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0:21
导语：在诗歌翻译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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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致谢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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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赏析：
在小学各学科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摘要：小学阶段的各学科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教师应积极探究小学学科教学过程中的渗透心理健康教育途径和方法，以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小学教学；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途径
中图分类号：G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7-0063-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7.07.037
在小学阶段各学科教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心理教师以及相关设施的配备不全，加之心理健康方面的课程设置不完整，因此心理健康教学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仅依靠专职教师或者为数不多的几节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是无法实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的的，应当在各学科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内容。
一、深化心理健康教育，深挖教学资源
从当前小学阶段的各学科课程内容来看，课程内容中可深挖和利用的教学资源非常丰富，准确把握各学科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资源是有效渗透心理健康教学的基础。小学阶段的各学科课程教学过程中，语文、生活等社科类学科中，具有非常丰富的显性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资源，仅从课程内容以及题材中即可挖掘很多的教学资源。比如，在北师版《镜子里的我》一文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知自己，懂得如何悦纳自己，引导他们对自己做出正确的评价。教学过程为：（1）课程导入。教师向学生说：“大家都是好学生，今天给同学们带来了新朋友，但是它的心情并不好，大家一定要帮助它。”（2）学文明理。采用播放录音的方式，给学生将课本上的故事和内容，然后让学生对小黄莺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学生轮流发言，教师做好录音工作。（3）总结课文。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学会了如何正确找到个人的优点与不足，并将其贴在床头上，每天都要看看个人的长处以增加信心。
小学阶段的学科教学过程中，虽然内容上没有明显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但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却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心理品质。比如，在数学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积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同时还要通过演算等教学实践，来有效培养学生的细致严谨以及科学认真的态度。再如，音乐教师在引导学生倾听和领悟音乐过程中，既要调节学生的生理，又要改善学生的情绪，无形中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且在潜移默化中能够教会学生如何进行倾听。这既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技巧，又是心理健康与否的体现。实践中，我们应当深挖教材内容，为各学科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教学渗透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時，我们还要加强心理健康专题教育。教师应充分运用心理辅导的原则，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教育，尽可能多的尊重每个学生，千方百计维护学生的自尊和自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关注学生的情绪，重视学习习惯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运用积极的评价方法，让学生尽量体验成功的快乐。学校各科的教学应当以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为依据，结合自身教育、教学的内容、要求等特点，建立相应的心理素质教育培养目标，使各科教学过程和学校心理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并通过促使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来真正提高各科教学的质量和效益，充分挖掘学校各科教学中蕴含的丰富的心理教育因素。
二、各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健康内外渗透
挖掘出各学科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教学资源以后，若想在教学实践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内外渗透是关键。
（一）教学内部渗透
1.目标渗透。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小学教学目标可分为三级，即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以及情感，价值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可借鉴和根据各级目标要求，并将各学科知识技能与心理健康方面的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整合教学目标与心理健康教育目标。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当加强情感态度与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与培养，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做快乐的人。上述三级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有利于将心理健康教育目标有效地渗透到小学阶段各个学科的教学实践之中。
2.方法渗透。各学科教学方式和方法的渗透，属于“内部渗透”的重要方面。在小学阶段的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方法有谈话法、讲授法以及演示实验法和讨论法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采用常规方式外，还应当渗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方法，如角色扮演、移情以及做游戏等方法。在组织学生针对所学内容进行角色扮演时，教师应引导他们分享和感受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这有利于他们更好理解课文的中心思想，并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二）教学外部渗透
1.合理的教学评价。在小学学科教学实践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应当密切关注学生的特点，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又要全面把握学生的不足之处。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应当保持客观公正，多利用一些肯定的评语对学生进行鼓励。比如，在小学体育课教学过程中，发现有些学生课后会主动整理运动器材。对于这一环节，我们可以“做文章”，对表现好的学生进行表扬。
2.课堂教学和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渗透。除教学评价方法外，在课堂教学管理过程中，也应当渗透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这是非常好的手段和途径。教师在教学课堂管理过程中，可采用民主管理模式，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民主的环境，使他们获得安全感，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参与活动；尊重和理解学生，并倾听学生的内心，采用心理咨询方法和技巧，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使学生体验愉悦的情绪，以此来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学科教学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但要注意心理健康教育需自然渗透，切忌强硬渗透，而且，还要注意各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应当张弛有度。心理健康教育，切忌喧宾夺主，讲究循序渐进。
关键词：功能对等理论；《变》；文化负载词；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一、引言
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先进一时的科学技术是其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然而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尚处于“原生态”状态，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面临“文化赤字”。在此情况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身份建构极其必要、重要和紧迫。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翻译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获奖无疑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吸引力。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精通英汉双语的基础上，凭借对汉语文化的深刻了解将莫言的代表作品翻译得有滋有味，将其风格和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为莫言在西方读者中建立了良好基础，可以说翻译的作用功不可没。
本文以葛浩文所译莫言的《变》英文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进行总结，对翻译效果进行评价，以期更多人体会文化负载词翻译的重要意义，对文化负载词翻译实践有所帮助。
二、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翻译理论家们对翻译定义不同、解释、表述不同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翻译材料的题材、目的以及接受者的要求都是不同的；同r，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和文体特征也会随年代及历史环境变化，为某一时期所接受的译文不一定在其他时期所接受。奈达将翻译定义为：“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Nida & Taber， 1969： 12）。从奈达对翻译的定义看出，奈达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文对源语信息的再现，要求和方法是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
内容再现与形式再现之间的权衡是每个译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注重内容而忽略形式容易丧失原文美感，使译文枯燥平淡；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容易丢失原文信息，华而不实，偏离原文。所以奈达为解决这个矛盾，提出优先考虑四个因素：1）上下文等同优先于词汇等同；2）功能对等优先于形式对等；3）语言的口头形式优先于书面形式；4）接受者通用、接受的语言形式优先于传统的权威形式。
其中，“功能对等”思想被认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后完善发展为“动态对等”。奈达他认为翻译是为读者和听众服务的，译文接受者应在最大限度下准确理解原文，这就要求译文尽量使用接受者所熟知的语言规范和语言特点。奈达围绕“功能对等”理论建立了一整套模式和翻译原则。
奈达将功能对等进一步分为两个层次，即低层次功能对等和高层次功能对等。低层次功能对等是指译语读者可以通过译本理解作品，可以感受到原语读者是如何理解和欣赏原文的；高层次功能对等就是译语读者通过阅读译本，产生与原语读者阅读原文相同的理解和感受。
三、《变》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文化负载词是指承载了特定的社会文化信息的词汇或短语，反映了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和民俗习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文化空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原作者与译语读者之间相关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化知识空缺。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中会遇到两大问题：1）源语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词汇；2）源语在译语中有多个意思相近对应词，却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确切词语。文化负载词是体现一个民族特色，保持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至关重要。
莫言的《变》回忆了莫言及其同学跨度长达39年的成长历程，从几个单纯的个体成长折射出中国社会近四十年的变迁，涉及阶级身份、抗美援朝、农村体制改革、入党、下海等等重要事件对中国普通百姓的影响。小说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含大量中国特有事件和文化负载词，给文化空缺的译语读者增加很大困难。葛浩文认为译作被读者接受是翻译的关键因素，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精髓是可读性、感召力和引起情感的共鸣。他的这一翻译思想与奈达的功能对等思想不谋而合，于是在熟知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整、流畅地英译 《变》，不仅做到源语文本内容上的等值，也做到了文化意义上的等值。
根据奈达对于文化的观点，文化负载词大致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五类。本文将从上述五个方面分析、总结《变》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变》中生态文化负载词多为中国的地理名词。例如，
1. 高密（原文）
Gaomi（译文）
2. 胶河（原文）
Jiao river（译文）
高密是中国的地名，并没有任何特殊含义，译者采用直译将源语信息再现，使接受者感受中国地名的发音和叫法。胶河是一条河流，在中西方有共同的客观物质形态存在，所以在翻译时不仅译出名称，而是增加了“river”一词，使译语读者立刻联想到实际生活中的河流，很好地理解原文内容，达到了功能对等。（分析）
物质文化负载词涵盖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变》中就出现了多种中国独有的食物，例如，
3.油条（原文）
oil fritters（译文）
在西方，没有与油条相匹配的食物，于是译者变通为西方人熟悉的一种油炸面食fritter。面对接受者不熟悉的食物，作者没有使用陌生词语描述，而是选择接受者较为熟悉的食物代替，便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分析）
4.褂子（原文）
army jacket（译文）
民族服饰也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表现，中国的旗袍、中山装等都是本民族设计和时代特征的代表，西方人并不了解褂子这一中国传统服饰，于是译者使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army jacket”，褂子是一种长袖短上衣，通常可以直接外穿，与西方的“jacket”作用相似，可以达到意义和感官的对等。（分析）
《变》描写的是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通俗的百姓口语用语在《变》中常有出现。“家什”，常出现在农村口语中，泛指用具或是乐器，文中“锣鼓家什”就是指锣鼓等乐器，省略罗列其他乐器，表示乐器种类多。译者直译为cymbals and drums，既将意思完全译出，又体现出数量之多。
增词法是译者频繁使用的方法。乌鸦在中国代表着厄运或不吉利，“乌鸦嘴”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文化负载词。然而，在其他国家，乌鸦并非是一种不祥之鸟，于是如果直译为“raven”，译语读者无法体会到其文化含义，于是作者在raven前增加形容词bad-luck加以解释，读者便可以很好理解其深层含义了。
社会文化负载词在《变》中出现的数量最多，内容最复杂，主要包括歇后语、成语、政治特色词汇和个人称谓。歇后语是一种短小、风趣、形象的独特语言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力，给人以深思和启迪，明晓哲理，充满智慧。中西方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歇后语成为外国读者理解文章意思的障碍之一，而歇后语往往包含重要的信息，传达了原作者的个人看法和情绪，歇后语的翻译十分重要。葛浩文在《变》英译本中对歇后语翻译的处理方法多采用直译，但这种直译是借助上下文的直译，既可以使译语读者理解原文意思，还可以感受独特的中国文化。例如，
5.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原文）
The owl that ruins its reputation by announcing good news.（译文）
虽为直译，但后面紧跟“No one ever associated me with anything good or worthwhile.”有了下文的进一步解释说明，译语读者即使缺乏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可以理解原文意思，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分析）
成语相较于谚语、歇后语，更难理解，因为几乎每一个成语都是一个历史故事。《变》中出现的成语近60个，这对于翻译者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对译语读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了解源语文化的途径。例如，
6.难兄难弟、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原文）
enjoyed mutual understanding or， at the very least， mutual sympathy（译文）
这三个成语皆为形容词并词义相近，起修饰和强调作用，译者就这些意义相同的成语意义进行合并，避免拖沓、冗长。（分析）
7.地主、富农、中农（原文）
rural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middle peasants（译文）
“地主”、“富农”、“中农”都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词汇，译者处理此类词语多用直译，既做到意思对等，又做到形式对等，使英语读者感受到这是一种严明的社会分层。（分析）
8.摘帽子（原文）
emerged from their demeaned status（译文）
“摘帽子”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政治词语，并不是说人脱掉帽子的动作，而是比喻除去对斗争对象的定性处理。（分析）
苦妹子（原文）
sister hard luck（译文）
对于人称翻译，译者采用音译的方法保留原有发音；对于具有隐含意思的代名称，译者将意译出其涵义。
中国的宗教文化与西方明显不同，于是译者使用词性转换法，用形容词表示宗教人物的性，例如，财神“The god of wealth”。
语言文化词语在文学作品中的比例较小，多为带有声乐美的叠词。例如，
10.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原文）
bo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clang bong bong clang（译文）
葛浩文对《变》中出现的此类词语处理极为巧妙，他使用音节模拟法是译语读者获得了与源语读者相同的音乐美感，为文章增添了一份格式美和韵律美。
关键词：变译理论；科学翻译；范式
一、变译理论体系及其研究状况
“变译”一词早有翻译学者使用，但所指并非黄忠廉所说的理论体系。胡庚申是在论述英语即席口译时如何处理汉语口语中常见的词语重复现象时提出“变译”的，与“简译”相对，同时提出的还有“省译” 、“对译”等术语。赵俊华在探讨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的问题时也用到了“变译”这个词，是作为“引变翻译”的缩略语使用的。
作为系统理论的变译理论，其提出是一个逐渐的过程。目前也还在发展完善中。主要见于黄忠廉的论文及著作。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来源于翻译实践，具体说就是科技翻译实践（国外信息开发），同时与文化转向及功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的黄忠廉教授无疑属于“青年翻译理论家”，这使他既有新的视野（除苏联外的更多外国译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又有旺盛的创新能力。从他的著作可以看出，黄忠廉曾做过大量的科技翻译工作（国外信息开发），这使他可以从非文学翻译的角度来审视翻译理论问题，而非文学翻译。
最早是在1999年的几篇论文中，黄忠廉呼吁重视变译的研究。在几次翻译研究会上（如1997年北外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2001年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2003年武汉全国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研讨会等）介绍了自己的理论构想，受到了杨自俭等老一辈学者的鼓励（当然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之后出版了《翻译变体研究》一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使用“变译”这一术语。之后在2002年，黄忠廉集中发表了大量论文，在各个外语类核心刊物上明确提出变译理论并大力推介。该年还出版了《变译理论》一书。此后黄忠廉对于变译理论的思考和完善补充一直没有停止，并于近年总结提炼出了“翻译变化论”的观点。
同时，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对变译理论的研究也大量增加。从关联理论、功能翻译理论、描写学派、目的论、信息论、语言适应论、哲学阐释学、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学、口译、翻译教学、文学变译、文化变译、诗歌翻译、实用文体翻译、旅游翻译、影视翻译、广告翻译、新闻翻译、菜单翻译等各个角度探讨变译理论的特点及应用，对变译的忠实性、规定性、译者主体性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同时，对变译理论的质疑之声一直不断，除了在学术会议上的反对声音（“全译还没学好，学什么变译!”外，还有多位学者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了不同意见。主要有徐朝友的《“变译理论”的两大问题》一文，对此黄忠廉予以了回应和解释。此外王克友反对将编译、变译、阐释等归结为翻译，认为应严格分开。方梦之则认为“变译理论”将本来分散的译文形式串成了有机的整体。
总的来说，变译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三个特定、一对范畴、七种手段、变与化等。三特定是指变译的定义：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一对范畴指全译与变译。七种手段即指变译定义提到的七种。变化观是结合变译理论与钱钟书“化”的理念研究出来的“变”与“化”的共存观，包括以变通为核心的变译观和以转化为核心的全译观。
二、变译理论与建立中国特色译论
在中国译坛，一直不乏反思中外译论关系的观点。从上文中青年学者对变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也可以看出：国外译论充斥。但凡进行研究，往往首先要从国外搬来一个理论，拿来一个主义。至于其是否完全有道理、是否适合汉语翻译的实际、研究是否有意义，则一概不论。有鉴于此，不断有学者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对此，有很多学者予以回应：外国译论不是引介的太多，而是太少。笔者认为，中国特色译论与西方译论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关系。但应该有重点的转移。应该给中国学者提出自己的译论提供土壤，而变译理论即是这样的植根于汉语翻译实践、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研究。
事实上，关注科技翻译的变译理论填补了一大空白，因为文学、学术翻译外其他题材的翻译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廖七一），有也多停留在技巧和文字的经验总结层面，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而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发展新迈出的一大步。从佛经翻译的“案本求信”、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钱钟书的“化境”说、张今的“真善美”、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优化论”（竞赛论）等，中国译论硕果累累。不过从历史来看，中国译论的成果以经验居多，系统、完整的理论性贡献乏善可陈。
自董秋斯50年代时提出建立中国的翻译学以来，理论成果层出不穷。除大量围绕“信达雅”展开的深入研究外，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和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中国译论在系统理论层面上最重大的两项研究成果。二者虽然都有缺陷，但通过详细的研究论证，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翻译理论异彩纷呈并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同时，这两本著作也绽放出了中国特色译论的奇葩。其实，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杨自俭在中国译论的构建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基本都为论文形式）。
三、范式转换视角下的变译理论
译界的主流观点是翻译理论在20世纪之后先后发生了文艺学派到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再及哲学模式和其他。以此为参照系对变译理论作评价，它便因无法归入一类而不入流了。甚至科学翻译也根本未被纳入翻译理论主流中。这时中国译论界文学翻译研究和非文学翻译研究之间比例失衡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一书统计，20余年间的2万多篇翻译论文中有关文学翻译的占一半，专著占近30%。比例远高于其他方面。
但对于范式转换这一说法，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了反思。认为应注意范式转换（paradigmturn）与视角转换（shiftingviewpoint）的区别。
事实上，经历了20世纪几次大的范式转换后，如今新的范式的大转换已不可期，但视角转换则应该百花齐放，而且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群芳争艳的阶段。变译理论即为其中一朵。
四、总结
变译理论力求转变译者的思路，脱去枷锁来跳舞。对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忠实第一、求全责备”的翻译标准提出了反思。变译理论就如同作文考试中的诗歌，但远未达到“诗歌除外”的高度--作文写作，诗歌除外的原因一来是不好评判，难以制定明确的评判标准，二来是不能保证作者的才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完全发挥出来。因此作文考试要注上“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变译理论与此很类似。变译的好坏也不易评判，不容易制定操作性强的明确标准，而且受材料领域等因素影响，译者的能力也不一定能完全发挥，因此在翻译实践中，翻译考试中，变译并不是参考答案之一。但翻译中的变译还达不到写作中的诗歌除外那个高度―――“变译除外”都不用写在试卷上，因为大家都知道变译是除外的。
变译理论是对传统译论的一种解构，指出五四之前的翻译活动大部分都属于变译。五四之后，开眼看世界的国人大增，英文水平高的人也大量增加，人们开始追求全译，翻译不准确的地方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变译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构全译理论的主流地位，质疑其合理性，具体地说是解构“信”“、忠实”、“等值”“、等效”。变译可谓译界的火柴与菜刀：烧掉全译的霸主地位，砍掉全译黑社会的老大。它认为，21世纪信息量剧增的现状要求我们回归变译，再一味追求全译已不现实，因为全译难以应对多种翻译需求。
但总的来说，变译理论对传统译论的这种解构更多的是一种思路上的贡献，而不可能成为译论的主流。对于变译研究成为与全译平等甚至高于全译（时代的要求）这种倡议，不可能实现。不过，这并不是说变译没有发展前途。变译在成为传统译论的补充这方面有极强的意义，填补了一大空白。变译理论若将自己放在全译理论的参照下，将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响应。不能将变译放在与全译完全相对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庚申“.变译”与“简译”：重复词语的口译方法[J].上海科技翻译,1989(4).
[2]赵俊华.古文变译推敲[J].东吴教学,1989(6).
[3]黄忠廉.翻译变体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4]黄忠廉.变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关键词：读者反应批评 空白 未定性 意象
一、引言
读者反应批评这一术语源于美国文学批评。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兴起了以伊瑟尔和姚斯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该学派主要探讨在阐释学和现象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学批评模式，也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接受美学理论。正因为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兴起，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由文本转向读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随即兴起，以文本中心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观点逐渐受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批评家的质疑和批判。1959年，当代英美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斯坦利・费什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1962年以博士论文《约翰・斯克尔顿的诗》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并于70年表了大量论文，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文本阅读和批评理论。他认为，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不应该是文本的空间结构，而应该是读者的经验结构；提出阅读是一种活动、意义是一种事件、批评是一种说服等独到观点。[10]（P43）
在欧洲，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被称为接受美学批评，读者阅读的能动性和文本意义的不定性是其主要观点。该理论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读者中心”的思想，认为读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文学作品能动的创造者。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主张，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完成的过程。姚斯宣称：“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这种接受者而创作的。”[12]（P36）诗歌作为艺术性最强的语言之一，相比其他文学文本具有更多的未定性，存在着更多的空白意义，有待读者去揭示和填a。
二、读者反应批评与诗歌翻译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忠实”“等效”“对等”，追求源语到译语理想化的转换。将文学翻译模式归结为：原著译者译本[4]（P18）。译者要做“仆人”，要“隐身”，“理想的译者最好能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样译者才能在译作中不留痕迹地重现原著的精神与风韵[11]（P18）。实际上，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这都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将读者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的，文本生命的延续离不开读者[1]（P32）。在对诗歌的翻译过程中，诗中的美与情因读者的联想、感知、情感、意志等因素的不同，审美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而在译文的再现阶段，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源语读者不同，加之译者个人审美心理的差异，译文的审美再现自然会带给读者不同的感官体验。因此，诗歌翻译往往很难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不同的译文常常会得到不同的解释与反应。
三、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汉译本的读者反应批评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已然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在他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作品一直吸引着无数研究者。莎士比亚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其中，国内外学者翻译的十四行诗译本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这些译本的背后是不同的读者对原诗的理解，读者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去添补源语文本中的空白和未定性，这些译本是文本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交流、融合的产物。
因此，每个译本都有自身独特的方面，谁也无法用标准去衡量它们的精确性与真实性。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主要有梁实秋、曹明伦、梁宗岱和辜正坤的四个汉译本，本文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视角对这些译文进行赏析，以展示读者在译文中的主观能动性。
（一）文本中的意义空白
伊瑟尔指出，在创作作品时，作家给予作品意义一定的空白；在阅读过程中，这些空白会向读者发出一种召唤与邀请，吸引读者去想象和填补[13]（P256）。在莎士比亚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这种空白也有体现。读者在完成能动性的阅读活动后，自然会对译文产生不同的想象与理解。伊瑟尔还认为，在提供足够信息的前提下，一部作品所包含的意义空白越多，读者就越能深入参与到作品中，探讨其潜在意义[6]（P121）。莎翁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的前两句可谓脍炙人口，例如梁实秋的译文：
（1）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我可能把你和夏天相比拟？
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梁实秋《十四行诗》）
梁实秋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在这里，梁实秋将“shall”翻译成“可能”，表示是否存在某种可能性，也表示征求听话人的许可；委婉地表达自己心中想法并将“我”与“你”的关系自然引出，使得读者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译者在这里也没有说明为何会将“你”比作夏天，而不是春天、秋天或者冬天，这时文本中的意义空白开始发挥作用，吸引读者读下去并从中寻找答案。一方面，译者的目的是要保持译文与原诗形式的对等；另一方面则是为读者留下意义空白，让读者去挖掘与想象。所以，了解诗歌的背景不仅是对译者的要求，也是对读者更好了解诗歌意义的帮助。在一些英语文学中，作者常把人的一生比喻成四个季节，春天代表豆蔻般的少年时期，夏天代表温暖却强壮的青壮年时期，秋天代表人们已进入不惑的年纪，而冬天则代表人已至耄耋之年。莎翁也不例外，从夏天的比喻中可以看出莎翁笔下的这位“thee”是那么美好，即使是英国人眼中最可爱温和的夏季也不能和“thee”同日而语。对于第二句的翻译，梁实秋并没有将“但是”的转折或让步意味翻译出来，纵观全诗，“但是”这一让步或转折之意虽没有在字面上体现出来，却隐藏在字里行间。读者在读这一句时，脑海中自然地弥补了这一空白：“（但是）你却比夏天更温和可爱”，这样，前后两句便自然和谐地衔接在了一起。
（二）文本中的未定性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中所说的“未定性”所引起的阅读效果，就是将读者吸引进来。并且，这种不完整的叙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解读空间。读者在阅读之后，可以将自己的猜测与文本进行对照，从而加强了读者与文本的互动性。在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中，多次出现了“thee”一词，相当于现代英语中的“you”。这一人称代词指代的到底是谁？是人还是物？千百年来，这一问题都一直困扰着读者，而且没有被解释清楚。
莎士比亚在诗中用真挚的感情与华丽的辞藻不吝地赞美着“thee”，这种行文方式也一直深受读者追捧与好奇。如梁宗岱的译文：
（2）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ir thou ow.st；（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例（2）原文中的两句诗体现了莎士比亚对“thee”（你）的极大赞美，千百年来，人们对“thee”的解释众说纷纭，但都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因为“thee”的形象始终扑朔迷离，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整首诗歌的理解，它不仅与诗人的性取向紧密联系，更是揭示诗歌主题的关键点。许多国内外学者继续探究“thee”的指向，有人认为是与莎翁时常保持书信来往并交往过密的年轻男子；有人认为指代的是莎翁当时正倾慕的女子；有人则直接把男性友谊上升到男情的层面，认为“thee”指的就是莎翁的同性恋人，暗示这首诗是写给男人的情诗。而从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角度来看，模糊对象所带来的这种未定性正是原诗为读者所提供的想象空间，它期待着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参与进来，从而去填补这一未定性。梁宗岱保留了原诗中暗含的未定性，将“thee”翻译成“你”，这样便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这样，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对主题的认知，从而蜕变为更好的思想者与读者。
（三）意象对于读者的导向作用
“意象是诗歌意义的灵魂”，是“用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来表现人们在理智、情感方面的经验”[9]（P73）。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运用了大量意象，比如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出现的“summer”“rough winds”“buds of May”等。读者阅读十四行诗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读者通过想象去辨别这些意象和在脑海中阐释意象的过程。这里选用曹明伦与辜正坤的译本进行分析：
（3）Sometime too hot the eye of heaven shines，
and often is his gold complexion dimm’d；（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有时天空之巨眼目光太炽热，
它金灿灿的面色也常被遮暗；（曹明伦《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有时候天眼如炬人间酷热难当，
但转瞬又金面如晦常惹云遮雾障；（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理论翻译》）
两位译者对“the eye of heaven”这个意象虽作出了不同的翻译处理，但曹明伦所翻译的“天空之巨眼”和辜正坤的“天眼”都保留了原诗的意象和韵味，两位译者都没有将原词生搬硬套为“太阳”，而是翻译成“天空之巨眼”和“天眼”，意在引导读者去想象太阳下的酷热景象，留给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再如梁宗岱的译本：
（4）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buds of May，
And summers'lo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Shakespeare，Shakespeare’s Sonnets）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梁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例（4）中，诗人运用意象“rough winds”“buds of May”来表达夏天虽然美好可爱，但却太短暂，经不起挫折、打击。而狂风与五月的嫩蕊的暗含意义需要读者自行去了解，意象引导着读者去阅读，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理解与需求去想象。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绝离不开心理体验，而由于各阅读阶段的未完成性不断引起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使作品在读者的意识中不断得到转化，不断构建成为其主体认识。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时，可以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到诗中，不论是共时还是历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深深地被莎士比亚绝妙的文笔与才情所吸引，读者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却能通过后天努力不断超越与颠覆，构建“自我”的主体身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文本与意识的不断转化，与莎翁一同经历了一段诗歌的旅程。
四、结语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从所谓的“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转向。诗歌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汉译本中留下的未定性和空白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让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价值取向，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进行思考和想象；同时，由于意象的导向作用，读者从作者给出的解释中主动进行选择，从而赋予诗歌独特的意义。正是这种未定性和导向性使十四行诗展现出巨大的容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过推理、分析、想象等一系列复杂的意识活动而得到美的感悟，这个过程正是十四行诗能够超越时代、魅力不衰、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和阐释者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经典诗歌意义建构的过程及其美学价值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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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中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论文关键词：跨文化，思维方式差异，影响
1.引言
思维方式的差异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内容。语言的差异是思维差异的外在形式，由于思维方式的潜在差异，才使语言表达有所差异。本文主要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出发并阐述其对在诗词英译过程的影响。
2.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
连淑能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划分为:
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的思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从整体到局部的过程。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以“天人合一”为出发点。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侧重于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规律。在西方的传统哲学中主张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这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象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直观经验。因而形象性思维常使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意义。西方人较为侧重抽象思维，侧重实证性研究，善于运用逻辑思维的方式。由于西方人抽象思维的习惯，他们则擅长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达具体事物。这与中国人的形象思维方式则截然不同。
模糊性思维与精确性思维：连淑能曾指出“古代中国人把宇宙看作是混沌的整体，思维的对象是模糊的，思维的主体也是模糊的。以模糊的思维去认识模糊的整体，用模糊的方法整体的把握总体特征，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准确认识。”[1]相行之下跨文化，西方人受到古希腊文明的影响，所以注重逻辑推理的严密性。
3.思维差异对诗词翻译的影响
3.1 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诗词英译意境的缺失
顾正阳教授在《古诗词曲英译文化探索》一文中指出：“古诗词曲中，无论是天上还是人间—无论是天上的月亮，星星，还是人间的山水，花卉、酒、茶、服饰、楼台亭阁等无不沾染了情……”[2]所以古代的诗人总喜欢从自然中寻找事物，以抒发自己的抱负或是志趣。用具体的事物来传递自己的感情。中国人的形象思维造就了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是以表意为特征的文字，所以表意也成为了汉字的特点。以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为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英译版
To the Tune of Tian jingsha
Returning crows hanging on oldbranches,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narrow bridgre,
And below the bridge a quiet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wind;A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ps down in thewest,and the homesick traveler is 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汉语的小令仅仅用了28个字就勾画出一幅羁旅荒郊图。前两句中显现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的特点用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几个名词就传递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这首诗并没有严密的语法逻辑，只是一些事物名词的排列就达到了韵律的美。全诗只用“枯”、“老”、“昏”、“西”，“瘦”六个字将诗人的无限愁思寓于自然之中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然而对于英语这种形合文字在翻译中要对等的传达出古诗的意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从中国人思维角度看很优美的诗词，经过英译后，西方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美。被翻译后的小令词汇比原文要多出一些，而且虽然译文试图通过传达原文的事物来表达出意义。然而审视译文时，虽然译文中的词义贴切，语句也十分通顺跨文化，但由于依据英语的特点增添了冠词、介词和动词，与汉语相比具体的意象就缺失了。而且古诗中的意境美也消失了。
3.2 模糊性思维与精确性思维的差异影响翻译的准确性
模糊思维是汉语的重要特征，诗词歌赋无不体现这一点，同时也成为诗词的魅力所在，虚实相得映彰，才形成诗歌独有的魅力。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提出“中国古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性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致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3]总起来说，就是文字间的模糊性才得以使诗歌让人充满着丰富的形象，历久而弥新。在中国的诗歌宝库中，诗歌的用词是十分模糊的，语法也灵活多变，不拘泥一处，因而我们对一首诗的解读不止有一种，而且一句诗就可能有多种解释。而对于英语来说句式语法结构要严谨的多，表达的意义也十分局限。以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为例：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许渊冲先生将此诗译为:
At sunset hillside village stillseems far;
Barren and cold the thatched cottagesare.
At wicket gate, a dog is heard tobark;
With wind and snow I come when night is dark.[4]
原诗用寥寥数语就描绘了太阳落山后，在风雪交加的夜晚，诗人来投宿的情景。而在译文中在解读“夜归人”的时候用的是“I”。然而在诗中“夜归人”到底是谁，并不能明确。所以说对“夜归人”的理解不一定就是诗人自己。由于英语的精确性跨文化，在语言中表现为主谓结构，不管主语是什么，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总有一个词会充当主语。而对于古诗词来说，诗人所表达的主体往往是缺失的，这是由汉语思维的模糊特性所致。这也使诗歌有其想象的空间。而英译后的诗歌，所传达的源语的意义被局限了。因而较之源语缺乏了想象的余地同时对诗歌意义的翻译也缺乏了准确性。在英译的过程中容易引起意义的误译，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
4 结语
中 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就构成了语言使用方式的不同，对于翻译活动来说，它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对两种不同文化的移植。因此了解不同文化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利于帮助译者理解源语和译入语的差别，能够有效地对译文进行补偿的翻译，使诗词翻译更能传达源语的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2]顾正阳.古诗词英译文化探索[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1.
[3]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许渊冲.英译新编千家诗[M].北京: 中华书局,2000：45.
【关键词】翻译美学 英文诗歌 版本比对 审美体验
一、引言
翻译作为一种艺术活动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美学对翻译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The stolen child》的两个翻译版本，简要研究翻译美学与文学诗歌翻译的关系，探讨翻译美学的不同理解对文学审美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本文选择了《The stolen child》的两个译本进行比对，一个是艾梅翻译的《被偷走的孩子》；另一个版本是周英雄版本的《被拐走的孩子》。（关于题目的翻译，将放于内容分析比对之后）。两种版本有很多地方的不同，如果逐字逐句去对比意义并不大，所以笔者挑选了六处对于诗歌意义会产生不同理解的句子进行简要的对比分析。
二、诗文内容的翻译比对探究
1. fairy vats/faery vats. 诗歌中有一句“There we’ve hid our fairy vats”。艾梅将“fairy vats”译成“魔桶”，而周英雄的版本中翻译成“仙篮”。“fairy vats”出现在诗歌第一节，通过对“fairy vats”的描述为小孩及读者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不同于我们平时生活的世界。“Fairy”这个词在英语中作名词有仙女的意思，作为形容词它的意思是“魔法、妖法”所以这里艾梅将“fairy vats ”翻译成“魔桶”也并非不可以。当你翻译的诗歌和诗人的原文有所偏差的时候，可能影响整篇文章的意思，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world’s more full of weeping than you can understand. 这句话在全诗之中出现了三次，出现频率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仙女呼唤孩子来这个世界的话语。叶芝原文是“For the world’s more full of weeping than you can understand.”艾梅将这句翻译为“这世界哭声太多，可你不懂。”周英雄的翻译是“世上哭声遍地，你无从了解。”因为全诗都是仙女试图让孩子安心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尝试。因此，翻译者在此不仅要考虑到美学意境的用词，还要注意受众心理的角度，此处呼唤的语气应该更具有煽动性和说服力才更加符合原文作者的心理。
3. trouble is anxious in this sleep. 叶芝诗原文是“While the world is full of troubles，and is anxious in this sleep”，艾梅的翻译是“然而这世界充满了烦恼，睡梦中也挤满了无尽的焦虑”，周英雄的翻译是“然而世上烦恼充斥，睡眠中仍不免焦虑”。对这一句的理解要结合第二点谈到的“For the world’s more full of weeping than you can understand.”前文分析过，翻译为孩子们不懂为更佳，因为这样更能反映他们已经意识到麻烦，可却找不到答案和解决方法的心理，所以“anxious in this sleep”翻译为“睡梦中也挤满了无尽的焦虑”会比较好，且此处的“挤满”是点睛之笔。
4. The solemn-eyes. solemn的本意是庄严，因此艾梅将“The solemn-eyed”翻译为“那个眼神庄严的孩子”，周英雄翻译成“这个眼神凝重的孩子”。诗中原文是“A way with us he’s going， the solemn-eyed”，意思为那个要和我们一同离去的孩子，在对孩子的眼神形容上，艾梅使用了solemn的原意“庄严”远不及周英雄所译出的“眼神凝重”。庄严于此处并不恰当，审美特征不明显，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主题。
5. Sing peace into his breast. 诗原文“the kettle on the hob， sing peace into his breast”，艾梅的翻译是“水壶在火炉上的低唱，那些曾安抚他心灵的歌谣”；周英雄的翻译是“炉架上的水壶把谧静唱入他胸膛”。周英雄的翻译明显更具审美意境。由此可见，审美对象（原文作品本身）与审美主体（翻译作者）之间，存在一种可以相互渗透的关系。
三、诗文标题翻译比对
论文最开始提到过，在讨论完诗文的正文内容后再讨论题目的翻译更为合适，更易贴近诗文主题。“stolen”通常我们都认为时被偷走的意思，因此会艾梅的题目《被偷走的孩子》更为精准和规矩；但从翻译美学的审美角度来看，周英雄的《被拐走的孩子》的翻译则更为贴切。因为当你读完整首诗，了解大意后，真的会认为孩子是在被迫的情况下追随仙女离开尘世的吗？仙女使用的手段是一方面指出尘世间充斥烦恼，另一方面展现给孩子看另一个世界的美好。最终孩子选择和仙女手牵手，并不是被迫的结果。
四、总结
两首译本如果细细的对比起来，还会有很多细微的不同，但并不影响整篇诗歌的基调。当阅读完这首诗后，其实诗文的本意是在试图描写一个离开尘世的故事。在每个人心中离开尘世的途径和意义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所拥有的选择权也大相径庭。但相似的是，每个人生活在尘世的喧嚣中总会有迷失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诱惑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美好，让这些美好成为我们选择留在尘世的动力。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本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主旨的语言学分支学科。通过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语言所反映出的，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加深对当代社会现象思考。因此，本文筛选一些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收集一文化语言学论文题目材料，运用归纳法和帮助大家进行文化语言学学习，论文题目如下。
1.认知语篇分析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代边塞诗的意象再现研究
3.吸纳、修正与重组——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体系
4.论文化语言学中的语言与文化
5.文化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红楼梦》中的酒意象翻译
7.《文化语言学》英译中翻译报告
8.穆斯林问候语“赛俩目”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隐喻翻译的意象图式研究
1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唐诗中意象的翻译
11.中国古代建筑的人文精神——建筑文化语言学初探
1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邦索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本的诗歌意象翻译
1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语法探究
14.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红高粱家族》意象英译探析
1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网络词汇研究——以网络话语交际中的词汇为例
16.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新词语研究
1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英汉颜色词隐喻对比与翻译研究
18.文化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文化语言学》（第六章）英译中翻译报告
20.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21.南阳市区地名的文化语言学考察
22.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23.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象翻译研究
2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辛弃疾词意象翻译研究
2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民族语言研究
26.文化语言学视角下《诗经》隐喻的英译研究
2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本的意象文化传递研究
28.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29.帕尔莫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李煜诗词译本的意象翻译研究
3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道”词义引申初探
3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花卉意象再现研究
32.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情感意象翻译研究
3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李清照词许渊冲译本中意象移植
34.文化语言学视阈下的文化意象翻译研究
3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宋词中水意象的英译研究
36.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从结构主义到文化语言学
37.从文化语言学看接头词「お·ご的特殊规则
38.帕尔默(Palmer)文化语言学中的认知性
39.文化语言学论纲
4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古诗中酒的意象传达
41.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
4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地名研究
43.第三届历史语言学国际会议
44.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研究日语数词
45.文化语言学视野中的对联研究
46.文化语言学视域下金宇澄《繁花》的语言策略探究
47.许渊冲对苏轼词的意象再造——以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为视角
4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宋词英译意象传递研究
4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语典籍英译意象再造滥觞
50.帕尔默文化语言学理论基础构建
51.英汉动物词汇文化语言学透视
52.文化语言学视角下《清平乐·六盘山》英译的意象研究
53.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再认识
54.唐诗情感意象英译研究——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
55.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56.俄罗斯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纲要
57.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域下许渊冲英译边塞诗意象翻译研究
5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红楼梦》英译中的庭院意象再现
59.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60.民族博物馆馆藏物品翻译的文化语言学视角
61.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动物隐喻对比研究
62.文化定势在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的诠释
63.对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64.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65.评申小龙的《文化语言学》等“著”作
66.帕尔默“文化语言学”及其发展评述
67.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韩惯用语对比研究
68.帕尔默文化语言学中的人类语言学情结
69.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英汉意象差异浅析
70.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安地名研究
71.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72.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
73.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酒文化的传承
74.汉语文化语言学刍议
75.从文化语言学语篇情节视角下宋词英译研究
76.文化语言学认知模式的哲学阐释
77.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及其后示
78.蒙汉语禁忌语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
79.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0.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
81.文化语言学视域下汉韩长句翻译研究
82.山阴地名的文化语言学分析
83.中国文化语言学范畴系统析论
84.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
85.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词汇意象传递
86.对“年度汉语盘点”的文化语言学解读
87.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
88.藏语中“茶”的文化语言学意义辨析
89.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方言詈词研究
90.成都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91.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论语》成语
92.日本文化语言学动态考察及反思
93.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庄子》成语研究
94.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
95.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96.文化语言学初探
97.论帕尔默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唐诗意象翻译
98.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微博流行语研究 .
摘 要：译者，不是奴隶，也不是仆人，而是整个翻译过程的主体之一。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着戴着脚镣的舞者的角色。跨文化诗歌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种，有其特殊性，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相比，诗歌翻译中译者的操纵现象更为常见，译者的主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译者有发挥主体性的自由，同时又避免不了其制约。
关键词：诗歌翻译；操纵；自由；制约
英汉诗歌翻译的历史，从威妥玛翻译朗费罗（Longfellow）的《人生颂》开始至今已逾百年，诗歌翻译的实践从文言格律体，到影响新一代中国诗人兼翻译家开创白话诗的先河，对我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有关诗歌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研究价值在国际上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诗歌具有音韵和谐、语言凝练并意象丰富的特殊性，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大程度地操纵文本，其主体性发挥有自由也有着制约，这从《江雪》的译诗可见一斑。
一、操纵理论
操纵学派的理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已经萌芽，七十年代初步形成，八、九十年代得到不断发展，操纵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曼斯、安德列・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尼特。尽管而“操纵”一词广为人知，却始于1985年由赫尔曼斯编辑并命名的文学翻译论文集《文学操纵：文学翻译研究》一书。在此书中，赫尔曼斯给出了此学派的翻译思想精髓：“从译入文学的角度看，所有翻译都意味着在特定意图下对原文学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1
上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对操纵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成为了为操纵理论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重写、文学声誉之操纵》中，以大量的实例证明文学翻译活动受一系列翻译外部因素的限制和操纵。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重写的过程。这个理论的提出是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翻译被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突破了语言转换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翻译实例，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选定。
译者对文本的操纵显示，译者的隐身是不可能的，而且为了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体性，对原文进行操纵。那么译者翻译自由度到底该有多大，又受到哪些制约，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译者主体的自由
在跨文化诗歌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这就是译者的主体性。下面选取唐朝诗人柳宗元《江雪》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
这首诗是家喻户晓的一首五言绝句。原诗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TT1：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2 (Tr.许渊冲)
TT2：River Snow
From a thousand hills, bird flights have vanished;
on ten thousand paths, human traces wiped out.
lone boat, an old man in straw cape and hat,
fishing alone in the cold river snow. 3 (Tr. Burton Watson)
首先，从两首译诗的形式上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具体体现在前两行诗的翻译。原诗中，诗人用飞鸟远遁、行人绝迹的景象渲染出一个荒寒静寂的境界。译文一用的是介词及名词短语，译文二则采用两个短句。此处介词名词短语更能表达静态，而短句中明显的动词vanish, wipe则给读者的一种动感。形式的差异表现出了两位译者对语言习惯及对原诗意境理解的不同。另外，前两行诗原文中没有任何表示否定意义的词，而译文一用了表否定的no，这一过程更像是译者把原诗翻译成白话文之前再进译成英文或者说已经经过了自己理解的一个内化过程。而译文二是按照原诗的描绘方式，“鸟飞绝”“人踪灭”没有经过意义上的转换直接译出，这也体现了两位译者思维方式的差异。
三、译者主体的制约
译者在发挥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还受到各种文化因素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一个受限制的主体，其自由总是在一定限度内，是相对地自由，译者对文本的翻译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认识水平所制约。
下面我们选取英汉诗歌的翻译实例，来进行分析。上面我们选取了不同译者对《江雪》的翻译实例，首先我们仍然从这一首诗出发来分析后两行的不同译文：
TT1: A straw-cloak’d man afloat, behold!
Is fishing snow on river cold. 4(Tr.许渊冲)
TT2: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 fishing snow in lonely boat. (Tr.许渊冲)
比较一下两个译本，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均采用了一个完整句的形式，并且谓语部分进行时态把正在垂钓的情景描绘出来。不同之处在于 “孤舟”“蓑笠翁”以及“寒江雪”的翻译。译文一将“蓑笠”直接译出，而缺译了“孤舟”而使原诗的意象缺失；而译文二更趋向于意译，没有出现蓑笠的字样，而是译成了渔翁。译文一中生硬地添加了“behold”（看呀），是无有生中，有故意凑成音韵之嫌；译文二则词序有所改变，为了适应英语表达习惯将“孤舟”（in a lonely boat）放到最后一行，追求音韵美的同时也更贴近原诗孤舟独钓的意境。这两个译本都是出自同一译者，却有如此的不同，2000年版译文二显然要胜于1987年版的译文一。这说明，早期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过程受到当时自身因素的局限，当多年以来对翻译更有研究，也产生更多的妙想来改进自己的译文。但译文二中lonely的重复有点遗憾。
因此，诸多因素都可能对译者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选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诗歌翻译更是如此。译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主体性发挥的自由和制约因素是同时存在的。通过研究跨文化诗歌翻译的实例，来探索译者在英汉诗歌翻译操纵中的自由与制约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研究可以引起学术界对译者主体性的重视，对诗歌翻译的重视，推动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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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5.
关键词： 诗意 诗体 《柔巴依集》 诗歌翻译 种子移植
一、引言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外文学翻译理论探讨最多的对象，之所以备受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翻译诗歌的困难，“诗歌不可译”（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的讨论古今不绝于耳。其中，诗歌翻译的难点之一是形式与内容，即诗意与诗体的矛盾，如何兼顾是争论的焦点。其实几乎所有文学翻译都会涉及兼顾形式（form）与内容（content）的问题，而文学翻译的难点也部分存在于形式（或体裁genre）的翻译中，但是唯独诗歌翻译由于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文体特点而造成了翻译的困难。诗歌的形式包括形态即书写样式，但最主要的是格律，广义上讲，格律包括节奏、音韵及其他乐感手段。格律问题始终是诗歌翻译的一道难题。众多诗歌翻译的研究都涉及形式或内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英国翻译理论文化研究派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
二、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
关于诗歌翻译，西方研究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雪莱在《诗辩》中指出的：要想把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输入到另一种语言，就像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去找出它的颜色和香味的构成要素一样是不明智的。
It were as wise to cast a violet into a crucible that you might discover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its color and odour，as to seek to transfuse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he creation of a poet.The plant must spring again from its seed，or it will bear no flower―and this is the burthen of the curse of Babel.
雪莱的这段话常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诗歌的不可译性，而英国著名比较文学与翻译学教授，文化翻译学派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却在《种子移植：诗歌及其翻译》（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一文中提出不同的见解，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雪莱的比喻，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她认为雪莱不可译的比喻可以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理解，雪莱的比喻强调的是变化与新生而不是缺损；诗歌虽然不能够从一种语言输入到另外一种语言，但是是可以移植的，种子可以放进新的土壤中并长出新的植物，译者的任务就是为种子寻找适合的地方并着手移植（Bassnet 58）。
巴斯内特在此文中分析、重新解读了各理论派别的观点，她将霍姆斯的关于诗歌翻译的第三和第四种模式合二为一，即“有机式”，即诗歌翻译是有机的过程并追根溯源到雪莱关于诗歌翻译的比喻。她认为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不可分，形式的移植非常重要，并选用英国诗人托马斯・沃特（Thomas Wyatt）翻译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一首十四行诗来探讨格律移植的重要意义。沃特保留了原作的形式将十四行诗引入英国，后来经斯宾塞、莎士比亚等诗人发扬光大，成为英国诗歌的重要体裁。
事实上，巴斯内特对诗歌翻译的看法基于她在文中回答的一系列关于翻译的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翻译？什么是诗歌翻译？诗歌是否可译？形式和格律是否可译？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译者角色？翻译的标准等。
她赞同本雅明的翻译观念，认为翻译是原文的再生；译文甚至借助原文得以保存。她认为译者既是读者又是改写者，作者与译者之间是共生的关系；她赞同巴西诗人、翻译家坎波斯“诗歌没有家乡”的观点，即诗歌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独的语言或文化，认为译者是人类精神文化财产的传播者（Bassnet 58-59）。她的种子移植的理论是基于本雅明的译文概念，即译文是原文的再生，译文不是原文的复制品，再生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种子移植的理论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巴斯内特赞同庞德的观点，认为诗人首先是一个读者，必须能够很好地阅读原文，译诗除了写作的技能外还有阅读的技能。译文是原文的解读，不同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因而不同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文。“诗歌的翻译是连续不断的阅读过程的一部分”。她赞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认为如果说翻译是“改写”的话，那么改写者（rewriter即译者）和作者（writer）之间就是生产关系，即提供原料与再生产产品的关系。她援引Bonnefoy关于诗歌翻译是“能量释放”的观点，原文能为译者所用，创造出自己伟大的作品（Bassnet 74）。
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可谓采众家之长，既包括文本以内的因素，又包括文本以外的因素，化解了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简而言之，巴斯内特的观点就是，诗歌翻译类似种子的移植，它是有机的过程，移植形式与移植内容同等重要，译文是原文的再生。
如果我们继续延用雪莱关于诗歌翻译的比喻，结合多元系统理论，那么可以说，种子的移植要有适宜的气候、土壤和高明的园丁。所谓气候、土壤，就是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文学的需求；所谓高明的园丁，就是指译者与诗人在气质、思想、风格上的契合，以及译者恰当的翻译技巧、策略。
三、《柔巴依集》在英国和中国
柔巴依Rubaiyat是Rubai的复数形式，Rubai一词源于古阿拉伯语，意为“四的组合”或“四个的、四行的”，是波斯诗歌的一种体裁，属于抒情诗体。它的最基本特征是每首四行，独立成篇；一、二、四行或四行全部押韵；每行有五个音韵；内容多涉及哲理性；意象重复，常见的有佳人、美酒等。关于其渊源，有几种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盛行于11至12世纪的古波斯的经典诗体，著名诗人包括欧玛尔・海亚姆，鲁达基，哈菲兹等。但如今只要提及被称为世界文化瑰宝的Rubaiyat，指的总是归在海亚姆名下的那些短诗。
《柔巴依集》被发现并流行于世要归功于英国学者翻译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他的翻译也成为19世纪，乃至整个英国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一。译作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格律上的“形译”，内容上的创作，当代读者在精神上的诉求。
《柔巴依集》在英国的风行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菲茨杰拉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近代科学迅速发展，宗教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1859年，《柔巴依集》在英国出版，同年达尔文的划时代巨著《物种起源》发表。有神论和从根本上被动摇，人们精神无所依托，悲观厌世的情绪弥漫。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时期日益暴露出本身的缺陷，日益强大的工业化宣告了牧歌式田园生活的消失，理想与现实产生尖锐的矛盾。《柔巴依集》中流露出的悲观、虚无的情绪对当时的读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如何面对人生的愁苦，“《鲁拜集》（即《柔巴依集》）流行的原因应该是中世纪世人表达出的悲观哲学迎合了19世纪盛行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世纪末情绪”。他翻译的《柔巴依集》传递了维多利亚时代人希望听到的声音，道出了人们的普遍困惑和失落。《柔巴依集》表达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盛行于当时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反叛。
菲茨杰拉德奉献了维多利亚时代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影响了一代人，成为英国诗歌的经典。到20世纪初，先后出版过多达120多版的译本，几乎成了维多利亚精神风貌的最好写照。菲茨杰拉德的译文影响深远，至今依然流行广泛，一些篇章甚至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牛津引语辞典》中《欧玛尔海亚姆之柔巴依集》中半数以上诗句被作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而入选。
英译者甚众，但是菲氏译文独领，这有其内在的原因。本人精神气质的相符，与欧玛尔在哲学、美学上的气质相投决定了菲氏翻译作品的选择和翻译过程，而翻译手段符合当时流行的诗体，读起来像“伟大的原创”。同时保留异国情调，例如东方意象沙漠、夜莺等，而且用大写等手段来凸显效果。
虽然庞德把它作为维多利亚文学的保守和陈词滥调的象征加以抨击，但是译者保留了柔巴依诗体的基本特征，成功地移植了诗体。柔巴依每一行的音节及重音都有严格规定，大体相当于英语诗歌的五音步诗。菲氏的译文采用英语诗歌常见的五步抑扬格，“他的柔巴依格律很严，不但每首四行，韵式为aaba或aaaa，且每行含10音节（用阴韵时11音节，都构成5个抑扬格音步），就是说它们的格律形似波斯原作，并从第一首贯彻到第五版最后一首”（黄杲裕2007：57）。
在排版上，第三行缩进两个字母凸显其押运格式，“东方色彩的韵式”被菲氏模仿并相得益彰地用来承载他那种带异域风情的内容，无疑传达了足够的异域风情，进一步满足了当时人们“避开商业帝国主义”“逃向一种理想化的异教”的精神需求。
若使用传统翻译研究的一对术语“忠实”与“叛逆”来衡量这些译文，忠实于形式而对内容叛逆，菲氏的译文常被称为“意译”，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译，有些诗是他的创作，甚至是原创。据研究者英国东方学者柔巴依的另一位译者赫伦・艾伦（Edward Heron Allen）的校勘，费氏译作有49首是欧玛尔单首原作的忠实译文；有44首可在欧玛尔一首以上的原作中找到译文的根据；有4首则与欧玛尔的原作关系不大。
英国菲茨杰拉德的著名研究者A.J.Arberry出版于1959年的专著The Romance of the Rubaiyat凭借第一手的材料，对初版本中75首诗全部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柔巴依在大陆最著名的汉语译者和研究者黄杲愿据其考证，发现柔巴依集的各版次的差别很大，并以第一版第一首为例详细说明。在第一版中还保留的原作中的某些特征在第二版中消失了，之后就固定下来。虽然从他曾经写过注释看出他似乎曾有犹豫，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与原作的联系。“这种翻译过程好像先把原作的内容抽象为概念，然后根据这个概念另译一首诗”。
菲茨杰拉德在译文初版后送了一本给他的朋友学者兼商人柯威尔（Edward Byles Cowell），即教他波斯文的老师：“我猜想你要后悔给我看那本书。”三十多种英译中，菲译最著名，虽然内容上离原作最远，但是并不妨碍《柔巴依集》成为伟大的译作。
菲氏《柔巴依集》的成功足以证明巴斯内特的理论，即形式移植的重要性和形式在特定文化社会背景下的意义。译者的解读能力无疑起了充分的作用。可以说正是诗体的成功移植，使柔巴依集得以在英国文学中重新绽放，译者诗人为其找到合适的位置（determine and relocate the seed），并完成了移植transplantation。有学者的评论可以作为隐喻，“欧玛尔原来的波斯玫瑰碎花瓣，经过菲茨杰拉德这位英国术士的符咒，变成朵朵鲜花”（从后殖民理论角度看，此言有贬低波斯文学之嫌而菲氏本人基于文化的优越感确也有贬低之辞，此为当时的文化语境使然，但玫瑰的绽放肯定是移植的结果）。
菲茨杰拉德为世界文学奉献了《柔巴依集》，除此之外，他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模仿原诗格律，为英语创立了一种的新的诗体。著名的“欧玛尔诗节”，或可称之为英语绝句，是英语诗歌四行诗节的变体。
菲可以说是翻译家-诗人（translator-poet），在翻译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诗人美名。巴斯内特论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时援引能量释放理论（energy-releasing），认为原语文本释放的巨大能量足以使译者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作品（Bassent 69）。《柔巴依集》的成功翻译成就了菲茨基拉德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成就了欧玛尔・海亚姆的世界声誉，作者和译者/改写者的共生关系一目了然。早在17世纪英国诗人、翻译家罗斯康门就指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与作者建立起共生关系，译者与作者不再是分离的个体，而是融为神秘、愉悦的一体。因此，译者必须像选择朋友一样去选择作者，由于和谐的关系，你会产生熟悉、亲近和喜好，思想、语言、风格灵魂会保持一致。
这样，译者不再是作者的解释者，而是译文读者的原创者。美国诗人兼评论家洛威尔（James Rusell Lowell）有诗称赞：
波斯湾孕育的这些思想之珠，
颗颗散发出满月的柔和光辉。
欧玛尔掰开蚌剖贝把珠子采出，
菲茨杰拉德用英语之线串住。
（黄杲裕2007a：15）
中国《柔巴依集》的最重要译者之一，大翻译家、诗人郭沫若评论说，是Rubaiyat的英译使他（菲茨杰拉德）“永垂不朽”，两人的名字“相连如双子星座”（郭沫若，2003：5）。巴斯内特在文末指出，诗歌翻译需要译者与原文融为一体“fused with the source”，菲茨杰拉德发现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变成了“Edward FitzOmar”，不正是有力的证明么？
菲译的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翻译的持久热潮。据伊朗学者的粗略统计，Rubaiyat有32种英文译本，12种德文译本，16种法文译本，11种乌尔都文译本，8种阿拉伯文译本，5种意大利文译本，4种土耳其文译本及俄文译本，另外，丹麦文、瑞典文、亚美尼亚文各有2种译文（黄杲裕2007b：204）。
《柔巴依集》在的前夕传入中国，它的译介和传播与白话诗的发展同步，体现了中国译者对诗歌翻译格律的探索，见证了“英诗汉译的过程”，而且竟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柔巴依”诗体的回归“返祖”。
由于初次译介时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当时的文学背景、译者的特别身份，它的译介自伊始便注定非同寻常。它不仅“见证了英诗汉译的全过程”，而且随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译文的发掘，译者和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柔巴依集》在中国的译介竟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柔巴依诗体的回归“返祖”。又有学者追根溯源，推测它与我国唐代的绝句很可能存在某种渊源关系，无疑为这段中西文学交流的佳话增添了神奇色彩。
在英国，由菲氏翻译的初版备受冷落、无人问津。菲茨杰拉德最初自费印了250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先拉斐尔派诗人罗塞蒂（D.G.Rosetti）逛旧书店时发现并称奇。之后，在唯美派诗人史文朋（A.C.Swinburne）、文艺批评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推举赞扬下，才渐渐有了影响。与英国初译版的遭遇不同，《柔巴依集》在中国从译介之始就受到热烈的响应，这当然和菲氏译文已经取得的声誉直接相关，彼时它是作为英语诗歌的名作，“英诗名篇”、“英诗丰碑”进入中国。另外，这与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气候，以及两位早期译介者、郭沫若的显赫地位、身份分不开。根据Lefevere的改写理论，改写的动机之一就是本国文学系统的诗学需求。
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在我国的诗歌翻译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据称，它是我国翻译次数和形式最多的英语诗，此后的汉译此起彼伏。零星的翻译数不胜数，译名也千姿百态。
菲氏《柔巴依集》的译介之初正值中国的五四的前夕。借鉴移植外国诗歌的格律，目的是创建中国的新诗格律。五四期刊所载的外国译诗，对中国新诗的成形、进化和成熟有重要的贡献。
它的首位译者是的领军人物、白话诗的首倡者，数量不多，但因其时代背景和在诗歌翻译领域的显赫地位，由此引发的翻译的评论和后续译者的翻译而意义非凡。1919年2月28日译了两首并收入他的《尝试集》中，并加以注释。据徐志摩说，之《尝试集》里有第七十三首的译文，那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诗，也是在他诗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虽然称其为绝句，但是并没有用古典诗歌的语言，而是用白话翻译。
在中，白话新诗承载文学以外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因而语言的选择就自然超越了文学的思考。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中蕴涵着一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定势；掌握和使用一种语言意味着接受某种文化传统而排斥另一种文化传统。在新文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诗歌语言不仅是革新与保守的分水岭，而且成为当时诗人自我阶级定位的标尺。白话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援引欧洲文艺复兴文学为例，论述革命均从语言形式入手。将白话与活的文学联系起来，“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白话译诗的目的“显然在于中国文艺复兴的理想。他试图使传统的贵族文学向平民化、大众化转变，并以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础”。
之前，晚清是“徇华文而失西义”的翻译时代，当时的文学翻译“大都是着中国装登场的外国故事”。当时的诗歌翻译几乎无一例外全部使用五七言古体。译者内容的新意境并不重视诗体形式的变革。
在中的最重要贡献是白话诗歌创作，而白话新诗的创作和西方诗歌的译介有着不解之缘。的译诗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哲学思维的文学实践形式，革新了译诗的语言，探索了译诗的表现形式。
第二位译者郭沫若。1922年11月25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郭沫若的《波斯诗人我默伽亚谟》。1924年1月1日，上海泰东书局出版重译的单行本。郭沫若的《鲁拜集》译文是国内第一次全译，同时，此诗集是我国第一部完整译出的抒情诗集，是第一本以新诗形式译出的诗集，在诗歌翻译史上有重要意义。
郭沫若译著丰富，但他对《鲁拜集》的翻译比较满意。他曾在《我的作诗经过》中提及：“关于诗的工作比较称心的，有《卷耳集》的翻译，《鲁拜集》的翻译，雪莱诗的翻译。”袁荻涌教授在郭沫若为什么要翻译《鲁拜集》一文中分析，“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曾使郭沫若陷入歧路的彷徨。回国后的诗作中多数表现出诗人苦闷的心境”，不同于《女神》那种火山喷发式的热情和亮丽，创作于《鲁拜集》六个月之前的《星空》反映了诗人苦闷、空虚和彷徨的心情，“而《鲁拜集》不管实在思想情调、主体指向还是在文体风格上，都颇能投合郭沫若此时的审美趣味，满足其审美需要”。
“郭沫若与鲁拜集在哲理内涵、享乐主义和优美的形式几个方面都存在共鸣”。因其翻译的精妙，郭氏译本在众多译本中仍然独占鳌头，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施蛰存曾论及郭译本受欢迎的盛况。“当时的创造社，正是文学青年热烈崇拜的文学社团，只要是创造社的出版物，无不畅销。他的诗歌咏的是醇酒妇人，正如郭沫若在导言中所说：可以寻出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这种诗材，这种人生哲学，在二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可以说是不受欢迎的。但因为它是第一部介绍进来的波斯文学，英译本又是一部著名诗集，再加中译者是郭沫若，因此，这个郭译本还是轰动过一个时候的”。
闻一多读后发表了长文引发了最早的诗歌翻译评论。无疑，郭氏《鲁拜集》的译文不忠实于菲茨杰拉德的原文。1982年大陆译者黄杲猿霭媪恕度岚鸵兰》，并指出Rubai这种诗体就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诗歌中的柔巴依，且早就有约定俗成的汉语译名。
外国译诗对中国新诗的成型、进化和成熟有巨大的贡献。柔巴依在中国的译介，更多的是由于汉语白话新诗发展的需要（本国文学系统的内在需求），比起英语诗歌的诗体，其承载的思想内容更为我所需。
汉译的实践再次证明诗歌种子移植的理论，验证了形式移植的重要性。正是诗体的成功移植，原文的形式特征的保留，使得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发现原来英语和波斯诗歌中的柔巴依诗体与少数民族柔巴依的联系，鲁拜集之后译名的混乱得到澄清。当然，首先是为现代汉语诗歌增添了新的诗体，哲理性的诗歌内容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文学宝藏。
根据《柔巴依集》在英国和中国的译介，这里似乎可以尝试性地总结出结论：诗歌翻译借助诗体的“旅行”，往往传达出更多的文学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四、插曲：少数民族柔巴依
黄在翻译、研究《柔巴依集》时发现，“鲁拜”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传统抒情诗歌体裁的一种，汉语的译名“柔巴依”，早已约定俗成。新疆其他少数民族哈萨克、塔吉克、乌兹别克等民族的诗歌中也有柔巴依。后来的研究者大都采用柔巴依这个术语。这个译名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是“向外部世界展示中国本土的文化，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我们对于和汉文化不同质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这个译名“让人看出，存在于英国文学及世界文学中著名的Rubai同我国柔巴依的关系，看出它们的渊源”。
更令人称奇的发现是，早在英语柔巴依进入中国之前，通过目前尚不确定的渠道，波斯哈亚姆的柔巴依传入我国西部，被译成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之一的乌兹别克语，这一发现得益于著名作家王蒙1984年寄给黄果缘母据乌文手抄本翻译的几首诗歌。乌文柔巴依、英文柔巴依、维吾尔柔巴依在格律上都继承了波斯柔巴依的基本特点，显然都是诗体移植的结果。
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发现可以支持诗歌翻译中诗体移植的重要性。整体看来，柔巴依“从古波斯到西欧到全世界，时间跨度近千年，地域相距逾万里，但经过辗转翻译，居然能保持一些固有的特色，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证明是，当今世界仍有很多东西方诗人以此形式写作），却也清楚地表明，在诗歌翻译中，保持或反映原作形式的重要性”。
五、诗歌的“世界”故乡：古希腊和唐朝的影子
探究其流行的原因和菲氏翻译的过程，人们还发现了古希腊的影子。菲茨杰拉德正是在原波斯文的柔巴依集中发现了《圣经》的声音。他发现原诗中的意境和《圣经》中的某些章节有相似之处，表达了19世纪一些作家想表达而没有完全表达出的思想。其实，波斯柔巴依中存在明显的希腊化的文化烙印。对个人快乐和自由意志的强调，构成柔巴依自身独特的诗意魅力：“人的最隐晦最沉重的难题在这里遇到了最轻松的哲学家。欢快和热忱使《柔巴依集》成为我们的良友。”
在阿拉伯人之前，波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希腊化”时代，希腊的哲学思想、文学理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亚历山大东征，在波斯地区建立大批希腊城，大量希腊人在波斯东部安家，直到中亚西部。希腊文化对当地的文化影响巨大，特别是城市生活、生活方式等明显打上了希腊文化的烙印。对身体之美的崇拜，对尘世光明的追求等，都影响了波斯人的审美观念。
在柔巴依中可以看到古代希伯来情歌的影子，希伯来情歌――波斯柔巴依――维吾尔柔巴依共同构建了东方诗歌的雅歌谱系。
许多学者认为柔巴依与唐代绝句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有的认为是唐代绝句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的。在古波斯语中，柔巴依也叫“塔兰涅”（Taraneh），意思就是“绝句”。“和中国的绝句两种诗体形式相似，名称如此相同，两者之间很可能有某种联系，从时间和地域方面看，可能是从唐代绝句演变而来”（杨宪益，1984：25）。意大利学者包沙尼也有类似的假设。不论柔巴依起源于何处，它与汉语绝句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西方学者认为，柔巴依Rubai在10世纪的盛行与当时在中亚流行的苏菲教派（sufism）有关。苏菲教派是在野修行的隐士，不反对耽乐饮酒，人生观和世界观很类似，中国唐代不得志的在野文人，吟诗饮酒，以佛教和道教思想寄托自己的理想。欧玛尔与李白的不少诗篇中的内容相似。可见，柔巴依不但在形式上很像唐代的绝句，就是在思想内容上，同某些唐代文人的诗篇也很相似。从历史时代和地理条件来看，李白的诗歌传到中亚，影响了当地的诗歌创作，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它们之间属于中外文学史上的偶合现象，也可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做出科学的解释（杨宪益，1984：26）。据历史记载，古波斯借助西域这个“文化跳板”，与唐朝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虽然唐朝的影响目前还限于猜测，但对于二者之间文化亲缘关系的探索会很有意义。
《柔巴依集》在初次译介时期，、闻一多确实冠之以绝句的名称。其感官主义的倾向，如对“美酒”的称颂，在郭沫若的译序中提到，“李太白的面目”，似曾相识的感觉。译本之所以流行、深受喜爱，与国人对于它在文化上的亲近感不无关系。
哈亚姆的《柔巴依集》像一颗紫罗兰的种子从古波斯飘落到英国，沉寂数百年后，被独具慧眼的诗人发现，精心培育，再次绽放绚烂的花朵，芬芳引来世人的热烈关注，结出种子被播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文学的经典，不仅属于波斯文学，还属于英语文学、汉语文学，此外，古波斯的种子还飘落到其他地方，在其他民族如乌兹别克的语言文化中绽放。东方诗歌的雅歌谱系加上唐人绝句等，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诗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产，“诗歌没有家乡”，或者说是有一个更大的故乡，即人类的故乡。
六、结语
我们继续套用种子的比喻，虽然“桔逾淮北而为枳”，但毕竟不会变为苹果、柿、梨，要紧的是不能繁殖谬种，易言之，译诗起码的，但也是首要的要求，是传达原作的境界，要入神，这也可以说是译诗的“极致”。换个角度理解，就是要保留诗的基本特征，其最基本的遗传信息、遗传基因。无论是英译者菲茨杰拉德还是汉译者郭沫若都做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的作品中，柔巴依的诗意、诗体保存完好，种子的“遗传基因”清晰可辨，本身的魅力能够部分地解释他们的作品何以广受赞誉并流传不衰。
《柔巴依集》在世界流传的传奇故事是诗歌翻译“诗意与诗体旅行”的绝佳例证。诗歌翻译的“种子理论”无疑因此得到丰富和发展。
总之，苏珊・巴斯内特的“种子移植理论”化解了诗歌翻译重形式还是重内容、异化还是归化的矛盾，而且涵盖了翻译过程、译品本质、译者角色等方面，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传播及文学经典的形成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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