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1:40
导语：在多元文化音乐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从这些书评的生成原因看，有几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评论机制问题。不少书评作者与专著作者一般为或师生关系，或脾胃相投的“哥俩好”，戏文尚未进入“正本“，其开场锣鼓先就使得书评的客观公正性大打折扣；国外由编辑指定或随机选取书评者、盲评机制在我国尚未形成。特别在我国音乐理论界，“短平快”书评的即刻出笼，也使得能够坐下来潜心研读原著、可能发表不同看法者因被“抢占先机”而不得已悻悻然作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普遍国人心理也使得前者如入无人之境，大行其道。
二是成果评价问题。一般来说，书评不能被认定为学术成果，且要写出精当的书评，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研读原作，故真正愿意为之费心者寥。这就必然造成下列普遍现象：1．“拉大旗作虎皮”。即不论货色怎样，首先树一招牌，拉一名人“剪彩”。名人若真有耐得住性子细看书再为文者固可放心，但要求功成名就者再来费这个劲儿未免天真；况且，恕我小人之腹度之，名人一般来说心情都不错，下手也就特别温柔。故此类书评多半乃“隔山买牛”之作，凭老经验，没有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至于[前这块猪肉是否真正吃进了嘴里，就很难说了。2．“套近乎”心理。此类专著作者大多已为名人或准名人，无需吭声稍假以颜色，必有侍者争宠。要求这类书评说真话，有如要儿子打老子，可得乎么哥？这就像小孩儿佩服孩儿王，以为[前就是天王爷，夸起来都精选最美的词儿，简直捧上了天。你若想在这种书评中见出真正的“学术”评价，那就对孩子们要求太高了，如果不信，不妨将著作与书评当作商品与包装，比较一下便可见出在下所言大致不虚。
引言
世界不只是一种风格的文化，也不只是一种风格的音乐，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要尊重它的“多元”性。
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音乐，音乐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存在于世界诸文化之中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依赖其他思想、文化、艺术而存在和发展的，是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文明整体中的一部分。“一种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由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我们必须做具体分析。”那么，音乐教育就必须树立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的看待它的“多元化”问题。
音乐教育要不要“多元化”
新世纪的到来，各种新思想、文化接踵而至，音乐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是多元化问题。“多元化”问题成了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的趋势，这也正是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音乐发展的精神和主流。德国在音乐教育改革中就有着“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里的音乐教育，要面向全部音乐，要面向全部音乐体验”的努力。所以，进入21世纪，我国音乐教育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从过去的“欧洲中心论”到近些年的“母语文化”开始转向“多元文化”的教育。
我们既是炎黄子孙又是人类社会大群体中的一员，我国的民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音乐文化又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分享其他种族的文化。音乐教育如果脱离了孕育它生长的各种文化，那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如果脱离了世界文化的群体就等于固守自封。那么，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提高，音乐教育要发展，无疑就要走“多元化”的道路。
“多元化”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国民音乐教育内容的标准：l）唱各种曲目，独唱并与他人合唱；2）用乐器演奏各种曲目，独奏并与他人合奏；3）即兴创作表演旋律、变奏和伴奏；4）在具体指导的范围内作曲并改编乐曲；5）读谱记谱；6）听赏、分析并描述音乐；7）对音乐和音乐表演进行评价；8）理解音乐和其他人文艺术与人文艺术以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9）理解音乐与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这里我们看到了，美国国民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能力的多元和文化的多元。因此，在音乐教育的多元化问题上不仅仅指音乐本身的多元，还应注重其思想和文化的多元。这种“多元化”包括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边缘学科，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能力等等。这样，才能达到对一个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达到以不同思想和文化激活音乐，以“多元化”激活音乐教育的目的。
一、思想的多元
我们知道，一个音乐作品就是某个作曲家思想的结晶，但这个作曲家的思想里包含着无数前辈或同辈音乐家的思想基础，任何时期的一种音乐观象都是如此。比如“文艺复兴”、“标题音乐”，这些文化意识现象并不是从天而降或某个人的创造，而是西方社会发展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社会长期发展的智慧结晶。像李斯特的交响诗就是19世纪以来音乐与文学融合的产物，是音乐与文学融合意识的浮现，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因此说，一个音乐家的风格或一种音乐现象的形成有它多种历史的因素，它包含了众多的思想观念，是多个时期以来多种思想的结晶，必然有其思想的多元性。另外，这种多元性在作品产生的背后也同时存在着，包括褒义和贬义。这样，我们在教学中就必然要探究这种多元性，让学生了解其中不同的形成因素和思想观点。这在音乐教学中，特别是音乐史教学中非常重要。
二、民族文化的多元
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是世界民族音乐文化中的一部分，相互依存。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取向，有其特定的风格特征，都值得我们学习。
拉丁美洲音乐正以其色彩的丰富，节奏的独特，旋律的美妙，和声的浓郁，吸引着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它那无比的热情，充沛的活力，神奇的风貌，使世人为之瞩目；蒙古人的“呼麦”高原奇迹；安第斯高原唱法世界罕见；巴西的桑巴狂欢节有目共睹；卡立普索和雷盖都是加勒比海地区人民的非凡创造等等等等。
诸如这些世界音乐文化中的重要遗产，我们有必要了解和学习它。这样有助于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增长学识，提高兴趣。
三、边缘学科的多元
“音乐学”的学科名称是自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G．Adler）发表《音乐科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以后被作为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总称而确定下来。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虽然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如：1980年《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第十二卷“音乐学”条目中解释为“音乐学是一种知识领域，这种知识领域是把音乐艺术作为一种物理的、心理的、美学的和文化的现象的研究当作它的对象的”；1977年日本《新音乐辞典》“音乐学”条目中解释为“音乐学是运用各种学术性方法（如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领域之总称”。但是，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到，不管哪种解释都可以说明“音乐学”是一种包括有众多边缘学科的学科。
在“音乐学”的学科分类中，包括古罗马体系、阿德勒体系、德列格体系、维奥拉体系、艾尔舍克体系等四大体系，从这四大体系的不同层面来概括、总结，“音乐学”下划为音乐社会学、民族音乐学、音乐考古学、音乐美学、音乐哲学、音乐史学、历史音乐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古谱学、音乐空间音响学、音乐音响物理学、音乐声学、音乐图像学、音乐工艺学和节奏学、旋律学、韵律学、和声学、乐器学等等二十多种学科分支。
在以上这些分支学科中，高师音乐院校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开设。就开设的学科中，教学过程也仅局限于音乐方面，对于相关的边缘学科的了解和学习则没有太多的深入。这个问题在“多元化”音乐教育中值得重视和完善。
四、能力的多元
能力是音乐教育中长期以来培养学生的重要方面，培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是音乐教育“多元化”中又一大问题。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美国国民音乐教育的内容，他们注重培养学生各种演唱、演奏、即兴创作、表演、读谱记谱、听赏、分析并描述音乐、评价、理解音乐的能力，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标准。
我国目前音乐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在走专业化的道路，特别是高师音乐教育，一直沿用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体制，注重表演技能的培养，从而忽视了理论的教育和其他能力的培养。有高师院校“音乐学”方向的某些学生过分强调“声乐”或“钢琴”是其专业课，对于理论和技术理论课则一问三不知，甚至有抵制情绪，这根本背离了师范教育的准则。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根本无法适应中小学音乐的教育，这无疑是种悲哀。面对这种现象，高师音乐教育更要强调“一专多能”的办学理念。“多能”就是指能力的多元化，音乐教育的“多元化”是个硬道理。
总之，为了向中小学校输送合格的音乐教育人才，为了适应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使“新课标”能广泛、深入地实施。所以，在高等音乐院校的教育中必须重视“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在演唱、演奏、即兴创作、表演、读谱、记谱、听赏、分析并描述音乐、评价、理解音乐和其他人文艺术与人文艺术以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全面推进，加快音乐教育的“多元化”进程，培养出具有全面素质和能力的音乐人才。
“多元化”后的思考
一、强调多元文化，可能会忽视“母语文化”的教育
前面刚论述了“多元化”的重要性和内容，但由于其多元的性质，可能会导致多元文化的泛滥。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我国的主流文化，即“母语文化”。不能强调其多元文化，而忽视了“母语文化”的教育。“母语文化”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文明，是人们世代相传的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里面包含有太多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教育的发展不能忽视了“母语文化”的教育。所以，音乐教育要以本民族音乐为基础，然后尽可能地强调“多元化”。
二、重视多元性，可能会忽视音乐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多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多元性，思想的多元、文化的多元、能力的多元等。“多元化”可能使学生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培养了更多的能力。但是，过于强调多元性，可导致忽视专业性、技术性。在高师音乐教育中，学生的培养要“一专多能”，先一专，而后多能。所以，我们在“多元化”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学生专业和技术的学习。在重视专业和技术学习的基础上，强调“多元化”的音乐教育。
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
“多元文化”涉及的范围非常大，拥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多元文化既可以包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社会所蕴含的多种文化，同时也可以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多元文化”的本质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受，对其他民族贡献的认可，反对民族歧视、种族歧视，提倡种族平等、和平相处的文化体系，这也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充分的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内涵。多元文化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促进了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多民族的共同发展。体会多元化文化的存在价值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经之路，也是现代教育的基础目标和任务。
文化包括音乐，音乐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打破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限制，促进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融合对多元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音乐文化的发展不应该以一种音乐文化的审美角度来作为评价标准，应该从音乐文化的各个角度出发来作出尽量公正的评价，进而实现多元文化音乐的建立。实际上，我们主要的音乐文化大都来源于欧美的音乐文化以及中国的流行音乐等，对民族音乐知之甚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开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了解并认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进而实现多多元文化的准确把握，以达到从多元文化中汲取音乐文化，了解音乐文化的目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拓宽了音乐教育的事业，丰富了音乐教育的模式，促进了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和多元文化音乐的发展。
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对普通高校的重要性
（一）从教育发展方向的层面分析
普通高校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开展丰富了大学生音乐教学的内容，开拓了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有助于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内容涉及到了各个民族、国家的音乐文化，打破了传统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助于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有助于学生对社会文化的学生，认识到世界文化的不同。
（二）教育发展目标的层面分析
普通高校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形成，提高学生的综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及不同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美学、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这种教学理念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在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进行学习的时候，文化背景的讲解有助于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是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从教育发展进程的层面分析
普通高校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能够促进音乐教育的体制改革，是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理念和模式，将多元化理念普及到音乐教育的各个方面，其从新的角度出发，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对各民族的音乐文化给予了一定的肯定。
三、普通高校开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践措施
（一）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接受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理念
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应该以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理念为基础，以此为平台实现与国际音乐的交流，促进对国际音乐的交流，重塑我国民族音乐的教育。通过与世界多元文化的碰撞，建立一套多元的、完整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体系。多元文化音乐不是对西方音乐的补充，而是我国音乐取长补短之后形成的体现我国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
（二）建立完善的多元文化教学体系
建立完善的多元文化教学体系是实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核心。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以宽阔的音乐视阈为基础，对教学体系进行完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既应该包括世界音乐的教育，也应该包含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
论文摘要: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但是,改革开放后,外来的音乐文化对我国传统音乐形成了巨大冲击,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发展倾向。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总结。
音乐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更加便利于各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形象地展现出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比用语言更容易让别人理解和接受,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它还有一个特别的有利条件,就是乐谱是通用的,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民族的音乐,通过五线谱,相互都能演奏,这就更加便利于相互交流。同时音乐也是现实的反映,对生活的批判。世界各国、各个民族因为其内在的遗传基因和外在的自然条件不同,形成了一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由这些有特殊性的现实生活产生出各种有特殊性的意识形态,音乐就是其中的一种。远古时期,鉴于自然、社会环境的迥异,造成了中国各地区音乐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的贡献。尤其对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四千多年前,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秦兼并六国之后出现了二百年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这时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首次使中国和中国以西的文明形成联系。
我们从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上可以知道,秦汉的乐论辞赋、六朝的讲唱变文、唐宋的传奇戏剧、明清的话本小说及历代流传的民间歌曲乃至宗教音乐,都曾对整个文化和人们的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不同的文化,反映着不同的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是客观的存在,尽管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将世界愈来愈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世界多元化的音乐文化不会由此而“一体化”。因此,我们应该使不同民族、地域、国家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差别中得到发展,在全球意识下求得繁荣。所以,既要消除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也要去除唯东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想法,使世界音乐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音乐不仅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也能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形象。音乐的表现手段,有别于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它更加直接,也更加直观。文学需要专门的翻译家进行翻译,而绘画展现的大多是一些有具体形象的东西,音乐却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有力地展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社会的整体风貌,音乐能够表现不同的民族性,因此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展示自我的名片。正是由于音乐可以展示民族形象,所以它经常被当成重要的交流手段。商务谈判,需要音乐;婚丧嫁娶,也需要音乐。音乐不仅是民间交流的手段,更是国家交流的手段。
音乐用于外交,古已有之。我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外交中音乐是必不可少的礼仪之一,无论觐见天子、国君相见,以及诸侯国君接见其他国家的使臣,都需要音乐。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外交。
进入当代社会,音乐更广泛地应用于外交。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密切了。这种联系,已经不仅限于经济交往,还要建立在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思想艺术的基础上,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交往,且音乐是其中的重头戏。因为音乐表现的情绪是直接的,虽然世界各国的民间习俗不同,但其心理机制却大同小异,对情绪的感觉大体是相同的,因此人们欣赏乐曲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被其中所暗含的情绪所左右。音乐的情感性,与它所展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可以超越于人的社会与政治属性,当音乐用于交往的时候,它可以将音乐的某些功能和特性展示的淋漓尽致。
人们在结交朋友,增进友谊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一代,都选择去歌城、KTV一展歌喉;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时,不管是不是与音乐艺术相关的专业的毕业生都会精心准备一台歌舞晚会去感谢师恩,传达同学之间依依不舍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做早操、眼保健操、课间操等有益的课外运动时,也都会播放舒缓且有节奏韵律的音乐进行伴奏,让这些运动变得更加有魅力。
结语: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各民族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形式和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音乐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誉。中国音乐的多元化是中国音乐史不可回避也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种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会更加的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刘婷婷.试论跨文化音乐交流:1949年以来德奥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交流与接受[D].北京外国语大学,2007.11
关键词：屈家营古音乐，保护现状，创新开发
廊坊自古为元、明、清三朝的京畿门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宋辽时期，两国疆界分廊坊于南北，杨家将守三关的英雄悲歌就发生于此，至今永清县仍保存着的宋辽古栈道，就是宋辽对峙时宋太祖赵匡胤所建的战争防御体系，被誉为“地下长城”。正是因为廊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才铸就了其璀璨的文化。
任何音乐文化都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熏染，在廊坊固安就流传着一个很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那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中国文化之瑰宝”的“屈家营古音乐”，与西安仿唐乐舞、湖北编钟乐、北京智化寺古乐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乐。固安的“屈家营古音乐”，乐风古朴，音乐以其严格的教习制度，保持了古乐的纯净，直至今天仍彰显其特有的古韵。从永清县保存的“地下长城”到固安县的“屈家营古音乐”，就印证了廊坊悠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
近些年来各级文化部门对“屈家营古音乐”进行了多方面的保护工作。笔者在对“屈家营古音乐”现状进行了多方了解和调研后，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屈家营古音乐”的现状
1.1“屈家营古乐”的历史渊源
“屈家营古音乐”创始于元明时期,源自佛寺，后流传于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其演奏多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它的这种演奏形式也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古代音乐形式。音乐以吹奏和打击为主要的演奏乐器。论文大全。其演奏的乐器包括管、笛、笙、鼓、镲、钹、铛和云锣，也有用于集合会员和初会开道的大号铜锣。“屈家营古音乐”的音乐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宗教佛事、民间哀乐、故事传说、封建宗法、军政事务、自然生态、节令、动物、景致与儒家学说、人物、事迹等诸多方面。其现存的作品有《玉芙蓉》、《纣君堂》等13支套曲；《金字经》、《讨军令》等7支大板曲；《五圣佛》、《贺三宝》等20多支小曲和一套打击乐曲。由普通流行的传统曲牌和本身独有的曲目两大类组成。在演奏时，每一个演员都有其固定的角色，有总管、攒管、香首、师者和一般会员、会友等。
“屈家营古音乐”的演奏有其特定的时间。一般会在，农历正月初一与七月十五这种传统活动日中演奏。正月初一的演出是拜会和游庙。七月十五的演出是纪念祖师师旷和超度亡灵。除此之外，平时在赶庙会和给丧事送乐以及参加求雨等活动中演奏。
从“屈家营古音乐”的古乐文化，到演奏的曲目可以窥见，其音乐内容和演奏风格之丰富，乐谱之完整，技艺之精湛，显示了它的独特，更显示了它600年来声声不息的旺盛的生命力。
1.2 屈家营古音乐的保护现状
自1984年起，当地文化部门就开始了对“屈家营古音乐”进行紧急的抢救及整理保护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屈家营古音乐”于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等百余位中外学者及专家，曾慕名前往固安县考察“屈家营古音乐”。他们一致认为：“屈家营古音乐”的乐风相当于西方巴赫时代的音乐风格，音乐平和、古雅，是我们现在能听到的唯一的古代宫廷音乐。1987年6月19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地区音乐学术讨论会，“屈家营古音乐”以其特有的音乐会形式参加表演。与会的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专家观看其演奏，之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屈家营古音乐”是世界古老的音乐艺术之一，堪称“世界音乐之根”。其“屈家营古音乐会”被世人所瞩目。
“屈家营古音乐”在受到国内外音乐界钟爱和褒扬的同时，河北省及廊坊市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也已经行动起来，对它进行保护和整理。2009年6月由河北省文化厅监制，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录制，由河北百灵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河北民间音乐传统曲目集成（CD）》中收录了全省31个代表性音乐会的传统经典曲目，共计432首，其中包括廊坊的屈家营、南响口等在内的十一个音乐会的录音和录像。收录廊坊的“屈家营音乐会”、“南响口音乐会”等音乐会乐曲160首，时长约14个小时。在录音、录像期间，演奏“屈家营古音乐”的民间艺人，尽情展示了自己的演奏技艺。其中最具特色的有双管演奏乐手，他能同时吹奏两个管子；双云锣手同时能敲击两个云锣，其技术之精湛、花样之繁多，让在场录音、录像及文字记录的专家们叹为观止。
1.3“屈家营古音乐”的延续与继承
从古至今，我国的音乐教习多以口传心受为主。“屈家营古音乐”就是仍保留着以身口相传为文化链接而得以延续的，可以说它是活的文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了解，那曾经古老沧桑的宫廷雅乐了，更多的是摇滚、爵士音的冲击。那么，要想使“屈家营古音乐”这一文化瑰宝得以继承，培养传承人，创造古乐更多的传承人资源，已成为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北省文化厅已于2008年正式将演奏“屈家营古音乐”83岁的老乐师冯月池和32岁的年轻乐手屈炳庆，确定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屈家营村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员，按音乐会会规有条不紊地向老乐师学艺，为古音乐的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因为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其特殊性，河北省文化厅做出的这一决定，为传承人的保护和开发新的传承人资源，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论文大全。
1.4“屈家营古音乐”的建设
为了抢救、挖掘、保护“屈家营古音乐”及“屈家营古音乐会”之形式；为了发扬光大这一民族文化，从廊坊市到固安县都采取了很多有效地保护措施。其中，固安县出台并实施了抢救保护“屈家营古音乐”的“五个一工程”，出版了一本古乐图书（即赵复兴编著的《古乐奇葩》，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8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并录制了一套古乐光盘、还培养了一支年轻队伍、建设了一处阵地、形成了一个很具规模的产业。政府部门通过县、乡、村三级融资的方式，解决了音乐会堂土地使用的问题，先后完成了会堂通柏油路、通电、打井等基础性建设工程。2000年春，屈家营音乐会堂建设工程开始正式启动，会堂位于屈家营村东，占地9.8亩。2005年8月，会堂主体落成，建筑面积达966.5平方米。从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对“屈家营古音乐会”的建设，为喜爱和研究“屈家营古音乐”的爱乐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2. 对屈家营古音乐的创新开发
2.1在现代文明下古乐保护的新矛盾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与它至今仍存在的环境即“生境”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保护古音乐不仅是要留住它的声和形，更要注重保护使之生存的这种“境”。正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它“不仅存处在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其共时性的‘生境’，也不会是一个封闭性的单一的‘点’，而是一个能和相关文化、相关生态、相互影响或互相作用的动态系统”（1）。也就是说，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其所存在的文化生态，其性质就可能发生无法估量的改变。
在现代文明的经济大情境下，要想使具有古乐特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并发展，一般地做法是把其推向市场。一些音乐制作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原有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现代原素。那么，这种古乐进入经济市场就会脱离自身的生长环境，将失去原来固有的古韵之味。在市场化的今天，如果为了保留其原味而没有融入现代的理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屈家营古音乐”要进入经济市场，人们是否能接受这种“新”的古乐表演，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矛盾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当今，若想永远的继承和保留“屈家营古音乐”，那么，进行科学的，全面的保护，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开发，形成产业化才是它的必经之路。产业化对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只有在这种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古韵之味如长青之藤永远不衰。
2.2 借高校教育优势，寻找专业人才
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的高低，首先要看其国人对其文化的知晓。那么，对国粹之精华的知晓首先要靠教育的传播。
2.2.1教育的传承与创新，给古老音乐注入了春天的魅力
高校是传承教育，施教学生的沃土，如能让古乐在课堂上响起，让年轻学子们感受古老的“屈家营古音乐”的魅力。聆听和观赏这种以笙、管为吹奏，云锣为打击的音乐合奏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创作欲望，从而使他们成为这支研究队伍的生力军，让古老音乐永葆春天的魅力。
如果将“屈家营古乐”以音乐鉴赏课的形式引入课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合理的改编创作，并与原来的古乐进行对比欣赏，这样还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和创作热情。学生们还可将它做为毕业论文的一个研究方向，创建研究小组，对其进行专业的、多方面的、多角度的研究。
2.2.2通过高校教育培养的专业精英，建设多元产业化团队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产业化开发，既要保持原生态、又要有利于传承，还要进行表演上的创新、提高音乐的观赏性和传播性，是一系列矛盾的探索性的事业。那么，多学科的参与，与多元化、系统化的研究已势在必行。
屈家营村位于固安县中南部，隶属于礼让店乡,地处京、津、保三大城市的中间地带。可借助周边高校的人才优势和高校的学术环境，研究一套合理的开发战略，即通过高校教育培养专业精英，建设多元产业化团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战略手段。论文大全。在京、津及廊坊市各高校具有音乐、经济、市场营销、管理学、史学、传播学、旅游管理等众多专家，在他们的把脉和引导下，能从更高层次探索古乐的产业化之路，提升古乐的鉴赏价值，为产业化开发做科学的技术指引。
通过对“屈家营古音乐”现今的保护和开发，要想使这支古乐不像夜空滑落的流星，只有一闪即逝的光芒。那么，只有坚持走教育传播古乐文化，教育培养精英，政府为其制定专门之政策，大力做好传承人的培养，走产业化之路，才能使“屈家营古音乐”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永远不会流失的并闪光的钻石。
注释：
①杨晓.音乐学院与音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创作,2007年第二期.
②周文中,邓启耀.总序――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周楷模,云南民族音乐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5.
【参考文献】
［1］固安县文化体育局.屈家营音乐抢救保护工作的情况.2009,3.
［2］中国艺术报莫让古乐再“断弦”——老音乐家与河北屈家营音乐会的保护.
wenhuacn.com/news_article.asp?classid=11&newsid=4576.2006-12-22.
近日，笔者听到一盘由中国唱片深圳公司出版发行的原创歌曲专辑《亲亲大理风》，立刻就陶醉于歌曲的优美旋律之中。该专辑曲调清新，民族特色浓郁，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大理的山水人情，风花雪月之中。
初见杨克先觉得他外表朴实，不善言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一谈起音乐，杨克先立刻变得健谈起来，两眼闪烁着光芒，周身洋溢着激情。
破茧成蝶 春华秋实
“我最初的启蒙老师其实是我的父母！”杨克先一脸真诚地对我说。
上个世纪70年代，杨克先出生于大理洱海东岸的挖色镇高兴村。纯净的洱海水赋予了他艺术的灵性，挺拔的苍山赋予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杨克先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乐观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特别是对白族音乐舞蹈十分热爱，在忙完田里的农活或者不出海打鱼的时候，父母便弹起三弦，唱起白族小调，跳起霸王鞭。杨克先从小就被白族民间音乐的魅力所折服，加之父母亲的耳濡目染，上小学课时，他就能跟着父母或村民哼出一支支白族民歌小调，为今后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克先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加之勤奋学习，199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理师专音乐系，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大学三年里，手风琴、钢琴的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此外他还不断挖掘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吸取民间音乐养料，自己进行词曲创作，到大学毕业时，他成功举办了个人音乐会，使他的音乐才华“初露锋芒”。
2000年，杨克先被分配到下关三中，担任高色班的音乐专业教学工作，杨克先并未停止自己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追求，他勤奋钻研教学，教学相长，不仅教学成果显著，而且音乐的创作愈加成熟。杨克先深爱家乡这片热土，在他创作歌曲中，大多吸收了白族音乐的音调韵律，再加以创新，把现代音乐与民族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歌曲风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克先的羽翼渐丰，昔日无闻的丑小鸭渐渐蜕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通过他创作的歌曲了解到他。然而他并没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为了拓宽艺术视野，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2001年至2003年，他从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杨克先还向省内外许多专家虚心请教，先后师从钱晓雷、廖一等省内外音乐名家学习音乐创作。特别是2010年10月，他有幸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直接聆听了郑小瑛、邱孝胥蜚声国际的音乐指挥大师的教诲，使他的音乐创作水平甚至指挥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
“大师就是大师，他们随便点拨几下，就能让我领悟到很多东西，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克先发自内心的感叹道。
杨克先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水平，最终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那就是为了培养更多更好的民族音乐人才，为了更好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他认为作为音乐教师，把抢救民族音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几年来，他收集整理了白族民歌80多首，白族大本曲九板十八调中的十三调，共30多首乐曲，作词8首。他创作的民歌《下关风》、《小普陀》、《洱海鱼》、《采花莫把花采错》等120多首，其中《洱海金花妹》、《洱海鱼》、《我是大理小山茶》等发表在《民族音乐》杂志上。
在课堂上，杨克先经常把民间艺术与现代音乐相融合，教学中进行适当提升，让学生多了解学习一些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知识。2007年，他创作了《白族民间音乐》课堂实况录像，介绍白族民歌、曲艺、戏剧及白族音乐的发展。参加云南省第三届教学课堂实况录像比赛获中学组一等奖。
为了推动彝族打歌的发展，他创作编排的舞蹈《彝寨欢歌》把原生态音乐进行加工升华，使节目更具有艺术性和时代性。在共青团大理州委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周文艺晚会上演出，这个节目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学校经常表演的保留节目，对弘扬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杨老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他不仅在艺术上毫不保留地教授我们；在经济上还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这是杨克先所教过的学生们对他的一致评价。
的确，十多年来，杨克先爱岗敬业、爱生如子。杨克先参加工作至今已十一年有余，一直从事艺术特色班音乐专业教学工作，他所任教的班级在高考中都取得好成绩，连续6届上线率均为100%；所担任班主任的班级都被评为市级、校级“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等。2006年他被评为省级优秀教师，2008年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名师，此外还被评为市级优秀教师1次，校级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4次。
这，正是他醉心艺术，为教育事业奉献爱心的体现。
杨克先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父母都是农民，他跳出农门后，并没有贪图享受物质生活，而是一心奉献给贫困学生，爱心无疆，默默奉献。他的生活用度相当节俭，但把钱花在学生身上却一点不吝惜，没有任何迟疑。
高六十四班沈光，有较好的艺术天赋，但是由于父亲丧失劳动力，家境十分艰难，杨克先主动承担起帮助这位同学完成学业及成长教育的重任，不仅在思想上不断引导鼓励，而且在经济上给予无私资助，先后资助费用高达24800多元，使这位同学树立了立志成才的信心。在杨克先的帮助下，沈光同学圆满完成高中、大学的学业，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艺术设计师。
高86班的李克秀同学，家住弥渡县密址乡边远山区。2007年（高三上学期）临近专业高考时，她父亲病重，需长期住院，李克秀面临辍学的困境。杨克先得知后先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再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半年多时间共资助她3700多元，帮助她圆满完成了高中学业，顺利考入云南民族大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据粗略统计，10余年来，杨克先先后为多名贫困生资助三万五千多元，帮助他们完成学业。这对于那些大款来说，三万多元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一个拿工资吃饭的人来说，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子女？作为一个老师，要教好学生，首先要爱学生，把他们当成你的亲姊妹，甚至儿女！”杨克先谈起自己的学生时，脸上更多洋溢的是欣慰。
杨克先接着说：“我现在个人的家庭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不是特别好，但还是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平常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我觉得能帮助别人也是种幸福，自己所做的不算什么，‘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而已。”
在班务管理中，杨克先的理念是：“绝不放弃每一个学生，给每一位同学力所能及的一份关爱。”
在教学中，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文艺汇演、比赛、音乐会等实践活动对专业进行巩固和应用。他把民间艺术与现代音乐相融合，用民间乐器来授课，介绍白族民歌、曲艺、戏剧及白族音乐的发展，让年轻一代了解学习一些白族文化。此外他还注重对尖子生的培养，根据学生自身的特长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挖掘他们最大的潜能，许多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佳绩，如李婷婷、李程斌等被四川音乐学院、西南大学、西安音乐学院等重点音乐院校录取。杨克先的许多学生已经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艺术舞台上，他所指导的学生在全国、省、州、市都获过大奖，其中张国庆同学在第七届洱海歌手大赛中获美声组三等奖，李帅运获CCTV全国青少年七彩阳光艺术人才选拔赛声乐组铜奖，并于2007年教师节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
立足苍洱 绽放奇葩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杨克先谈起他的音乐专辑《亲亲大理风》时如数家珍。这盘专辑堪称是他从事十年音乐教育生涯的结晶，专辑以歌颂云南秀丽风光、唱响大理美好家园为素材，成功地把民族音乐的精髓与现代音乐节奏融合在一起，表现了独具魅力的音乐风格。
专辑由“唱响大理”十二首不同风格的歌曲组成，歌曲都由云南省著名歌唱家黄绍成，著名歌手赵绍波等演唱。其中《洱海金花妹》由于旋律优美、民族味浓郁又有时代气息，在保护洱海启动仪式上作为开场表演，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后由著名歌手杨建英、郭海波演唱，被大理电视台拍摄成MTV，选入《爱在大理》音乐专辑中。现在《洱海金花妹》已是大理州市各种晚会经常运用的歌伴舞节目。
歌曲《我是大理小山茶》是杨克先创作给女儿的礼物，其轻快的语调给人以明朗的享受，被广为传唱，现已成为大理市小学生参加全国各种音乐比赛的经典选唱歌曲。
杨克先虽献身教育，却从未忘记自己对音乐的追求，在艺术道路上坚定执着，立志弘扬民族文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几近苛刻，力求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在教学之余，他收集整理白族民间音乐，坚持创作歌曲，创作接近疯狂，有时半夜躺在床上，大脑里还在天马行空地跳动着音符。灵感乍现，他立马起身，弹钢琴，记录灵感的火花，有时兴起还会吟唱几句。他家住的是单元楼，这可苦恼了周围邻居，纷纷称杨克先为“艺术疯子”。
“大理有着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冲击，民间音乐将面临消亡，随着老艺人的减少，很多民间歌曲就会逐渐失传；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一个专业音乐教师，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民间宝藏进行挖掘整理和传承保护，让它们发扬光大，更好地服务于大理州的民族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这是杨克先发自肺腑的声音。
杨克先从2004年开始进行对白族说唱艺术大本曲三腔九板十八调的收集整理，曾多次找到民间艺人去收集，去找作邑村北腔代表赵丕鼎老艺人、向阳村海东腔传承艺人李丽老师学习，有些曲调由于演唱者的自由发挥，在曲谱中无法记录，他还作了一些加工整理，在民间音乐整理过程中，尽量保持歌曲的原滋原味。他还专程赶到云龙、剑川、鹤庆、洱源等地收集吹吹腔唱腔资料，收集整理了100多首白族民间歌曲和大本曲选段，创作歌曲近百首，绝大多数歌曲在省内外正式刊物上发表和获奖。
为了方便交流和学习，他尽量把白族话译成汉语，曲谱规范化，并用中文作词进行一些改编。其中由他改编的《新麻雀调》由白剧团国家二级演员董凤琴演唱后，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和传唱。杨克先创作编排经典节目十多个，节目《火的恋歌》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小学艺术展演二等奖，歌曲《和谐班级》、《快乐依依》荣获全国校园歌曲创作大赛一、二等奖。
杨克先勇于探索，创作上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他大胆吸收了一些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传统与现代创新意识相交融，因此，他的歌曲既是民族的，又具有时代性，让人耳目一新。他创作的《洱海鱼》荣获中国2010群众歌曲创作大赛一等奖，《快乐的阳芊依》获全国第三届校园歌曲大赛三等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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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多学科的交融与交叉研究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单一视角已难以存在,学术研究视角的多元格局已逐渐形成,追求视角的独特性日显迫切。特别是在西方哲学、西方文论研究领域,强调研究视角的中国特色已渐成趋势。在中国西方音乐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大多是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而较少主体特色。因此,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不单纯是指中国学者以中国自己的语言方式解读西方音乐历史的问题,也不是说客观上已具备了“中华文化情结”就是“中国视野”的全部,在更多时候,“中华文化情结”总是隐藏在学术话语之中,也大多是受控在西方文化视野的框架之内。从主观的角度看,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目的,在于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探索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研究的理论视域,力求搭建与西方学者相生共长的平等对话的平台,进而揭示西方音乐进程中的特殊规律。正是基于这种目的,使中西视域的互动与融合成为可能,进而彰显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的学术研究架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研究西方音乐中强调以中国人的视野研究西方音乐的缘故。如果我们以西方“浪漫主义音乐”与“民族主义音乐”两大流派进行比较的话,就会使人们思维更加清晰,发现其中蕴含着的启示意义:诸如浪漫主义某些音乐作品中已经不同程度上或显或隐体现了民族因素,但为什么还要有19世纪、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音乐呢?这其中,除了民族主义音乐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外,笔者以为,它们之间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与西方音乐美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一、理论基础——黑格尔在异文化研究中倡导的“本土化” 视角
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有这么一段阐述:“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1]陶德麟教授认为,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 笔者以为,黑格尔这一论述既符合了多元与宽容的时代精神,又符合在异文化研究上理论视野的改换与超越。而且黑格尔把这一研究与它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人们在异文化研究中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理论基础。今天看来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思想。这一理论给予了 “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以极大的启示。
以此为基点,“中国视野”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研究范式,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表现如下:
(1)追求普遍性(特指西方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范式)与特殊性(中国视域的西方音乐研究范式)的对应与融合。在理论建构的指向性上突破以往一以贯之的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改变以往大多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只见普遍性而忽略特殊性现象。以实现单一的西方话语体系范式向多元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拓展西方音乐研究价值的空间,使其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以便在新的高度上达到中西的“视界融合”;(2)运用“中国视野,不仅使中西方二者之间研究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而且也为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找到一种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权话语的、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话语,也即“中国话语”。[3]当中国话语融入至西方音乐研究中时,“话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相反,话语成为连接众多问题的轴心”,[4]进而搭建与西方学者相生共长的平等对话的平台,可以有效地保留了中国学者发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弥补西方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评力度和解构力度;(3)运用“中国视野”也是改变在西方文化语境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被矮化、被边缘化之境况的途径之一,否则,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有些成果有可能只成为西方文化话语独白的追随者。
因此,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首先应该破除一切盲从与迷信;其次,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论立场,这无论是在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音乐本体研究的层面上,都将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的理论架构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品格,进而汇入多元化的、性质各异的西方音乐理论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乐学界中占据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观条件——独特的文化体系构成独特的理论视域
构建“中国视野”的客观条件,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 “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伊斯兰文化。”[5]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主体是禅宗、老庄哲学、孔儒思想和魏晋玄学。它们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影响和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国视野”理论皆可从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中找到祖型与轨迹。当然,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尽可能地根据研究对象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理论视域的选择。笔者在此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为例。
如对20世纪西方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中的极端化现象进行剖析时,即可以“中庸思想”作为理论的立足点和美学批评尺度。“中庸思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日》)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之一。“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美学批评尺度,“在美和艺术中处处都应当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对立因素的统一,每一因素发展的适度,这就是孔子的作为美学批评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艺术作品,其情感的表现应是适度的。”[6] “中庸”之道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特质与批评方式。其思维方式与研究对象力求较为清晰地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中庸思想”作为中国视域,它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所作的剖析,对“新音乐”中的极端性现象的批评,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哲学思维层面,而且又显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这一尝试为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为真正实现中西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7]
又如叶秀山教授曾尝试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为理解海德格尔“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这一说法的参考,虽不能完全吻合,但对理解这个“状态”,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而言,我们的说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仅作一般道德修养格言来理 解,就失之肤浅;然而海氏的说法又显得笨拙而过于玄奥,容易引起误解,此时老子的话,有匡正之功。其实,在形而上的层次来看,他们说的都是事物“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是“同一过程”这个意思。“生”、“死”,“有”、“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老子说是“同出而异名”,这方面,老子说得很清楚,以此来理解海德格尔,没有多少抵牾。[8]叶秀山教授举的这一例子,作为我们当下话题的参考,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主观意识——“中国视野”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尝试
在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视野”观念的提出,当时主要是受文艺理论家谭元亨的经历所启发的。[9]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认为,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美国文论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时,列举了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又译原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20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10]
可见,中国学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文化,其背后潜伏的永远是西方文化的学术逻辑,是很难被西方学者认同的,最终只能导致主体地位的丧失。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哲学研究、西方文论研究、西方美学研究、西方文学研究、西方音乐研究也应该以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来创立自己的学说,运用中国的视域去探讨它。在主观上,尽可能地避免以往单一的研究范式或者单方面的将所阅读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的现象。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建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视角,指出“在西方音乐研究过程中,一个缺乏本土学术话语的中国西方音乐史学工作者,的确需要面临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再也不能单一地追寻或固守西方人的研究模式,否则,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必然随之而来……西方音乐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挣脱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缚,将之与中国研究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认识方法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进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11]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音乐范式的选择?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学者何时才能有充分足够的能力在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层面上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究竟面临着以何种研究方式继续存在着?面对西方人的专利,这些问题就会凸现在研究者面前。
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西方音乐研究,应该“在学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乐学分析为中心,在追求中国学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视野为两翼,在追求学科发展上以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并以揭示西方音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目的,同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相结合。力求构成以揭示西方音乐研究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要特色、进而产生由对西方音乐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认识走向多元性理解的开放性的学科研究方向。”[12]提出以“中西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其主旨是对单一视野(中国视野或西方视野)的补充或超越,更是对狭窄视野和单向度思维模式背后的偏失问题的纠偏,进而在理论创新上为我国学者的西方音乐研究赢得倾听者与对话者。
王晡、杨燕迪、姚亚平等学者也相继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进展。[13]其它学科的专家学者先后对“中国视野”在西方哲学、文学、文论和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阐述,如赵敦华[14]、叶秀山、金惠敏、汤一介、胡伟希、童庆炳、孙绍振、叶朗、吴泽霖以及叶隽等。[15]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西方哲学、西方文论、西方文学、西方美学和西方音乐艺术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场上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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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此可见,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上述学者不仅明确指出要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应学科作出了独特的解读。叶朗从植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对当代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艺术的终结”、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刻的阐述。其间“中国话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这种凸显“中国话语”达到的效果甚至显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对中国学者当有很大的启示。
同样,亦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对外国文学及作家进行研究。如吴泽霖对列夫·托尔斯泰独特的艺术审美情怀作出了适合中国特殊语境的个性化解读,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人们的指责与批评作了辩护,读者从中体会到“中国视野”研究范式不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颇有深意。
有的学者还对中国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体要求:认为我们不只是重复外国人的观点,也不只是翻译介绍外国人的着作。中国人需要做的创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来理解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创造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按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组织素材,使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可比性凸显出来。按照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评估和解释一些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使之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发生“价值转换”的作用等等。[16]
孙绍振进一步提出“中西文论要真正平等对话”,“不能从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开始接过话题,应该从西方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混乱的地方开始,促使西方文论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向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新的范畴来。”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命题和包含在话题中的方法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就只能像中学生那样解难题,永远不会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那样提出问题来刁难一下西方学者。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洞察对手,而且是为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更为深刻的了解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有在与‘他者’对话中才能发现。”[17]这一富有民族独创性的提法,为中国学者摆脱作为“西方文论”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单纯从西方语境入手诠释“西方文论”的趋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者认知西方文论的角度,无疑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的研究基础与学科内涵,也从方法上拓展了对“西方文论”的探索边界。特别对学界如何挣脱在异文化研究中以往僵化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视域研究西方哲学、文论、文学、美学和音乐艺术,也是当代中国学者在异文化研究上的贡献。正如巴赫金在阐述外位性思想时说道:“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他们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的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的文化给我们以答案,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新的层面,新的深层涵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18]
由此可见,“中国视野”是被人文领域中许多学者认同的了理论视域。当然,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亦有学者不同意“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认为,“不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仅仅靠一种想当然的‘中国人视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19]并举例约翰·凯奇的创作作品用中国的易经,很难被中国人认同,以此为由进而否定“中国视野”。尽管从理论层面上来讲,中国视野从内涵到外延均属于张 力型概念,并非传统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属于方法层面、价值层面和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意识呈现。因此,将西方音乐作品内含中国的题材内容,视为中国视野,这里实际有一个理解误区,约翰·凯奇作品采用中国的易经为题材,这是西方音乐创作中的中国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花”就是很有特点的例子。这与“中国视野”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提的“中国视野”,其主体是中国研究者,而西方音乐作品中采用中国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将作品内容与研究视域的混淆,将会误导人们对中国视野的正确理解。即便我们也将西方音乐中内含“中国因素”也视为“中国视野”,也不能就因为约翰·凯奇作品中采用了中国的易经为题材引发争议,而全盘否定之。按此逻辑推理,毕明辉的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中所举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对毕明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盘否定?更何况,要否定某一理论,按波普尔观点,还要不断地“证伪”与不断地“试错”,才有说服力。
西方音乐研究虽然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学问,但它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具有超越国别状态的学术效应。“音乐作为‘国际性的语言’早已被国内外大多学者所认同,音乐也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象征。‘国际性的语言’这一音乐观念,也蕴含着被各国各取所需的多种涵义。从这个意义出发,西方音乐具有被他国听众无所不在的‘听’与无所不在的‘评’所制约的特性。”[20]否则,西方音乐史上的大师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弄清这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西方音乐研究中“中国视野”之可行性。
四、践行“中国视野”——还须讨论与之相关的“误读”理论之内涵
虽然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21]。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时空的时代性差异,“中国视野”作为一种理论视域、价值层面等问题,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有“误读”的现象产生。对此,我们必须讨论 “误读”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究竟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与当下西方音乐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着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误读”这一理论内涵。他在《误读图示》中,吸收了德里达·雅克的“延异”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异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和创造意义,所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22]
同理,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23]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那么,我们今天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就应该由作曲家自己为自己的作品加注,这样也就无须后辈理论家再去找寻我们今天作曲家创作的踪迹与文本创作的意图,那么,也就没有评论家、历史学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对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某一问题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标准?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从不同的视域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时,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种?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着名的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所指出的:“同一对象在艺术家看来,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变异的。如果不同艺术家看待同一个对象,像科学家那样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艺术的毁灭了。如果面前横着一条大江,在李后主看来其主要特征是溢满了忧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则是时间永恒地淘汰着英雄,浪涛中有豪迈的壮志和生命苦短的心灵搏斗。可以设想,同样是这条江,横在辛弃疾面前则应有辛弃疾式恢复中原的慷慨,如果横在柳永面前则应该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诗人都像地理学家那样用一副标准的面孔关照这条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艺术形象转化为概念。”[24]
大多学者认同西方音乐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不能把它作为是对惟一结论、统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惟一的结论、统一的模式,则可能意味着是拾人牙慧。因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25]对音乐作品理解的价值旨归,究竟是以概念为先还是以主体对艺术形象的独特理解为重?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在异文化研究中,“误读自然被看作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交流对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和操纵,是以用‘他者’的‘有’来弥补自身的匮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从不同角度观察自身。”[26]
如果从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还不能说服‘误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也从现代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成见”(德文:Vorurteil,亦译“偏见”)的研究视角对“误读”这一现象作进一步的了解。
后现代解释学的研究表明:纯粹的客观性立场是不存在的……人不是从虚无开始进行理解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精神风貌、知识水平、他所在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都影响着他的理解,海德格尔称之为“前理解”或“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则称之为“成见”(Vorurteil)。[27]伽达默尔甚至公开为成见正名:“……成见未必就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实际上,我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成见,成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成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28]应该说,伽达默尔的这一理论对“误读”之内涵的理解是具有启示性的。
“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是哲学阐释学中‘偏见’的具体体现,在本文里,它摆脱了传统的负面界定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是指在与他者文化交流时,交流主体不仅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对他者文化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鉴于不同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或差异,文化误读当然是根本无从规避的。”[29]而英国的约翰·H·阿诺德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偏见’(它总是可能出现),就不需要历史学家了。所以‘偏见’不是需要发现并加以根除的东西,而是有待搜寻并加以利用的东西。”[30]
上述两种理论视域(解构主义与解释学)不仅为我们对“误读”的理解提供了独特的解释思路,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理论反思意识和富有张力的学理价值。所以,“‘误读’正是一种文化接受他种文化的方式:经过时代、社会和文化的过滤与改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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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化往往通过‘误读’在他种文化中获得新的品质,成为他种文化的新的组成部分”[31]从这个基点出发,“中国视野”的西方音乐研究范式,才能得以理解。由此推进我国西方音乐研究向原创性迈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妨举一位西方学者从西方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成功范例:
刘象愚教授在他的《“误读”与创造——荣格对‘太乙金华宗旨’的心理学评述》一文中说道:1927年,世界知名心理学家荣格以一个心理学家的立场为德国着名汉学家卫礼贤的译着、 中国道教典籍《太乙金华宗旨》写了书评。刘象愚教授认为,“从荣格这篇评述我们既可以看出他对东方文化的一些精湛见解,也可以看出他对东方文化的某些误读,而正是这些误读,为他在自己理论体系中的创造提供了证据上的支持,因此,他对这部道教经典的读解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或者说误读式的创造”,他还指出,“荣格这里的误读恰恰是创造性的,它的创造性就在于,它不仅使荣格为自己正在构筑的集体无意识体系找到了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使更多的西方人认识了对他们原本是陌生的一种东方宗教,进而以东方为借镜,把东方作为自我分析的与批评的工具,表现出以‘他者’矫正自我的文化焦虑和勇气;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获得了一个全新地理解自己传统的角度,同样能够以‘他者’为借镜,关照这一理论上十分难以界定的宗教体系。”[32]刘象愚教授认为,荣格的这篇评述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西方人理解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有效的途径。
这种“通过了解‘非我’促进了解自我;不以‘我’为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会‘以子之矛解子之盾’,或曰‘以彼之尺,度彼之身’”[33]的中西视域融合已为越来越多的学科及部分学者所共识。
因此,我们可以说,解构主义理论与解释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理论反思意识和富有张力的学理价值。如何将这一解构思想与方法合理地运用到我们的西方音乐研究中,又能够在运用中克服它们的片面性,而保持自身的特色,值得深思。当然,和其它任何理论一样,我们在强调解构主义理论与解释学理论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解构主义理论与解释学理论也同样存在着局限性问题,即一味的强调主体的作用,而弱化了客体的地位[34]。这种只重视主体忽略客体也必然导致对音乐作品这个客观存在的实体的把握程度。所以,笔者强调二者理论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重要性。它并不意味着对西方音乐的理解和文本的阅读与把握就此可以不顾客观性的存在,也绝不是强调对文本的认识与理解可以主观随意性。也正如于润洋" w:st="on">于润洋教授指出的那样“在探讨对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的理解这个问题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坚持主客体之间辩证统一这个理论立场。只强调客体而忽视主体的能动作用,或者一味夸大主体的作用而忽视客体对它的制约,最终都只能导致主客体之间的机械分割和对立。”[35]对此,笔者以为,“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有两方面的底线必须守住:一是追求资料的真实性;二是追求认识的独特性。追求资料的真实性就是力求达到对西方音乐的客观性理解[36],追求认识的独特性就是力求达到对西方音乐的主观性认识。我们还需对这一观点做一说明和限定。首先,主观性认识必须建立在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基础上的独特领悟。其次,对这一主观性认识又要尽可能地避免极端相对主义、不确定性和无序性的理论涵括其内。正确把握好这个“度”来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奠定中国学者独特的视域、独特的价值判断之特色,也才能够彰显中国学者的话语权和自信心。
【关键词】戏曲；城市化进程；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J61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011-03
朱恒夫先生所著的《城市化进程中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①（下文简称“传承与发展”）一书在癸巳年腊月已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该书的出版，对于近年来水波不兴的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无异于锦上添花，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戏剧研究领域的重要一支，近年来，关于戏曲的研究虽不断有书文涌现，但多是局部性的研究，较为零散，有的也仅局限于表层。究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中国戏曲的研究开蒙较早，自古至今，数百年不止，前人之研究成果甚多，后继创新超越者甚少；二是由于中国的戏曲源自民间，要了解她研究她就要深入民间，导致田野工作较多困难，从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戏曲研究的难度；三是戏曲的研究不是单一学科领域的探索，需融合文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音乐学、文献学等多学科，必须要有极大的毅力和长期的积累，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这也是不少学者望而却步、无法深入涉足的隐性原因。上述或可解释学术界欠缺较为全面、立体研究戏曲传承与发展专著的缘由。因而《城市化进程中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的出版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朱先生时刻关注着戏曲的点滴变化，不断探索研究戏曲的现状与出路，寒来暑往，笔耕不辍，三十年来先后发表戏曲研究相关论文一百六十余篇，戏曲专著十多部。所谓“久思必成新，久琢必成器”，“传承与发展”正是基于作者几十年来研究积累和思考的经纶之作。
一、内容框架
“传承与发展”洋洋洒洒二十七万余字，总的来看是分为三大块对城市化进程中戏曲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阐述――
第一大块包括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从现状与历史两个纬度展开。著作开篇即对近三十年来戏曲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明确的剖析，总结了戏曲现状中所存之危机及亮色，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由此引出城市化对戏曲的多重影响，并在对戏曲生存现状的窥探之后展开戏曲历史回望，进一步呈现出戏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衍变轨迹，以及戏曲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第三章至第七章可以看作是全书的第二大块，通过剧本创作、导演、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多方面对当代戏曲展开了全面研究：纵观了近三十年来戏曲剧本创作的主流和影响；探究了当代戏曲导演的成就与缺陷；论述了音乐在戏曲中的重要性及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分析了成功的戏曲表演的特色与要点；总结了戏曲舞美应该遵循的本质特征以及在改革中需要纠正的缺点。
第三大块即为书中的第八章，作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戏曲传承与发展方略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强调了当代戏曲发展必须走多元化道路、走回到市场、走向“新杂剧”等观点。这一章不但是全书的总结与升华，更是朱先生关于当代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思考的核心理念。
二、著作特色
（一）以史为鉴，立足现状
古人云：“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的重要性不容置否，强调了对于戏曲的研究，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因此，关于戏曲历史的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方兴未艾。然而，仅仅局限于对戏曲历史源流及发展脉络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原因在于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戏曲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演变，只有立足现状才能更好地审视戏曲在当代社会中的面貌，从而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方向与趋势。“传承与发展”正是在对戏曲与城市的历史观照基础上深入展开对当代戏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考证查验的过程中，挖掘出了戏曲各种艺术因素的发展与城市的关系。例如唐代城市中艺人及其表演对戏曲形成的奠基；宋代都市艺术市场中市民阶层对宋杂剧、南戏正式形成的推动；元代大都对北杂剧兴盛的影响；明清城市对昆剧传播的拓展；北京对京剧以及各地对地方戏形成的促进等等，都显示出作者对戏曲在城市化进程中传承与发展的独特认知与科学性解析。由此，作者进一步将视野投射至当代，分析出戏曲现状中的危机，认识到城市化与现代化对戏曲的冲击；同时也分析了戏曲现状中的亮色，强调政府的重视、剧团的力量、观众的认可对戏曲在当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视角多元，高屋建瓴
我国地缘广袤，珠撒各地的戏曲剧种更是不胜枚举。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戏曲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通过演员角色的扮演展现给观众悲欢离合的戏剧化故事，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深刻内涵，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多门类单体艺术复合一体。
戏曲曾经是中国人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时代以“加速度”的动力发展，多媒体与互联网的入侵，以及戏曲自身表演施施而行、轻吞慢吐等特点，使得戏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休闲娱乐视野，观众群严重减缩与断层，尤其是在年轻人的印象中更是浮光掠影。因而，如何能让戏曲这一古老的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延续其生命力，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继续传承、阐扬光大，成了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者在对城市化进程中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这一问题上，对剧本创作、导演、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全视角、多方位的详尽论述。如“剧本创作论”部分专题探讨了魏明伦、罗怀臻、郑怀兴在戏曲剧本创作上的特点与创新；“导演论”部分选取阿甲、李紫贵、余笑予等现当代极具代表性的导演分析了他们成功的经验；“表演论”部分不但例论了周信芳、尚长荣等京剧艺术家的表演艺术，还分析了梁伟平、沈铁梅、曾静萍、韩再芬等地方戏演员的表演特色，可谓五彩纷呈、各有千秋。不难看出，“传承与发展”的研究范围融贯东西，研究视角辐射多元，将构成戏曲的各个要素剖析得一目了然。
（三）经典分析，透彻清晰
在“传承与发展”中随处可见经典剧目与名家名人，其目的在于通过实实在在的实例管窥戏曲传承与发展的现状，从而进一步剖析其原因。如在“音乐论”章节，作者通过对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多个剧目音乐的分析总结了样板戏增强音乐表演功能、巧用传统音乐材料、针对人物设计唱腔等音乐改革的成功经验；详细分析了楚剧《大别山人》的人物腔调、音乐构思、字腔关系等作曲方法与黄梅戏《徽州女人》采用民歌乐素、引入现代作曲、运用主题贯穿等音乐创新。又如在“表演论”中作者通过对尚长荣在其改编和新编剧目――《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中的表演特色进行分析，探索出不受行当约束、准确了解人物、守护京剧规律的新的戏曲表演方式经验；在对梁伟平“都市新淮剧”“三部曲”――《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千古韩非》进行分析后总结其表演应适合本剧种剧目、唱腔要进入人灵魂深处等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从川剧《金子》主演沈铁梅的表演中，分析总结出正确诠释人物形象、发挥川剧演唱艺术、准确把握表演分寸等使该剧获得观众一致好评的原因。凡此种种，不但带给读者鲜明生动、透彻清晰的阅读体验，更体现出作者对各个剧种及其代表性剧目了如指掌、精义入神。
三、学术贡献
（一）新见迭出，启发深刻
在“传承与发展”中作者始终坚持将戏曲与城市化进程之关系紧密联系，对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方略进行了研究与探索。书中立论独到鲜明，阐述详尽缜密，更创新性地提出众多新见，实为本书最大的特色。朱先生深知戏曲艺术必须传承和发展下去，认为戏曲是中华民族文化极具代表性的艺术，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草根性艺术，是在民族文化土壤上形成和发展的民族性艺术。因此，作者在全面、立体地审视戏曲之历史与现状后，提出了颇多关涉戏曲传承与发展方略的主张。譬如倡导戏曲艺术形态多元化发展，提出文化多元的社会现实需要、剧种之间艺术形态的差异、今日之探索和日后之借鉴的需要等皆是戏曲艺术形态应当多元化的原因。又如呼吁让戏曲重新回到市场中去，剖析了戏曲艺术高度政治化、艺人主体性丧失、演员缺少提高艺术修养的上进心、剧团与演员缺乏市场经验与市场受挫的承受能力等戏改弊端。再如首倡“新杂剧”将是今后戏曲发展之方向这一大胆、科学的战略提议，并详述了声腔的改革应既传统又现代，戏曲表演要与话剧、电影的体验方式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要融合一体等可行性做法。让读者在对作者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深刻缜密的研究精神由衷敬佩的同时，对“传承与发展”一书中所呈现出的远见卓识备具认同感。
（二）指导实践，与时俱进
早在多年前由朱先生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戏曲美学》②一书中就已展现出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性艺术所涵盖的独特、鲜明的艺术特征。无论是剧种本身的差异性特质，还是剧目的戏剧化情节；无论是戏曲人物形象的行当区别，还是戏曲唱腔与舞台美术的形态特色等都让读者领略到戏曲在表演、音乐、舞蹈、服饰、语言等多方面的艺术魅力。而这隽永、生动的艺术形式是要通过演员、编剧、导演、作曲、舞美等人的实践工作展示出来的。由此，“传承与发展”在理论上提出了众多具有权威性的真知灼见。比如在书中作者认为爱戏曲、扮相好、歌喉美、悟性高、有毅力、善合作等是成为合格的戏曲演员应必备的条件。又如对戏曲的导演作者也提出应有较高的戏曲艺术造诣、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广博的文史知识、敏锐的观察力、深厚的艺术修养以及草根情怀等要求。作者还建议在戏曲音乐改革上应努力打造出新的声腔音乐，并遵循时代性、民族性和程式性等原则。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当代舞美存在着一味追求写实、舞台设置太过恢弘、场景过多等不足之处以及改进的方式，即舞美的设计和布置应既保持戏曲特征又能体现出当代美学精神。上述种种无疑是朱先生几十年来在戏曲演出现场、各地戏曲院团实地考察的思考凝练，更是戏曲人在实践工作中得以参考和借鉴的点津性指导。
四、结语
回顾中国戏曲之研究，是自戏曲诞生起便从未歇止过的，从宋元明清的中国古代戏剧理论体系的逐步建立至王国维到张庚的近现代戏曲研究的不断展开，使得戏曲研究薪火相传，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更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传承与发展”的出版，以其多元化的视角、深刻的内涵，必将戏曲的当代研究推向更新的高度。该书给笔者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二：其一，作者广博精深的学术修养不仅体现在行文雅致、字字珠玑的文学功底上，作者用立足现状的理念探索戏曲传承与发展，看重戏曲在当代社会中的存在面貌，更启发了当代戏曲工作者应尊重现实、切合实际、不断革新；其二便是作者三十多年来对戏曲研究持之以恒的毅力、严谨治学的态度和默默耕耘的信念，这是任何一个理论研究者无论在何种学术领域的研究中都应当葆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带领后继学子们勤勉笃实地走在戏曲研究的道路上，使中国之戏曲研究气象万千！
注释：
①朱恒夫.城市化进程中戏曲传承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该著作为国家艺术类科研项目成果，入选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出版。
②朱恒夫.中国戏曲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朱恒夫.论戏曲的历史与艺术[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朱恒夫.中国戏曲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张庚.戏曲美学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朱恒夫.戏曲的出路在于回归民间[J].大连大学学报，2004（5）.
[5]刘祯.戏曲学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6]朱恒夫.当代中国城市化背景下的戏曲传承与发展方略[J].艺术百家，2012（6）.
作者简介：
王 洁（1982-），女，南京晓庄学院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研究；
关键词： “2010年全国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暨专题笔会” 音乐美学研究 新维度
一、前言
音乐美学的研究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自19世纪20年代萧友梅开创音乐教育事业及对音乐的大力推广，中国有了专门的音乐院校、音乐教科书和音乐论著。青主的两本音乐美学著作《乐话》和《音乐通论》的问世，开创了音乐美学专业研究的先河。近年来，音乐美学的研究论域涉及许多方面，诸如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存在方式、自律论与他律论、音心对映论、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等，为创建中国音乐美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音乐美学的研究在我国正向更广阔、更深入、更全面的维度和视野发展。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全国音乐美学会议，更是有力地推动了音乐美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而与此相关的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对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和音乐美学年会的举办，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0年11月19―20日，由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举办，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的“2010年全国音乐美学会高层论坛暨专题笔会”在金华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浙江传媒学院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台州学院艺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各兄弟院校音乐美学专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们。
2010年11月19日上午，开幕式在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会议由宋瑾主持，张前、韩锺恩、罗艺峰、邢维凯、冯长春、刘承华、杨和平分别向大会致辞，并就各自提交的论文进行了概括性发言。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会议在分会场就音乐美学课程教学相关问题进行研讨。20日下午，会议在分会场进行“自由论坛”研讨活动，由杨和平主持，罗艺峰、邢维凯、韩锺恩等各与会代表就音乐美学学科建设相关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将研讨推向了。研讨结束后，会长韩锺恩做了总结性发言，对学科建设问题提出了设想，并对2011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音乐美学年会提出了会议论题和任务。在热烈的学术争鸣，以对下一次音乐美学会议和音乐美学发展的期待中，大会胜利闭幕。
二、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
对于高等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相关院系的音乐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与课程教学问题的探讨，是这次会议论题的重中之重。张前教授对于目前音乐美学教材提出了十五个需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含在几个大的框架之内：关于音乐本体的问题、音乐的功能和价值问题、音乐美学和音乐哲学的概念和关系问题、对现有概论性的音乐美学教材的讨论。韩锺恩教授在19日上午开幕式上，对其向大会提交的《音乐美学课程建设与教学问题讨论》论文纲要做了解释性发言，分别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案、个案分析、学科关切等七个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上海音乐学院的杨婧博士代为宣读其导师杨燕迪教授提交的论文《中国音乐美学教学问题讨论之我见》，其中针对普通的音乐系科学生、音乐学专业本科生、音乐美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教学，以及音乐美学研究生的培养与选题提出了一些颇具参考价值的意见和看法。罗艺峰教授就“音乐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来自于学科性质”这一话题展开论述。冯长春教授关于高师音乐美学教学提出了几点感想，认为音乐美学教学中师范性的突出，重点在于对音乐美育理论的讲解与运用；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实施从具体问题开始到一般原理结束这个基本策略；避免把音乐美学课开设成音乐欣赏课；希望编纂更富针对性的教材。刘承华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的教学应以理论思维和阐释能力的培养为教学目的，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从知识性陈述转向学理性呈现，在授课时应注意强化问题意识、展示逻辑张力，以及个性化的语言表述。杨和平教授针对目前音乐美学教材与教学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及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认为音乐美学教学必须基于经验而超于经验又最终回到经验，必须以强化学科特性为己任，必须建立在人的音响感性体验的基础上，并强调主次轻重难易的层次。宋瑾教授以音乐美学教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是“音乐的美学”为出发点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需要的人才，应具有相关领域的学理的知和亲历的知，音乐美学的发展，应朝着多元并置的方向，依靠集体的力量，鼓励学生开拓音乐美学的领域，将视野扩展到世界音乐的广大领域。罗小平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程应形成比较完整的教学系统，有自己编写的教材，能够因材施教，并将其作为这一课程的特色及最终追求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及整体素质的提高。彭永启教授以音乐美学课的实际教学及历史意义为出发点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应该从观念上升到史论，从史论角度出发会更加切合实际。马卫星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推进了教育消费；应进一步探索针对大专、本科及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音乐美学应加入哲学关切。
杨易禾教授就课程教学及音乐美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对于音乐美学课来说，教学对象是很重要的；音乐美学抽象思辨的属性，应该充分运用到表演美学中去；音乐美学课要保持贵族风格吗？临响是体验还是直观？音乐美学一定要形而下还是形而上？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参与研讨的代表们更深的思索与更热烈的反应。黄汉华教授认为目前的音乐美学教材种类繁多，编写杂乱，不能适应音乐美学课程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于音乐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建议编写出一本更加实用的教材。叶明春教授主张音乐美学应回到感性学；音乐美学课程在教学理念问题上某些题例表述不够简明。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立足本土，谈音乐美学学科如何与少数民族特色结合起来，在其独特的文化生态视野下认知与解构音乐美学教学的“方言”。
中央音乐学院何宽钊在其发言中讲道，法国是从初中就开设哲学课的，建议国内的音乐美学课也可以开始得更早些，且应从其他学科吸收资源；并提出问题：音乐美学究竟是自律的还是他律的？音乐美学的任务是什么？等等。四川音乐学院陈思关于本科《音乐欣赏》教学中主体性建构实践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学生主体性建构中，首先要树立敏感意识；培养合理联想的能力对于音乐欣赏的重要性；增强审美主体的再创造能力，等等。武汉音乐学院汪申申关于开设音乐表演美学课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作曲专业应开设音乐美学基础课，并在其研究生招生时加入中西方音乐史的基础知识考核。陈新坤教授认为音乐美学课应结合音乐作品的听赏，且音乐表演和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听不同的版本。周雪丰教授就音乐美学本科教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建议编写音乐美学科目的词条，以方便教学与研究。
四川音乐学院何弦则从西方音乐史的教学谈其课程所涉及的音乐美学的教学，认为音乐美学的教学对于学生是一种引导，而不是规定；并对音乐美学的生存方式提出质疑。西安音乐学院苏小龙结合课程目标，就如何使音乐美学课生动起来侃侃而谈，并对涉及音乐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音乐美学即美的音乐的学问和音乐的美的学问。
三、研究生的培养
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是各与会代表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热点。张前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关于音乐美学教材编写与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的一些回顾与反思》中，重点谈到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指导问题。认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其关键问题在于鼓励学生选择自己比较喜欢和熟悉，且有一定积累并具有创新意义的题目，同时还要考虑与选题相关的文献的条件。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既要使研究生学会如何写学术论文，又要锻炼其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在为论文确定题目后，进一步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对材料的比较鉴别、辨别真伪及确定重点，最好编排出与题目相关的文献目录，并在头脑中时时构思写作提纲。进入论文写作时，应集中思想、精力、时间，进入写作状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将搜集到的资料上升为理论，并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与琢磨。最后谈到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应注意写好论文摘要、确定关键词、列好论文目次、注释及参考文献。张前教授所谈到的上述方法和意见，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邢维凯教授在会议发言及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提纲《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生论文选题与指导中的作用》中，总结了几点目前研究生论文选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诸如导师研究领域对学生选题范围的限制、导师指导经验的不足、师生配比不均所导致的问题等，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认为与当前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学术思维定式有关。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与思路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难点分析。
刘鸿模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音乐美学方向研究生的入门教育问题，从分析近年来研究生新生的特点入手，进而指出研究生在入学之初就应明确学科性质、特点，以及能力培养的目标，摒弃学生考研的功利目的，引导学生读书，通过读书培养对本学科的兴趣，并在读书的同时，安排写作与学术研究的任务，在此训练过程中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刘鸿模教授还指出要注重对研究生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教育，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避免抄袭现象，凡是引用别人的文章内容，必须加以注释。罗艺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研究生教学中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问题意识、材料功夫、写作技巧，在平时的教学中应注意对研究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吉林艺术学院的孙佳宾教授在其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培养研究生的几点体会》中指出，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围绕专业方向，建立合理的结构化知识，拓宽知识结构体系；在读书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开展问题讨论，引发学生的思考并形成对相关问题的重新认识。
四、相关问题之“自由论坛”
在11月20日下午的自由论坛研讨活动中，各与会代表就音乐美学学科的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及研究生的培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踊跃的发言。罗艺峰教授就教材建设与课程设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教师与学生用书应分开；主张在韩锺恩会长主持下编写音乐美学关键词辞典，等等。韩锺恩教授就课程设置问题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诸如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校不同的情况，考虑本科取消音乐美学基础课。此话题一出，犹如在平静的湖中投进一颗石子，激起了阵阵涟漪，众多不同的声音纷至沓来，其中反对者居多。马卫星教授认为，在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中不应取消音乐美学基础课，这一课程设置有利于提高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拓宽就业渠道。黄汉华教授认为应该让本科生接受音乐美学基础教育，而不应使之成为贵族专业。刘鸿模教授认为，本科音乐美学基础课的设置是有必要的，同意杨燕迪教授提出的“音乐学专业的本科，《音乐美学概论》应是必修课”的意见。叶明春教授支持马卫星教授的看法，认为在本科生的教育中应保留音乐美学基础课，并且最好豪华版的与简明的通史性质的教材各一套，适应不同层级的学生。何宽钊则就音乐美学研究方向的学生为何读书或者如何读书展开话题，认为这是比如何教学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主张学生带着问题意识读书，要有一种探索追问的欲望。罗小平教授针对这个话题作出回应：认为要使学生有问题，必须老师先有问题。张前教授深感此次研讨交流的激烈与各参会代表的热情，以及一些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提出：下一届音乐美学年会仍旧以此为中心议题，希望各参会代表根据各自学校不同的情况编写讲义，并做汇报；研究生表演类专业可以考虑开设音乐表演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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