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7:59:51
导语：在历史学博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平底烧瓶：平底烧瓶主要用来盛装液体物质，可以轻度受热，可用作试剂量较大又有液体参加的反应的反应容器，还经常被用作各种气体的发生装置．
2.锥形瓶：锥形瓶可以用作气体反应的反应装置，在蒸馏实验中，锥形瓶是作为液体接收器的．
3.量筒：主要用于量取液体的体积;在一些用到排水集气法的实验中可以通过量取液体的体积测量固体或气体的体积．
4.集气瓶：与毛玻璃片配合，可用于收集、存放气体;也可以作气体与物质反应的容器．
5.滴瓶：滴瓶是用于存放少量液体的，使用起来十分方便，能够控制液体的使用量及液体流入的速度．
6.玻璃棒:玻璃棒的应用十分广泛，在测pH的实验中，玻璃棒用于蘸取溶液，引燃红磷，在蒸发操作中用于搅拌，蒸发完毕后用于转移固体，在配制溶液时用于搅拌，在过滤操作中用于引流．
7.广口瓶：广口瓶用于盛放固体，还可以用于气体发生器．
8.细口瓶：用于盛放液体，在盛放碱性溶液时用橡胶塞，盛放强氧化性的溶液要用玻璃塞．
9.导管：长导管有冷凝回流的作用，这可以达到分离产品的目的．
10.漏斗：用于过滤或向小口径容器内注入液体．
二、玻璃仪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用量筒量取液体时应在室温下进行，读数时，要注意视线应与液体面底部相切，仰视与俯视都会造成数值偏差．量筒不能加热，也不能用于热溶液的盛装，操作时要沿壁加入或倒出溶液．使用烧瓶加热时，要将烧瓶放置于石棉网上，让其受热均匀，平底烧瓶不能长时间加热，当烧瓶用于溶解物质时，用玻璃棒搅拌，玻璃棒不能触及杯壁或杯底．试管可以直接用来加热，用试管夹夹在距试管口1/3处，加热前外壁应无水滴，加热时试管口不应对着任何人，加热后不能骤冷，以防止试管破裂．集气瓶不能用于加热，在瓶内进行燃烧实验时，需要在瓶底放少量水或细沙．滴瓶在盛放碱性溶液时要用软木塞或橡胶塞，滴瓶不能倒放，否则会引起胶头滴管的腐蚀，胶头滴管加溶液时，不能伸入容器的，更不能接触容器壁，不能平放于桌上，用完之后就立即用水冲洗．广口瓶不能用于加热，当放入具有酸性、氧化性的试剂、有机溶剂时，要用玻璃塞，放入碱性试剂时要用橡胶塞，用棕色瓶装见光易变质的物质．
三、玻璃仪器的清洗
仪器的洗涤方法一般有冲洗法、刷洗法、药物洗涤法．玻璃仪器的清洗很重要，如果清洗不当或延后清洗，都可能会造成仪器的洗涤变得困难甚至损坏．洗涤一般可依照以下步骤:倒去废物—冷却—用水冲洗—刷洗—用水冲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仪器都是用水冲洗的，一些用于特殊反应的仪器，也要用特殊的洗涤液清洗，在洗涤剂的选择上也要注意，常用的洗涤剂有肥皂液、去污粉、洗液、有机溶剂等等．用毛刷刷洗仪器时不能太用力，以防将仪器捣破，用洗液洗涤仪器时，玻璃仪器中的水要尽量倒干净，洗完之后将洗液倒回原瓶，并将瓶盖盖好，如果洗液流出瓶外，不能用手去擦，只能用水冲洗或抹布擦．化学实验中清洗后的仪器应达到内外壁应都能被水均匀地湿润，且不挂水滴，既不聚成水滴，也不成股流下，晾干后不留水痕的效果．
四、结语
(一) 京东商城发展情况
京东 (JD.com) 是当前我国最大的自营式B2C电商企业, 为京东集团CEO刘强东于1998年6月18日在中关村成立, 并于2014年5月22日在纳斯达克挂牌, 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的中国第四大互联网上市公司。其中, 2013年5月6日正式成立京东商城, 在线经营商品涉及计算机、3C数码、家电、汽车配件、服装与鞋类、奢侈品、家居与家庭用品、化妆护理用品、食品与营养品、书籍、母婴用品、体育商品、百货、机票、网上超市等3150万种SKU的商品, 满足用户在线购物的日常生活购物需求, 同时京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覆盖自身的物流配送网络, 完善的售后服务、物流配送及市场推广, 组建六大物流平台提供更加快捷的配送服务, 并且支持货到付款等服务, 真正能帮用户实现购物的“多、快、好、省”。
京东商城作为国内较大的B2C电商企业之一, 其B2C电商模式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在该企业的营销推广与日常运营中, 对整合营销传播进行了灵活而高效的运用, 尤其通过广告投放、商品促销、市场活动、公共关系四大方面对企业的营销资源进行不断整合优化, 这对于企业的业绩推动、口碑宣传、企业文化打造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因此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总结其可借鉴之处, 以为我国各同类企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 京东商城整合营销主要传播方式分析
广告投放。京东主要采用的是以网络传播为主, 整合视频、户外、电视、网页广告等营销传播方式, 不断扩大知名度、增加网站流量,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达到吸引客户购买的目的。一方面京东侧重在公共汽车、站牌进行户外广告投放, 采用大众的传播方式不断扩大宣传, 如喊出标志性口号如“好物低价, 上京东”、“多、快、好、省”等等;另一方面, 京东的广告主要投放在网络上, “双十一”促销活动打出四支TVC广告片, 分别从“多、快、好、赞”4个维度中针对大型促销节中售假货、发货慢、退货难、付款难等问题, 做出针对性的回应, 指出要提高消费者在双11活动中的优质购物体验。2017年京东年货节通过拍摄《把年味儿带回家》纪录片推广京东商城“把年味带回家”主题的大促销, 让消费者获得全新的购物体验。此外, 随着京东商城获得1.5亿美元融资后, 京东也在加强电视等媒体的广告投入, 如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 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推荐阅读：生态资源管理运营范文分析的管理学博士论文
商品促销。商品促销是企业进行营销的重要手段, 对于京东商城来说, 借助着便利的网络宣传传播渠道, 可以综合利用多样化的促销宣传方式。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节日气氛使商品促销常态化、特色化, 比如针对年中“618”的大促活动、“双十一”、“双十二”、“开学季”、“周末放价”等推出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 以双十一为例, 京东商城从11月1日开始, 推出连续11天的“低价爽购”促销活动, 同时3C、家电、消费品、服饰家居这四大事业部分别拿出大牌优惠商品, 轮流上阵促销, 最后在11日全面低价爽购, 让消费者从容购物的同时获得踏踏实实的回馈。另一方面, 京东还进行不定时的促销, 如京东商城的首页中设置“秒杀”、“优惠券”、“闪购”等专栏, 对特价商品、限时抢购商品分门别类, 并推出“全民来砍价”等多种电子商务促销手段, 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样, 丰富目标消费者群体的购物体验, 增强了客户黏性, 有助于提升京东的销售额和知名度。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一、个人简要生平
1899年6月25 日,莫斯出生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Chicago,Illinois)。1921年和1924年分别在密执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取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并取得了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资格。
莫斯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大学渡过的。1922年,开始在密执安大学做管理员;1924年,离开密执安大学,来到堪萨斯大学(he University of Kansas)任副教授;1925年,他又回到了密执安大学,一直到1930年。后来,任职于安提俄克学院(Antioch College)。与此同时,他一面任教,一面在密执安大学修习博士课程,并于1938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他从安提俄克学院辞职,来到加利福利西部的伯克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erkeley)任副教授。1942年被评为教授,并在1946～1949年间任该校商学院的副主任。1954年,他从柏克来大学退休后,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简称AICPA)下属的研究部门从事专门研究工作。1959～1960年,在研究所担当了主任;1960年。任研究所副主任,一直到1963年辞职。
1921年12月17日,莫斯与罗蒙・阿瑟・佛露(Norma Altha Fulllle)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小孩。由于其拥有非凡的音乐天份,他也是一位有相当水准的钢琴演奏家。1964年1月9日,莫斯因患癌症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去世,享年64岁。
二、理论与实务的主要贡献
著名会计师威廉・安德鲁・佩顿(William Andrew Paton)对于莫斯选择会计作为一门职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密执安大学期间,他曾先后与佩顿和罗斯(1925～1930)一道同时就职于Kapok,Hurst and Dalton会计师事务所。
莫斯一直活跃于相关的学术机构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分别于1939年、1950年担任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简称AAA)的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他也是美国会计学会(AAA)相关委员会的成员,如收入费用确认原则委员会等。此外,他对《会计评论》(Accounting Review)索引工作的编纂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先后主持编纂了1926
～1950年(此中包括1917～1925间的论文与会议论文)、1951～1955年以及1956～1962年间的论文主题索引。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中,他先后出任编辑委员会成员、会计程序委员会(Committee on Accounting Procedure ,1951～1954)成员、会计术语委员会的主席(1954)。他还是美国财务经理人协会(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简称FEI)和加利福尼亚注册会计师协会(the California Society of CPAs)的会员。
因为莫斯在会计理论与实务方面的贡献,1960年,他获得了阿尔法・卡帕・普希会计奖(the Alpha Kappa Psi Foundation Accounting Award)。
莫斯的朋友们都认为,他虽然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但却是一个对工作非常富有激情的人。他授课的思路非常清晰,能使讲授的内容浅显易懂,学生在这一点上对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思想非常保守的人,总是强烈地反对新事物。由于莫斯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因此许多会计人员都对其作品都不很满意。
莫斯的会计格言是:“折旧的本质并非资金来源”①。
三、主要论著简析
莫斯在世时,曾为专业报刊写了一些文章,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三份专门性的研究文献。
1937年,莫斯完成的博士论文“公用事业折旧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Utility Depreciation),后被美国会计学会(AAA)编入“专题研究报告”正式出版。该文献的出版,引起了一个基于贬值会计的讨论。他认为不管经营单位是否盈利,资产贬值无论何时都应考虑进去。他强调贬值是由于使用而导致的,而不是受物理环境的影响。
莫斯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这方面很感兴趣。1950年,他作为美国会计学会(AAA)的主席向社会寻求支持,以便开展对这个问题的研究。1951年,AAA得到了一笔研究基金的支持,拉尔夫・琼斯(Ralph Jones)博士被任命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莫斯与他密切合作,积极努力,终于在1956年完成了一项编序为AAA 的“第6号会计研究报告”的专题材料――《物价变动水平和资产负债表:基本观念和方法》(Price-Level Change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ic Concepts and Methods),该书后由AAA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莫斯解释了如何根据物价变动水平来调整经营单位的财务状况。这项研究导致后来一系列会计公告的,其中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FASB)就有专门的“物价变动调整”公告,并把它作为传统财务会计的一项补充。
1961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出版了莫斯所写的《现金流量分析和资金状况表》(Cash Flow’Analysis and the Funds Statement)一书。书中强调,现金流的多少不能仅仅作为提高经营单位净利润的手段,也不仅仅作为经营状况的一个补充说明;他认为资金状况应作为财务状况重点考察;同时他又指出资金作为全部资源的定义在考核资产状况时应被使用。这项研究引起了关于资金状况的讨论,同时也是会计原则委员会(Accounting Principles Board,简称APB)1963年10月的第3号意见书――“基金来源与应用表”(APB Opinions No 3:The Statement of Source and Application of Funds)的基础。
此外,莫斯于1942年撰写的《基础会计》(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以及1951年与George.B. Stenberg和William Niven合写的《初级会计》(Elementary Accounting)等书均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他对会计史也非常感兴趣,但刊于美国会计历史学家学会主办的《会计历史学家杂志》(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1988年第2期上有关复式簿记起源和演变的论著则是他退休后留下的很少著作中的一本。
【参考文献】
[1] ,2005-12-25.
[3] Perry Mason, Sidney Davinson. Fundamentals of accounting. 3rd ed. Foundation Press, 1953.
[4] Perry Mason. Cash flow analysis and the funds statement. American Institute of CPAs, c1961.
[5] Perry Mason. et al. Elementary accounting .Foundation Press, 1951.
[6] Perry Mason. Price-level change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basic concepts and methods.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1956.
1915年，赵元任获得哈佛大学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到哈佛研究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赵元任继续研究语言学，选修了葛然简教授的《言语学入门》，还选修了梵语。他经常去麻省理工学院听中国朋友讲方言，并向他们学习。1941年到1946，赵元任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在这期间加入美国国籍。1946年，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简单地回电:“干不了。谢谢!”赵元任沉默寡言，待人和蔼可亲，很少发脾气，但在哈佛大学任教时，却发过一次脾气。当时，中国学生杨联陞自清华大学毕业后申请哈佛奖学金，哈佛只给杨入学许可证，但是杨如果没有奖学金就无力念哈佛。赵元任为此向学校经办人据理力争，对方固执地不肯变通。赵元任很生气地说：“这种学生不收，那么哈佛还收什么人？”在赵元任的争取下，哈佛给了杨联陞全额奖学金。
杨联陞
杨联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求学哈佛，五十年代成为世界汉学界一流学人。他治学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曾任赵元任助手，与论学谈诗二十年，谊兼师友。1947年，他最终决定留在哈佛任教，就是听了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还说过，等杨联陞回国时“北大仍旧要”。杨联陞执教哈佛几十年，仍心系故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回忆说：“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周一良认为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旧式的读书人”。1990年，哈佛大学为杨联陞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
陈寅恪
陈寅恪向来只求学问不求学位，早在13岁时就到日本求学，之后到瑞士苏黎世学习，1913年到法英等国游学。1919年，30岁的陈寅恪来到哈佛大学，师从篮曼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以及佛学，前后两年半。陈寅恪在美国，据其好友吴宓讲有两大豪举：购书和请客。“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请客方面，陈寅恪一般去的饭馆都是醉香楼。这家中式餐馆并不大，但店内器具摆设及餐具，完全是中式的，使来者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1924 年，赵元任拟辞去哈佛大学中文教职，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聘。管理该教席的主任有意让陈寅恪接任，赵元任于是写信询问正在柏林大学学习的陈寅恪。陈寅恪幽默地回信说：“我不想再回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梅光迪
梅光迪六岁随其父攻读四书五经，十四岁中秀才，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1911年，在见到梅光迪名列清华学校留美学生名单时，其好友在日记中曾用“狂喜不已”来形容自己的高兴。1914、1915年间，梅光迪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时，克莱恩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着白璧德的新著《现代法国评论大家》对同学们说:“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梅光迪从此对白璧德的思想生出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圣哲的教诲，梅光迪1915年秋转学到哈佛大学。在白璧德的启发下，梅光迪认识到，中国必须以冷静、理智的态度，使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生辉。在疾风暴雨的“五四”中，梅光迪等人以《学衡》为阵地，介绍古希腊的学术文化著作，介绍白壁德等人的思想理论以及孔孟伦理，试图以此挽救中华传统文化的危亡。作为文学革命之争的老对手，先生曾坦诚地说:“文章无敌手，只怕宣城梅。”
张光直
1954年，张光直从台湾大学毕业，到哈佛大学读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著名学者莫维斯教授看到这个亚洲学生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教室里，也不记半字笔记。而到了考试时，这个学生却交了一份理论丰富、证据翔实的答卷。教授这才知道班里有一个天才青年。文化人类学大家罗克曾称赞他说：“快要在我们系里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真了不起，十年来在人类学系里读博士的学生都比他不上。考博士口试时，他对各教授问他的各问题，答得那么应对如流，对理论对事实，都能把握得那么精深正确；不到半小时，大家都认为不须再问下去，于是都起来和他握手道贺。现在我们已经内定了聘他在本系做助教，今夏交博士论文后，即正式发聘书。” 在哈佛的执教生涯中，张光直几乎独立一人培养了三代考古学研究生，这些学生目前正执掌着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亚洲重要大学的教席。他在哈佛大学创立中国考古专业，使哈佛成为西方学习中国考古学的中心。李润权评价说：“在西方世界，近40年来，张光直这个名字几乎是中国考古学的同义词。”
一、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运用民族志方法的意义
民族志研究已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领域所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而“民族志”与新闻传播学的结合也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就已经被提出，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被认为是民族志传播学的奠基人。民族志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分支，并为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样的，“民族志”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也有着无限的潜力。在这方面早已有先行者。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博士论文《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再如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开中国“民族志”方法进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先河，此方法对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⒈“民族志”深入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更加科学，更加客观严谨
如果我们想了解某个文化或某种现象，就必须将注意力放在当地人对世界的看法及体现这些看法的行为上。但是，人们对自己从事的活动的主观叙述，往往不一定能准确或不足以解释其行为，尤其是在受访或被要求叙述的情况下，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事实加以筛选和曲解。所以研究者应该尽可能直接观察他们的行为。“民族志”的优点在于调查者是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少数民族广播电视事业的现状，并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可信，更加科学。新闻传播的研究更应该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相信没有人会在实验室里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⒉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也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族志”是源于文化人类学中对异民族文化考察时所创造出的一种方法类型。这种研究方法把完全生活在研究对象中不受外界干扰作为重要的研究条件之一，而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很多，且由于这些地区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对民族文化良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
⒊“民族志”中“遍查”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增加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这种研究方法是要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任何一种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以看电视为例，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一书中，他分析了每个问题提出的原因和意义。如电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你所观察的家庭中除电视以外，还有哪些电器？电视信号从哪里来？是否受到限制？谁在限制？怎样限制？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以及考察，涉及基层的行政管理问题，涉及国家的行业体制、政策问题，涉及意识形态控制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再如电视机的来源，这背后体现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对于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就尤其重要。再如研究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和风俗文化宗教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因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接触媒介的习惯和媒体传播的效果。
这样的方法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必将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引向深入。
⒋民族志影像为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也为纪录片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以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拍摄的民族志影像，力图还原拍摄对象的真实生活、原始情感以及他们的姿态，用镜头对研究对象的再现无疑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都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或采纳了民族志的原则和理念。如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就是采用了民族志的方法。
二、“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缺陷
⒈“民族志”方法本身的性质与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的目的有相悖的一面
民族志方法来源于人类学，而且倾向于人类学中人文科学的一面。民族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事物现象的原创性、表达性与独特性，在方法上则重视对具体对象本身内在意义与价值的诠释。它不适用于追求普适性和规律性，只适合于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例如郭建斌对少数民族乡村地区（独龙江乡）当地人看电视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或观点不能推及与之条件有较大差异的其他民族地区。
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和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工作，进而还要为国家相关政策决策服务。将少数民族信息、文化传播得更快、更远、更好，以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实践方法和目的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⒉民族志研究的精确性常常受到质疑，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①民族志研究面临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研究中引起思考的问题和在具体民族地区从事调查所遭遇的问题无疑是大不相同的，原定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和受环境影响的程度难以估计。尤其是民族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特性和民族文化，原有的研究设计随时有可能被排斥而无法进行。
②研究者个人的喜好及理论的偏见。这会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时，研究者也容易受到自身主观因素如自我偏见的限制。
③研究者很容易对民族地区的情况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即立场预设，这容易对此地区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产生歧见。
⒊民族志的关键概念有其模糊的一面，操作时很难区分其中界限
以民族志操作环节的关键概念“融入”为例（民族志三个操作环节：融入、遍查、深描）。融入，即想方设法融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单薄的。怎么样才能表明已融入某一群体，能调查到丰富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呢？目前还没有一套标准。而以往很多民族志研究的实例中研究者的融入也很值得怀疑。
举两个例子。民族志核心内容“参与观察法”的提出者、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中一群平坦的珊瑚岛――“特洛布里安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调查，1922年出版了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民族志研究。但是他在他的调查日志中这样写道：“我看土著的生活离我自己的生活很远，对我来说没什么意思，他们的生活好像狗的生活一样无聊。不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想我在做的事是令人荣耀的……”这些句子让人对马氏的“融入”产生怀疑，即便是语言和生活上融入，那在心理上的融入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融入最后得到的民族志研究成果又是否科学？
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是中国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拍摄者，他拍摄了纳西族和藏族的民族志影像，影片中给人以中国市民社会死板、僵滞的印象。这固然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有关，但洛克没有真正融入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洛克一直保持着自己优雅的绅士风度，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通常要“干净”地独居。他在文章里长篇累牍记述着旅行中遇到的不干净、难受等等他认为无法忍受的事情。
由此可见，概念的模糊导致操作上的无据可查，无章可循，加之立场的异同，最终会影响研究效果。
三、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用民族志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知，民族志的方法有巨大价值也有局限性，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应结合自身的研究特点做些改进。这里浅谈两点看法。
⒈应该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把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对立起来，这两种研究的区别更多的只是方法层面上的区别，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民族志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质化研究，具有质化研究的许多特征，如搜集资料以定性资料为主，详细地记录人、地、物或谈话的内容，而不以统计的数据程序来处理。从研究对象本身来了解行为，外在的因素是次要的，因此质化研究者多用参与观察、深度访问等方法，先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系统地记录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然后加以分析，并以其他的数据如该地区的记事、记录、有关刊物、照片等来补充。而我们在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中应在此基础上辅以量化研究的方法。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概率统计等等。
举个例子。用量化的方法给“融入”这个概念以一个可考量的标准。进行科学严谨的问卷设计，问题应有规范的答案，在民族志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人群中用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问卷分发的人群，来完成问卷的回答（如有不识字者应阅读问卷帮助其完成），最后通过数据分析和概率统计确定一个民族志研究者在其研究对象人群中的融入度。尽管最后确定的量化考量标准未必十分科学精准，这其中也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但为质化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标准，同时也为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
这只是个例子，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可结合使用的地方和方法还有很多。
⒉注重从个案分析和研究中探讨其中的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
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是要研究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以及少数民族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它追求事物之间的通则性和规律性。而民族志的方法更重视以个案的方式加以了解。这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民族志方法时要自觉地去追求普遍意义和规律性。
举例说明。民族志研究主要包括五个步骤：①选择研究分析对象；②提出民族志问题；③通过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④进行民族志分析；⑤书写民族志。具体研究时，每个步骤的操作都要考虑到研究结果的普遍意义。研究对象的选择应注重其典型性和是否具有某个范围内的普遍意义；问题的设计应尽可能或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具有普适性的；而进行民族志分析时，应尽量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启示。
目前，少数民族广播电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少许的科研成果，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很多空白，借鉴其他学科中好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但借鉴并非原封不动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本学科特点进行改进和修正，以使其更适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方向，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⑴郭建斌著：《独乡电视：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⑵郭建斌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⑶郭建斌文：《三代人：不同历史时期独龙族个体文化特征浅描》， 《民族艺术研究》，2002年第5期
⑷马凌诺斯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⑸（美）柯克・约翰逊（Kirk.Johnson）著：《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个村庄的民族志调查》，展明辉、张金玺译，展江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⑹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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