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0:25
导语：在政治哲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语子罕>》首章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朱熹注为：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亦有将“与”解释为赞同。无论将“与”解释为连词还是赞同，都能表明夫子对命的敬畏。《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朱熹注日：“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此则知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天命之谓性，人得之于天的性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获得。人无力左右天命，在天命面前，人极为有限。《论语宪问>》篇中：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道不是人所能把握，是天命主宰道的废与行。《论语<颜渊>》篇中，司马牛忧日：“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如《论语c雍也》篇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日：“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些都表明天命高于人，人在天命面前应该保持敬畏。知天命是君子的表现，人只有知天命，才能确定自己的界限。正如希腊德尔菲神庙上二箴言，认识你在自己，勿过度；二者同样表达一种恪守自身界限的告诫。君子知天命而畏，小人则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末章末句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程子日：“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则见害必趋，见利必趋，何以为君子。’’。。者人知天命而知己限，也才能安存于世；二者人人皆恪守己限，社会才得以有序运行。
天命之谓性，天命赋予不同人以不同的仁义礼智之性，每个人据此得以在社会之中居处一个具置。《周易<干凿度>》有言：“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各阶层都承受上天赋予自身的命，处所当处之位，便是顺承天命。只有元士、大夫、三公、诸侯、天子各自顺承各自之命，居处各自之位，天禄才能永久地广布四海之内，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运行。子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泰伯》)程子日：“不在其位，则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问而告者则有矣。”这即是在社会政治体制中具体伦常次序的体现，天子居于天位则当传承天禄，诸侯、大夫、士、庶民都应当顺天之命，居其所当居之位。《宪问》篇曾子日：26“君子思不出其位。”朱熹注日：此艮卦之象辞也。范氏日：“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这就让人处其位，思其事，不要越过自己的位思考越位之事。有所思才能有所行，思不出其位，那么行也会不出其位。《论语<子路>》篇，子路日：“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即是不同的人所说的不同的言，居其位，言其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这里又牵涉到儒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正名”。
君子做到“思不出其位”，言不出其位，接下来便可正名了。正名是儒家礼的思想的重要体现，正名的目的是要每个人各居其所当居之位，人人都各居其位，社会才能和谐运转，这也正是儒家之礼所要达到的目的。《论语<颜渊>》篇，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做到正名才能立于社会之中，君王为政做到正名才能使社会各阶层各居其所当居之位，正名达到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各阶层各居其位，各行其是，社会有秩序和谐运转下去。由正名到知位，儒家最终目的也在使人各居其位，各行其是，最终达到社会和谐。
儒家重学，孔子自己评价自己为“发奋忘实，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由学习到知礼而立，由不惑到知天命，由知天命到最终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最初是志于学，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每个人居处自己所当处之位，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与论语开篇言学习，又以知命、知礼、知言结篇正相对应。《论语》首章，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末章，子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以学习作为开篇，最终又以知命、知礼、知言作为结束。从知言达到正言，从正言达到正名，从正名达到知礼，从知礼达到知命。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准则便是人人都要当位，各自据各自所当居之位，由此才能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有序。
论文摘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促进学生成才的重要工作，其内容繁杂，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要做好常规性工作，更要成为学生的心理导师。但目前时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正确的评价，其职称评定、薪酬设计亦存在缺陷，影响了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只有改变这一状况，才能促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上一新台阶。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中的日常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为教研服务的辅导性工作，即依附在高校的教学、科研等工作之上。笔者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应该被放大，成为高校中旗帜鲜明的工作。高校作为大部分学生学校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如果放松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或者片面强调学生的技能教育，流向社会的毕业生终将缺乏“润色”。我是电子专业毕业的，现供职于某高校行政系统，专门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从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工作来说并不对口，但经过八年实际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在疑问中不断思考、探索)的磨练，自己确实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和想法。
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促进学生成才的工作。如何才能让每个学生都成才，并且是不拘一格的人才，固然与专业课教师的辛勤教诲有关系，但也与思想政治工作者有很大关系。由于在高校中，学生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接触是多方面的.高校如何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尽力而为、尽心而为”，这就与是否正确评价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其社会地位的问题有关系。
1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常规工作，包括对学生的行为规范、一日常规等进行管理，学生的评优和基本的政治素质教育等等，配合协调好其他部门落实好学生方方面面的工作等等，这些常规工作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可谓错综复杂;二是非常规工作，我们所面对的群体里面必然有一部分后进生，从我的工作经验出发，我把他们分成三类:学习成绩差的、行为举止差的和心理有问题的。我们将这些同学称为“有特殊需求的对象”。他们构成了非常规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而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或“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往往都个性差异大，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做好这三类后进生的教育转化工作，往往要倾注巨大的心血，付出几倍于其他学生的时间与精力。因为面对他们，简单的常规性管理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2新形势下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
以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简单，工作方式单调，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外乎.“铁面判官”型和“苦口婆心”型。在新形势下，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管理服务要求也提高了。此外，“以生为本”理念的提出，势必要思想政治工作者成为专业的服务者，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用联系、发展的观点，探索新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思路。对于新形势下诞生的新问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对于个体的新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的工作方案。例如:心理测试法，性格分析，思想教育方法等等。同时必须整合部分资源，例如:心理辅导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家长接待室等等。总之，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被动的管理学生，而是主动的为学生，尤其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供服务。
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学生的心理导师的工作，是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质要求的重中之重。心理是外在的社会文化素质内化为学生因素的中介，也是学生整体素质的核心。心理素质、心理健康水平关系着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与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掌握心理科学的基础知识，懂得学生心理、学习心理、社会心理和心理卫生方面的基本理论，具有了解学生心理的技能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否洞察学生的心理状态，是思想政治工作成功与否的前提。如对于在校期间男女同学之间的交往，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要大惊小怪。由于青少年学生社会成熟度相对迟缓，心理约束力较弱，行为上极容易出现偏差。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从多方面进行诱导，指导学生把握住自己的角色，处理好性发育迅速成熟与性心理相对幼稚的矛盾，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来。当今社会日益在开放中谋求进步，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思想意识相互渗透，并且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学生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学习任务外，还要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力。适当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压力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不但会影响学业，甚至有可能损害身心健康，阻碍学生的和谐发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善于区分心理问题与品德错误，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采取恰当的对策进行心理疏导。不能把学生的心理障碍当成某种错误对待，使学生产生情绪困扰.形成自卑感或是失去信心.影响健康成长。
3完善激励机制，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综上，不管是从具体的工作内容，还是从对工作者的素质要求来讲，我们均可看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并不简单。所以，对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的劳动应予以尊重。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者创造的价值既有物质价值又有精神价值，既有现实价值又有潜在价值。如其从事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关系人的健康成长和国家未来发展兴衰的大问题，这种工作的价值是潜在的，是难以量化的，但这种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通过其他工作难以产生的，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持轻视甚至否定的态度，不仅使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降低，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进而使得此项工作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肯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劳动价值时，对他们的薪酬设计是一个重要方面。薪酬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效激励思想政治工作者，合理的薪酬体现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将包括他们在内的高校工作人员所付出的各类劳动公平对待，也有利于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生机勃勃的局面。思想政治工作者常规工作报酬来源于学校的常规性开支上，即工资。目前，高校任课教师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有相应的课时补贴。但思想政治工作者除了基本工资外，其他基本没有，他们往往成了高校里收人最低的群体。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相应的工作效果也就很差。事实上，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潜在要做的工作很多，且大多要牺牲常规休息时间来做。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现在一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班主任要管理200位学生，学校各个部门赋予的常规性管理工作很多，排除学生正常上课时间，如果仅靠正常工作时间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压根不会有什么效果。责任心强的班主任可能会利用休息时间为学生做一定的思想工作，但部分责任心不强或者是存在一己之私的人就未必愿意无偿花费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大家仅仅满足于做好面上的管理工作，满足于学生不出事就好，无暇去思考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不明显。目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无疑给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带来了惰性，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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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的学术进来，不同的学科遭遇了不同的命运。声、光、化、电等自然学科具有太强的实用性，而这些领域中国原本就是空白，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需要跟人家接轨，硬着头皮也得引进。
然而，人文学科则不同，西洋有文史哲，我们有经史子集。中国传统的史学、经学、考据和训诂，谁也不能说它不是学问。讲西洋的历史或者哲学，中国的学者也许不行，但讲中国的，多少还是有些自信的。
北京大学，在长校之前，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老派学者的天下。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要从三皇五帝、三坟五典开始，讲一年，才到商朝的《洪范》，孔夫子什么的连影子都还没见着。今天我们知道，在甲骨文之前的中国典籍，其实并不可靠，大多为后人伪托的。但是，当年的老派学者，却不能不这么讲。不讲足中华五千年，政治上就不正确。
先生回国之后，如果讲西洋哲学史，毫无问题，谁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偏要讲中国哲学史，一上手就是老子、孔子，而只把此前的诗、经，作为中国哲学的胚胎。讲到荀子，也就结束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司空见惯（实际上所有中哲史学者，都是的余绪），但在当年，却让老派的学者受不了。学生也大吃一惊，用顾颉刚的话来说，就是“惊得挢舌不能下”，即张口结舌。
同样也讲中国哲学史的陈伯|老先生，听说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摇头晃脑地连说不通，说是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哪里有大纲之上还有大纲的道理？而瞠目结舌的学生们，受到了震动，臧否不一。最终还是由于学问最大的傅斯年，在认真听了的课之后，做了肯定的评价，大家最后才认账。傅斯年的评价是：虽然没有陈伯|有学问，但路子是对的。我想，学生跟老先生不一样，英文不错，多少看过一些西洋人写的东西。
其实，正如唐德刚的考证，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底子就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博士论文。但是，这个论文在答辩的时候，是“大修通过”的，所谓“大修通过”，近乎枪毙。
所以，离开美国的时候，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个在美国差点被枪毙的论文（按唐德刚的说法，当时参与答辩的美国教授，其实并没有人懂中国的学问），到了中国，却大受欢迎。等于开创了用西方的学术形式（还谈不上方法）研究中国学问的先河。
从那以后，一干中国学人也就跟上了。所以，十年之后，爆得大名的的论文，也就无需“大修”，直接通过了。“博士”被叫了十年，才真正戴上了博士帽。
当然，这么一来，这个开先河的著作，也无需完成下半部了，因为后人跟上之后，做得比还好。后来，又写了若干半部书，都是开了先河，然后下面就没了，也无需有了。
西方人做学术，形式上讲究有体系。的大作，作为提交给老外的博士论文，当然符合这一要求。但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书读得多，腹笥宽，肚子里的料要多。人家读过的，你没读过，或者读过了没记住，就不配跟人谈学问。不仅如此，学界还特别重传统，讲究家学。至于文章写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并不计较。这个习惯，显然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所以，单单学生认账还不行，还需要学界认可。
林崇德：创新人才培养不能怀有功利心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在就高校与高中合作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中小学阶段是学生探索内心世界、自我发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探索不一定与日后从事学术创造性工作有直接联系，但却是个体创新素质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没有基础教育阶段创新素质的奠基，任何创造性人才的成长都是一句空话。但基础教育阶段不宜提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基础教育阶段应加强的是创新精神的培养。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创造性人格即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尤为重要。实现创造性人格培养目标，关键在于转变教育观念。在高校与高中开展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合作中，创造力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育人环境，还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培养措施；既要重视学校教育，还要重视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在学校教育中，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知识教学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东西方教育方式、模式相结合。总之，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成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不能以是否培养的每一名学生都实现教育者的设想而判断探索是否成功。推动者不能怀有功利心理，应避免跟风，因材施教。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2年6月30日）
韩潮：中学语文课堂应承担一定量的哲学教育功能
每个高中生都会在高中政治课上接受一些基础的哲学教育，但
关键词：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96-006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横向多极化与纵向深度化的发展态势。从出土文献的辨析考证到经典文本的创新诠释，从儒家义理的开显到道家思想的探索，从身心性命的探讨到理想之治的追问，可谓硕果累累、精彩纷呈。笔者在此不揣谫陋，在回顾2011―201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的转载论文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情况略作分析和总结，以期对学界未来的研究有所启发。
一、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内容
2011―2013年的《中国哲学》一共转载文章45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出土文献、《周易》及易学思想、先秦诸子、宋明理学、近代哲学及现代哲学等几个方面。具体的论文数量分布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对先秦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近年的重点，一共144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1.4%。其次是宋明理学研究，共9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21.3%。出土文献研究共18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3.9%。《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共59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2.9%。近、现代哲学研究共6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3.1%。其他诸如中国哲学史通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清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共80篇，占转载文章总数的17.4%。下面笔者就根据部分重点转载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作简要述评。
（一） 出土文献。简帛文献的研究，依然是中国哲学研究持续不断的热点。廖名春在《清华简〈保训〉篇“中”字释义及其他》中认为，清华简《保训》篇里的“中”，其义涵当为“和”。《保训》篇“中”的内涵与《论语・尧曰》之“中”、与中庸哲学里的“中”颇有不同，但在政治理念上，《保训》篇的“中”论与孔、孟的德治思想则是一致的。梁立勇在《〈保训〉的“中”与“中庸”》中也指出，《保训》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条件还是其适用范围来看，都是一致的。王中江在《简帛〈五行〉篇“”概念的义理结构》中认为，简帛《五行》篇以“直心”之“德”为出发点，为“仁”、“义”、“礼”、“智”、“圣”这5种道德价值寻找根据和说明；尤其是“以为天道”，把“”同“天道”、“天”、“天”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内在的又具有超越性的根源。李锐在《郭店简〈唐虞之道〉中出现的“性命”与〈庄子〉内篇早出的问题》一文中质疑唐钺先生和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唐、刘二先生认为在《庄子》内篇中出现的一些单字概念，在《庄子》外、杂篇中组合成为了词，如性、命合成为“性命”等，据之认定《庄子》内篇早出。李锐根据新出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篇出现的“性命”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否定了这一说法。丁四新在《“察一”（“察道”）的工夫与功用――论楚竹书〈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哲学思想》中对《凡物流形》第二部分文本的核心概念作了考察。他认为，“察一”是对“察道”的深化和具体化，“察一”、“得一”与“守一”是一个连续的工夫过程。王博在《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一文中分析、讨论了西汉竹书《老子》与严遵《老子指归》在文本上的关系，并对《老子指归》所注释的《老子》文本和现存文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曹峰在《“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北大汉简〈老子〉研究的一个问题》中认为，北大简《老子》下经第一章的“玄之又玄之”和上经第十一章的“损之又损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思想史现象，两者有着必然的关联。“玄之又玄之”是一种不断减损、否定的工夫论，是朝着“道”的方向不断接近的过程。“玄之又玄之”和“损之又损之”更容易解释后世“双遣”说、“重玄”说产生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与中国哲学史相关的出土文献不断问世以来，大量新鲜的材料使得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内容得以丰富，一些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传世文献也再度进入学界的视野。出土文献为学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一些人在极度兴奋中显得有些忘乎所以，“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甚至见诸报端。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日趋冷静，加之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更多的人认识到，目前的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或补写了哲学史而已。近年来的高水平简帛研究论文大多是在一个个细微的局部丰富并充实了旧有的哲学史学术框架，这个框架依然建立在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若论对此框架的和颠覆，还远远谈不上。在出土文献的研究中，由20世纪几代哲学学人所建构的“中国哲学史”的主要话题和概念，依然在场而且举足轻重。
（二）《周易》及易学思想研究。《周易》的经传研究，历来是专家及学者研究的基础。刘大钧在《孔子与〈周易〉及〈易〉占》中认为，通过对新出土易学文献的研究，可以证明孔子与《周易》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要》篇“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反映了孔子从学《易》到精于《易》占的心路历程。周山在《〈周易〉卦爻辞三议》中认为，爻辞“或跃在渊”长期以来存在误读，需要重新解读。陈居渊在《“易象”新说――兼论〈周易〉原有〈象经〉问题》一文中，对古代典籍所载“易象”一名作了新的解读。认为所谓“易象”，仅是当时《周易》的另一种称谓而已，“易象”与今本《象传》没有直接联系。因传本《说卦传》之前三章见于马王堆帛书《衷》篇，故一些学者或据此认为《说卦传》原本无前三章，或认为《说卦传》形成于帛书《易传》之后。梁韦弦在《传本〈说卦传〉部分章节之间的联系》一文中否定了这一观点。吴国源在《〈周易〉本经爻辞“小”义新论》中通过对萃六三、噬嗑六三、蛊九三、屯九五等四条爻辞的全面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小”义在本经卦爻辞中的独立用例。王汐朋在《“太极”的概念及时间涵义》中认为，“太极”作为易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深刻的时间哲学意蕴，其所内涵的“本原”和“无形”分别表示时间发生的可能和无时间的永恒境域，并统一为时间之源。
对易学史及易学人物的研究，一直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林忠军在《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一文中认为，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以礼解《易》是以与之相近和相通的古文献解读《周易》，这种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周易》文辞的真实意义或作者的固有意义。王新春在《易学视域下的象山心学》中认为，象山心学有着深层易学根基之支撑。金生杨在《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中认为，南宋合州阳氏易学反对章句义疏，而重在日用常行，讲求体悟，并于象数图书之学多有自得之见，折射出程朱理学在南宋晚期重践履、朱陆合流、易图学蓬勃发展等新动向。吴正岚在《焦〈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中指出，明代焦《易筌》多引元吴澄易说，尤重视其中的象例和训诂，这与焦氏的推崇汉易学相表里。姜广辉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商榷》中认为，高亨治《易》既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通解《易经》所立之论，表面看似有训诂学之根据，实则以文字训诂为包装，而作光怪陆离之论，故所得极少，所失极大。
《周易》与宗教思想的关系近年来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不少佳作问世。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刚的《论〈周易参同契〉的“变形而仙”说》、邱高兴的《澄观华严思想的易学解释模式》以及杨平的《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等等。
近几年的易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新出土文献对《周易》本经及早期的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相关研究成果频出，然而其中或缺乏有力的佐证，更多属于研究者的假说和猜测。因此，今后的简帛易研究方面应该建立在更科学更确证的基础上；二是传统的解经体例得到延续，近年来的易学研究佳作在继承经学传统上都可圈可点，但也有待于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三是传统易学与当代哲学研究之间仍然比较隔膜并有待融合。不仅现代新儒家们的易学思想研究者甚少，运用传统易学资源来呼应当今世界发展所提出的研究主题者也很鲜见。
（三）先秦诸子研究。就时代而言，先秦诸子的思想研究一直是成果最多的领域，最近几年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自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作为源头活水的先秦儒学自然备受研究者关注。庞朴在《说“仁”》中，从字形、字义及字源等方面梳理了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范畴 “仁”。陈卫平在《人道与理性：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儒学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孟子和荀子吸收诸子思想的过程，这是儒学在百家争鸣中取得理论优势的重要原因。晁福林在《早期儒家政治理念中的“止民”与“见（现）民欲” ――简本〈礼记・缁衣〉“上人疑”章补释》中认为，简本“上人疑”章所提到的制止“民”与体现“民欲”，是早期儒家政治理念的重要论述。李景林在《“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绝非一种单纯为人君谋的统治之术，而是体现出了一种高远的政治理想和切实的人道精神的政治理念。王国良在《儒家贤能政治思想与中国贤能推举制度的发展》中认为，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对贤能政治的具体内容作出了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乔清举在《论儒家自然哲学的“通”的思想及其生态意义》一文中指出，“通”是儒家自然哲学“究天人之际”的重要概念，通的范畴对于当今建立生态哲学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华在《人性的顺成与转逆――论孟子与告子“杞柳与杯”之辩的意蕴》中认为，杞柳与杯之间、人性与仁义之间，都不单单是“戕贼”（转逆或否定）的关系，也涵着“顺成”（肯定）的一面，是转逆与顺成的统一。陈少明的《仁义之间》通过对“仁”与“义”这两端关系的检讨，寻求对儒家对待恶或者说对待道德负面现象的态度的理解。陈立胜《子在川上：比德？伤逝？见道？――〈论语〉“逝者如斯夫”章的诠释历程与中国思想的“基调”》中对《论语・子罕》篇“逝者如斯夫”章的主题，进行了三种解读：“比德”的旋律是“向前的”，“伤逝”的旋律是“向后的”，“体道”的旋律是“前后相续的”。梁涛在《“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中认为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引发的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他认为，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辨明“事实”比作出“评判”更为重要，“立场”应建立在“学术”的基础之上。沈顺福在《孟子与“疑经”时代》中研究了孟子对待经典的反思、质疑与怀疑的态度和意识。东方朔在《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一文中认为，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丁为祥在《孟子“乃若其情”章试解》中认为，朱子、焦循、牟宗三对孟子的“乃若其情”一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理解差异主要是由于时代常识造成的。
一直以来，道家思想的研究比起儒家思想研究的力量要薄弱一些，因为道家不如儒家那样代有传人、赓续不绝。但就人物本身而言，对于先秦时期的老子与庄子的研究却并不比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为少，近几年的老庄道家研究也是如此。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中以性真为主题，论述了庄子学派的人性之真与美。赵汀阳在《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一文中质疑了“道可道非常道”的现代解读。他认为，“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罗安宪的《老子“虚心”说简论》讨论了老子“虚心”说所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虚民心、虚君心、为道者之虚心。马德邻在《古文“上”字的哲学蕴含――以〈老子〉文本为例》指出，《老子》中的方位名词“上”，以及以“上”所组词语的运用，表达了老子哲学深刻的形上意蕴，彰显出《老子》哲学不同于古代西方哲学的运思方法和独特的学术魅力。吴根友在《庄子〈齐物论〉“莫若以明”合解》中遵循戴震首创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广义语言学方法，以及“一字之义，当贯群经”的整体字义解释学方法，对“莫若以明”一句给出了新解。邓联合在《巫与〈庄子〉中的畸人、巧匠及特异功能者》中通过考察先秦巫文化的历史流变，并深入解析《庄子》的相关文本，认为其中的畸人和巧匠应与当时的民间巫者群体有密切关联，庄子思想深刻烙有或隐或显的巫魅印记。刘康德在《“游刃”与“凿”辨析》中讨论了“游刃”与“凿”这对意义相反的语素，并认为庄子褒“游刃”而贬“凿”并不是要抛弃毁绝“凿”，而是希望限制知识理性的负面作用。陈在《“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对《庄子・应帝王》无法脱离帝王政教史观加以解读。
其他如墨家、法家、名家、农家等学派的思想，在近几年的成果也颇为可喜。这其中，郑杰文的《论战国墨家学派发展的四个阶段》、章启群的《论〈管子〉与邹衍学派――从占星学的角度看》、曾振宇的《“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詹世友的《韩非“德”论的逻辑结构及其内部不自洽性――兼论韩非是否有德治思想》、江向东的《〈公孙龙子・指物论〉新诠》、高华平的《农家源流与楚国的农家学者》等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拓展了诸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宋明理学研究。近年来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话题还是围绕着各大家而展开的，其中也不乏新见。陈来的《“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认为，皇极说是朱子政治思想的一个论述，也同时可以看作其哲学太极论的相关部分，在后世发挥了持续的影响。向世陵在《“性之本体是如何”――朱熹性论的考究》中认为，朱熹主张“性之本体”与“性”的“二性”和“继之者善”与“人性善”的“二善”说。性之本体是先天完具的仁义礼智，是实理，性兼理气而善专指理。弄清性之本体为何并由此去构筑其理论，是朱熹理学基本的考虑。金春峰的《对朱熹哲学思想的重新认识――兼评冯友兰、牟宗三解释模式之扭曲》认为，冯友兰、牟宗三以柏拉图式共相思想解释朱熹的心性和“格物致知”思想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别，并切削掉了朱熹哲学体系中与解释模式相矛盾的材料。谢晓东的《朱熹的“新民”理念――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认为，以《大学》的“新民”观念为中心，朱熹重构了儒家政治哲学，朱熹的新民理念为儒家政治哲学勘定了逻辑边界。乐爱国的《朱熹对张载“民胞物与”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认为，朱熹对“民胞物与”的诠释，强调尊重自然万物的特殊性，以实现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许家星在《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一文中认为，朱子明确提出的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授受在他的道统说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张汝伦在《朱陈之辩再思考》一文中指出，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
张立文的《司马光的潜虚之学的价值》认为，司马光的《潜虚》一书是基于心思的理论思维，不仅合象数结构、义理解释、时空图式为一体，又摄天道与人道，和合形上与形下、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魏涛的《张载〈东铭〉之思想史意义及其价值发微》认为，《西铭》与《东铭》之关系就是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关系，且《东铭》与张载思想整体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它从强化心的环节入手将张载哲学赋予实践化的落实与担当。文碧芳在《程颢“识仁”之方辨析》中讨论了程颢理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与为学宗旨“识仁”，程颢以“识仁”为方法的“新仁学”展示出一个人物天地相通不隔的宗教性境界，从而将孔子“仁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肖永明的《张〈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认为，张的《论语解》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他的《论语》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陈迎年的《良知的界限与匹夫的责任――王阳明圣贤有分说的法哲学阐释》认为，王阳明的圣贤有分说完全可以成就一种“匹夫道德”，让人们既尊重法律的平面化量化特质，又保有道德的立体自由独立性。贾乾初的《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认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使“愚夫愚妇”从一种抽象的指称走向具体，卓然挺立。但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张学智的《王夫之〈乾〉卦阐释的两个面向》认为，王夫之将乾所代表的主动性、根源性、健顺一体性与“道”会通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健动、主有的本体，这是王夫之总结明亡教训，重建健动笃实的中国文化这一意向的鲜明体现。许苏民的《晚明西学东渐对王夫之政治哲学之影响》认为，王夫之政治哲学受到晚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权力合法性来源理论、权力制衡理论和法治学说的影响，至少在9个方面与西学有惊人的相通之处。陈明的《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对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的深入发掘作了评析。
（五）近、现代哲学研究。近年来的近、现代哲学研究，既有用新方法和新视角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出发对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所作的考察，也有对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的重新审视。宋志明的《论中国近代本体论转向》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突破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选择了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模式，试图建构有近代色彩的本体论学说，对世界的客观性作出哲学上的解释。景海峰的《简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叙述方式》认为，作为现代学科形式的“中国哲学”，既不同于传统的经学或者子学，也不完全同于西方近代的哲学，而是综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容纳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特点，在史与论、学与思之间经过复杂的融合与调适之后的结果。方克立的《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张申府“三流合一”思想的历史命运》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的思想作了研究。金岳霖作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著名代表人物，却在1950年之后首先起来批判分析哲学。胡军在《论金岳霖对罗素哲学的批判――以〈罗素哲学〉一书为核心》中指出，金岳霖的批判基本出于理论上的自觉，这种转变来源于他对于哲学中辩证唯物理论的接受。但金岳霖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干扰，他的思想转变在理论上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认为“觉他”的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杨泽波的《“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一文质疑牟宗三的这一观点。李维武在《开辟现代新儒学走向生活世界之路――关于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徐复观所开辟的现代新儒学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之路，体现了现代新儒学开展的另一种方向。杨少涵的《论冯友兰之中庸观》认为，冯友兰之中庸观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普遍人生之现实欲望作为理论起点，二是其理性主义态度。方勇的《“新子学”申论》讨论了“新子学”与“新儒学”的三点不同，他认为 “新子学”是探索当代学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主张，着力思考的是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化途径。
（六）其他。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论及方法论等方面，虽然转载的文章数量不多，但大都为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一文，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阐述了他的“具体的形上学”观念。他认为，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李承贵的《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原则》一文总结了过去百余年理解、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三大原则，即“返乡原则”、“开放原则”、“相契原则”。何中华的《“哲学”语义嬗变与“中国思想”属性》认为，西方现代哲学显示出了哲学的最高境界同逻辑及论证的分离之可能性和正当性，这一参照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看待“中国思想”在达成“哲学”目标上的优长之处。苏德超的《中国有怎样的形而上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认为，中西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并没有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这一结论，不会让我们落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之中。高瑞泉的《观念史何为？》认为，即使以单一的观念为对象，观念史也不能只叙述“观念单位”的编年史；批判的观念史关注来自文明史的多种因素，而谱系学方法和逻辑分析同样重要。黄玉顺《中国学术从“经学”到“国学”的时代转型》认为，国学应有的基本特征就其性质而论，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sinology），也非原教旨的“经学”，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
此外，吾淳的《中国古代“天”观念与知识的关系》、李友广的《“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何丽野的《从语境看董仲舒义利观的一段学案――兼论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意识”》、康中乾的《裴“有”论在魏晋玄学中的思想贡献》等文章对中国哲学史的概念、命题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
二、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点
回顾《中国哲学》近年来的重点转载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着力于发掘古代哲学家们自身最关心的问题，力求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进行还原和解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更为注重的是哲学家本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命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建中国哲学自我认同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特质逐渐得到彰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西方哲学以知识、真理、实体、共相等概念为核心话题的研究不同，中国哲学所探究的主题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对存在或天道的体验上来。“天道性命”与“工夫实践”的探讨彰显着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逐渐回归古代哲学的内在理路，力求还原哲学家自己的问题及语境。在保持自身固有特色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运用西方哲学的资源对中国哲学史进行恰当、贴切的诠释，仍然是我们现在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英文名称：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四川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南充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2-9684
国内刊号：51-1674/C
邮发代号：62-13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关键词：基本原理；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为四门课程，围绕着新的方案，各校进行了不同的改革与探索。
“上公共课难，上政治课更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普遍感受，体育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更是感同身受，体育院校的生源主要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高考生，另一部分是单招考生，由于教学对象的参差不齐，使得体育院校的原理课教学更是难上加难。针对体育院校的教学实际，如何提高抬头率和点头率，我们要有与之适应的一套方式与方法。
冯友兰先生提出“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所说的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 (P.1)这是哲学的功能，也是我们原理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目前教学的实际情况应该说都达到了知识的增进，也就是帮助学生获取客观事物的信息。可是一定角度来讲，关于境界的提升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好像还有待努力。
以下三个方面是我对体育院校原理课教改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教学内容的改革
目前教材是全国各高校通用的一本教材，我们的课时是54学时，用54学时来讲现通用教材是远远不够的，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讲什么，怎么讲和讲的怎么样这三个问题。内容多，学时少，就要求我们要突出重要的观点，提炼出重要的内容，讲观点、讲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是讲什么。原理课要讲好，首先要概念明确；其次要层次清楚；再一个要逻辑连贯，也就是有网状的结构；最后要重点突出。结合以上四点也就是要收放自如，提起一条线，放下一大片。
目前对学生来说，我们课堂所讲的内容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平台都可以获知，这些内容是他们所熟知的，所以如何讲出大学的层次与水平是问题的关键。怎么办，我想还是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 (P.1)也就是说做理论的深挖掘，讲出理论的深刻内涵，把道理讲出大学所应有的水平。另外还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学生的术科训练的实际。把所学的知识与理论与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相联系，达到理论指导实践。这样的三联系就拉近和吸引我们的学生，而不是套大理论光讲理念。
原理课教学内容应具有实践意义，我们学院是增加了社会实践和案例教学来帮助学生养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加强方法论的教育。
二、关于教学方法的改革
韩愈在《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2]目前现行的教学方法好像达到传道的层次，教给学生知识，增加他们的信息，而很少涉及授业解惑。
现阶段，大多实行大班授课，使讨论课、互动教育等有效教学方法难于采用，也对考试形式的创新形成制约。现在原理课教学仍是“老师讲、学生听”的旧模式。教学方法的多元主要取决于原理课考核方法的改革，是不是一张考试卷子就能说明这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追求的仅仅是学生能够背下来哲学的概念，商品的概念，还是他们用这些知识构建出自己的文化背景去指导他们的人生。
我认为期末考试的评定能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课堂的表现，社会实践的论文和结课的论文以及考试小组对学生现场抽题的答辩。
三、关于教学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粉笔加黑板与现代的多媒体的矛盾成为目前教学中无法消解的一对矛盾。现代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像资料的引用，让学生直观、形象地认识客观事物，帮助学生理解原理和知识点，节约时间，加强授课的效果，提高授课效率。但是我在教学实际中发现如果一节课下来，都是做好的课件的话，好多我想讲的东西好像被限制住了，没有我用粉笔加黑板的时候，思路那么宽广，思维那么活跃。但单纯的粉笔加黑板也有其弊端。如何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在实践中去摸索。
参考文献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有可为
1、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工作，是做好企业各项工作的灵魂和有力保证。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依然严峻，国内经济增张减缓，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中，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优势，继续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显著。今年，我局结合自身中心工作，精心选编了多个思想政治工作调研课题，大力开展了内容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及论文征集活动。全局先后共报送政研论文多篇，内容涉及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主题教育活动、创先争优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必将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3、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工作。从我局活动开展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能够认真研究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参与撰写论文，拓展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广度和深度。结合职工思想实际，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学习调研、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抓好成果转化，对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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