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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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学 理论课程 心理特点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41
专业课的学习，最难的内容是相关理论的学习。没有理论的构架和积淀，相应的专业实践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系统的理论学习课程，是大学中每个专业课程安排中的重中之重。社会学学科成立以来，出现了很多的理论流派，大师级人物的闪耀的思想不仅照亮了社会学前进的道路，也成为整个文科的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如何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在脑海中构建起社会学专业的理论框架，对其之后的具体专业学习和实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理论学习的困境在于，由于理论讲授内容的枯燥乏味性、缺乏灵活性，理论课的学习内容一直是学生认为最枯燥的、最容易产生抵触心理的。学生上课没有积极性、老师讲授没有动力，成为理论学习现状的真实写照。
1 社会学专业理论课程安排的现状
现阶段，社会学专业的理论课，大致有社会学原理、中（西方）社会思想史、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名著选读等课程，其中课程的具体命名会有所差异。
社会学原理（或称社会学概论）是社会学专业课程中的重要课程，它作为社会学的入门课程，是对整个专业知识的系统梳理，内容涉及广泛但是相对浅显，涉及到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对整个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框架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因此，能否学好这门课程对以后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门课程安排在大一期间。
其他几门课程，分别涉及到专业知识的历史发展的沿革、理论流派的传承以及相应经典专著的阅读，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进一步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掌握了这些知识，就能较为全面掌握社会学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际的专业运用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没有理论知识的掌握，就没有社会学专业的实际田野调查和应用。对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了概论之后，需要系统梳理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发展，进而了解整个学科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辅以相关大师级人物经典著作的研读，才能到达对社会学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要求。因此，现阶段这几门理论课程的安排，参差不齐，基本上处于大二至大三这四个学期之中。
此外，理论知识的讲授并不是仅仅出现在上述几门单纯的理论课程，在各个具体的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中，会有一些和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的提及和具体应用，因此，专业课程会以“知识点”的形式零星地体现理论课程的“知识面”，在具体的讲授内容上会有理论“点”重复的现象，这是在具体的教学中常见的现象。
2 大学生各学年的心理特点
大学四年，能够真正让大学生安心学习、学到实用的知识的具体时间并不多。
2.1 大一：新奇与适应
大一刚入校，新生往往是好奇和适应的心理。一方面，要适应从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的学习方式的过渡，适应远离家乡独自住校的生活过渡；另一方面，是对新的相对自由的大学学习、生活的好奇和自身的重新调整。这需要大学生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完成，大一的第一学期甚至整个大一就首当其冲。
这一时期，大学生刚从高中的填鸭式教育中走出来，在学习上还保留着高中的学习方法，血液中还有高考奋斗的激情，在大学的学习中自然地会将过去的学习激情和学习方法带入。学习激情与好奇结合，是新生显著的心理特点，容易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产生学习兴趣，也能促使其对高中的学习方法的反思。学习氛围，过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紧张艰苦，现在转变成为很宽松、充分自由的；课堂上，不用再预习、复习，不再是“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而是“60分万岁”。高中的学习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的学习。
这个时期，大学生的重心从学习转移到了各种的大学社团活动与集体活动，容易造成对专业课程的轻视，但是凭借学习激情的惯性，有些新生已经开始反思具体学习方法的改变。
2.2 大二：迷惘
大二这一学年，大学生进入了一个充满迷惘和困惑的阶段：对大学学习的迷惘、对课外活动的重新反思、对自己未来的迷惘……
这一时期，学习目的不明确。过去是一切只为高考的明确的目标，有家庭、社会交付给他们的明确的学习目的。现在考上大学的阶段目标已经完成，那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习目的又该是什么呐？
学习方式有待变化。过去是被动学习、填鸭式的高考教育，现在大学中一切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了主动学习的良好氛围，如何才能转变成为主动的学习，这就需要找到和过去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定位。
2.3 大三：自我定位
经过了前两年的新奇和迷惘，大学生进入大三之后，对于大学生活和学习已经较为适应，基本上有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方式，自己对于社会和未来开始有了一些认识和看法。相对来说，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的思维较为成熟一些了。但是，面对社会日益激烈的就业形式，“毕业就失业”、“学的好不如嫁得好”等舆论甚嚣尘上，在校大学生开始明显感受到外界的巨大压力。
这个时期，大学生开始对未来的职业有了一定的规划，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甚至翘课来进行自己的规划，对专业课程的重视度明显下降。同时，运用还不怎么成熟的学习方法去自学其他的知识，显然是事倍功半，达到的效果不佳。
3 有针对性地课程设置与教学
3.1 课程设置
专业课程的整体安排。大四学年，是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也是四年生活的总结，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工作、撰写毕业论文，是对之前三年专业课程学习效果的一次实战检验。毕业论文的撰写，除了要应用社会学中的统计方法，还需要有相应的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实例的相结合。因此，这一学年一般不用安排专业课程的学习，充其量有几门关于就业技巧的课程可以安排在大四第一个学期。
理论课程的安排。鉴于从大三开始，大学生需要使用在前两年习得的新的学习方法来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难以有太大的精力和热情来学习枯燥的理论知识，因此大三学年的主要教学目标在于社会学各个分科社会学的学习。这些社会学分科课程（比如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内容比较贴近生活，教学形式和考核形式也可以多样化，以灵活的方式引起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也是社会学具体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最好运用。
社会学主要理论的学习应该集中于大一大二两年。这两年是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建立自己的新的有效的学习方式的主要时间。在保持高中学习的激情的同时，探索如何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的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增强理论修养，为之后专业学科上认知的进一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3.2 教师的讲授策略
社会学的整体课程，虽然由不同的教师来承担不同课程的讲授，但是应该遵循社会学学科的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有效地进行沟通和相互借鉴，将专业知识的传授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有效整体。
社会学概论的课程作为整个社会学专业的入门课程，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学科内容和发展的框架脉络。在此基础上，将中西方的思潮、主要理论学派按照时间的顺序将框架中相应部分充实起来。大学的课堂教育一直崇尚学生主动自主的学习，虽然现有的中国教育资源不能达到西方教育那种宽松的课堂形式，但是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来达到课堂的活跃。理论知识的内容很是枯燥，可以将学派人物的一些轶事、趣事作为引起学生兴趣的调味品来活跃气氛，在分析人物的特定性格的基础上引出其阐述的特定理论，这样可以适当的增加趣味性。同时，理论课程的讲授要注意理论演进的历史发展和传承关系，注重其理论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并重点突出其对实地调查的应用性，借以扩大理论知识的“面”。
其他专业课程，在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点”的时候，由于之前的理论教学已经涉及到了这部分内容，就可以采用较为灵活的不同形式来教学：比如学生主讲、教师评价的巩固以往知识的方法；比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式，鼓励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之上能够阐发出自己的想法和思想。在考核方式上，引入多种的考核形式，多方面地督促学生对已有知识的活学活用。比如采用小型的论文答辩的形式，就能有效地遏制学生在课程论文上的抄袭行为；比如采用舞台剧的形式，让学生将社会工作的调解行为通过实际的案例表演出来，不仅使学生运用了相关理论，而且为之后的工作进行了提前的演练。
3.3 学生的学习
大学生通过几年的大学学习，主要是为了建立适合自己的有效的学习方式，这是会终身受益的。如何达到学生主动的、有针对性的高效学习，需要大学生有意识进行自我培养。
专业知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照本宣科的，大学生要用发展的、创新的眼光来看待理论知识的发展。社会学是一门实证为基本取向的社会科学。离开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就不可能达到社会学专业的教学任务。
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学生对社会学专业知识的吸收。面对内容庞大却琐碎的理论知识，学生需要主动地去理解并吸收相关的知识，而不是略带无奈地为了学分而学。教师改进教学方式的同时，学生也要发挥积极性，课下研读经典专著，用新时代的新眼光发展地了解这些理论的现实意义，赋予更多的新时代的气息，用相关理论、视角分析各种当今的热点问题、社会现象。一旦找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就更容易找到大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
4 结语
18世纪中叶在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带来了转型性的变化。对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对英国工业革命以及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已然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环境学甚至生物学等学科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成为学者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休闲生活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国外的研究看,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包括休闲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转型性变化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新史学,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成长壮大并与传统史学抗衡,最终赢得了主流史学的统治地位,开始进入到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其间,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表达研究成果的方式等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便成为对休闲生活的关注与研究应运而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较早对英国休闲生活进行系统研究的当为B.S.朗特利和G.R.拉夫尔合着的《英国人的生活与休闲·社会研究》一书。同时,皮特·昆莱尔主编的《英国生活》丛书、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3]和布赖耶·哈里森等学者的相关着述等。大致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既有侧重于英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娱乐、消遣和游戏等休闲生活的简单描述;也有在研究方法方面积极引进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交叉研究的初步探索。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同期西方新史学关注处于社会底层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倾向基本一致,西方学者对休闲生活的研究明显呈现出侧重于经济一社会史和民众休闲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有探讨19世纪30-80年代清教主义对休闲生活影响的皮特·伯利‘引;有对休闲生活商业化进行研究的J.H.普拉姆勃;有对运动休闲研究的H.A.哈里森;有对民众休闲生活问题的研究;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关于工业化进程对休闲生活影响的分析,如阿萨·勃里格斯、R.W.马尔克姆森等人的表述。
在上述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于休闲理念变化的研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丰富,但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压力日益增加,自我释放的休闲理念应运而生。于是人们在注重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也把休闲视为释放压力、交往、沟通乃至创造财富的一种方式而予以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出现了深入与角度多样的趋势。有影响的着作包括蒂姆·哈利斯主编的《英格兰的民众文化,1500-1850》、阿里森·西蒙的着作《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的娱乐与休闲》和德国学者里夏德·范迪尔门所着的《欧洲近代生活》(三卷本)等等。研究涉及:近代以来休闲时间、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的变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休闲生活的影响;近代以来休闲的商业化程度、原因、影响和趋势;工业革命、技术进步对休闲的影响;近代以来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休闲生活;不同休闲形式的发展与变迁;各种休闲生活的职业化;政府在休闲生活转变中的地位和角色;非法休闲娱乐等等。上个世纪9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休闲史的研究还呈现出了西方新史学或后现代史学的一些特征。如,主张放弃对历史变化做“概括性的叙述”“把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与普通读者可接受的形式相结合”等。
可见,西方学者起步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英国休闲生活的研究,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仅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其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主流所认可,向深度和广度扩展,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从国内的研究看,笔者以为休闲生活真正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90年代[12]。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休闲逐渐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益高涨的休闲消费需求刺激下,我国的新型休闲产业蓬勃发展。于是,关于休闲理论、休闲史和休闲指导等相关研究逐渐引起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逐渐面世。如,在社会科学领域“闲暇社会学”开始兴起,主要着述有楼嘉军的《休闲新论》、陈琰的《闲暇是金——休闲美学谈》和马惠娣的《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等。从已公开发表的论文看,改革开放至上世纪80年代末,还较少有关于休闲生活研究的,然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一般来说，音乐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总是离不开音乐家、作曲家（音乐人）、音乐作品（艺术作品）、听众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见下图）。以下我们将列举几个具体的问题来加以说明。
（一）音乐社会学对音乐传播的外部环境及受众的研究
1、社会与传播媒体
在有声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研究的课题包括噪声污染问题、噪声污染环境中音乐的参与程度问题、噪声对人类生理、心理所造成的伤害问题等。又如，音乐如何帮助医学界进行治疗或其他工作，几年前，美国医学界让音乐进入手术室，以化解和减轻手术房内的紧张气氛。把音乐当做心理治疗，甚至生理治疗的一个有力助手，自古中外都有所闻。近年来则将它归属于音乐治疗的研究范围。有关传媒方面，除了对传播媒体发展的研究外，还可以从传播媒体的经营模式谈起，通过它，社会各阶层的人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音乐。传播媒体如何影响、改变人（听众）的生活，它对作曲家有何影响，它又如何改变人（听众）听的习性，如广告音乐的研究与探讨等，都属于这方面的重要课题。
2、工作与休闲活动
这里的休闲活动当然指的是与音乐有关的接触，其中工作性质与休闲时所接触音乐类别的探讨，就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据音乐社会学家研究结果显示，流行音乐之所以会流行，与大多数人单调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工业生产线上分工极细的生产结构，是单调流行音乐广受喜爱的主要原因。当然，亦不是所有的人对单调的工作环境都有同样的反应，另外有一种反应，就是对它产生一种逆反心理。1964年，英国新闻媒体出现的字眼“披头热”（Beatlemania），就是形容当时英国年轻人在披头士演唱会上的疯狂行为，它暗示着英国年轻人对当时社会不满的一种反抗心理。
3、公共机关与社会阶层
这里的公共机关是指音乐演奏厅、歌剧院、演唱场所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歌剧院、演奏厅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歌剧院（如国家歌剧院）硬件规划研究，文化中心音乐活动软件（节目）规划研究等。与社会阶层有关的研究问题，如对歌剧院、演奏厅的观众、听众加以研究调查，亦与其他类型观众、听众作比较分析。集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社会学家、作曲家于一身的德国音乐学者阿多诺曾根据德国听众的个人背景、反应与听音乐的态度，将它们分为八种类型①（音乐社会学导论）：
专家型：这类听众对他们所听到的曲目，都可以用专业的知识加以分析、判断，他们是属于完全能自觉的听众。
好听众型：这类听众对他们要听到的曲目，都非常用心地注意它们，但没有专家型听众的专业知识。就如同一般人说母语的情况类似，使用母语说话易如反掌，但若要说明母语的文法与句子结构时一定哑口无言，因为他们使用时不是完全自觉的，甚至是完全不自觉的，这一类音乐听众与音乐的关系就是如此。
有教养的听众或有教养的音乐消费者：这类听众喜欢听很多音乐，甚至可以无止境地听。他们对音乐家、诠释者、音乐曲目都会主动地进行了解，而且收集唱片、录音带。他们把音乐当成一种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且非常尊重它。这种类型的音乐听众往往会把听音乐、了解音乐、收集音乐作为他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认为是他们的一种义务，从而显示出故弄风雅、庸俗的形态。
感性的听众：该类型听众与音乐的关系不像上一种文化消费者那么生硬。不过，音乐变成他们生活中的避风港、欲望的发泄与非理产生的来源。阿多诺认为，这类听众尤其喜好强调感情的音乐，如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不满挑剔的听众：这类听众属于西方音乐史上巴洛克时期音乐巨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他们对现今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不满，认为它很虚伪，对这种不满环境的反应，就是消极地在前人音乐里找慰藉，而他们所强调的，正是对前人音乐作品忠实的诠释态度。
爵士乐专家与爵士乐狂：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该类型的音乐听众，有如爵士乐的基本特色“即兴”一般，喜好自主自发性，与“不满的听众”同样排斥社会上以古典浪漫为音乐理想的趋势。
把音乐当成消费的听众：该类型的听众在所有类型中占的比例最大，他们的产生与“文化工业”现象息息相关。由于缺乏音乐的专业知识，他们通常只是文化消费者，音乐对他们除了当成兴奋剂外，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无所谓、非音乐与反音乐听众：据阿多诺解释，此类型的听众所以会有听音乐的态度，不在于生理上缺乏音乐性或音乐才能，而在于后天不良的环境背景与极度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
（二）音乐社会学对音乐分类、价值评价与非自主性学习的研究
1、严肃音乐与娱乐音乐
一般认为，传统的西洋古典音乐是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则属于娱乐性音乐，或称为轻音乐。但真可以这样区分吗？若问，莫扎特的《嬉游曲》属于严肃或娱乐性音乐？或许一般人会马上回答，它们应该属于前者。然而一旦了解《嬉游曲》是一种在十八世纪末提供娱乐的室内乐时，答案可能就完全不同了。至于爵士乐的种类，也有同样的情况，可见严肃音乐与娱乐性音乐这两个名词虽然常被使用，但无法分得清楚，原因何在？可有更好的分类？这些都是音乐社会学研究学者试图解决的问题。曾于1979年出版的第一本专门介绍（系统音乐学）方法及研究技巧的论著的捷克音乐学者，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卡布其斯基（VladimirKarbusickyb.1925），在他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Musik-soziologie）中（于1975年出版于德国威斯巴登），从定义、名词与美学角度来探讨娱乐性，也就是轻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再就特性与功能的观点来区分它们。
2、价值与评价
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若应用到音乐社会学上，所涉及的研究课题有：什么样的音乐作品在一个社会中会被赋予一个较高的评价呢？原因为何？它与社会的架构、形式有何关系？又如音乐家、作曲家、演奏家或音乐学家的社会地位如何？以及音乐研究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等。1970年生于法国巴黎的音乐学、东方学学者丹尼耶陆（AlainDanielou），在他1972年出版的《东方国家音乐与音乐家的处境》一书中，针对亚洲国家音乐家的情况，做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亚洲音乐之所以会被藐视，是西方人借助殖民政策所作的文化宣传所导致的结果。又说，西方国家在亚洲地区开拓殖民地的野心，更造成集体洗脑与灭绝种族文化的后果。这也是亚洲传统音乐的作曲家、演奏家地位低落，亦感到自卑的原因。很明显丹尼耶陆的这种研究，就是把社会学上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与评价，应用到音乐社会学领域的最好例证。
3、非自主性的音乐学习
这也是音乐社会学探讨一个人在无意识、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接受的音乐教育，如广告音乐常常无形中进入我们的脑海中。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是音乐教育，尤其是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儿童，特别是幼儿时期，受大人的影响既大而深，一个从小就被灌输古典音乐的小孩，会无理由地排斥其他音乐。所以，一个人对某种类型音乐喜好的原因，是否与非自主性音乐学习有关呢？另外除了广告、音乐教育，非自主性音乐学习还可以来自哪个方面？这些都是属于音乐社会学的关心范畴。
（三）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自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基础和社会学基础》于1921年出版后，音乐社会学学科就成为一个新兴的音乐理论研究领域。究其原因,首先是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音乐制作、创作的提高和音乐创造力的发展。其次,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音乐形式追求的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音乐内容与样式，音乐新事物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音乐的社会性，扩大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如曾经被广为忽视的各类流行音乐也成了音乐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虽然音乐社会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传统的音乐学理论相比，它还属于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方法、定义、范畴还有很大分歧和差别。这些研究理论方法中比较有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的合理化及理想型理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观念就是以合理化理论来阐释为什么在欧洲音乐历史中，由复调音乐发展而来的主调音乐得到蓬勃的发展，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则合理化地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把音程、和弦和声、平均律的调音、记谱法以及乐器制造都看作是欧洲音乐文化内代表性的、合理的标志。韦伯还提出了理想型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这种方法侧重于理解、分析现实社会现象。认为把现实社会中许多零散的现象中有意义的本质提炼出来进行分析研究，把音乐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①建立在美学基础上的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西方音乐史和社会史水融。他认为音乐作品象征着社会，陈述事实，并在自己的素材中吸收社会的矛盾。对他来说，音乐作品是音乐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出发点。②阿多诺还提出了文化工业的著名论述：文化工业已渗入到绝大多数的人口中，通过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人们的感觉和行为模式符合工业资本主义主宰的社会形式的需要。他的理论充满着的批判精神，为他的流行音乐批判增色不少。他还理解西方艺术音乐，力图把握西方社会整个音乐领域的历史与社会意义。③西尔伯曼经验主义音乐社会学的理论研究认为，研究和音乐有关的个别人的行为方式和音乐经历在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音乐社会经历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阐释这种音乐现象必须要以经验主义理论为依据。西尔伯曼从客观化的角度出发,把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作品、音乐内容排除在考察范畴以外。他注重经验理论的重要性,摆脱美学标准，用经验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解决问题。④
二、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从开始，我国就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教育家在其论著中有关于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如：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中专章论述“音乐之功用”；沈心工在学堂乐歌的推广过程中倡导的音乐教育在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以后,在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音乐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方面，又有一批知识分子和音乐家们的论著涉及，如：我国20世纪著名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先生在他的论著《欧洲音乐进化论》中最早提出了对我国古代与民间音乐进行搜集与整理，然后借鉴西洋音乐的方法把这些古代与民间音乐重新进行包装，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成为一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符号的新国乐。最早指出了音乐社会学的概念与内涵，首次较全面地勾画出了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的整体构架，他提出：“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这一时期可看成是音乐社会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的独立系统研究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80年代也是我国对音乐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音乐商品化的氛围日益浓郁，这些是音乐社会学学科系统研究的重要的客观条件，也为我国的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课题。1985年，由前苏联音乐美学家、音乐社会学家A.索霍尔著述的《音乐社会学》（杨洸教授译）在我国首次面世，这本译著在我国音乐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1990年5月，《音乐社会学:音乐词典词条汇辑》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专著共收录了四篇有关音乐社会学的译文和六条音乐社会学词条。它们是：金经言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认识对象》（德国克奈夫著）、《音乐社会学的目的》（德国西尔伯曼著）、曾遂今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的对象、结构和方法》和孙国荣先生翻译的《音乐社会学》(西班牙罗莎著)。
这本书参考了诸多外国的音乐社会学书目，这些文献包括《音乐大辞典》（德）、《哈佛音乐辞典》（美）、《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英）、《音乐百科全书》（苏）、《音乐大事典》（日）等。这些译著为音乐社会学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音乐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里程碑。在翻译国外音乐社会学论著的同时，我国的一批音乐学学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通过调查研究，也发表了大量的音乐社会学论文，其中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论文有：曾遂今的《试论民间歌曲的走向》、《试论民歌概念内涵的发展与转化》、《现代民歌:时代的一面镜子》、《口头性、集体性不是永恒的真理:关于民歌问题与彭国华同志商榷》、《港台流行歌曲冲击后的回顾》、《中国现代城市民歌的复苏及其特点———音乐社会学实践思考笔记》等；叶林的《音乐社会学的导向和误区》；于润洋的《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余兰森的《荀子〈乐论〉与音乐社会学》。音乐社会学已在1992年被正式批准为我国的“‘八五计划’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1996年年底结项。其研究成果《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一书于1997年正式出版，该书35万字（曾遂今著）。全书九章，分别为“音乐社会学学科认识论”、“中国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论”、“社会音乐生产论”、“社会音乐听众论”、“社会音乐传播论”、“社会音乐流行论”、“社会音乐商品论”、“音乐职业论”、“社会音乐批评论”等，涵盖了音乐社会学作为中国音乐学新学科建设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问题。
论文摘要：文章对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的几种不同的认识做了分析，认为教育社会学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科学文化广阔的有机整体，克服狭隘思维模式，按大教育社会学、系统教育社会学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构和发展自身学科体系。
教育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关于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争论主要在于:它属于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是属于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教育社会学是研讨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的一门学科。有些学者根据教育学的观点研究教育社会学;有些学者则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西方这两大派别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
我们认为,这种关于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争论是历史地造成的,具有人为的因素。分歧的产生在于所强调的侧重面不同。把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或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都是允许的,不能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学前教育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主要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社会学层面，探讨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条件及机制的一门社会科学，是社会学与教育学的中介学科。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系统掌握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初步形成对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进行社会学研究与分析的能力，提高学生对教育适应社会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能用整体的、有机联系的、辩证的与发展的观点，科学地发现、分析和解释各种教育现象，并培养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习兴趣和学术水平。
这样一门学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学科意识以及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学前教育中一些教育现象？
1、对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认识
1.1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的分支学科。美国的赫尔巴特主义者苏则罗（henrysuzzalo）认为教育社会学是对教育的基础和实际加以系统的研究，阐明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将现代社会学的思想应用于教育问题的一门学科。
1.2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史密斯、韦伯等认为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非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1.3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与社会学的中介学科。教育社会学的这种学科性质由上述两种学科性质推导而来。
因此，教育社会学必须着眼于当代人类科学文化广阔的有机整体，克服狭隘思维模式，按大教育社会学、系统教育社会学的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地去建构和发展自身学科体系,与相关学科建立起动态积极的开放式学科对话和交流机制。
2、对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2.1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教育社会学以教育社会现象为其研究对象。教育社会现象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与教育有关的社会现象。二是指有社会学因素的教育现象。
2.2从目的论角度讲，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制及协调发展的规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类的进步走向精细化、学科化；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使现今未被充分重视的或重视不够的社科领域开始在教育社会学中出现。
3、教育社会学对学前教育的启示
3.1从社会学的角度，把学前教育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过程、一种社会制度来研究。
3.2运用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对学前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化对学前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的认识。
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日渐趋向于成熟，理论的深入和对实践的关注并进。因为学前教育学是揭示学前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以教育学、心理学为基本理论基础，是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在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奠基作用。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学前教育的基本原理，了解学前教育与社会及儿童发展的关系，明确学前教育的任务、内容，熟悉学前教育的基本组织与指导方法，了解学前教育与家庭及小学的衔接与合作，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儿童观，培养学生热爱儿童、热爱学前教育工作的专业思想。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教育社会学研究必将同时承担起学术使命、道德使命和社会使命，在融合百家之说的基础上立足于本土，在积极推进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同时，使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和教育实践的沃土之中。
参考文献
[1]鲁洁.教育社会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
[2]叶澜.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o教育学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主题词社会建构建构主义
一
建构主义研究目前日趋庞杂，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建构主义研究来源于众多思想和方法的影响。就建构主义研究的兴起而言，它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和哲学思潮汇流的结果。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体现了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工程（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文化侵略等的深刻反省和反思。基于这种反思，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福柯、波德里拉、保曼、哈维等人认为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时期，在后现代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斗争的焦点，科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其客观性和权威性将会受到怀疑；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他们提倡对社会进行微观研究、多元化理论视角、话语分析和本土方法考察。知识社会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培根、康德、马克思、曼海姆等人那里。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揭示特定的知识和信念实体怎样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只不过，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将信念分成数学和自然科学与包括诸如、道德哲学体系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认为前者是质朴的，不为任何利益考虑所玷污，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因而常常将数学和自然科学置于知识学的考察之外。既然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的客观性已受到怀疑，而传统知识社会学又置科学技术知识于不顾，那么，建构主义来考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
当然，建构主义研究也从哲学中的反实证主义流派、新及现象学、人种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启示。具体说来这些观点是：（1）科学理论的证据非决定性，即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2）观察渗透着理论，即理论的附属成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测量理论，有关的观察结果是由用来检验的理论范式决定的，观察在某一理论中得出，在与之竞争的和继承的范式中其含义不同。更为具体地说，约定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和相对主义认识论肯定是直接促进了建构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汉森、奎因、迪昂以及更早一些的波兰细菌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弗雷克的研究和探索表明，科学事实、科学评价标准和科学理论范式都是相对的，不可通约的或非中性的，这样用单纯的理性逻辑就不足以说明科学认知的真实情况。于是，从库恩等人思想中获得灵感的建构主义学者们，大胆地对默顿科学社会学、传统知识社会学等进行了批判和挖掘。其涉及问题范围之广，观点、命题之深，声势之大，以致许多人认为科学社会学已进入“后库恩时代”。后来，出于对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发展是自主的，它影响着社会变迁，但不受社会影响）的不满，技术社会学也被卷入到了建构主义研究中。
2.建构主义学者在地理分布上较为广泛。建构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由于其主要观点、方法来源不同，很难像科学学（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贝尔纳）、传统科学社会学（代表人物是默顿）追塑到某个国或某个代表人物，其成员分散在欧美不同国家。在英国，主要是爱丁堡学派，其成员是埃奇、布鲁尔、巴恩斯、夏平、柯林斯等人，他们从批判传统知识社会学，特别是曼海姆思想出发，并从库恩思想得到启发，对科学知识的实质进行研究。在法国，拉图尔、卡隆等人接受加芬克尔、福柯的本土方法对科学实验室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在美国，谢廷娜（一位建构主义女学者）、陈诚、瑞斯蒂等也进行着与拉图尔类似的工作。另外，英国的马尔凯、伍尔加，美国的平齐、休斯，荷兰的比克，德国的魏因加特等大批学者都在从事不同的建构主义研究。当然，建构主义既然以一个思想学派出现，也存在诸多合作和交流，如拉图尔与伍尔加合作考察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共同发表《实验室生活》一书，谢廷娜和马尔凯一起主编《观察到的科学》一书等等。
3.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多样化。尽管建构主义是建立在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这一总观点之上的，但其方法却是经验的。这样，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便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分析，主要采取的方法是：实验室研究，由拉图尔、伍尔加发起，像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保持一种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根据观察日记进行研究；争论研究，即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从微观角度分析科学知识如何达成一致；话语分析（或称修辞学方法），由马尔凯等人发展而来，把科学活动参与者的“日常话语”作为主题，分析科学解释是如何随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在对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建构主义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建构方法，这是平齐和比克把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引入技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技术人工制品如何在社会、文化方面得到解释；系统方法，休斯在技术史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把技术看作一个系统（如电力系统），进行经济、政治、社会的分析；操作子网络方法，它与拉图尔、卡隆、劳等人的研究工作相关，他们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看作整体的“异质操作子”网络，分析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另外，爱丁堡学派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以及随后的弱纲领也都是建构主义者曾采用的方法。
正是建构主义这种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点，导致了其研究成果缺乏统一的理论凝聚。目前建构主义的各种观点和学术成果，散见于有关学者的案例考察和各种论文集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是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考察的结果，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也不过是对这种考察的进一步概括，至于前面提到的《观察到的科学》以及平齐和比克主编的《技术系统和社会建构》等则均为集纳诸多建构主义学者及相关学者经验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因此，建构主义的学术观点具有相当的分散性。
二
建构主义研究就其建构对象而言也呈现出某种复杂性。在建构主义的视野中，似乎借助行为者的互动而形成的制度（包括知识、方法、学科、习俗和规则），科学家基于数据和观察构造的理论和叙述，实验室中由于物质参与而产生的人工制品，思想和表象的客体都是建构成的。但是，从这种复杂性中仍可窥见出建构主义存在着强与弱的分野。
1.弱建构主义。弱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或社会原因，主要着重于宏观社会学的把握，但并不否认其客观性或逻辑性的原因。
这类建构主义观点最早见于贝格尔和鲁克曼的知识社会学论述中。在199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他们提出现实是社会地建构成的，知识社会学关心的主题是社会建构过程。这里的现实是指主观现实（即人们关于世界的信念），而不是客观现实。所谓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是这种主观现实作为人工的产物虽然独立于我们的意志，但都是在社会情景中发展、传输和保持的。[1]就是说，要建构其中某种主观现实X仅需知道以下事情即可：（1）X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便在X不存在时，也能产生某种行为能力；（2）X的合理性常识；（3）传播X知识的手段。只要具备这些条件，X的知识便可在社会共同体“固定”或普遍存在下来。在贝格尔和鲁克曼的建构意义上，社会中有许多东西如习俗、规则、方法甚至情感、性角色、权力、科学等等都可看作是社会建构的。
当爱丁堡学派冲破传统知识社会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明显区分后，巴恩斯、布鲁尔、柯林斯等采取了与贝格尔和鲁克曼相类似的方法来考察自然科学知识，即用社会背景来解释科学知识内容。巴恩斯在论及库恩对科学知识结果解释的批评时说：“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的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2]也即是说，既然自然科学并非以纯结果的方式变化，那么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便一定要求助于社会背景。巴恩斯引进了“利益”概念，布鲁尔认为除了一些社会原则外，还包括精神的、人类学的、生物学的、认知的和感觉经验等因素。柯林斯更提出了一个“非科学”的标准清单：“基于从前合作对合作者实验能力和忠诚的信任、实验者的个性和智力、管理大实验室的声誉、科学家是否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工作过、过去的失败经历、内部资料、科学成果的风格和表现、实验心理方法、民族性”等等。[3]
尽管爱丁堡学派的工作是建构主义的，但并没有使用“社会建构”这一比喻。首先使用“社会建构”一词进行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孟德尔逊和达勒。他们的论文被收集在1977年由孟德尔逊、魏因加特和怀特利主编的《科学社会学年鉴》第一卷，取名为“科学知识的社会生产”。孟德尔逊和达勒认为，现代科学的建制、认知和知识主张并不能通过科学史论得到适当的说明，它们作为人工的产物必有其社会因果关系，因而是社会建构成的。
孟德尔逊等用“社会建构”批评科学史论的不适当性在今天看来虽然已无必要，但却激起了对科学话语、文本的建构主义研究。以往的科学史论者的研究，通常都以科学家的论著或谈话录、回忆录为依据的。而马尔凯则认为科学家的话语实际上变化很大，其内容和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论者面对面的互动，因而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可以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建构的社会特性。马尔凯和吉尔伯特通过对一个生物化学小组的34名有建树的研究者的访问，把科学家话语分成经验性的和偶然性的两种情况。结果发现，科学家在解释正确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经验性话语，而在说明错误信念时，通常依据的是偶然性话语，即把科学家犯错误的原因归于各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4]
迈耶斯在《写作生物学：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的文本》一书中试图表明，社会的考虑（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鉴赏和兴趣）怎样“构成”科学主张、讨论和论文或专著的写作。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研究基点是假定科学是在论文或见解修改和争论反语重释的声言和协商的社会过程中建构的。对于这一基点，读者将会感到惊异。”[5]这里，迈耶斯似乎指明，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是说它在公开发表之前就经过讨论、协商、改变和削弱等，科学文本不仅源于客体素材，而且也经历了科学家和评论者的审视。
可以看到，弱建构主义在探讨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时，往往给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和逻辑因素留有适当的余地。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公平性、对称性原则实际上要求对科学的真理和谬误、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理性和非理性、成功和失败都做出说明，马尔凯在归纳经验性话语时则说明了实验数据是在逻辑和时间优先情况下给出的。另外，爱丁堡学派并没有回答在什么时机，让社会背景因素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中。这就是有些强建构主义学者为什么并不把弱建构主义纳入建构主义研究的原因。
2.强建构主义。强建构主义是在微观层次上对科学知识所做的经验研究，认为科学知识或技术人工制品能够显示出其建构完全是社会性的。这类学者主要是谢廷娜、拉图尔、伍尔加、平齐、比克等人。
谢廷娜将其工作贴上“建构主义”的标签，而非“社会建构主义”。其原因是她想避免将其研究同“社会背景”之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以示同爱丁堡学派的工作相区别。谢廷娜认为微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科学争论研究，说明知识的一致性是如何达成的；其二是选择科学工作的真实地点如实验室作为研究对象，说明科学知识是怎样建构的。她研究的是后一方面，称其研究成果为建构主义纲领。她归纳了科学建构的社会特征，即科学研究工作并不指向“现实”，而是指向陈述的操作，这种操作不仅使科学家进入大量面对面的协商和互动，还包括更广泛的、超越处所的关系，与经纪人、工业界代表、出版商、地方管理者等发生联系。[6]
与谢廷娜一样，拉图尔也想避免将其建构主义研究同“社会背景”相提并论。他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首版）的副标题是“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当1986年再版时把其中的“社会”一词删去了。但不管怎样，该书的主题仍然指明：科学事实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通过对索尔克研究所格列明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拉图尔及其合作者伍尔加用整整一章专门论述了TRF（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建构过程。[7]
在对《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合作之后，拉图尔与伍尔加的研究纲领开始分道扬镳了。拉图尔转向了操作子网络，把其中的科学家当作“资源积累者”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描述。[8]由于这一纲领不再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风格，这里不加论及，与此不同，伍尔加却对表象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研究。
概括地说，客体（自然世界）与表现（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包含两种图式：
（1）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2）表象客体或者科学知识自然世界
第一种图式认为客体独立于表象，自然知识似乎与自然世界没有多少关系；第二种图式表明表象是客体的组成部分和要素，在自然知识与自然世界之间没有谁是第一性的、谁是本质的区别。伍尔加认为，前者是过去的科学社会学（包括爱丁堡学派）坚持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本体论上的实在主义”图式，后者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应遵循的模式。[9]对此，他提出两条证据。首先，没有表象，客体就是无用的，我们无法独立于客体。其次是对同一客体的解释存在着某种“柔性”，即科学陈述的多样性，这导致人们去怀疑任何“假定”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在这里，伍尔加是想说明表象构成或建构了客体，即世界是被建构着的。
到80年代中期，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成功地披上建构主义的桂冠，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的标题或导言纷纷以“……的社会建构”而呈现于世。就是对技术进行社会研究的人们也未能逃脱这股潮流。因而，比克、休斯和平齐在《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中希望提倡一种新的建构主义研究纲领。
诚如前面所言，《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并不代表一种一贯的研究纲领。这里将集中考察平齐和比克的论文《事实与人工制品的社会建构：或者科学社会学与技术社会学怎样得到互惠》。在该文中，他们提出了与布鲁尔几乎相近的“建构主义强纲领”：“在这一纲领里，所有知识和所有知识假设都将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就是说，关于知识假设的起源、接受和拒绝的全部解释都可以从社会世界领域寻找得到，而无需借助自然世界。”[10]不过，他们却又借用了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的一些概念，并称之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这一方法的关键概念是‘解释柔性’、‘终止机制’的‘相关社会群体’。其核心信条之一是技术人工制品对社会学分析是公开的，这不仅表现在技术的使用上，而且特别关及其设计和工艺‘内容’”。[11]平齐和比克用这种方法说明了自行车的历史，表明了自行车是试错的产物，新的尝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解决这个或那个社会群体提出的问题。因而每种技术产品都是“决定渗透”的结果，而非单向模式发展的逻辑程序。
总之，强建构主义虽然都标谤自己是完全的建构主义，但最终都是以对微观社会学问题的关注来解释宏观社会学的构架。这一点从谢廷娜、伍尔加、平齐和比克的观点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是谢廷娜以实验室活动为基础来展示科学知识和建构与社会存在着的广泛联系，试图消除科学知识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分，把科学知识发展的认识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这可能既是目前大多数科学社会学家和“理想”，又说明强建构主义与弱建构主义不无两致的“模糊性”。
三
简单地说，建构主义尖锐地批判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论的、实证论的和朴素实在论的科学或技术说明。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的因果解释的社会资源的展示和说明，扩大了社会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倾向或理论框架，又存在很多缺陷。
1.夸大社会偶然性因素。建构主义研究实际上是把科学技术的本体论相对化，以及把社会因素理性化。弱建构主义者，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一方面想使它成为社会学乃至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成为理性和科学的体现，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科学知识与一般知识的区别，使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科学。强建构主义者则是在强调科学或技术的社会建构的同时，把客观的自然因素放置一边。谢廷娜、拉图尔等人提倡用参与式观察对科学家的广泛访问来理解科学，但对自然界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关于自然界的人工或语言建构之上。而平齐、比克的研究则表明，技术社会学应着重于社会因素怎样建构人工制品，而对技术的工艺内容可以置之不顾。建构主义这种对科学技术产生所做的过份的“社会学简化”不可避免地否定或抹杀了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面的因素，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物质基础，从而把科学技术看成完全由各种社会偶然性因素组成的东西。
应该说，在当代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争论中，建构主义有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后现代主义者以对真理、客观性、因果性、合理和进步等的怀疑和批判为特征。鉴于强建构主义坚决地解构了科学合理性观念本身，那么强建构主义实际上就成了通往后现代主义一边的桥梁。但对于弱建构主义，有的学者认为它致力于对科学的宏观因果解释，因而应被划分到现代主义一边。可是，如果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都强调对现代科学的解构，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还出现了继承现代主义但又超越现代主义的“建构性后现代哲学”，[12]则恐怕弱建构主义也逃脱不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干系。更何况弱建构主义也有着割裂科学与理性之嫌。
2.对于科学技术的解释范围较为狭窄。强建构主义研究过份强调实验室、人工制品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拉图尔对实验室的人类学考察，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家的行为，但这种微观研究与科学的组织、结构、共同体等宏观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平齐、比克在进行技术社会学研究时对相关社会的社会群体的关键作用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对技术发展有着强烈影响的经济制度、政府政策等宏观条件均未被列入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的议事日程。至于弱建构主义对科学的社会研究虽然貌似新鲜，其实在默顿的大部分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都已论述过。早在1945年，默顿就描述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程序，说明了可以作为社会学分析的精神产品应包括信仰、意识形态、宗教道德及实证科学，还分析了精神产品的存在基础，如群体结构、权力结构、竞争、冲突和利益等。
3.忽视科学技术后果及其评价。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的起源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以致对于科技产品对人的自我意识、社区组织、日常生活、权力分布有何特别意义的问题很少给予关注。在许多建构主义者那里，关于科技成果的研究进入“死结”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以致把科学技术选择的社会后果几乎完全置之脑后。
与此相关，建构主义还贬低对科学技术的道德评价。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柯林斯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在对待科学发现、科学理论是否真理等方面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即认为科学本身无所谓恶，是价值中立的。平齐、比克将柯林斯的纲领外推用于技术的社会研究时，对技术成果的最终善恶又采取了不可知论的态度，因而不去探讨有关技术的地位、技术选择的正误这样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建构主义开创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新方向，对于人们从内部理解科学技术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着莫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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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斯宾塞；美国社会学
1.斯宾塞其人及其主要社会学思想
1.1斯宾塞生平简介
斯宾塞1820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德比，他在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也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耐心而又温和，家境富足，生活安定。斯宾塞从小体弱多病，这导致他不能进入正规的学校读书。长期以来，斯宾塞的教育是由其父亲和叔叔承担的。斯宾塞先后尝试过铁路工程师、作家、机器发明家等职业，始终不曾有过长期而稳定的工作。在他28岁时，终于出现了转机。他成为伦敦著名杂志《经济学家》的编辑，稳定的收入和体面的工作不仅使斯宾塞结交了托马斯・赫胥黎、约翰・廷德尔等著名科学家，而且也使这位思想家的学术潜质开始充分的发挥。3年后，斯宾塞的第一部著作《社会静力学》出版，1852年，发表了论文《发展的前提》，详细的论述了进化的理论，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整整早了七年。1864年以后，《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多卷本的《综合哲学》、《社会学原理》等著作陆续出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斯宾塞成了维多利亚时代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他享有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几乎可以和达尔文媲美。1903年，83岁的斯宾塞去世。
1.2斯宾塞的主要社会学思想
首先，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进化论是斯宾塞社会学理论的两大基本支柱。斯宾塞的社会学是生物学主义的典范，生物学的类比法成为他考察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从两个途径出发考察社会：一方面他将社会比拟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由此形成了他的社会有机体论；另一方面，他将社会的发展比拟为生物由简单向复杂的进化，由此形成了他的社会进化论。在斯宾塞的主要著作《社会学原理》中，他首先提出了“什么是社会？”，接着他回答到“社会是有机体”。斯宾塞不同意社会唯名论者的观点，认为社会不是一系列个人的一个集合名词，而是―个客观的存在物。在该书中完成对社会性质的论述后，斯宾塞紧接着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他的答案主要来源于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后获得的―些相似性，他认为和有机体一样，社会也具有随着体积的增大，其机构也复杂化的特征；在斯宾塞看来，虽然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之间有太多的一致性，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两者间也有一些本质的区别，例如：社会没有一个具体的形态、社会是一个分散的整体等。因此，斯宾塞认为，社会既是有机体，又不是一般的有机体，它是“超有机体”。作为超有机体的社会，像生物有机体一样是由“器官”和“系统”组成的。斯宾塞列举了六大制度作为社会的主要器官，分别是：家庭制度、礼仪制度、政治制度、教会制度、职业制度和工业制度等；正是这些 “器官”进―步构成了社会的三大功能系统：支持系统，分配系统，调节系统。
其次，社会进化理论。斯宾塞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上至天体的形成，下到物种和人类的起源，事务无一不受进化规律的支配。进化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不确定到确定，以及由同质到异质的转化过程”。由于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是如此的庞杂，以至于其中包括了许多互为联系，甚至互为矛盾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林指出，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四种互为联系又互为区别的亚理论。分别简述如下：①社会进化的目的论。②社会系统的功能论。③社会分工论。④社会进化模式论。在综合上述三种亚理论的基础上，斯宾塞提出了划分两种社会类型的模式，而这些模式的出现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
再次，社会分类理论。由前述可知，斯宾塞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论述社会的分类。他主要提出了两种划分社会类型的标准，一种是根据社会的复杂程度，另一种是根据社会内部的控制方式。在第一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简单、复杂、二倍复杂和三倍复杂等数种类型。在第二种分类中，斯宾塞把社会分为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类型，关于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的简要对比见表1。相比而言，后一种分类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一些。
表1 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特征对比简表
尚武社会 工业社会
典型特征：强制性 典型特征：自愿合作、自我控制
斯宾塞认为“尚武让会的总体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组成单位都被强制性地纳入各种联合行动之中。因为士兵的意志是受到控制的，因此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只是长官意志的人。与此相似，平民在所有私人或公共事物中，其意志也要受政府的控制。维持尚武社会生活的合作是一种强制性合作……”。 斯宾塞指出：工业社会“具有与任何商业交易一样的个人自由。工业社会丰富多彩的活动赖以实现的合作成为一种自愿合作。像生物有机体发达的支持系统―样，社会有机体也被赋予了其所需要的工业类型的支持系统，这是一种分散的而非集中化的控制系统；同时，工业社会也倾向于通过从各个阶级中获得相互争执的权力来行使主要的控制手段”。
最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理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几乎是所有社会学家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斯宾塞强调，不仅个人决定了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性质，而且社会也应该成为谋取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是最为理想的社会。
2 斯宾塞对美国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
美国早期的学者发现欧洲社会学的许多理论与美国的社会实际并不相符，全盘照搬欧洲的理论也不能解释美国的社会问题。因此，他们立足于本国，着手构建一套适合自己实际的社会学理论。由此，美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学本土化的运动。这段历程肇始于19世纪末，完成于20世纪初，前后历经数十年，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2.1全面引入欧洲社会学理论阶段
在这一阶段，美国社会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学习和介绍欧洲社会学理论，并试图推动社会学在美国的制度化。他们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正式建立了美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课程，为美国社会学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持・法里斯认为“在19世纪末期，美国社会学家参与了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莱斯持・沃德、威廉・格雷汉姆・萨姆纳、弗兰克林・吉丁斯，以及爱德华・罗斯。
首先，斯宾塞对沃德的影响。莱斯特・沃德（1841―1915）的社会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孔德、斯宾塞的实证主义传统，“像在19世纪60年代长大成人的许多年轻人―样，沃德也少不了用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搅拌器为自己的教育大餐调味，并且十分推崇斯宾塞的一般进化论”；另一方面，他突出强调人的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斯宾塞的自由放任理论，提出“有目的的进化论”，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动的因素引入古典进化论的最初尝试。沃德认为，社会制度与其说是活体力量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心理力量发展的产物。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因此，社会学应以心理学而非斯宾塞所认为的生物学为其基础。
其次，斯宾塞对萨姆纳的影响。威廉・萨姆纳（1840―1910）平生论著很多，完全因袭了斯宾塞的学说，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社会，认为进化通过生存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生存竞争就像进化本生那样“自然”。l872年，萨姆纳接受了耶鲁大学的社会与政治科学教授的职位，开始在美国率先开设社会学课程。1875年，当萨姆纳举办美国历史上策一个社会学讲习班时，他毫不犹豫地选用了刚刚出版不久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1873年）作为教材，并开始在课堂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自由竞争和经济不干涉主义。
最后，斯宾塞对吉丁斯的影响。弗兰克林・吉丁斯（1855―1931），是使社会学从哲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独立学科的先驱。吉丁斯也是一位坚定的心理主义者，将社会学视为一门心理科学。与前两位不同的是，吉丁斯并没有全部接受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相反他对斯宾塞等人的生物还原主义有所不满。他认为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关系。与此相应，社会学应该既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方面，又研究其主观方面，把主观的解释与客观的解释结合起来。
2.2初步形成美国社会学理论阶段
经过第一阶段的努力，社会学在美国的地位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各大学掀起了学习社会学的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本土学者愈益发现欧洲社会学的缺陷。库利、托马斯、米德等第二代社会学家，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按照美国的精神和需要尝试建构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他们结合美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还更新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紧密结合，从而深化了本土化运动。
斯宾塞对库利的影响。查尔斯・霍顿・库利（1864―1929），在美国社会学历史中占据着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是所谓美国第二代社会学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库利承认，“在1870年到1890年间，我们所有人几乎都是因为受到斯宾塞的感染而涉足社会学的”。然而，库利反对斯宾塞等人对进化论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反对斯宾塞对人类之间的弱肉强食所抱的“缺少同情”的态度。他认为，斯宾塞没有对人类生活的结构和运动的直接和真正的了解，斯宾塞的观念不是严格的社会学的观念，甚至斯宾塞本人算不上真正的社会学家。
2.3确立实用社会学传统阶段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失业、罢工、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面对这些问题，美国的第三代社会学家们做出了他们的努力，使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实用性的科学，声名卓著的芝加哥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学派首次使实地调查成为一项完全合法的科研事业和社会学的基础，从而提高了实地调查工作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
斯宾塞对帕克的影响。罗伯特・埃兹拉・帕克（1864―1944）无疑是芝加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城市社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城市社会学》也成为世界社会学名著。尽管在帕克的博士论文中，他提到了斯宾塞的分化原则；在他的著作《社会学导论》中，也有许多引自于斯宾塞作品的条目，但似乎社会进化论已不如生态学理论对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影响大。在帕克随后的著述生涯中，斯宾塞的学说已经不那么受欢迎了。
三个阶段后，美国社会学本土化运动获得巨大成功。美国社会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不管是方法论，还是理论体系，都打上了鲜明的美国印记，从而达到了世界领先的地位。到以帕克为代表的第三代社会学家开始，斯宾塞学说在美国开始被遗忘。但正如科塞在《社会思想名家》中指出的那样：“不论他们是赞同斯宾塞的思想，还是利用他的思想作为工具来发展不同的思想，其实也都是斯宾塞的受惠者。……他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科学中富有生命力的遗产。不仅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会继续研究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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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比较社会学； 比较分析； 定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105-04
收稿日期：2011-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工权益保障》（09BSH012）；国家精品课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文超 （1982- ），男，湖北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为：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时下许多学者在撰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冠以“比较社会学的视角”、“比较社会学考察”等学术名词，而另外一些社会学学科内的学者以及非本学科内的学者则又大多引用“比较分析”、“比较研究”之类的术语。不统一的表达使我们在理解上产生了相应的疑问，比较社会学与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不同是学者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从现有文献进行梳理，或许可以为我们的阅读和理解消除相应的疑虑和迷惑。
一、《比较社会学》及其内涵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比较分析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学正身之初，也曾被经典社会学大师列入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列，如孔德、涂尔干等。然而，将其上升为一门分支学科――比较社会学，或者说是作为社会学学科下的一门专业课程却相对较晚。在中国，虽然先生在社会学恢复之初提倡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但是对此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共鸣。① 直到90年代中期，作为先生学生的包智明展开了对“比较社会学”稍有系统的论述。《比较社会学》（以下简称包文）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著作，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有关比较社会学的专著②。
作为一门学科，必须具备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在《比较社会学》一书中，作者追踪溯源，将比较社会学的源头设置在涂尔干那里，认为经过A.R.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布道宣传，该学科形成了四个流派，即历史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经验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社会人类学派的比较社会学等。在包文中，作者较为倾向于经验学派比较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派的比较社会学，强调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对象为“社会结构”，分析单位应该选择“社会”等。从时空序列上来说，主要强调不同空间地域上社会结构的比较。与社会人类学进行比较，按照作者的表达，如果把社会人类学研究过程分为：观察、分析、比较、解释四个阶段的话，只有后两个阶段才是比较社会学研究，前两个阶段是比较社会学研究的基础。[1]75 或者说，只有不同社会单位的社会学比较才是比较社会学研究。如果对一个个单个社会单位进行实证研究，那么这也仅仅是比较社会学的基础。同时，与社会学的差异主要在于比较社会学强调不同社会单位的比较，这也是保持了比较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中的独特性本质。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层面的比较研究，赋予了比较社会学独特的性质与功能，即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打开了一条通路，架起了桥梁。因此，从学科差异性角度出发，作者相对建构了比较社会学的性质及其独特的学术地位。
从理论分析回到经验层面，在作者看来，中国比较社会学萌芽于东西文化论战，发端于布朗在华讲学与吴文藻先生的倡导及其众多弟子的实践，如《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从操作层面来讲，比较社会学的研究具体表现在，我们对每一个具体社会的实证研究，不能只停留于对经验事实的简单叙述，而且要对其结构进行分析以提出理论假设[1]118。根据包文对中国比较社会学研究的检视，我们可以得知，先生身体力行的研究则为最渗透着比较思想，在社会学调查和社区研究的维度上，强调比较社会学在于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的分析概念。具体而言，从江村农民生活的研究到云南三村（禄村、易村、玉村）的社会学调查，通过一系列社会因素的比较，研究逐渐提升到农村类型层面。在包文看来，费先生研究过程中有关“类型”概念的引入，使千千万万个中国农村分门别类到有限的、较少数量的类别中，从而使“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体”来认识中国，从方法论上成为可能[1]122。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类型的比较又上升到了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或言，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前已经萌芽的比较社会学却并未生根，和其母体一样被取消了。在社会学恢复之后，这种“类型”比较传统并没有消失，仍然得到了传承，甚至不断地向外扩展，由原来的“类型”区分向“模式”界定及“区域比较”进行转变等。可以说，正是在比较之下，使得发展中的正面经验得以展现，成为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二、比较分析的精义
虽然马太・杜甘也曾将自己的作品集命名为《比较社会学》，但是与包文的比较社会学不同，马太・杜甘更多从一种方法论的视角对比较社会学进行解读。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差异性与特质性造成了社会科学具有情境性（contextual）和相对性的特征，理解生物和社会多样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比较[2]19 。对于方法论中的比较，主要含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指分析的技术，另外一方面是指一般性的策略（approach）[2]20 。无论是单向路径的进入，还是多种方法互为补充，这也就将“比较”拉回到了比较分析层面，而非一种学科视角。
作为“方法”（method）的分析，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比较方法视为求证的准则。他认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证明一个现象是另一个现象的原因，这就是比较它们同时出现或同时消失的情况，考察它们在不同环境下结合时表现出来的变化是否证明它们是相互依存的[3] 。由此可见，比较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具备的功能，即比较研究可以排除因果关系或为因果关系提供替代性的解释[4] 。或许，这也是在实证研究科学方法论中，比较分析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手段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比较分析的功能也并非仅仅如此，或者说，随着研究的深入，比较分析自身的功能也逐渐得到相应的挖掘，成为一种包含更多内容的研究工具。如马太・杜甘在其另一本著作《国家的视角――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中论述道，只有将你所在的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较，才有可能体悟到本国的独特性、结构以及运作[5]1 。言下之意，通过比较他者发现自我。回顾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当年的西方人类学者也正是通过比较来展开相应的研究。然而不同的方法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具有着不同的效果和效应。也许掌握在殖民学者的手中，可以为殖民化研究寻求合法性及相应的统治方式，但掌握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手中，我们则可以通过比较来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并通过比较来发现社会学规则[5]19。结合学术发展史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西方话语的霸权强调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占据着知识发展中的主流地位，而他者的历史经验等受到忽视和遮蔽。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逐渐呈现“一边倒”及单一化的现象，类似于东方话语相应被淹没。在当前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中，正是通过比较分析的方式，我们能够避免简单的复制他者的发展历程，形成具有地方性知识的发展方式。特别对于学术发展而言，也正是在强调比较分析的情境下，有利于我们发现新问题及建构新理论。
既然比较分析有着如此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其具体实施过程也被相应的操作化。在如何进行实施比较分析方面，人们经常见到的是类型比较，或者说是个案比较。通常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侧重于个案研究。所谓个案比较，也即研究者检验跨个案的异同模式，设法解释期间的差异……定量研究者也检验个案间的差异，但是重点不同，他们的目标在于解释某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的协变关系，通常一次会检验很多个案……通常定量研究者对这些个案只具有宽泛的熟悉度[6]。相对而言，定性研究者则对个案进行着深入的比较分析，最终形成我们经常见到的“模式”、“经验”及“类型”等等。作为一种方法策略，或者说是比较社会学的策略，它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具体为：通过对单一个案研究的重复进行比较、理想型与经验型的比较、二元比较、相似国家的比较、通过功能等价性比较对照国家、异质性领域的概念同质性、世界统计比较、国内差异的跨国比较、纵时性、历时性与异时性比较等等[2]18 。
三、反思《比较社会学》
通过对包智明先生《比较社会学》与比较分析的阐述和把握，我们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异同之处。具体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社会学与作为一种方法的比较分析，两者之间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分离的地方。然而，与作为研究方法的比较进行对比，现在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比较社会学”将仍处于学科建构过程中。那么为了更好地促进比较社会学学科发展，我们也不得不反思既有的比较社会学研究成果。可以这样进行评价，比较社会学核心在于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比较研究，这也是《比较社会学》一书的精髓所在，以此进行反思，从中不难发现其特别值得肯定与商榷的地方。
首先，从研究视域角度来讲，如果说涂尔干将社会学等同于比较社会学，无非是强调比较分析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③。与之不同，包文将比较社会学限制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比较，以此凸显比较社会学的异质性及相应的科学性。也许在大家看来，这种做法是为了一棵树木而丢掉了整片森林，缩小了比较研究的范围。然而也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学科建构，在认同社会学学科的基础之上，强调社会结构要素的比较，同时也可以从单一层面进行切入研究，并且最终将落脚点放在社会结构方面，可以说是百变不离其中。从研究方法论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比较研究，或者说是比较分析的最终指向。
其次，在强调包文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质疑和商榷的地方。从研究的时空性来看，包文认为比较社会学的比较层面主要在空间维度，而时间层面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因为，“科学”注重的是普遍性，而非独特性，受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包文的比较社会学则走向了一种空间地域层面的比较。从作者个人微观层面来讲，这也许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及其储备有关，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或者民族学者，他所考虑的是学科内的知识。套用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这则是一种学科缘结构知识。然而，如果缺少历时性的比较，那么比较社会学也显得相当单薄。事实上，比较社会学的发展也并未按照作者的建构方向进行发展。从当前研究动态来看，我们不仅要有一种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同样也要有着同空间层面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不同空间层面的社会结构序列比较分析，以此构建社会发展的立体图景。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类似成果也不在少数，如《林村的故事》、《金翼》、《凤凰村的变迁》、《银翅》等。当然，作为一本上世纪国内出现的开山之作，难以预测到当前比较社会学研究的空前繁盛。相对而言，这里也就出现着另外一个更加现实的学科发展问题，我们似乎对于当前累累硕果却缺少作者那样的总结之心胆，以便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将比较社会学研究推得更远。
第三，暂且撇开所引用实证材料是否可以开动比较社会学这条大船不说，仅从先生有关“类型”、“模式”、“区域比较”等学术性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其所涉及的是一种比较视野下的社区研究。或者说，类型、模式及区域比较，所侧重的是个案研究的类型化。如果将这种类型与西方经典社会学中的类型化设置在同一个层面进行对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等，之间也并无多大的差异，可以说都是一种类型的划分。按照作者建构社会学的标准，那么都可归类为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然而，学术界却并不认同这样的界定，更多倾向于将西方经典社会学归类于比较分析。诚然，这里也就给包文的比较社会学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即方法论。具体来说，对于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作者似乎未给予明确，也未能进行详细的论述。当然从表达之中，可以看出比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是针对一学科而言，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没有相应的分析范式，那么所建构的学科只能是摇摇欲坠，与比较分析很难辨别。或者说，难以脱离低水平或者研究策略中的比较方法。这也就是难以辨清先生研究与其他研究差异的关键点，也是导致当前国内比较社会学较为衰落的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我们承认比较分析的重要地位，可谓是比较社会学研究的看家本领，但是仅有此种分析方法，也难以开动比较社会学这条大船。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深深扎根于许多分支学科之中，被借鉴或移用，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等。或许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比较社会学所专有，那么这似乎涉及到了比较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等，是否脱离了模式和类型以及区域比较之后，比较社会学还能存在？是否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比较研究。如何强调比较社会学在今天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如何丰富其研究方法，建构属于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式，这也是比较社会学当前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由此可见，比较社会学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前还仅仅处于一种起步的阶段。
四、简单的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确，比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比较分析则属于方法论范畴。虽然两者看似不在一个层面上，难以找到共同点，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交集，主要体现在方法层面。即使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概念为社会结构，分析对象为结构性要素和条件―功能分析，分析单位为社会与民族、社会与社区、社会与文化等，可研究方法则在于比较分析，缺少了比较研究，则难以凸显出社会的结构、类型、特征等。这与比较分析如出一辙，特别在面对外在形势的情境下，这两种思路都给我们破解当前经验研究的困境打开了一扇窗户。然而，在明确两者的差异性基础上，我们到底是要比较社会学，还是比较分析呢？
从实践来看，似乎比较社会学已经进入冬眠期，虽然偶有外文被翻译成中文作品，也有少数相关著作面世，但仍然没有激起学术界的千层浪。相反，比较分析则进入了小状态，如在面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过程中，贺雪峰等人强调区域比较，即通过控制一些变量来讨论区域差异的原因，从而发现经验运作的内在逻辑[7]。针对个案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上，刘林平则认为定性研究必须是比较研究，才能具有科学的“合法性”，才能打破以往单一个案研究过程中因果关系结论的不确定性等。因此，可以判定，当前学术界比较热衷于比较分析，而非我们学科视野下的比较社会学。由此也可以判断及回答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冠以“比较社会学”及“比较分析”则更多强调一种比较的视角，或者说借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
作为一门建构在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社会学分支学科，比较社会学的弱化受到历史条件和分析方法手段限制，使得相应的功能并未能得到展现。或者说，在当前研究结构与情境中，比较分析大行其道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特别在注重科学性及追求实证性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为定性研究点燃了迷茫路上的一盏灯。或者说，这盏灯照亮了定性研究的合法性与科学性道路。有了这盏灯，定性研究可以走得更远。但是，如果要上升到比较社会学的层面之上，那么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也将是在比较分析积累多年之后，必将继续前进的一个方向。
注 释：
①也许关键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学力量较为弱小，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其中，过多的精力只能放在一些较关键、较迫切的事情之中。所以，我们也无法看到当时的比较社会学教材、书籍之类。
②冠以“比较社会学”名称的书还有孙津的《比较社会学引论――为了人和社会的延续》。相对来说，该书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视角，并未上升到“社会学”学科层面。
③迪尔凯姆认为，比较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一个特别的分支，只要它不再是专注于描述，而注重研究事实，它就是普通社会学了。由此可以知道，迪尔凯姆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准则时，更多的强调社会学要脱离实验法，要重视因果关系论证过程中比较方法研究社会事实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包智明．比较社会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5:60．
[2]杜甘．比较社会学――马太・杜甘文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5．
[3]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5．
[4]纽曼．社会研究方法[M]．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43．
[5]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7．
[6]Ragin，Charles C．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M]．Thousand Oaks，CA: Pine Forge Press， 1994：107．
[7]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25.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ments on “Comparative Sociology”
CHEN Wen-chao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学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是西方文论的重要延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其研究中承载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论的发展，其特征、结构对文学、艺术、文化等有了新的阐释，尤其是结构中的定型对文学造型与艺术事实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学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解释，是对当下文学文化现状研究的必然需求。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1]丁听.语言国情学的出路一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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