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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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代的变迁——南北战争及伦理秩序的坍塌
《喧哗与骚动》中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杰弗生镇上，小说分别以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的口吻讲述了美国内战后康普生一家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反映了在历史十字路口迷茫、彷徨的一家人及其没落史。故事与当时美国南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美国南北战争前，农业是南方社会的经济支柱，农业生产集中体现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黑奴人口占到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随着北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蓄奴制引发的南北方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以南方奴隶主的惨败告终。战后的南方满目苍夷，随着南方政治体制的崩溃，南方的经济体制也随之瓦解。奴隶主逃亡、南部宅地法实施、民主政府实行高土地税政策，这一切都使得大批的种植园经济面临破产的困境，种植园主们以往那种悠闲的生活一去不复返。南方人的物质、精神家园坍塌。战后的南方亟待重建，而这又是个痛苦艰辛的过程，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在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社会混乱无序，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伦理环境的变化必然引发伦理关系的变化。历史上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伦理秩序，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一伦理秩序，否则将会受到惩罚。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与迅速发展，南方人挣扎于失落、痛苦、迷茫的边缘，无法自拔，南方传统的道德体系、价值观亦受到挑战。
2.家庭体系的解体
以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种植园经济造就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南方社会。在南方传统的家庭模式中，一家之长的父亲应该具有绅士那般高贵的品格，勇敢，受人尊敬；母亲应是一位完美的女性，坚韧、圣洁、没有任何欲望。时代的变迁必然引发伦理关系的变化和家庭观念的考验，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挑战。昔日的康普生家族是显赫一时的望族，祖上曾出过一位州长，一位将军。家中良田万顷，黑奴成群。可如今的康普生家族却风光不在，正经历着社会变迁的康普生家族日益没落，只剩下一栋破败的宅子，迪尔西和她的小外孙勒斯特两个黑奴佣人，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家庭成员间关系冷漠，伦理道德沦丧。作为一家之长的康普生先生，游手好闲，嗜酒贪杯。生活中，身为律师的他从不接洽任何业务，整日醉醺醺的，面对家族的衰败，无所作为，不能给家人带来任何生活上的改善，总是发表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把悲观厌世的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儿女，尤其是长子昆丁。在精神上，他没有给子女任何正确的指引和帮助。而康普生太太是个冷漠、虚伪、自怜的女人，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称病，整日只知无休止地哀叹和抱怨，夫妻关系冷淡。作为家庭的女主人，她没能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没有给予家人丝毫的体贴和关心。子女在她身上得不到丝毫关心和温情，她的冷漠加速了康普生先生的死亡，她的自私使得子女的心灵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不论是对身体残疾的班吉，精神受挫的昆丁，善良叛逆的凯蒂，还是对心灵扭曲的杰生。子女们在父母亲那里得不到理解与支持，家庭关系面临解体。
二、伦理困境的出现
伦理环境的变化带来伦理关系的变化，也促使主人公伦理困境的出现。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家族的衰败，作为家中长子的昆丁，伦理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心中感到孤独、迷惘、彷徨，在社会中感到无法适应、无所适从。昆丁的这种伦理困境可以表现为其对待手表和妹妹凯蒂的态度上。父亲康普生把先辈留下来的手表传给了昆丁，表寄托着家族的希望和旧南方传统。
在小说中昆丁的叙述部分，表出现的次数高达61次，可见表对昆丁的重要性和影响。一方面，深受传统的南方价值观念的影响，昆丁始终把自己视为家族的继承人，内心时刻憧憬着挑起重振昔日家庭辉煌的重担。然而如今的康普生家族日益衰败，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卧床不起”，弟弟班吉是个智障儿，在经济上，康普生家族越发贫困，只剩下一栋破败的宅子；在地位上，随着社会的变迁，失去了先前的尊贵地位。另一方面，昆丁是康普生家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位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人，接触现代思想的他深知南方蓄奴制的罪恶，感受到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意识到家族衰败的不可逆性。于是，昆丁的伦理困境出现了。是该勇敢面对现实，顺应社会的发展，还是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重振家族的辉煌？面对社会的变革，他束手无策，难以适应；面对家庭的衰败，他更是无能为力。昆丁对待手表的态度反映了他在新与旧、传统与变革之间痛苦地徘徊、挣扎着。昆丁的困境还体现在对待妹妹凯蒂的态度上。旧南方传统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白人男人把自己想象成勇敢的骑士来保护白人女性，并把家族的荣誉视如生命。昆丁亦是如此，昆丁和凯蒂儿时感情很好，他幻想着像英勇的骑士那样守护着凯蒂，维护家族的荣耀。由于在父母那得不到关爱，畸形的家庭让昆丁对凯蒂产生了一种超越兄妹的情感。出于对母爱和女性的的渴求，本是兄长的他，却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妹妹凯蒂身上，把他视为精神上的恋人。从孩童时期起，他就充当着凯蒂的监护人。有一次，在小河里凯蒂弄湿了自己的衣服，她让家里的小黑奴帮她脱掉脏衣服，昆丁表现出极度的不满、强烈的反对，为此，他和凯蒂还打了起来。成年后，当得知凯蒂恋爱、失身、结婚时，昆丁表现出极度的嫉妒和痛苦。在获悉凯蒂失身后，他嚎啕大哭，感到愤怒和绝望，拿出一把刀说要杀死凯蒂和自己。他要求凯蒂承认失身是其情人达尔顿逼迫的，并发誓要与达尔顿决斗并威胁达尔顿远离凯蒂，否则就杀了他。对于凯蒂的恋爱，他的反应更像是个嫉妒的男友，而非兄长。没能阻止凯蒂的失身，当得知凯蒂怀孕时，他甚至向父亲康普生承认他和凯蒂犯了罪。在得知凯蒂要结婚的消息后，作为哥哥的他，是失落而不是高兴，他甚至劝说凯蒂和他一起逃跑。由此可见，无形中，昆丁背负着精神上的，触犯了伦理禁忌。
是伦理禁忌最普遍的形式之一。禁忌是人类控制自由本能而形成的伦理规范，放任本能和原始欲望，就导致的产生。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的变化引发伦理混乱，伦理混乱是以缺少理性和违背禁忌为特征的。在家庭这一伦理环境中，昆丁忘记了自己作为兄长的伦理身份，听任在原始本能驱使下产生的强烈原始欲望的支配，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责任和义务，意味着对社会认同的伦理秩序的破坏，最终必然要遭受惩罚。昆丁深知于此，正统的社会秩序对兄妹是不齿的，他曾幻想着只有他和凯蒂两人在地狱之中，因为他知道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当然他也深知由于他对凯蒂的感情，死后他也不可能进入天堂。因此，昆丁对待凯蒂的这种超越兄妹之情的感情是其内心焦虑、失落的最深层次原因。
三、痛苦的伦理选择
可以说，昆丁是小说中思想最矛盾、最纠结、情感最痛苦的人物。他对时间极其敏感，耳边总是想起钟表的滴答声。“未来”是看不见的时间的滴答声，“现在”是模糊不清的一片混沌，只有“过去”才是真实清晰的。对昆丁来说，时间只有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是永恒的，而表的滴答声却代表了不可阻挡的社会变革的步伐和不可逆转的南方传统价值观的灭亡。因此，为了留住时间，他愤怒地摔碎了表，希望活在过去。所以在昆丁的叙说部分，我们看到昆丁总是沉浸在对凯蒂的回忆之中。面对凯蒂的堕落、结婚，他无法阻止，最终，他只能选择死亡结束痛苦，结束生命。作为旧南方没落贵族的代表，昆丁沉溺于过去，逃避现实，终将无法改变被社会变迁的浪潮淘汰的命运。
四、结语
英美文学有着相似的地方。美国文学的特点的形成过程中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较深。最初的美国文学一直是以模仿英国文学为主的，随着美国的独立和美国人的意识的转变，美国文学已经脱离出英国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分支。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的出现，美国的文学也越来越繁荣，甚至可以和英国分庭抗礼，成为真正独立的文学。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学也具有类似的忒单，但是美国文学更加注重对自由的表达，同时更加具有浪漫主义思想。
2、文化差异对评论英美文学的影响
正如莎士比亚所讲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接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在评论文学作品时的感想也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不同文化内涵的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评论英国文学概括的来讲就是在反叛和继承中挣扎；第二方面，美国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产生时间相差不多，因而，评论美国文学时要先探讨有关的文学起源问题；第三方面，英美文化评论之间的差距。
英国文学评论的特点和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类似，英国的文学评论自十七八实际开始就具有神秘的色彩。无论是神秘的宗教色彩还是现代化个性的文学评论概念等都表明了英国文学不断在突破和继承传统的文学评论理念。客观来讲，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英国文学的评论没能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中都能看到英国文学思想的痕迹。因而，从英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英国文学评论是从荒诞与绝望中反思，是从横向和纵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理解英国文化。由于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评论的出现时期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无法从美国的文学进程中来把握文化差异对评论文学作品的影响。然而，随着美国的崛起，美国文学这颗陌生的种子在不断成长，虽然美国文学中有英国文学的影子，但是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体系。
我们通常把英美文学放在一起评价。在不断的发展历程中，英国文学的评论模式和理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尤其是和美国文学比较之后，英国文学显得更加纯正。但是，英国文学评论中犹豫不决的性格特点使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被美国迎头赶上甚至远远超过。对于读者来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我们的精神源泉，然而，很多情况下，却使我们在求新追变的层面上陷入困境。和英国相比，美国是开放的，是没有历史负担的，这种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使得美国可以充分的将各个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收为己用。
3、结语
一《金锁记》与“曹七巧”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
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微观接受理论给出了“否定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也被称之为文学接受中的“不确定性”，意指文学本文在内容上对读者原有意识造成的冲击，在形式上对读者阅读“前意向”（pre-jntentions）给予突破与转化，促进阅读兴趣。否定与空白、空缺共同构成所谓的复叠的“否定性”，这是“文学交流中的基本力量”。换言之，优秀的文学文本不仅需要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需要对读者的心理定式和欣赏趋势做出否定与突破。当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期待视野出现完全一致的情况，那么读者就会产生文学作品内容欠缺新意的感觉，从而失去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形象就体现出了这种“否定性”，即不仅适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也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曹七巧的形象来看，曹七巧谋求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她是物质社会中能够用金钱进行交换的事物。显然，曹七巧与封建社会中用三从四德来严格要求的女性具有很大出入。曹七巧对自身婚姻的不满导致了其产生了过多的积怨，这种积怨不仅体现为对姜家的恨意，同时体现在对年家人的抱怨中，甚至逐渐延伸到对子女的控制、畸爱和虐待方面。太多解不开的心结使曹七巧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并为了金钱而实现了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转变。20世纪初期的文学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重视描写新女性，突出新女性所具有的女性意识，虽然这些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得到解放之后并没有找到出路，但是也确实具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且给当时的文学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对于这些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而言，曹七巧这一欠缺道德感、不贞静、不贤淑且相当泼悍的形象对于当时的文学受众是陌生的，她缺乏时代气息下应当具有的躁动与憧憬，而仅仅具有被封建社会压榨下的绝望与哀伤。她压抑着自身的欲望，为了金钱放弃了爱情与信任，在痛苦与怨恨中度过一生的她，甚至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了不幸。曹七巧虽然能够为儿女提供金钱，但是却剥夺了他们的主见与思想，并对他们进行随意的操纵。在此过程中，曹七巧要女儿长安按照自己的要求将自身所承受的不幸都要女儿继续承担，虽然她相信儿子，但是却表现出了对儿媳妇的极度折磨上，并希望将儿媳妇变得不幸。这种畸形的心态同时也是一种逃避的心理，而这种权威主义最终使他人逐渐疏远了自己。在此过程中，黄金枷锁不仅禁锢了曹七巧，并且在曹七巧的操纵下也禁锢了自己的子女。这种被物欲所支配的情感已经失去了家庭中所应当具有的利益与感情，同时也展现出了人性与道德的堕落。在这种变态心理的刻画中，张爱玲并没有使用残忍与放纵来体现，而是像鲁迅一样展现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同时也对传统家长制中存在的“母性”进行了否定。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样，曹七巧同样是使用癫狂之人的视角来审慎周围的事物，其中所做出的事情也让读者目瞪口呆。如果说《狂人日记》意在对封建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做出控诉，那么《金锁记》则是通过曹七巧这一具有泯灭人性、扭曲灵魂和变态心理的形象对人性本质所具有的弱点进行了解释。从接受美学来看，《金锁记》的高明之处在于对曹七巧这一形象的塑造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社会与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也展现了曹七巧从令人同情的被害者向令人憎恶的害人者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彰显出更加强烈的悲剧力量。例如，小说的最后，张爱玲对曹七巧做出了这样的描绘“：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几年之后，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这不仅是曹七巧对自身青春年华已逝所做出的感叹与惋惜，同时也是对自身一生所做出的否定，其中所夹杂的苦痛与无奈会让读者产生心酸与震动。由此可见，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一形象的过程中，已经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打破和超越，并在此基础上让读者能够获得新的感受与刺激，从而使读者从新的角度对人生以及世界作出思考，在此过程中，《金锁记》以及曹七巧的形象对于读者而言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这种对读者期待视野的突破也正是《金锁记》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魅力所在。
二结语
综上所述，曹七巧是让读者同情的，同时也是让读者厌恶的，她是悲剧的承受者，同时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但是无论如何，她都是一个被原欲、金钱、封建制度彻底击垮的失败者。张爱玲通过《金锁记》所塑造的曹七巧这一形象既使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获得了满足，同时也对读者所具有的期待视野进行了突破，由此可见，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金锁记》的创作与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都是十分成功的。
作者：赖巧琳单位：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讲师
女权主义乌托邦对文学的影响
乌托邦思想与女权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目标—重构人类文化。在运用女权主义思想或者乌托邦思想进行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二者的共同策略就是把颠覆父权社会与重构人类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国学者指出:“乌托邦主义所倡导的重构人类文化正是女权主义写作的目标”。传统的乌托邦作品只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因为真正的两性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存在和实现过。
女权主义者就在作品中构建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甚至是两性平等的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反映女权主义思想，展现乌托邦精神，关注女性和人类未来。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把女权主义思想与乌托邦精神结合起来，以唤起被压抑的集体记忆，致力于新的社会文化建构，讨论主体性、女性属性、身体欲望和个体差异，借助想象在作品中营造着女性和人类的精神家园，对父权社会进行全面的抵制和颠覆。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出现后，女权主义乌托邦的观点被众多的文学批评家引用和发挥，而且成为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和乌托邦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后半叶，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再度兴盛，小说创作从以男权文化的现实主义批判转向了对女权文化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展望。即他们在承袭西方主流乌托邦小说模式的同时，融入鲜明的女性主题。女权主义者设想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好世界，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批判。这种超现实的追求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女权主义乌托邦在中国
1989年弗朗西斯•巴特库斯基(FrancesBartkowski)在《女权主义乌托邦》(FeministUtopias)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女权主义乌托邦”一词。目前国内对女权主义乌托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对女权乌托邦理论的译本和研究专著，只有少量的对西方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的研究专著和相关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国学者对女权主义文学整体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然而国外对女权主义乌托邦文学的研究是空前繁荣。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一些英美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
在19世纪以前，在早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乌托邦作品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尽管如此，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女权主义乌托邦的存在。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在《威尼斯商人》是一部具有极大社会讽刺性的喜剧。我国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作为一部经典的作品，《威尼斯商人》的思想内涵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释。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虚构了一处地图上不存在的类似于女权主义乌托邦式的小岛:贝尔蒙特岛。岛上的鲍西娅就像女王一样，独自掌管着一个城堡。这个宁静、祥和的小岛与威尼斯的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鲍西娅的父亲在去世之前就已经规定了她选择丈夫的方式，但是她以自己的方式掌握自己的命运，成功选择了最佳的伴侣—巴萨尼奥。
贝尔蒙特岛就是一个拥有这独特女性文化的乌托邦社会。莱曼•弗兰克•鲍姆(LymanFrankBaum)的代表作《绿野仙踪》是美国儿童文学史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国内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多是从叙事角度、人物分析角度等角度阐释和评论该作品的。对于这部小说体现的女权主义乌托邦思想，评论界的研究甚少。鲍姆通过美丽的童话故事为世人创造了一个永恒的、神奇的奥兹仙境。奥兹国中只有女性掌握着强大的力量—邪恶的东西方女巫和善良的南北方女巫，甚至是主人公多萝茜，这个天真的小女孩都能排除万难，掌控一切。鲍姆通过想象在作品中勾画出理想的女性社会和人类的精神家园，以此展现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中女性寻求自我实现、平等和差异以及社会和谐。
研究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的基本思路
(一)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
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代表了每个时代女性的愿望，表达了对既定两性秩序的批判和否定，是对一种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的追求。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人文关怀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两性的存在，一方面是重新界定女性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是否定等级和特权制度。AnneK．Mellor在OnFeministUtopia一文就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的价值意蕴、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把女权主义乌托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性消失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第二种是雌雄同体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第三种是两性共存且平等的女权主义乌托邦社会。
《她乡》是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以孩子为中心的乌托邦社会，具有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男性消失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而是男性的存在只是被用来突出女性的中心姿态，是女权主义乌托邦小说家为取代男权统治所提出的一种模式。娥秀拉•勒瑰恩(UrsulaLe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LeftHandofDarkness)被评论家喻为在雌雄同体的世界里寻找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乌托邦之作。摆脱了性别差异，也摆脱了人类二元对立思想的束缚。娥秀拉•勒瑰恩的《被放逐者》(TheDispos-sessed)和玛吉•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勾勒出了一个两性共存且无性别差异的理想社会，达到两性的和谐相处。
(二)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中的生态关怀
20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表现出对这一主题的深切关注，它们将妇女解放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将互爱和互惠作为核心价值，运用各种方式去探索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和谐关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平衡。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女权主义乌托邦作品也讨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以及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黑暗的左手》中人类发展科技是有着一定的限度和前提的，科技的应用应该是保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格辛星人的高科技主要用于抵御寒冷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的科技发展进程缓慢。例如，在地球上需要3年就能开发出的科技成果，在寒冬星上，人类则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明清诗学对于以“险”构诗歌奇境，有更为明确的论述。明末清初冒襄《杜少陵夔州诗选序》说：“夫不奇则非殊胜，不险则不奇，不僻则不险，人境文境诗境无不比然。”[3]（P564）诗歌不险则不奇，“险”可以构奇境，诗文皆然。清代金堡《陈彦达诗集序》也说“：情交于境而发为诗，情不极其郁勃则诗不奇，境不极危且险则情不郁勃。”[4]（P399）金堡直指诗歌境险，才能出奇诗。从具体的诗歌批评来看，明清诗学标举了“险”对于建构诗歌奇境的意义。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司空曙……‘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对巢’之句，其奇趣同而庾较险也。凡异想异境，其托胎处固已远矣。”[5]（P1418-1419）司空曙《送曹三同猗遊山寺》“穷水云同穴，过僧虎共林”所展现的意境与庾信《园庭诗》“樵隐恒同路，人禽或对巢”相似，但庾信诗歌更“险”，就奇境而言，超过司空曙诗歌。清代法式善《梧门诗话》“：袁子才令陕西，日登华山。《青柯坪诗》云：‘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奇境奇语，可与孟东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传。”[6]（P53）诗歌以死、生指称白日、黄河，极“险”，故法式善称之为“奇境奇语”。以“险”构诗歌奇境，亦有一定限度。清代贺贻孙《诗筏》指出：苏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稳。吾诗亦然。”此子由极谦退语。然余谓诗文奇难矣，奇而稳尤难。南威、西施，亦犹人也，不过耳目口鼻，天然匀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便是绝色。诸葛武侯老吏谓桓温曰：“诸葛公无他长，但事事停当而已。”殷浩阅内典叹曰“：此理只在阿堵边。”后代诗文名家，非无奇境，然苦不稳，不匀称，不停当，不在阿堵边。[7]（P140）诗歌之“险”与“稳”本是相对的，但亦应辩证结合，正如“奇”与“正”相对，亦要相辅相成。以“险”造诗歌奇境，同时要达到“奇而稳”。有奇境而不稳当，则落入下乘之境。诗歌之“险”并非生搬硬造，应该是遇境而生。以“险”构诗歌奇境，亦要求得自然。明代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卷三说：立言必贵典雅坦明，即有奇险，亦遇境而生，非强凿所就，自然行远。扬雄《法言》《太玄》，至今在传不传间。若唐卢殷之文千余篇，李础之诗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文九百余篇，皆不传，以其艰深晦塞，纵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8]（P97）李日华主张奇险要“遇境而生”，不可强凿而就。他指出卢殷、李础、樊绍述的诗文正因为过于奇险，艰深晦塞，以至于不传于后世。明代瞿佑《归田诗话》也说“：戴式之尝见夕照映山，峰峦重叠，得句云‘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欲以‘尘世梦中梦’对之，而不惬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对，上下始相称。然须实历此境，方见其奇妙。”[9]（P24-25）诗人实历奇境而造诗歌奇境，才能见其奇妙，才能奇得自然。
二、以“变”构文章奇境
“奇境”与“正境”相对，文章奇境主要通过“变”的方式构境。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九“：包世臣称读文之境所见有迁变，故作文之境亦自有迁变，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学盖必有变境始有进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迁变，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变境，作文才能进步。文章不变则庸腐，只有“变”才能令人耳目一新，开辟出奇境。清代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说“：昔人论作文，只是一个翻案法耳，此说甚浅，然议论文字须用此法，乃有奇境开辟。尽将从前呫哔璅说翻驳一新，拔赵帜而立汉帜，固非辣手不办。”[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变”，它脱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开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又说“：山无峰峦起伏，即为顽山；水无波澜荡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荡洄处得意耳。”[10]（P3347）山水无变化，则无灵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过起伏荡洄之变，方能达到。同样是以山水喻文，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则说：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险峭拔为胜，音以激切凄戾为工。譬之言山者，峰峦耸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绵亘者，无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泻千里，而溁洄荡漾者，无可言也。盖必如此而后使人惊叹骇绝，心魄俱震。彼夫台阁之文，舂容大雅，渊然金石，以之歌咏太平，自见洋洋盈耳，然试与之究世故之险巇，状人情之变幻，则有不及喻者矣。独有逐臣羁客、劳人思妇，心思所极，穷无复之，而阅历既久，智力渐生，无所发泄，一切托之于文章，离怪惝怳，神与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吴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认为至文“境以奇险峭拔为胜”，这就好比高山以耸拔陡峭为胜，流水以湍流激射为胜，如此才能令人惊叹骇绝。而文章奇境，需要通过“状人情之变幻”来达到，这也是主张以“变”构奇境。从具体的文章品评来看，明清以来的文章批评强调以“变”构奇境。比如，《孟子》长于论辩，其中有“变”。《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诚《论文章本原》卷三评论此段说：“‘王之臣’章，亦书说体也。‘四境之内不治’是主意，却含蓄不先说出。首段起得飘忽，令王不测其意。次段从对面刺入，亦令王不测。三段忽上正面，令王无从嚲闪，亦奇幻不测。‘王顾左右而言他’，忽然放开，又令人不测。此章文境，最奇纵变化。”[10]（P5669-5670）孟子要批评齐宣王治国无方，却不先说，而先从友之不可托、士师不治士说起，令齐宣王不测其意，入其瓮中，最后以“四境之内不治”批评齐宣王，以至其无言以对。方宗诚认为这种文境最是奇纵变化。《孟子》中类似之处颇多，又比如方宗诚评论《孟子·公孙丑上》：“此章至‘圣人复起，必从吾言’，意已尽矣，下复作一大翻澜，文境更阔，广引诸贤，以配前段，广引诸子，中间多少波澜，文境奇肆之至。”[10]（P5673）这是以“文境奇肆”评价《孟子》波澜起伏多变。韩愈古文有新创，《送孟东野序》用三十八个“鸣”字，参差变换，文境奇崛。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评论说“：用三十八‘鸣’字，参差错落，处处变换，文境如雷电风云，一时并作，又如百川归海，万派朝宗，可谓神乎技矣。”[10]（P8283）这正指出韩文“处处变换”的特点，如此则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词通义》卷六也说“：非尽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此惟韩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讲也。”[10]（P7325）他对韩愈古文之奇境评价颇高。苏轼的四六矫变，摆脱了隋唐五代的拘囿，开辟出了奇境。清代孙梅《四六丛话》评价说“：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孙梅指出苏轼四六正是以“矫变”来“独辟异境”。文章固然以“变”构奇境，但文章之“变”也要遵循一定的规矩。吕留良《吕晚邨先生论文汇钞》指出“：一题众拈变格，势所必至。但变而仍当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无穷处，如不当于理法，虽正格无益也。”[10]（P3356）文章“变”是大势所趋，文人弄奇，妙境无穷，但不能违于理法，否则无益于文章。
三、以“幻”构小说戏曲奇境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47逯钦立《说文笔》，收其《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页。
（一）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选修课，应充分利用其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加强艺术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从而达到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目的。郭俊敏认为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能力，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素质”、“提高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心理素质”。邹积艳在研究中提出了在文学欣赏课中实施人文教育的方法。王秀娟就文学欣赏课程的性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及如何有效地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实施素质教育等问题进行探讨。赵志英、王爱峰从高职院校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文学类公选课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高职文学类选修课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举措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类公选课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欣赏选修课是学生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从小接受语文教育，但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学重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的记诵，真正能在文学世界中欣赏、体味，得到审美享受的机会并不多。王晓彬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学教育”“，现行的语文教育充满功利色彩”“，文学教育彻底远离了情与美，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学生也对文学失去最基本的兴趣”。郭俊敏认为，“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而“文学欣赏课是展示、发挥文学作用的最好形式”。文学欣赏课能“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名作赏析，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作品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健全的人格个性”。罗杰文指出，文学欣赏课应重视培养审美情趣，并与审美文化教育结合，而其关键在于教师。
（三）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学生思想品质、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
罗杰文还指出，文学欣赏课要促进健康人格的完善，并与心理健康教育挂钩。教师应注意通过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对学生进行形象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人格不断完善。“这种与文学教育挂钩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来得更加深刻和扎实，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更具恒久性。”席云玲、袁庆华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文学欣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谭莉萍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表述，提出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时，除了知识素质目标、能力素质目标外，还应树立思想品德素质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有机、有序、有效地渗透德育教育。
（四）文学欣赏选修课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出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也通过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文学欣赏课程在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学欣赏这一宝贵资源“，不断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内容，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王世银提出，文学欣赏是构建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样式，文学欣赏态度与观念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向，文学欣赏课程是校园文化构建的平台，文学欣赏活动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式。
二、开设现状分析
文学欣赏选修课在高职生学习生涯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其课程开设现状及实际收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者纷纷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以期改进课程的教学状况。陈萍、李连富认为，深化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澄清学生在以下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选修课与必修课、文学欣赏课与语文、文学欣赏课与专业课。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文学欣赏课的学习对掌握专业知识、习得职业技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付玉东分别从学生自身、学校、社会角度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文学欣赏教学应当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的途径主要是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树立批评意识、把握科学理性的价值取向。朱建宏认为当今文学欣赏选修课开设存在以下问题：选修课发展不平衡、文学欣赏正受冷落；选课程序不够规范、教学环节缺少管理；选修制度不够健全、文学师资力量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加强文学欣赏课程价值认识；规范文学欣赏课堂教学管理；加大文学欣赏选修制度管理；配备文学欣赏课程优秀师资；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选编高质量的教材。马春志针对文学欣赏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提出要针对高职学生特点，重视学生的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万薇薇则针对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刘丽娟指出“，职业技术学院文学选修课的根本性矛盾表现为教学内容与特定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之间的尖锐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寻求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三、教学改革研讨
传统的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重理论，轻运用实践；重讲授，轻参与。学生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失去了学习兴趣。为适应高职教育目标的需要，高职文学欣赏课程需要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王婷认为“教学内容应当突出文学文本的常识性、文学语言的审美性和文学体验的情感性，同时应选取一些贴近高职学生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文本”，“在理论讲授部分，应该注重深入浅出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课程也承担着扩展学生知识面的功用。万薇薇提出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选择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讲课篇目的制定，以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王丁在概述了不同学者对文学欣赏概念的诠释并阐释了文学欣赏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万薇薇根据教学实践，设计出“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主要由五部分构成：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个人发言、教师评点、书面成文”。
（三）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王婷针对高职学生思维活动较为活跃的特点，提出应该采取和开发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问题讨论分析法、角色扮演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陈娴娴具体探讨了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文学欣赏课程中的具体操作，如“采用头脑风暴法，激活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采用角色扮演法，有利于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何彩霞指出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从“被学习”转为“要学习”，由灌输变为引导，包容不同观点，由“必须”转为“如果”。王晓彬提出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讨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题教学、直观形象教学，以帮助他们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四）教学手段改革研究
冯华提出为提高教学效果，需引入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融文学、绘画、音乐、解说、视频技术为一体，声情并茂、图文流畅，使课堂生动活泼”，并介绍了多媒体软件应用于课件制作的案例。
（五）考核方式改革研究
王婷、万薇薇等研究者指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元化也需要建立与之相一致的评价机制，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过程化，综合上课考勤及纪律、课堂活动参与度、课下读书笔记情况和期末考核五部分，从以知识为主向以能力为主转变，让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此外，还有研究者将先进教学理论和思想引入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如樊洁、王芳《对话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何红梅《高职院校文学欣赏模式化教学探析》等。
四、学情学法研究
还有研究者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要发挥学生在文学欣赏中的主体性作用，掌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许丽总结了“以文学的眼光赏析文学作品”、“走近作者的世界”、“入其内，出其外”及“体味深层的哲学意味”四种方法。闫灵芝在总结高职学生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提高高职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稳定注意、感知形象、展开想象。万薇薇还提出要有效利用第二课堂等方式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作品并开展有效的课外阅读交流活动。
五、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展望
论文致谢范文(一)
感谢肇庆学院四年来对我的辛苦培育，让我在大学这四年来学到很东西，特别感谢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感谢领导、老师们四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让我得以在这四年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在此，我还要感谢在班里同学和朋友，感谢你们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给我支持和鼓励，感谢你们。
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xxx，在本系统开发中给予我悉心指导，从系统开发到结束中过程遇到很多困难都是他给我鼓励与指引，使我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将系统做完成，在此谨向x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谢谢!
论文致谢范文(二)
这次的毕业论文设计总结是在我的指导老师xxx老师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毕业设计选题到设计完成，x老师给予了我耐心指导与细心关怀，有了莫老师耐心指导与细心关怀我才不会在设计的过程中迷失方向，失去前进动力。x老师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我所需要学习的，感谢x老师给予了我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谢谢!
感谢与我并肩作战的舍友与同学们，感谢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感谢学校领导、老师们，感谢你们给予我的帮助与关怀；感谢肇庆学院，特别感谢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四年来为我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谢谢!
论文致谢范文(三)
我的致谢：
这次毕业论文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并非我一人之功劳，是所有指导过我的老师，帮助过我的同学和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家人对我的教诲、帮助和鼓励的结果。我要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感谢我的指导老师——王香平老师，没有您的悉心指导就没有这篇论文的顺利完成。
感谢班主任牛永斌老师，四年的生活相处不久，却从您身上学到了太多，必将终身受益。感谢所有教授过我课程的暨南大学的老师们，是你们诲人不倦才有了现在的我。
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你们的支持与鼓励，永远是支撑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其实，中国文化市场的本土化自觉早已经出现，对原创作品的呼声也一日高过一日。然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效益为先的原则导致了出版界的急功近利，唯钱是用。一旦某个品种或某位作家的作品受到欢迎，各大小出版社往往一哄而上，争先推出，导致重复雷同之作比比皆是。刘绪源指出：“（即使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比如，像怀特那样的作品，如果真的抢占了全部图书市场，一走进书店，到处都只有《夏洛的网》《吹喇叭的天鹅》《精灵鼠小弟》，那么，除了最初的惊喜，很快，它也会造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单调，让人无以承受。”作为经济实体，出版社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以经济效益为考虑的首选。但经济效益有长期和短期之分，在对手如林的出版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强韧的生命力，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走特色之路。在这方面，许多出版社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尝试。如200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阅读树”丛书，共21种，内容全部为国内原创图画故事，物美价廉，广受欢迎。
信谊出版社的思路也颇值得借鉴。台湾“信谊基金会”于1978年成立了我国台湾第一家幼儿图画书与教育玩具专业出版社，1987年又创设了“信谊幼儿文学奖”，以促进原创图画书的发展为宗旨。2005年，南京信谊儿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它是信谊基金会在大陆的分支机构。这个出版机构在数年间编辑和出版了大量本土图画书，还设立了“信谊图画书奖”，推出了一系列原创图画书精品，如《团圆》《宝儿》《一园青菜成了精》等。台湾一直很重视本土文化与文学发展，台湾童书出版的质与量都优于大陆，可见本土化发展策略的积极影响。
二、是找宝，还是寻根
在国际市场上要展示“中国制造”的特色，必须扎根本土，以稳定的民族风格为基础，以鲜活的本土生活经验为内容。越是贴近本土文化、具有中国民族风味的作品，越是能在世界范围显出独特性与价值。因此，中国原创作品的出版，必须走本土化道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业的目光，更应放在凸显本土精神的作品上，这些作品可以从以下三个线索去寻找：第一，回归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头，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艺术、伦理观念，乃至日常生活方式，仍然渗透在当下的现实中，构成中国人的精神底色。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必然离不开整体社会的文化浸润，也同样不能忽视文化传统的绵延。第二，扎根地域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南北之分，更有地域派别之异，这是土地辽阔的国家必然产生的现象。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实上也形成了一些以特定地域为中心的创作群体，不仅有南北之异，还有东西之分。这种地域性的百花齐放，正是一个文学大国应有的气象。第三，立足现实文学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即使是幻想之花，也要开在现实的土壤上。真正好的作品是应当有根的，以贴近现实的态度，显示文学的“真”，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