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3:13
导语：在当代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财富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财富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所蕴含的意义、用途以及先辈们的智慧和心思，它同样也是艺术设计创造者丰富的素材以及灵感的来源。在当代的艺术创造中融入民族元素，首先让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融入独特的民族元素，创造独一无二的民族色彩；其次，由于我国传统元素的构成成分非常多，图案、书法、美术、剪纸等，这些元素所涵盖的人文内涵极其丰富，将其运用在艺术创造中，让艺术创造具备“中国性”，展示我国独有的文化魅力，就算创造被模仿，也不会被超越。
二、在艺术创造中融入民族文化的优势所在
（一）丰富了艺术设计的内涵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民族文化的内涵也极其丰富，可以被应用在艺术创造中的素材很多，丰富了创造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二）给设计者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诸多设计领域都融入了中国元素，比如复古的衣服、鞋子、包包等，这些商品受到女性的热捧。在此基础上，创造者的灵感不断地被开发，而后又出现了复古的饰品，像耳环、戒指、项链之类的。基于民族文化之上，创造者可以更好地还原民族特色，也可以与时尚相结合，这些都是在设计者丰富灵感源泉后的产物。因此，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资源，是带给作者的创造灵感最广泛的基础。
三、怎样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
（一）学习传统的用色手法颜色是视觉识别的第一要素，是形成第一印象的主体因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的色彩是极富代表性的，不再是简单客观的自然颜色。比如赤，就是太阳的颜色；黄，就是日光的颜色；白，就是冰的颜色。在创造的时候如若了解了这些颜色的寓意，在进行创造的时候便能更好地把握色彩的运用，处理好色彩和创造的关系，使之协调。
（二）借鉴传统的书画文化我国的书法类型很多，楷书，行书，草书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线条美。将其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可以是衣服更加的立体感；再例如在玻璃器具上丰富书法的表现，将笔墨所讲究的是意、气、神融入于创作中，使设计对象更加具有意义、气质和神韵及传统的文化特点。
（三）学习传统的图形纹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图形纹样一般都具有特别的含义。例如麒麟寓意为“富贵人家的孩子”；枫叶、鹌鹑寓意为“安居乐业”；鲢鱼寓意为“年年有余”,特定的图像具有特定的意义，将这些图像应用在设计中，也许会起到让人惊叹的效果，最好的例子便是在戛纳电影节上范冰冰所穿的“仙鹤裙”，以红色为主打，裙身布满仙鹤，在记者的对比捕捉中，她成为了全场最瞩目的女明星。总之，将这些寓意丰富的图案和当代的设计糅合在一起，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设计效果。
四、结语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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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极简艺术，艺术开始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实验艺术的登台亮相，观念艺术的产生，艺术消亡的理论不绝于耳。尤其是观念艺术认为艺术只是一个观念，不存在什么内容和形式，以往传统的绘画最终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到了当代绘画何去何从的问题日趋显现了出来，一些艺术家另辟蹊径，找寻绘画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开启了一场当代意义上的绘画历程，对当今西方社会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当代西方绘画艺术的特征及主要表现
（一）新绘画的出现
20世纪70年新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绘画开始走出死胡同，有的新的发展方向，绘画艺术开始走出困境，走向复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首先在欧洲生长，后来美国奋起直追，到了80年代中期连日本也出现了这样的艺术运动。这种新绘画的特征是风格自由，大胆粗犷。画面巨大，意象深远，充满了苦涩的美感。这些作品能给人强烈的情绪，题材也极为丰富。
（二）意象
西方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发展到最后进入到了死胡同，形象不存在了，色彩不存在了，空间不存在了，到后来连绘画艺术的意义都受到质疑。而我们的后现代的艺术家们另辟徯径，从多个角落找回艺术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的艺术家们画面中出现了意象。意象是介于形象和抽象之间，这种意象既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的惟妙惟肖的具象，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对形象的消解，它是一种抽象、残缺不全的、怪诞离奇的、夸张的或是变形的、卡通或涂鸦形象，它以一种新方式出现在画面中。新意象绘画有许多代表画家，其中重要人物有菲利普•古斯顿。他在1968年突然采用了一种新卡通式的具象绘画。在新意象画家中，最有名的当属苏珊•罗森伯，她画面中采用的具象是马——确切的说，是用松弛的轮廓线勾勒而成的马的侧面。
三、流派纷呈，兼容并蓄
西方当代艺术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它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状态。它包容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即使是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涂鸦形象。在对待艺术家这个问题上，破除西方主流文化中心论，一些亚洲、拉美艺术家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各地的展览中。当代西方绘画艺术色彩纷呈，流派众多。主要有联邦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的超前卫艺术、美国的涂鸦艺术、法国的自由形象与英国的新精神等等。比如：
（一）德国的新表现主义：
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经历了从巴塞利兹、吕佩尔茨的“纯绘画”到彭克、波尔克的可能性再到柏林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表现力的绘画，使得绘画获得了新生。这一派的艺术家试图消解绘画的主题和内容，用富有张的艺术形象来吸引关注。这一派的艺术家们认为绘画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比如画家基弗就收集了从神话到近现代的所有史料，用绘画的方式把这种历史表现了出来。他们还用强烈的色彩，大胆的画风表现内心被压抑的情绪。
（二）意大利的前卫艺术家：
在意大利超前卫的艺术家那里就采用了折衷风格，他们借鉴了传统绘画的风格和规则。在其代表人物基亚那里可以看到夏加尔、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影子，但基亚不是照抄或延续这种风格，也是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使古典以新的面目进行回归。而库奇尤其喜欢马萨乔的艺术，他继续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艺术家们不是把这些风格简单排列，而是进行多方面的组合和探索，使一些新的表现成为可能。
（三）美国的涂鸦艺术：
它的代表人物有吉斯哈•林、肯尼•莎尔夫等。吉斯•哈林的艺术有一种华丽之感，幽默、活泼，他的粉笔画也迅速、简洁。而另一个代表人物肯尼•莎尔夫是具有独创性的涂鸦艺术家，他的画面色彩明亮，有一种极端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
（四）法国的自由形象：
这一派的艺术家作品中形象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他们或取材于海报，或取材于卡通人物，有着一定的喜剧效果。英国的新精神：这一派的代表画家马尔科姆•莫利谈论艺术家通过艺术了解潜意识，通过意象让潜意识活动暴露出来。他们或在叛逆者中寻找绘画形象，或在诗人中寻找。这是一种有较大随意性的创作方法。
四、对传统绘画的超越式回归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关键词]传统“礼”文化；高师教育；结合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001-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01 [本刊网址]http：∥
一、传统“礼”文化与当代高师教育结合的必要性与意义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关于礼乐的倡导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公民道德素质显著提升，因此不难看出“礼”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礼”作为周公时期制定并经历几千年的补充完善而形成的既定的行为典范，在新时期更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时代意义。而“礼”在本质上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在约束人的行为及提升个人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今天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大学的“礼”文化教育，实现礼文化传统与当代高师教育的有效结合。纵观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成果尤其是高师院校的文化建设成就，整体理想的基础上是对传统“礼”文化的忽视，对优秀传统“礼”的教育弱化使得大学文化建设底蕴不足，而过度推崇“礼”文化也对高师教育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礼”文化的束缚使得高师学生失去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因此在继承与发扬“礼”文化时，必须立足高师教育的教学实际，注重对“礼”文化传统的辨别与筛选，对于其中优秀的部分要加以借鉴与吸收，对于其中的糟粕成分要予以剔除。结合时代背景，让“礼”文化教育在高师教育中发挥出理想的教育功效，推动高师院校的大学文化建设。
二、当前高师教育信仰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一）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教育宗旨
高师教育的成功离不开正确的教学指导，而教学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大学的教学宗旨，体现着大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从“礼”的角度审视当前的大学教学宗旨，透过纷繁的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大学教育宗旨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并深刻地表现为浮躁的学风，功利性的教学与多种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而高师教育的独特性又要求其必须遵循既定的教学宗旨，扎实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与目前大学中潜在的教育价值秩序紊乱相分离。高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对未来中小学教师的培养，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对教师的需求，我国逐渐意识到计划教学的弊端更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与潜能的开发。因此高师教育宗旨应该在维持基本“礼”文化秩序的基础上适当地拓宽培养方向，因材施教实现高师教育宗旨下师范生的多元化发展。总结来说就是高师院校教学宗旨既要带有“礼”文化作为教育价值秩序的影子，又要摒弃落后的人才培养理念，双管齐下，两方兼顾展现高师教育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内涵。
（二）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教育思想
大学教育不同于初高中的基础性教育，也不等同于职业院校的技能教育，更多地被定义为精英教育与专业教育。而精英教育的开展与完成需要既定的过程，循序渐进不断推进，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习阶段具有不同的学习任务，而这也与“礼”的层次性教育内涵不谋而合。立足于当前的高师教育体制，大学初级阶段属于普通教育开展阶段，后两年则是专业教育与拓展阶段，主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完成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后则是更高一层的研究教育，这种既定的教育层次安排就是传统“礼”文化的体现。但是从我国目前高师教育的情况来看，部分学校在师范生进校初期就分配专业，忽略了学生的基础教育直接过渡到专业教育，这与中国传统“礼”文化中所倡导的教学秩序相违背，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没有坚实的学习基础其专业教育成效也并不理想。所以高师教育要遵循既定的教学步骤，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开展教学才能真正实现高师教育优秀人才的培养。
（三）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认同感教育
高师教育要想取得成效必须获取师范生的认同，激发他们的归属感。所谓的认同感是学生对大学整体的认可与肯定，对于学校的校风校训认可并且服从，当毕业后满意自己的学习生活与学习经历，对母校怀有一种敬畏之情。但是从目前高师教育的调查现状来看，有58%的学生表示对学校不认可，不满意大学教育。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生的心理落差感是首要影响因素。学生对大学的最初印象来源于网络、教师及社会宣传，当自己进入到大学校园发现与自己预期的大学有差距从而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同时近几年高师院校不断扩张，教师层次良莠不齐，教学方式呆板落后，学生积极性不高从而产生失落心理，这两种失落情绪的重叠使得学生对高校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我国“礼”文化倡导学生对学校对教师的认同感，认为这是开展学习的首要前提，我国当前的高师教育忽视了对认同感的培养，使得大学教育沦为形式教学，大学精英教育的功效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三、当前高师教育文化规范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一）高师教育中的教育制度之“礼”
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而课堂教学的高效开展也需要教育制度的有序维护。大学学习环境相对高中来说十分宽松，教师的约束与管制色彩被弱化，学生很容易形成散漫的学习习惯与作风，因此必须借助课堂秩序加以维护。但是大学特殊的教学环境与教学特性使得秩序与规范很难起到良好的说教与规范作用。即使有教师点评，有考试约束，学生依然上课积极性不高，自由散漫，逃课旷课现象严重，更甚至刮起“考前背一背就0K”“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等不正之风，严重降低了高师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要想维护高师教育中的正常教学秩序必须在做好他律的同时引导学生做好自律。他律目前在高师教育中十分常见，执行方式也比较灵活，网络管理与动态监督、电子档案储存及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等都是他律的表现方式。而自律的开展需要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中寻找借鉴，“礼”文化为学生的自律指明了方向，人们掌握与学习的“礼”的过程其实是熟悉社会既定规章制度并自觉约束自己的过程，这与我国大力倡导的以德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礼”文化中的德治不仅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提升学生的自律能力，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高师教育，通过在学生中开展并推广“礼”文化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实现和谐校园秩序的构建。学生在学习“礼”之后，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帮助自己形成良好的学风与道德情操，形成以“礼”为先的大学教育精神，通过“礼”的渗透自觉地投入到高师教育的学习中去，打造自身的良好素质。
（二）高师教育中的学术文化之“礼”
“礼”的道德约束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的约束上，更体现在对高师教师的行为约束上。随着物质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更多的教师一味追求福利待遇的提升与个人等级的晋升，而高师又一定程度上将这些物质奖励与学术研究挂钩，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的论文指标，而忽视了教师的道德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的挖掘，使得教师单纯追求的量而忽视了质。在这种不正之风刺激下，部分教师铤而走险搞起学术欺骗，盗用或挪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高师教育内学术的腐败之风。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学校制度上的漏洞，没有正确定位教师的价值与学术意义，使得学术研究成为晋职加薪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就是教师自律意识的低下，是教师个人素养不足的体现。因此必须借助“礼”文化来净化当前高师教育的学术论坛，教师个人应该明确自身定位，“传道授业解惑”，面对物质的诱惑理应做到淡泊名利，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教学与真正的学术研究上。只有正确认识学术研究，正确对待学术科研，才能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真正做到实至名归。
四、当前高师教育文化实践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礼”文化体现在高师教育的实践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典礼制度与校园环境的建设。在典章制度方面体现最为深刻的就是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与校庆典礼。我国传统“礼”文化认为开学典礼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尊师意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学习的价值与意义，明确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该怎么做，一般来说仪式都比较隆重，相当于古代的祭祀规模与礼制要求。当前我们高校的开学典礼往往流于形式，学生并未深刻认识到开学典礼对自己将来求学的指导意义，甚至部分学生借故缺席。毕业典礼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学生对自己学习的总结与分析，是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开启今后的职业生涯或者研究生涯。校长在毕业典礼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校长激情澎湃的演讲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真正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与应有的追求，但是当前我国的毕业典礼对学生要求不高，只是对过去学习的简单总结，校长更多地承担祝福者的角色，学生难以在毕业的庄严时刻意识到大学毕业后应该的人生走向与职业追求。除了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校庆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一大契机，当前我国高校的校庆活动往往举办得十分隆重，一味追求场面的宏大，带有哗众取宠，吸人眼球的倾向，其实这是“礼”文化缺失的体现，校庆活动举办的真正意义与目的是激发本校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庄重而热烈的校庆氛围中得到升华，从而转变为学生更长远更高尚的人生追求。因此无论哪种形式的校园典礼都应该彰显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优秀传统，将重点放在学生人生价值的获取与自我觉悟意识的提升上，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次是校园环境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其实是校园建设活动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建设部分，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氛围，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价值定位，更加自觉地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我国古代礼文化在校园环境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基于当前我国混乱的校园环境，需要礼进行文化清理与整治，摒除其中的不正之风，摒除其中的物质色彩，让校园文化真正干净起来，纯洁起来，学生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中自觉认同“礼”的典范要求，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参与到维护校园文化环境的行动中去。另一方面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风景可以有效地凸显校园文化特色，我国部分高校之所以取得教育与办学的成功就是加强对校园文化景观的建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突出了校园的自身特色，使得校园文化成为校园文明程度的展示窗口。高师院校作为培养未来中小学教师的主阵地，更应该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文明风尚，为师范生的身心健康成长、素质和谐发展创造良性环境。
关键词：对话理论 语文教学 教育改革
“对话”这一概念最早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他说：“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从而可见，“对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粗浅层面上的“话语交流”，而是深入到人的主体内在，是人的发展与生存所需面对的精神碰撞。而“对话”这一概念被引入到教育教学中，无疑是教育改革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语文学科的灵活性、开放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等特点，更为对话理论的实践创建了可能和发展的空间。
一、“对话式”教学的特点和方式
刘永平先生在《和谐高效思维对话———新课堂教学的实践探索》一书中提出：“和谐高效思维对话的课堂具备科学、民主、积极、开放、适性和高效溜达要素。”然而这六要素仅仅将“对话式”教学的特点和意义停留在知识的学习上，并没有强调这一方式对学生自我认知的价值。高效和谐固然是课堂教学的目的之一，它能够促进教学过程的推进，对于学生成绩提高有重要意义。但是，教育教学的目的不应仅仅看重效率，否则，教育改革最终只会成为形式上的变更，因为其评价依然是以“分数”作为标准，而缺乏了人文性的关怀。在此，我将“对话式”教学的特点概括为民主与权威的统一性、情感与体验的领悟性、沟通与内省的互动性。
民主与权威的统一性指师生的人格和话语权是平等的，在知识的学习上是平等和民主的，但是，由于教师较之于学生在知识的掌握上更深刻、生活的阅历更为丰富、内心更为成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决定了教师的权威性。“对话”的民主性，是对话式教学得以实现的前提。学生在“对话式”教学这一模式下，自我的思考空间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在平等民主的“对话”中，学生对于知识有了主动的认知，同时，教师也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认识到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缺失。当然，决不能一味的强调民主，教师依然具有课堂把握的权威性，这一权威性并不是武断的，而是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由自身经验以及对学生认知程度的分析而做出的全面的、理性的主导。民主与权威的统一使得“对话式”教学避免了由于过分强调平等而矫枉过正的误区。
情感与体验的领悟性是“对话式”教学在实行的过程里潜移默化形成的一种内心感知，根据个体素质的不同，这种领悟性也是有差异的，但是这种领悟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其必然性，所以更突出了“对话式”教学的意义。而情感和体验的离不开沟通，这也就是我所提出的第三个特点，既沟通与内省的互动性。
对话模式为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之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个体通过经验的参与、知识的传递，从而获得了情感与体验的领悟。这种教师与教师间的对话，不再仅仅集中于过去的教学意义上，而增添了彼此思想、认识、价值观等方面的沟通，教师通过沟通，再经过自己原有经验的加工，便完成的自我的第一次提升。这种提升转入到课堂中时，经过与学生的沟通，达到了二次提升。而学生在与教师的对话以及生生对话中，通过质疑和解疑，得到了心智上的提升。这种内省的过程使得沟通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对话式”教学的这三个突出特点，使对话不再是传统教学的辅助工具，而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与传统的方式是平等的，相辅相成的。
二、“对话式”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意义
基于“对话式”教学的特点和方式，语文教学更为适应这种模式。首先，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性极强的学科，本身的开放性很强，它与人的情感和对世界的认知联系的最为紧密，因而学生在语文的课堂上需要话语权，需要与教师有平等的对话，倘使如传统教学中以教师的一味灌输为手段，会形成消极的情感体验，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当然，由于语文的人文性很强，它尊重学生的心灵感知的同时，也需要教师一定程度上的正面指导，从而在情感观念的碰撞中完成学生自己的内心成长。这种内心的成长和完善，在众多的学科中，只有语文学科能够做到，也只有通过对话手段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在语文教学中，“对话”的应用在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都是平等的，我所强调的平等是指内在素养上的平等。教师与教师的对话完善了教师与文本的对话，使教师能够重新的审视自我对文本的解读。同时，教师与教师的对话也是教师与学生对话的准备。对话本身便是人与人的之间的一种精神上的交汇，但是由于每个个体具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沟通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话不能够尽善尽美，不一定适应每一个学生个体。但是，通过教师与教师的对话，完善了教师的自身人格和职业素养，使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得到更好的保证。学生与学生的对话能够激发同龄人的思维互动，使学生主动的提升自我的整体水平，在这种对话中，能够挖掘出更新颖的内涵，并丰富了他们的创造性。在学生的沟通中，完成了学生对于文本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而是积极的发现，将自己的独特体验注入到对文本的创造性阐释和解构中去。
“对话式”教学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无疑是教育改革的一种全新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也必然会遇到来自于传统教学思想的抵制，而在改革的道路上，坚持与革新是冲破樊篱的保证。“对话式”教学为语文教学在现代与传统的交会上、在争议声中前行的课程改革中打开了一扇门，为语文课堂注入了新鲜的空气，而语文的学习也需要重新为自己开拓一种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语文课程与教学新论》，彭小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
文书档案管理体现了整个单位的管理水平，是档案存在的基础与重要的资源，其管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档案资料的质量与完整性，唯有树立文书档案的规范性、标注化才能促进文书档案利用率的提高，为单位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由于这类档案其生产过程中在内容与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对档案的规律有重要意义。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与时展不相适应，不利于长远发展，对此，必须要采取有效对策加以改进，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主要具有以下的几点优势：
1.文书档案现代化管理的高效性
传统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完全依赖人工，靠工作人员通过手工统计、手工归纳、手工整理等等，不仅工作繁琐、复杂，而且工作效率较低，同时也浪费了人力、财力与物力，制约了管理水平的提高。现代化的管理可以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人员利用率，改善工作效率。传统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立卷难、管理工作难，利用率差的问题。具体如下：
1.1传统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立卷难。立卷工作是文本档案管理最基本的规划与统筹，在立卷的过程中，要注意对档案各个大纲的归类及按照标题进行排列，确定保存期限进行装订，该工作需要细致的观察能力与持久的耐力，这项工作较为枯燥，难度较大且难以掌握。
第二，管理工作难度较大。完成文本组好卷之后，会根据其不同特征进行编号，满足工作需求，这项工作十分繁琐，而且常会出现错误，需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与时间方可达到管理的目的。
第三，利用率较差。传统的档案文本装订准确度不高，操作方便性不足，导致其利用率交底，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改善了管理水平，减少人为操作，使用技术手段，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减少劳动力强度，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改善文本档案管理的合理化与科学化目标，提高档案的可信度。
1.2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改善了文书档案工作的效率
现代化技术的运用最大的成效就是改善了文书档案工作的效率，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大大提升了文书档案的运用效果，将管理人员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其他工作，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工作的准确性，降低错误，使档案部门的文书档案功能更好的发挥出来，更好的为需要的人服务。
2.运用现代化技术提高档案资料管理的便捷性
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对档案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善了档案管理的方便性，应用也更为简单，利索。传统的以手工为主的档案管理方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而且文本资料不够全面，漏洞百出，信息含量不足，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档案管理你水平的提高，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在档案利用的过程中问题百出，资料不足，利用率差，查找复杂，可信度较差等都制约了文本档案价值的发挥。现代化技术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本档案管理水平，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也实现了当即立卷，改善了档案的规范性与合理性，实现档案管理的有序性，近而使档案由案卷集转变为文件集，实现了从手工刀自动化的转变过程，促进档案管理水平的提高。
3.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促进了文档安全性的提升
与传统档案管理相比，现代化档案管理的科学性与安全性都有了很大成都到的提升，从我国文书档案的传统管理情况来看，保护措施不足，档案查阅是整体性的，无法进行单一操作，这不仅对查阅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文书档案管理的规范性，与档案管理的保密要求不相符。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计算机管理设备的运用该使档案管理查阅以当页的形式呈现出来，不仅便于查阅，同时也提高了档案管理的安全性。
4.文书档案管理的现代化促进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
所谓文本档案就是档案管理的文字资料，其管理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提高文本资料的利用率，在进行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强化对质量的需求是档案管理是发挥其最大价值的重要体现。在传统的档案管理过程中，立卷工作中存在太多立卷人的思想，主观意识过于浓厚，对立卷工作的把握科学性不足，专业性较差，无法维护档案的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展目标，影响利用者的使用与操作，降低了利用效率。同时，在进行文书档案归档的过程中还占用了档案人员的大量时间，影响其他工作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在这样的环境中，档案利用工作过于被动，利用率低。
实现现代化的管理后，计算机技术被广泛的运用于文书档案管理过程中，过去很多由人工完成的工作被计算机所取代，将档案管理人员从繁琐的整理、归档工作中解脱出来，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其他工作中，大大提升了档案编研与二次信息开发利用工作中，今儿促进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改进了文书档案的利用率，使档案单位的文书档案不仅发挥服务效能，同时实效价值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首先，知识经济时代，档案事业的内涵和外延将进一步扩大。以为档案是经济形态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够以档案形式存在的信息，将是人类知识与信息高度浓缩的精华，也是档案能够得以存在的内在生命力。所以，信息属性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反映档案本质的重要特征，档案的信息含量已成为评估档案驾驶的主要参数，而以往的载体形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目前的微缩、机读、光盘、网络等技术，新的载体形式将会不断涌现，况且载体形式只是在档案保管上有所不同而已。所以采用档案信息内用属性划分档案的外延，将不会使档案种类混杂，分类关系不清，这样建立起来的档案分类体系将日趋完善、科学、合理。
第二，依托先进的技术设备，知识经济将推动档案事业发展进程。知识经济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智能化、信息化、高级化的结果。先进和技术设备是知识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任何思想和技术方法都无法落于实处。当今社会，先进的技术设备已运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档案工作也是如此。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于档案管理、统计和检索；微缩技术在档案的保管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计算机、光盘、多媒体、现代通信技术、微缩复制技术的普遍应用将大大加快档案事业的发展进程，使之进入现代化管理的先进行列。
第三，知识经济将为档案事业提供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知识经济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不断创新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它更代表着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在管理方法上知识经济更需要增强开放档案意识，树立依法治档的观念，注入批判继承精神，探索创新精神和学术自由精神。更需要引进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加强基础工作，调整供求关系，加强定量管理，提高利用效率，把完善档案部门的职能与改善档案管理相结合。
第四，知识经济时代，对档案工作者的素质将提出更高的要求。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内容。实质经济时代的档案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相关应用知识。这样，才能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和优秀人才结合起来，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泥腿动档案事业发展。
二、加快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进程
在档案管理基础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计算机数据的准备工作是一个大工程尤其是对于那些建馆时间较长的综合性档案馆来讲由于馆藏案卷多著录工作不仅量大而且复杂如果没有一整套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工作程序与方法会使计算机因数据准备不足而无法使用甚至直接影响档案管理工作现代化的进展速度。在著录工作中只要掌握了以下重点便基本可以取得著录工作“多”、“快”、“好”兼而有之的效果。
1、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
档案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档案为社会所用。而实现计算机管理档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档案的利用率。综合性档案馆在推进计算机管理的过程中应先根据各全宗的重要程度、价值大小、利用率高低和是否开放的情况对所有全宗进行排队，将那些可以开放的核心档案和社会利用率较高的档案进行优先加工整理。这样就可以加快档案管理计算机化的进程和提高社会利用的效率。
2、分级次著录，省时省力。
在著录过程中可以将案卷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著录即将那些反映问题单一或查考价值不高的档案进行案卷级著录,对那些一卷内几个文件涉及同一个内容且又排在一起的档案进行文件组合级著录,而对那些重要文件或反映问题庞杂的文件则进行文件级著录。这样处理不仅能揭示档案的主题内容和特征，而且也可以减少著录条目和录入条目，既节约了时间、人力与财力又提高了效率。
3、分门别类，充分利用档案原基础。
对于那些案卷基础较好又具备全引目录的案卷在著录时可以直接在全引目录上面分类标引。而对那些特殊形式的档案如“房档”、“案件”等则可用计算机程序将人名、地址、时间用案卷目录直接录入然后用计算机统一给出分类号。这样分门别类地充分利用档案目录的原有基础可以减少著录环节大大地提高著录速度。
4、要加强档案信息素质教育。
加快建立档案信息网络。要注意加强档案主体意识和获取意识教育，利用档案信息守法意识，加强档案工作者的档案信息保密意识，传播意识和更新转换意识。提高运用现代化技术和设备，获取档案信息技术和设施武装档案信息网络，不断提高档案信息的效益功能。
5、要科学地制定、贯彻和修订各项标准，使档案工作逐步实现标准化。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是档案工作技术现代化的中心，而电子计算机的高效率是以档案管理业务标准化为基础的。以为对于杂乱无章没有系统整理的档案，计算机是无法进行管理的，即使可以管理也会因运算程序的复杂化而使其效率大大降低。因此，要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要求，加快档案现代化管理就必须实现档案工作标准化。
6、要强化服务意识，拓宽服务领域。
要从重管理、轻利用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变“封闭型”为“开放型”，主动面向知识经济主战场，把档案工作的重心转到为知识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的轨道上来。做到知识经济发展到哪里，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在提高党政机关档案工作整体水平的同时，要向企业和科技事业单位倾斜，在注重国有经济领域档案工作的同时，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档案工作纳入服务范畴。
7、培养一批高层次的档案信息专业人才和新型化高层次管理人才。
要尽快培养既懂专业知识，有懂信息技术，具有综合工作能力的信息专业人才和新型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
总之，知识经济的兴起给档案界提供了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契机；赶上这次浪潮，我们就会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大显身手。相信经过全体档案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定会在新世纪这张白纸上写出最新、最美的文章，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参考文献：
[1]《档案馆业务建设与管理》，档案出版社2003年出版，盛彦主编。
[2]《城建档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出版社2004年出版，刘巨普编著。
关键词：传统文化 扬弃 “中国梦”
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一直以来都是炎黄子孙的骄傲。然而，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在西方文化愈加深刻地走进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中国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如何合理鉴别与扬弃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有什么重大意义？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答案。
一、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
对于韩国成功申请“江陵端午祭”为世界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羞愧。对于80后、90后以及00后疯狂追星、追捧哈韩文化、欧美嬉皮士文化、黑帮文化却恰恰忽视了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不禁黯然神伤。近年来，我们不难发现譬如腊八节、寒食节、清明节、中元节等等的中国传统节日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连春节和中秋节这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有重大意义的节日也再没有曾经那份浓厚的期盼，更没有了往日的节日气氛。相反，每当圣诞节到来前夕，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是狂欢的男男女女，每当2月14的情人节，玫瑰花的销量尽管是平常价钱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却总是能榜上有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不禁要问是传统文化过时了吗？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打磨殆尽了吗？是西方文化、哈韩文化就比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有内涵、更有韵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过时，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意蕴依然犹存，只是国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
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出现多元文化并不稀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入了世贸组织，国门向世界敞开的同时，也将我国充分地卷入了世界市场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信息化的颠覆性革命，网络和通讯设备的普及改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方式，同样也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那就是文化的迷失。互联网的使用让我们的教育更加丰富多彩，然而也恰是因为网络的高度使用，家庭、学校和小范围的社会生活已经无法满足新生代获取知识的需求，因此在形形的网络文化中，新一代被看似时尚、潮流、个性的别国文化所吸引，渐渐地就在文化中迷失了。这也是市场经济给我们价值观带来的冲击的结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使人们唯利是图，不讲“仁义礼智信”，不讲谦恭，不讲孝道，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文化的认同危机就是这样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二、传统文化的扬与弃
当然，传统文化在今天虽然遭到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冲击，但并不是然无存。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存留方式也有不同的形式，总体上是优秀文化与糟粕文化并存。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糟粕文化。在弘扬优秀文化的方式方法上也要注意发展和创新。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抛弃糟粕文化
传统文化之所以被区分出优劣，并不是其本身的好坏，只是现代人用现代人的标准来加以考量的结果。那么究竟这个考量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被考察的传统文化是否能够顺应时展大潮、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划分，我们得到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忠义孝道、仁者爱人、信守承诺、乐于助人、路不拾遗等等优良的品质。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变迁的道路上，有些消极的传统文化也依然遗留在现代的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例如封建迷信的盛行、男女地位不平等、重农抑商、官本位问题严重等社会现象。
良好的社会风气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作为基垫，优秀的文化引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糟粕的文化则使社会倒退最终走向崩溃的边缘。因此，我们要想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就要大力弘扬先进的优秀的积极的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汉语热与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依然在闪烁着璀璨的光辉。同时，我们也要坚定地摒弃社会上不健康、不积极、不阳光、不传播正能量的传统文化残余。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再一次拉紧了国民的神经、电信诈骗屡禁不止、传销组织打着连锁经营的幌子在各大城市坑害民众、儿女们住着洋房老人却无处安身，这些现象反映出部分国人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匮乏、孝道的背离，而孝道忠厚、诚信有礼正是中华民族近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良文化。正如《三字经》上说：“首孝悌，次谨信”①。可见，古人是多么重视孝道和诚信。孔子对于孝道和诚信也有自己的见解，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②孔子教导我们要谨遵孝道、讲诚信，亲近仁德之士。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万万不可不细细钻研。
（二）在方式与方法上要推陈出新
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和方法的发展与创新，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接轨，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尤其要让年轻人容易接受。新生代们出生在信息化、市场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文化的根基没有那么深厚，特别容易在文化认同上迷失方向。而今天的青少年就是明天祖国的希望和栋梁，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在未来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千年以后依然熠熠生辉，关键就要看一代代的薪火相传。因此，为了紧跟时代，我们要在宣传优秀文化时紧贴现实、推陈出新。可以在网络上加大宣传力度，用传统道德文化约束网络失德行为；可以在教育中加入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份，以娱乐的方式让学生们在快乐中潜移默化地被感染和熏陶；可以加大对身边好人好事的表彰力度，培养社会良好的道德风气；可以在媒体上多创办优秀文化栏目，扩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已经将这些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方法融入了社会生活之中，《三字经》《弟子规》走进了课堂，传统文化的知识竞赛与文艺汇演争先上演，感动中国的年度评选人物让我们钦佩不已，《百家讲坛》《快乐汉语桥》等优秀电视节目使优秀传统文化再次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深入人心。
然而，在我们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有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也值得深刻反思。在某些教育讲坛中，听众都是一些八、九岁至十三、四岁的青少年，而在宣传传统文化时竟然与佛教紧密相连，从小就让他们有浓烈的，进而在长身体的阶段禁食肉蛋奶，只吃素食。我们尊重佛教的信仰，但这种做法是否是我们想要的宣传传统文化的效果，这种方式是否科学值得我们深思，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青年一代能否在身体与心智上承担起祖国托付的重任，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些人以宣传传统文化为名，出售盗版光碟和书籍，成立会所，从而谋取暴利，在他们出售的光碟视频中要求女人要谨遵《女儿经》的盛典，女人要把男人当成天，否则德不配位是要遭到报应的。这是很明显地在宣传传统的“三纲”，中国近代以来刚刚把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救出来，却要在21世纪还要将妇女置于男人之下，非要分出个三六九等，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吗？因此，强调在宣传传统文化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是十分必要的，要将不符合时展潮流的消极文化改良或摒弃。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国梦”
传统文化是v史给予我们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并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这对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梦”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考量综合国力的标准从来都不只是GDP的增长，还要衡量人口、政治、军事、环境、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因素。国家的发展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文化软实力的增加对于我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作为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印度文化、西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列为四大文化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文明进程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也在世界各大文化中闪耀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孔子学院在全世界已经建立了200多所，汉语、中国民俗、中国画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因而对于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增强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自信，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都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储备力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
（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圆梦“中国梦”的重大意义
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上首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③。“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梦，是美丽中国梦，是强军梦，是科教兴国梦，也是文化传承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中国梦”的伟大梦想是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成果，“中国梦”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之中，又结合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得到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美好的夙愿和不断追求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圆梦“中国梦”的重要精神依托。只有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中国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伟大的复兴梦才能够一代代延续。
其次，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凭借。在这个全球化发展迅猛、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早已突破国界，多种文化信息等待着人们去学习、去感悟、去接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中国特色，代表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水平，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勤劳与智慧。因此，在对外文化交往中，中国人有无比的自信与自豪，优秀传统文化给予我们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媲美的底气，是我们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法宝。现阶段，中国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影响力也十分广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浪潮，中国传统文化被多国人民所喜爱和效仿，这就是优秀文化的魅力之所在。因此，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为“中国梦”的最终实现，增添了助力。
最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增强每个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文化和道德整体素质。“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的实现要凝聚中国力量，这力量的源泉就是每个中国人。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每个中国人的必修课。优秀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以浓厚的文化底蕴，进而提升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养。这对于“中国梦”能否圆梦具有关键意义，它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创造力、后发动力和可持续发展力。
注释：
①钱文忠：《钱文忠解读》，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年。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①王庆生：《为了伟大的中国梦》，《求是》，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钱文忠.钱文忠解读《三字经》[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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