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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反比例函数,面积法
面积法应用广泛,方法巧妙,在与反比例函数相关的题中,若能充分利用,并借助基本图形,将大大提高解题速度.
基本图例1:如图1,易证SABO =SACO =xy=∣k∣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S矩形ABCO=∣k∣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育重点改革
一、汉语语言文学教学特点
1. 汉语语言文学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学科,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目的就是向社会输送懂得汉语文学知识的人才,并不注重培养学生对于文学技能的使用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目的转为培养高素质高能力人才,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主要是通过写作来体现自身的能力,常见的工作岗位一般有宣传推广员、秘书类及行政管理类等。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要在大学期间要扎实记忆掌握基础文学知识,培养自身的文学素养。
2. 汉语语言文学没有清晰的就业定位,换句话说汉语语言知识没有较强的使用专业性及实用性。汉语语言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培养提高,提升我国整体文化涵养是其教育的最终目标。传统教育重点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一些文化遗产,培养学生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提高的是我国无形的资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逐渐开始向着实用型教学模式转变,尤其是汉语语言文学教育而言,在坚持传统教育内容的基础上逐渐与时下社会发展特点相融合迫在眉睫。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1. 内容多元化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没有硬性制度限制,任何文化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网民都可以互相交流沟通,网络文化交流开放性、可选择性更强,交流内容更加丰富,网民利用互联网交流没有心理压力,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小,使交流摆脱了空间上的束缚,利用互联网交流的个体可以摆脱社会风气及传统问题的偏见,从这个层面上看网络文化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网络文化中高雅与低俗并存,既有抽象严肃的文字也有娱乐方面的文章。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另一个不同点是网络文化是单纯以传播信息与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超越了物质层面。在互联网世界中使用者可以最大限度的彰显自我个性,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真正按照自我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网络生活,满足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2.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计算机语言不同于传统定义上的语言,计算机不受地域的限制是真正意义上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基于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上的网络文化有着传统文化无法企及的统一性。就目前现状而言,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明显,新型的网络语言的发明及使用对象都是青少年,加之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深入,家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缺少玩伴,网络就成了其了解世界的工具。这也为网络文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3. 信息的时效性
网络文化有效弥补了传统文化传播的弊端。基于互联网技术上的网络文化,对于信息的采集处理及都能做到第一时间。可以瞬间实现向所有网络用户传输信息,用户通过互联网终端可以更加方便的了解信息,使社会变为一个信息整体,节约了不必要的时间及资源浪费。网络的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节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
三、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学重点转变策略
1. 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强化发展,传统教育重点也必须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进行相应改变。教师不应再只重视学生汉语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单纯的知识性教育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对于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要求,必须结合网络文化的特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用性写作能力,集合新闻学及现代传媒的要求,结合多种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实际灵活运用能力。针对现阶段学生写作能力普遍较差的现状,教师可以利用网络私人空间及论坛,从最初的命题作文变为定期的更新文章,利用互联网的特性,学生之间可以随意交流,互相欣赏彼此文章,教师定期进行集体修改点评,通过点击量的差距来刺激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积极性,在提高自身写作能力的同时还能提高自己对于文章的点评能力,从别人的问题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2. 传统教育教学重点只是注重对于学生硬性知识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学生实践性的培养。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应更加注重学生对于知识实用性的培养。要为社会培养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懂得如何运用的双重型人才。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与社会网络媒体制定联合办学的目标,通过网络发展实际需要,培养定向专业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实用性。现代汉语语言文学的具体实用性更多的是要求学生要有基于网络技术对实时发表评论及看法的能力,要将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与网络文化的大众化特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总结语
网路文化虽然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载体,但是其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网络文化的巨大潜力及优势,积极改革教育教学重点,努力提高现代汉语语言文学与时代的结合度,提高汉语语言文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拓宽该专业生的就业范围。在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资源共享时代的过程中,完成新课标对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永军.新形势下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方案[J].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
[2]李仁武.如何加强网络文学建设[J].光明日报.2013
【关键词】试论阅读教学 发挥 学生 主体
在小学汉语文的课堂教学中,阅读教学所占的比重最大,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是提高小学汉语文教学质量的关键。在工作实践中,我试对在阅读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学习、优化阅读教学过程进行了探索。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是个性发展的主体,教师的作用是致力于导,只有教师与学生协调一致,主体主导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和共振,才是主体参与阅读教学的理想境界。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做法:
一、创境激情,培养兴趣,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学习兴趣是学习积极性中很现实、很活跃的心理成分,它在学习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学习的最佳动力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同时,兴趣又总是与情感密切联系着的,消极的情绪体验往往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所以,许多教育家非常重视情绪体验在学习中的作用,主张教学要依靠和利用教学材料,培养和发展学生学习的充沛情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加学习。小学汉语文教材中课文体裁多样,内容非常丰富。教师可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从课文内容入手,通过各种途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教学设备,创设与教材有关的具体生动的情境,灵活设计教学过程,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情感,提高他们阅读的积极性。
小学汉语文教材中有不少童话故事,如《狼和小羊》、《狐狸和乌鸦》、《美丽的公鸡》等。教学时,让学生扮演故事中的不同角色,或朗读、或表演,寓教学于活动中,学生很容易进入教学情境。像《曹冲称象》、《两个铁球同时着地》等课文则可以用实验演示法教学,把课文内容展示给学生看;《田忌赛马》、《新型玻璃》等课文教学时,可让学生上台来当解说员或推销员,这样,避免了教师一味静态地讲解,让学生在动手操作或动眼观察等主体性活动中学习课文,效率更高。而《》、《舍身炸暗堡》等叙事性的课文和《秋天》、《桂林山水》之类以写景为主的课文,教学时,如果能利用录像或多媒体电脑使书面的语言文字变成具体可感的声、光、形、色,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他们学习的兴趣会更浓。创设情境根据教学的需要,可灵活地运用于导入、讲解、总结等各个教学环节。教师要把握好阅读的激趣点,让学生在阅读实践中真正领会到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形成内在的学习动机,使阅读的愿望更强烈。
二、指导质疑,引导探究,增强学生参与阅读的能动性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感到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我们应该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引导学生进行各种质疑探究活动,将他们置于掌握知识、发展能力这一阅读过程的主要承担者地位,让他们体验独立自主阅读的学习经历,积极动脑、动手、动口,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阅读教学中辅导学生进行质疑,既要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又要科学引导,把一些质疑的方法介绍给学生,提高质疑水平。首先,可以从课题上质疑。如从《飞夺泸定桥》这个课题就可以提出“谁”、“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等几个问题,教师适当整理就可诱导学生一步一步读课文,理清文章顺序及重点。其次,可以从字词入手质疑。如学习《我的战友》一课时,有学生就提出:“课文中‘烈火在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熄灭’、‘从发起冲锋到战斗胜利才二十分钟’这两个句子中的‘才’字意思相同吗?”这样的问题就很有价值。
三、指导阅读方法,培养自学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学会学习是主体性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加强学习指导目的是想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科学性、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等方面给学生提供具体帮助,使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性。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学生需能读书,需能作文,故特设汉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阅读教学中要使学生把阅读的方法内化为能力,并要做到能迁移运用、独立阅读。阅读方法指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使学生愿意阅读、乐于阅读、会阅读、善于阅读,教师教给学生阅读方法和技能,提高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和效率,使学生体验成功的欢乐,最终视阅读为精神需求,体现出较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小学生应该掌握的阅读方法有:理解词语的方法、理解句子的方法、分段的方法、段意概括的方法、概括主要内容的方法、概括中心思想的方法、理解写作特点的方法、朗读的方法、默读的方法、阅读课外书籍的方法等。
四、创造条件,正确评价,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母语负迁移,语法错误,英语教学
一、迁移理论相关研究
语言迁移是指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知识对目标语习得的影响。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排除母语的影响和作用。母语的迁移有正负之分,正向迁移(positive transfer)指前母语对外语学习有一种积极推进的影响;反之,负向迁移(negative transfer)是指母语对外语学习产生一种干扰、阻碍的作用。负向迁移又叫做干扰(interference)(Richards,J. C. , 2005)。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时候会习惯性的把母语语言习惯强加于外语上,于是母语的负迁移现象便层出不穷。这些负迁移现象通常表现在文化因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在语法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国内外很多研究者都对母语负迁移对英语语法学习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过研究。
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Lado(1957)在其代表作《跨文化语言学》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中就已经指出:与本族语相似的成分易学,不同的成分难学;学习语言的困难来自母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异;通过对比分析,找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可以预测外语学习的困难,从而改进外语教学。在教学中,我们可通过汉英对比的方法来寻找两种语言的发展规律,寻求两种语言的异同,使学生明确这些差异,掌握难点,用心领会那些与母语不同的、尤其是相似而又有区别的知识,解除母语的束缚,克服母语的干扰,在日常学习和交际中产出可接受的英语语言。
Krashen(1981)对二语习得理论有过具有影响力的阐述,他认为,第一语言的影响可以看作是目标语获得程度低的一种标志。学习、掌握一门语言的过程是在不断增强该语言语感的同时不断排除母语干扰的过程。外语学习的首要目标是形成外语语感,而排除母语干扰就是学习外语的手段之一,两者相辅相成。亦即排除母语的干扰可促进语感的形成,提高外语水平,而随着外语水平的提高,母语的干扰就会越来越小。
甘利(2004)认为,汉语作为母语,对于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干扰是多方面的,涉及语音、语义、句法结构等各个层面,在语法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较多侧重于词法和句法的学习和使用,而缺少对语法整体结构的认识和理解。。作者从学生的作业中抽取一些较为典型的语句,发现了一些错误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进行归类:被动语态错误、完成时的使用错误、代词的部分否定与全部否定错误、连词和关联词错误和形式主语错误。甘利分析认为:学生掌握不了句子的主要意思和分句本身所存在的逻辑关系,导致其主次不分;汉语中很少使用被动语态,且被动句中通常含有被动标志词如“被”、“由”等,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十分普遍,且被动意义有时是单纯的通过句子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英语中用“it ”做形式主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句型,而汉语中则缺少这一现象。这些语法错误都是因为汉语的影响即汉语的负迁移所导致的。
赵靖辉(2006)在“中学英语学习中语法负迁移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也涉及到了因母语负迁移所导致的语法错误。笔者对某高中两个高二年级120人的汉译英和英语作文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中所出现的因母语负迁移所导致的语法错误,对上述错误进行分类,具体如下:
冠词使用问题
名词单复数问题
名词和代词格的问题
动词的使用和时态问题
疑问句词序问题
否定句语序问题
二、大学生因母语负迁移所产生的语法错误分类
本文以沈阳师范大学12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做为研究主体,以2008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的作文作为测试题目,所有受试被要求在同一时间内完成作文,因此可以预测在这些作文中的词汇和语法实用较为集中且具有普遍性。
调查结果显示,在这120篇英语作文中语法错误的出现频率很高,在总数为13583字的作文中,总共出现1109次语法错误,平均每篇作文中出现的语法错误高达9次之多。在对这些错误进行整理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这些错误主要包括:名词、主谓一致、介词、时态、被动语态等几个方面。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大学生因母语负迁移所产生的语法错误的具体表现及出错原因,笔者又对每一种语法错误进行了分析,下面是分类后的一些典型的语法错误及可能的原因分析:
英语中的名词有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之分,可数名词又有单数和复数之分。英语的复数表现形式有以下三种:① 在名词后加“s”或者是“es”;② 名词的单复数不变,即以其原形出现;③ 不规则变化,如 tooth变化之后为teeth。而汉语当中的单复数变化则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在名词前加具体数字或者是加某些特定定语来实现,如:两个苹果、很多书。另外汉语还可以通过在名词后加一个“们”字来实现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如:老师们。
冠词方面,英语中有不定冠词和定冠词之分,不定冠词又分为a和an两个,而且还会有零冠词的情况出现。。而汉语当中则没有冠词,所以受母语影响,学生在冠词方面容易犯以下的几种错误:①该使用冠词的时候不使用冠词;②应该使用a/an的时候使用the;③应该使用the的时候使用a/an;④不该使用冠词的时候使用冠词。
汉语中对代词的使用很简单,主格和宾格一样,所属格在词尾直接加一个“的”就可以实现,名词性物主代词和形容词性物主代词一样,反身代词也是通过在词尾加“自己”就可以实现;而英语中每一种格的对应着不同的形式。
在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级的使用方面,汉语和英语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得差异:汉语是通过在某个形容词前面加个“更”字来实现,而英语则是通过对形容词本身变形来实现,而且形容词变比较级也有几种不同形式。。
至于主谓一致,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汉语可以说:你吃、我吃、他吃。而英语则必须表达成:You eat, I eat, and he eats. 换句话说,汉语中主谓一致并不影响语言的表达形式,而英语中主语的变化则会导致谓语形式的变化。
动词时态方面,汉语对时态的表现形式并无严谨的格式限制,如:①他正在写作业。和② 昨天下午五点,他正在写作业。两句话中都使用了“正在”,但因语境不同。第一句是现在进行时而第二句是过去进行时。英语中对时态的表示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如上面两句话在英文中的表达应为:① He is doing his homework (now).② He was doing his homework at five o’clockyesterday.
汉语中被动语态的表达方式相对简单,主要表现形式为在位于动词前加一个“被”字。如:他正在被审问。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表达方式则较为复杂,包括对be动词的使用和把动词变为过去分词,如:The apple is being eaten.
汉语中缺少非谓语这一概念,因此在中国学生的英语语法学习过程中,非谓语一直是个难点。汉语中可以这样表达:
我喜欢踢足球。
你认识那个睡觉的男孩吗?
我不要别人吃过的苹果。
成为一名医生是我的梦想。
上面三个句子中都包含两个动词,但是动词的形式并没有产生变化,而如果用英语表达上面三个句子,动词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Do you know the sleeping boy?
I don’t want an eaten apple.
To be a doctor is my dream.
关于否定句和疑问句语序方面的错误,究其原因,汉语中否定句的表达式通过在动词前加一个“不”或者是“没有”来实现;疑问句则直接通过在词尾加一个“吗”字或者是直接加一个问号来实现。而英语中的否定和疑问往往通过使用助动词来实现,汉语中没有助动词,所以学生会在否定句和疑问句的语序问题上出现问题,继而产生错误。
三、对今后大学英语语法教学的思考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本研究中出现的语法错误大多是母语负迁移导致,这种错误如果不经过教师的指引和一些教学策略的帮助,学生很难通过自己改正这些错误。本研究使笔者得到以下启示:在大学英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首先让学生认识到存在于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之间的不同点,意识到汉语对英语学习所存在的干扰,并努力找出解决办法来消除和避免因母语负迁移所导致的语法错误。如教师可以通过加强英语和汉语两种语法系统之间的对比来增强两种语言的可辨程度,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法意识。
本文仅以大学生英语作文中所出现的因母语负迁移产生的语法错误进行了分析,有一些相关问题未能涉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甘 利(2004),母语负迁移问题与英语语法教学[J],《山东外语教学》(4):28-30。
[2]郭晓玲(2001), 汉语负迁移对英语语法学习的影响及策略[J],《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报》16(4):302-305。
[3]郭钟庆(2004), 英语学习过程中语言迁移现象研究概述[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4):58-62。
[4]赵靖辉(2006), 中学英语学习中语法负迁移问题的研究[J],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5] Krashen, S. D. 1981.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M]. Oxford, England: Pergamum.
[6]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cultur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7] Richard, J. 2005. Anon-contrastive approach to error analysis[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关键词:陈;句法观;价值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153-04
南宋后期的陈,字叔方,永嘉(温州)平阳县人。陈是一位在文学、语言学方面都有成就的学者,其句法观则略见于所著《颍川语小》一书中。今本《颍川语小》上下二卷,是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有残缺。本文所据,为《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守山阁丛书》本。陈防关于句法的见解,反映在《颖川语小》中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经纬说”,二是“奇正说”,三是“呼应说”。今分别举其要如次。
经纬说“经”与“纬”的提法,可能是对儒家典籍中经书、纬书划分的借用,借以说明句子中各种成分的主次关系。其类有五。第―类:
文有以一字自为经纬者。如《诗序》:“所美,非美然。”《论语》:“其然,岂其然乎?”句法最严洁。陈列典籍文例,多不举篇名,甚至不举书名,须略加指示,其义乃明。此处前一例文见《诗・郑风・山有扶苏序》郄玄笺:“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忽,指春秋时郑庄公之太子忽。后一例文见《论语・宪问》。依刘宝楠《论语正义》,“其然”是已设定的指公叔子文时然后言等事实;“岂其然乎”则是以反诘语气否认关于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的传言。“然”的意思在这里都是“如此”或“那样”。以上述两个文例分析经纬,则《诗序》“所美”之“美”为经,“非美”之“美”为纬;《论语》“其然”之“然”为经,“然乎”之“然”为纬。这是一字自为经纬的情况。第二类:亦有一字自经纬于数句之间者。“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云:“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又:“政者,正也。予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举例文并见《论语》,前两例出《为政》,末一例出《颜渊》。就本类而言,各句间的经纬字分别为“知”、“政”、“正”。这一类与前一类的区别,在于同一经纬字或居于一句之间,或居于数句之间。此类中的各例文,若要进一步分析经纬,则应与第三类参看。第三类:有以两字自为经纬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言复而成章。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则旁无一语之助,而经纬井然。前一例文,见《论语・八佾》。这里既是以两字自为经纬,则经纬字应分别为“祭”与“神”。先言“祭如在”,继而进一步说“祭神如神在”,故云“言复而成章”。后一例文,见《易・系辞上》。既是两字自为经纬,而又旁无一语之助,则“天”、“地”分别为经,“一”、“二”等分别为纬。由此而可进一步分辨前面所述第二类诸文例之经纬。如“诲汝”数句,六个“知”或为经或为纬,而以第三类义观之,则各句又自具经纬字。“诲汝,知之乎”,“诲”当为经,“知”当为纬。余仿此。第四类:又有以句之上下两字联属者。“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又云:“兼三才而用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例文分别见《易・讼・彖传》及《系辞下》。兼三才而用之,“用”当作“两”。此一类谓上下两句用字顶真,亦别经纬。如“险”,上一“险”字在该句为纬,下一“险”字当转而为经。下文之“讼”类同。《系辞》之第一个“六”字在该句为纬,第二个“六”字在该句中则为经。下文之“道”、“爻”、“物”、“文”诸字类同。第五类;有以两字错综而成之者。如:“《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只用君、臣二字为经,以上、下二字为纬,似对不对,以尽其义。例文为《诗・小雅・天保序》。两字错综而成之,谓两字及其代表字彼此交错而成经纬关系。下报上也,“下”代指臣而“上”代指君,“上”、“下”分别为“君”、“臣”的代表字。依陈说明,“只用君、臣二字为经,以上、下二字为纬,似对不对”,则此一类乃适用于例文之后二句。后二句承“下报上”而言,“君”、“臣”为经,而其代表字“上”、“下”为纬,“下”指“下下”的后一个“下”字。“君”、“臣”、“上”、“下”于句中相互交织,故云错综。
奇正说所谓奇正,是指句子的特殊与一般。“正”指一般句子,即循平常造句法而无特殊修辞意味,且字数多少适中的基本句式。与作为基本句式之“正”相对的则为“奇”。陈说:“作文语法,浑浑正正,怪怪奇奇,前辈评之详矣。洪文敏公聚经、子、诸史句,目曰‘法语’、‘精语’者,采撷尤密,却未有考论文句之或长或短,标之为后作准程者。因摭诸书之语,叙其大略于后。”但句子之长短并非分别“奇”、“正”的唯一标准;若长句,还须看句子结构的复杂程度。因此,陈又说:“《檀弓》云:‘所举于晋国筅库之士十有余家。’《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诗・晋・无衣序》云:‘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家语》云:‘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老子》云:‘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数语者虽长,而犹有句读可析,未见其为奇也。”可见句子虽长,但容易分析的仍不足为奇句,而仍是正句。陈论奇正时,所摭“诸书之语”,主要是奇句例子,约有超短句、超长句、复合句三类。第一类:凡句之短者,二字三字为奇。(中略)且如二字三字之严者,曰“敷贲”、“肇”、“才难”是也。曰“天行健”、“朋盍簪”、“由灵”、“胥南”、“乘乘黄”是也。此系超短句之类。按敷贲,见《书・大诰》;肇,见《诗・周颂・维清》;才难,见《论语・泰伯》。以上为二字句例。又,天行健,见《易・乾・象传》;朋盍簪,见《豫》九四;由灵,见《书・盘庚下》;胥鼓南,见《礼记・文王世子》,、鼓同;乘乘黄,见《诗・郑风・叔于田》。以上为三字句例。仔细分析其例文,可知陈奇句中短句的特征。此为“二字三字之严者”,严谓严洁,即紧凑。虽短至二字,但必有经纬可寻。如“敷贲”,依西方传统语法为动宾结构,但动宾结构仍可自为经纬,与《论语》“祭神”略同。或许是因为如此,陈没有将“一字句”列入此类之中。这里所举的二字三字句,有经有纬,且能表达相对完整的意思。此以下尚有“其稍宽者”,即结构较为松散的二字三字结构,如《书・大诰》之“弗”,《礼记・檀弓上》之“何居”,《诗・王风》之“扬之水”,《书・无逸》之“怨有同”等,陈也称之为“句”。这种“句”在今天看来,只是词组性质,其本身实难别经纬,也不一定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弗”等且不
论,即如“怨有同”,《书》伪孔传解为“则天下同怨雠之”,则原文的一般结构为“同怨”,与“弗”相似。这是与“二字三字之严者”不同的。第二类:其长有引而至于十五六字至二十字者。亦为奇。(中略)有一句而长不可去一字者。如《孝经》云:“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内则》云:“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毂梁传・昭公四年》云:“有若楚公子围弑其兄之子而代之为君者乎?”《说苑》称子曰:“鲁国之以众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也。”此系超长句之类。所谓长句,是与二字三字之短句相对而言的。古代特别是先秦两汉文言文经典作品中,单句的长短多为四五字至十来字,十数字以上者为长句或超长句。为表达需要,有时也不得不用长句。陈提出的作为奇旬之一的长句,字数之多少仅是其特点之一,另外更重要的是还有结构上比较复杂这一特点。字数虽多,但结构上句读分明即相对简单的句子,仍为“正”而不为“奇”。例如《春秋・成公二年》:“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搴。”凡三十五字一句,修辞学家以为“长者”,而陈不提。第三类:《孟子》乃有数句皆长而语复合者。“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继之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此系复合句之类。《孟子》之文,见《万章上》。所谓“语复合者”,当与今人所论复合句之“复合”不尽相同。依我们不成熟的理解,“语复合者”可能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数句之中语义之前后缝合无间,一是指数句之中句子关系的合理构筑。唯陈意在论句法形式,因而后者或是主要的。尽管如此,在分析这种具体例文时,仍然离不开语义的考察。
呼应说陈认为:“句法有正有奇,有呼有应。呼应者,一唱一和,律吕相宣以成文也。”他所说的呼应,主要是就句子逻辑上的接合关系而言的,适用于复句与句群的分析。从陈举的例子来看,其中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句的呼应,第二类为字的呼应。第一类:有三字居上而两字下应者。“予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乐骄乐,乐佚进,乐宴乐,损矣。”是也。此谓句的呼应。其例文分别见《论语》之《子罕》、《季氏》二篇。三字两字,此谓句的呼应。句之“居上”者为呼,“下应”者为应。如此看来,从逻辑上说,有呼必当有应,否则语义残缺。前一例文,“子绝四”为呼,“毋意”以下为应。这种情况,修辞学家则述为“总说”和“分数”、“分说”等。后一例文,“损矣”为应,“乐宴乐”以上为呼。第二类:有纯用“也”字呼应者。“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纵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然后用“以成”二字足其义。有数句纯用“之”字呼应而不假他助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中略)又《庄子》云:“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炫,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下略)”此八用“且”字,而上下呼应则用两“乎”字,语法尤紧。此谓字的呼应。前两例分别见《论语》之《八佾》、《卫灵公》二篇。《庄子》之文,见《天地篇》,陆德明《庄子音义》舷作骸。作呼应之词,陈畴称之为“字”或“助语”。在论述中,陈既出例而又明确指为呼应字的只有“也”、“之”、“乎”三字。他将作代词的“之”归于“助语”之中,依陈所说,则呼应之字实表示了句子间的关系。陈论字的呼应,都不离复合句和上下关联密切的句群。这是因为,既是呼应,则当有呼有应,呼与应或唱与和是彼此依存、相互体现的。
陈的句法说,就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有限资料,主要有上述三大方面的内容。其所谓“句”,仍与汉代以来文献分析中“句逗”之“句”相当,不是近代引进西方传统语法之后所说的“句”,当然二者也有重合的地方。以西方传统语法作比较,陈防关于“句”或“句子”的概念,有主谓宾俱全者,如所举的《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略去主语而只有谓语者,如“敷贲”、“肇”;有只为词组者,如“扬之水”及《论语》“夫子之求之也”。总之,凡应该读断而能明确表示一定意思的,都可视为“句”。应该读断,指在一个语音序列中,相对地来说应间歇较久;明确表示一定意思,指在这个语音段中,表示了一种特定的语意,但不一定表示一个完整的思想。
这种关于“句”的概念,是出于对传世文献分析的需要。传世文献特别是先秦两汉经典作品,在表达语义时往往节律性很强。如“夫子之求之也”一“句”,之所以可被看作是句子,就是因为它在行文中表现出来的节律性。这种关于“句”的概念,实际上与汉语一字一音的特点及汉语在表达上变动不拘的特点是相适应的。从西方传统语法学到近、现代语法学,人们主观上对句子的要求越来越严,对句子分析越来越细,这对于语言模型的拟就以及计算机的语言翻译等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严格而精细的分析,却不能对日常的语言表达特别是汉语的表达作出全面的说明,更不能对汉语古典文献中的表达作出全面说明。陈关于“句”的概念及他在此基础上对句子的分析,与当今语法学家广义的语法研究,自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值得借鉴。
“经纬说”初步描写了句子成份的主次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分析具体的句子构造,也有助于说明句子的语义和语用功能。在陈唠的句法观中,“经纬说”对于句子或话语的分析最具价值。“奇正说”论述了短句、长旬和复句。句虽短,但仍可据表意及结构别出宽严;句虽长,但应分复杂与简单。这就是说,陈从表意上和结构上对特殊的句子进行了比较。“呼应说”触及了今人按谓语性质而划分的各种句式,尽管陈对“句”的理解与今不同。所论呼应句,除某些判断句外,都是复句。至复句中分句间的关系,则呼句相当于主题,应句相当于述语。关于字的前后呼应之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它将虚字纳入了句法分析范围,而不再是一种训诂说明,不再是只就虚字论虚字。
关键词:语法功能 词类体系 句法分析
一、引言
在过去的语法研究中,有关现代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诸多语言学家曾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现代汉语词类体系,但其主要是面向人的,面对计算机这个新的交际伙伴,其研究成果还显得有些粗糙。尤其是随着信息社会对信息自动化处理要求的不断提高,越来越需要计算机能对自然语言进行深层分析,比如文本校对、机器翻译、自动文摘等,而这些深层分析的实现大都离不开句法分析。一般来说,自动句法分析的操作对象是句子或短语的词类标记序列,“客观的句法分析只能根据词类的标记序列来推知句法结构,如果词类问题没有解决好,或者词类和句法分析脱钩,那就无法根据词类序列去分析句法结构,这样就会影响整个语法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①由此看来,要进行自动句法分析,除了要为计算机提供必要的语义知识、词语搭配知识以及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为其提供比较完备的语法知识,尤其是语法基础的词类知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直到现在,研究人员已经在汉语词语的语法功能分类和属性特征描述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为计算机分析汉语句子结构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实际上,这个“基础”并不能真正满足计算机进行自动句法分析的需要。因为其分类并不是在详细考察每个词的语法功能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汉语实词的句法功能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这个考察的过程中得到的结果,不仅可以检验以往对词的语法知识的概括是否合适,从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且可以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为自动句法分析构建比较合理的实词词类体系,这样的知识对于没有任何隐含知识的计算机来说是进行句法分析必不可少的。只有尽可能地把每类词的句法功能描述清楚,为计算机提供更加精细和完备的词类体系,才能指导它分析出正确的句子结构,给出正确的语义解释。从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高级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系统的研究与开发,诸如信息提取、机器翻译等,也都离不开这样的语法知识的支持。因此,必须加大汉语语法研究的力度,加细语法刻画的颗粒度,构建真正适合自动句法分析的汉语词类体系。
二、现有词类体系对自动句法分析的局限性
从历史上看,汉语的词类体系是以印欧语语法的词类体系为蓝本的。尽管经过几代语言学家的研究,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局部调整,比如增加了量词、助词和语气词,从形容词中分出区别词等等,这些局部调整的确不乏闪光之处,但是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依然无法摆脱模仿的痕迹。由于始终摆脱不掉印欧语词类体系的羁绊,所以最终导致汉语词类划分并不是严格地按照词的语法功能来进行的。特别是实词分类,似乎名词、动词、形容词是生来就有的、不必加以验证的词类。尽管说语言学界对词类问题进行过几次大讨论之后逐步达成共识,认识到语法功能是词类划分的唯一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标准并没有被真正彻底地贯彻。就现有的词类体系看,“不管哪种类型,也不管是哪个版本,无一不带有先验性。它们都不是对客观存在的词进行全面分析和全面归纳的产物,而是先由语法学家所构拟然后又由语法学家加以解说的框架,这样的框架必然带有语法学家的成见和缺陷。”②具体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1.每个词类到底有哪些语法功能,这一点很不明确,一般的语法书上仅列出几条“语法特征”。例如,说名词可以受数量结构修饰;不能受副词修饰;可以作主语、宾语等等,但即便是这几条特征也往往缺乏普遍性。
2.属于同一词类的词,其语法功能可能有很大差异。例如,“领导”可以作主语、宾语、定语、体词性偏正结构的中心语等,而名词“期间”只具备上述功能的最后一项。
3.不同词类的词,其语法功能也许反而相似。例如,形容词“富裕”跟动词“信任”,形容词“虚假”跟名词“实物”等等。
4.一些词的语法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例如,“期间”用在体词性偏正结构中,另一直接成分通常是动词或动词性结构,把“期间”看作名词或现有词类体系中的其他词类都不太合适。
5.缺乏对词的各种语法功能的定量描写。例如,一个词能作主宾语的概率是多少,作谓语的概率是多少,这种数据对于自动句法分析很有用处。③
目前还只有对词类语法功能频率的一些小规模调查。这样粗糙的词类体系在句法分析中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进行说明。例如“接待/v两/m位/q领导/n期间/n”这个短语,计算机在进行自动句法分析时,处理的是这样一个词类标记序列:
VT M Q N N
我们希望给计算机提供一套形如“NP+VPS”的句法规则后,能够得到正确的句法分析结果,实际上这样的句法分析难度很大。任何一位读者,如果仅仅知道VT、M、Q、N分别代表及物动词、数词、量词、名词,不看具体的词语序列,都很难确定标记序列所对应的是哪一种句法结构,更何况是机器。对于这样的情况,计算机只能给出所有可能的句法结构。对于上述例子,在人看来是没有句法歧义的,因为人看到词语序列中的每个词语时都能激活头脑中跟具体词语相联系的许多知识,而在计算机看来却是充满歧义的。怎样才能使计算机在分析的过程中自动选择正确的结构分析,那就只能尽量为计算机所面对的每一个词类标记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就现有的词类体系看,“领导”和“期间”的语法功能差别很大却给以相同的标记,这样粗糙的词类知识,难以有效地支持自动句法分析。诚然,自动句法分析中的歧义现象并非都是由语法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还有语义等其他方面的因素。所以我们构建的实词词类体系,并不奢望能解决自动句法分析中碰到的由于复杂语义和篇章层面等因素造成的诸多问题,只是期望对因句法关系的不同而产生的歧义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基于语法功能统计的词类体系构建
对于计算机来说,面向人的词类体系还是比较粗糙和不完备的。为了解决自动句法分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学者们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词类细化,进一步分出小类;二是建立语法词典,详细描写每个词的语法功能。但不管是传统语言学还是计算语言学,在研究汉语的词类问题上都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即没有对具体的词进行实际考察,而更多的依赖研究者所具备的语言知识。“大家都只举些典型例子,而一直没有人真正面对现代汉语千千万万个词一个一个地实际考察一下他们的使用情况,这样,大家都只能是纸上谈兵”④。所以,为了建立真正服务于自动句法分析的汉语词类体系, 我们对2000年《人民日报》中的前3500个高频词进行了句法分析。从2000年《人民日报》中为每个词随机抽取100个例句进行分析,详细统计每个词的语法功能,计算每个词各个功能的概率,按照“语法功能完全相同即为一类”的原则,对这3500个词进行了分类。按照“句法功能完全相同即为一类”的原则对3500个词进行分类,最终得到676类,其中一词一类的共有364类,两词一类的共有107类,三词以上同类的共有205类。
不同的词类之间,除了具有相互区别的特征外,彼此并不是毫无共性的。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不同词类的共性体现在:异类之间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比如,“庄严”属于类595、“继续”属于类58,尽管归属不同的类,但两者都可以作状语1,如“他庄严宣誓”“继续学习”。正因如此,我们在研究中才有可能根据需要,把某些个词合并为更大的类。
词类的个性,主要是指不同的类之间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比如“方面”属于类88,只能作中心语1;“规模”能作中心语1,但它还能作“主语”等,所以它归属于类476。正因为如此,大类之下还可以继续细分小类。正如上例,我们可以根据“能否作主语”将都能作“中心语1”的类88和类476再细分两个小类。
本文是利用词类的共性和个性对所有的类别进行层级分类的。从表面看,分出的676类似乎在一个平面上,而实际上,既然可以根据某一标准将大类细分为小类、将小类归并成大类,也正说明分类系统具有层级性。
采用二分法对这676类进行了层级分类,“二分”的标准就是寻找能使大类基本上均衡地分为两个(或者更多)小类的某种功能,然后运用递归法,依次在每一小类中寻找能满足“二分”的功能,直到不能再细分为止。采用这种分层方法,最终可以自顶向下构建一棵形如图1的树形结构。
图1:
该图是我们所构建的树形图的前三层,由于叶子结点太多,不便一一列入图中,只能以点代面,来反映词类层级体系的整体面貌。图中的“+”表示具有该项功能,“-”表示不具有该项功能,每一层除了叶子结点外,每一个结点都是具有相似句法功能的类的集合。比如说第一层的左结点,就是一些能作谓语的类别。通过这样一个树形图,便于观察词类间的关系以及词类的系统性。
四、基于语法功能统计的词类体系对句法分析的作用
在根据语料统计的各个词的语法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词类体系对句法分析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从考察的结果看,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客观反映汉语中词的多功能现象,降低句法分析的复杂度
为了将我们构建的词类体系跟现有的汉语词类体系加以区别,暂且将现有的词类体系称为旧语法体系,笔者构建的词类体系称为新语法体系。用新体系中每个词的句法功能总数除以旧体系中每个词的句法功能总数,就可以得出新旧体系句法功能的复杂对比度。对于新体系中每个词的句法功能总数,可以从句法功能表中统计得到,它包括从真实语料中统计到的功能数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内省出来的功能两个部分。对于旧体系中每个词的句法功能总数,我们是根据语料中某词所被赋予的词性标记来统计的。比如“幸福”在语料中被标注为“a”,在上文中已经汇总过,旧体系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有8种,那么就认为幸福有8种句法功能。尽管事实上“幸福”可能不具备形容词所具有的全部8种功能,但一旦给以标记“a”,计算机在进行分析时就可能要逐一检查这8种功能,用这8种功能分别与其后的某个词的所有功能进行匹配,直到分析成功。另外,其他一些词如“发展”在语料中被标注为“v”和“vn”,也就是认为动词具有名词的功能,这样的词在旧体系中的功能总数为动词和名词的功能总和。而在我们的统计过程中,“发展”不管标注为“v”还是“vn”,都是一个概括词,其所有的功能都看作是“发展”作为动词的使用情况。
我们对句法功能信息库中的3514个词的句法功能总数逐个进行了统计,两种体系的句法功能复杂度的对比结果如下表:
表1:新旧体系句法功能复杂度对比
对比度 比例(%)
8 8.1(286个)
7 2.0(71个)
4 7.3(255个)
3.5 2.7(96个)
2.6667 9.0(318个)
2~2.333 11.5(403个)
1.1429~1.75 43.5(1527个)
1 10.1(355个)
0~1 5.8(203个)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只有10.1%的词在新旧体系中的句法功能复杂度是相同的,而有84.1%的词在旧体系中的句法功能复杂度高于新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旧体系中,某类词内部的各成员,不管是具有1种句法功能还是具有8种句法功能,都会给以相同的标记,这样就夸大了词的多功能现象,增加了计算机进行句法分析时的负担。
(二)有利于句法分析中歧义结构消解
我们从清华大学100万字的汉语句法树库中提取了11,206个“v+v”序列和10,081个“v+n”序列进行了考察。前一种序列匹配后只有一种句法关系的有2679种组合模式,共10,296个实例,正确率分别为82.9%和91.9%;后一种序列匹配后只有一种句法关系的有1462种组合模式,共7189个实例,正确率分别为70.7%和71.3%。其他有两种以上句法关系的模板,尽管不能确定具体实例中究竟是哪种关系,但相对于旧体系来说,其歧义的数量大大减少了。统计结果表明,新体系在外显式歧义结构的消解和基本名词短语的识别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五、结语
自动句法分析中,计算机所需要的知识很多,句法信息再详细,也不能保证句法分析都能顺利进行,对于句法分析中的歧义问题更不会是“过关斩将”,一路通畅,它只能对某一类句法歧义起作用。所以,后期的工作要适当加入语义信息。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语法功能匹配的自动句法分析研究”[编号:11YJC740118]的资助。)
注释:
①胡明扬《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1.
②邢福义《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94.
③陈小荷《从自动句法分析角度看现代汉语词类问题》,语言教学
与研究,1999,(3):63.
④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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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全面认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申小龙在汉语语法研究别重视“意合”,也就是特别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而对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持否定态度,基本排斥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对现代汉语的形式的分析。但是,由于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形式为依据。因此在高一虹的《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差异与理解》这本书中,中小龙的专著的英文译本受到了奈达先生的激烈抨击。虽然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等方面对语言进行研究,但是我们并不能排斥语言的形式在研究语言的个性与共性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结合语言的具体形式。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更深入。
近年在国内兴起的“中国文化语言学”主要分为三大流派:‘双向交际文化语言学派”、“社会交际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这三个学派在观点上有一定的差异,有的甚至是对立的。例如“双向交际文化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游汝杰认为应该从生物、物理、信息、人文这几个方面来研究语言的性质。虽然“人文”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得从生物、物理、信息这几个方面找寻客观依据。而“全面认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申小龙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在汉语语法研究别重视“意合”,也就是特别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而对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持否定态度,基本排斥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对现代汉语的形式的分析。
由于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以形式为依据,因此在高一虹的《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与超越·差异与理解》这本书中,申小龙的专著的英文译本受到了奈达先生的激烈抨击。
一、形式、社会和心理
“系统语言学从社会角度研究语言,不重视语言的心理基础;转换生成语法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语言,不过问语言与社会的紧密关系。”尽管如此,两者都是以对语言的形式进行分析为基础。而申小龙则更加重视从心理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去研究语言,基本抛弃“形式”的研究。因此引起了冲突。
例如这段话:
“这种以逻辑事理显示语法结构和脉络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观感觉来体验认同语言组织的“神摄,,方法,都说明汉语语法是一种需要人的主体意识积极参与的语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那样可以对之进行客观、冷静的形式标记分析的语法。汉语的这种主体性强、人的因素突出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汉语的人文性。”
奈达先生的评价是:
“什么是逻辑事理的‘脉络’?无法让人理解。”
奈达先生无法理解逻辑事理的“脉络”,这是因为这个“脉络”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无法从形式上进行分析,所以让人感觉无从着手。在西方语言发展史上,马泰修斯证实并发展了法国古典学者亨利·维尔(Henri Weil)于1844年完成的《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的词序比较》的启发,发现了句子中的三种成分:主位、过渡、述位。并且,他认为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是所谈论的对象”,“是已知信息,至少是在特定情境中十分明显的信息。”述位是“话语的核心,是说话人对主位要讲的话,或与主位有关的话。"如果说主位、过渡与述位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脉络”。那么不同的人对这种“脉络”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韩礼德在分析成人话语中的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时,也采用了“主位”和,’述位”这两组概念。但是认为主位所表述的是已知信息,述位主要表述新信息,有时也可以表述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的组合。 例如:"the cat pleased me","the cat”就是主位,表示已知信息;"pleased me”就是述位,表示新的信息。又如:"the house was built协Stevens","the house”是主位,表示已知信息;"was built”是主位,也表示已知信息;"by Stevens"是述位,表示新的信息。既然同样的“脉络”在不同的人的眼中是不一样的,那渊}难给“脉络”定下定义,从而也难以以“脉络”为标准对语言进行研究。
二、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也不能支持排斥研究语盲形式
申小龙反对照搬美国结构主义的方式来分析汉语语法,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语言都具有各自的特性,最直观的不同就在发音跟书写上。但是语言同样也具有普遍性,例如“爱”这个词几乎在所有的语言里都有对应的翻译。因此,如果仅仅只强调个性,只从语言的特性进行研究,那对语言的分析渊}可能是不全面的。
例如这段话:
“这样照搬西方语言学来作汉语的形式分析,其结果就是貌合神离,也就是我们语法学所说的汉语语法之貌(形式),不合于汉语语法之神(意义)。”
奈达先生的评价是:
“有必要明确“离于什么”。“不合于汉语语法之神(意义)’,很令人费解,原文无疑也同样费解。”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构式语法 英汉动名结构“V+NP” 意义差异
一、引言
张云秋,王馥芳在分析汉语“V + NP”(原文标记为“V+ON”)时指出,汉语有受事标记过度的现象,他们从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的角度对此现象提出解释,认为汉语的结构限制条件的阶层排列体系有两个,造成了受事标记过度:“忠实性条件>标记性条件”和“标记性条件>忠实性条件”[1]。但是,从他们列举的五种“V+ON”例句看,动词V的后面不一定就是“受事成分”,即,一般语法所谓的“宾语”现象,标记为“V+ON”似乎不够精确,“写文章”的关系是受事还是结果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1)吃西餐(受事)
(2)写文章(结果)
(3)吃食堂(处所)
(4)吃小灶(方式)
(5)吃大碗(工具)
同时,文中引用王艾录、司富珍的例句,认为下列例句每一句只符合语义、句法、语用当中的一项规则,显然有悖常理:
(6)?香蕉吃大象。(句法)
(7)他吃了两个馒头。(语义)
(8)你去洗个澡吧。(语用)
因此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和构式语法角度探讨这一现象,并讨论英汉动名结构“V+NP”的意义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可能对中国学生造成的认知困难。
二、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
认知语言学主要指以Langacker为代表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和以Goldberg为代表的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简写为CxG.)。关于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国内近年来介绍评述颇多,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体验哲学,主要概括为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2]。心智的体验性说明语言认知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个部分,认知必须建立在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基础上。人类基于经验,获得基本范畴概念,进而在大脑中形成完整的概念。Taylor认为语言知识属于的一个部分,隐喻以概念化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概念的理解借助于人们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积累。认知的无意识性意味着认知不一定完全依靠形象语言,存在着非语言思维。人类思维过程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表征的结果[3]。认知语言学同时强调思维的完形特征,即一个概念的形成不能够从各构成部分特征之和简单叠加而来。前文提及,相同的“V+NP”:“吃饭、吃辣、吃食堂、吃苍蝇、吃枪子儿、吃官司、吃亏”表示不同的句式意义。英语的“V+NP”结构大多是受事成分,但不是全部:
(9)He sneezed his tooth right across town.
(10)She smiled herself an upgrade.
(11)The legs agitated themselves once more.
(12)We changed train in Shanghai.
(13)Your argument does not hold water.
(14)He kicked the bucket.
因此,传统的形式语法不能对此做出全部解释。作为对Chomsky学派的批判,构式语法家强调语言的特殊性,反对语言有普遍共性的观点。一个构式的意义应由构成该构式的要素和构式本身共同决定,即构式是形式与意义的结合[4]。构式应当借助于语义,语用,认知和功能需要说明意义,而不必借助于普遍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的深层、表层结构。构式语法不仅能解释常规语言结构,也能解释非常规语言结构(“patterns with unusual quirks”)。Goldberg在各类文章中,多次列举了“Time-away construction”,“Incredulity construction” 以及“The co-variational construction”等构式来说明观点。构式可涵盖的范围很广,既有一般意义的短语,句法结构,也包括成语复合词语素。另外,Goldberg强调观察研究语言构式,认为两种语言构式相同的前提条件是“完全排除其他任何类似的结构”,语言知识在大脑中从零散的语言知识,积累成网络化状态。“the difference ...is due not to semantic generalizations,but to generalizations about information structure properties of the construction”[5]。
3.英汉“V+NP”结构意义差异分析
汉语许多内在语言结构还没有得到充分解释。汉语“V+NP”的意义随论元成分的具体意义和话语主旨不同而变化。汉语的施事受事位置是相当灵活的:
(9)这人我见过。他脾气古怪得很,鱼翅他不爱吃。
(10)北京白领置业时尚―租四环、买七环、开中档车
考察语言的模式必须从语言内部规律着手。“认知句法的任务就是描写有关的内在语言知识系统的结构范围和具体运作”[6]。在谈到汉语语序与语义语用关系时,刘丹青认为,话题优先是汉语语法语用优先的全息映现。因为“汉语句法的显性形式标志较少而且使用中缺少强制性,许多范畴不得不借助于语义语用来建立,汉语的构式既表句法又表语用或语义”。“睡沙发、沙发睡人、在沙发上睡、睡在沙发上”,其中“睡”和“沙发”在结构上分属动宾、主谓、状中、动补四类,而认知义都是行为和处所的关系。”。他据此提倡汉语研究应该是“语用优先方法论”[7]。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就应改涵盖语义,语用,功能等特征:
(11)我们坐头等舱;那边拐子,流子和两个武师在赌牌九。(工具)
(12)我父亲被发配新疆了。(地点)
(13)医生:先吃点药,观察两天再说。(补足)
(14)我在北京帮人家跑生意。(方式)
隐喻和转喻是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8]-[9]。部分“V+NP”结构已经成语化,或至少是词汇组快(word chunks)其用法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15)给我们少爷来碗扒糕,小爷爱吃辣。(转喻:辣的食物)
(16)他居然穿鳄鱼。(转喻,鳄鱼牌服饰)
(17)自然灾害加上苛捐杂税,破产农民被迫吃大户。(方言,隐喻,哄抢地主财物)
(18)我昨天打牌手气真背,老吃苍蝇。(隐喻,出错牌)
中国学生的概念形成无疑受到汉语作为主题突出语,英语为主语突出语,汉语突出语用英语突出语义的语言影响。受母语迁移影响,中国学生可能会把“V+NP”结构简单转换成“V+O”。在学习英语句式时,由于句法,语用知识薄弱,词汇组快理解也容易在汉语中找一一对应的汉语词汇,因此造成理解偏误,如“kick the bucket”被理解成“踢桶”,“hold water”理解为“存水”。
4.结语
Goldenberg认为,儿童学习母语必须依赖积极输入(positive input),在反复演练后形成语言构式(construction)。论元结构本身构成了结构和意义的统一[10]。最初的语法构式可能是肤浅的,过分简单化的(oversimplified)。只有反复练习,才能形成语言知识的网络(mental network)。由此推及二语习得也遵循类似的模式。不断接触相同构式,不同意义模式,才能真正掌握英汉“V+NP”的内涵。
参考文献:
[1]张云秋,王馥芳.受事标记过渡使用的优选论解释[J].外国语,2005,(3):23-28.
[2]王寅,李弘.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对词汇和词法成因的解释[J].外语学刊,2004,(2):1-6.
[3]Taylor,John.R.Cognitive.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Grammar[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9):10-17.
[4]陆俭明.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J].外国语,2004,(2):15-20.
[5]Goldberg,Adele,E.,Devin Casenhiser.English construction[C].Ms.Princeton University,2005.
[6]张韧.功能解释与认知句法的根本目标[J].现代外语,2005,(2):27-34.
[7]刘丹青.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J].语文研究,1995,(2):10-15.
[8]Langacker,W.Ronold. Metonymy in Grammar[J].外国语,2004,(6):2-23.
[9]魏纪东.认知语义学与认知语法:差异与同一[J].外语学刊,2005,(1):51-55.
关键词: 《汉语教程》 《新实用汉语课本》 对比研究
1.研究对象
《新实用汉语课本》是21世纪初,刘等为方便海外的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一套汉语教材,主要适用对象是以英语为母语或媒介语的外国学生。本文选取了该套教材的第一册为研究对象。
《汉语教程》是北京语言大学编写的对外汉语系列教材(语言技能类)的一年级部分,是为初学汉语的外国学生编写的。本文选取了该套教材的第一册(上)为研究对象。选取这两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本文选取的两套教材都是初级汉语教材。
第二,本文选取的教材都是综合课教材,两者课型统一,在编写思路方面存在共同点,但是由于两套教材的使用对象、编写者所持的理念等不同,教材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两套教材之间具有可比性。
第三,两套教材处于同一时期,出版时间比较接近。
2.《新实用汉语课本》和《汉语教程》教材体例的对比
教材体例指一课书或一个教学单元中的教学内容排列次序。教学策略是通过教材体例体现出来的。体例反映教材编者主张的教学思想,包括主张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课堂活动等。
《汉语教程》第一册的基本体例为:一是课文;二是生词(课文中生词和补充生词,从第一册起就出现汉字);三是注释(词的用法、小语法点、难句的翻译、习俗文化介绍、第一册为语音注释);四是语法;五是语音;六是练习(最后一题为汉字书写)。
《新实用汉语语法》第一册的编写体例为:一是课文;二是生词;三是注释;四是练习;五是阅读和复述;六是语法;七是汉字;八是文化知识。
对比可以看出,两套教材的体例大致相同,两部教材都在每课列出了重点词语的用法解释,帮助学生快速掌握高频词语。同时提炼出语言点,使学生在每课学习中更有针对性,温故而知新时更能抓住语法重点。
3.《新实用汉语课本》和《汉语教程》课文的对比
教材是课堂教学的基础,课文则是教材的主体。对外汉语教材中课文是学生的直接语料,因此,课文在对外汉语教材中十分重要。下面对两本教材的课文从体裁形式和课文内容方面进行对比。
3.1课文体裁的对比
课文内容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呈现出来,这种表现课文内容的外在形式就是“体裁”。体裁基本可以分为:日常对话、日记、记叙文、小说、书信、寓言、诗歌、戏剧、说明文、散文、游记、传记、议论文、采访问答、新闻、实用公文等。
《汉语教程》第一册30篇课文都是日常会话。《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14篇课文全都是日常会话。两本教材所有对话均为一行汉字,一行拼音。因此,两本教材在课文体裁上没有区别。
3.2课文内容的对比
教材课文内容的选择要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以学习者需求及学习者当前水平为依据。初级水平的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要求主要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这与他们面对的生存困难、要解决的最迫切问题都是相适应的。应该以学校生活和日常交际活动为主要场景,从身边人和事入手,由浅入深地扩大到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
《汉语教程》首先从最基本的问候开始,到买东西、换钱,再到通过课文了解中国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循序渐进。《汉语教程》的课文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满足语法句型的需要而编写的,编者对功能和文化重视不够,课文并没有很好地反映鲜活的实际生活。《新实用汉语课本》从打招呼、问候这类最基本、最迫切的话题入手,到自我介绍、转达问候,再到中国和西方不同的习惯、中国过春节的习俗、大学生打工等,基本都是学生有很强的学习需要、有交际价值的材料,涉及广阔的社会生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4.《新实用汉语课本》和《汉语教程》生词的对比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历来都是重点,也是难点。下面对两本教材的生词从生词量、生词排列、生词注释方面进行对比。
4.1生词量对比
根据两本教材课后生词表,对生词量做了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一部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初级对外汉语教材,在词汇安排上必须做到:(1)教材的绝大部分生词应在大纲规定的词汇范围之内,“超纲词”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2)常用词语要保证一定的重现率和覆盖率;(3)每一课的生词要控制在一定数量范围内,不能有的课很多,有的课很少。
《汉语教程》和《新实用汉语课本》的选词基本都在词汇大纲规定的一年级词汇之内,只有少数超纲词,生词的覆盖率较高。《汉语教程》在每个阶段的课文之间,每课的生词都保持了比较均匀的数量,没有出现生词过多或少的情况,做得比较成功。《新实用汉语课本》的课文数量比《汉语教程》少,因此每课的生词数就相应地增多。据表一,《新实用汉语课本》平均每课生词31.8个,从数量上看是比较多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本教材在生词量的控制方面实现编写目标,基本符合教学大纲对词汇量的要求。
4.2生词排列对比
《汉语教程》和《新实用汉语课本》都采取依照生词在课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将其列表附于文后的方式,具有直观、便于检索的优点。但是也有差别:《汉语教程》是先出两段课文,再将生词表附于其后;《新实用汉语课本》是课文加生词。这里《新实用汉语课本》的安排更合理,因为将生词表一分为二比将生词表合二为一给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较小,而且这样学生查找生词更省力。
4.3生词注释对比
《汉语教程》和《新实用汉语课本》都有英文版和俄文版,在此我们仅对英文版进行对比。
对于初级阶段的学生,生词注释对他们理解生词意思很有帮助。相比《汉语教程》,《新实用汉语课本》在英汉对译之后还给出了含有该生词的词组,这样可以使学生熟悉词语搭配情况,更好地理解生词及用法,便于掌握句子结构。总体看来,这两本教材的生词注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生词的英语翻译只是单纯的汉译英,而没有认真考虑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这样产生的译文很有可能不能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被译词的真正意义。因此,在生词注释中,重点要解释用法,要将生词的意义、搭配关系、用法、感彩、语体色彩、社会文化内涵等准确地传递出来,这样才能使生词的翻译真正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和运用被译词。
5.《新实用汉语课本》和《汉语教程》语法的对比
《汉语教程》第一册上的语法阶段是第11课至第15课。《新实用汉语课本》的语法教学是与语音教学同时开始的。下面将对两本教材的语法从语法点数量和语法编写方面进行对比。
5.1语法点数量对比
在初级阶段应该严格控制语法项目的总量,只选择最基本、最典型、必不可少的项目。由表2可以看出,《汉语教程》第一册和《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语法点都比较多,这体现了现行对外汉语教材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在初级阶段就将语法项目讲授完毕,使初级阶段语法学习任务过重,语法项目总量过大。而《汉语教程》则是在语法阶段才开始教授语法,造成语法教学高集中、高密度的情况,不利于学生学习。因此,在教材编写上应注意严格控制语法点总数,并对教学量大的、繁难复杂的语法项目进行切分,使其分散在若干课或者不同学习阶段出现,这样可以极大地简化语法点。
5.2语法编写的对比
《汉语教程》和《新实用汉语课本》都遵循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编写原则。《汉语教程》明确提出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语法观运用到课文的语法解释中。不仅重视语法结构的说明,而且注意揭示语法结构的语义,重视交际价值。另外,《汉语教程》进行语法讲解时还采取绘制插图的方式,是这套教材的一大特色。
6.结语
本文对《汉语教程》第一册和《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各方面情况做了简单的对比。通过对比,了解到两本教材在编写上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作为同是新世纪的初级对外汉语综合课教材,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于以往的教材,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仍需改进。由于我知识和能力有限,缺乏教学实践方面的经验,在对这两本教材的对比上仍有缺陷,需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