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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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参与式新闻出现的原因及特征入手，阐述了其在我国地面频道民生新闻节目中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做好参与式新闻所需要具备的要素，并指出目前参与式新闻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电视新闻比其他传统媒介新闻的优势在于新闻现场，新闻现场不仅提供了复杂的视听符号系统，还刺激着、调动着受众的注意力。但是对电视新闻而言，新闻现场也仍然处于“可遇难求”的境地，技术、设备、财力等等条件的限制，让很多新闻工作者仍处在追求“现场”的路上。电视新闻需要现场，但现场供给却成瓶颈，这一矛盾为另一种新闻制作方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一方式被称之为“参与式制作”，它与传统电视新闻制作最大的区别，通俗地讲在于，传统的是专业人士走出去，后者是受众走进电视媒介。通过这样的参与制作出来的新闻被称之为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或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一种表征。参与式新闻的特征在于普通公众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参与新闻的报道和，使得他们不仅是新闻受众，而且是新闻的生产者与传播者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参与式新闻在电视新闻传播格局中出现并立足，是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贴近性”的需要，是大众参与电视制作和某种表达的需要。这种参与式新闻制作与传播正在悄悄地改变着电视传受之间的传播格局，在现如今我国地面频道的民生新闻节目中，这种“参与式制作”模式正渐渐形成规模。
眼下地面频道是五花八门，不少频道称那些手持dv，活跃在新闻现场的人为dv爱好者，dv通讯员，dv信息员等等，也有个别寻求不同称谓的，比如湖南经视称之为dv队员，深圳都市频道叫dv纪录员。还有的称dv拍客，但是最有特色的当属江西都市频道的《都市现场》，他们称其为“新闻社工”。但总的来说，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些拍摄的内容如何进行制作，如何更好地融于栏目。
从内容上讲，这些传播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突发类新闻，例如高速路上车子自燃，罐车泄漏，救援现场等等，参与式新闻之所以被认可，与这类新闻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崭露头角有很大关系。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市民人数众多，只要手中有一定的记录工具，随时都可以成为一个现场的“新闻记者”。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没有任何一家电视媒体拍到公交车燃烧时的画面，看到的现场视频大多来自于普通市民的手机拍摄，正是他们的真实记录并传播才让电视新闻的大众传播优势得以彰显。二是奇闻轶事类。比如说，湖南经视曾播过一个dv队员拍到的一个渔民在湘江捕捉到一条无尾鱼；江西都市频道的《都市现场》曾播过，一个膀爷当街试图调戏一女子，不想女子呼喊叫来丈夫和邻居，当场把他捉住；还有比如饱受争议的公交车上的******问题，江苏城市频道曾播过，一个女乘客在被******时，用手机拍到了瞬间画面，不仅让男子受到了惩处，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社会问题，同时更让电视新闻本身插上了传播的翅膀，增“色”不少！第三，参与式新闻中也有一些批评性新闻。比如，深圳都市《第一现场》在dv纪事中曾播过的，在深圳放生湖里面居然出现一群放生龟的偷盗者，别人献爱心放生的乌龟，他们却昧了良心来杀生，保安上去制止却无人听，等等。
从节目形态上讲，参与式新闻或串编，或单播，形态不一，还有类似专栏一样的栏目版块，比如，湖南经视的“dv状态”，口号是：“dv状态 随时纪录”，深圳都市的dv纪事专栏，还有甚者，比如江西都市频道，节目组认为新闻社工提供的素材是重要的新闻来源，是栏目的一大特色，所以干脆在适当时间，召集广大的新闻社工们开开会，从而更好地参与节目，为节目拍到更好的素材。从总体上讲，参与式新闻作品与另外一些dv作品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完全的自娱自乐的产品，它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介入社会生活，它的目的在于完成某种表达，传播新闻事实。
从事参与式新闻制作的人也是参差不齐，社会背景复杂，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半专业人士，比如说消防队里的宣传干事，从事婚纱摄影的拍摄者，还有就是高校的学生，尤其是新闻系的学生。但是无论是否专业，它对节目来说，提供的都是素材，节目的后期编辑人员，拿到的这些素材以后，他们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在语句表达上，都力求避免内容上的失实之处，比如在稿件中表达为，据dv爱好者某某说，或者干脆对拍摄者进行采访，用他们的声音来解说画面，甚至拍摄者还以一个被访问者的角色来发表观点，适当评论。这种参与式制作模式实际上颠覆了传统电视新闻制作模式，这种模式给任何人都提供了充当“公民记者”的机会，同时它还把电视的话语权向大众倾斜，改变了在传统的线型和单向新闻传播中，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部分地改变传播中的“客体”身份，而处于表达话语的“主体”身份。对于电视新闻节目本身而言，参与式制作扩大了节目的制作队伍，并且让参与式新闻成为电视新闻节目中重要的新闻形态，也渐渐成为节目的看点之一，并且这样的作品有着它独到的传播优势。
真实是参与式新闻的根基。摇摇晃晃的镜头，颤抖的画面还略带模糊，本来是电视制作的忌讳之处，但如今这种画面却成为一种特色，没有人会怀疑这段视频的真假问题，相反，却吊足胃口，让受众集中精力，挪动脚步上前盯着去看，好玩的会心一笑，突发的看个稀奇。这就是震撼受众的“真实”力量。
内容是参与式新闻笑傲传媒江湖的资本。电视制作队伍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很多地域，媒体的触角无法延伸到新闻发生的那一刻。亲临现场，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有时候只能是电视专业人士的追求。而对于公民记者来说，他可能恰在现场，正是恰在现场的契机，就使在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中，他们拥有的内容资本不可小觑，远在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的新闻报道中，电视媒体采用的滔天巨浪画面几乎都是游客用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现场视频，稍近的就说5·12汶川地震，我们首先看到的地震瞬间画面，是一个叫卫斯理的秘鲁游客拍下的，等等。内容，是参与式新闻吸引电视传媒采用的主要因素，也是受众关注的主要原因。
贴近使参与式新闻轻易迈过专业的隘口。电视新闻的声画一直以来，有着严格的播出要求，单从技术角度讲，参与式新闻的出现是一个电视新闻的奇迹，它突破了专业的隘口，走进大众的传播平台，正如前面所述，参与式新闻作品与另外一些dv作品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完全的自娱自乐的产品，它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介入社会生活，它的目的在于完成某种表达，传播新闻事实。参与式新闻介入社会生活，靠的就是它与生俱来的贴近性，这种贴近性表现多样，一是时间的新近性，比如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当突发事件降临，又有很多市民不幸丧生，我们不自觉地会问，当时究竟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对电视新闻来说，只有现场才能回答，于是，市民的手机视频派上了用场。二是心灵上无隔阂。新鲜的，奇怪的，特别的，好奇之心不分男女老幼，参与式新闻中不乏“新奇特”，甚至还部分满足受众窥私的心理。三是距离上的接近性等等。
平等与互动使参与式新闻占领新闻主阵地。电视新闻改革改掉三大陋习，一是高高在上的视角，二是官腔官调的表达，三是一本正经的形象，换上的是平等的视角，民生的表达和和蔼可亲的形象，传受之间平等与互动，成为诸多电视节目努力的方向，这也是参与式新闻得以生长的土壤，而且它一旦生长，就不愿依附，现在电视新闻更多的以电视新闻作品的形式走向市场，接受受众的选择，僵化的表达被淘汰，空洞的说教被摒弃，呆板的形式被耻笑，取代的是关注、关心、平等、互动和活泼。参与式新闻本身就是在新闻主阵地上运作，它满足的是受众参与的愿望，表达的需要和某种情感的维系。
参与式新闻的传播优势，是与它参与式的制作模式不可剥离的，这种颠覆传统的电视新闻制作模式，带来的是传受格局的改变，这个意义非同一般。当然，参与式制作，也存在某些问题，参与的市民素质参差不齐，大多缺乏新闻学的训练，提供的资料也因此可能缺乏可信性，使得报道细节可能失真、报道面可能受到影响等等，甚至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参与式新闻在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新闻事业在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和原则被破坏，参与式新闻在当下并没有成为优秀新闻的同位语, 相反却成了低劣新闻的代名词，缺少公信力是参与式新闻走向品牌建设之路的最大障碍②。但是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一个模式代替另一个模式，总是经历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来自表达的需要，来自收视的力量，还有笑傲传媒江湖的内容资本，参与式制作会在电视新闻制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在我国地面频道的民生新闻节目中，这种“参与式制作”模式渐成规模就证明这一点。
参考文献
1999年，黑龙江电视台《新闻夜航》开播，标志着中国电视的民生新闻时代的开启。如今，国内诸多省级地面频道都有王牌民生新闻节目，并大多成为频道收视和收入和核心保证，这些节目和栏目以关注民生、反映民情、表达民意为宗旨，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但同时，节目同质化、内容碎片化、表现娱乐化等诸多问题也逐渐显露，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如何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亟待探究的课题。
一、价值与内容的双重提升
价值，实际上就是节目的内容所呈现出的意识形态特质，是民生新闻成功必备的要素，未来的民生新闻要拓展报道领域，强化新闻策划，创新报道形式，凸显特色风格。
民生的“民”指的是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指社会的部分弱势群体。民生新闻的内容既应关注具体个人的生存状况和际遇，还应关注群体普遍的生存状况。在过去的实践中，不少民生新闻在报道内容上出现了鱼龙混杂、低俗空洞的现象，过分追求表现生活的原生态、凌乱琐碎，这是对“民生”概念的误读。
当下或未来，优秀的民生新闻节目，应在做好重大政策、决策宣传，解释背景和依据，做好“大民生”的前提下，涉及民生的释疑和服务性的深度报道，加强贴近性和亲和力。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提高选题的思想性。现在，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民生新闻栏目也应表现出多元取向，明确自身价值输出，提高栏目的思想性。拓展报道范围。所谓“大民生”，就是要从“民生”的角度去解读“国计”。把关注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与关注人民群众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使民生新闻呈现多视角性、多层次性，从而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通过报道普通人、普通事，反映当今老百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新思想、新风貌、新追求，展现普通人的真善美。强化主题策划。民生新闻不能在民众的日常琐事中淹没媒体舆论引导作用。善于从小事出发，以小见大，进行新闻策划，引导观众的视线，形成某一关注热点，这个热点是从公众中获得并且本来就是隐性存在的。这是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必要手段，也是民生新闻突破日复一日百姓琐事报道模式，形成收视亮点的重要途径。
二、形式与技术的不断突破
目前，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和传统电视技术都在迅猛发展，探索引进电视媒体新技术，构建城市全面微波网和便携式SNG，做到每天处于巡视状态，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在第一时间就可以发回直播室。
直播技术的普及，将有效缩短新闻与观众的时差，还原新闻的原生态，吸引更多的关注。SNG卫星直播车的应用，把直播变成了一种常态。这种常态直播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新闻的时效性达到了极致，使新闻栏目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提升，十分有利于民生新闻即时性、动态性、移动性的制播特点。
目前，国内多个著名的民生新闻节目，都在节目时段专门设立的直播板块，如《新闻夜航》、《零距离》、《新北方》等。随着3G技术的发展应用，应该说为民生新闻直播的常态化、灵活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一个记者一个摄像就是一个直播团队。这样直播不再是大型活动的专属品，而成为电视民生新闻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目前不少城市台的民生新闻栏目，例如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12345》、《直播南京》等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此外，随着电视技术及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更多的新形式将普及到电视民生新闻的生产和制作中。比如目前广泛应用于体育电视节目和军事类节目的在线包装和虚拟植入系统“威姿”、“傲威”，依赖于一整套的软件技术，实现了电视节目信息量的几何增长，也将传统的二维电视屏幕拓展成三维空间，让观众接收更多信息量的同时，彰显出电视媒体的强大功能。目前，黑龙江电视台都市频道《新闻夜航》、湖北经视《经视播报》等民生新闻节目已经开始着手更先进的在线包装和虚拟植入技术，未来势必与其他同质化节目拉开差距，有助于自身品牌的树立，更有助于确立影响力和提高收视率。
三、民生新闻的从“读”到“说”
说到民生新闻，几乎国内各省的民生节目都有同样的特征，对主持人的相互依赖。从黑龙江的小翟到辽宁的金霞，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民生新闻的这一特点，节目管理者更应该注意维护和打造主持人形象，进而更好地打造节目本身。
而作为民生新闻的主持人，普通话是不是标准并不是第一位的，关键要看说出来的话，是不是符合所主持民生新闻栏目的定位和风格，是不是言之有物。国内几档优秀的民生新闻栏目中，《新闻夜航》的小翟、景昕非常明确自身定位，深受观众喜爱，浙江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小强热线》、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直播12345》等，都塑造了很好的主持人。
从闲暇时间和工作强度情况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休闲时间少，导致体育文化生活缺乏，同时，易产生孤寂感、自我封闭以及对城市产生对立情绪和报复心理，进而可能容易引发心理问题。从访谈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休闲，而且希望企业能经常性地组织体育文化活动，这样他们对企业更有归属感，生活更充实。在调查“当地政府部门、公益事业单位(如学校)或企业举办过一些体育文化活动吗”，有88．4%被调查者认为“从未举办过”。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人文关怀，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和谐相处。在调查“生活的社区中，您参加过由该社区组织的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吗”，有94．5%的人回答“知道社区组织活动，但没有被邀请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没参加过”和“每年1—2次”占89．7%。企业或社区提供的体育文化活动内容单一、贫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有些根本没提供过任何体育文化活动。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当较低，在组织体育文化娱乐活动时项目往往比较单一，仅仅通过播放专场电影、唱唱跳跳之类的活动，与之新生代农民工多样化休闲文化生活需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2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需求缺位的原因
2．1政府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
政府往往只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物质”权利，然而忽略“精神”层面的需求。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仅仅满足物质权益的保障，更多的是要求精神生活最基本的满足。由于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呈现重“经济提升”轻“文化建设”、重“物质权益”轻“精神满足”、重“现实效益”轻“潜在受益”的现象较为常见。尽管各级政府对体育文化事业大力宣传，但不少政府部门对体育文化建设仍缺乏必要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认识不够具体和全面，对体育文化建设对经济的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理解不够深刻，因而出现对体育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活动安排不积极等问题。
2．2企业偏重企业利润，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企业总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新生代农民工业余体育文化生活则是关注不够，不能认真履行自身的应当的义务与责任。尽量降低自身的投资成本，企业体育文化严重缺乏。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像机器一样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就会以工资来决定去与留，为什么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企业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缺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链条”，是企业的“发动机”。让员工与企业产生感情，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是与企业连接在一起的。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企业才有生机。企业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归属感，才能在经济困难时期度过难关。企业只有多增加体育文化投入，多组织一些体育文化娱乐活动，员工才能在活动中体验到企业的温暖，企业的体育文化魅力，感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企业的团结等。
2．3新生代农民工对体育文化娱乐生活需求自身意识的缺失
体育文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的反映指标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物质满足已经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需求，作为精神满足的体育文化需求也是其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经济原因和工作动机，农民工的体育文化需求意识相对较弱，消费层次大多居于较低水平;体育文化娱乐生活极其单调，而相对单调的体育文化生活致使他们在价值观上也产生消极、保守的特点，进而形成不良的循环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大潮中，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转变。
3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服务的举措
要推进城市公共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步伐，需要“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方式构建一个完整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优势互补，缩减社会距离。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作为体育文化的主导者，政府是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公共服务范畴要充分容纳体育文化的相关内容，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职能，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制机制。通过加强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创新体育文化服务方式、开展体育文化知识普及与培训，完善公共体育文化服务体系。政府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时间少、生活工作较偏僻，消费能力低的情况，有选择，有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公共体育文化设施，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各体育文化、职能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将体育文化服务送到企业、送到新生代农民工身边。多开展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活动，如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节、送温暖等活动。政府要整合政府部门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体育文化知识讲授等，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到政府的科学技能培训。
(2)突显企业的主体地位。企业要树立新生代农民工也是企业的一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理念。一是通过举行体育文化活动，增进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的感情。如多开展休闲趣味运动会，举办文艺晚会，组织休闲茶话会等;二是企业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增加建设体育文化设施，提供体育文化产品，倡导体育文化活动，丰富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营造积极、团结的氛围。
(3)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和社会共同参与积极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的最关注的问题。对于文化服务主体的农民工，要积极参与到体育文化建设中，提高自身的体育文化水平，增强休闲体育技能，不断融入城市的文化生活中，进而为社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全社会共同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文化建设，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将是一个重大任务。事业单位积极主动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些体育文化服务或者体育文化服务产品。比如大中院校体育体育文化设施有条件的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定期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生活、工作社区举办联谊会等，发挥社区服务的优势。另外，允许一部分私人或个人去建设、经营体育文化产品和服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文化服务和产品。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也要自立自强，自觉地融入到城市当中去。
4结语
1.民生档案为人民拓宽信息来源、维护个人权益提供了基础条件
随着各级部门尤其是档案部门对档案社会化服务认识的加深，人民群众查阅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档案越来越成为可能，其中，民生档案是人民查阅最多的档案资源，且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人民群众利用文件、档案信息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房屋产权、就业就学等相关政策的查询与证明等方面。民生档案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为人民群众拓宽信息来源提供了基本的资源和渠道。民生档案也是人民群众维护个人利益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不断出台惠及百姓利益的政策，但人们享受这些政策，需要出具工龄、相关家庭收入、生活条件等证明。民生档案为出具这些证明提供了支撑。就长沙市而言，档案工作渗透性不断增强，全市13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1405个，448万卷（盒），116万件，资料8.5万册，比1991年馆藏量增长12倍多。档案部门积极参与和林权确认、企业养老保险业务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服务职能更加凸显。市档案馆民生档案馆藏量新增29万卷。查阅利用服务明显提升，市档案馆目前可向公众提供7686条政府信息和编研资料电子目录查阅，年均接待一万人次以上，成为集档案保管保护、政府信息公开和现行文件查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大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公共档案馆。
2.民生档案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原始资料
民生档案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成为领导干部开展工作的有力工具。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湾街道是有名的“破产企业一条街”，破产企业人员上访一度占到同期案件的82%。街道办事处以低保救助和就业这两个百姓关注的焦点作为突破口，建立起涉及扶贫济困、子女入学、劳动就业、医疗卫生、低保救助等方面的民生档案。他们通过“爱心档案”制订具体帮扶方案，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通过“就业档案”了解失业人员的就业愿望和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技能要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再就业培训，组织劳务输出；通过“居民健康档案”掌握辖区特困人员的健康状况，依托辖区医疗资源，有效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各级档案部门要增强档案服务的敏锐性和主动性，提高信息开发的层次，抓住热点，贴近中心，利用馆藏档案资源，编辑整理相关专题的档案材料，为决策层提供高水平的参考资料。
3.民生档案是化解当前人民群众权益纠纷的重要凭据
长沙市出台了《关于做好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规范了民生档案收集、整理、管理、利用，成立市民生档案工作领导小组，加强了对民生档案工作指导，取得了较好成效。比如，浏阳市社港镇创造性设立民情档案，16个村（社区）13742户居民的家庭情况、生活状况全部入档，为社区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各级档案部门提供的民生档案为解决纠纷提供了依据，达到化解矛盾、排除纠纷、平息上访的效果，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二、发挥民生档案作用的有效途径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他们与老一代(1980年前出生)农民工不同，一般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受农村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较少，向往现代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倾向于在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生活和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劳动技能提高较快，企业容易接纳，职业层次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提高。从农民工留城抑或回乡的意愿来说，一部分人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一部分人从小就跟随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因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具备返乡务农的劳动技能，无法与父辈们一样，乐于接受返乡的现实;他们有着比父辈更为强烈的城市融入渴求，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地位，享受市民权利。从城市归属感来说，他们成年后即离开农村，没有乡村生活的深深眷恋，但在城市，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迟缓，缺少一种可以长期生活下去的可靠保障，使他们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既融不了城，又返不了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我们调查也证明了这种人口特征。瑏瑥(见表1)另外，从在宁波居住时间看，1年及以下占17.75%，2－3年占36.12%，4－5年占24.73%，6－7年占13.20%，8－10年以上占4.86%。10年以上的占3.34%。从掌握农活的技能看，熟练的占8.04%，一般的占18.51%，基本不会的占69.20%，一点都不会的占4.25%。从身份认同看，认为城里人的占18.97%，认为乡村人的占34.60%，认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乡村人的占27.92%，认为既是城里人又是乡村人的占18.51%，所以，从城市身份认同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在城里生活工作，但从身份特征上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
二、农民工城市语言生态环境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最直接表现方式，语言已成为使用者的身份标签。瑏瑦新生代农民工的语言一端连着原农村居住地，一端又与迁入地城市密切关联，语言生态环境如何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离开熟悉的乡村社会，进入陌生的城市，人际交往变得更为复杂，以往生活经历中积累起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使用习惯难以满足沟通的需要，迫使他们改变原属地的语言惯习，学习使用流入地的主流语言或方言。根据我们对以流入地居留时间长短为分类标准的考察中，发现农民工的语言同化大致会经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自觉运用这样一个过程。农民工在适应城市语言生态环境的起始阶段，流入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使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在城市立足和生存;在中期阶段，在环境的压力下，农民工原有的语言习惯慢慢放弃，新的语言习惯逐步掌握，并以流入地语言使用为主，兼带原有方言;在最后阶段，农民工熟练地掌握了当地的主流语言和方言并在平常交际中自觉使用，其原属地的语言意识和习惯已经基本淡化。从社会语言学意义上讲，语言具有身份特征。人们一般通过语言交流获得职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通常会十分在意语言使用者的身份，从而使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受到影响。
不同语言的使用会泄露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使用外来方言意味着是外地人身份。因此，外来流动人口的地方方言主要在有地缘关系的人群内部使用，如对外交际使用，容易使本地居民产生歧义和误解。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外来方言的地方属性和身份表征，是社会排斥歧视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使用普通话可以较好地掩盖乡音，避免母语方言中隐性信息泄露;同时，普通话容易使交流双方地位趋于平等，其身份被对方认同。瑏瑨语言的地域性特征对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语言生态环境是不利的，除非你能熟练地说普通话或当地方言。我们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认为，在工作场所，能讲标准普通话当然最好(占8.50%)，不会讲，也尽可能地使用掺有浓重地方方言的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二者占80.88%)，使用母语方言加手势的最差(占10.62%)。在消费场所，农民工一般很少使用单纯的母语方言进行交流和询问，尽可能使用标准或不标准的普通话(约占90%)。在有可能与当地居民结交朋友时，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相对较高(约占85%)。在家庭内部成年成员交流时，绝大多数人使用母语方言，而使用普通话和宁波方言的较少;但父母与子女间交流时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用普通话(包括不大标准的普通话)的达64.95%，使用母语方言或宁波方言的仅为28.07%和6.98%。虽然农民工在与本地居民交流时尽可能使用普通话或宁波方言，但实际上能真正听懂宁波话的人不到40%，“听不懂”和“小部分听懂”宁波话的占大多数。由此表明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之路还很长。宁波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语言环境现状和语言使用场景变化表明:第一，农民工语言使用呈现典型的以普通话为第一语言的多语码共存现象。他们根据不同的语言场景和交际对象进行语码转换，在以沟通为目的的外部语言交往中，普通话在语言地位发挥了强势作用，宁波方言的使用比重明显也高于母语方言。这主要是一方面为了便于交流和沟通，获得外部资源，另一方面是尽可能地掩饰自己原来的出生地，这是由普通话和当地方言的强势语言生态环境造成的。使用当地强势语言，便于寻找工作和获得职业，更主要地是为了维系工作沟通，长期语言障碍就可能被企业解雇，最终难以在城市生活下去。所以，外来人口的语言同化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只能适应，不能违背。第二，在家庭内部，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隔代亲人使用语言也存在显著区别。随同父母来城市的子女一般在当地学校上学，学校都使用普通话进行教育，为了培养子女的城市语言能力，父母在与子女交流时，普通话便上升为主要语言，较少使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这一情况表明，比老一辈更高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使整个家庭更快地融入城市，并在当地定居下来，必须改变原有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习惯，这对下一代显得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语言使用方式。第三，在城市语言态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659)对普通话表示喜欢的占76.18%，无所谓的占20.03%，不喜欢的占3.79%。对宁波方言，喜欢的占12.44%，无所谓的占57.21%，不喜欢的占30.35%。这表明原属地语言的改变虽然对外来流动人口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但这个转变与自己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可能获得比不转变要多得多的收益，因此，这种转变具有功利性特征。这种功利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普通话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语言，具有交流的便利性、易理解性，能更深刻地掌握对方语言所表达的含义，使交流变得更为默契。二是使用当地方言，能显示人群关系的亲密性，获得好感和同情，便于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当外来人口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题时，通过语言联络，能获得当地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使面临的困难得到及时地和较好地解决。第四，在城市语言功能评价方面，新生代农民工(N=286)认为普通话和宁波方言有用处的占90%以上;认为母语方言有用处的约占70%，没有用处的约占30%。首先，农民工对普通话的选择行为与其对普通话功能的高度评价及情感态度的喜欢程度是相匹配的。其次，农民工在宁波方言和母语方言的情感态度及语言功能评价方面出现错位现象，一方面农民工情感上并不认同宁波方言，但却对宁波方言的功能给予较高评价，这与其主动学习宁波方言，并在外部沟通中逐步提高宁波方言使用比例保持一致性;另一方面农民工虽然情感上倾向认同母语方言，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母语方言在流入地处于弱势地位，使用的范围较小，不利于广泛的社会交际活动。再次，农民工的语言情感态度和现实功能之间的博弈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和欲罢不能的城市融入困境。
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进程
一般来说，在语言交往圈中使用主流语言的人群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具有强势地位，使用非主流语言的外来者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新生代农民工要获得市民待遇，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必须改变原有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熟练地使用当地社会的主流语言，但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过程不是整齐有序、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曲折、复杂、反复的磨练过程。
1．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形式根据上述分析，当前城市语言生态环境下，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概括地说有以下四种:①在内群体和家庭中使用方言，与外群体交往中尝试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②交替使用普通话、老家方言和当地方言;③逐渐放弃老家方言，采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④完全使用普通话进行社会交往。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许多。第一，语言转换与人的交往圈有关。大多数农民工初至宁波社会交往圈较小，主要与亲戚、朋友、老乡交往。根据我们对宁波外来农民工经常接触人群的调查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对外交往的比较少。所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既起因于地缘、血缘，也与经常使用同一种语言密切关联，人的关系越亲近，语言的近似度越高。第二，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形式转换是交替进行的。根据调查，目前能熟练和比较熟练地讲宁波方言的人占比达30.02%，偶尔讲几句的占36.46%，比刚来宁波时根本不熟悉、不会讲到逐步会讲一点有了明显提高，并且当前使用宁波方言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环境中，语言使用形式发生了明显转移。但这一转换过程是反复的、曲折的、交替的，不是直线进行的。夏历(2007)和刘玉屏(2007)的社会调查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第三，不同类型的农民工语言转换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由于受教育年限的不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语言转换较快，可能实现一次性转换，反之则转换较慢，需要多次的转换。我们的调查表明，宁波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以上文化的能讲宁波话的比例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大专及以上文化的人又高出40个百分点。从对家乡的依恋感讲，乡情感强烈的人，转换速度相对慢一点;乡情相对淡薄的人转换速度快一点，说明恋乡情结也对语言同化有着直接的影响。第四，农民工语言转换还表现为“显性同化”和“隐性同化”两种形式。“显性同化”形式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强迫自己使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虽然能说得比较流利，但在语言使用的心理情感上并没有完全认同;“隐性同化”形式是指不但嘴上说，在语言态度和心理情感认同方面都给予了接纳，并能自觉地使用，这是语言同化的高级阶段。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者在内心深处对流入地语言的心理、情感、态度方面的感受度不同。
2．农民工语言同化进程第一，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在文化观念和心理情感上认同流入地城市，是外来移民言语使用结构发生变化的首要条件。黄亚平、刘晓宁(2008)的研究表明，语言的相似度越高，文化的认同度也就愈高，使用共同的语言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联接在一起，城市新移民即使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一种归属感和心理慰藉。瑏瑩农民工的语言同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对环境选择的结果。人们的职业获得、市民待遇、文化教育、政治地位等方面的权利平等，以及市民群体对城市外来流入者刻板印象消除和关系和谐，需要农民工主动积极地去争取。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民工必须使用当地市民群众听得懂、理解得了的语言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强言辞表达能力和意境理解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包括较好的职业机会、工资收入、社会地位、关系网络等。第二，农民工语言同化与流入地文化适应过程密切相联。Berry，Phinney，＆Sam(2006)认为，移民个体与主流社会的个体或集体的交互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的互动和适应过程。瑐瑠移民在流入地的社会生活中，一般会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进行态度调整和模式适应的选择。著名社会学家Berry(1993)将移民文化适应的模式区分为四种，即整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瑐瑡语言同化作为文化融入的一部分，农民工一般经历从会听到会说并能完全领会当地语境的渐次演进过程，其模式也大致可以分为:被动接受型(语言环境压力下的被动使用)、主动倾向型(积极适应和使用当地强势语言)、内外分离型(家庭、朋友与外群体使用两种语言以上进行交流)、孤独抗拒型(仍然使用来源地方言)四种，并依据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社交网络变迁和文化适应状况，交互替代、逐渐转化。第三，农民工城市语言同化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演化的过程。一是农民工由原属地单一方言语码使用逐渐转为多语码共同使用(母语方言、普通话、迁入地方言)。二是农民工语言使用具有“二重性”，社交场合主要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家庭内部和同乡之间的交流则以母语方言为主，依据场合不同会自觉做出语码选择或转换，呈现内外分异与趋高避低的特点。三是母语方言逐渐弱化，甚至异化，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逐渐固化，“双重方言”人数明显增加。四是言语交际策略做出了一定调整，并向流入地言语习惯靠拢，呈现出与流入地城市语言同化的趋势，甚至原有语言被彻底遗忘，新的语言成为唯一使用语言。第四，农民工语言同化是一个漫长的再社会化过程。随着农民工居住年限的增加，新的语言库不断扩充、语码选择模式渐次变更，言语交际策略适时调整。瑐瑢一般来说，移民的语库扩充主要表现在言语使用者自觉趋同使用普通话和流入地方言，并以此作为人流的首要工具。我们对宁波新生代农民工语言同化的专项调查(N=286)发现，随着城市语言生态环境变化，农民工的语库不断扩充，语言种类日益丰富。来宁波前，农民工语库中一般只有母语方言和普通话两种语言资源(一种的占52.45.%，两种的占44.76%，三种的占2.79%)。来宁波后，语库中不仅有母语方言、普通话，而且增加了宁波方言、其他地区方言，甚至英语。说明语言同化过程增加了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运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趋同与当地方言或普通话时，不仅与当地人实现了信息互换，而且有利于在语言感知上追寻“我是谁”，从而加快了他们的城市社会融入进程。
3．农民工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语言同化的现实情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资源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可以促进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农民工不但需要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相适应，还需要改变原有的语言特征、交际方式和交流习惯，完成农民工语言的再社会化。语言同化的方法和路径是:第一，积极营造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和加强农民工语言能力培训。一是对农民工的浓重方言口音应包容和接纳，流入地居民不能因他们说外地话对其嘲笑歧视。二是流入地政府在免费对农民工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时也提供必要的普通话讲说能力培训。如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在开展普通话培训时，开设写作培训课，提高农民工的文字表达能力，开展读书演讲、朗诵比赛等活动以提高口语表达能力。第二，进行广泛的语言实践，深刻地领会语言意境。在生养的家乡，农民工能准确、灵敏、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在城市，处在陌生环境，在与当地人交流时往往会显得很紧张，甚至缺乏自信;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不能流利自如地运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工一方面需要通过语言教育获得语言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在现实语言环境进行锻炼，并在实践中领会当地方言的真实语义。第三，在表达方式上，农民工应从主观上排斥当地语言，到心理情感上认同当地语言，从讨厌使用当地语言，到积极主动地使用当地语言，从而在语言生活上自觉融入城市社会。
四、简单结语
关键词：电视民生新闻； 群众生活； 问题； 发展现状； 发展策略
我国电视民生新闻可以体现出政府对于社会民生问题的关注与重视，而电视民生新闻能够反映出群众的生活现实，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所以会受到了群众们的关注。在近几年，由于电视民生新闻的收视率较高，因此我国许多电视塔都开设了自己的民生新闻栏目，但是民生新闻的发展，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阻碍了自身的发展。笔者对我国电视民生新闻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发展策略与趋势深入研究，希望给我国电视新闻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1 我国电视民生新闻现状与问题
1.1 新闻视角狭隘，选材单一
我国的电视民生新闻是记录了社会上百姓的生活，所以一些新闻只是一味地去报道了地区的百姓生活，例如城市中市民平时的生活，却忽略了农村人民的生活。一些电视民生新闻只是去报道专门的事件，并不能去细致地筛选题材，也不去深入探究整个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也不去联系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只是去为了报道而报道，许多人们在看了新闻报道之后并不能去感受到新闻的内涵，而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
1.2 民生新闻内容较为琐碎
由于我国的电视民生新闻去记录了民众生活的一点一滴，去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并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然而许多电视民生新闻的内容记录的新闻内容较为琐碎，并不能深入地去探讨事件的本质内涵。而对于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电视民生新闻都只是去关注到事件的新奇性，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但是却没有针对与群众生活相关的劳动、食品等联系起来并进行深入探讨。例如针对五一黄金周的调查，新闻一般只是关注人们对于购物、饮食、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但是并不能去涉及到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这种民生新闻对人们起不到什么实际性价值。
随着我国电视民生新闻的迅猛发展，许多电视台都开始增强民生新闻栏目的制作力度，所以难免出现了一些民生新闻在各电视台重复播放的现象。有时候一条新闻，虽然事件是一样的，但是主持人的新闻解说却相差甚远。例如有的单位给贫困山区小学捐款，有的新闻说这家单位有爱心，是需要鼓励这种行为的，但是有些新闻栏目却说这家单位在搞形式主义，必须要杜绝这种行为。而人们观看到这种情况后，并不知道到底谁说的对，所以导致了民生新闻自身的公信力降低。而有些电视民生新闻栏目并不顾及到社会的影响，去播出了许多负面新闻，这给观众们的心理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违背了新闻栏目的初衷。
2 解决电视民生新闻发展问题研究
2.1 新闻相结合，以群众的视角来关注这些问题
我国的电视民生新闻虽然是为了以新闻视角关注民生，但是并不是一味地去关注到群众的任何琐碎小事，我们应当将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与社会上的新闻相结合，以群众的视角来关注这些问题。许多人们认为国家大事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所以并不会关注，而在民生新闻中去加入一些热点新闻，能够让群众更好地拥护党的领导。而这种改革措施不只是拓展了电视民生新闻的栏目视角，还能够让栏目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可以丰富了民生新闻的内容与内涵，让民生新闻内容生机勃勃，并且让电视民生新闻增添了活力，无形中提升了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2.2 提升新闻内容价值，深入挖掘内容
虽然电视民生新闻比时政新闻显得轻松，但是也要具有自身的价值。我国的电视民生新闻在表面上来看一般是关注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实际上是挖掘人们生活背后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与道德观念等问题，所以电视民生新闻应当是具有社会价值的。我们制作电视民生新闻中的内容要具有服务性与贴进性，电视民生新闻的内容要就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可以通过一些小事来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上群众的生活现实，或者是对群众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那些并不具有深刻价值的新闻我们是没有必要选择的，只会去浪费了观众们的时间。而随着我国电视新闻事业发展，观众们对于新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缺少价值的新闻栏目是缺少未来发展前景的。
2.3 做好舆论监督工作
我国电视民生新闻受到观众的喜爱，这是由于自身具有的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能够从人民的角度来评价与报道一些新闻事件。我们需要不断地培养出新闻工作者的媒体意识，要掌握好新闻舆论监督的度，并不能错误地引导人民去过分地依赖新闻媒体。
3 结语
总之，我国电视民生新闻作为新时期的新闻种类，已经成为当前最流行的新闻种类，而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媒体环境中，我们需要对电视新闻制作进行不断地研究与探索，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一直在改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让我国电视新闻得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路璐. 解析电视民生新闻的资源优势. 传媒观察，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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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建，刘华宾. 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7）.
民生新闻在形式上与传统新闻类似，但是也有所区别，民生新闻较多的是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为与广大群众建立联系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讲究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拉近电视新闻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观众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以提高电视新闻的收视率。民生新闻以民本思想为指导思想，站在平民的角度，运用一种人文叙事的手法来描绘普通老百姓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有关生命的困惑。立意于民本，自然在新闻取材上也是关乎民众的生计，将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大事、小事、麻烦事和民众最关心的、有关切身利益的事，网罗进民生新闻中，作为报道的主体部分，通过记者现场调查、跟踪报道、嵌入式体验等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编制作出一档民生新闻节目，在向观众传播民生新闻理念的同时，提升观众的素养，为观众答疑解惑，解决观众生活遇到的困难，担负起社会赋予的舆论导向的责任。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是人们群众生活中不和或缺的一种生活休闲娱乐项目。电视作为一种强势的传播媒体，传播影响力和效果都不容小觑。而民生新闻正是借助电视媒介，充分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宏观社会效果，以大众传播受众的行为理论作支撑，在短时间内爆发式发展，从报刊等传统媒介，转向电视节目的制作，取得了传播者传播民生理念的卓著成效，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和时代的特征与社会现实的要求，找到了有别于传统新闻的，一种传播民本思想的新途径。民生新闻理论的提出,对于中国电视新闻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收视对象的的新闻样式，带着广泛的人文关怀和人本思想，它的崛起体现了中国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
二、电视民生新闻的回归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新闻的改革也更加深入，电视新闻的传播功能已经不再停留于过去的宣传以及政治喉舌，逐渐成为群众生活的一部分，有了更加细化的分工。在上世纪90年代，电视新闻就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一系列的功能，集宣传、监督、讨论、告知、娱乐、沟通和服务于一体的新型的新闻取向，促进电视新闻功能的多元化的发展，这样的变革背景也是促使民生新闻爆炸式发展的主要社会背景。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的今天，我国媒体的理念也悄然发生变化，从受众本位转化为以观众的收视需求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主要宗旨，民生新闻的回归正是基于这样的硬件条件。因为民生新闻关注群体和关注事件的特殊性，能够引起群众的广泛兴趣和强烈的共鸣，自然收视率高，电视民生新闻正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大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以看到，新闻也可以活泼、通俗易懂、与自己息息相关，而不像传统的新闻形式，刻板肃穆。中国电视向大众传媒本质回归，除却平民化的倾向，新闻的形式和报道思路上也有了新的转变，逐渐向老百姓的世俗生活靠拢。
三、民生新闻立足中国特色与时代特性
民生新闻理论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代特性紧密结合，牢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而产生发展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也包含了新闻的发展，新闻媒体跟上世界媒体发展步伐的同时也要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环境相契合，所以，民生新闻除却要在纷繁的世界新闻传播理论中立足，并且脱颖而出，必须着眼于本国本土的新闻。关心社会是新闻的重要职责，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生新闻也必然能为世界复杂构架中的新闻理论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本着“以人为本”的民本倾向，正是为民生新闻理论提供了理论发展的基础，民本是中国新闻改革创新中的突破口，需要在创新中保持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而民生新闻理论的提出正是基于这种发展状态，从理论上与世界接轨，通向世界性问题的解决窗口。在反映民众呼声的同时，不与政府立场相违背，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直是民生新闻努力的方向，而在最近几年的实践中，可以看到，这种融合是可行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电视民生新闻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背景中产生的，带有很浓的中国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性，但其内涵却具有十分深远又深厚的历史意蕴。民生新闻的观念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早在先秦的“美政”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状态，并不适合实施这种先进的思想。因此，虽然“民本”是先秦时代政治的核心观念，但不成熟的理论和不成熟的制度以及社会环境都制约了“民本”思想的发展，而没有被上层建筑中所接受，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中也难以实现。在近现代的新闻媒体的发展中，民本的思想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背景，使得民生新闻在民本的思想基础上得到长足的发展，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语境。尤其是在中国深刻变革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时代的特性，催促传统新闻的变革，寻求新的突破口，民生新闻在原有的理念和新闻发展状态中转变观念，是与时代结合的结晶，真正做到了为民众发声，体现了当代中国传统民本观念与特殊时期的特定空间结合的新闻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并付诸实践。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也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与之相契合的缘故。
四、民生新闻的发展趋势
最近几年，民生新闻节目愈演愈烈，但是民生新闻要想要有更广阔的发展，现今的态势是不容乐观的。发展的时间越长，就越难创新，内容上也愈加显得狭隘，因此今后的出路之一在于报道内容和新闻来源渠道的扩大拓宽，不再将眼光狭隘地着眼于家长里短，应从现实的小事中，看到事件的本质，避免低级趣味的节目和同一地区节目内容同质化。在民生新闻中还可以凸显地方特色，体现地域的特色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不仅能增加当地观众的亲切感，还能使其他地域的观众产生浓厚的观看兴趣。另外，创新不仅是在内容上的，更多新颖的，为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也是民生新闻的发展趋势之一。灵活的新闻报道形式，在增加与群众互动性的同时，也丰富了群众的生活，避免地方台相互抄袭民生新闻的新形式而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新的风格也体现在对新闻信息的处理上，以及视角的创新和主持人的独特风格上，具有亲和力的主持人和主持风格，能更好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在语言上也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增加收视率。民生新闻想要有更大影响力，公共新闻报道的加入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观众的各种公共意识的觉醒都使得当今的新闻内容、形式和渠道不能满足信息社会的要求，老百姓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为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因此，民生新闻的身份发生了转变，除了观察者和报道者，也成为问题的追问者和解决者。
五、结语
关键词：县级电视台； 民生新闻； 准确定位； 新闻报道
目前，党和政府在不断重申“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服务理念，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电视媒体的职能和作用，对电视台的新闻报道也做出了“三贴近”的具体要求，尤其是民生新闻节目的出现和推广，正逐渐成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从卫视台到地方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的收视率都在不断攀升，这对增强电视新闻的影响力和电视新闻播出领域的拓展都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因此，对县级电视台而言，如何在平凡的频道环境中寻找准确的方向，更好地发挥县级新闻节目在服务基层人民群众、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作用和职能，将成为每个县级电视台不断思索和探寻问题。
1 县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在定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
民生新闻节目自出现以来就受到了广大电视观众的青睐，因此在县级电视台也得到了快速的推广。但由于起步晚、推广快等因素，县级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也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报道内容的深度不够，报道的视野有待进一步提升，因追求收视率而忽视了电视新闻节目在制作过程中的规范性等问题。
2 县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准确定位与适度创新
近几年，民生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各大新闻媒体通过各种途径不断的增加对民生新闻方面的报道。县级电视台如何在平凡中寻找到自己的方向，做好准确定位，创新民生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2.1 县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要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地域文化特色是每个地区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客观存在，因此，作为县级电视台在民生新闻报道中需要贴近地域特色，用最真实、最自然、最质朴的语言去表达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区域特征。充分的利用地域文化特色这一优势来推进民生新闻的发展，使民生新闻能够弘扬当地的区域文化。
2.2 民生新闻要体现主流意识，同时贴近百姓生活
相比中央、省级电台来说，县级电视台是最易倾听民声、表达民意的媒体。县级电视台在民生新闻节目报道中，要结合当地的地方政策，关注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主流问题，使主流新闻地方化，更贴近本地的群众的日常生活。同时既要实实在在的走到群众生活中去挖掘新闻素材，还要不断的从党政部门获取有关民生的政策和信息，为百姓进行解读，只有这样才能使民生新闻节目办得更扎实、更贴近群众，从而增强民生新闻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树立县级民生新闻的权威性。具体说来，县级民生新闻节目的栏目组，一方面要积极从基层民众中寻找新闻线索，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当地政府部门搜集民生新闻线索，这是县级民生新闻节目在“平凡”中寻找方向的重要策略。
2.3 站在百姓的角度为老百姓讲心里话
民生新闻要体现民生，报道老百姓关心的事，用百姓的视角看问题，这样才能够讲出老百姓的心声。如果在许多民生新闻的报道中，用过于官方的语言阐述新闻事件，这就和民生新闻体现的主旨有了偏差，不易于被百姓接受。作为县级电视台需要适应百姓的收视习惯，用百姓乐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制作节目，从而增强百姓的认同感。例如，齐鲁电视台的《拉呱》节目，它是用山东观众熟悉的方言和山东快书，讲述着山东大地上发生的大事小情、乃至家长里短，就象山东人在没有电视等传媒设施之前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拉呱”，这样就拉近观众与电视、与节目的距离，消除陌生感和神秘感，让观众感觉到节目真正的站在百姓的角度跟百姓“拉呱”，替百姓说话。《拉呱》节目正是通过运用这种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新颖形式，最终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同。
3 县级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的发展策略
基于县级电视台的特殊优势，在进行民生新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要做好准确定位，使民生新闻能够站稳脚跟，同时又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3.1 县级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要增加服务功能
民生新闻被亲切地成为“老百姓自己的新闻”，可见民生新闻和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就要求民生新闻在进行报道时要充分体现新闻的服务功能和价值，尽可能的为老百姓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满足百姓需求的信息不能局限为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事情上，应该放宽视野，明确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政策信息和服务信息。比如，县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既可以与交警大队合作，开办交通安全宣传板块，提高社会大众的安全知识、对不文明的交通行为进行曝光；也可以与环保部门联合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还开始与民政部门联合开展爱心捐助活动等。除此之外，针对“我国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政治经济大事与人民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这一实际情况，民生新闻报道时还要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积极推动新闻的政策引导性和服务性，不断挖掘新闻的认知以及教育功能，构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平台，使各种惠民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3.2 县级电台民生新闻节目要突出人文关怀
县级民生新闻之所以能够有较高的收视率，是基于它的平民意识，民生新闻所占的角度更接近百姓，运用更贴近民众生活的语言和眼光进行新闻事件的报道，对于百姓的生活和百姓疾苦都能给予最真切的报道，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拒绝华而不实。民生新闻更多的是对弱势群体的关心，用公众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对与民众生活相关的事件进行真实报道。县级电视台要利用贴近百姓生活的优势倾听百姓呼声，善于化解社会矛盾，为安定百姓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做贡献。因此，民生新闻节目要抵制过度的娱乐化、商品化和低俗化，反对唯收视率至上论。同时还可以采用“电话参与”、“有请当事人”、“街头采访”、“短信互动”、“微博互动”等形式倾听民意，架起与平民良性沟通的桥梁。
3.3 县级民生新闻报道应引入深度报道的方式
新闻报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视角、语言、深度的选取都影响着新闻的传播效果。县级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要秉承大众喜闻乐见的质朴语言进行信息的传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报道的语言就要浮于表面。很多主持人采取调侃的方式，虽然活跃了气氛，但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档节目或者每条新闻都适用，如果用得不适会让观众觉得不舒服，缺少深度，甚至有损栏目以及电视台的公信力。民生新闻要进行创新，可以尝试进行内涵的纵深拓展，扩充听众进行理性思考的空间，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解读，形成主流的价值观念，力求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例如，县级民生新闻节目可以对住房贷款、社会医疗、工资改革、股票市场等重大社会问题深入阐释，将会有利于收视效果的提升，增强节目的社会影响力。
3.4 县级民生新闻要突出个性化和差异化
伴随民生新闻节目的不断扩充，各种直播、快报式的民生新闻节目队伍越业越大。全国各个县级台、地方电台乃至省级电台的好多民生栏目主持风格、报告内容、栏目结构有些相似，个性化的发展态势不显著。然而，这正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短板”。想要取胜就要谋取差异化发展的路径，开辟新的市场空白点，吸引更多的受众群体。在山东的民生新闻中，常常会见到“原生态”和“直播”的镜头。记者和摄像将采访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不删除之前做新闻节目时会被剪掉的头尾及镜头中各种突况等画面，采用原生态的记录方式，给观众一个“直播”的新闻过程，让观众对新闻节目采访时的神秘感有了了解。这些通常被认为会损害节目质量的镜头，因为让观众有了身临其境或感同身受的感觉，反而成了节目中的亮点。
现在的节目电视不仅仅是移动的图画，而是一扇窗口。观众通过电视机前的镜头，观看着外面的世界。因此，基层的县级电视台，要在栏目策划过程中也应深入研究受众心里，加强差异化设计。不仅要融合地方的本土特色，还要在了解受众群体的心理特征和掌握新闻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闻栏目的创新，形成自身特有的优势，从而打造出百姓喜闻乐见的全新民生类新闻栏目。
4 结语
综上所述，县级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的准确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县级电视台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在坚持创新和发展的同时，将民生新闻节目的报道重点放在基层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取之于民、服务于民”，强化民生新闻节目的服务职能和宣传职能，才能实现新闻节目自身价值的提升。民生新闻节目在贴近民生、关注民情的同时，拉近了当地群众与电视台的距离，才会更有利于县级电视民生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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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强. 电视民生新闻的误区及对策. 新闻世界，2010（10X）：77-78.
关键词：功能性排斥；结构性排斥；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与制度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心理等密切联系的综合性问题，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多重边缘化”的境地，成为他们融入城市不可逾越的藩篱。在社会排斥理论中，对社会排斥的划分类型有多种方法，根据社会排斥成因的构成，可以将其分为功能性排斥和结构性排斥。本文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从功能性排斥与结构性排斥两个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的形成原因。
一、功能性的社会排斥
功能性社会排斥不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客观的、固有的、不易改变的结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被排斥群体（组织）或个体自身的原因所形成的社会排斥。对农民工而言，功能性的社会排斥主要可分为人力资本缺乏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缺乏造成的社会排斥两种。
1、人力资本素质不足：功能性排斥的内生根本性约束
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我国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也就是说从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来看，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总体程度偏低。
从外出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也就是说，在我国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多数，青年农民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低。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结构较轻、健康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人力资本特质，但不能否认的是，相对于城市里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同龄人来说，这一群体仍存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普遍特征。
2、文化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功能性排斥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
由人力资本素质不足所间接引致的社会认同感的普遍缺失以及消极的自我认同也成为阻碍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如同其他流动人群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生活过程中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自我身份的途径，只能被动地接受并认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制度性身份。这种“城里人”对待“外来者”的特有的排斥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强烈融入城市的意愿，但也只能以“过客”身份自居，找不到属于“自我”的归属感。非“城市人”的先赋身份，自我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市民交往的机会，偏向于内群体交往，更进一步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生活。
二、结构性的社会排斥
除了禀赋条件约束下的内生因素外，政策、来自制度的外生性约束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社会排斥的重要成因。
1、户籍制度：结构性排斥的元制度
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各种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福利是造成农民工遭遇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元制度。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定义一直是模糊的。拥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务工、生活的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得人们无法将其纳入惯常社会场域中的任何一类群体，只能将其定位于特殊的“边缘群体”。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2、就业制度：结构性排斥的衍生制度
以僵硬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人为地分割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身份的限制使得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这类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与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护和劳动监察、工会和基本福利等城市制度化管理体系相脱离，他们往往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被个体、私营企业等非正规用人单位吸纳，在那里，绝大多数都未与用人单位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非正规就业将农村流动人口锁定在单纯的劳动力上，没有给予同等的其他权益和发展机会，比如教育和培训机会、晋升机会等。机会的欠缺和不公正，显然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发展。
3、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排斥的强化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社会保障制度更多得偏向于城市居民，这就造成了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现状。对于农民工而言，边缘人身份使他们既无法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社会保障，又往往因为频繁的流动无法顺利实现作为农村居民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陷入了社会保障制度极度缺失的“真空地带”。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从事着高强度、高危险的工作，疾病、工伤、失业等多种生活风险发生的几率高于城市工人，更需要城市社会保障的援助和保护，但是农民工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资源，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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