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9:40
导语：在大学哲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先人智慧落实到书本的文字上，这对于在校大学生学习是一个捷径，书本浓缩了人类活动的各种规律和原则，在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不读书很难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社会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仅仅凭借书本知识很难和社会变化合拍，就会有书呆子的说法，其实书呆子保持了纯真、好意、理想等愿望，只是无法通过行动来实现，换言之，其行为有极大的盲目性，这就需要给学生更直观、真实的社会历练和学习，所以，实践教学就有它的重要性。而创业教育更不能依靠书本的说教，因为复杂变化的商业活动不是书上所能谈到的，就如同熟读佛经不一定是高僧，而刹那顿悟才是佛法的真谛。学校尽力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企业运作。李嘉诚曾让两个儿子八九岁时列席董事会会议，上董事会的事情一般不会是小事，特别是涉及到决定公司发展的重大问题，会场就会激烈讨论，发生争执到大声吵闹时有发生，就是想将利害关系说明白，但是，两个小孩子毕竟不懂这些道理，以为是大人吵架或者要打架，往往会吓得大哭。有时，李嘉诚还会和两个儿子讨论有关决议，一次上个新项目，董事会讨论利润底线，有三个选择：11个点；10个点；9个点。大部分董事认为取10个点更为适中，李嘉诚决定拿9个点。会后还引导两个儿子加入讨论，两个小家伙都倾向拿最大的11个点，父亲乘机启发讲到了做生意不仅仅是为自己赚钱，还要留出别人获利的空间，这样才能让生意活起来，彼此都赚钱。[3]这样的道理也许小孩子一时难懂，但毕竟让他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工作的氛围，并且引发了思考。商业活动本着利润扩大化的实际诉求，而从事主体双方如何达成合作的意愿，不但需要临场应变能力，还需要实践历练积累的丰富经验。这对于创业者是个很好的启发和教育。大学生创业不成功，一般人会归于不适应社会，其实，就是缺少社会现实中的企业运作经验，特别有些无法言谈、只能意会的东西更是书上学不来的。鉴于此，学校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锻炼的机会。目前很多学校采取非常有效的举措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比如强化创业教育课程，“课程设置注重创业与专业的结合，不只拘泥于简单地传授创业相关知识，而是注意打造普及性与专业性融合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4]再者，设立运营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学生团队高效投入使用，在不耽误正常学业情况下，放手给学生全面经营，无论是商品买卖，还是提供咨询服务，就要学生团队实际操作，时间长了他们的经验就越来越多了。毕竟创业基地不能给所有有创业愿望的学生提供，因此，学校积极鼓励老师指导学生参与各种创业模拟活动也是必要的。“挑战杯”创业大赛就是大学生参与锻炼的难得机会，尤其和别的学校学生一起交流、竞赛使得他们的能力提升很快，视野开阔了、自信增加了、行动坚决了。通过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做好创业前的各种准备，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创业者有信心、有能力走向成功的梦想之路。
二、社会：包容就是发展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家庭组成的，为了保障有序、安全、进步等实际需要，又有很多必须的机构协助，更有各色人等构成。由于人们亲疏关系不同，性格脾气不一样，教育素养各异，就会有不同的见解和行动，特别是不属于法律层面解决的问题，就需要社会所有人都能有包容之心，理解之心。对于创业者要允许其失败，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社会环境宽松，除了人们自律，更重要的是提供法律、政策、技术、资金等保障。通过具体有效的举措为大学生创业保驾护航。现在国内销售的“正大”饲料，回顾发展的道路就能理解社会给予的这些特别重要。在泰国它叫“卜蜂”集团，拓展特别有影响的是谢国民，曾到美国学过饲养家禽的技术，在投资局的支持下，70年代就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现代饲料厂之一，80年代又引入新科技大力发展，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五的饲料厂。[5]资金缺少是创业者面临的难题，现在，国家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小额无息贷款，并免费进行相关技术培训，还在税费方面采取优惠政策。这些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硬性举措，对于能否进行创业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很难开拓更大的市场，因此，当看到大学生创业良好的前景时，应该加大扶持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商业银行、社会财团等本着合作双赢的模式参与大学生创业，以扎实行动助推社会经济向好发展。创业凭借一股激情和热血就可以行动了，至于成功与否就不好说了，因此，创业者一时没有准备好，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包容的氛围，以真诚、鼓励的言行对待一时失意的创业者，让他们早日恢复昔日雄风，整合各个方面的支持让创业早日成功。也就是社会不仅提供资金、政策、法律等硬件支持，还要注重为创业者提供关心、鼓励、包容等柔性呼应的软件建设。
三、自身：坚持就是成果
我是临本1488班xx，这学期我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国家奖学金，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学习的终点，而是我继续奋斗的加油点。记得20XX年，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的家人对我说，"记住：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你必然要好好学习啊！"我把家人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一直提醒本身不忘初心。大学时光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过程中慢慢成长蜕变，最终羽化成蝶。初入大学，大家就像一张白纸，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勇敢的追求，塑造本身，完善本身，但是有些东西是要一直坚守的。下面就学习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一、学习是本，需要坚守。
大学和高中的学习是有所区本身的自觉性，自主学习。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学问勤中得",这些名言都是说学习要勤。学习要靠本身努力，本身能办的务必办到，不只等老师教，不是本身，本身要有自觉地学习行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多发挥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但大学里不乏这样的现状：很多同学走着走着，就会舍本逐末，以至于搁置了本身的学习，时间长了，再想去弥补本身漏下的知识，却已经力不从心。大学里的机会繁本身，或者是勤工俭学。我的大一也是这样，我参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参与过各种实践活动。我还参加了学校组织一些本身的生活费。本身的学习态度。我认为学习是本身的事，是自觉主动的过程，多学一点，本身就丰富一些，当你把学习当成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你的自觉就不需要外在的条件去激励了，因为它已经是你内在的需要了。当然，学习并不是为了去应付考试，如果只把本身大学四年的追求放在应付期末考试上，这样的本身真的掌握了知识和提升本身的学习能力。学会学知识，学会无师自通，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能力也是一种本领。
二、学会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学习时间决定不了你的学习质量，学习效率才是质量的保障。宋代的朱熹说过："读书应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慰藉而已，或许是在浪费时间。不外既然付出了学习，就要让它过得有价值，让本身在本身耕耘，大家可能更易接受的"拿来主义",所以我们都渐渐变得浮躁。但这是学习需要克服的心理，必然要让本身静下心来，沉入到学习中去，知识是需要慢慢积累的。有的同学从心底就对学习抱着一种懈怠，躲避的态度，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空谈，想提高成绩是很困难的，这种心理是可以一点点脱敏的。当你在本身的意识中不停地告诉本身的求知欲，慢慢的你就会从浮躁中脱离出来。在读书求知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可交叉阅读内容按照本身的具体情况而定，不但本身设定分数目标，分析本身的按照办法。我制定计划是按照我的课程表来按期回顾之前的内容，同样，温故而知新，以前学过的专业课反复复习，可以促进新知识的理解记忆。最终，知识在大脑里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系统，梳理清楚，你就觉得学习不是那么困难。计划也不是一成按照具体情况，需要适当调整。最后重要的是坚持去执行诉苦，多一些行动去改变不停地充实自身。青春，不要迷惘过去，不要虚度现在，不要空谈未来。最后，希望学弟学妹们都可以拥有充实而有意义的大学生活。
关键词：解释学 科学哲学 科学解释学 研究成果 发展意义
科学诠释学作为专门的课题研究是近三十年的事情，它从20世纪70年代萌芽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它的出现是为寻求科学发展造成的困境的解决方案的必然，是诠释学本身拓展的需要，也是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诠释学对话的结果。美国学者帕尔默就曾经预言，“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中，由于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对话，诠释学有可能出现在科学哲学中。”[1]]现在他的预言已经得到证实，虽然短短的30年，科学诠释学还是年轻的生命，理论还需很大的完善和建构，但大家的热情和理论探索的勇气，让这个小生命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取得了一定的价值研究成果。
一、科学解释学兴起的理论背景
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科学诠释学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科学诠释学的发展渊源看，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两大学科都对科学诠释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养料，因此科学诠释学可以看作是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从内在发展逻辑上看，科学诠释学作为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思考绝非某个哲学家一时即兴而为。它是实证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诠释学理论向自然科学领域渗透、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科学哲学引入诠释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再创造的产物。
在诠释学方面，海德格尔第一个站在本体论诠释学的立场，立足于“此在”，认为理解是“能在的存在”，是“此在本身的本已能在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存在”。[2]这样，海氏就赋予了理解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使得诠释学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开启了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可能性图景。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海氏的思想，直面自然科学中的“理解”，揭示出自然科学中的理解也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同时指出诠释学是不排斥自然科学的，“在构成意识的活动中所完成的所有工作都可以由解释学的反思来完成。正因为如此，它就能够并且必须把自己展示在一切现代知识之中，尤其在科学之中。”[3]伽达默尔的普遍诠释学为科学诠释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但遗憾的是，海氏和伽氏虽然表明了解释学涉及人类与世界有交往的全部领域，但是面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他们还是有点妥协——他们的解释学仍然是人文性质的，而对自然科学诠释学并没有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和专门研究。
在科学哲学方面， 亨普尔为科学解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科学诠释学的诞生迈出了模范的一步，他把自己的科学解释的哲学分析推广至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认为理解是一种启发手段，从属于科学解释。这样，他以解释为主的方法统一科学与人文的偏颇引发了科学历史主义对他的纠正：科学解释本质上具有历史相对性、对概念框架的依赖性，概念框架凸显了科学解释的语境和态势。库恩的范式、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性和汉森的概念模式概念都反应了科学解释的历史相对性，这为推动诠释学和科学哲学的合流、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诞生开了一个好头。科学诠释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源于两大学科的共同滋润是无疑的。正是在两大学科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奠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才最终催生了科学诠释学。
二、我国的科学诠释学研究成果
科学诠释学是在西方哲学界产生的，我国学者对其诞生无缘于直接贡献，但我国学者对科学诠释学在我国及国际科学诠释学界的发展上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总的来看，我国学者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学者完成了科学解释学从西方哲学界的引进和向国内的推介。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诠释学的同时引进科学诠释学的，之后相继翻译了一些国外相关论文和论著，如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基西尔的《一种自然科学的诠释?——最新争论》和科克尔曼斯的《 现代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本质》等。1984年、1987年和1999年，我国著名哲学期刊《哲学译丛》，先后三次组织国内学者集中翻译西方科学诠释学的有关学术著作和论文，为我国科学诠释学的健康发展和开放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国内科学诠释学研究能够始终与国际科学诠释学研究保持同步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台。
其次，发表了一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成果，初步发展和建立起我国的科学解释学事业。在从西方引进科学诠释学的同时，我国哲学界对科学解释学的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一些理论专著先后发表，如施雁飞的《科学解释学》、吴琳的《理解之维：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研究》、曹志平的《理解与科学解释》、黄小寒的《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同时还涌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论文，如李章印的《探照灯与数学因素》、《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对自然科学的诠释学解读与自然科学诠释学》，高靖生的《论科学理解的合法性》、《科学理解中的个人知识与判断力》、《科学理解中的形成机制》、《科学理解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科学理解的认识论前提》，吴炜的《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海德格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叶泽雄的《论自然科学的理解和人文社会现象的说明》，殷杰的《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胡丹的《浅谈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李金辉的《科学解释学的三重维度》，袁航和曾国屏的《关注科学理解》，方鸿志的《科学合理性的现代意蕴》，任平的《论语言符号系统在广义认识论中的地位》，方珣的《科学解释述评》，刘高岑和郭富春的《科学解释的语境：意向模型》，石丽琴的《从解释学的观点看拉卡托斯的科学编史学》，任玉凤的《劳斯的科学实践解释学思想解读》，等等。
大家都知道张海迪的故事，今天我为大家讲一个关于张海迪热爱生命的故事。
1991年张海迪在做过癌症手术后，继续以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她开始学习哲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经过不懈的努力她写出了论文《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残疾人问题》。1993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系通过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并通过了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张海迪以自身的勇气证实着生命的力量，正像她所说的“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样，我把艰苦的探询本身当作真正的幸福。”她以克服自身障碍的精神为残疾人进入知识的海洋开拓了一条道路。
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上。她也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礼物和温暖。近年来，她为下乡的村里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贫困和残疾儿童治病读书，还为灾区和孩子们捐款，捐献自己的稿酬六万余元。她还积极参加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呼吁全社会都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年级:穿越水线2003
林崇德：创新人才培养不能怀有功利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在就高校与高中合作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小学阶段是学生探索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学术创造性工作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个体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没有基础教育阶段创新素质的奠基，任何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都是一句空话。但基础教育阶段不宜提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的是创新精神的培养。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人格即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尤为重要。实现创造性人格培养目标，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在高校与高中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合作中，创造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育人环境，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既要重视学校教育，还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知识教学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东西方教育方式、模式相结合。总之，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成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不能以是否培养的每一名学生都实现教育者的设想而判断探索是否成功。推动者不能怀有功利心理，应避免跟风，因材施教。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6月30日）
韩潮：中学语文课堂应承担一定量的哲学教育功能
每个高中生都会在高中政治课上接受一些基础的哲学教育，但
（一）哲学的重要性：国家、民族、个人的精神支柱。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离不开哲学，例如中国信仰哲学，中国政府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以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而西方基督教的国家则是以基督教哲学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14年圣诞之夜发表电视讲话，号召所有信仰基督教哲学的国家要以同样的哲学信仰：基督的仁爱结束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战争。不仅国家民族的生存离不开哲学，任何个人的生存也离不开哲学。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一致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用哲学的话来说，人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任何一个人在他（她）呱呱坠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以来，他（她）就有了他（她）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哲学，所不同的只是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罢了。
（二）哲学课自身的特点：抽象、空洞、深奥难懂、思辨性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形而上学》中第一次将哲学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认为哲学是一门理论性、思辨性最强的学科，是“一切科学之科学”。正是由于哲学自身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哲学同其他学科尤其是实践性学科相比，显得特别难懂，以致大学哲学课堂上普遍存在学生打瞌睡的现象。鉴于这种情景，笔者在此想谈一下大学哲学课的授课艺术，意在如何将哲学这门体现民族灵魂的深奥难懂的哲学课让每个人都能接受、都能理解。
二、浅谈大学哲学课的授课艺术
（一）关爱学生：变学生由被动学习哲学到主动学习哲学。
长期以来，很多大学哲学课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教学误区：教师上课的好坏只取决于教师备课是否充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哲学课的授课过程像其他任何课程一样，是一个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如果只重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参与作用，那是很不成功的；同时老师上课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学生接受老师所教的知识内容。如果老师只注意自己在讲台上讲课，而不关注讲台下的学生们在干什么，我个人认为，老师的上课没有达到目的，没有尽到老师对学生应有的责任，这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严重匮乏。
中国自古以来，师生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爱孩子，无论听话的孩子，还是不听话的孩子，父母都爱。所以，在哲学课堂上，老师如果发现不听课的学生，千万不要训斥、不要责备他们，或者无视他们，只管自己讲课，而应该迅速地将自己的讲课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比如，老师可以走到不在听课而在看课外书或玩手机或用耳机听音乐等的学生座位上，和蔼可亲地提问这个不在听课的学生：“我刚才在讲什么？”如果那个学生能回答上来，这时老师应该大声地说：“很好！”如果那个学生回答不上来，这时老师最好先启发他（她），或者让听课认真的同学帮他（她）一下，使他（她）最终能回答上来。这样他就既不会感到在众人面前丢脸，又不会不听课了，唯恐老师再提问他（她）。或者向不在听课的学生提问：“最近你在忙什么？你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学生肯定会回答这些问题的。于是你乘机抓住这些问题告诉他（她）如何用老师刚才讲的哲学知识去解决他（她）所困惑的问题，因为生活就是哲学，生活处处有哲学、时时有哲学。
从大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20岁左右的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自尊心、兄弟情义特别强。所以对待上课不听课的学生，老师一定不能当众责骂他（她），相反，老师应该走向责骂的反面，用一颗父母般的爱心去关爱自己的学生，或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朋友，那么学生不但不会不听你的课，反而还会积极主动地配合老师上课，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记笔记，甚至还会就课本知识与老师共同探讨与他们人生、与社会有关的热门话题，活跃课堂气氛，使授课生动活泼。
总之，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无论对待主动听课的学生还是不听课的学生，都要真心地关爱他们。关爱主动听课的学生，会使老师的授课锦上添花；关爱不听课的学生，往往收获更大，因为往往正是这些学生特别重义气，如果老师对他们好，他们往往会双倍偿还老师。笔者就有这方面的深刻体验。古罗马人在用武力征服了哲学强国希腊以后，不得不自叹自己在哲学领域，罗马人远远不及希腊人，于是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是我们的被征服者的被征服者。”在此，以笔者的深刻体验也想发出这样的感叹：“老师是被感动者的被感动者。”
（二）由哲学语言到日常语言：变深奥难懂为通俗易懂。
哲学之所以深奥难懂，主要是因为哲学语言里充满着许多空洞抽象的哲学术语或名词概念，例如：“主体”、“客体”、“物自体”、“理念”、“分有”、“本原”、“悟性”、“本我”、“自我”、“超我”、“单子”、“实体”、“形而上学”等等，这些名词术语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几乎不使用，所以人们对它们很陌生，从而感到难懂。哲学授课老师们在授课过程中一定要将这些哲学术语名词概念反复地用日常语言注释它们，最好举例说明，直到学生听懂为止。谈到如何使哲学语言通俗易懂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首推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塞涅卡与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几乎是一样的，但二人的著作风格截然不同。前者塞涅卡哲学通俗易懂、只要能识字就能读懂，而后者康德哲学却晦涩难懂，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空洞抽象的名词概念，很多哲学系的学生读了康德的哲学不想再学哲学了，非哲学系的学生读了康德的哲学，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打，只想睡觉。
（三）思维方式的转化：由哲学思维到日常思维、由日常思维再回到哲学思维。
时常听到人们这样评论哲学家：“哲学家都是怪怪的。”其实，哲学家并不是怪怪的，只是哲学家对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罢了。也许正是由于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因此他们的思想在常人看来很难理解。换句话说，如果常人能够像哲学家们那样去思维，也许会觉得哲学不难懂了。古代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曾提出过两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存在者存在，这个存在是存在的。”“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是必然存在的。”
如何将这两个命题解释清楚。我认为，应该转化思维方式，如果用我们现代人日常的思维方式是根本搞不懂这个命题的含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采用巴门尼德自己的思维方式，那就很容易理解这个命题了。其实，巴门尼德这两个命题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既存在静止的东西，也存在运动变化的东西。前者是真实的存在（存在），后者是不真实的存在（不存在）。在具体分解这个命题时，建议教师首先向学生交代清楚：巴门尼德是古代西方人，不是我们现代中国人，所以不能用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古代西方人所提出的哲学命题，更不能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来篡改古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不熟悉的哲学语言转化成学生熟悉的日常语言。巴门尼德的命题原文是希腊文，后来被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个命题中有两处“存在”，“存在者”是指“有一种事物的存在”，这里的“存在”和我们现代人的思维是一样的，但后面的那个字“这个存在”是巴门尼德哲学中的特有的重要的哲学术语，是指“静止的东西”。第二个命题“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巴门尼德所说的“不存在”是指“运动、变化的东西”，不是理解成我们日常的“无”。因此，这个命题用日常语言解释就是：世界上既存在静止的东西（存在），也存在运动变化的东西（不存在）。在用日常语言解释清楚之后，再让学生回到巴门尼德的哲学思维上去就不难了。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轻为什么算是优势？因为人在年轻时，更有能力承受失败，并从失败中学到教训，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成功是一座城堡，失败就是护城河。古人筑城时，先挖周围的壕沟，用其中的土筑起城墙。坚固的城墙若是少了护城河，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同样，成功若没有经历失败的验证，往往也是不堪一击的，因此，承受失败无异于人生的必修课，值得我们深思。
失败时考虑转弯
我在荷兰教书时，住在莱顿街上一栋民宅的顶楼。房东的儿子遇到我就会闲聊几句，有一次聊得开心，就说出自己的一些趣事。他说：“我念高中时参加拳击比赛，曾经在擂台上被击倒三次。上了大学之后，才肯专心念书，学习法律。”
对年轻人来说，运动员的表现最为耀眼，在镁光灯的聚焦下，简直成了天之骄子。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明星与歌星，都是靠天赋与努力，加上好运，很容易脱颖而出，取得成功。相对于此，大多数人走在“求学与就业”的单行道上，就显得平淡无奇、冗长乏味。前面所说的那位荷兰年轻人，因为运动场上的失败而认真拿起书本，接受平凡的人生，他的经历其实反映了许多人的经历。
凡是心想而事不成，未能达到自己预定目标的，都算是失败。由此说来，失败是人生的常态现象，我们又何必产生过度反应？那么，如何面对失败呢？
首先，不必害怕也不用失望，更不可放弃自己。我在念中学时，数学不好，每次考完试之后，总是担心数学成绩，因而很清楚什么是害怕。中学毕业后20多年，偶尔做恶梦，主题也常是数学考卷来不及写完。除了数学，我的其他科目都很好，稍微缓和了这种恐惧。我在演讲时，常问听众：谁还记得自己以前哪一科考得不好？大家听到我的问题，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也没有人不追求完美。记得要以“完美”为目标，而不必现在就要求做到。并且，真正的完美，与其说是外在的成就，不如说是内在的修养。与别人相比，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与自己相比，则永远有提升的空间。
其次，正如发明大王爱迪生所说：没有以前几千次的失败，怎能得到最后成功的结果。在失败中，人了解到自己的限制。限制越大越多，一定不好吗？我知道自己不能念“理工农医法商”，所以目标定在文科。我又知道自己对历史与文学不够热情，所以目标选择哲学。即使在哲学领域，还可以找到许多限制，于是我在念完学位开始教书之后，决定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博大精深，所以我再缩小范围，专攻先秦的儒家。从儒家推及道家，再由此回溯易经。这三个小领域现在成了我的专长。有了这样的专长，我在大学与在社会才能稍有一些用处。如果我在上述各方面都能成功，就难免“备多则力分”，最后可能一事无成，浪费了宝贵的生命。
失败时更加努力
有的失败让人转弯，就像河流不能没有两岸的约束与限制。如果放任河流泛滥，河水很快就会消失在大地上。但是，如果遇到压力与挫折就随之改变方向，人生也不可能有精彩的表现。
我在耶鲁大学念书时，必须在两年内通过法语与德语的测验。我曾在大学时修过法文课程，所以稍加努力就考过了法语，但是德语怎么办？我自学两个月就参加考试，600分通过，我的成绩是590分。这就像我们的考试是60分及格，而我考了59分，实在让人懊恼。我只好继续念书，每天12小时，在下一次测验时顺利通过。我在两年之内选读12门课，通过两种语言测验，也考过了三科资格考试。但是在论文大纲的口试时，因为我的论文主题要写中国古代哲学的，所以又被要求通过日文测验。于是我再花两个月念日文，也是每天12小时，然后顺利过了关。
失败的人没有抱怨的权利，要考虑的是目标是否适合自己，只要适合就全力以赴。我有这种观念，大概是受一位中学地理老师的启发。当时大家都在准备大学联考，心情又苦又累，这位老师在上课到一半时，忽然说了一句：“各位同学，好好念书吧！我没听说有人念书累死的。”这句话未必经得起检验，但是它从此深入我心，知道不必过于自怜。既然选定了目标，就不必瞻前顾后。后来我读到史宾诺沙的《伦理学》，他在全书结束时说：“正因为困难，所以值得一试。”他讲的是思想上的挑战，但可应用于人生的每一方面。
失败时可以觉悟
明白失败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就会更珍惜自己的成功。如何珍惜呢？首先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即，在忧患中人可以活着，在安乐中就自取灭亡了。因此，珍惜成功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也即居安思危。其次要不断自我超越，少去沉缅于过去的成功。“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若无法超越自己，很快就将被别人超越。我长期以来放在心上的一句话是：“不错，但是不够。”也许我的表现已经“不错”了，但仍然“不够”，也就是还有进步的空间。我从年轻时就引以为戒的五个字是“重复而乏味”。事实上，现在我的工作是教书，不可能不“重复”教材的内容，所以我把重点放在“不乏味”上。若要重复而不乏味，则必须“温故而知新”，并且继续不断地学习新观念。
人的生命有各种限制，而最大的限制是死亡。面对死亡时，谁能化解最深沉的失败感？一切所谓的成就、成功与成果，在人面临死亡的那一瞬间还有多少价值？因此，人的真正成功是用一生的时间学会如何面对最后的失败。王阳明临终前，弟子请示遗言，他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他写完了人生的功课，顺利毕业了。
总之，虽然注定失败，但又不肯安于失败，这也许是人生奋斗的最大动机与动力来源。人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不就是有这样的自觉与努力吗？成功的果实也许是甜美的，但真实人生却散落在从失败中一再昂起头重新出发的历程中。卡缪在《西齐弗斯神话》的结语是这样的：“向山顶奋斗的本身，已经足以使人心充实。”应该想象西齐弗斯是快乐的，承受失败是人生觉悟的开始。?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正文】
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并且取得了累累硕果。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显然是不够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或社会体制，并且科学知识本身同社会条件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还需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元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致想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作深入研究，感到困难重重。而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相比起步较晚，加上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诱人的应用前景，使得科学社会学研究正方兴未艾。尤其是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大有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社会学的趋势。本文对元科学研究的这一发展趋向作了评析，认为：（1 ）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最突出的局限性之一，在于难以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2）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克服科学哲学的这种局限性， 从而促进其深入发展，而且也为整个元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科学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并不能取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内容本身作深层的研究。
一、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及其局限性
尽管关于什么是科学哲学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人们基本上还是倾向于将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下面的一门二级学科。更确切地说，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局限在认识论或方法论的领域内，并且把它所研究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几乎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在约翰·洛西所写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将《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写成了“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在他看来， 科学哲学主要探索下列问题：（1）哪些特征把科学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区分开？（2 ）科学家在研究自然时应遵循哪些程序？（3）正确的科学解释必须满足哪些条件？ （4）科学定律和原理的认识地位是什么？因此， 科学哲学要比科学本身的实践站得更高：科学从事的是对事实进行解释，而科学哲学的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1］，p.2）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洛西将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学派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将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作是“非正统的”科学哲学。
约翰·洛西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似乎科学存在着一种超历史的结构或方法论规则，而科学哲学可以站在科学之上，运用超历史的元科学概念，揭示科学的程序、结构或科学解释的逻辑。二是主张对科学进行纯粹的理性重建，完全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他们将科学认识论或方法论加以高度逻辑化和形式化，从而将逻辑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考虑则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纯粹局限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科学，完全忽视了社会学的因素，似乎科学只是个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而不是一项集体的或社会的事业。
应当肯定，传统的科学哲学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关于科学方法的合理重建以及对若干元科学概念的逻辑分析等等，对于推进和深化科学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研究，无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由于他们对于分析、还原和逻辑方法的强调和运用，使得科学哲学几乎成了一门与科学研究相类似的相当严格和精密的学科。他们发起的“科学的哲学”运动尽管后来遭到失败，但的确曾经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辉煌的时期，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哲学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传统的科学哲学如此定位是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是对于推进哲学还是科学研究来说，也许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定位的局限性和偏颇性；首先，虽然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本身却应当属于人文学科。因此，它与其它人文学科一样，若是按照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和认识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严重地忽视了科学在本质上是社会的这一重要特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往往并非单独地从事研究，而是需要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研究；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公共）性的事业，其中个人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目标和规范的强烈影响；还有任何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往往不能脱离社会对技术上的要求等等。
如何克服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和偏颇性，将认识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地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说，如何将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应当说，托马斯·库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库恩提出的两个著名的概念，即范式概念和科学共同体概念，可以说既是科学哲学又是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库恩认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是解释科学的动态过程，并且首先要弄清楚科学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在他看来，这种“解释归根到底必然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就是说，必须描述一种价值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也必须分析传递和加强这个体系的体制。知道科学家重视什么，我们才有希望了解他们将承担些什么问题，在发生冲突的特殊条件下又将选择什么理论。”（［2］，p.286）由此可见，尽管库恩对科学进步的解释带有严重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库恩对于纠正传统的科学哲学片面强调“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沟通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和科学心理学的联系，开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其贡献是巨大的。
自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后，科学哲学逐渐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历史主义者们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科学的逻辑”的定位，更多地关注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他们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即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主义者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
然而，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一种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仍然没有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逻辑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者最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并克服其局限性，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于是，科学哲学依然困难重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关于科学进步的问题。本来，如果真正从这社会历史的观点看，科学进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首先，社会生产力在不断提高，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先进的物质手段从事科学；其次，人们可利用的知识和信息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增长；还有，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人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想按照原有的科学哲学的定位，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用纯粹逻辑的观点来解决，科学进步问题却变得极为艰难。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科学哲学家们至今还难以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要么坚持某种超越历史的普遍有效的科学进步标准来说明科学的进步性；要么接受库恩的观点即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而否认了科学的进步性。由此可见，要使科学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就应当真正突破原有的定位和框架，进一步开拓视野，积极吸取其他元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使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等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元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科学社会学的新视野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它们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哲学主要地将科学看作是一种认识，往往使用认识论的范畴（如“理论”、“因果性”、“实验”、“假说”等等），对科学侧重于进行方法论或认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研究。然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在本质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将科学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科学在社会中逐渐体制化的过程。于是，科学社会学往往使用社会学的范畴（如“体制”、“规范”、“分层”、“权威”等等），对科学重点进行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具体地说，科学社会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元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一，与其他社会体制（例如政府、教育等）一样，科学也是一种社会体制。“科学可以被朴素地表达成由许多科学家个人组成的共同体：他们观察自然界，互相讨论他们的发现并且把结果记录在档案中”，“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3］，pp.17—18）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它的正常运行是通过许多公共的或社会的形式来实现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共机构，如大学里的科系、学术社团及科学杂志，它们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象科学教育，发表科学论文，对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展开辩论，或者对于著名的发现授予正式的奖赏。在更抽象的形式上，我们注意到了公共性影响，如教育课程的设置、研究传统及研究纲领。每一个科学家都被要求去扮演各种各样的公共角色，如研究生、研究管理人员或知名科学权威，并且受到公共行为规范的制约，如‘普遍性’或‘无私利性’等。”（［3］，p.13 ）科学社会学（至少是“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将这些公共建制、活动、影响、角色、规范等等看作是“科学的基本要素”，强调“如果不去探求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过程中，彼此是如何发生联系的，那么就无法理解科学理论的地位，无法理解这些理论当初是怎样被设想出来的。”（［3］，p.13 ）这就是所谓“内部的”科学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和出发点。概括地讲，“内部的”科学社会学，按照齐曼的观点，是以科学发现为背景，研究的是科学这种社会体制的内部结构、社会关系及其运行规律。
显然，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体制的研究纲领大大拓展了元科学的研究：首先，拓展了科学哲学和认识论的研究。尽管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已经触及到用社会历史的观点来看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仅仅是纲要性的，并且可以想象在科学哲学的定位和框架下面是很难能将社会历史的观点贯彻到底的，充其量只是在大量历史案例中去寻找科学发展的逻辑。相比之下，科学社会学不仅使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切切实实地推进了这方面研究。例如，科学哲学中提到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等概念，在科学社会学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种智力抽象，而转变成为切实的研究对象。至于科学哲学中非常突出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等问题，科学社会学则用社会学的术语重新加以阐述。约翰·齐曼甚至提出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学的观点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方法’；它也说明了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问题。”（［3］，p.159 ）他指出， “代替强调科学的认识方面的哲学透视，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采取社会学的观点。”（［3］，p.149 ）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 对科学内部作社会学的研究对于科学哲学来说至少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其次，开辟了许多关于元科学的新的研究课题及其研究方法。例如，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关于无形学院的研究，关于科学交流体系的研究，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研究，关于科学家行为模式的研究，关于科学中的社会分层的研究，关于社会中的科学家的角色研究和关于科学评价的体制化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于理解科学内部实际的社会运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更重要的是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探讨，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科学的控制以及科学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等等。科学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内部”考察科学，相反，它更强调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植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且和其他体制一样，和法律、宗教、政治权力等等联系在一起。”（［13］，p.163）因此，一方面，科学能够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科学通过技术以巨大的力量导致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科学的发展既能强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有可能由于不恰当的应用而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科学又受到社会的巨大影响、制约或控制。从经济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技术上的需求，社会可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方向；从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和政府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来实现其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外交的目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它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并受到这种文化环境的制约。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将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工具，使它服从于各种社会需要，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的体制及其自身的活动方式。当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制约或控制也会有双重效应：一是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二是也有可能破坏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给科学与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毫无疑问，将科学这种社会体制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对于元科学研究来说，带有革命性的变化。它的意义在于：
首先，突破了传统的元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史、甚至“内部的”科学社会学）基本上都局限在科学本身的活动范围内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因素，那就是科学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与此同时，社会也在改变着科学。用约翰·齐曼的话来说，“作用于科学的巨大的社会力量，正在使科学自身内部的活动方式变得面目全非，并且这种力量正在向着科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核心渗透：而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这种情况。”（［3］，p.11 ）也就是说，如果切断科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即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忽略不计，而单纯地研究科学本身，则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性。
其次，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元科学研究只是从“内部”研究科学，其视野显然是极为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学术活动，而科学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是远远不够的。的确，科学是一种条理化的知识体系；它采用了独特的方法；它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它是具有特殊研究才能的人们做出的发现。然而，它更是一种与整个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它是一种实现各种社会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需要物质设备；它是教育的主题；它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它是人类事务中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差异、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3］，p.7）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科学、技术和社会三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才有可能。
再次，开辟了元科学研究从理论走向现实的更广阔的道路。由于对科学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忽视，一般说来，传统的元科学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现实的倾向，它们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离科学作为社会体制的现实情况有很大距离。相比之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更着重于关注科学的社会现实：究竟科学实际上是如何通过技术影响社会的？社会又是如何实际地影响、制约或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科学在现实社会中的现状是什么？它将如何发展？科学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又是什么？有什么正面或负面影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既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它所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说，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着重运作的关于科学技术的政策性研究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科学哲学
很明显，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来研究的科学社会学同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来研究的科学哲学两者不仅不是冲突的，而且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然而，本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却对科学哲学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同原有的科学社会学大为不同，它脱离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并不是从社会体制这个角度来研究科学，而是强调要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这便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哲学两者之间的互相竞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蕴含着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能够而且应当取代科学哲学，来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这项“强纲领”指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或超验的特性，也不存在诸如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这样的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应当彻底地被当作社会学的研究材料来处理。（［5］，p.3）这无疑是在宣告以研究科学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为内容的科学哲学应当终结，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应当让位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研究。我们认为，这种见解不仅是相当偏颇的，而且也是难以经得起推敲的。
首先，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所作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侧面，它根本无法代替科学哲学对科学知识本身作正面的认识论的研究。我们不妨可以看一看戴维·布卢尔在他的《知识和社会建构》一书中对“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阐述。布卢尔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纯粹是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的。”（［5］，p.5）他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原则：①知识社会学是研究原因的，即关注那些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存在着其它类型的原因，它们与社会原因一起促使信念形成；②知识社会学公平同等地对待真和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得到解释；③知识社会学的解释风格是对称的。例如，用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正确的信念和不正确的信念；④知识社会学是反身性的，从原则上说，它的解释模式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否则社会学将是对它自己的理论的反驳。布卢尔将原因、公平、对称和反身性这四条原则称之为是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定义。（［5］，p.7 ）由此可见， 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研究的是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原因或社会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它甚至根本不关心科学知识的真或假、合理或不合理、成功或不成功等等这样一些对科学知识来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将所有科学知识都一味地同等地看作为“结果”；它将研究重点放到了科学知识的外部，放在社会条件或原因上面，即侧重于研究是什么样的外部的社会条件或原因导致什么样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当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从这种角度来研究科学知识不能说没有新意，也许是颇有意义的，但是，应当承认这种角度仅仅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科学知识，而且过多地强调这个侧面显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其一，正如约翰·齐曼所批评指出的，“固执的社会学家可能大大地过高估计了社会利益的影响和其它科学以外的考虑”，从而“鼓励从在科学中起片面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出发的研究，并使之合法化，因而得出非常可疑的结论”；（［3］，p.155）其二，它大大低估甚至否定了科学知识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等认识因素，而事实上这也是科学知识产生的先决条件之一。毫无疑问，离开了人的认识，社会因素的作用再大，科学知识也无从产生。
其次，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性。劳丹认为，“任何认识社会学的解释至少必须给出存在于某个思想家Y 的某种信念X与Y的社会状况Z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社会学的解释具有‘科学的’意义的话）这就要求助于一条普遍的定律，此定律表明，处于Z类状况之中的所有（或大多数的）信仰者都会采取X类信念”。（［6］，p.217）但是，在劳丹看来，尽管作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其解释还是“过于粗糙，远远达不到起码的确切性要求。” （［6］，p.218 ）除了象劳丹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以外，还有象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对知识社会学最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之一卡尔·曼海姆都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前景表示怀疑。默顿认为，“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内部科学史的范围，并且大量地独立于非纯科学的因素。”（ ［6］， p.220）而曼海姆则断定说：“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历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内在的因素。”（［6］，p.220）一般说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困难及其局限性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特定的科学发现或发明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二，社会条件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往往从宏观上讲比较说得通，而从微观上分析比较困难。例如，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和技术上的需要来说明为什么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中，发展较快、成熟较早的是经典力学。但是，我们很难说明经典力学中的每一个定律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其三，科学知识社会学也许比较适合于那些原始的或经验性很强的科学知识，但很难研究近现代那些理论性或逻辑性较强的科学知识。因为前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近，或许同社会条件有某种直接的关系；而后者离社会现实比较远并且已经高度数学化。更进一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知识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范围内似乎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只能限定“在不合理性假定的框架之内工作”，才有“广阔的天地。 ” （［6］， p.222 ）当然，劳丹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限定未免有些绝对，但是，他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固有的局限性。
最后，用科学知识社会学来代替科学哲学的后果也是不可取的。显然，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科学哲学至少有两个严重的后果：其一，使得对科学知识的研究趋于平面化和表面化。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将科学知识仅仅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对科学知识作比“自然现象”更深层次的研究。他们将科学的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问题搁置一边的结果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文学知识、道德知识、宗教知识或别的什么知识，使得科学知识完全失去其自身的有别于其它文化知识的特点。这样一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在否定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实质上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所作的研究，因为既然科学知识同其它别的文化知识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那么，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进一步为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敞开大门。事实上，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并不是拒斥所有的哲学观点。确切地讲，他们认为，默顿学派的局限与不足就是与实证主义哲学的联系，而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哲学观点的支配下，为科学社会学转向科学知识内容的研究作出贡献；并且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论证这些新的哲学观点。 （［7］，p.228 ）而这些所谓的新的哲学观点最主要的倾向之一，那就是认识论和文化的相对主义。正如布卢尔所明确承认的，“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依赖于一种相对主义。它采取了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体现在早先提出的对称性和反身性两条原则之中。所有的信念（不管它们得到如何评价）都将以同样普遍的方式予以解释。” （［5］，p.158 ）反之，若要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结论来论证哲学观点，那么势必强化相对主义的观点：首先，科学哲学中所探讨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其真实的含义只不过是“主体间性”，即“许多人的意见一致”。这就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次，正如齐曼指出的，“知识社会学原则的严格应用看来必将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科学仅仅是在理智领域中许多相互竞争的世界图像当中的一种，而且它并不优越于一个社会团体能够赞同的任何其它的系统方案，例如，赞德人的著名的巫术信念。”（［4］，pp.119—120）这就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由此可见，如果说费耶阿本德从科学史的个别案例研究中得出认识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结论，从而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的话，那么，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则试图以更一般的经验研究来强化费耶阿本德的观点。可是，他们竟没有想到，科学哲学的终结同样也意味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终结！
参考文献
〔1〕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2〕 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 刘＠①jùn＠①jùn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John Ziman， Reliable Knowle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78.
〔5〕 Davi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Lmagery，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Larry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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