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3:12
导语：在传播学发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场域;科学系谱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闻传播学处于何种研究场域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热点。从时空发展来看,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显学,难以与主流学科平等对话;从学科发展程度看,新闻传播学学科成熟度低,鲜有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理论,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没有属于自有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既然将传播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能以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应包括: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该研究方法是否具备了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 lity)?这些可证伪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复性验证?这些研究路径(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学科的普遍认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该学科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相对完善?显然,现阶段的新闻传播学科尚未具备成熟学科的条件,甚至仍处于学科起步阶段。因此,与其他主流学科的对话更无从谈起。
新闻传播学必须立志于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方法的创新不应机械地套搬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术主义陷阱。技术至上却又缺乏应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撑,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笔者以为应当发挥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即对准当下鲜活、生动的富于时代意蕴的现实问题,对接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话语,少以“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量化方法研究一些“边角料”问题,这不仅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其症结更是关乎新闻传播学科能否找到本学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及发展壮大问题。
二、学科系谱与本土化路径愿景
作为一门显学或热学,这样的学术背景、学术地位与其获得的资源现状是不相符合的。笔者认为,要改变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瓶颈应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2011年，根据教育部、团中央社会实践等相关文件要求，经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和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统一部署，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建党九十周年为契机，按照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实践各项要求，积极申报立项，自组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了专业实习、义务支教、社会调查、爱心环保、参观走访等实践活动。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如既往地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师生结合学科专业特色，赴陕西宝鸡眉县开展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建设与传播战略调研”为主题，以“社会调研、资料查阅、交流座谈、项目考察、采访报道”为方式的特色实践活动。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朱尉老师带队指导，学生干部姜开元、艾伊、杨珂馨等10余人组成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村镇、深入农户，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团队师生不仅对传统文化的现状进行调研，对发展及规划进行分析，同时还结合当地特殊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特色显著的实践调研。
调研团队师生紧扣调研主题，围绕“丝绸之路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展开调研活动。结合活动前期在互联网和图书馆搜集的资料信息，活动按步骤有条不紊进行。调研小组前往眉县西汤峪镇调研考察、开展座谈、实地走访，重点调研当地特色的文化遗产“关学张载”及其相关文物建设，特别了解有关农家村落对于农耕历史文物和农家特色产品的规划保护等相关问题。通过实践调研，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调研团队将实践材料整理汇集，形成十余篇新闻稿与手记，还将利用所采集到的素材制作专题视频、成果杂志。调研成果最终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团队成员结合调研资料撰写了论文，在2014年9月完成《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探究》《传统文化传播新形式与发展新变化》《大众传播下乡村旅游现状与发展方向》等7篇论文。
此次实践调研活动领导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讲师朱尉，调研活动及科研成果的主要成员有沈伍合、丁艳霞、姜开元、沈伍体、艾伊、杨珂馨、勋、冯育超、秦文攀、陈思。
本期“新视野专栏展台”特刊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色的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意在为优秀学子搭建展示与交流平台，促进专业人才成长与进步，研究成果供读者学习讨论。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进行描述和分析，就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等问题作了解答；并讨论了国内传播应当加强的地方，特别是加强合作研究。 ［关键词］ 研究课题 研究特点 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 结果 1. 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 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 180 46.9% 大陆 98 25.5% 非大陆 82 21.4% 非华人学者 136 35.4% 混合 35 9.1% 匿名 33 8.6% 总计 384 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 研究课题 华人学者 非华人学者 混合 总计 新闻 41(58%) 24(34%) 6(8%) 71 广播电视 24(49%) 23(47%) 2(4%) 49 电影 16(39%) 22(54%) 3(7%) 41 广告 15(37.5%) 15(37.5%) 10(25%) 40 电讯 22(63%) (28.5%) 3(8.5%) 35 媒体 14(56%) 8(32%) 3(12%) 25 新技术与媒体 8(61.5%) 4(30，8%) 1(7.7%) 13 信息审查 2(16.7%) 10(83.3%) 0 12 新闻与传播教育 9(75%) 2(16.7%) 1(8.3) 12 政治传播 4 1 0 5 媒体与青年 2 0 3 5 公关 2 1 1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1 1 2 传播历史 1 0 0 1 媒体政策 0 1 0 1 传播理论 1 0 0 1 其他 19 14 1 34 总计 180 136 35 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 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 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 研究课题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Total % 新闻 2 5 8 11 12 3 10 12 5 6 1 75 19.5 广播电视 3 4 4 2 6 4 6 8 7 12 0 56 14.5 电讯 2 1 1 2 3 1 5 20 3 7 2 47 12.2 广告 0 3 1 1 4 3 2 8 9 10 3 44 11.4 电影 1 5 1 1 9 6 5 6 5 4 0 43 11.1 媒体 0 1 3 0 4 2 7 6 5 3 0 31 8.1 信息审查 0 0 2 0 1 4 1 1 2 2 2 15 3.9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0 0 2 1 3 4 3 1 14 3.6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1 1 0 2 1 0 2 0 1 0 9 政治传播 0 0 1 1 1 1 1 1 0 1 0 7 媒体与青年 0 0 0 0 2 2 0 0 0 1 0 7 公关 0 0 1 0 0 1 0 0 0 1 0 3 传播理论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传播历史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媒体政策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其他 0 1 1 3 6 1 6 10 0 4 0 31 总计 9 21 25 21 50 32 44 77 40 56 9 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 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转贴于 3. 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 研究课题 报刊学报 亚洲广告与营销 亚洲传播 电讯政策 亚洲媒介 传播 新闻季刊 新闻 15 0 4 0 1 2 3 广播电视 3 0 2 0 3 1 0 广告 3 21 2 0 1 0 0 电影 0 0 0 0 1 0 0 电讯 0 0 0 4 0 0 0 媒体研究 2 0 0 1 0 2 0 新技术与媒体 0 0 0 2 0 0 0 信息审查 0 0 0 0 0 0 0 新闻与传播教育 1 0 0 0 0 0 0 政治传播 3 0 0 0 0 0 0 媒体与青年 0 0 2 0 0 0 0 公关 0 2 0 0 0 0 0 媒体道德与法律 0 0 0 0 0 0 0 传播历史 0 0 0 0 0 0 0 媒体政策 1 0 0 0 0 0 0 传播理论 0 0 0 0 0 0 0 其他 3 3 2 2 0 1 0 总计 30 26 12 9 6 6 3 三、 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 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 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Singapore: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mran Kaur， “Bibiographic Series.”In Anura Goonasekera & Duncan Holaday (Eds.). (1998). Asian Communication Handbook. Singapore: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nyang T 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 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电讯政策》(Telecommunication Policy)
转贴于
关键词：定量研究；传播；现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245-01
引 言
近年来，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的学术论文大部分运用的是定性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方法很少。定性方法主要用非数字的术语来描述观察资料[1]，笔者所理解的定性方法是判断测试各类事物性质属性的研究方法，例如传播的价值，传播者的倾向，传播的性质等都需要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判定。定量研究方法是一种主要运用数字术语来表现观察结果的调查[2]，也就是说传播学定量研究是指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现象、实践、观点等，运用科学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希望重点从定量的角度说明问题，选取2001年―2009年四种权威学术期刊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中国大陆地区对此种研究方法运用的大体趋势。
一、选取样本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高涨期开始于1999－2000年，此后，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高校，因此本文选取了四种由国内权威高校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选取理由如下：
（1） 四家期刊的创办者都是学术机构。学术水平相对较高,影响力相较于同类期刊较高,国内很多学术名家在上面发稿,许多新的观点、新发现也刊登在此,相对的软文较少，因此能够比较权威的代表传播学发展和研究的现状。
（2）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是定量研究的方法，为了从定量的角度来说明问题，同时也为了能更加客观的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现状，减少误差，本文选择的抽样时间段是2001年1月―2009年12月期间在上述四种期刊中发表的有关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文章，包括相关传播学定量研究的介绍、评述、研究和应用。
（3）由于本校传播学类期刊资源有限，无法获取9年内的所有期刊，所以最终选择通过中国知网(http: // chk.i net)进行检索，通过“关键词”和“全文”进行检索和筛选，获取样本256篇。
二、分析与推论
（1）确定研究的角度，选择抽样的时间段，然后按目标要求选出的分析样本,最后进行分析和推论。（表1）
三、 得出结论
通过分析调查，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年，我国传播学定量研究的过程，现状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量研究方法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平稳的状态，相关论文在传播学中所占的比重增大。根据我所查阅的资料数据显示，较之往年的数据，最近十年来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的数据总体来说是在平稳发展中不断的增加，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关注、接受并开展定量研究的人越来越多。目前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传播学定量化的许多问题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促进了定量研究方法的持续发展。
（2）传播学定量研究的类别较多，关注的焦点逐渐增多，范围也不断扩大。本文在参考前人对于传播学主题分类的基础上，对4种期刊上发表的传播学定量研究文章进行了主题分类。包括：受众分析，主要是指受众的认知、态度、评价等心理过程，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等；媒介的经营与运作，包括包括媒介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控制及媒介之间的竞争，新闻事业的改革等；此外，还包括定量方法研究的介绍和探讨，新媒体（网络，手机等），价值分析（价值量化），传播效果，传媒教育，电视、报纸和期刊几种类别。
从表2的统计中，媒介经营运作的定量研究有29.7%，占据主流地位，这说明媒介运作是我国传播学定量化研究的重点和主体。研究受众的定量文章占了18.6%也是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受众调查是带动整个媒体运作的重要一环，大众媒体对受众调查极为重视，在抽取的样本中，受众调查基本上都是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新媒体的定量研究数据占总体的14.1%，这说明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定量研究也被广泛运用于其中，来调查和证明新媒体技术运用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等。
（3）定量研究方法逐渐具体化，从统计中发现，采用抽样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的文章占据大部分。在定量研究中，内容分析法一直被广泛运用，它是对传播媒介所载的传播内容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既可以对传播内容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又可以由此而推断和描述传播者的行为、预期传播效果等。所以，内容分析是传播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在统计中可以看出内容分析在国内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对而言，实验法的运用比较少，实验方法是一种在一定人工设计的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系统的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方法[3]。尽管此种研究方法还没有被大部分研究者所接受和运用，但是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相信实验法也会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传播学研究之中。
结 语
通过对四种期刊2001年―2009年传播学定量方法的研究，我了解到的定量方法日益丰富、具体。这些方法具有定量性和综合性。其中，大多数方法都是将数学、统计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方法应用于传播学研究中；由于传播学定量研究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的有些研究方法本身带有综合性，或者在实际运用中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几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不管哪一种，其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定量分析。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广泛应用，这些方法的大多数已比较规范和成熟，如抽样调查、内容分析、统计分析，而且它们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量方法体系。我认为在今后的传播学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方法应当更多的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更加注重务实。
おげ慰嘉南祝
[1][美] 约翰・C・雷纳德.传播研究方法导论（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 个体运动的病毒传播行为模拟 图书馆在危机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持续监控在内部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提升个体生命的生存力 亚洲的地位在提升 晚清英国对华传播地位的生成 高校在科技传播中的地位 实证新闻传播中的传播礼仪地位 个体差异对病毒传播效率的影响 作为个体心理过程的传播探析 私营个体企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讨 论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学习观 经内镜传播的医院感染 传播模式与个体互动 党的良好道德形象可持续提升的动力系统 提升范围内供冷系统能效和经济性能的方法 浅谈地方审计地位提升的路径 网络媒体地位的提升 岩心库自动化立体仓库系统的持续改进与提升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见新浪网,.cn/digi/2009-07-24/0600997126_2.shtml
杨洁丽:《RSS的传播学分析及其商业模式探索》,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吴风:《网络传播学―一种形而上的透视》第5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
彭兰:《RSS挑战网络信息生产与消费》,《中国记者》2005年第12期
Gates, Bill. (2004-05-20), "Seamless ComputingCInnovation Changing Business", Speech to the CEO Summit, 2004 Available Online (Last Accessed: 2006-05-21)./billgates/speeches/2004/05-20CEOSummit.asp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媒介批判 文化工业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始作俑者。从早期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进行了跨学科考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从而为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有媒介传播活动及其文化进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广阔的模本。
作为一种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从商品化、物化、意识形态和控制等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对媒介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关注，提供了一种框架，可用以纠正倾向于放弃批判性立场的媒体文化的研究方法。①法兰克福学派首次进入中国是上世纪70 年代末，直至90 年代才开始崭露头角。我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大众媒介与社会心理，大众媒介与意识形态控制，大众媒介与“文化工业”。 ②
笔者搜集到的2011年期刊有关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阐释性研究和意义影响方面。
一、阐释性研究
就2011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1、对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李佳桐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分析，主要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主要特征：“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标准化、同一化的特征；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并在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因为无论是大众文化本身还是大众文化的接收者都在变化，而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调大众的被动性和受控性而忽视了大众本身的主动性。③
林创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大众文化、肯定文化和文化工业，阐释了其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一理论的缺陷：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绝对否定和批判，忽视了大众文化的历史作用；严重落后于实际，夸大了人与现实的对立和人的异化，过分强调人与社会、人与科技以及人与文化艺术的对立；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控制能力；忽视了文化的社会性。④
张圣洁注意到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多为法兰克福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的研究少之又少，于是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其理论要点，对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因为资料占有的难度，其理论深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匮乏的。⑤
李增君认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事实证明，文化产业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了当代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背景下，全面否定、拒绝文化工业的“惯性思维”是行不通的了。在新媒体传播语境建构的社会背景下研究文化产业的时代特征，寻求一种全新的界定方式，拓展文化工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确立它在新传媒语境中的现实性、合法性，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⑥
2、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中，以对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的传播思想研究居多，其次为阿多诺。
杨东东的论述中对哈贝马斯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里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与霍克海默等人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表现出的激烈态度相比，哈贝马斯的理解要相对温和得多，并且似乎也更为客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哈贝马斯独特的诠释学视角为大众文化批判赋予了崭新的色彩。哈贝马斯相信，借助交往行为理论的支撑、理想言语环境的建构，那种充满着积极向上精神的大众文化一定可以回到我们身边。⑦
王安琪以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利理论为视角, 结合当下第二媒介时代的媒体实例, 反思基于网络技术的虚拟生存方式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从三个层次论述了其对人的单向度的加剧。他发现, 在当下的网络社会中，沉溺于赛博空间的自由幻象和新的满足形式信息的爆炸以及虚拟生存的技术终端在不同方面，以不同程度削弱着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同时,加强着技术及其背后力量的社会控制，这种反思肯定技术进步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个参照和警示:“虚拟社会并不是‘乌托邦’, 而只是一种媒介的形式，正确把握现实生存和虚拟生存的本质及其关系, 才更有可能构建多元、健康发展的社会形态。”⑧
周波认为马尔库塞的审美观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在马尔库塞看来，审美和艺术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打破社会和个人单向度性的重要手段，是革命的武器，只有借助审美和艺术，人们才反抗并改造现实。以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其媒介权力批判侧重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对大众传媒的渗透，认为受众在这个过程中是被动的，企图通过审美和艺术为主的精英文化去救赎整个社会，带有浓烈的悲剧意识。他认为媒介环境演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有望得到新的改写。⑨
王海平关注的是阿多诺。阿多诺所针对的“大众文化”是指依托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技术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供大众进行消费的商业型文化或商品性文化，是由统治阶级主动开发和制造并施与普通大众的，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消费型文化，所以他一直对文化产业表现出莫大的敌视与忧虑。而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看，阿多诺的“文化产业批判”理论却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方面，在目前现实生活中，很多现象与阿多诺描绘的“景观”颇为一致；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与我国国情矛盾的一面。⑩
3、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理论阐释媒介现象
在这些研究中，多是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思辨的理性分析我国出现的媒介文化现象，阐述影响意义，甚至是提供一种应对的方法。
李园园把贺岁片作为研究对象，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要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保证产品的明确身份，尤其是随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艺术产品要想在市场上获利，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去满足大众的需求。而对于我国贺岁片创作者来说，在关注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和追求其艺术性，取得二者之间的平衡，才能确保其产品得到最大价值体现。⑾
程金海把数字媒介作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媒介不同于其他印刷和电子媒介的特性出发，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切入点，认为数字媒介信息编码的非物质性也为传播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首先，虚拟环境在为交流参与者提供最大限度交往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约束性的丧失，因而交流很容易沦为话语的游戏；其次，虚拟空间将交往参与者的身体隔离在屏幕之外，这使得数字媒介不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副语言表达；最后，由于数字媒介的虚拟数字传播环境，使得它更有利于弱语境文化的推广，因此基于数字媒介的跨文化交流有形成新的文化霸权的危险。⑿
二、法兰克福学派传播理论的影响和启示
林创认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具有的重要启示体现在对我国的文化建设上。首先，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金钱和利润显然不能作为衡量文化产品优劣的唯一尺度。其次，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大众文化的现状做出我们的分析和判断，而不能简单的把其理论挪用在我国现实中，因为文化批判是对20 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第三，对国内大众文化的发展要加强引导，避免大众文化“大众性”、“文化性”的丧失。第四，对西方文化产品，我们要有批判和反思精神。
在王继发的论述里，从正面和负面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拓展了传播学研究领域；使得传播学理论在我国能够向本土化方向发展；更加坚定了的批判性研究方法。负面影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结构都存在巨大差异，因此该学派也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对中国传播学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本土化研究中，要特别要警惕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理论的异化研究。⒀
王娟和孔亮从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传播目的和传播宗旨四个方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以此为立足点，倡导借鉴和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传播理念、传播特性和传播目的，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视角出发，提出了教育传播研究中应转化意识形态、回归真实本源、培育全面的人、转变教育价值观，旨在促进教育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⒁
总的来说，在2011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数量并不多，而且良莠不齐，研究的内容也大多集中在基本理论、发展历程、意义影响以及对当下我国媒介现象的学理探索和分析上，与往年研究的内容相比并没有太大突破。
参考文献
①石义彬：《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4
②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③李佳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探析》，《安徽文学》，2011（5）
④林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探析》，《世纪桥》，2011（1）
⑤张圣洁，《法兰克福学派消费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知网
⑥李增君，《新传媒语境中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新探》
⑦杨东东，《哈贝马斯批判诠释视野中的大众文化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11（10）
⑧王安琪，《网络社会如何放大人的单向度―以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理论为视角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1（6）
⑨周波，《无望的救赎：从马尔库塞反观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大众文艺》，2011（12）
⑩王海平，《在当下中国看阿多诺“文化产业批判”理论的是与非》，《阴山学刊》，2011（3）
⑾李园园，《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视角》，《新闻世界》，2011（6）
⑿程金海，《数字媒介与跨文化交流：一种批判性的传播学视野》，《湖北大学学报》，2011（6）
⒀王继发，《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新闻界》，2011（7）
⒁王娟、孔亮，《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对教育传播研究的启示》，《电化教育研究》，2011（7）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有其自身独特的、不同于北美主流传播学派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期间所做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厘清传播学史上对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的探索。
关键词 传播学 法兰克福学派 科学 科学精神
一、传播学史上的首次方法论冲突
1、客观准备———法兰克福学派的大迁移“二战”前夕，法西斯在欧洲的反犹主义大行其道。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因此传播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不得不大规模转移。美国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战前迁移的唯一去处。
1934年，社会研究所的学者们与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进行了几次联系，他们主要是来自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霍克海默于该年5 月首次赴美,除了1932 年因受邀到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授课已去往美国的弗洛姆之外，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都在1934 年先后抵达美国纽约。这批最早转移到美国的学者当中唯独少了大名鼎鼎的阿多诺。而传播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冲突正是集中体现在了阿多诺的身上。
2、主观表现———定量与定性的“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之
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广播有关的大项目,称之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其全称为“广播对于各类听众的实质价值”。这一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总体经费为6.7 万美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中来看，毫无疑问是一大笔钱。阿多诺因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论音乐的社会地位》一文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赏识，这一项目也正需要像阿多诺一样的“学术明星”来装点门面；另一方面社会研究所也正想送阿多诺来美国。因此，在多方因素的驱动下，阿多诺成功加入到了这个团队中来。
合作伊始，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就这次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针对经验研究问题”，二是“针对这一领域工作的实际执行”。而阿多诺似乎也与拉扎斯菲尔德达成了共识，他写道“我的理论态度并不厌烦经验研究。”
这一项目最后的代表性研究是哈德利·坎垂尔主持的“火星人入侵”恐慌性反应研究和赫塔·赫佐格主持的日间广播连续剧研究。这两项研究均被选入传播学经典《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这些都是经典的实证研究。
而阿多诺的论文《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和聆听的退化》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前文所述的代表研究截然不同。前者是定量的、实证的、经验主义的，或被称为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研究，而阿多诺的研究是批判的、定性的。同时，阿多诺对整个项目的工业化色彩、市场化倾向、量化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
诚然，这些质疑在某种程度的确暴露了定量研究方法的弊端，但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三个主要反对意见，一是“你不应该详论你自己陈述的逻辑取舍，这样结果就是，你所说的很多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根据的、有偏见的”；二是“你对经验研究工作没有充分的知识，但却以权威的语言来写，这样，读者就不得不怀疑你在自己的音乐领域的权威性”；三是“你攻击其他人是拜物教、神经质和多愁善感，但你自己却清楚地表现出同样的特性”。
二、科学与人文之战
1、直接原因———背景与传统的导向
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冲突的直接原因与他们的学科背景不无关系。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博士，而拉扎斯菲尔德是维也纳大学的数学博士。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差异是很明显的，欧洲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与丰富的文化遗产，较有可能孕育学术精英意识；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没有过多的人文负担，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这也是行政研究和管理学派的温床。
2、根本原因———科学与人文的差异
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即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的冲突,笔者以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状况为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传播学的性质问题：传播学是否是社会科学。这至今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存有争议，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的一派学者将传播看做一个过程，被费斯克称为“过程学派”，与之相对应的是重文化语境的“符号学派”。两派的研究路径对传播学学科而言均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1、“科学”的定义及特征
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厘清方法论冲突的症结尤为重要。从词源上讲，英文的“science”和法文的“Scientin”均源于拉丁文“Scientia”，其原意是指“知识”与“学问”，这引出了对科学的第一重理解，即作为某种知识的科学。而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更接近于“分科立学”，即一种体系性的知识。《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这样界定科学：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科学研究的特征。一是实证性，即必须通过经验观察与验证；二是客观性，即尽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三是明晰性，即对研究对象有明晰的界定。而通俗地讲，科学研究的目的也即，一是描述“是什么、怎么样”；二是解释“为什么”；三是预测“会怎么样”。
2、“人文”的界定及描述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这样界定人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则界定为：被认为不属于科学的那些学科。《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又界定为：相对于科学或科学学科的学科。很显然，大部分定义都没有直面问题，而采取反面定义的方式。经过文献检索，笔者发现叶朗就人文学科的问题曾发表过文章，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描述性的界定：
（1）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和文化世界（外在的）；
（2）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是统一的。从内容来说，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3）人文学科与回答“是什么”的客观陈述不同，它要回答“应当是什么”，也就是它要包含价值导向；
（4）人文学科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
上述描绘并不能严格对应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从两者的界定上来看，我们仍然能较为清晰地感受到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中理论的评判标准之间的差异。
前者要求理论具有解释力、预测力，更要具有启发性、内部一致性、可检验性和简洁性；人文研究理论则要求能提供新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其最刚性的标准不在于它能否检验，而在于能否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以及具有某种美学吸引力。
3、相辅相成———“科学”与“人文”的博弈
今天看来，“科学”和“人文”的博弈已不再显著，且早已不能简单地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还是使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加以区分。尽管如此，新闻传播学科下仍有不少分支面临着方法失衡的问题。曾有学者对国内五本最为重要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自1990 年以来关于传媒经济的论文作了内容分析，得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存在落差的结论，并指出“我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偏重定性分析”。应该说如今的研究学者少有固守一种研究方法拒不接受甚至攻击其他方法。在现在的传播学研究中，学者通常会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批判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相辅相成。
即使在最初的方法论冲突中，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他的《威权主义人格》一书也是定量研究。而拉扎斯菲尔德的《评传播的行政研究与批判研究》，以较为公允的口吻就不同的方法论展开论述。
回归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者们究竟继承了哪些科学的精神内核仍值得我们关注。
三、传播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所谓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是实践主体的内在气质。这种气质的养成有赖于长期的科研过程与科学实践，并与某种学术共同体制度化的共同价值观和规范相统一。
这里首先需要检视的两个误区是对科学理性的崇拜与科学主义的盛行。对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当代社会的人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科技进步来解决，而忽略了“人”自身。科学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新闻传播学界饱受业界的歧视与轻视，即新闻传播学对研究工具的过度依赖，缺乏广度和深度的数据作为科学的代名词登陆各大学术期刊，体现的正是学术圈部分学者对学术资源的占有与对话语权的占有，致使研究成果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关系最基本的阐释力。
科学主义正是在对科学理性的崇拜背景下诞生的。“科学主义虽然看到了科学对人类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对科学功能的价值的肆意扩大，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于研究者而言，更为致命的是，“科学主义则是人们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和成果简单地搬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去，是自然科学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泛化。”
但科学精神凝结到传播学研究中的一般价值仍然是巨大的，这时的科学也并非作为知识和学科的“科学”，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使用的科学涵义。它要求传播科学研究不仅要熟练掌握统计方法，也要求研究者熟悉经典文献并追踪国际前沿期刊、文献；同时要求传播学人文研究不仅要广泛阅读一切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人文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乃至部分自然科学著作，也要求研究者在培养洞察力的基础上注重逻辑思维训练。两种不同的传播学研究风格都秉持着一般性的科学精神，这才是当下与未来的新闻传播研究者所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①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②罗尔夫·魏格豪斯著，刘凯等译：《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其政治影响》[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③希伦·A.洛厄里等著，刘海龙译：《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④约翰·费斯克著，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⑤秦元海，《论科学精神———兼析我国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培养》[D].上复旦大学，2006
⑥乔延鹏，《自由、理性与创新———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D].吉林大学，2005
⑦叶朗，《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化作用》[N].《人民日报》，1997-4-18
⑧石义彬、周劲，《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3
【摘要】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深刻的改变了大众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同时，也对传播学研究带来了诸多影响。本文将从传播学研究的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理论发展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社交媒体的发展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
关键词 社交媒体 传播学研究 影响
社交媒体是互联网进入web2.0 时代以来，催生出的一系列以web2.0 的发展为依托的新型媒体，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微博，微信，推特，论坛，播客等，其中，新浪微博则长期占据网民关注度榜首。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是继20 世纪90 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正如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中提到：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已经成为了人类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学科，其所做的研究则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交媒体的诸多影响。
一、研究主体多元化
相对于美国等传播学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兴起比较晚，在1999-2000 年之后,才以高校为研究基地, 兴起了一股传播学研究的热潮，代表性的事件是教育部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一时期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高度集中在各大高校和研究院，无论是从事传播学世界名著的翻译还是其它对传播理论假设的证实等工作，传播学的研究都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的权威霸权式的话语体系，从论坛、博客再到微博，社交媒体强大的交互性能开始显现并逐渐发挥出重大作用，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不再是记者和编辑的一家之言，普通网民也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传播内容。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中，各个微博用户是微博内容生产、加工的主体，而且这种参与生产内容的成本和门槛极低。在微博的世界里，传播者的身份变得模糊化，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不再是特定的人所特有的身份，每个用户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受众，同时也是传播媒介，每个用户都成为了微博信息传播的动力因素。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 使传播学研究具有了扩充的可能性，微博的转发和评论机制，使得社会上发生的各类事件极易得到各界人士的深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从而成为公众事件，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吸引一些学者跨界研究当前的热点问题，由此带来的传播学研究学术门槛的降低, 使研究主体中“新鲜血液”的注入成为现实。
二、研究方法革新
传播学具体的研究方法常用的有：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 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那时,这种研究方法还十分罕见。现在，这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所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了。在过去,普通研究者要对某一媒体或者某一类事件进行学术研究,要查阅资料时只有依靠人力翻看已出版的旧著、旧刊、旧报,或者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研究耗时耗力,不仅影响学术进度,而且还可能因为无法把握媒体的最新进展,使研究成果出现偏颇。众所周知，资料的占有和数据的获取以及处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却是学术资料匮乏，量化研究缺乏可靠数据，这样的窘境大大限制了学术水平的提高,给传播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社交媒体不仅给人类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并且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复杂化、数据间有关联性、数据呈现非结构化的特征，因此，社交媒体的这一特性成为了传播学者最为关注的方面。社交媒体的高度发展逐渐使得网络不再虚拟化，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数据真实可用。这种真实性与实名制注册并无关系，而是体现在用户日常的媒介接触和社交活动中，通过用户所关注的内容将每一位用户的身份和归属展现在了网络中，组成一个数据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或群体真实被体现了出来。这使得所有的数据具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抽样调查法中，研究者需要先对一个全样本进行假设，然后进行抽样，但实际上，往往会由于数据的易得性，而使得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信度受到质疑。
与此不同的是，社交媒体的数据来源于用户无意识的网络行为。在社交媒体中，用户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数据公司或研究机构留下记录，这种数据是对用户行为记录的再次运用。也就是说，在传播学研究中，针对数据的研究不再需要填写问卷、电话访问等方式，受访者不再知道自己的答案会被用于研究分析中。打破了传统研究中样本量有限性的制约。
社交媒体这一开放的平台，使得被研究者主动并且非刻意的提供数据。就像自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很大一部分新闻来源都是每个个体在生产，并发送到微博和博客上，而微博和博客就是这样的平台，所有的内容是由用户源源不断地主动提供。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需要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对应具体的研究项目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平台合作，也可以自己搭建。
三、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仅赋予了公众更强大的信息获取的权利，而且其强大的沟通交流平台，更加革新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深度。这一传播现象在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基于各种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也成为传播研究的一大热点。微博问政、微博营销、微公益、微博求职招聘、微博举报等，这些在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下出现的新事物，无一不在检验着传统的传播理论的适用性。每年全国和各地“两会”都追随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热点问题，紧跟社会潮流，而微博作为最新最时尚的交流与沟通工具，其亲民性、便捷性、快速性集于一身的特点让它与“两会”一拍即合，代表委员们纷纷开通微博听取民声，将其运用到参政议政中。各大媒体也纷纷借着微博这股东风，利用微博将“两会”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网民。2010 年3 月1 日，新华社借了微博刚刚兴盛的这股东风，在新浪网上开通了“新华视点两会微博”，专门用于上会记者采集的现场报道和短小精悍的新闻评论，直接为广大网民记录报道“两会”上的精彩点滴。这种全民参与讨论政事的情况，也引起了传播学讨论：微博是不是中国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今后的传播学研究来论证。如此种种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四、传播理论得到发展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而在社交媒体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相互交杂，并且加速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越加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浪微博为例，根据用户微博的规模、行为模式及媒介接触习惯，微博用户主要有两种：个人用户、机构和组织。其中，个人用户又可以分成普通用户和名人。而机构及组织，可分为公司企业、公益机构、慈善组织、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
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包括： 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这五个环节。社交媒体对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显示出了自己非凡的影响力，传播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应当积极主动的关注、研究这些影响对整个传播活动所起的作用，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多加探索。传播学者须得明白，传播学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媒介环境的改变无一不会对传播这一活动造成影响。以接收者为例，接收者是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之一。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信息传播已经从传统的单线传播转向了多级传播、网状传播，这一媒介现实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受众观，纵观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几次受众观的转变：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魔弹论”开始，受众曾经一度被当做被子弹击中的靶子，到了20 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有限效果论”，又过分的强调了大众传播的“无力性”，直到“使用与满足理论”、“民主参与理论” 等受众理论的逐渐兴起，受众已经不再被当做大众，而是具有能动性的角色。上世纪80 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作《编码?解码》中提出，受众已经不是单纯的文本意义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解码者，他的这一见解使得传播学界对受众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而当代的传播学者，处在社交媒体充分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意识到受众这一概念已经颇具争议，因为在社交媒体中，传播信息的双方已经无所谓“传播者”与“接收者”。
结语
社交媒体的流行，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这一技术的改革又造成了媒介产业与形态的变化，使得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大众传播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任：即如何给予社交媒体等新媒介准确的定义，如何运用好新的传播技术所赋予的革命性的研究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并研究清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在人类的传播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社交媒体这一新的媒介形态下，传播学研究任重道远亟待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国际新闻界》，2005（5）
②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和怎么办》[J].《新闻大学》，2008（1）
③《大数据成各国竞争新热点》，人民网，world.people.com.cn/BIG5/n/2013/0206/c157278-20452022.html
④刘霄，《微博的传播学特征与经济学思考》[J].《新闻传播》，2010（6）
⑤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