、系统应用服务、基础技术服务等。BPO是指企业将自身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化服务提供商，由其按照服务协议要求进行管理、运营和维护服务等。服务内容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服务、企业业务运作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等。服务外包的分类和内容如表1所示。
(2)按照服务外包承接商的地理分布状况，服务外包分为3种类型：境内外包、近岸外包和离岸外包。境内外包指转移方与为其提供服务的承接方来自同一个国家，外包工作在境内完成：近岸外包是指转移方和承接方来自于邻近国家，近岸国家很可能会讲同样的语言、在文化方面比较类似，并且通常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成本优势；离岸外包是指转移方与为其提供服务的承接方来自不同国家，外包工作跨境完成。以往离岸服务外包中被外包的业务流程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以及重复性的，比如数据录入、采购委托、销售等。随着市场不断成熟及服务承接方掌握更多的流程和商业知识，开始了更为复杂的从头到尾整个流程的离岸服务外包。当前，离岸服务外包的业务主要有3类：一是IT(应用开发、编程、测试及网络支持)；二是客户关系(呼叫中心、客户支持及销售)；三是运营服务(金融及会计、数据处理和管理、项目管理)。
其他关于服务外包的定义和分类还有：根据服务外包动机将服务外包分为：策略性外包，战略
性外包和改造性外包；根据服务外包形式将服务外包分为：产品或组件外包和服务项目外包：根据服务外包转包层数将服务外包分为：单级外包和多级外包；根据服务外包承包商数量将服务外包分为：一对一外包和一对多外包。
二、国外服务外包研究的文献综述
多年来，随着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的迅猛发展，激发了不少国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研究兴趣，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对外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从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视角对这方面的研究综述如下：
1 服务外包的经济学机理综述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服务外包，其被视为介于完全市场化和完全内部化之间的一种半结合的方式，也可以说服务外包是介于市场与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第三种规制结构。国外经济学理论中对服务外包行为解释最多的是现代企业理论，虽然企业理论属于管理学范畴，但现代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密切相关。目前，现代企业理论有着为数众多的学派，比如：交易成本学派、委托一关系学派等，他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外包在经济学范畴的研究方向。
(1)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由科斯(1937)首次提出，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的边界问题，并引入了交易成本(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科斯认为，通过签署长期合同，企业就可以避免寻找伙伴、谈判等费用，进而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张五常将其定义为“包括了所有在鲁滨逊(一个人)经济中不能被想象存在的所有成本”。根据交易费用理论解释外包行为，当交易活动的市场成本大于内部交易成本时，则该项活动应全部或部分地在企业内部进行，否则就应在企业外部进行。
然而单纯交易成本的概念过于抽象，很难度量。Williamson(198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的理论，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一文中首次讨论了“三方规制”和“双边规制”两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式，开创了研究中间治理结构的经济理论基础。根据Williamson的观点，外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本源就在于外包这种企业活动的重复性、长期性和合作性。Benoit A.Aibert。Suzanne Rivard和Michael Patry(1996)从交易的决定要素(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的角度讨论了企业不同干预结构的选择问题。研究指出资产专用性低，企业就应该选择市场。因为市场上有着充裕的供应商，企业可以在市场的有效竞争中获益；当资产的专用性高，企业干预结构的选择就要取决于不确定性和交易特征。当交易存在不确定性且交易频繁时，企业就应该选择内部化外包，反之，当交易的不确定性不高，交易频率不高时，外包或战略联盟就成了企业的最好选择。Mcivor(2000)从资产的专用性与产品/服务的复杂性的角度论述了企业不同干预结构的选择问题(市场、层级、外包或联盟)。Qu and Brocklehurst(2003)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经济特征，考察了中印两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发展的差异，是较早研究中国服务外包问题的重要文献。
(2)委托理论。Alchain和Demesets(1972)认为，现代经济组织的产出是由不同所有者完成的。企业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就需要把某些任务授权给专业化单位来承担。专业化生产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和信息的分散问题，参与者之间的目标冲突问题。为了规避因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所带来的效率低的风险，设计适当的委托一程序和协调与激励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Eisenhardt(1988)认为，在关系的选择中，是选择行为契约(如层级干预、内包)还是结构契约(如市场干预、外包)取决于费用。在其随后的研究中，又探讨了费用及其构成要素与外包合同之间的关系，认为外包关系越是不确定性、需要规避的风险越高、事先界定人行为的程度越低、结果的可测度性越差和关系越长，则费用就越高。Thomas et al(2002)认为外包就是在产品服务的供需双方(人与委托人)之间建立起最为有效的合同安排。
(3)不完全契约关系理论。不完全契约关系理论出自契约经济学。契约经济学是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经济学流派。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私有化运动和对公用事业行业放松规制，经济学界开始对长期合作合同进行了深入研究。Grossman指出：“当一个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另一家企业来讲十分重要时，一体化就是另一家企业最佳的选择；反之，当两家企业的投资决策对彼此只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非一体化的形式就是可期待的。”因此根据不完全契约关系的观点，通过合理设计的有效长期合同确定的长期合作方式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或规制结构，可以在获得纵向一体化效益的同时避免纵向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2 服务外包的管理学理论综述 管理学领域可以从多个理论角度解释服务外包的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主要包括供应链管理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核心能力理论等。
(1)供应链管理理论。自从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波特创立了竞争战略理论以来，国外一些学者也从竞争战略的角度来论述外包、战略联盟、虚拟经营、供应链管理的机理。Christopher(1992)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越来越取决于整个供应链的竞争优势，而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Jacques H.Tfienekens(2001)从价值链的角度探讨了跨企业之间供应链管理的必要性，强化整个供应链的价值增值。提高供应链的竞争优势。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的供应链管理思想体现了企业管理重心从内部到外部的发展过程，供应链管理的本质是强调跨企业的集成管理。由此可见。服务外包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方式，这表现在：首先，供应链管理强调在整个供应链上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这正构成了服务外包的动因基础，即将业务交给更具有规模、成本和技术优势的供应商，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其次，供应链管理强调通过合作来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协调，这正符合了服务外包这种管理方式的本质。
(2)资源基础理论与核心能力理论。能力与资源学派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资源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要素。从竞争的角度上看，资源的开发、积累、整合与配置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战略管理过程，因此企业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应对构成企业竞争优势所需的关键资源具备识别和管理能力。具体到外包来讲：其意是从外部寻求资源，即强调企业充分利用外部的资源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Barney(1991)发表了标志着资源基础理论诞生的论文《企业资源与持续的竞争优势》，文中指出，如果资源能够使企业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利用机会或抵御威胁，则这种资源对企业来说就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其评判标准的稀缺性(专用性)、非完美模仿性和非替代性。Grant(1991)提出整合利用外部资源的观点。认为企业不仅要关心现有资源和能力的部署情况，而且由于任何企业无法掌管和拥有所需的资源，资源的
稀缺性会促使企业发展与外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充分利用外部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并提高竞争优势，从外部采购互补资源和能力是十分必要的。John Fahy(2002)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外包／战略联盟的战略意义、外包的持续的竞争优势以及外包与否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问题。
核心能力又被称为核心竞争力，是指能使企业长期或持续保持某种竞争优势的能力。根据核心能力理论，属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活动要加以严格控制和保护，原则上不能进行外包，而其他不重要的活动则应该外包出去，以使企业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核心能力的培育和保护上。Prahalad&Hamel(1990)发表了《企业的核心能力》标志着核心能力理论的正式提出。该理论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可持续获得竞争优势与新业务发展的源泉，它们应成为公司的战略焦点，企业只有具备核心能力、核心产品和市场导向这样的层次结构时，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持久的领先地位。Quinn(1992)指出，企业应该持续地在具有核心能力的业务上进行投资，而将不具有核心能力的业务进行外包。外包非核心活动可使企业更加提高管理注意力，加大对绩效显著工作的资源的分配。而对于相对劣势的工作交给外部组织承担。McIvor(2000)指出，企业要专注于开发核心能力，而将所有的非核心活动实施外包。Mclvor同时指出，即使是企业的核心活动，但对企业来说，没有竞争优势，企业也可以实施战略外包。
采用核心能力观点解释外包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对核心能力和非核心能力的界定非常困难，这表现在一方面对核心能力的认识体现了管理者对企业的定性分析，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的发展。核心能力的内容或者核心能力与非核心能力之间的界限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针对核心能力和非核心能力的界定问题，Gottfredson，Puryear(2005)和Vining，Globerma(1999)做出了相应的研究。
3 服务外包的社会学理论综述 仅仅从经济和管理角度来研究服务外包是不够的，因此，从社会交换和政治权利等角度来解释服务外包受到了国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
(1)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是以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为理论源泉发展而来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它是用来描述由心理学和经济学衍生出来的人体行为和行为动机的心理学命题。跨组织的交换理论认为，成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交换行为。从社会交换理论角度研究服务外包的学者主要有Kevin R.Moore，William A.Cunninham(1999)和Kern，Willcocks(2000)等。Kern和Willcocks(2000)认为仅从交易费用经济的角度研究服务外包，忽略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这样难以揭示服务外包的机理并指导企业的实践。
(2)权力与政治理论。宏观权力反映组织及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该理论认为企业实施服务外包，放弃内部自营是对内部官僚权威关系的摒弃，不仅是为经济利益所驱使，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原因和宏观权力的原因。其宗旨是建立优化的跨组织关系，共同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Stem&Reve(1980)从跨企业关系的形成及动因(权力与政治理论)方面对服务外包进行了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创立一定的结构或过程可以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的机会和抵御威胁，强化内部的优势和避免劣势。
除了上述主要研究方向之外，在许多经济学和管理学其他分支及交叉领域中都可以找到服务外包研究的可行方向，比如。从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管理的角度对有关补偿贸易以及技术、资金、人员和生产能力跨地区转移进行解释，从市场营销和企业财务管理的角度对企业外包行为加以分析等等。此外，服务外包活动迅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劳工问题、税收问题、产业竞争力问题、政策法律法规问题等，因此，对服务外包的宏观政策研究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三、简要评论及展望
通过对服务外包研究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服务外包理论研究在国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国外学者对服务外包的研究较为系统和深入，他们对服务外包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和实证研究，开发了理论研究模型、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服务外包的运用提供了不少科学的见解。当然，这些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1)缺乏对服务外包与相关经济与管理理论内在联系的系统研究，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清晰的服务外包体系。(2)虽然不少学者对外包的运作与管理阶段进行过探讨，但还未形成一个正式、规范的外包运作与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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