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2:52
导语：在饮食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1温饱型模式
也称“东方饮食结构”。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为中国、东南亚等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以谷、薯、菜为主，鱼、肉、蛋、奶为辅，佐以调味品，属于“三低”(低脂肪、低蛋白、低糖)饮食。东方的传统饮食结构有可取之处，但仍需改进和调整。
1．2营养模式
也称“日本模式”。既有东方膳食传统特点，也吸取欧美国家膳食长处，营养素比例适当，不容易发生营养缺乏病。
1．3地中海模式
为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所特有，该模式以蔬菜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食风格，辅以红肉。突出特点是不饱和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量高，低脂、低热量。研究表明，地中海式饮食不仅可以减少慢病的发生，还可以减少帕金森症和阿尔茨海默症发病率，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理想饮食模式。
2东西方膳食结构的比较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西方以美国为代表，中美两国膳食结构比较见表2。
2．1东方传统饮食结构
东方传统饮食结构以中国饮食结构为代表。中国传统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谷类、薯类和蔬菜的摄入量较高，肉类的摄入量比较低，奶类消费在大部分地区不高。食物中70%的热量与67%的蛋白质来自主食谷物。副食则是新鲜的天然食品，有丰富的蔬菜，适当搭配水果、菌类和藻类，外加少量肉食，精细加工程度低。烹调大多使用油菜籽、花生、大豆植物油，调味料有大豆酱、醋、豆豉等发酵食品。正是这样一种膳食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繁衍和健康。国际营养学界认为这是预防慢病的最佳膳食［2］。
2．2西方的饮食结构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以肉、奶、蛋为主食，拿牛奶当水喝，结果造成营养和能量的双过剩。分析美国膳食结构中动物性食物占40%，谷薯类食物仅占16%，蔬菜水果类占23%。到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爆发了慢病，2005年美国64%成人超重，50%人口肥胖。西方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结构产生了怀疑，注重研究东西方饮食结构的不同，并构建“健康管理”的保健体系来防治慢病发生，取得较好的效果［3］。在21世纪，美国则强调其膳食模式要作战略性改变，即从动物性食物为基础转变为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但实现这一计划需要很长时间，并非一代人所能解决的。
3东方传统饮食文化的世界贡献
3．1“钟鸣鼎食”时代开创了低温烹饪之法
中国在夏商时期就开始用低温烹饪食物，历经数千年，形成独特的中国式烹饪风格。低温烹饪多以蒸、煮、焖、炖为主，较少煎、炸、烧、烤。如馒头、米饭、面条、水饺、米粥等主食烹饪都是在摄氏100℃左右进行;即使爆炒的菜肴等副食烹饪也在短时间完成。这种高低温结合的烹调方式不仅有助于菜肴的表面杀菌、减少油脂的氧化，也有益于营养成分保持，还保证了食品安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品种。西方多以煎、炸、烧、烤为主的高温烹饪方式。高温烹饪容易发生“美拉德反应”，虽然风味独特，但反应过程中产生许多有害物质如丙烯酰胺、多环芳烃等，有害健康。
3．2伊尹负鼎俎、调五味，首创汤液疗法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记载，商代“疱人”伊尹善调五味，精于烹饪，首创汤液之法。其选材“以美为上”，重视“阴阳之化”，谙熟“水火相济”，长于“调和之事”，致使“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被尊为中国的食祖。伊尹还撰写《汤液经法》，利用“医食同源”原理，独创中药汤液疗法，促进中药从单方到复方的转变，为中医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空间［4］。历史上尊为烹饪始祖的还有彭祖，他善长调雉羹，“彭城雉羹”是难得的“珍馐”。难怪屈原在《天问》中慨叹:“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葛洪在《神仙传》也证实:“彭祖以善养性，能调羹，进雉羹于帝尧”。另外，根据汤液疗法原理，还可以制成各种粥食，不仅有养胃功效，还有保健作用。《随息居饮食谱》谓:“粳米甘平，宜煮粥食，粥饭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粳米粥为资生化育神丹，糯米粥为温养胃气妙品”。清·黄云鹊《粥谱》也记载:粥于养老最宜，一省费，二味全，三津润，四利隔，五易消化。可见，正是中华古老的汤液疗法使华夏民族的素质得以保存和发展。
3．3“黄金法则”搭配食物是科学的配餐方法
《黄帝内经》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种膳食结构由“谷肉果菜”四类食物组成，并根据食物的营养作用大小进行分类，其动物性食物(五畜)和植物性食物(五谷、五果、五菜)搭配比例的1∶3，符合“黄金法则”，是科学的配餐方法。《黄帝内经》中“谷养、果助、畜益、菜充”的全面平衡膳食模式，是世界上最早而又全面的膳食指南。它精辟而又纲领性地向人们揭示了饮食的要义，对指导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增进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这一膳食模式又被柯林·坎贝尔历时27年研究所证实，“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结构才是合理的，中华民族传统膳食结构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6］。
3．4中国豆腐的发明，推动世界饮食文化进步
继中国四大发明后，中国还发明豆腐的制作，成为推动世界饮食文化不断发展的又一发明。西汉淮南王刘安在炼制丹药时不经意间发明了用大豆制作豆腐的方法，克服大豆不易消化的缺点，开发了大豆食疗功能，体现了“药食同源”理念，推动大豆成为世界公认的“功能食品”。美国认识到大豆的重要性后立即制定国策，扩大种植面积，鼓励发展大豆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1999年10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健康声明:“每天食用25克源自中国的黄豆蛋白能减少罹患冠心病的风险”。为此美国每年生产大豆蛋白150万t，添加在各种食物中，有效提高了美国人的健康素质［2］。然而由于利益驱动，美国目前种植的65%大豆是抗农药的转基因大豆，出口世界各国，自己却每年从中国等国家大量进口天然大豆，人为制造了食品安全新问题。现如今“豆浆和豆腐强壮了一个民族”、“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青菜豆腐保平安”等体现中国居民日常膳食的健康法则，正在被美日等发达国家娴熟地运用，并不断被世界各国所接受。
3．5茶的发现和制作，中国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
作为中华民族“比屋之饮”的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而盛于宋，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茶已不仅是一种天然饮料，还具有药用效果、营养作用，茶的药用价值在唐代《本草拾遗》有记载:“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唐代陆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撰写全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及《茶经》在指导茶叶生产、促进茶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广饮茶风气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被人们尊为“茶圣”［7］。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茶叶中含有500多种化学成分，如蛋白质、糖类、脂类、维生素、矿物质、茶氨酸、茶多酚、生物碱(咖啡碱、可可碱和茶碱)、茶多糖及茶色素等。茶是优质的碱性饮料，具有驱散疲劳、清思明目、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止泻、镇咳平喘等功能。现代西医证实，茶还具有防治慢病、抗辐射、抗癌症、抗突变等作用。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物种，已风靡全世界，成为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使全世界1/3的人口受益。世界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盛赞中国茶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大贡献［7］。
3．6中华传统膳食体现低碳环保的生态观
许多研究证实，过食动物性食物危害健康;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有利于健康，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数据表明，食品中75%的碳排放是由生产牛羊等肉类食品产生的。生产1kg牛肉相当于排放36．5kgCO2、340gSO2和59g磷酸盐;而生产1kg蔬菜排放CO2不足4kg。牲畜直接或间接排放引起温室效应气体:1头牛排出200L/dCH4，全世界3亿头牛每年排放CH4超过1亿t，占全球CH4排放总量20%以上。不难看出，植物性食物在生产、加工、消费过程中，耗能低、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少，而动物性食物耗能高、CH4等温室气体排出量大。以此推断植物性食物是低碳食物，动物性食物是高碳食物［8］。中华民族传统的膳食不仅是健康饮食，还是低碳饮食，符合低碳环保原则，维护和发展中华传统膳食对发展低碳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8］。
4改变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的原因分析
4．1经济发展改变着中国传统饮食
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充足的食物供应和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居民膳食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为主膳食模式转向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结构。据中美合课题组在1989、1991、1993、1997和2002年调查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状况的研究数据表明:①膳食中优质蛋白占蛋白质总量的比例从17%增加到31%，脂肪供能比由19%增加到28%，碳水化合物供能比由70%下降到61%。无论城乡，谷类和薯类摄入量均明显减少。②烹调油消费量城乡均高达44．5g/d。③食盐消费量有所下降，但仍过高，达13．5g/d。④奶类、豆类制品摄入过低，铁、维生素A等微量元素普遍缺乏，钙摄入量不及推荐摄入量的一半，仅为389mg/d。⑤58%的城市居民胆固醇的摄入量超过300mg/d，城镇居民胆固醇摄入量也达到270mg/d。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高摄入导致人群中患慢性疾病的危险性增加，出现“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同在，贫困病与文明病并存”现象。面对着营养变迁的快速发展，正确引导公众合理选择膳食和控制膳食脂肪与胆固醇的过高摄入，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是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9］。
4．2食品添加剂等化学品正改变着传统的饮食模式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食品工业经过100年的发展，产生出3000多种食品添加剂，使商场食品琳琅满目、色香味全，人们的生活因此变得丰富多彩。但过多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当都会在人体内富集。另外，700多种化学品正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入人体的化学成分相互作用，引发人体慢性中毒，严重危害健康。2011年联合国呼吁:要回归合理的、有机的、生态平衡的传统农业技术路线［1］。这也验证了中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古训。
4．3西方现代饮食文化正影响着中国的传统饮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结构逐渐被世界所接受的同时，西方现代饮食文化也正影响着中国。有资料表明，当前中国居民的饮食结构迅速“西化”，三高食品大量摄入，洋快餐充斥市场。从1961～2000年，世界人均动物食品摄入量增加了2倍，而中国人均摄入量增加了10倍。其直接结果是: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于西方在过去30年中累计增长的体重，导致中国目前约有2亿人超重，600万人肥胖［2］。试验证实，体重超重10%，就会危害健康，长期超重15%的人可减寿11年［1］。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膳食结构的“西化”是造成中国居民糖尿病和高血压发病率逐年升高的首要原因。
5东西方饮食文化聚焦点———洋快餐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多元文化发展，快餐文化得到世界的认同。尽管人们褒贬不一，但也无法抗拒。洋快餐是西方现代饮食文化的产物，洋快餐正吞噬着中国。其典型特点是三高三低(高热量、高脂肪、高钠、低矿物质、低维生素、低膳食纤维)，是名副其实的“能量炸弹”和“垃圾食品”。作为“能量炸弹”它催肥了全球10亿肥胖者;作为“垃圾食品”它含有高达38%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形成动脉硬化、加速大脑老化、影响儿童智力、造成妇女不孕症以及皮肤过敏等症;洋快餐中大量的丙烯酰胺可导致人体基因突变，损害神经系统、诱发肿瘤的“致癌物”。WHO指出，与食品有关的癌症中，约30%～40%与丙烯酰胺有关。在烹饪过程中，温度超过120℃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如“炸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超标约500倍，西方的煎炸烧烤均在280℃以上。另外，在畜禽饲料中添加的雌激素、抗生素以及洋快餐制作中的各种食品添加剂都随洋快餐进入人体，不断地危害着人体的健康，导致阿尔茨海姆症、帕金森症、运动神经元紊乱等疾病发生。美国科学家还发现洋快餐具有成瘾性，对大脑和思维素质造成永久性伤害［2］。在中国“洋快餐”中毒最深的群体是儿童少年，这种毒害可能会影响到子孙后代。如果完全接受洋快餐，儿童少年的健康素质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的疾病，国家将付出沉痛的代价。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将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状况濒于崩溃。
6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平衡膳食是健康的基础，中国营养学会制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导居民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概括起来平衡膳食就是要遵循科学配餐原则:①确保每日膳食中食物的结构合理，营养素种类齐全、数量充足、比例适当。三大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比例为10%～15%、20%～30%、55%～65%。②一日三餐的能量分配比例适合，热量分配以早餐占全日总能量的25%～30%、午餐占40%、晚餐占30%～35%。③保证富含优质蛋白和脂肪食物的供应。优质蛋白占总蛋白的1/3以上。④蔬菜、水果的供给量每人800～1000g/d，其中蔬菜占4/5，水果占1/5。⑤注意酸碱平衡，主食搭配要做到粗细、干稀的平衡;副食调配要做到生熟、荤素搭配的平衡［2］。广大居民只有自觉行动起来，做到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才能有效预防慢病的发生。
7讨论
7．1提倡节饮食，反对暴饮暴食
WHO强调指出:饮食是长寿的重要因素。《黄帝内经》提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否则“饮食自倍，胃肠乃伤”，因此“欲得身体安，须带三分饥与寒”。1930年美国著名营养学家克莱德·麦卡的“麦卡效应”佐证了“节食长寿”这一法则，凸显了我国古人的养生智慧［10］。也验证了我国的古训:所食愈少，心愈开，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损。
7．2提倡慢餐生活，反对快餐方式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在进餐过程中，由于大脑需要20min才能获得饱腹感，故狼吞虎咽式快餐进食极易进食过量。慢餐生活进食时有意识减慢进食速度，养成小口吃饭习惯，有效预防肥胖的发生。
7．3提倡节俭，反对浪费
1.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围绕地方名吃的原则是指充分利用各地方名吃特有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等，将各地的历史风貌、风土人情及文化底蕴展现给幼儿。幼儿园以各地特色名吃为线索展开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全面、具体地了解各个地方的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饮食习惯各不相同，或嗜麻辣，或喜生猛，或尚清淡，或重浓肥，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从全国范围来看，像北京烤鸭、天津“狗不理”、太原的刀削面、新疆烤羊肉串等都展现了不同地方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像南京名吃虎皮三鲜、苏州美食酱鸡、桂林的鸳鸯马蹄等驰名中外的地方美食。立足地方菜系的原则充分地将各地特有的人文风貌、饮食习俗充分展现给幼儿，从而使其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民族，了解民族的饮食文化。各地方菜系色香味俱全，且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更肩负着传承中华饮食文化的伟大使命。幼儿园围绕地方名吃对幼儿进行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使得有些枯燥无味的国学文化、民族精粹能够以一种“色香味俱全”的方式呈现在幼儿面前，有利于激发幼儿兴趣、拓展幼儿视野。
2.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结合幼儿饮食特点的原则就是要立足中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并充分结合儿童兴趣点、认知水平和饮食需求等对幼儿进行教育。在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无论是“传统菜系”的讲解，还是“地方名吃”的渗透，都应从幼儿实际情况出发。幼儿园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应充分立足幼儿对饮食口味的偏好和饮食造型的兴趣，借助多样的主题活动将中华饮食文化教育渗透其中。像造型奇特、口味香甜的糖葫芦将劳动人民巧用大自然食材的智慧展现给幼儿；造型夸张的陕北面花、胶东大馍呈现给幼儿的则是劳动人民在饮食制作上的精美细致。食材的碰撞把饮食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浓郁，相信幼儿在这种渲染中对中华饮食、中华饮食文化的情感也会更加深厚。幼儿园结合幼儿饮食特点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幼儿兴趣，提高幼儿参与度，从而增强幼儿对本民族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养铺平道路。
二、幼儿园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的途径
1.欣赏中华饮食菜品。幼儿园在进行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展示等方式，选择刀工精湛、色彩鲜明、形状奇特的菜品向幼儿展示中华饮食的外在形象美，给幼儿视觉上的冲击。制作精细的川菜夫妻肺片、多而不杂的粤菜及第粥，展现的是工艺美；乳白清雅的鲁菜奶汤蒲菜、色泽红亮湘菜辣子鸡等展现了色泽美。中华饮食文化的外在美，可以让幼儿通过视觉切实感受到，而中华饮食文化的意境美则从听觉、嗅觉和心灵上影响着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认知和情感，还有饮食礼仪之美、饮食环境之美等，都把幼儿的美感引向新的境界，提升了幼儿对中华文化的审美认知。幼儿园还可以借助一些关于中华饮食的名人轶事、喜闻乐见的饮食习俗，进一步加深幼儿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将抽象的中华饮食文化，转变为形象、具体的事物，引导幼儿将饮食美味与饮食的内在精神追求结合起来，真正去欣赏和享用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视觉盛宴。
2.体验中华饮食制作。中华饮食的制作手艺是撰写人类味觉记忆史、民族文明的通用语言。幼儿园在中华文化饮食启蒙教育活动中通过图片的展示、故事的讲解，可以激发幼儿直接参与饮食制作，有利于幼儿感受饮食制作带来的快乐，享受中华饮食带给他们的酣畅淋漓的美感。中华饮食的制作过程展现了劳动者对自然馈赠食材的灵活运用，其中渗透着劳动者的智慧美和劳动美。一是选料丰富广阔“，我们中国人便从树上吃到陆地，从植物吃到动物，从蚂蚁吃到大象，吃遍了整个生物界”；二是调料复杂精细，常见的调味品像酱油、豆豉、味精、醋、酒、生姜、麻油等足足有几十种；三是烹调手法精湛深奥，像凉拌、炒、蒸、煮、煎、炸、焖、焗、炖、煨、烧等有几十种；四是刀工严谨讲究，食材可切成片、丝、条、块、丁、粒、米茸等大小均匀、厚薄适中的各种形状。正是这种灵活而非机械的饮食制作技术，使中华饮食文化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超越，使中华饮食文化充溢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而幼儿置身其中，必定会受其熏陶，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对中华饮食文化的热爱之情。在体验制作时，幼儿园可以利用幼儿好动的特点，借助各种炊具唤起幼儿动手的欲望，提高幼儿的参与度。让幼儿扮演小厨师为大家制作各种美食，启发幼儿团、捏、搓出元宵、月饼、饺子、麻花、烧饼、面条等，让幼儿置身其中，为他们提供更多体验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
3.感受中华饮食文化。中华饮食是一个历史文化长卷，在这个历史文化长卷中，幼儿能够汲取民族文化的营养，丰富民族文化的情感，感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尤其是民族节日饮食文化中的多姿多彩内容，更有利于幼儿感受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辉煌。“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春节除旧迎新除夕饺子宴，“火树银花不夜天，万家灯火十五晚”的张灯结彩闹元宵，“雄黄酒、插艾蒿、吃粽子，龙舟竞技九州同”的纪念屈原爱国情怀的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月，吴刚嫦娥同祝贺”的阖家团圆中秋节等，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节日饮食文化，传递给幼儿的是爱国主义情怀，民族文化饕餮。幼儿园在开展中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时，可以通过图片、广播、实物展示等途径，刺激幼儿的感官。幼儿通过欣赏、体验制作和感受中华饮食文化，对中华饮食文化由知之到熟之再到爱之，逐渐地由远及近、由景及情，耳濡目染，从最初的感知中华饮食文化，逐步升华到热爱祖国璀璨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情感中来。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中的必要性
（一）饮食文化与高职食品专业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
高职食品专业研究的内容有食品基础理论的研究（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等）；食品生产与加工的研究；食品生产中的新技术应用；食品质量安全的研究；食品营养的研究；食品营销消费的研究；食品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其他食品包装、食品法规、食品流通、食品检验等。饮食文化研究中所指人类的食事活动内容包括：一是，食生产。原料、加工、保藏等。二是，食生活。原料的获取、食品流通、消费、烹调、进食、礼仪等。三是，食事象。与食相关的具体行为、现象等。四是，食思想。食认识、知识、观念、理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等。五是，食惯制。习惯、风俗、传统等[3]。饮食文化是研究关于人类（或民族）在什么条件下吃，吃什么，怎么吃，吃了以后怎样等等的学问。由此可见中国饮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品专业重要的学科结构内容。
（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食品行业是关系民生的朝阳行业，也是不折不扣的良心行业，其对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要求。随着我国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逐年增加，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特点正好能够满足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因此要将饮食文化贯穿于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使技术和文化成为高职食品专业学生成长的双翅，有利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和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三）发挥大学功能的需要
中国饮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远源流长，但由于近代中国科技的落后，再加上西式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饮食和文化失去了信心。而国外许多先进的国家十分重视技术和文化的统一，十分珍视自己的食品文化，保护和发扬自己的食品文化，甚至把它作为维护民族权益，保护本国农业的战略。如日本、法国、韩国等[4]。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因此作为食品专业的学生，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饮食文化责无旁贷。
饮食文化在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的应用
中国饮食文化，一方面，如清代著名美食家袁牧所云，它是一门须“先知而后行”的“学问之道”；另一方面，它也是包含饮食、美器与礼仪、食享与食用等多重文化内涵的一门“综合艺术”。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高等职业教育，除了提高学生实践操作的水平外，还要使大学生在人文素质上有所提高和深化，其中当然包括和本专业相关的人文知识。饮食结合文化，古今交汇，中外贯通，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对高职食品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一）作为专业知识的有益补充，完善知识结构
虽然经过近20年的大力发展，我国高职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培养模式，我国高职食品专业在人才培养中较重视专业技术教育的系统性，忽视了文化的作用，更不用说饮食文化的教育。过去人们只把文化列入历史、文学领域里的事，其实各行各业都有其文化。通过调整食品专业课程体系，把饮食文化作为人才培养必修课，形成学习技术必先学习相关文化的习惯。这样将饮食文化应用于高职食品专业学生人才培养，不仅完善了食品科学知识体系，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丰富了学生的内心世界，而且还使专业知识和技能得到有益补充，有益于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
（二）传承饮食文化优秀成果，提高学生人文素质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如“茶文化”、“酒文化”、“炊具文化”、“医食同源”的食疗保健文化等，是人类文明、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科学生素质培养中比较重视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对人文素质教育大部分通过选修课来实施，各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在人才培养中难以达到预期的设想和目标。针对中外饮食文化，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创新地发扬和光大，对提高食品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具有积极影响。以“茶文化”为例，在茶加工技术之外，让学生诵读关于茶的诗词歌赋可以来修身养性，利用茶道精神可以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和道德修养教育。如举办饮食文化节，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内涵。
（三）培养从业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隐士 逸 逸品
一、隐士文化
谈到隐士文化，我们先看看何谓隐士？顾名思义，也就是隐居起来的“士”。《南史・隐逸》谓隐士：“故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1]《宋书・隐逸》谓：“曰：‘天地闭，贤人隐。’”[2]这里的“含贞养素”、“贤人隐”等，都说明所谓“隐士”，即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再看另一种称谓“处士”，《辞海》释：“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3]当然也就是隐士了。《荀子・非十二子》曰：“古之所谓处士者，圣德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4]
中国之隐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可谓历史久远。相传隐士许由为躲避尧的让位而逃往箕山隐居；商末孤竹国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因阻谏武王伐纣未果而隐于首阳山。至春秋、战国之乱世，更有许多逸士高人隐居不出。其实，我们今天从史书上所看到的隐士不过九牛一毛，因为真正的隐士，自然是隐姓埋名而不愿为世人所知的，如果世人都知道了，又何谈“隐”字呢？南怀瑾先生就说：“假使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就会感觉到一件事很古怪：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5]比如众所周知的汉留侯张良的老师叫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其真姓名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这即是典型的道家隐士思想，淡看名利，飘然于世外。宋代陆放翁就有诗道：“志士栖山不恨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说到今。”[6]因此，按陆游之意，那些让人知道姓名行踪之隐士，其“隐”的思想并不彻底。或许想留美名于世，或许本就有用世之心。如西汉初之“商山四皓”，自秦时隐居几十年，四人都年近百岁了，却又被吕后请出辅佐太子，以反对刘邦另立其宠爱的戚姬之子如意。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庞统等人，也是暂隐于乱世以待有机会用世之时机。当然，也有《三国演义》所记诸葛亮之好友如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司马徽以及其后之“竹林七贤”等，虽留名于世，却也是性情洒脱，高迈不羁的逸士高人。
二、逸的真义
讲了那么多，但本文的重点之一其实还是在“隐逸”二字上。特别是“逸”字，其本意何指呢？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逸，失也。从兔，兔谩善逃也。”[7]《说文诂林・群经正义》释为：“佚，佚民也。……佚而不反，亦往往以佚为逸。如《论语・微子》：逸民，夷逸。”[8]《康熙字典》释“逸”为：“逸也，遁也”之义。[9]综以上解释可知，“逸”的古义基本都是有“离去、遁去”之义。当然，在古代不少的文献中，“逸”字的含义是很丰富而微妙的。特别是与其他字相配使用时，就更不能为其原始意义所涵盖的。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有“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气。”此处之“逸”即作“超过”解了。再如《汉书・成帝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息。”[19]则意为“安逸，闲适”。由此可知，“逸”既有“离去、遁去”，又有“安逸、闲适”之意。那么，我们再把“隐”与“逸”合在一起来看，就不难发现，“逸”本就有“隐”之义，而“隐”更强调了“逸”。两个字合在一起来形容文人处士，就愈显其隐遁而安逸，飘然而出世之妙境了。
无论“逸”作那种解释，在今天看来，这几种含义都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特殊的处世态度――隐逸，有着深刻的关系。而且，在中国文人隐逸思想之于其绘画创作过程中，文人的这种心态亦不断地为自己的绘画创作提供特定的价值尺度和趣味标准，并试图建立其相应的图式系统。下面，我们就“隐逸”与“逸品”的内在联系作简单的分析。
三、文人隐逸思想与逸品之内在联系
在中国绘画史上，“逸品”对于文人画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文人的参与，绘画品评中才有了“逸品”一格。那么，“逸品”对于文人画，特别是对于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画家或隐士画家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呢？
以“逸”之相应词汇用之于对文人或艺术的品评，最早应见于魏文帝曹丕之《与吴质书》中：“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10]这里的“逸气”是曹丕评刘祯（字公干）之文风“豪迈不羁”之意。如元代倪云林“聊写胸中逸气”，大意相近也。
“逸品”明确用之于绘画并有较详细之论述的，应始自中唐绘画理论家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其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另立“逸品”，虽没有明确给出其定义，但在评论列入逸品中之三位画家时，等于给出了逸品之定义。其论逸品画家为“……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性多疏野”、“落脱不拘俭，不知王公之尊重”等。论他们的画为“即以墨泼，……或挥或扫，或浓或淡，随其形状”、“皆一点一抹，……物势皆出自然”等。最后总结三人共同特点为“非画之本法，……前古未之有也”。由以上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朱景玄所列三位逸品画家都是真正的隐逸高士；第二，三人皆以水墨为主率性作画；第三，所谓“非画之本法”就是说大不同于前代或当时之画风（画工之画）。第四，以朱景玄所论，其逸品其实是一种“放逸”或“野逸”之逸。
宋初之黄休复论“逸格”曰：“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11]以黄休复所论“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其实还是朱景玄所论之野逸、放逸。文人画从宋之发展至元之大盛，特别是元代大量具隐逸思想的逸士隐者的参与，从理论到绘画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正是由于宋元以来文学与绘画的不断结合，以及统治者在文艺环境方面的宽松态度，从而使文人，特别是元代文人隐士能以轻松适意之情将其超然物外的逸士心态充分体现在其作品之中，从而在客观上也就促使绘画之“逸品”韵味更加理性和成熟。明代唐志契就总结元代文人画风之特点，将“逸品”之性质进一步细化：“盖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隐逸、有沉逸。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12]由此可知，随着文人隐逸思想之于绘画的影响，唐志契所谓“逸品”之实质，已不再是朱景玄和黄休复所谓的“野逸”、“放逸”之“逸”，而是笔墨更趋于成熟，淡雅自然、悠远之“清逸”、“隐逸”了。
从历代画评所录之逸品画家来看，竟全都是隐士画家或具隐逸思想的文人画家。如首次列入逸品的三位画家王墨、李灵省、张志和都是隐士。孙位也是隐士。“元四家”就更不用说了。
总以上所论，可以这样说，文人画家或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之作品不一定能入逸品之列，但凡是入逸品之列的画家则必定是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隐士型画家。再从“逸”之本质上看，正如唐志契所言：“逸纵不同，从未有逸而俗，逸而模棱卑鄙者。”况且，就前文对于“逸”之解析，“逸”本身有“隐也、遁也”之义。也就是说，从文人画范畴来讲，隐与逸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而有内在联系之词，也是文人隐逸思想所最终追求的最理想之审美境界。
因此，就文人隐逸思想与逸品之联系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是互有因果的一对统一体，也是文人隐逸思想用之于绘画的一个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陈传席.西山论道集.江苏美术出版社，第45页，2004年1月第1版.
[2]同上.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852页，2000年1月第1版.
[4]章诗同注.荀子.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0页，1974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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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南怀瑾著.论语别裁（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4页，2006年12月第3版.
[7]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州古籍出版社，第380页，2006年10月第1版.
[8]邓乔彬著.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第223页，2002年3月第2版.
[9][清]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404页，1985年12月第1版.
[10]古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75页，1997年7月第1版.
（一）中餐体现和谐的饮食观念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兰州牛肉拉面是兰州的著名风味小吃，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兰州牛肉拉面就好像绵延万里的古丝绸之路一样。始于清朝嘉庆年间（1799年）的兰州牛肉拉面，从河南省怀庆府清化陈维精处学成的系东乡族马七六带入兰州的，后经后人陈和声、马宝仔等人以“一清(汤)、二白(萝卜)、三绿(香菜蒜苗)、四红(辣子)、五黄(面条黄亮)”统一了兰州牛肉面的标准。在其后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以面质精细、肉烂汤鲜的一碗面享誉天下，蜚声中外，让全国各地的人民了解了兰州牛肉拉面，赢得了国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食客的好评和荣誉，被誉为“中华第一面”，成为餐饮业的一束奇葩。中国哲学作为东方哲学的代表，最主要的体现是宏观、直观、模糊以及不可捉摸，而前面讲的这种饮食观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调和是中国菜肴的主要制作方法，而调和出一种美味使人们在用餐时所向往的，这种调和所讲究的就是适度、分寸，就是菜肴中所有的物料以及配料的配合，这也就是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
（二）西方是一种理性饮食观念
不管食物的色、香、味、形如何，而西方人讲究的是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等等其他的营养品，最重要的是营养一定要得到保证。西方哲学的特点是形而上学，而西方的这一哲学体系同他们的饮食观念是相适应，食物之理味西方哲学所研究的对象，食物之理常为形上学理，他们之间相互连贯，便结成形而上学哲学。肯德基炸鸡，全世界的肯德基炸鸡几乎都是一个味，包括他们的产品包装、用餐环境的装修以及服务员的穿衣几乎都是一样的。肯德基炸鸡油的温度、时间以及每次放置几块，这些都是机器设置好以及严格要求的，我们只需要严格遵守以规范行事，这是为什么全世界的肯德基都是一个味道的原因。另外，配料的预备、调料的添加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这些都是规范化的烹调的基本要求。
二、中西饮食差异的原因
中国人一向以“和”与“合”为最美妙的境界。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的体现就是和谐，同样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渗透着和谐。在烹饪中“，和合”的思想体现为“五味调和”，就是说，烹制食物时，“五味调和”的基础是保留原味的自然之味，而指导这一调和就要阴阳五行的基本规律。“共享”的方式是中国人请客吃饭所采取的，大家喜欢围聚一席，共享良辰美景，共品桌上佳肴，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大概源于“饮食所以合欢也”，强调一个“合”字。强调个人主义为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个人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与尊严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尤为重要，个体的特征与差异极其注重，这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也必然体现在西方饮食上。西餐中除少数汤菜，如肯德基里面的蔬菜鲜蔬芙蓉汤，是一碗里面是多种素菜原料集中在一起熬制而成之外，正餐中各种原料互不相干，鱼就是鱼，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及时有搭配也是在盘中进行。例如，肯德基里面的“黄金咖喱猪扒饭”，就是一个盒子里面下面放一勺米饭，米饭上面的一边是猪扒，而另一边则是煮青豆，加两片番茄即可。色彩上对比鲜明，但在味道上各种原料互不调和，泾渭分明。“西方重分别”的社会文化都在以上体现出来。另外，西方人请客吃饭一分餐制奉行。首先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想吃什么就点什么，各点各的菜，按照自己的用餐习惯随意添加调料，彼此互不影响，连极小的孩子都有专门的高凳子，自己的一份菜，一套餐具，这也表现了西方对个性得尊重。
三、结束语
1、饮食的象征意义研究
在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有关饮食的象征性意义以及不同群体对其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讨论。首先，饮食承担着某种物质意义。Cook认为，饮食是“嘈杂的（noisy）”，他引用Stassart和Whatmore的话指出，“一只鸡、一颗洋葱和一磅面粉不会用相同的方式向消费者‘诉说’它们的故事”[10]。其次，饮食承担着社会文化意义。如Jackson等指出，饮食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其社会文化意义经历着不断的发展和重塑，并认为饮食在商品链中以产品的形式传递了动态发展的社会文化意义。一方面，饮食能够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志，反映人们的社会身份。例如Cohen和Avieli在阐述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用餐礼仪时，指出对于西方人来说，运用餐具盛放食物和食用食物是一种文化习惯和文明行为。另一方面，饮食被认为是地方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关于“我来自哪里”的身份界定，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某个地方或者该地方所承载文化的情感倾向。例如，Collins指出，对于韩国人来说，泡菜是他们身份的象征，米饭是他们最基础的食物，肉则象征着财富。同时，饮食能够作为人们体验其他地方习俗和文化的途径。例如，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餐厅往往会把活鱼活兽养在水缸或者笼子里供顾客选择，这种行为在当地文化中象征着食物品种多样、质量优良和新鲜。而西方的游客却会拒绝食用这些“新鲜的”食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还会动的动物是不能吃的。因此，人们对饮食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对这种饮食的象征意义解读，即取决于饮食与人们的沟通，但这种沟通时常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形成某种落差和误解。
2、饮食的文化经济研究
近年来，标志人文地理学发展最显著的特性便是重新强调商品文化，即经济和文化的融合。由于现代饮食产业通过将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与饮食文化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商品文化的表现形式。国外人文地理学关于饮食的商品文化研究涵盖了整个饮食产业链，从饮食的生产、运输、零售和消费的各个方面探讨饮食所起的社会文化作用和人地关系。关于饮食生产的研究往往将饮食与农业及其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探讨食品种植和生产的影响因素，及其过程中体现的人地关系。这些研究指出，食品农业受到食品贸易政策和替代食品经济（alternativefoodeconomy）的影响，食品市场的“质量转向（turntoquality）”强调了对全球同质化食物的摒弃，而转向对更加“本土”和“自然”的食物的消费，这一趋势影响了食物的种植和生产。同时，Marsden指出，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人类具有通过社会活动定义自然的力量，将“文化”嵌入农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农业经济，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道德、环境认同和性别认同等问题的研究中。近年来，地理学者们开始从对饮食生产的关注转为对饮食消费的探讨。一些地理学者指出，空间、地方以及消费行为、消费循环和流通是经济地理学重构的核心。在此背景下，与饮食的零售和消费相关的商品链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例如Cook和Crang探索了商品唤起的“双重商品拜物教（doublecommodityfetishism）”地理知识，改变了地理学家对“产品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生产”的无视状态，这些地理知识意味着消费者的权力在复杂的全球饮食文化的流通过程中显得越来越衰弱。同时，由于地方饮食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的地方性并成为城市的地方品牌和文化遗产，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以寻求新奇的饮食体验为旅游动机，体现城市地方特性的饮食便成为了识别和营销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方面，因此旅游中的饮食消费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例如Mak等指出全球化在对地方饮食体系构成了威胁的同时，也成为了为旅游目的地饮食产品再造的重要动力，推动了旅游目的地传统美食及其特殊性的重构。Cohen和Avieli指出人们在旅游目的地的饮食消费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并受到了以往的饮食经验、新鲜感和安全感等方面的影响，认为游客对目的地饮食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的情感。总之，有关饮食文化经济问题的探讨是现阶段国外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饮食文化研究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方面。
3、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
在商品文化研究盛行的背景下，有关饮食的文化政治研究主要关注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商品网络中体现的政治问题。在食品的生产方面，Winter指出，西方的饮食再政治化源自1980年代对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的批判，从而使农业和农村都受到开放和冲突政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食品远距离运输的抵制、伦理消费和道德经济的出现，使消费者更加希望能够清晰获得食品的一切生产信息。这些道德消费者往往抵制垄断的跨国企业生产的食品，而倾向于购买平等交易的食品和本地生产的有机食品和健康的肉类，并支持本社区的农业活动，人们的这种行为使本国政府和主要的食品零售商接受了较大的挑战。对于研究食品农业的地理学者来说，这些趋势使他们的研究从时间（通过记忆和忘记）、空间（通过连结和分离）、可见性和非可见性的视角探讨食品农业体现的道德经济以及个人和集体责任。而由于环境主义以及社会学科对自然—社会联系的关注，将饮食和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探讨其社会作用也是饮食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有关食品销售过程的研究中，Redclift关于口香糖的著作《口香糖：味道的命运（Chewinggum:thefortunesoftaste）》指出，虽然生产口香糖的原材料来自墨西哥，但是它到达美国之后，才被赋予了“出生证明”。同时，在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居住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高地森林的生产口香糖的贫穷人口，其利益的新生产和交易规则的实施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整个商品网络中，口香糖反映了权力不平等的地区政治经济对口香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探讨人们日常饮食消费活动中的政治因素。Smith和Jehlicka通过对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居民的饮食传记研究，发现饮食是中东欧社会（尤其在社会主义系统崩溃之后）人们感知以及将自己放置于（或感觉自己存在于）戏剧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中的最直观方式，同时指出，该地居民的饮食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自治权的差别性对待、反抗和承担，认为西方（发达）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完全支配了中东欧，也不存在文化霸权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集中于饮食业的商品链、商品流或者商品网络中所反映的道德和责任问题，强调了食品所处的商品网络中蕴含的压迫和抗争。
4、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
关于饮食与认同的研究中，最为突出的是饮食所唤起的地方、种族或民族认同现象。以往研究表明，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偏好能够产生和维持他们的种族或民族认同，因为人们往往将美食和某种菜系与某个种族、民族或者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决定“吃什么”是维护种族或民族认同和地方认同的核心举措。在有关饮食和认同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饮食探讨种族认同的发展和维持以及女性、漂泊人群（diaspora）、移民、流离失所者、被奴役的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主题往往涉及到非白种人（边缘种族）如何被赋予异域风情的标签或妖魔化，边缘群体的饮食历史如何被忽视、挪用或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族群边缘化，以及这些被压迫的族群如何抵抗。例如，Ray[36]指出，一些白种人作者将某些食物与非洲侨民相联系，并使之成为黑人身份的表征，这事实上是从白种人的视角重新解读黑人的身份，并给食物贴上了种族的标签；Williams-Forson关注食品的失实描述（misrepresenta-tions）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鸡肉在塑造黑人女性身份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性别认同）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人们的饮食生产和消费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文化和种族同质化的抵抗。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在食谱写作中，往往会斥责美国白人对黑人食品的负面描述，并寻求根除烹饪种族主义（culinaryracism）的方式。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饮食与移民的怀旧（nostalgic）情怀相连结，移民不仅运用故乡饮食修复在迁入地的孤独感、疏离感和对故乡的怀念，还利用迁入地资源与故乡饮食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以克服记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分裂。这些移民所创造的饮食体系，被称为怀旧美食（nostalgicgastronomy），因为它通过迁入地的食物再现了移民迁出地的饮食文化，体现了移民对故乡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在迁入地形成的乡愁。除此之外，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的饮食行为反映出的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身份的认同，而是一种“世界主义认同（cosmopolitaniden-tity）”。例如，Duruz分析了生活在伦敦和悉尼两个多元民族购物街区附近的两名妇女（一个是英国人，另一个则是拥有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的饮食生活传记，指出这两名妇女的描述是连续却存在差异的，反映了她们对想象的“亚洲”、“欧洲”和“世界”的认同。
二、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
从上述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扩散，关于饮食文化的人文地理研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饮食的全球进程及其凸显的新型、动态的人地关系，饮食文化和饮食活动对空间的塑造，以及饮食空间意义的关注。这些研究趋势不仅体现了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还凸显了人文地理学对“人”这一主体的进一步关注，强调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来说，人文地理学的饮食文化研究趋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饮食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受到人口跨地方迁移的影响，饮食开始跨越地理边界移动，使得饮食的全球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随着这一现象的普遍化，文化帝国主义和麦当劳化带来的“全球味道（globalpalate）”和“全球菜系（globalcuisine）”，即饮食同质化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也因此显著地影响了地方的饮食形象和认同（一个地方饮食景观的总体形象），并剥夺了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地方感，成为了切断食品与地方之间的纽带，或“地方味道（tasteofplace）”[50]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被认为是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文化全球化带来饮食文化霸权和麦当劳化的同时，世界文化理论（worldculturetheory）和“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理论则提供了一个“双向”的视角，强调了全球和地方的交缠生产并再生产了地方的社会文化空间和人们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现象，使文化、身份认同和特定地方之间的联系显得越来越弱，文化的全球互连则越来越普遍，其通过说明文化认同不再拘泥于民族国家以及将地方作为文化的载体，强调去文化和去地方（化），以及文化的重构和地方重构。一方面，对跨国主义的关注为饮食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学者们开始考虑跨国移民在生活中如何购买、准备和消费饮食，认为人们对熟悉的饮食产品的消费，让跨国移民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重新生产为理想的、反映自己民族的家园。另一方面，跨国主义的框架能够用于解释人们动态变化的饮食行为和体验。跨国主义将文化和经济结合在一起，很好地描述了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行为及其对饮食的社会文化解读。同时，饮食产品的意义在跨国流通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总之，对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背景下的饮食文化研究往往着眼于饮食的差异性意义解读、商品文化和人们的复杂认同，凸显出饮食在全球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变化以及对人们认同的塑造作用。
2、关注饮食的意义以及人、饮食、物质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
大卫•哈维在课堂上提到，“我常问那些地理系新生，他们刚才那顿饭是在哪儿吃的。回忆制作这顿饭的所有原料可以揭示它对各个社会关系和生产条件的依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饮食是我们生活世界的隐喻，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人们在吃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各种感官对食物及其包含的文化意义进行感知，并或多或少地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也就是说，吃是一个生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该过程使饮食具有物质的和社会的双重意义,是一种包含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文化现象。同时，饮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沟通系统的一个标志，并可以丰富饮食和饮食文化生产的“象征性”方面。在近期的饮食地理研究中，人们饮食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被广泛探讨。例如，PeterJackson运用社会和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饮食的文化意义。首先，他认为印度饮食在英国的流行响应了英国市场对“亚洲时髦（Asianchic）”的热情，并指出有关物质文化的文化地理研究必须重新关注文化物化（cultur-almaterialism），而不仅仅只是解读其象征意义。而后，Jackson在他的著作《变化的家庭，变化的食物（ChangingFamilies,ChangingFood）》中将饮食研究延伸至家庭中，探讨饮食与家庭结构和人们家庭生活的关系，指出人们日常的饮食行为变得更复杂，并且人们更加关注饮食过程中体现的社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为生活健康的问题。
3、从探讨饮食和饮食文化本身的地理学研究，转向对饮食空间问题的探讨
新文化地理学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并将文化视为空间过程的媒介，指出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世界。在现实中，空间的隐喻（metaphor）就是文化。人们之所以能够从某种事物的空间形式中感受到某种文化力量，正是因为人们理解了这种空间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这一趋势反映在饮食文化研究上，便是人文地理学开始对饮食空间研究进行关注。在国外饮食研究中，餐厅、食物市场、超市、厨房等公共或私人的饮食空间都是其常用的研究对象，其中的空间实践和人们的地方情感和身份塑造问题更是被广泛探讨的话题。
三、研究展望
段义孚说“也许世界上再没有其他文明如中华文明一般重视烹饪的艺术和饮食所带来的愉悦感”，中国文化是“饮食中心文化”。然而，我国与饮食相关的地理学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仅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饮食文化的区域分化及其形成原因、饮食景观、饮食消费行为的时空分布等方面，个别研究开始关注人们在城市饮食空间中的感知，及其在该空间中形成的复杂地方感，与国外相关研究有着显著的区别，难以与前沿的地理学思潮对话，也难以为国际饮食地理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贡献。因此，本文在回顾国外饮食文化研究内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国内饮食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展望：
1、从“时间—空间”的角度关注饮食体系所表征的人地关系问题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说，关于饮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同样的食物对于不同的群体蕴含着不同的意义；二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对饮食意义的解读会产生差异。但是，国内相关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尚浅，因此，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相互交缠的维度探讨国内不同尺度地方的饮食体系所反映的社会文化问题，以及动态、差异的人地关系。
2、关注饮食所反映的跨地方问题
对于我国来说，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是人口跨越较小规模地方边界的迁移，例如省际迁移和城际迁移，以及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些流动的群体如何用饮食来表征自己割裂的地方认同和身份认同，又是怎样用饮食来适应新的生活？同时，人口的跨地方迁移或多或少地使迁入地的社会空间产生改变，形成新的饮食空间。这些空间如何被社会生产，如何在城市中聚集，是否形成动态的社会边界，又是否成为人们跨文化认同和文化冲突的焦点？为响应国际饮食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凸显中国特色饮食地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中的跨地方问题作出更好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必要成为国内饮食文化研究关注的话题。
3、对饮食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关注
[关键词]跨文化旅;游文化交际;价值观念;地域文化;社会规范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0-0031-02
旅游是文化体验的一种方式,无论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初衷如何,旅游活动行为本身必然是旅游者文化与旅游接待地文化接触、影响、交融的过程。在旅游活动中,无论是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还是同一地区不同亚文化之间的文化碰撞和影响,都是以旅游者为载体、在旅游活动中进行的。所以,旅游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不同层次的文化差异必然使跨文化交际障碍重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产生各种冲突在所难免。而究竟是哪些文化方面的因素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呢?在分析影响跨文化旅游的文化因素时,本文试图将其总结为三个圈层,即价值观念差异圈层、地域文化差异圈层和社会规范差异圈层。
一、 价值观念差异圈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最不容易被觉察的部分和在跨文化交际时最难以改变的部分。它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必要的、社会环境所期望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错误的、多余的、社会环境所唾弃的。这个系统包含了人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认知准绳、处世哲学、演绎推理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和道德标准。简而言之,价值观是一套做出选择和解决冲突的习得规则。价值观包括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具有激励行为选择、判断过去行为、评价他人或事件以及直接注意和知觉东西的作用。旅游者和客地居民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分别形成了与本文化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如何规避两种甚至多种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撞,是研究跨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地域文化差异圈层
国籍是区分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因素最明显的分界线。不同国籍游客处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这种社会环境文化是对旅游进行最初塑造和影响的社会文化形态。旅游者身上会始终带有其本国籍社会文化的深刻烙印,这种烙印是旅游者的母体文化,构成旅游主体最基本的文化背景,使旅游者的行为遵循着既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指令。
语言系统中所承载的跨文化因素一直是传播学领域和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热点。语言是文化传承、传播最直观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不存在没有语言传播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背景的语言,文化的变迁时时刻刻影响着语言的运用。语言在跨文化旅游中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语言沟通可以使旅游过程更加顺畅和轻松,反之则会使旅游活动产生障碍,凸显出交流和心理障碍。语言障碍往往给跨文化旅游带来负面效应,不畅通的语言交流会阻碍跨文化旅游活动的正常进行,甚至可能引起文化和现实的冲突。
客地居民的文化背景即旅游目的地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旅游者出发地与旅游目的地两种文化直接相遇、碰撞和发生交融。作为传播和沟通不同文化的媒介,旅游者在旅游行为组织过程中自然而然要负载与生俱来的母体文化背景,隐形的文化差异通过思维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等形式表现出来。作为不同文化的承载主体,客地居民与旅游者相遇,一方面可能会使两种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引起不同文化的碰撞,甚至发生文化冲突。
影响跨文化旅游的国籍、语言、客地居民的文化因素都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属于因地而异的文化因素,因此,将国籍、语言和客地居民对跨文化旅游的影响归为地域文化差异圈层。
三、社会规范差异圈层
社会规范是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及社会活动的准则,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风俗、道德、法律、宗教等是社会规范的各种具体形式,不同的社会规范显示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跨文化交流中,规范的打破是引起文化冲突的重要原因。其中,在跨文化旅游活动中,影响旅游文化交际最为明显的因素为和民族风俗因素。
宗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重要社会现象,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从广义讲,宗教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历史,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决定宗教,宗教体现文化。文化是本质性的,宗教只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宗教依赖于文化,每一种宗教都有它的文化前提,不同的宗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体现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宗教因素渗透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层层面面。
民族习俗体现于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是人类自觉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形式。从文化角度说,民族习俗是特定文化长期以来的沉淀,是文化跨越时间得以保留的载体之一,它具有社会变革和科学进步所无法代替的文化价值。全世界民族众多,不同的民族通过不同的方式(如信仰崇拜、图腾祭祀等)来表现本民族的世界观,并且大多都具有极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可以说,民族习俗是一个民族聚集为一个整体的共同认知,相对于现代物质生活而言,民族习俗是体现民族精神、承载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载体。
通常,文化的差异都包含在三个范畴之内,即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三个范畴发展而来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就组成了人类文化的整体框架。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集中体现在对这三种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以及对三者的不同侧重上。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习俗文化范畴的一部分,是指以民间文化和民俗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民间物质、精神和制度上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岁日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同样包括文化视角中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
民俗中的精神文化是民族习俗在长期特定的文化环境中积淀形成的民族价值观念,通过感性的文化形态和社会的文化形态得到体现。例如,藏民族的精神文化与佛教所倡导的精神境界紧密相关,使藏民族的民俗文化始终透露出的信息,信来世修今生的佛教思想使藏民俗文化带有明显的宗教依赖性,高原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更使信徒寄希望于更高层的力量和更遥远的未来。
民俗中的物质文化是人们在长期劳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和获取的实体文化,它是劳动主体生产、生活的缩影,是民俗文化中可视的一部分。例如藏族独特的碉楼、藏族人日常生活中食用的酥油茶和糌粑、星罗棋布的寺院建筑、特色鲜明的藏族服饰等,都是承载藏民族民俗文化特征的载体,具有浓厚的文化背景。
民俗中的制度文化体现为该民族的礼仪及社会习俗,是展示民族深层文化底蕴的一部分。例如藏族人在迎接客人及表达尊重时,会双手捧上哈达表示敬意,这是藏区最常见的待客基本礼仪。不同颜色的哈达表示不同的祝福含义,常见的白、绿、蓝、黄四种颜色的哈达更是与自然界中的四种颜色相关,说明藏民族与自然环境关系之紧密。在藏民的意识里,自然界高于人类本身,带有不同含义的神性,这种思想渗透进生活,就表现为当藏族人表达敬意的时候,会引用可以代表自然界某种物质的属性。这些约定俗成的共同习惯形成了藏民族独特的社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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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整理得出个人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他人建议、方便性、顾客服务、服务价格和营销活动，将这五个因素设为影响个人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一级指标。为了方便对这五个一级指标的直观测量，借鉴CharlesBlandkson(2007)［12］(P479)、Almossawi(2001)［6］(P122)、DilpreetSingh和NamrataSandhu(2013)［20］的研究，分别确定五个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共计23个，如表1所示。然后根据这些二级指标初步制定问卷，问卷的设计遵循合理性、一般性、逻辑性、明确性、非诱导性以及便于整理的原则，采用李克特五级等级量表，提供指标重要程度的五个层次，从1(“很不重要”)到5(“非常重要”)。问卷初步制定后，随机挑选5个人审阅问卷，查看是否有不当或错误、理解困难或歧义的地方，根据其提出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修正。随后将调整后的问卷交由长春市中信银行的相关专业人员审阅，审阅内容包括对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准确性、以及项目是否遗漏(特别是是否遗漏长春地区特有的银行选择因素)等。根据中信银行反馈的建议，重新对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修改完成后，随机选取了10人对问卷进行试填写。在填写之前对10人讲解了试填的目的及要求，并在填写过程中详细记录填写人员遇到的问题。试填写之后，再次对问卷进行调整。最后将调整后的问卷交由两位专家审阅，最终确定问卷内容。问卷发放于2014年4月在长春市区展开。问卷发放的形式为当面调查，发放渠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对银行的分类，在各个商业银行的支行网点展开调查。第二种为随机向市民发放问卷。问卷共发放170份，有效问卷155份，有效率达91%。其中男性占37.4%，女性占62.4%。被调查者的年龄分布为:15－25岁占52.3%，26－35岁占31.6%，36－45岁占10.3%，46岁以上占5.8%。被调查者的个人年收入分布为:小于2，6000元占47.1%，2，6000－5，0000元占26.8%，5，0001－10，0000元占17.6%，10，0001－15，0000元占3.9%，15万元以上占4.6%。数据收集所涉及的商业银行包括长春市内的大型商业银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商行①。
二、均值分析
为了对23个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首先使用SPSS软件计算各个指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并根据均值的大小进行排序，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影响长春地区一般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首要五个因素分别是: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费用低、银行职工待人礼貌和自助银行地理位置便利。而最不重要的五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在我周围流行、被家庭使用多年、银行的网上营销活动、创新产品和银行的广告。可见，个人客户选择银行时更关心的因素主要与顾客服务、服务费用低以及自助银行的地理位置便利性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服务质量”(均值=4.57)。而第三方的影响、创新的银行产品以及银行的宣传对消费者的影响较小。如果考虑到被试者的性别差异，对男女客户分别进行分析，最终得到了相类似的结果。如表3所示，无论男女，首要的五个因素依然主要与顾客服务、服务费用低以及自助银行的地理位置便利性相关，而最不重要的五个因素也与之前分析相同，分别是关于第三方的影响、创新的银行产品和银行宣传。对性别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如表3所示，除了“服务效率”和“存款利率高”之外，其余影响因素在性别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前提下，P＞0.05)。可见在性别差异方面，分析结果与上述不区分性别的均值分析一致，即性别差异对个人客户银行选择影响不大。
三、因子分析
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质量，本文还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因子分析是用来定义一般客户银行选择标准的一种方法，有利于进一步探索影响客户银行选择的潜在因子，从而以更加全面的视角看待银行选择行为的决定因素。本文先使用软件分析提取23个影响因素的公共因子，公共因子提取之后再检验各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删除信度较低的因子，从而获得可靠性更高的个人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时，样本的KMO值为0.739大于0.5，且Bartlett＇sTest的相伴概率值为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出六个公共因子，具体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六个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6.751%，表明六个公共因子提取了21①个原始指标大部分的信息。为了得到经济含义更清晰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具体结果见表5。分析结果显示:(1)表5中第一个因子F包含支行地理位置便利、自助银行数量多、支行数量多和自助银行地理位置便利这四个因素，共同反映了银行网点对客户的便利程度，因此命名为网点便利性。(2)第二个因子F2主要包含存款利率高、贷款利率低、信用卡没有年费、服务费用低和向银行申请贷款容易这五个价格影响因素，命名为服务价格。(3)第三个因子F3包含的五个项目分别为服务质量、服务效率、银行重视顾客关系、营业时间的长短、周末和法定节假日营业。因子F3在服务质量、服务效率、银行重视顾客关系三个因素上的载荷较多，在营业时间的长短和周末及法定节假日营业上的载荷相对较少。营业时间的长短和周末及法定节假日营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银行的顾客服务状况，因此可以把第三个因子命名为顾客服务。(4)第四个因子F4包括创新产品、银行的广告、银行的网上营销活动三个指标，这三个指标描述的是银行对客户的宣传活动，因此将第四个因子命名为银行宣传。(5)第五个因子F5包含银行职工待人礼貌和银行的公共关系活动两个影响因素，反映了银行自身的形象塑造行为，因此将该因子命名为形象塑造。(6)第六个因子F6由被家庭使用多年和家人、朋友或亲戚的建议两个指标构成，描述的是第三方对个人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影响，因此将其命名为他人建议。因子分析过程中计算得出的因子方差贡献率反映的是各个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表6显示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由表6可知，六个因子中最重要的三个因子(方差贡献率由大到小)分别为因子F1、因子F2和因子F3。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26.166%，说明了网点便利性是影响个人客户银行选择的最重要因子。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13.014%，表明服务价格是影响个人客户银行选择的次要因子。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8.375%，是影响个人客户银行选择的第三重要因子。通过对各因子重要程度的评价可知，个人客户在选择银行的时候，十分重视银行的网点便利性、服务价格以及顾客服务，该结果与上述均值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在因子分析之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上述影响因素及提取的各个因子在评价客户银行选择行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克朗巴哈(Cronbach)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对数据进行了可靠性检验。分析显示，该指标体系总体的α系数为0.826，六个因子的α系数如表6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因子F5的α系数较低，因此将该因子从模型中删除，其余的因子都通过了检验，α系数都大于0.5，表明该评价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最后，从因子的整体结构可以发现，提取出来的公因子与理论预测比较一致。表7为因子分析结果与理论预测相对比的模型，由表7可知模型拟合结果比较一致。
四、结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传媒技术的发展，电视已成为中国千家万户的“成员”之一。电视媒介的导向也引领着中国电视观众的生活。做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有义务、更有责任成为把握正确的媒介导向的’‘舵手”。本论文旨在从分析电视媒介低俗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人手，探讨如何尽快走出电视媒介的导向误区。阐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性。
经济利益的唆使推动了电视媒介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是出现低俗化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较广泛受众的需求。电视台为争夺“收视率”而低俗，也归根于当前我国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第一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竞争。如国家或中央媒体与地方各级党政媒体之间的竞争。第二，转型而来的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而转型媒体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第三，政党政府媒体与私营或合营媒体之间的竞争。前者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多为政党或政府机关，因此，其信息具有先天优势，经常被授权重要的政治新闻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后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等。电视媒介激烈竞争，拼收视率，我认为深层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例如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比较有人气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
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要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问题，从电视从业人员人手，首先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从业人员应该加强自律意识，绝不能把“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作借口来迎合低级媚俗的风气，要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其次是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电视是一个实践操作性很强的行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能不对文化理论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理论素养、文化修养、知识视野对于他们的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所以只有电视从业人员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才能提高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才能真正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才能真正纠正当今中国电视媒介导向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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