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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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艺术；视觉化；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H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19-03
一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在机械复制技术和数字虚拟模拟技术引领下进入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图像的时代”。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明确了现代社会的两个基本特质：其一，“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1]这里的图像具有世界观的意义，意味着人类理解世界的程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以图像化的方式理解存在，存在者也只有转化的表象才存在着；其二，这一转变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尤其是机械技术，这是海德格尔认定的五个现代性现象中最重要的两个。随着社会进入被称为“后工业”的年代和文化进入被称为“后现代”的年代，海德格尔的认定不仅被验证并且获得了更深入的发展。其标志就是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和公共文化领域的“图像转向”。[2] 人类体验上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度压缩，体验模式由文字转向视觉与图像。人们只需要操纵手中的控制面板和鼠标，电子与数字技术、模拟影像艺术借助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就能够将全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各类文化内容与社会信息呈现到我们眼前。视听媒介成为公众接受、感知和理解文化的内涵、意义、价值的主要通道。我们进入了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与数字模拟技术等高科技基础上的视觉文化时代。整个社会存在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视觉景观方式表达出来。“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转化为一个表象。” [3]世界由现代进入后现代也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由图像时代进一步发展为视觉时代。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实现现代化后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 “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4]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文化则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认同等各种公共职能越来越融合为一体，以文化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后工业社会最为鲜明的社会特色之一。各种文化艺术资源既在其自身原有的领域不断演变革新，也越来越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各国表达自我民族存在的方式和社会经济文化话语权争夺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国文化艺术资源日益演变为一种万能符号，它们不仅仅在精神领域发挥其作用，也日益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符号正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软实力的象征。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正成为国家间实力竞争的主要方式。因此，挖掘具有地方民族、国家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将之转化为经济载体、发展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点正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战略任务之一。这样就为视觉文化时代形势下国家和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在这一社会情境下利用和发展已有的文化艺术资源，使其更有效地发挥更深广的作用，而不只是停留在民族记忆之中。
甘肃是文化大省，坐拥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源：伏羲女娲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崆峒道家文化、敦煌文化……可以说，大凡中华文明具有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存在形态都可在甘肃找到典型代表。如何利用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既是甘肃文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思考题，也是甘肃省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走向现代利用的一个重要命题。解决好了可以推动甘肃社会经济文化的腾飞与跨越式发展；解决不好文化艺术资源不仅会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甚至还会对其造成严重的损害。敦煌文化作为甘肃独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如何发掘并利用好其价值，为甘肃省的文化建设和国家文化建设做出表率，就成为目前甘肃文化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敦煌艺术的符号化、视觉化与文化认同问题研究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论思考，力求在理论研究层面深入探讨敦煌文化艺术资源在视觉时展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挖掘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再生之于民族文化建设价值与意义。
一、建立在临摹基础上的艺术研究
敦煌壁画数量庞大，仅莫高窟就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遗存。而各时代的壁画中也是精粗杂糅，如何在大量的壁画中发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以之为基础来分析各个时代的艺术特色，这是作为艺术研究的首要工作。段先生在长期的现场临摹工作中，注意各个时期壁画艺术的特征，并对一些代表性作品作过专门的分析，从而总结出了各时期的艺术风格特征。如对早期艺术风格由外来样式到中原风格的变迁，他着重分析了第249窟、第285窟的表现形式，并对照中原出土的画像砖及龙门石窟的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解析了这个时期中原风格与西域风格交织的状况，为我们揭示出这个时代的艺术发展趋向。而对于唐代以来的艺术，他以第220窟壁画来分析唐前期经变画的宏伟构图，以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等作品来分析初唐和盛唐的人物画特征。从这些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绘画形象的深刻认识，来自于长期绘画的功夫。在他的文章中基本上是通过绘画形象本身来说明问题，没有半点空谈。因此，可以说段先生长期临摹的经验，使他在美术研究中能够发现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形象，同时也形成了他对壁画时代风格的领悟。他在《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一文中对一些代表作品的精彩分析，使我们得以知道敦煌艺术在美术史上的重要成就。
当然，并不是说研究美术必须要有临摹的基础，但是这里想说明的是，段文杰先生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对艺术作品本身作深入的调查和认识，从而把握并领悟作品的特征，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每个时代艺术的特征，并联系历史文化的背景来了解一个时代的美术风格。
二、历史的眼光
如何从美术史的角度对敦煌艺术进行综合研究，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段文杰先生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
敦煌石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时代上的连续性，从十六国、北朝，经隋、唐、五代，直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石窟的开凿没有断绝，而各时代又形成了不同的时代风格。段文杰先生从历史发展的宏观上把握敦煌艺术发展的脉络，把敦煌艺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深入透彻地研究了当时的佛教思想、社会环境对石窟艺术发展的影响，并详实地分析了各时代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演变，揭示其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写出了《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一组论文。其后又对隋代、初唐时期的敦煌艺术作了探讨，发表了《创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画概观》、《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画研究》。在《榆林窟的壁画艺术》一文中，又对一般人了解甚少的榆林窟艺术作了概述。这些论文可以说概括出了一部相对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中国在上世纪30～70年代，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国美术史》的著作，这一阶段，由于资料所限，往往借助于古代的画论画史，很难接触到实际作品，又由于传统画论中对文人绘画记述得多，对民间绘画几乎没有记载。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的美术史，往往也是缺乏具体作品的概念性的记录。到了80年代以后，不少治美术史的专家意识到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各地所存的寺院、石窟中的壁画、雕塑也是美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于是一些新的美术史著作开始增加了对这一类美术作品的述评和介绍，而这一庞大的内容仅仅是添加到了美术史中，如何使之成为中国美术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有待于各地各种艺术研究的成熟。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段文杰先生对敦煌石窟各时期艺术的总结与综合研究成果已被不少大型的美术史著作所借鉴和采用。尽管很多美术史研究者还没有在著作中对引用别人成果作注释的习惯，但是只要看他谈到敦煌艺术这些章节的观点，以及用来说明这些观点的代表作品图片，就可以从段先生的论著中找到出处。显然，以《敦煌莫高窟》（五卷本）为代表的那一组论文对各时期莫高窟艺术的总结是经典性的。
三、中国传统艺术思想的观念
过去，中国美术研究往往依赖于传世的绘画品，而对像敦煌艺术这样的古代艺术遗迹接触甚少，往往给人一个错觉，认识传世绘画（卷轴画）就是中国传统美术的全部。因此，面对敦煌石窟艺术，如何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来进行分析和研究，则是前人很少做过的事。段文杰先生以他对中国美术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对敦煌壁画的切身体会，剖析了敦煌艺术的本质，他认为敦煌艺术1000年的发展，体现着中国艺术在吸取并融化了外来艺术风格，逐步形成中国式的佛教艺术。外来艺术的吸收和交融，丰富了中国传统艺术，并使传统艺术充满生机。从十六国北朝到唐宋时期，正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兴盛阶段，敦煌艺术的大量遗存，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中国传统绘画讲究“六法”，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传移模写、随类敷彩、经营位置，其中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绘画要表达的最高境界，要达到气韵生动，要通过以形写神，以具体的形象表现来体现人物的精神风貌。段文杰先生详细分析了敦煌壁画中不同时代对不同人物的表现，揭示了敦煌壁画在创作方面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审美意识。段文杰先生充分地掌握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所在，通过研究敦煌艺术之美，认为敦煌艺术是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在具有深厚汉晋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佛教艺术。
段文杰先生以几十年临摹壁画的深切体会和对艺术规律的把握，指出了敦煌壁画艺术通过表现人物的面部表情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达到传神的目的，而线描的微妙变化，常常对于人物精神面貌的表现至关重要，因而，敦煌壁画既有整体的气势，又有细部刻画的出神入化。画家们之所以达到这种传神的高度，正是由于他们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他们突破了佛教造像的清规戒律，大胆地以伎女、宫娃、胡商、梵僧、将军等现实人物为蓝本，并加以概括、提炼，塑造了富有社会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形象。另外，各个时代的艺术家总是按那个时代的审美习惯来塑造人物形象。如西魏时期有“秀骨清像”的造型、“仙灵飞腾，云气飘渺”的动意，唐代则有“丰肌腻体”、“素面如玉”、健康丰满的容仪体态。这些形象特征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审美心理。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 历史 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 音乐 、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 由s. 2506、p. 2810、p. 4073、p. 2830 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 s. 5693、p. 3721“瓜沙事迹纪”、s. 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 文献 ,是对家族传承 历史 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 自然 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 发展 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 教育 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转贴于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关键词］敦煌遗书；《放妻书》；婚姻关系
［中图分类号］K8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16-02
敦煌遗书中有一类关乎婚姻离异的文书――《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离婚书。因为唐以前的离婚书皆未流传下来，因而敦煌《放妻书》的发现就显得尤为珍贵。随着人们对敦煌文献价值认知程度的不断提高，学者们对其整理和研究工作日益重视起来，对于敦煌《放妻书》也是如此。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敦煌《放妻书》的整理辑录和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下文就相关研究成果略加整理和介绍。
对于敦煌《放妻书》的最早介绍和研究，应该是日本敦煌学家仁井田升。他在1941年发表的《敦煌发见唐宋时代之离婚书》和 1942年刊行的《中国身份法史》等著作中对敦煌《放妻书》都有所涉及和研究。仁井田升主要是联系奴婢《放良书》，论及良贱制度，认为《放妻书》同样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这其实是片面地理解“放”字之意。“放”在奴婢《放良书》中是“免贱为良”之意，而在《放妻书》中则只是解除原有关系之意。仁井田升的观点虽然有所偏颇，但他最早向世人介绍了敦煌《放妻书》，其贡献自不待言。
我国早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对社会历史类文献涉及很少。直到1983年，我国成立了敦煌吐鲁番学会，并举行了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高国藩在会上提交了论文《敦煌民俗学简论》，提出了“敦煌民俗学”的概念，人们才对社会历史、民俗等类的文献逐渐关注起来。但高国藩在《敦煌民俗学简论》的婚俗部分并未涉及敦煌《放妻书》，也未讨论敦煌民间离婚风俗。1989年，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一书出版，才奠定了国内敦煌民俗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第十三章涉及敦煌民间离婚风俗，主要以S.0343、S.6573（1V）和S.6573（6V）三件《放妻书》和S.5706《放良书》为依据，探讨了敦煌离婚是平等式的，离婚不需官方干预。虽然受传统道德观念约束，但离婚原因主要为夫妻感情不和。在其此后的著作《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和《敦煌民俗资料导论》中，高国藩也基本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对《放妻书》只是进行了初步分析，未与唐代社会风情和婚姻律例等相联系而进行深入探讨。但毕竟在国内属首次涉及敦煌文献的民俗研究，不仅开创了敦煌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对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虽然在《敦煌资料》第一辑、《敦煌宝藏》和《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集》卷3《契约文书》(1986～1987年）中也涉及《放妻书》的整理和校录研究，但比较零散。直到1990年，《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才发表了当时所见比较完整的7件《放妻书》，即S.0343V、S.5578、S.6537（1V）、S.6537（6V）、P3212V、P4525和P.3730V。这是对《放妻书》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整理释录，为以后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便利。1993年，谭蝉学《敦煌婚姻文化》一书出版，其中的《敦煌婚姻文化真迹汇录》部分录有5件《放妻书》，即S.6537（1V）（据S.5578校录）、S.6537（6V）、P3212V、P4525和S.0343V。主要依据《敦煌宝藏》和《敦煌遗书总目》录文，似乎未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之《放妻书》录文。并在《敦煌婚姻文化概论》部分探讨了敦煌婚姻的离异情况（其中又涉及S.6417V）。作者认为称离婚曰“放妻”与敦煌当地习俗有关：首先与敦煌“放良”之风有关，反映妇女地位的卑下，另外和佛教放生等有关。同时指出敦煌《放妻书》反映了和离、两愿离的气氛。作者对离婚缘由做了分析，认为其合乎“七出”的条件，主要是夫妻不相安谐、双方感情不和，还有多谪造成的恶果等。另外，还探讨了离婚的程序，即会聚六亲，立下《放妻书》。涉及离婚后财产的善后处理，经双方协商决定。最后，作者认为离婚文书末尾的祝福之词只是一种礼节或执笔人的良好愿望而已。该书对《放妻书》的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基本涉及各个方面，对以后的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其后来的专题研究成果《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和《盛世遗风――敦煌的民俗》等著作多继承和扩展了这一观点。
1999年，杨际平发表《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一文，可以说是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作者依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的7件《放妻书》展开研究，认为这些文书反映的是10世纪前后敦煌民俗婚姻关系与婚姻离异情况。首先他认为《放妻书》与《放良书》不能相提并论。《放妻书》实际上就是离婚书，虽确实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但与奴婢放良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这其实是对仁井田升有关《放妻书》良贱问题的不同回应。其次，作者分析了敦煌《放妻书》所反映的婚姻离异情况，认为其属于“和离”形式，并且从《放妻书》都强调宿世姻缘可以看出佛教对敦煌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响。再次，作者从《放妻书》所反映的内容判断其作用是用于户籍的除附和供再婚之用。最后，作者分析了礼与律令的关系，值得深思。作为以敦煌《放妻书》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开山之作，杨际平先生对《放妻书》的基本内容、特点及它所反映的婚姻关系和离异情况作了详细地分析和探讨，并且结合唐宋律令进行了论证说明。他的研究比较完整，论点鲜明，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意义深远。同年，张艳云在《从敦煌〈放妻书〉看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一文认为，敦煌发现的《放妻书》明确反映了唐代婚姻中的和离制度：离婚原因首先是“夫妻不和”；离婚形式是双方情愿，“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立书契约称《放妻书》或《夫妻相别书》，离婚后妻子可改嫁；对财产分配也有相应的规定等。说明和离形式在唐代不但实行过，并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一定的程式，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1998年，沙知录校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目前所见，主要是英、法藏的敦煌《放妻书》11件，即дx.3002“亲情放书”，P.3220、P.3536“宋开宝十年放妻书”，P.4525“年代不详留盈放妻孟氏书”，S.0343V、P.3730V、S.6537（1V）、S.6417V、S.5578、和S.6537（6V）六件“放妻书样文”，P.3212“夫妻相别书样文”和P.4001“女人及丈夫手书样文”，是迄今收录敦煌《放妻书》最为完备者。2005年，刘文琐以此为依据，发表《敦煌“放妻书”研究》一文，对《放妻书》的基本格式、时代和内容作了分析，认为它是唐代中期至北宋初期敦煌民间协议离婚的“手书”，并具体讨论了离异的原因、程序和离异情况的处理等，论调与谭蝉雪、杨际平等人基本一致。最后总结了敦煌《放妻书》的特点即唐宋时期敦煌的离婚情况，认为敦煌离婚文书的存在正好说明当时当地离婚的普遍。此后，2009年邵郁《敦煌“放妻书”浅议》一文也依据《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中的11件《放妻书》，讨论了《放妻书》的含义、年代和所反映的敦煌地区婚姻状况，认为其反映了敦煌宽松的婚姻环境和平等的妇女地位、敦煌地区“夫从妻居”的婚姻生活格局和夫妻对和感情的重视等，基本也是秉承前人的看法。
2008年，王岩华发表《从敦煌文书浅析唐代和离制度》一文，引用罗鸿瑛主编的《简牍文书法制研究》中的敦煌《放妻书》5篇，通过分析，得出和离是在官方半介入状态下，有效地利用家族关系实施监督、保证，使当事人在相对平等的情况下，不经过诉讼而达到离异目的的结论。虽然分析比较严密，但得出《放妻书》是一种半官方的文件，其格式、措辞已由官方定制，老百姓只是依章办事，似乎只是臆测而缺少证据。并不是只有合法才具合理性，合理的东西也有可能合法化。因而也有可能是民间长期使用，约定俗成，因具合理性而得到官方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虽然《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也收录了俄藏дx.3002《亲情放书》1件，但没有相关专门研究出现。2008年，乜小红发表《对俄藏敦煌放妻书的研究》一文，披露了俄藏дx.11038《放妻书》样文一件，并进行了释录，内容与英、法藏《放妻书》基本相同，通过二者的比较，讨论了唐代民间婚姻观念的变化，即比较重视夫妻感情、唐代妇女地位有所上升和离婚后妇女的再嫁受到尊重等。并认为《放妻书》本身是一种离婚契约，其作用在于保证离婚的有效性。
2010年11月的一天，甘肃省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收到一封来自美国西雅图的信。信中，一位叫(Mimi)的女士表达了她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尤其是对敦煌艺术情有独钟，希望能够现场观赏敦煌艺术。樊锦诗被她的热情打动了，经过研究院讨论同意，她给回信，欢迎其随时造访敦煌。
2011年2月，衣着简朴的女士如约而至，在樊锦诗的陪同下参观了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洞窟735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15座，被誉为“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东方卢浮宫”……女士对此惊叹不已，表示愿意赠送一套儿子设计的文物管理软件系统给敦煌研究院，樊锦诗被她的心意感动了。
闲聊之中，女士提到他儿子的软件公司叫微软，樊锦诗惊讶地道“您是比尔・盖茨的母亲?”女士笑笑说“准确地说，我是他的继母。”
樊锦诗真没想到比尔・盖茨的继母如此平易近人且作风严谨，完全不似养尊处优的老太太。更令她意外的是，女士还是中国通，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女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亚洲史学系，后在爱荷华大学攻读东方与中国研究硕士，并取得了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专家。早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她经常与中国文物打交道，对中国文化着迷不已。
1985年，她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所接触的中国人都非常友好，这让她对中国的印象更好了。学习期间，一位教授给她起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文名字一一倪密。教授说“倪”是中国人的姓，含义为“边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即使远在天边，也同样与中国文化保持亲密关系”。她非常喜欢这个名字，每次听到中国人这么叫她就开心。
毕业于北大考古学专业的樊锦诗知道了女士的中国情结后，也亲切地称呼她为“倪密”。
她曾将三星堆文物精华请到美国展览
倪密告诉樊锦诗，20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研究。她在北大留学期间研究的课题就是中国古陶瓷，并以此著述通过了论文答辩，后来，她的研究成果被结集成书出版，在美国相当畅销。
她第一次来敦煌是1998年夏天。当时，她住在敦煌研究院的招待所里，半天看洞窟，半天在图书馆翻阅资料。下班以后，游人散去，她又站在洞窟前静思怀古，沉浸于历史的长河中。一周时间，她深深地被敦煌艺术所打动，同时也为这些壁画和彩塑受到风化、游客增多等因素的破坏而感到痛心。
之后的一天，当她再次回味敦煌艺术的璀璨时，猛然意识到再不尽快采取保护措施，人类将会永远失去这个无价的历史瑰宝。于是，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中，为此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和心血。此次敦煌之行，就是为了寻求与敦煌研究院进行合作。
樊锦诗感叹：“难得你对中国文物、敦煌艺术有着这样一片挚爱之心”
她告诉倪密，敦煌壁画、彩塑等文物因为建成年代久远，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鼓、起甲、疤疹、酥碱、霉变等现象，她对此也感到非常揪心，也在殚精竭虑地想办法保护。
倪密说她决定去欧美筹措资金，为保护敦煌文物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樊锦诗向她表示感谢，她说：“为保护敦煌文物，我愿意竭尽全力也许你不相信，我曾经为了成功借展中国文物，不惜花费几年心血来争取”
这话绝非空穴来风。1995年，倪密担任西雅图博物馆馆长期间，收到一位中国朋友寄来的生日礼物一一三星堆文物明信片，她就此对三星堆产生了兴趣。实地欣赏了三星堆文物后，她萌生了将其借展到西雅图的想法，但四川省文物局担心文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闪失，婉言谢绝了她的请求。她并没有就此放弃，之后又请基辛格、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当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时任华盛顿州州长的骆家辉等人说情，加上四川省文物局实地考察后认可了西雅图博物馆的借展实力，双方终于于2000年12月签订了借展合同。
然而好事多磨，两个月后西雅图经历了5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为了打消四川省文物局的顾虑，倪密想尽一切办法获得了美国最权威的地震研究机构一一华盛顿大学地震研究所提供的相关资料，资料分析表明三星堆文物借展西雅图博物馆期间，华盛顿州内及其邻近地区绝对不会发生地震(西雅图位于华盛顿州)，这才保证了文物展如期进行。
2001年5月2日，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开展。此次展出了来自中国四川的各种文物共175件，其中包括大青铜立人像、大青铜纵目面具等6件国宝级文物，是西雅图博物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文物特展。展览在西雅图引起轰动，当地媒体评价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引人注目的文物精品展览”，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倪密愿意为保护中国文物竭尽全力。
受继母影响，比尔・盖茨也爱上中国艺术
在对三星堆文物和中国古陶瓷进行研究的同时，倪密从不间断对敦煌文物的研究。2010年10月，她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美国敦煌基金会并担任主席，为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四处筹措资金。2011年2月，她在樊锦诗的陪同下考察了敦煌后，又于5月再次进行考察，从中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研究资料。
7月2日下午，她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进行了一堂以“千古遗珍――敦煌佛窟”为主题的演讲。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她以大量详实的多媒体材料，向听众讲解敦煌的历史、壁画创作的精妙以及这些文化遗产的保存和维护情况。
她告诉听众，统计数据表明，仅莫高窟每年就要接待游客50多万人，远远超出洞窟的接待能力。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敦煌研究院准备修建“游客中心”，中心可以把莫高窟内的壁画影像设计成3D的形式，让游客观看洞窟影像时有身临其境之感……
她同时展示了河南籍画家刘剑霞所画的第248窟敦煌壁画作品。刘剑霞掌握了把真正的墙面壁画复制到画布上的特殊技艺，站在她的作品前，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千年敦煌壁画，感受经千年岁月沉淀后成熟而美丽的色彩。
演讲结束后，倪密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并提供了敦煌管理机构一一中国敦煌研究院的官方网站、美国敦煌基金会、英国敦煌国际项目组织等机构的网址以及所保存的网上资料，听众对敦煌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这次讲座促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敦煌文化的了解。倪密表示，她今后还将举办更多的活动，促进世界了解敦煌艺术、保护敦煌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受到她的影响和熏陶，比尔・盖茨父子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谈到妻子时，老盖茨最为自豪的就是妻子是一位中国艺术研究专家，他总是对妻子曾经出版过中国古瓷研究方面的书籍而津津乐道。每当妻子到中国欣赏文物或参加学术活动时，他都如影随行，从中也了解了不少中国文化。
关键词：西北方言；下位变体；藏文对音；回鹘字音；西夏材料
中图分类号：H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2-0100-03
一
在中世纪时期的中国，西北方言被视为组成汉语的一种重要语族。这种方言在西北地区广泛使用，作为中国和中亚之间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敦煌、吐鲁番及其他中亚等地发现的吐蕃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等古代中亚语言文献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从中可以看到那些文献一般都表现了西北方言的特点。不过，考虑到说西北方言的地域广大，就可以想象其中一定产生了相当多的变体。遗憾的是，这种变体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对此不够重视的原因是，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缺乏可靠的音韵材料，除了以下少数幸运的之外：
（1）10世纪河西方言（敦煌）： 由于吐蕃文和于阗文中使用了汉语文献，当地人为汉字作了注音，可以据此为这个语音系统溯源[1]。
（2）汉字的回鹘语发音：这广泛使用于9到14世纪的回鹘汗国中。这种回鹘语发音是基于各种西北方言的，但又与河西方言的发音略有不同[2-5]。
（3）12世纪西夏王国里所操的汉语方言：学者们已经尝试用西夏—汉双语字表《蕃汉合时掌中珠》重构这种方言的语音系统[6-9]。
除了上述材料以外，还包括下面的材料：
（4）这种方言反映在823年汉蕃条约碑（即《唐蕃会盟碑》）的转写中。这种转写显示的是长安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可以认为长安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种。
在本文中，笔者旨在指出古代西北方言中存在系统的、重要的变体。
二
那么，古代西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考虑把以下两个作为其中最显著的特点：（1）鼻辅音声母的非鼻音化，m-、n-、η->mb-、nd-、ηg-；（2）鼻韵尾的消失或弱化，-m、-n、-η。像浊音声母的清化、塞音韵尾（如入声韵尾）的消失、一系列音节韵母的合并等变化，和其他的因太细微而没有被认识到的差异，都不能当作是西北方言的特点。因为在其他方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特点。然而，浊音声母的清化值得我们注意。一般来说，所有的北方官话浊音声母的清化模式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平声的浊音声母系列变为送气清塞音，而其他声调（上、去、入声）则变为不送气清塞音。基本规则概括如下：
三
考虑到现代方言的材料，我们认为上面提到的普遍化的浊音清化模式似乎是有根据的。这种模式同样也适用于古代西北方言吗？在试着重构10世纪河西方言的语音系统时，笔者偶然发现有两个独立的材料，他们的模式相互矛盾。第一个是藏文书写的汉语佛教文献《大乘中宗见解》（T），另一个是用于阗文写的汉语佛经《金刚经》（Kbr）。这两个材料都可追溯到10世纪；而且，如果不考虑声调的差异，可以认为他们用不送气清音来表示所有的浊音系列。如前所述，其他所有材料都表现出了正常的清化模式。然而，根据大多数材料中显现的系统来重构河西语音系统似乎是准确无误的。不过，面对这两种文献中发现的反常模式，我们不可避免会对假设在10世纪河西地区存在一种不合规范的方言而犹豫不决。众所周知，客家话是与这一描述拟合的方言之一。据袁家骅的研究，江苏省的一些方言，如南通、如皋、泰州等地的方言中也显示了相似的模式[10]。我们能在山西省闻喜方言的白话层里发现相同的模式[1]73， 这在今天的西北方言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然而，这种相似仅限于声母*b-这一例。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的语音系统。龚煌城、李范文成功地用西夏——汉双语字表《掌中珠》重构了西夏王国所说的汉语方言，表现出与上述完全相同的清化模式。尽管在重构的方言系统方面，龚氏和李氏的研究还存在着差异，但是，就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而言，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12世纪西夏王国所操的这种方言，时间和空间上最接近上文提及的两种材料。虽然我们还不能认为那些材料反映了存在于西夏王国汉语方言的前身，但是我们研究结果的证据，却支持在10世纪河西地区可能存在某一方言。这种方言中四个声调的古代浊塞音和塞擦音全部变成了不送气清音。
四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古代浊音声母因四个声调的不同而分为两部分，这是一个与现代汉语北方话共有的重要特点。然而，这与古代西北方言情况并不相同。古代的方言似乎已经产生了许多变体。而且，以存在像我们见到的那样一个重要变体为理由，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是否存在统一的古代西北方言。“古代西北方言”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受现代汉语方言分类影响的错误观念。上古和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历史发展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基于回鹘语发音的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与10世纪河西方言十分相似，但是二者的确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因此，汉语方言可能存在另一种变体，生活在吐鲁番盆地的中国居民们持续不停地使用着这种变体。深入研究该问题所能使用的材料极其有限，这使得我们离全面研究古代西北地区所有方言的距离还很遥远。考虑到这些因素，目前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相关材料的研究和可靠证据的积累来探讨语言变体。
译者注：本文英文原题为“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刊于波波娃（Irina Popova）、刘屹主编《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的研究视角与问题（Dunhuang Studies：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rch）》，圣彼得堡，2012年，第249-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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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艺术概况
敦煌,地处北纬40度,东经92度,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丝绸之路之重要地标,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敦煌东接河西走廊,西通葱岭西域,控扼着玉门关、阳关,正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敦煌最重要的价值,是那黄沙淹没不住的敦煌石窟群。莫高窟又名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群体的代表窟群。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佛教东传与兴盛,敦煌连续开窟造像,千年不断,鳞次栉比的佛窟分布于高15至30多米的断崖上,形成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现存历代营建的洞窟共735个,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宝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艺术宝库。
2敦煌艺术对德化瓷塑艺术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以瓷塑人”为特色的德化窑,深受敦煌艺术的影响。尤其是作为敦煌艺术典范的莫高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敦煌莫高窟的造像艺术,佛像动态自然、表情丰富、形象逼真,突出表现了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其优美的艺术造型以及蕴藏在造像身上的审美理想,具有深沉宏美的特点,对德化瓷塑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1宗教文化的影响
明代中晚期,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民间信仰的逐渐兴盛,以宗教为题材的德化石刻、木雕、泥塑、瓷塑与绘画艺术也随之绽放缤纷异彩。德化窑明代瓷塑艺术深受敦煌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德化瓷塑艺术作品,多以敦煌艺术中观音、如来、达摩、罗汉等艺术形象居多。正如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明代嘉靖年间,德化地区就有著名的庙宇十多座,出现了一批绘画大师和雕塑名匠,如《德化县志》载:“明,纪廷圣,西关外人,工书法,善画佛,写大士影妙相庄严,曲肖慈悲三昧,远近争宝之。”各种宗教活动盛行,各类绘制工艺融合贯通,使德化明代瓷雕技法日臻成熟,并形成许多优秀的艺术流派。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德化民间艺人,世代相传,不断涌现出许多陶瓷名家和佳作,以何朝宗、张寿山、林希宗、陈伟为代表的陶瓷雕塑艺术大师,从根植于民间艺术的土壤中汲取创作营养,塑造出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诸如释迦牟尼、观音、罗汉、达摩等造像,把德化瓷塑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峰。
2.2雕塑手法的影响
其次,在瓷塑作品的艺术处理上,充分发挥了敦煌艺术的“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深深地烙上了敦煌艺术的印记。
众所周知,敦煌飞天形象,有持花的、托花的、散花的,有手持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的,有单飞的、群飞的、上飞的、下飞的、逆风飞的、顺风飞的……每一个形象都十分丰满圆润,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腰姿柔软,绰约多姿势如飞鹤,鲜花飘香、姿势优美,动感特强,达到了艺术的顶峰。飞天不仅画在藻并、佛龛、四披上,还画在经变画中。佛陀在极乐世界正中说法,飞天飞绕在上空,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昂首挥臂,腾空而上;有的手捧鲜花,直冲云霄;有的手托花盘,横空飘游。那迎风摆动的衣裙,飘飘翻卷的彩带,使飞天飞得那么轻盈巧妙、潇洒自如、妩媚动人。那克服了地心引力的飞动旋律,融杂技、舞蹈、武术等艺术的精华于一身,身体飘荡的带纹,佛陀背后的火焰似的慧光,足下波浪似的莲座,表现出了万物含生、浩荡不竭、生机无限的光辉灿烂的世界。
而以明代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一大批瓷塑艺术大师,他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充分发挥了敦煌艺术的“传神写意”的雕塑手法,细致入微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着意人物外表衣纹的刻划修饰,线条深秀洗练、柔媚流畅、圆劲有力,衣裙飘带随风舒展,由上而下,徐徐飘落,具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等衣纹雕塑处理特点,充分展示出了人体之美。尤其是瓷圣何朝宗,在继承吸收泥塑、木雕、石刻等各种流派的创作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捏、塑、雕、镂、贴、接、推、修的八字技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何派”艺术。他所塑造的观音大士形象,造型工巧,仪态宛然俏丽,形神兼备,既是神,又是人们理想中善与美的化身,达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整体塑造与细部刻画的完美结合,被称为“何来观音”,享有“东方艺术”的精品、“天下共宝之”的盛誉。如泉州海交馆珍藏的何朝宗瓷雕作品渡海观音,其造型仪态宛然,面目娴雅秀丽,表情平静安详,双目低垂凝思,被列入最高级的国家艺术珍品。
再者,德化瓷土质地十分优良,洁白温润、细腻柔软,揉、捏、塑、雕,可塑性强,用这种瓷土雕塑的瓷塑艺术形象具有内敛、雍容的艺术特性。德化瓷塑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讲究的是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的气韵,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这一点,与敦煌艺术形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敦煌的壁画中,端庄、秀丽、慈祥、静穆的佛陀,以宽容的仁慈,洞察的智慧和抚爱的善情使人们敬仰,看佛像的微笑,嘴角含而不露、高深莫测,如同脸庞的湖面中两团喜悦的漩涡,以一种藐视一切人间烦忧、苦难、不幸的淡漠、镇静和飘逸,使人们的内心平静下来,从充满悲伤、惨痛、恐怖、牺牲的人世追求走向内在世界的灵魂洗礼。而德化瓷塑艺术大师以瓷泥为媒介,“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塑造出栩栩如生的瓷塑艺术作品,生动地表现出神仙佛像以及历史人物等的风度神韵。
3 结 语
山花陶瓷自创办以来,就高举敦煌艺术旗帜,汲取敦煌艺术精华,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创作灵感,传承瓷圣何朝宗雕塑风格,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融入到古朴雅致的陶瓷雕塑中,融哲学、艺术、人生等于一体,以超凡脱俗的陶瓷艺术,感悟真知、感悟真善、感悟大美,把德化瓷塑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断谱写瓷塑艺术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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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位于祖国西部地区，黄河纵穿南北，古丝绸之路横贯东西，境内分布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和人文景观，还有众多的古城、关隘、石窟等文物古迹，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2处，全省A级旅游景区达到220家，其中5A级景区4家，4A级景区73家，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是我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古迹之一。
“十二五”期间，甘肃省的旅客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有了质的飞跃。这期间，甘肃省累计旅游接待人数52046.5万人次，比“十一五”增长266.4%，年均增长29.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80.5亿元，比“十一五”增长316.6%，年均增长32.7%。旅游人数和综合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实现了“五年翻两番”，增速连续5年排在全国前5位。本论文将探讨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的甘肃省，通过何种传播策略逐步提升旅游形象的知名度和影响度。
一、媒介传播策略
媒介传播是指以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介等传播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方式。旅游形象的媒介传播即指传播者（以城市政府为主）用各种传播媒介作为载体，通过各种媒介形式，采取各种媒介手段，使用各种媒介方法与城市的内外公众进行旅游形象相关信息的传递、接受和反馈活动的过程。甘肃旅游发展的媒介传播主要是运用新媒介载体，其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和移动媒体是传播中常用的新媒体形式。
自2011年来，甘肃省共投入旅游宣传资金二亿多元，制作高质量的旅游形象广告片，在国内外重点媒介平台上投放。先后重点选择中央电视台、《读者》杂志、甘肃卫视、中国旅游报、甘肃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中川机场、铁路北京站、北京西客站、上海虹桥站、东航、国航机舱电视、广州高铁南站、韩国首尔地铁站、上海虹桥地铁站、天安门广场、香港铜锣湾、纽约时代广场LED屏幕等20个主要客源市场影响大、覆盖面广、性价比高的广告宣传平台进行长期连续宣传。其次加强省内联动宣传，开展全省各市州电视媒体互换互播旅游形象宣传片工作，积极推进省内各市州之间旅游宣传资源互换互播，建立起全省旅游联合宣传推广模式，加大省内各地新兴旅游目的地、重大旅游节会活动、重大旅游投资项目和旅游线路产品的宣传推广，协调各市州在本地电视台提供旅游宣传资源，在每天播出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和晚间剧场的前后各提供30秒的广告时段，每天总计提供广告时长为3分钟。再次重视网络媒体宣传效应，在社交网站facebook及乐途旅游网、腾讯旅游网、艺龙旅行网、人民网旅游板块、乐视网、携程网开展甘肃旅游形象宣传，完善携程网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深化与优质媒体资源的合作。完善甘肃省旅游局官方网站，创新微信公众媒介，全省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旅游企业强化微信、微博、旅游QQ群等自有宣传平台建设。
在主动投放宣传广告的同时，利用媒介平台积极与公众互动，增强传播效果。通过调查研究游客出行的旅游信息收集习惯，利用网站、微信、微博、手机APP、二维码、数字终端平台等新兴媒体手段，以及在机场、车站、三星级以上旅游星级饭店设置智慧旅游宣传查询终端，向来甘肃省的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同时组织策划甘肃旅游精品宣传口号征集、甘肃旅游美文网络大赛、导游大赛、饭店服务技能大赛、旅游网上博览会等网络主题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甘肃旅游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节会宣传策略
Ritchie提出了大型活动（Mega-event）的定义：从长远或短期目的出发、一次性或重复举办的、延续时间较短、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外界对于旅游目的地的认同、增加其引力、提高其经济收入的活动。要使其获得成功，主要依赖其独特性、地位、具有创造公众兴趣并吸引人们注意的时代意义。
“丝绸之路”是甘肃的特色旅游品牌，为实现“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促发展”的目的，通过打造特色品牌节会来提升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自2011年起，国家旅游局和甘肃省政府每年举办一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重点打造“精品丝路・绚丽甘肃”的整体旅游形象和对外开放的国际形象，拓展入境游市场。节会规模和影响度不断扩大，在7月20日落下帷幕的第六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中，更加突出国际性和实效性，共有700余名国内外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其中国外嘉宾超过300名，参会人数以及旅行商参会规模均创历届之最，全省各地推出了70余项重点旅游活动，涵盖了旅游展览、旅游合作交流、体育赛事、精品剧目演出、形象大使选拔等多种类型，全面展示了甘肃各地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形成了强有力的旅游宣传效应，节会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23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4.1%和26.5%。通过举办和参与节会的宣传策略，很好的提升了甘肃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三、区域旅游协作传播策略
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通过强化区域旅游协作，传播甘肃旅游形象。甘肃联合陕西、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山东、山西、河南省旅游局（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旅游局，成立了“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制作了联盟形象宣传片。与山西省旅游局、台湾观光协会签署加强旅游交流合作的协议，参加了中国长城旅游市场推广联盟、中国黄河旅游推广联盟、青藏铁路旅游推广联盟、中国世界遗产旅游推广联盟和沿黄九省区黄河之旅旅游联盟。通过西北旅游协作区和川陕甘旅游协作会议，积极与兄弟省区加强区域合作力度，将优质的旅游资源整合起来，进行旅游推广宣传，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促进甘肃旅游产业发展。
四、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整合营销传播主张把一切企业的营销和传播活动，如广告、促销、公关、新闻、直销、CI、包装、产品开发进行一元化的整合重组让消费者从不同的信息渠道获得对某一品牌的意志信息，以增强品牌诉求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甘肃省通过构建形象宣传、产品推介和客源招徕三位一体的现代旅游营销体系，努力实现旅游促销向旅游营销的转变。通过开展旅行社客源市场调查工作，制定出台了《甘肃省旅游局关于鼓励旅行社“引客入甘”旅游的补贴办法》，这项市场激励措施受到海内外旅行商的普遍欢迎。同时不断创新营销方式，通过印制“敦煌卡”、《丝绸之路自驾车旅游护照》和《境外留学生甘肃旅游优惠手册》吸引游客，并四次更新拍摄甘肃旅游宣传片，改进《甘肃旅游指南》和宣传画册，组稿刊发《人民画报・甘肃大景区特刊》，扩大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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