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3:13
导语：在当代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财富带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财富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财富所蕴含的意义、用途以及先辈们的智慧和心思，它同样也是艺术设计创造者丰富的素材以及灵感的来源。在当代的艺术创造中融入民族元素，首先让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融入独特的民族元素，创造独一无二的民族色彩；其次，由于我国传统元素的构成成分非常多，图案、书法、美术、剪纸等，这些元素所涵盖的人文内涵极其丰富，将其运用在艺术创造中，让艺术创造具备“中国性”，展示我国独有的文化魅力，就算创造被模仿，也不会被超越。
二、在艺术创造中融入民族文化的优势所在
（一）丰富了艺术设计的内涵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民族文化的内涵也极其丰富，可以被应用在艺术创造中的素材很多，丰富了创造作品的形式和内容。
（二）给设计者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诸多设计领域都融入了中国元素，比如复古的衣服、鞋子、包包等，这些商品受到女性的热捧。在此基础上，创造者的灵感不断地被开发，而后又出现了复古的饰品，像耳环、戒指、项链之类的。基于民族文化之上，创造者可以更好地还原民族特色，也可以与时尚相结合，这些都是在设计者丰富灵感源泉后的产物。因此，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资源，是带给作者的创造灵感最广泛的基础。
三、怎样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当代艺术设计中
（一）学习传统的用色手法颜色是视觉识别的第一要素，是形成第一印象的主体因素。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多的色彩是极富代表性的，不再是简单客观的自然颜色。比如赤，就是太阳的颜色；黄，就是日光的颜色；白，就是冰的颜色。在创造的时候如若了解了这些颜色的寓意，在进行创造的时候便能更好地把握色彩的运用，处理好色彩和创造的关系，使之协调。
（二）借鉴传统的书画文化我国的书法类型很多，楷书，行书，草书等等，他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线条美。将其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可以是衣服更加的立体感；再例如在玻璃器具上丰富书法的表现，将笔墨所讲究的是意、气、神融入于创作中，使设计对象更加具有意义、气质和神韵及传统的文化特点。
（三）学习传统的图形纹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图形纹样一般都具有特别的含义。例如麒麟寓意为“富贵人家的孩子”；枫叶、鹌鹑寓意为“安居乐业”；鲢鱼寓意为“年年有余”,特定的图像具有特定的意义，将这些图像应用在设计中，也许会起到让人惊叹的效果，最好的例子便是在戛纳电影节上范冰冰所穿的“仙鹤裙”，以红色为主打，裙身布满仙鹤，在记者的对比捕捉中，她成为了全场最瞩目的女明星。总之，将这些寓意丰富的图案和当代的设计糅合在一起，会出现更多意想不到的设计效果。
四、结语
一
当今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现代都市拔地而起，城乡联系密切，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广泛的变化。从衣食住行、消费观念到思维方式，从家庭生活到职业领域，从个性发展到完善人生，从现实世俗到理想乐园等一切方面的价值，都在经历着急剧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平衡与稳定被打破，新生的在冲突与变异中孕育。与此相关联的文化艺术观念，也陷入了新与旧的撞击和激荡之中，由此导致传统文艺结构的裂变和新的文化艺术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网络媒介）为手段，按照商品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为现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间。普通市民，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摊的畅销书、流行音乐、娱乐影视、时尚报刊杂志、广告、电脑游戏和网络艺术视为自身参与当代文化转型，并从中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艺术形态。因为都市人在商品经济大海中奋力搏击，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劳累奔波，大众文化快餐恰好满足他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适应人际关系变化的新特点，符合他们追求刺激、新奇与多样化的情感方式。总之，大众文化所诱发、催化的日常消费性的艺术审美，与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彼此契合，以致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遭到冷落，甚至随着人们消费享乐的不断膨胀，审美体验的钝化，而造成对崇高美的艺术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时，还容易在感求的满足中，或在媒体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中，认同大众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极的观念，疏离了个人的价值层面与体现当代社会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关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变动不居，复杂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厌倦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紧张，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艺术对生命价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种向往宁静致远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与升华；或随着他们在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中不断增强感受、体验生活与艺术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费性的审美，转而从文学经典和艺术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赏层次。他们或者重返经典文本的阅读，从唐诗宋词、古典小说名著到中外现当代的名家佳作，感受优秀文学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体悟中外现当代文学创新的独特审美意蕴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艺术审美境界；或者关注新时期的力作，特别钟情于饱含大众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从中品味到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调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补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这些作家坚执于文艺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严肃文学、高雅艺术将不断地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拓展其生存、发展空间，从而鼓舞了作家、艺术家。诚如一位作家所说：“文学这个金字塔是有层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读者最多的，而顶尖部分则是读者最少的。所谓纯文学；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顶尖部分”；“即精神层次较高、内涵深邃，一般大众难以马上进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纯文学虽然短期内不能赢得巨大数量的读者，但细水长流，其吸引潜在的读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当前一些人把文学经典引入家庭和社区的图书室，把普及高雅艺术当作城乡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或许预示着当代文化与文学艺术在互动中的发展趋势。
二
由此可见，当代大众文化艺术的崛起，正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学、艺术不仅是社会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活动。所以，大众文化及日常消费性艺术审美崛起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文艺娱乐功能的凸显和强化，而是在现代工业文化和后现代信息文化的影响下，以新兴科技与传媒为中介手段，冲击建立于新现代文化基础上的、以文字符号和其它“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文学艺术的既有形态和规范，形成一种适应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趋向的新型文化艺术形态。在它生成的过程中，虽然承续着中外通俗文化艺术的传统，吸纳了民间文化和市民文艺的精神资源，但实际上它同文艺既有形态的关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种雅、俗之间的关系，而是当代多元文化艺术建构中，两种既有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文艺形态的互相关系。
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正在改变文学、艺术的生存境况与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艺术形态的出现与生产方式的变革息息相关。特别在信息产业逐渐成为主导型生产方式的后工业时代，大众文化媒体的产业化将被纳入文化经济的新体系，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社会里尤其日益明显。电子传媒、电脑网络作为社会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文化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追求及其宏大的叙事模式，为世俗的感性愉悦和日常消费性审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艺的现代性话语方式在由媒体主导的大众价值取向中隐身，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所取代。在当今中国的具体语境中，虽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经济时代只是一种发展趋势，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也使中国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呈现出某些趋同的景象：传统文艺在通俗文艺、电子传媒的冲击下，早已出现“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分流；以语言文字符号描述审美意象的艺术形态，开始受到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在内的视听觉艺术形态的挤压；现代性的文学话语逐渐被淹没在媒体型、日常审美型的话语方式中。从而确证了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是日常艺术审美与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不同于传统审美文化单一性的“混融性”特征。这一点，早在影视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综合性艺术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奥秘。
影视艺术由于被纳入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系统，以致其生产、制作和传播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把文艺信息迅速而大规模地传达给大众，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大众的审美娱乐发生很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传统文艺门类就难以与之抗衡，比如文学中的诗歌，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曲等艺术种类，虽有其传达人类心灵世界变化的独特审美价值，却因其创作（生产）、传播（展演）的方式难以纳入文化工业和商业运作系统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艺术欣赏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审美心态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视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新型艺术，除了拥有现当代文化工业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手段外，还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种文艺种类之所长，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们的局限，使视、听艺术融入了诗的想象、戏剧性的冲突和小说的故事情节，达到文学性和观赏性的结合。这正是它们能吸引优秀的小说、戏剧作者加盟，通过小说、戏剧作品改编制作成影视剧而扩大文学作品影响的重要原因。
可见，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艺术类型，所以具有覆盖面广、受众面大的艺术效应，除了它作为现当代工业生产的特殊领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艺术价值取向，适应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审美世俗化。回顾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感兴趣的电视剧，除却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编、制作的电视连续剧，和具有现代意识与民族艺术特色的武侠、言情剧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边事，着力表现人间情爱的永恒与矛盾的世俗关怀的剧作。从《渴望》、《过把瘾》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处在于真实地传达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们的世俗价值与感求。尽管一些评论家对其感官性、过程性、无深度模式等“后现代”特征加以批评，但大众却认同这些剧作，并跟随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唏嘘、喟叹。诚然，当代大众是不满足于日常的艺术审美与世俗关怀的，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科学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倒是可能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各种矛盾激化，因而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和焦虑，便成了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所以，创造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的艺术佳构，就成了现代文艺的重要使命。然而，大众对人文精神的渴求，对终极关怀的理想，又总是以其现实的感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只有随着人们生存状况和精神文化状况的不断改善、提高，才可能从世俗欲求跃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定位，既是它赢得大众收视率的特长，又是它难以提升大众的更高审美品位的局限。因为这种价值定位，诱导着电视剧的创作（改编）、制作与传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满足观众当下的审美价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剧作文本的艺术独创性和深层的审美意蕴，强化、渲染故事情节的煽情与刺激性，以致近年来，影视艺术中的大片制作变成了好莱坞创作原则与制作模式的翻版：惊情、历险、英雄美人、正邪较量，和卡通化的视觉构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与影视艺术相比，网络艺术作为大众文化媒体新类型的出现，更是当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网络世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网络化创造的虚拟空间，使人们可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虚拟实在中体验人生、创造自我、沟通未来；而且极大增强交往与对话中的主体性和个体价值。“一方面，在虚拟空间里，人类自由想像的空间无限扩大，构造能力无限增强”；另一方面，网络世界“为交往主体提供了自由平台，人们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对信息进行反馈、评判、选择、删除，体现了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寻求自觉和自主的一种历史选择倾向”。[2]在此基础上涌现的网络艺术，极大地超越了影视艺术的特性，进一步蚕食了传统艺术的空间，甚至改写了文艺家的身份。正如有关论著所言：“由社会分工规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文艺的主流。文艺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文艺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像，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文艺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静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文艺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文艺活动、先于文艺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文艺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文艺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P4)这种描述与论断也许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证实，但从目前网络艺术的情况看来，它确实在交互性、可视性、趣味性、知识资料的丰富性和融合不同艺术门类的特长等方面突破了传统艺术，超越了影视艺术。因为以往的媒体手段均是单向度的，是预先给定的，而网络则“打破了单一或分离的‘主—客’和‘主体—主体’单向的交流结构形式，网络化真正实现了人机互动、交互作用，人类交往呈现出‘对话性’的特点，形成了相互对话、交流、反馈的网际关系”[2]。
当然，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与既有的文化艺术形态相比，也存在着局限与不足。一是影视艺术的编导与制作的标准化和模式化，这是它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难怪一些小说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视剧后普遍感到遗憾，因为标准化、模式化的运作严重损害了原作的独创性和深刻、丰富的审美意蕴。二是影视艺术审美价值定位的世俗化、“快乐原则”与商业性，促使生产和经营以大众的日常消费性审美为指归。只要瞄准了世俗的趣味与时尚，就找到了影视产品的卖点和消费热点。甚至为了追逐商业价值而不惜牺牲产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论提升消费者的艺术审美水平了。三是影视艺术的表现方式过于直接、具体，追求同步、轰动的影像效应，以致大众越来越难以找到想像力挥洒的空间。久而久之，也就钝化了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审美体验能力。因此，欣赏者无法获得某种超验的审美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造成这类大众文化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4](P167)与之相反，文字符号能够激发意象和隐喻，使读者能够从想像和经验中衍生出丰富的意义。
同样，网络艺术在超越书面文艺和电子文艺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尤其是带来了一种消解正统文化艺术价值的力量，病毒泛滥，，隐私爆光……，严重损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艺术格调。更因为网络的“虚拟世界”缺乏直接的体态语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碍人们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当人们在虚拟空间进入平常无法经历和体验的生活时，人离现实世界愈遥远，就愈益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类的价值关怀，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异化”。
这就进一步证明，当代大众文化艺术形态，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等重要类型，之所以迥异于既定的文艺形态，就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都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们的文艺观念、审美价值生成与实现机制，甚至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身份，也都与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这是社会文化变革在文艺领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艺的存在方式与话语系统，正从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动的发展格局。既往的文艺形态（包括口头的、书面的文艺形态）与当代大众文艺形态（特别是电子文艺和电脑文艺中的网络艺术），都是复杂、多元文艺新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互悖立与互动，彼此吸纳与扬弃，形成多元共生的动态结构，从而显现出各自存在的意义和彼此无法取代的价值，并预示着一个新文艺时代的到来！
三
面对当代文化艺术复杂多元的变化，文艺理论批评亟须进一步转变思维方式，拓展视界，更新观念，调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艺发展与理论创新。
首先，要立足文艺变革实践，确认文艺旨在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打破以往阐释文艺价值、功能的中心与边缘、雅与俗、先锋与后锋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求在历史唯物主义宏观视野中，不同阐释、批评主体切入、理解文艺对象的独特角度与范式，形成与多元文艺互动共生格局相适应的多种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相互交流的动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揭示文艺多样性的各自价值、功用与局限，深入理解各种文艺形态、审美特征在相互对话与竞争中可能发展的前景。
显然，文艺理论批评格局的这些变化，不但体现了当代文艺变革发展的要求，更是当代人类的文化自觉及思维变化的产物。如所周知，当代的人们不仅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与弊端，促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相砺相长，推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驱动人们在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这正是德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胡塞尔晚年试图阐明的有关主体间的问题。在他的思考中，先验的自我变成了主体间的自我，世界于是变成了主体间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现代以来人们愈加清晰地意识到，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精神交往时，就会陷入“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所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作“主体际性”，作为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主体和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论，对于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种知识、思想的生存、发展，都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即它们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从而在主体和主体间生成意义。
对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来说，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话语主体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语境中各种文学现象的特征及其在整个文艺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更谈不到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总体发展水平。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7](P9)。一句话，文艺理论批评就不可能充满活力和生机。
其次，正像文学艺术的创新必须遵循文艺发展的规律一样，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创新，既要充分体现当代文艺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拓展文艺观念；同时又须凸显文艺所以为文艺的基本特质，发现、探求当代文艺嬗变中的种种悖论，对充满变动性和不确定性的新文艺形态作出学理性的阐释，为深化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的认识，重构文艺的基本概念、范畴，提出新的话题，从文艺实践概括出新的观点。
事实上，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人们已经发现，文艺创作和生产的原创性缺失，正是当代文艺的普遍性症疾之一。这当然可以归咎于当代复制文化与影像技术的发展；但也不应忽视作家、艺术家对文艺的自律与他律、传统与未来的态度问题。文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证明，文艺的自律、自主性的实现，只有在充分考虑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为文艺在观照、传达人类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必然融汇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说，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构成要素，同时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现社会文化的变迁。从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艺不仅描绘时代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反映时代的文化风貌。只须阅读那些划时代的文艺巨著，从本国的《红楼梦》到外国的《高老头》和《战争与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8](P54-55)。在这种反映中，文艺家总是带着自己的审美感受给予特定社会文化现象以直观、生动、经验的描绘，以致我们看到的特定时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和氛围是那么真切、活泼、有趣，从而触摸到文化的总体状貌或发展动向。这就是巴尔扎克所说的“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尔都塞所言：“……艺术所以是艺术，是因为它脱离开意识形态，同时暗指着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使我们从内部或通过一种内部距离‘感知’（而不是认识）作品所坚持的意识形态”[10](P165)。总之，当代艺术与科学的任何变异和创新，都是以批判传统作为新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先锋与后锋的艺术对抗，没有科学中进步与落后的对抗，艺术和科学是难以变异、创新的。但是，在科学中，一种新的思想或学说的产生，就往往意味着一种旧的思想或学说的死亡。虽然从科学的承继性说，后辈科学家应牢记先辈科学家的贡献，继承前辈科学家的探索和献身精神，但事实上，科学进步的历史恰恰就是一部链性遗忘的历史。艺术则不同，“虽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先锋与后锋的对抗，每一个时代都与它的前续时代构成一种先锋与后锋的对抗状况，但是，谁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先锋的就是具有审美价值，而后锋的就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或者说，先锋的就是对后锋具有终结威力的”[11](P308)。因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们遗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锋，它是速变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况下，先锋与后锋会相互转化，先锋的变为后锋，而后锋的变为先锋的。可见，文学的变异、创新，既否定、批判了传统的僵化和陈腐的东西，又继承和提升了传统富有活力的东西。只有平庸的文艺家才视传统为包袱；只有那些毫无审美追求的艺术家，才把文艺的自律与他律绝对地对立，视他律为其创作的动力。
所以，当代文艺理论的创新应面对这些悖论，探求产生悖论的多元语境（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不同文艺形态审美价值的差异和冲突，它们在互动中显现出适应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体的审美需求，以及与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趋向的普遍性之间的深层关系。唯其如此，文艺理论批评范式与格局的新构建才不会走向单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对既定文学艺术形态的影响看成单向的，甚至具有终结威力的；而应视为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当代文艺的变革发展。一方面，各种新媒体文化的兴起，改变着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走向大众，融入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又会以其富有艺术性的魅力和高远的审美境界，提升大众艺术审美活动的意蕴与文化品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态，去实现人类精神文化总体发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们在探究当代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以及它们与既定的文学、艺术的悖立和互动时，也就无法回避此论题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事实上，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消费性审美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兴起，就存在着这种新型文化、艺术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艺术的深度模式的倾向，更是后现代文化、艺术的重要症疾，对于这类价值观，连同大众文化的科学至上、消费主义等特征，都必然要经过本土化的筛选、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决定取舍。从这一点看来，文学经典、高雅艺术的普及仍具有现实意义，它借助大众媒介与手段，以较高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去满足和提升大众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独立于大众生活之外的“纯文学”的缺陷，又避免后现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绝对化的弊端。可以预期，经过不断调整、更新的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迎来“凤凰湟pán＠①”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残雪.真正的纯文学形势大好[N]，中国文化报，2002.7.3(2).
[2]郝立新，张伟.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全球化[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6):25.
[3]黄鸣奋.超文本诗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
[5]［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6]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7]金元浦.“间性”的凸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8]狄其骢等.文艺学新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
[9]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0]路易·阿尔都塞.关于艺术问题给安德烈·达斯普莱的复信[A].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C].本·布鲁斯特译，伦敦：沃索出版社，1971.
[11]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12]乐黛云.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发展[A]，文学理论学刊（第2期）[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极简艺术，艺术开始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实验艺术的登台亮相，观念艺术的产生，艺术消亡的理论不绝于耳。尤其是观念艺术认为艺术只是一个观念，不存在什么内容和形式，以往传统的绘画最终消失了，变得毫无意义。到了当代绘画何去何从的问题日趋显现了出来，一些艺术家另辟蹊径，找寻绘画的意义和表现形式，开启了一场当代意义上的绘画历程，对当今西方社会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当代西方绘画艺术的特征及主要表现
（一）新绘画的出现
20世纪70年新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绘画开始走出死胡同，有的新的发展方向，绘画艺术开始走出困境，走向复兴。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首先在欧洲生长，后来美国奋起直追，到了80年代中期连日本也出现了这样的艺术运动。这种新绘画的特征是风格自由，大胆粗犷。画面巨大，意象深远，充满了苦涩的美感。这些作品能给人强烈的情绪，题材也极为丰富。
（二）意象
西方的现代主义的艺术发展到最后进入到了死胡同，形象不存在了，色彩不存在了，空间不存在了，到后来连绘画艺术的意义都受到质疑。而我们的后现代的艺术家们另辟徯径，从多个角落找回艺术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代的艺术家们画面中出现了意象。意象是介于形象和抽象之间，这种意象既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绘画的惟妙惟肖的具象，也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对形象的消解，它是一种抽象、残缺不全的、怪诞离奇的、夸张的或是变形的、卡通或涂鸦形象，它以一种新方式出现在画面中。新意象绘画有许多代表画家，其中重要人物有菲利普•古斯顿。他在1968年突然采用了一种新卡通式的具象绘画。在新意象画家中，最有名的当属苏珊•罗森伯，她画面中采用的具象是马——确切的说，是用松弛的轮廓线勾勒而成的马的侧面。
三、流派纷呈，兼容并蓄
西方当代艺术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它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状态。它包容一切可能的艺术形式，即使是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涂鸦形象。在对待艺术家这个问题上，破除西方主流文化中心论，一些亚洲、拉美艺术家的作品也出现在了各地的展览中。当代西方绘画艺术色彩纷呈，流派众多。主要有联邦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意大利的超前卫艺术、美国的涂鸦艺术、法国的自由形象与英国的新精神等等。比如：
（一）德国的新表现主义：
德国的新表现主义绘画经历了从巴塞利兹、吕佩尔茨的“纯绘画”到彭克、波尔克的可能性再到柏林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表现力的绘画，使得绘画获得了新生。这一派的艺术家试图消解绘画的主题和内容，用富有张的艺术形象来吸引关注。这一派的艺术家们认为绘画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比如画家基弗就收集了从神话到近现代的所有史料，用绘画的方式把这种历史表现了出来。他们还用强烈的色彩，大胆的画风表现内心被压抑的情绪。
（二）意大利的前卫艺术家：
在意大利超前卫的艺术家那里就采用了折衷风格，他们借鉴了传统绘画的风格和规则。在其代表人物基亚那里可以看到夏加尔、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影子，但基亚不是照抄或延续这种风格，也是进行新的诠释和演绎，使古典以新的面目进行回归。而库奇尤其喜欢马萨乔的艺术，他继续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里，艺术家们不是把这些风格简单排列，而是进行多方面的组合和探索，使一些新的表现成为可能。
（三）美国的涂鸦艺术：
它的代表人物有吉斯哈•林、肯尼•莎尔夫等。吉斯•哈林的艺术有一种华丽之感，幽默、活泼，他的粉笔画也迅速、简洁。而另一个代表人物肯尼•莎尔夫是具有独创性的涂鸦艺术家，他的画面色彩明亮，有一种极端强烈的视觉刺激效果。
（四）法国的自由形象：
这一派的艺术家作品中形象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他们或取材于海报，或取材于卡通人物，有着一定的喜剧效果。英国的新精神：这一派的代表画家马尔科姆•莫利谈论艺术家通过艺术了解潜意识，通过意象让潜意识活动暴露出来。他们或在叛逆者中寻找绘画形象，或在诗人中寻找。这是一种有较大随意性的创作方法。
四、对传统绘画的超越式回归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关键词]传统“礼”文化；高师教育；结合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3-0001-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3.001 [本刊网址]http：∥
一、传统“礼”文化与当代高师教育结合的必要性与意义分析
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关于礼乐的倡导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公民道德素质显著提升，因此不难看出“礼”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礼”作为周公时期制定并经历几千年的补充完善而形成的既定的行为典范，在新时期更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时代意义。而“礼”在本质上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在约束人的行为及提升个人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今天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大学的“礼”文化教育，实现礼文化传统与当代高师教育的有效结合。纵观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成果尤其是高师院校的文化建设成就，整体理想的基础上是对传统“礼”文化的忽视，对优秀传统“礼”的教育弱化使得大学文化建设底蕴不足，而过度推崇“礼”文化也对高师教育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礼”文化的束缚使得高师学生失去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因此在继承与发扬“礼”文化时，必须立足高师教育的教学实际，注重对“礼”文化传统的辨别与筛选，对于其中优秀的部分要加以借鉴与吸收，对于其中的糟粕成分要予以剔除。结合时代背景，让“礼”文化教育在高师教育中发挥出理想的教育功效，推动高师院校的大学文化建设。
二、当前高师教育信仰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一）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教育宗旨
高师教育的成功离不开正确的教学指导，而教学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大学的教学宗旨，体现着大学教育的价值与意义。从“礼”的角度审视当前的大学教学宗旨，透过纷繁的现象我们不难看出大学教育宗旨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并深刻地表现为浮躁的学风，功利性的教学与多种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而高师教育的独特性又要求其必须遵循既定的教学宗旨，扎实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与目前大学中潜在的教育价值秩序紊乱相分离。高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对未来中小学教师的培养，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对教师的需求，我国逐渐意识到计划教学的弊端更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与潜能的开发。因此高师教育宗旨应该在维持基本“礼”文化秩序的基础上适当地拓宽培养方向，因材施教实现高师教育宗旨下师范生的多元化发展。总结来说就是高师院校教学宗旨既要带有“礼”文化作为教育价值秩序的影子，又要摒弃落后的人才培养理念，双管齐下，两方兼顾展现高师教育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内涵。
（二）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教育思想
大学教育不同于初高中的基础性教育，也不等同于职业院校的技能教育，更多地被定义为精英教育与专业教育。而精英教育的开展与完成需要既定的过程，循序渐进不断推进，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学习阶段具有不同的学习任务，而这也与“礼”的层次性教育内涵不谋而合。立足于当前的高师教育体制，大学初级阶段属于普通教育开展阶段，后两年则是专业教育与拓展阶段，主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在完成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后则是更高一层的研究教育，这种既定的教育层次安排就是传统“礼”文化的体现。但是从我国目前高师教育的情况来看，部分学校在师范生进校初期就分配专业，忽略了学生的基础教育直接过渡到专业教育，这与中国传统“礼”文化中所倡导的教学秩序相违背，一定程度上造成学生基础知识薄弱，没有坚实的学习基础其专业教育成效也并不理想。所以高师教育要遵循既定的教学步骤，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开展教学才能真正实现高师教育优秀人才的培养。
（三）高师教育中应将“礼”作为认同感教育
高师教育要想取得成效必须获取师范生的认同，激发他们的归属感。所谓的认同感是学生对大学整体的认可与肯定，对于学校的校风校训认可并且服从，当毕业后满意自己的学习生活与学习经历，对母校怀有一种敬畏之情。但是从目前高师教育的调查现状来看，有58%的学生表示对学校不认可，不满意大学教育。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生的心理落差感是首要影响因素。学生对大学的最初印象来源于网络、教师及社会宣传，当自己进入到大学校园发现与自己预期的大学有差距从而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同时近几年高师院校不断扩张，教师层次良莠不齐，教学方式呆板落后，学生积极性不高从而产生失落心理，这两种失落情绪的重叠使得学生对高校的认同感大大降低。我国“礼”文化倡导学生对学校对教师的认同感，认为这是开展学习的首要前提，我国当前的高师教育忽视了对认同感的培养，使得大学教育沦为形式教学，大学精英教育的功效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三、当前高师教育文化规范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一）高师教育中的教育制度之“礼”
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而课堂教学的高效开展也需要教育制度的有序维护。大学学习环境相对高中来说十分宽松，教师的约束与管制色彩被弱化，学生很容易形成散漫的学习习惯与作风，因此必须借助课堂秩序加以维护。但是大学特殊的教学环境与教学特性使得秩序与规范很难起到良好的说教与规范作用。即使有教师点评，有考试约束，学生依然上课积极性不高，自由散漫，逃课旷课现象严重，更甚至刮起“考前背一背就0K”“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等不正之风，严重降低了高师学生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正确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要想维护高师教育中的正常教学秩序必须在做好他律的同时引导学生做好自律。他律目前在高师教育中十分常见，执行方式也比较灵活，网络管理与动态监督、电子档案储存及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等都是他律的表现方式。而自律的开展需要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中寻找借鉴，“礼”文化为学生的自律指明了方向，人们掌握与学习的“礼”的过程其实是熟悉社会既定规章制度并自觉约束自己的过程，这与我国大力倡导的以德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礼”文化中的德治不仅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提升学生的自律能力，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高师教育，通过在学生中开展并推广“礼”文化教育，促进学生全面进步与发展的同时实现和谐校园秩序的构建。学生在学习“礼”之后，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帮助自己形成良好的学风与道德情操，形成以“礼”为先的大学教育精神，通过“礼”的渗透自觉地投入到高师教育的学习中去，打造自身的良好素质。
（二）高师教育中的学术文化之“礼”
“礼”的道德约束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的约束上，更体现在对高师教师的行为约束上。随着物质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更多的教师一味追求福利待遇的提升与个人等级的晋升，而高师又一定程度上将这些物质奖励与学术研究挂钩，对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的论文指标，而忽视了教师的道德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的挖掘，使得教师单纯追求的量而忽视了质。在这种不正之风刺激下，部分教师铤而走险搞起学术欺骗，盗用或挪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高师教育内学术的腐败之风。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学校制度上的漏洞，没有正确定位教师的价值与学术意义，使得学术研究成为晋职加薪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就是教师自律意识的低下，是教师个人素养不足的体现。因此必须借助“礼”文化来净化当前高师教育的学术论坛，教师个人应该明确自身定位，“传道授业解惑”，面对物质的诱惑理应做到淡泊名利，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教学与真正的学术研究上。只有正确认识学术研究，正确对待学术科研，才能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真正做到实至名归。
四、当前高师教育文化实践层面的“礼”文化体现
“礼”文化体现在高师教育的实践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典礼制度与校园环境的建设。在典章制度方面体现最为深刻的就是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与校庆典礼。我国传统“礼”文化认为开学典礼应该是培养学生的尊师意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学习的价值与意义，明确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该怎么做，一般来说仪式都比较隆重，相当于古代的祭祀规模与礼制要求。当前我们高校的开学典礼往往流于形式，学生并未深刻认识到开学典礼对自己将来求学的指导意义，甚至部分学生借故缺席。毕业典礼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学生对自己学习的总结与分析，是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开启今后的职业生涯或者研究生涯。校长在毕业典礼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校长激情澎湃的演讲很容易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真正意识到人生的价值与应有的追求，但是当前我国的毕业典礼对学生要求不高，只是对过去学习的简单总结，校长更多地承担祝福者的角色，学生难以在毕业的庄严时刻意识到大学毕业后应该的人生走向与职业追求。除了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校庆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一大契机，当前我国高校的校庆活动往往举办得十分隆重，一味追求场面的宏大，带有哗众取宠，吸人眼球的倾向，其实这是“礼”文化缺失的体现，校庆活动举办的真正意义与目的是激发本校师生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让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庄重而热烈的校庆氛围中得到升华，从而转变为学生更长远更高尚的人生追求。因此无论哪种形式的校园典礼都应该彰显我国古代“礼”文化的优秀传统，将重点放在学生人生价值的获取与自我觉悟意识的提升上，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加优秀的人才，更好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次是校园环境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其实是校园建设活动中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建设部分，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氛围，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价值定位，更加自觉地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我国古代礼文化在校园环境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基于当前我国混乱的校园环境，需要礼进行文化清理与整治，摒除其中的不正之风，摒除其中的物质色彩，让校园文化真正干净起来，纯洁起来，学生在良好的校园环境中自觉认同“礼”的典范要求，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参与到维护校园文化环境的行动中去。另一方面通过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风景可以有效地凸显校园文化特色，我国部分高校之所以取得教育与办学的成功就是加强对校园文化景观的建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突出了校园的自身特色，使得校园文化成为校园文明程度的展示窗口。高师院校作为培养未来中小学教师的主阵地，更应该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文明风尚，为师范生的身心健康成长、素质和谐发展创造良性环境。
自步入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都市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兴起与更新，使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加快了其文化转型的步伐，而在这一文化转型的浪潮中，“卡通”潮流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这主要由中国陶瓷艺术新生力量主导的陶瓷艺术“卡通”现象而影响的，但由于其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文化，既是一种流行文化，也标示着中国陶瓷艺术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因而值得深入探索与思考。
2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概述
近年来，随着创意陶瓷艺术的快速发展，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日渐增多，蔚然成风。从事“卡通”陶瓷艺术创作的大多为年轻一代陶艺家，他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艺术流派，也从未在艺术理论上进行铺垫，但却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这些大多数为80后甚至90后的年轻陶艺家，所创作的“卡通”陶瓷艺术，或雕塑、或彩绘等来表现漫画卡通形象，表达着完全不同长辈的审美趣味与气质。
“卡通”化陶瓷艺术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承载着年轻一代的美好理想，简单、亲切而充满童真。“卡通”陶瓷艺术绝大多数为人物和动物题材，许多取材于中外各种动漫和儿童读物，也有不少是陶瓷艺术创作者的独特创造，人物形象多夸张变形，有趣可爱，既有颇具时尚感的形象，亦有如中国戏曲、民间玩偶类同的充满乡土气息的形象，具有一种虚拟的游戏场景。
虽然“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从表面上主要追求一种天真愉悦的童趣，但实际上其含义绝不止于幼稚的视觉，更不是对儿童生活的追忆，而是同时在表达着创作者的迷惘、痛苦、压抑等个人情绪，充满了叛逆精神，因而其实际思想内涵远比人们想象得要丰富。“卡通”陶瓷艺术作品普遍色彩明快、造型单纯、气氛热烈、充满活力，抛却了使命、责任等具有沉重感的字眼，具有脱离现实世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兴起时间不长，尚处在早期探索阶段，具有明显的实验性特征。“卡通”陶瓷艺术并没有明确的未来发展方向，这是因为每一个“卡通”陶瓷艺术创作者表达的均是其个人的卡通体验，具有显著的个人化特征，是完全意义上的向内视角。不过，虽无明确发展方向，但从整体而言，“卡通”陶瓷艺术更多追随的是包括欧美、日韩等在内的西方动漫艺术发展方向，缺少必要的原创性基础。
“卡通”陶瓷艺术虽然已经颇为兴盛，但与创作热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学术冷，几乎没有专家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存在，使之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尴尬地位，这显然非常不利于“卡通”陶瓷艺术身份的定位和未来的发展，也不利于青年一代陶瓷艺术创作者的成长。
3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成因分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卡通漫画开始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风行，中国的“新人类”以及“新新人类”或曰“卡通一代”开始出现。这批主体为70末至90后的“卡通一代”的成长年代浸润于卡通漫画流行时代，“卡通”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卡通”一代已经成长并活跃于陶瓷艺术舞台，其在部分作品中引入卡通形象，以此来追忆和寄托自身的“卡通”情结，从而成为当代“卡通”陶瓷艺术的主要创作群体。创作群体的形成是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卡通一代”所成长的环境从总体上来说是稳定和谐的，与前代相比，没有经历过多少严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伴随着各类西方动画片、电脑游戏成长，因而也缺乏如父辈般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厌弃世俗道德束缚，被称为长不大的一代或者是拒绝成熟的一代，其内心充满童真童趣，不大关注或无力表达重大主题，而是将更多的艺术创意视野专注于社会流行时尚当中，这其中即包括卡通动漫，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当代整个社会审美倾向的转变，创作审美趣味的社会转型亦成为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主要动因之一。
青年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而传统陶瓷艺术高、大、上的形象以及价格使许多年轻一代敬而远之，而以卡通形象示人的陶瓷艺术作品则给年轻一代带来亲切之感，易形成打动其心弦的魅力，而相对低廉的价格亦使年轻一代能够负担消费。因此“卡通”陶瓷艺术作品具有无限的市场开发前景，市场化和商品化无疑也是促使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
上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处于极度缺失的状态，这也使得新时期青少年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相对缺乏，使之不需要背负任何传统包袱，思想超前，思维活跃，极易接受新事物，而卡通所承载的文化非常广泛多元，大多来自于西方，易于为青年陶瓷艺术创作者所接受并将作为作品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一。因而，传统文化缺失和多元文化发展潮流亦是陶瓷艺术“卡通”现象形成的内因之一。
4 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文化思考
当代陶瓷艺术出现的“卡通”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与艺术全球化潮流息息相关。在艺术全球化下，中国陶瓷艺术创作者正从传统的文化与家庭背景下走出来，开始关注自我、解释自我并希望改变和重塑自我，其思维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年轻一代的陶艺创作者尤其如此，他们通过虚幻的卡通人物，承载的是对未来的种种想象，而卡通形象本身也往往寄托了其对自身形象精神重塑。因而，当代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绝不是在题材上微不足道的改变，实际上是中国陶瓷艺术文化转型的开端，呈现的是一种陶瓷艺术中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化观念。
由于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的兴起是受艺术全球化和西方“卡通”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因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文化“殖民”问题。尽管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主流对此现象视而不见，或者故意加以冷落，但这种不正视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具有原创精神的中国“卡通”人物完全无力抵挡西方“卡通”的文化倾销，这就使得当代“卡通”化陶瓷艺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文化趣味与价值观，成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一部分。
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家从未停止过对艺术本土化的固守与追求，年轻陶瓷艺术家亦同样如此，因而，在得不到应有关注的情况下，当代中国陶瓷艺术“卡通”现象中出现的文化殖民问题仍需要通过年轻陶瓷艺术家自身的努力来加以解决。在当代“卡通”陶瓷艺术作品中，已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引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显现出明显的本土文化意识的觉醒，在这样一批陶瓷艺术创作者的努力下，许多作品已经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当然，希望这样的本土文化符号并非是年轻陶艺家反观传统的文化猎奇现象，不是用来借以寻求国际陶艺界承认的装饰性符号。
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现象，中国当代的“卡通”陶瓷艺术才能够真正寻求到属于自身的语言文化体系，摆脱自说自话的窘境，并实现与其他陶瓷艺术类型的文化融合、交流，按照自身的文化轨迹向前发展。
[论文摘要] 本文认为校园道德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增强文化信息管理的科学性、强化道德制度化建设的有序性、提升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性、探索知行合一实践途径的协调性和实效性这五个方面是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实践议题。
高校校园道德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道德价值理念、道德规范体系以及承载着道德精神的文化符号实体所构成的整体。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形态，它渗透于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是校园文化之道德属性与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校园文化的灵魂。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抓住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构建校园道德文化精神，使各项校园文化建设有章可依、有理可循、有事可执，塑造出博而不浅、精而不乏、深而不玄的校园文化。
1·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
在当今新的时代背景下，高校道德文化建设必然要突显其时代性内容，这是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新世纪新阶段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在导向上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在内容上要具有丰富性与和谐性;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要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突显出来。大学生在校期间是系统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自身道德素质的黄金时期，如果缺乏科学合理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观念的引导，他们势必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判断力和分析力，从而无法找到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归宿。因此，校园道德文化必须有主题明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文化观念的指导，从而使校园道德文化能够在明确的道德价值标准的指引下健康发展。
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首先要明确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导向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的指导地位，用中国化最新成果鼓舞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积极向上的志向，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校园风尚。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导向性体现在道德文化建设的诸多方面，各个环节，发挥着润物无声的作用。[1]
同时，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内容上要具有丰富性与和谐性，体现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格和谐的时代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和谐无疑是对大学生素质的重要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既具有科学文化素质，也具有思想道德素质的人，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掌握的知识不仅要精专，还要广博;科学文化素质不仅要扎实，思想道德素质也要过硬。人格的和谐，具体地说，就是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际协调能力，同时能够很好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具有调节自己心理的能力。
突显校园道德文化的时代性，建设丰富多彩的和谐的道德文化，还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应以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营造追求科学、积极向上同时又和谐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大学生能够在这种道德文化环境中，充分发挥所长，补己所短，增强自信，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校园道德文化建设要在实效上下功夫，与时俱进地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道德文化活动与课堂教学紧密联系，真正发挥道德文化的育人功能。
2·增强校园道德文化信息管理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校园道德文化信息管理主要是指校园媒体管理。校园媒体包括纸质媒体，如校报、学报等;光电媒体，如学校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网络媒体，如学校的官方网站、网络论坛等。可以说，这三类媒体是校园中主要的信息载体，在大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加强校园文化信息管理工作，充分利用校园媒体这一平台，以健康有益的信息丰富校园道德文化生活。
一般而言，文化信息的管理活动可以从对信息内容与信息载体的管理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关于信息内容的管理，要关注:其一，校内媒体是校内舆论的主要渠道，学校需要对各类信息内容的政治方向性牢牢把关，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旋律;其二，高校是进步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在坚持思想的政治导向性的前提下，校内媒体应尽可能及时、全面地准确、真实的信息内容，起到普及新知识、宣传新思想、启发新思维的积极作用;其三，应当使校内媒体成为各类人群相互交流的桥梁与纽带，通过开展访谈、评论、对话、辩论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校方与学生之间人际交流的融洽与和谐。[2]
在信息载体的管理上，应当根据学校的能力尽可能完备地设置信息发散的媒介终端，不仅覆盖面要广泛，还要注重其设置的人性化，尽可能地促成校内信息的联动机制。当然，校内的媒体运作需要一定的操作与维护成本，学校应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状况量体裁衣，应集中把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主要的媒体运作中，以此为基础整合校园媒体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校园网络文化呈迅猛发展之势，学校应高度重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不仅要以窗口意识来建设好自身的官方网站，尤其还要对校内论坛进行科学的管理。网络论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言论自由的思想公器，也可以是有形世界的隐形杀手。因此，学校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就目前国内几个较大的网络论坛(如百度贴吧、新浪论坛、搜狐社区等)的管理方式来看，校方可以采取参与式的管理方法，通过网络规约、设置议题、网络调查、网络评选等各种方式积极地参与并引导网络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总之，科学的文化信息管理，能够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思想环境，从而对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3·强化道德制度化建设的有序性。
一般说来，制度大致可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正式制度一般指一定的文化共同体所颁布的一系列法定规则，包括正式文件、纪律规范、制度规章等。而非正式制度则一般指共同体内相互默认的隐性人际交往规则。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往往并非是完全契合的，两种制度形式的对立往往会造成双方的制度效用“递减”或“失灵”。而这种矛盾，在校园文化生活领域中反映得也较为突出。
高等院校一般都有相关的正式规范，如一些文化管理条例、大学生文明守则、文明公约、校园道德规范等。不过，这些正式制度虽然设置齐全，却往往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多数大学生置身于自己的“小群体”、“小圈子”，有各自的活动方式与舆论平台(如BBS)。小到一个宿舍，大到一个小团体(如同乡会)，人际交往的非正式规则随处可见。在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大学生往往都比较注重自身所处的小共同体内的非正式规则，而对学校的明文制度即使不抵触也不怎么关心或认同。这就使得学校的一些文化规范形同虚设。这种现象正是文化的正式制度与学生群体内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相互对立的集中体现。因此，应当找到一种合理健全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去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减少制度效用的“递减”与“失灵”，使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形成合力、互相补充。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实践尝试，高校应该有序地开展道德制度化建设。
道德的制度化建设包含这样两层含义:其一，在校内调研的基础上，对大学生在校园文化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隐性规则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通过分析与判断，把握这些规则的存在条件与成因，使一些合理的、契合大学生文化生活的规则能够被总结和提炼出来，因地制宜地逐步地把这些规则上升为简约的、正式的道德规范，从而既贴近了大学生的文化生活，也深化了正式的文化规章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其二，道德的制度化建设不仅包括道德制度建设，同时，也包含制度道德建设。所谓制度道德建设，是指制度的设计、安排要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要体现学校所崇尚的道德文化精神。制度道德不仅应该体现在学校明文规定的一些正式的道德规范中，同时还应该体现在学校所颁布的一系列其他的正式制度当中。道德制度化建设的这两方面应相辅相成、互为表里。良好的道德制度化建设应该是一套合理的、有序的校园文化规范体系，它既能够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规则，又能高于这些规则，从而使学校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校园内各种人际交往活动中自由地流淌。
4·提升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性。
要使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全面发挥作用，就必须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高校校园的道德文化建设。校园道德文化应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潜移默化地习染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各环节、各层面、各阶段系统地发挥作用。因此，在高校道德文化建设中，必须系统地优化道德文化环境，使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环境可以教育人、感染人、启发人、塑造人。辩证地把握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充分认识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重要性。一方面，环境塑造着人，环境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人的改变;另一方面，人的自我改变借助于环境的改变而得到强化。如果人们所处的环境系统在精神内涵上具有相同的目标指向，环境的育人效用将得到放大。 转贴于
大学生所置身的校园道德文化环境是开放性的，具有不同的层面，一般说来，可大体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子系统。道德文化的硬环境是那些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事物，如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大学生活动场馆、各类社会实践基地等。道德文化的软环境是指那些精神性的因素，如校园风气、制度、组织、队伍、心理等。整合道德文化环境建设就是要使高校校园道德文化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相互融合，彼此促进，要以环境工程的系统性视野对校园道德文化环境进行全面的规划，把社会主义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灌注在文化建设的各方面，不断地优化和美化校园道德文化环境。
强调道德文化建设的系统性要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加强高校的文化环境建设，并进行系统、合理的整体规划。把整个校园的道德文化环境视为一个大系统，使大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都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承载和体现高校特有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使道德文化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也就是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相互配合与融合。高校应该根据并联系自身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特色，对各项文化环境的建设进行合理的整体规划，坚持把自身的文化精神贯彻和落实到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方方面面。二是高校在注重硬环境建设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建设软环境。很多高校存在着重视硬环境建设，忽视软环境建设的偏向，缺乏建设软环境的有效机制。软环境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不像建一座大楼、一个设施那样立竿见影，但优良淳厚的学风和校风恰恰更多地体现于软环境之中。因此，强化高校道德软环境建设是整合校园道德文化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
5·探索知行合一实践途径的协调性和实效性。
道德价值或伦理精神最终必须体现在行为实践当中。要真正发挥校园道德文化的作用，必须构筑合适的道德实践平台，畅通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渠道和环节，丰富和优化德育教育的实施手段，探索出具有协调性和实效性的校园道德文化建设的实践途径。[3]
首先，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应该以“生活育人”为重要的实践途径。良好的行为习惯是在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逐步养成的，并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人的素质和品质，为此，我们强调“生活育人”。所谓“生活育人”，是指把育人过程融入大学生真实的校园生活中，让大学生在校内这个类似于社会生活的“可能世界”中，学会以道德的方式生活，边学习知识边学习做人，在生活的实践经验中进行自我修养的升华。让大学生在现实的生活中学习、认识、提高、行动，使“知”和“行”结合起来，以“知”指导“行”和规范“行”，在“行”中深化“知”和实践“知”，把“知”内化为素质品质并融进生活实践中。
道德始终是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才可能被把握。大学生的校园生活既类似于社会生活，又区别于社会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引入校园道德文化的“生活育人”概念，提倡以“生活育人”为基础，围绕着大学生在个体成长中可能触及的各类问题，把各项育人工作的开展定位在帮助大学生积累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为大学生以后踏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提供“经验准备”。因此，高校在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应当畅通这一渠道，在信息管理、制度建设、环境建设等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融入“生活育人”的理念，把落脚点放在为大学生提供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上。
其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以德育第二课堂为重要的实践途径。德育第二课堂能够与道德知识教育相得益彰，通过各类道德文化活动的开展为大学生提供道德实践的路径。它能够使学生在一定的道德氛围当中，通过情境互动和文化感召，强化道德体认和道德践行。因此，在高校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中，要重视课堂教学和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要以主题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指导，全面发挥德育教育的功能，结合相关的道德文化活动，把合理的灌输式教育和科学的启发式教育有机结合，使学生能够真正地对这种道德文化在思想上认同、情感上接受、实际中践行，从而发挥校园道德文化的育人功能。
最后，校园道德文化建设应以社会实践为重要的实践途径，使大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社会，为高校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奠定面向社会现实的实践基础。现实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同时也是复杂多变的。大学生总有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一天。如果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和相应的交往实践能力，大学生将有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因此，高校应广泛地开展社会实践，深入联系社会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帮助大学生在正确的道德观念的指导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其能够有所准备地步入社会、面向生活。
实践途径的贫乏必然造成对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产生实效性的质疑。当前，实践途径的贫乏主要来源于缺乏对校园道德文化的系统性观照和制度化安排，同时德育教育教学实施手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贫弱也制约了校园道德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说，在某个高校校园内，知行合一已经成为大学生能够普遍遵循的实践活动，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说这个高校的校园道德文化建设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优良的、持久的。提升大学生知行合一的协调性会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不仅需要理论上的研究，如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还需要开展大量具有实效性与可操作性的实际工作。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探索知行合一在协调性上的不同途径与方式。而因其途径和方式的不同，所呈现出的校园道德文化也是丰富多彩且别具一格的。
参考文献:
[1] 李威，陈娟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J]·沈阳大学学报，2007，(4).
1.1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的专业价值
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是解决当前档案信息积累无限性和档案工作有限性的重要途径，当前档案资料的来源越来越多，大量的档案资料占据着馆室的空间，传统的档案管理技术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实际，因此，有必要开发出新型技术来适应当前的需要。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可以通过改变存储方式而实现空间、范围的扩大，近些年云计算、网络存储等技术的出现为数字化档案管理提供了新的平台，通过对档案管理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迅速实现分类、加工、计算的功能。
1.2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的服务价值
社会发展需要档案作为基础，经济和建设速度越快，就越需要档案工作提供更为准确、更为高效的信息，当前人们对于档案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各类型的生产生活对于档案需要越来越多。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可以有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数字化档案工作向高效率、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有利于构建新型数字化档案服务体系。
1.3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的管理价值
数字化档案管理工作千头万绪，数字化技术日新月异，如果片面追求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和数字化技术的先进性，无疑将会落入到片面发展的死循环，进而会被社会发展所淘汰。当前应该应用好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使档案管理有一个稳定的核心，使档案管理的重点得以突出，进而使各种数字化产品和信息技术更为准确地应用到档案管理的实际之中，在提高档案管理水平的同时，加速数字化档案管理工作目标的实现。
2创新发展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的策略
2.1做好档案信息电子文档的处理
第一，要规范电子档案文档归档的方法。归档电子档案要严格遵循数字化档案管理的程序，要在归档过程中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出现电子档案的丢失，在归档的重点环节要突出防火墙和备份这两个要素，达到对电子档案和资料的安全保障。第二，扩展档案信息电子文档的处理方法。在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背景下，可以通过无线设备、移动设施的扩大，增加档案信息处理方法，实现对数字化档案管理技术的丰富，要积极利用新型的技术，在提高处理效率的同时，保障处理质量。第三，要做好数字化档案的存储工作。云计算、网络硬盘扩大了数字化档案的存储空间，同时也转变了传统档案存储的模式，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从数据采集、信息备份、档案资料恢复等方面入手，利用电子存储空间来解决传统存储方式的实际矛盾。第四，要规范数字化档案资料的应用。合理应用数字化档案资料是社会的需要，档案信息电子文档处理的过程中要尊重这一实际，应该从数字化档案资料入手，将重要的档案形成通用的电子文档，以便扩大电子档案信息的影响和应用。同时，要对现有的电子档案资料进行必要的加工，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使其在应用中发挥出更多的价值。
2.2做好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
档案资料数字化工作可以借用物联网中RFID技术（电子标签技术）作为基础，RFID技术具有无线通信识别能力，能够对附着的物体信息予以处理，这种新型技术具有很多优点，如感知距离远、不用实际接触、容易操作、能够感知、适应性强等。有了这项技术，就能够对有价值的档案资源添加RFID标签，对有价值的档案资料放置的位置、号码、档案名称、归档日期进行记忆。利用这些有效信息，在进行档案管理时，不用动手查找与整理档案，可以运用网络进行实物档案管理，利用物联网技术和记录的档案位置迅速找到所需档案。
3结语
现实分析：当代文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文化霸权主义思潮正在消解和蚕食我国民众对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断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拓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影响力，而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又为上述二者的影响提供了现实契机。对这些现实挑战的现实分析是我们透视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要现实基础，当然也会有利于我们探寻新形势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策略。文化霸权主义最先由西方的代表人物葛兰西提出，用以指代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后来用来统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和政治优势，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削弱和代替别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侵略方式。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遗传密码”，它是用来维系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统一性的源泉。在这种意义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文化的确有多样性的发展趋向，但这种多样性无疑是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之上的，因此，越是民族文化的东西才越能走向世界。每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是该民族独特的精神财富，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源泉，当文化的民族性被销蚀乃至被替代的时候，其政治和经济的异化只是一个由时间来判断的问题。民族文化当然要博采众长汲取其他文化形式的精华部分以促进本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但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伴随世界范围交往的扩大的主动选择的过程。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却把这个主动交流的过程直接诠释和改变为强制输出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手段输出它们的文化形式，这些通过广播、影视等传媒和通过文化产品等形式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其中裹挟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样一来，通过这些被称之为“没有硝烟的战场”的战斗，文化霸权主义力图对我国文化的民族性以及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消解和异化的企图得以彰显，目的在于不断地占领我们思想文化阵地。因此，看不到西方国家借文化霸权主义之名行意识形态侵略之实，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体系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30年间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2］在任何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期，其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往往是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而言，由于其核心价值体系尚处于未完全形成和发展阶段，此时制度和规范的变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往往会与该社会的信用价值体系之间发生各种矛盾，对文化安全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就会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其构成最核心最稳定的把文化塑造成一种特定文化的部分往往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而最外层的一般都是文化的物质层面，也是文化体系中最不稳定的一面。”［3］社会转型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对于文化转型来讲，最主要的就是这种转型使得我们国家很难再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一种支撑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统一的、主导型的文化精神，也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转型引发的文化转型必然会带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进行时代转换，而受到经济多元化的制约和影响，文化发展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种文化的多元化进而会影响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判断体系的形成。我们既不能放缓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又要对这一进程中出现的文化转型对意识形态安全所造成的影响有清醒的认识。
对策选择：新形势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
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竞争力中地位的提升为我们在新时期强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文化全球化的现实也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带来了极大挑战。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理论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以及加强对大众文化的引导和管理，是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对策。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变革使得我国的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格局也日益明显，与此相应，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国外文化的引入打破了我国过去文化单一化发展的格局，进而也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单一和封闭的状态趋向于复杂化发展的局面。文化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各种思想文化的载体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舞台上相互激荡，这一方面为我们发展以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使裹挟在外国文化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形式各异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和挑战。要应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最核心的举措就是要不断加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我们不可能再把我们已经打开的世界重新关闭起来，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中国落后于时展的步伐，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增强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因此，我们应该汲取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用切合时代特征的指导我们新的社会实践，用理论创新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巩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民族文化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产生的与本民族经济政治状况相一致的各种文化产品、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识的总和，它是与外来文化相对而言的一个范畴。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在产生之初，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的不同，总是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出现。民族文化往往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观念形态上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民族凝聚力的角色。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该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内聚力和扩散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是向心力战胜离心力、内聚力战胜扩散力的结果。在这种状况之下，民族文化不仅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不断地丰富和改造自身，而且能够对外来文化进行融合和改造。对民族精神在一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出了明确定位，他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和扩展的大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正在受到外来文化的的挑战，特别是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裹挟在文化输出中迎面而来之时，形势则更加严峻，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这种冲击下出现了危机。那么如何在全球化不可逆挡的潮流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呢？首先，必须在新形势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激发其内在生机和活力，促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中获得民族认同的功能；其次，要积极推动中华文化主动走向世界的进程，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世界吸引力，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提升自身的凝聚力；最后，民族文化凝聚力的提升从根本上还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保障。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要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和创造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位一体的文化变革运动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进程。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催生了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产业，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视域。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潮流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大众文化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新活力也拓宽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但大众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面对大众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发挥其对大众的文化引导作用，制约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负面效应，规约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把大众文化的发展导向引导到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相一致的方向，从而掌握党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引导权和控制权。我们必须以大众文化市场的需求为现实出发点，积极开发适合大众需求的大众化意识形态产品，从而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汇于大众文化的日常娱乐活动之中，以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影响力和认同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控制作用。在具体战略措施上，我们必须寻找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有效结合点，批判地吸收大众文化的合理成分，努力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成分，使大众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转向。
本文作者：高宏利路向峰工作单位：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