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3:56
导语：在草原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和发展
资产证券化起源于60年代末美国的住宅抵押贷款市场。当时承担美国大部分住宅抵押贷款业务的储蓄金融机构，主要是储贷协会和储蓄银行，在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的冲击下，其储蓄资金被大量提取，利差收入日益减少，而使其竞争实力下降，经营状况恶化。为了摆脱这一困难局面，政府决定启动并搞活住宅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以缓解储蓄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1968年，政府国民抵押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过手证券”，从此开全球资产证券化之先河。
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内含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资产证券化的概念按以下顺序扩展：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银行信用证券化资产证券化。
所谓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住宅抵押贷款的发放机构将其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汇集重组成抵押贷款组群，经过担保或信用增级，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通过证券化这种方式，住宅抵押贷款的原始发放者将其贷款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因为发行的是无追索权的债券），同时得到了现金或其它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相比而言，银行信用证券化的范围比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要广得多，它包括汽车贷款、信用41经济导刊1999年第2期购买价格真实交易余款退回卡应收账款、计算机贷款和其它商业贷款等银行资产，均可作为证券化的对象。被证券化资产的原有者不仅指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还可以是企业等非金融机构。并且被证券化的资产可以突破信用资产的范围，扩展到其它的资产形式。至此，资产证券化的概念已不仅指一种实际过程，而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成为一种具体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财观念和方式。
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原理
（一）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参与者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工具，由于它具有比传统融资方式更为经济的优点，因而近年来发展迅速，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种类越来越多，证券化交易的组织结构也越来越复杂，一般来说，资产证券化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有：发起人、特设信托机构（SPV）、承销商、投资银行、信用提高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托管人、投资者等。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图1揭示了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结构是发起人将交易的金融资产组合与发起人完全剥离，过户给特设信托机构进行运作，信托机构将金融资产经过信用评级后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确保有关资产现金流收入在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向投资者的本息回报的流向仍然畅通。
（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步骤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运作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确定资产证券化目标，组成资产池。发起人一般是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首先分析自身的资产证券化融资要求，根据清理、估算、信用考核等程序决定借款人信用、抵押担保贷款的抵押价值等，将应收和可预见现金流资产进行组合，根据证券化目标确定资产数，最后将这些资产汇集形成一个资产池。
2组建特设信托机构（SPV），实现真实出售。特设信托机构是一个以资产证券化为唯一目的的、独立的信托实体，注册后的特设信托机构的活动必须受法律的严格限制，其资金全部来源于发行证券的收入。特设信托机构成立后，与发起人鉴定买卖合同，发起人将资产池中的资产出售给特设信托机构（SPV）。这一交易必须以真实出售（TrueSale）的方式进行，即出售后的资产在发起人破产时不作为法定财产参于清算，资产池不列入清算范围，从而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破产隔离使得资产池的质量与发起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离开来，投资者就不会再受到发起人的信用风险影响。
3完善交易结构，进行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改善发行条件，特设信托机构必须提高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因为资产债务人的违约、拖欠或债务偿还期与SVP安排的资产证券偿付期不相配合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所以信用提高技术代表了投资银行的业务水平，成为资产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
4资产证券化的评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为投资者提供证券选择的依据，因而构成资产证券化的又一重要环节。资产证券化的评级与一般债券评级相似，但有自身特点。信用评级由专门评级机构应资产证券发起人或投资银行的请求进行。评级考虑因素不包括由利率变动等因素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主要考虑资产的信用风险。被评级的资产必须与发起人信用风险相分离。由于出售的资产都经过了信用增级，一般地，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会高于发起人的信用级别。资产证券的评级较好地保证了证券的安全度，这是资产证券化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5安排证券销售，向发起人支付购买价格。在信用提高和评级结果向投资者公布之后，由投资银行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ABS），销售的方式可采用包销或代销。特设信用机构（SPV）从投资银行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资产买卖合同中规定的购买价格，把发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给发起人。
6证券挂牌上市交易，资产售后管理和服务。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完毕后到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上市，从而真正实现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流动性的目的。但资产证券化的工作并没有全部完成。发起人要指定一个资产池管理公司或亲自对资产池进行管理，负责收取、记录由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收入，并将这些收款全部存入托管行的收款专户。托管行按约定建立积累金，交给特设信托机构，由其对积累金进行资产管理，以便到期时对投资者还本付息。待资产支持证券到期后，还要向聘用的各类机构支付专业服务费。由资产池产生的收入在还本付息、支付各项服务费之后，若有剩余，按协议规定在发起人和SPV之间进行分配，整个资产证券化过程即告结束。
（三）资产证券化收益与风险分析
1资产证券化对各参与者的收益分析
（1）发起人：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通常是金融机构，也可以是其他类型的公司。资产证券化可以给发起人提供更低的融资成本、较低的经营杠杆、用来扩展和重新投资的立即可用资本、多样化资金来源以更好的资产负债管理，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能力，实现规模经济。通过证券化的资产在公开市场中出售，金融机构可迅速获得流动性。
（2）特设信托机构（SPV）：特设信托机构是一个中介机构，它购买发起人的原始信用产品，加以整合，然后出售包装后的证券。SPV以某种价格购买信贷资产，通过将它们包装成市场交易商品，而增加了信贷资产的价值，然后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出售。通过购买、证券化和出售，SPV几乎将信用风险都分散给投资者承担，这样使得SPV降低其所有者权益成本，因为这些资产将不再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
（3）信用提高机构：信用提高机构可以是母公司、子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它可以是担保公司或者保险公司。它作为一个第三方实体更适合于使这类交易成为“真实出售”，信用增级机构通常按比例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如按担保金额的05%收取。
（4）投资银行：资产证券化为投资银行开辟了一项新业务。投资银行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充当承销商的角色，并获得其发行收入。
（5）投资者：证券化过程为投资者在市场中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投资选择机会。由于大多数组合资产都是由许多小额信用资产集合而构成，促进了组合的多样化，即使其中的一两个贷款违约，也不会对整个组合有质的影响。而且许多组合资产保持地理区域多样化，因此，某一地区的经济的低速发展不会深刻或迅速地影响到整个组合资产的绩效，而且投资者通过购买不同的组合资产的部分证券而能够避免地理和行业的集中带来的风险。由于信用评级由第三方执行，然后公布等级，投资者不用自己去分析每个发起人的资信，这也处理方式会计要素表1表内处理与表外处理比较是吸引投资者的一个优势所在。
2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由于资产证券化非常复杂，每一次交易无论怎样被相当好的结构化，并被彻底地加以研究和精确地用文件证明，都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常见的资产证券化风险有如下几种：
（1）欺诈风险：从美国证券市场及其他国家证券市场中我们可以知道，由于欺诈的发生而使投资者受损的例子屡见不鲜。陈述书、保证书、法律意见书、会计师的无保留意见书及其他类似文件被仍不足以控制欺诈风险的发生。
（2）法律风险：虽然法律函件及意见书原本是为了消除外部的风险因素，但有时法律的不明确性及条款的变化本身往往成为整个交易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事实上法律风险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一直伴随且起关键作用的一种风险。
（3）金融管理风险：资产证券化是金融管理发展的高峰，它代表了履约、技术和结构技巧的完美的平衡。如果任一因素发生故障，整个交易可能面临风险。我们把这种风险称为金融管理风险，主要包括参于者不能按协议进行交易，设备不能按要求运作如电脑故障，以及交易机制出现故障等。
（4）等级下降风险：从已有的证券化实例中人们已经证实，资产证券化特别容易受到等级下降的损害，因为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基础包含许多复杂多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之一恶化，整个证券发行的等级就会陷入危险境地，从而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上述几种风险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风险，诸如政策性风险、财产和意外风险、合同协议或证券失效、对专家的依赖风险等等。所有这些风险都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联系的。这些证券化风险的影响及发生的可能性因交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投资者必须识别这些风险，分析它们的规模，审查减少风险的方法，以及正确估计那些减少风险的手段的有效性。投资者在任何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应阅读资产支持证券交易中所提供的陈述书、保证书及赔偿文书等文件，了解他们的责任范围，查看是否有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及注册会计师的无保留意见书。要对证券化结构中存在的大量风险进行防范，最重要是看信用增级的手段，是否有一家信誉卓著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提供百分之百的担保。
（四）资产证券化涉及的会计和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会计、税收和法律等问题是资产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它们涉及到证券资产的合法性、盈利性以及流动性，关系到每一参与者的利益，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动机和结果。
1资产证券化的会计问题
资产证券化交易在会计处理上，主要考虑两方面问题：（1）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是否应该被分离出资产负债表，即是表外处理还是表内处理的问题，这里还包括会计确认问题，即收益和损失的确认；（2）合并问题，即特设信托机构（SPV）是否需要和证券化发起人合并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于是否把被证券化的资产和相关债务分离出资产负债表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该证券化行为被当作销售处理还是担保融资处理，这是发起人（卖方）所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不同的处理方法会对发起人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列表如下：
在了解了上述影响之后，我们来比较一下传统会计处理方法和近年来最新采用的金融合成分析方法对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后果。
最典型的证券化传统会计确认方法当然要属“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了。按照这种方法，如果发起人仍保留已转让资产的绝大部分收益和风险，则证券化交易视同担保融资，证券化资产仍继续被确认为一项资产，通过证券化所募集的资金被确认为发起人转让了相关资产的绝大部分收益和风险，那么该证券化交易被作为销售处理，所转让的资产转移出资产负债表，所募集资金作为一项资产转让收入，并同时确认相关的损益（即表外处理）。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下，金融工具及其所附属的风险与报酬被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如果发起人仍保留证券化资产相关的一部分风险和报酬，且被保留的这部分被判断为很重要的话，则发起人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仍然要继续确认这项资产，同时将来自于证券化资产的转让所得税为担保负债的结果。但在当今金融技术飞速发展，使得基于基本金融工具上的各种风险与报酬能被有效地分解开来，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金融衍生工具作为载体，分散给不同的持有方。毫无疑问，“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只对证券化交易作了非常简单和不全面的反应，这很明显与会计所追求的“公允（TrueandFair）反映”背道而驰。同时“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中“绝大部分”的判断，定质容易定量难，它要求辨认和估价证券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报酬所保留或转让部分是否占有绝大部分，这无疑会增加实际操作上的难度和主观性。
由于传统的会计确认方法的局限性，使其难以适应越来越复杂化的金融环境，从而给金融交易的进一步创新与有效管理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迫切需要会计模式的改进与创新。正是在这种环境压力下，美国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AFSNo.125）：《转让和经营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取消会计》（AccountingforTransfersandServicingofFinancialAssetsandExtinguishmentofLiabilities）突破传统框框，另辟蹊径，采用了“金融合成分析法”（FinancialComponentApproach）。按照这种方法，在涉及金融资产转让的情况下，应该将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的再确认和终止确认的问题与因金融资产的转让合约所产生的新的金融工具的确认问题严格区分开来。换言之，对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因发生转移性的交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终止确认的处理，取决于转让方的销售意图，也即决定一项资产交易能否进行销售处理要看其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给受让方，而非看其交易形式。
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由于发起人与特设信托机构（SPV）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SPV是否应该合并入发起人财务报表当中，也成为证券化会计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旦SPV被视为发起人的子公司而合并入发起人的财务报表，那么，两个独立法人实体也就被视为一个经济实体，两者之间的交易也就变成了经济实体内部交易，必须从合并报表中剔除出去，这或许是证券化设计者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一旦合并，发起人与SPV个别报表中原先不管怎么确认，作销售处理也好，作融资处理也好，对合并报表来说，得出的结果是相似的，进行复杂的金融安排，并不会实现原先所期望的结果。
现行的合并理论与实务是以母公司对关联公司活动的实际控制程度作为判断合并与否的依据，而不是注重于法定持股比例的多少，凡是对关联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有重大控制权的都被列为合并范围之列。显然，问题的实质在于判断以信托形式存在的SPV是否属于发起人的一个准子公司，通常有以下3个判断标准：
（1）SPV为发起人带来收益与发起人真实的子公司无实质性差异；（2）发起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SPV，并从SPV的净资产中获利；（3）发起人拥有与这些利益相关的风险。
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判断为准子公司。这就意味着，如果发起人拥有相当比例的剩余权益，把SPV纳入合并范围似乎更符合会计惯例。
2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和会计问题一样十分重要，直接影响证券化的成本问题，可能导致可观的税收费用。
关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税务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应是本着税收中性化的原则（即不因证券化少缴税或多缴税），使税收机构和缴税者都能够接受。
（1）发起人的税收问题
当发起人向SPV转移资产时，有以下两个税务问题：
A如果证券化交易符合销售资产的条件，那么任何收益或亏损都必须被记入损益表内而后作为资本利得或资本损失处理。对资本利得是否应当征税，或是否应对之实行优惠待遇（即课以轻税），一直是税收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发达国家一般都对资本利得在税务处理上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而发展中国家则很少将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单独作为一个问题而加以特殊考虑。对资本利得采用轻税政策，可以达到鼓励资本流动，活跃资本市场，防止产生投资“锁住”状态的目的（即指财产持有人若发现自己有了资本利得，但考虑出售后要缴纳较重的普通所得税，便可能不愿出售，而形成“锁住”）。
对于证券化交易产生的资本损失，也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可享受税收抵免待遇，另一种是由于税务机关可能认为其出售不是在发起人的正常经营范围内，因而所产生的损失不可扣税。
B发起人向SPV出售资产可能会产生印花税，税率即使很低，也可能给交易带来巨大的障碍。这可通过适当的安排，把证券化以债务形式进行，则可避免有关的印花税。
（2）特设信托机构的税收问题
对于SPV，需要考虑的税务问题是它是否需要纳税，如果需要，应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税务负担。因为在SPV产生税务费用会增加证券化的整体成本，最简单的办法是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设立SPV；此外，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安排，使该公司不被认为在发行地或资产所在地开展业务，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为了明确SPV的税务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向有关税务机关预先确认。
（3）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关键词：经典蒙古族民歌 歌词 草原文化特征
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生活在一望无际、山清水秀的大草原上，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游牧生活中以民歌为伴，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常常引吭高歌，赞美草原、赞美家乡，在马背上，在毡房中，你唱我和，创作了一首首充满民族风情的蒙古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这一类情深意长的蒙古族民歌早已传遍草原。
不同的地域产生的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风格不同，其歌词的情感表达方式，体现的审美心理特征、民风民俗等有所区别，因为民歌本身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体现。但是，无论产生自什么地区的蒙古族民歌，它们都是植根于整个蒙古族草原文化这个共同土壤中的，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体现了蒙古族草原文化独有的风格。蒙古族民歌不仅曲调高亢悠扬，宏大雄伟，内容也很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英雄人物、父母、山川、河流、草原和马儿的，也有用于迎宾、敬酒的宴歌，还有婚歌、情歌、牧歌、叙事歌、礼仪歌等等，总体看来，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这些民歌反映了蒙古族的风土人情，具有不同的草原文化特征。
首先，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婚俗文化。
传统的蒙古族婚礼仪式的程序较为繁杂，其中的劝嫁、迎亲、讨名问庚、献茶、婚宴、送亲等都有祝颂之歌。这些婚礼歌的语言朴实流畅朗朗上口，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不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表现了人们的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这些歌至今有人传唱，尤其那些训谕、教导之歌，每逢婚宴时老人们也频频歌唱。例如在《劝戒歌》中唱道：奶茶哟象哈达似白云，泛起洁白如玉的波纹，又好似那母亲的乳汁，喝吧，莫忘母亲之恩。青青的杨柳棵连棵，婚配的男女心相合，托着他们的福气哟，唱呀唱出满堂的歌。绵绵的榆树根连根，新人如鱼水不能分，借他们新婚的喜气，喝呀喝到半夜时分。
歌词中以鱼和水，树的根比喻对新人表示祝福，以蒙古族人民喜好的方式饮喜酒、喝奶茶、献哈达、唱赞歌来庆祝婚礼，同时又规劝新人结婚后莫忘父母恩情。
《蒙古族婚礼歌》套曲第五十八首《赛马歌》，是迎亲路上的一首进行曲。其中男方祝词的歌词：“七个人一溜烟的，送亲队伍，七种光彩的长袍，裹着俊秀的腰身，四十九匹骏马哟，腾开四蹄，空中的七色彩带，汇成七色的云朵”，“那支凤尾，在晨风里摇曳，那就是我们勇敢的新郎哟，头上戴着那翎羽的红缨帽”，“迎亲的马队，飞快的驰行在草原上”。这首歌体现了蒙古婚俗的一个方面，讲的是在送亲途中，人们唱着《赛马歌》，尽情地催马奔驰，相互追逐嬉戏，在阵阵歌声中完成“抢帽子”、“逗新郎”的游戏。抢帽子嬉戏，是蒙古古代的习俗。在新郎成亲的日子，谁能把新郎的帽子抢到手，谁的好运气就会日夜升腾。同时女方家的亲友为了延长送亲的行程，总要千方百计地将新郎的帽子抢过来扔在地上，迫使男方家的亲友想尽方法将帽子拾起来。在“抢帽子”的过程中，男方家的亲友们都要掩护着新郎，快马加鞭，一路狂奔。这一路，与男方家的亲族们相互传递着新郎的帽子，众人你呼我应，互相追逐，场面十分欢快。
从这首民歌不仅看到蒙古族婚俗的一些特点更能体现出蒙古族人民是马背上的民族，骏马是蒙古族牧人的助手，没有腾飞的骏马，蒙古人就失去了脚足。下面就谈谈蒙古族民歌中体现出的马文化。
其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马背文化。
自古以来，蒙古族牧民生养繁息于无垠草原之上，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马，以良马比喻良朋，说明牧民对马的深厚感情，善歌的牧民放牧着马群、羊群，置身于辽阔的草原，触景生情，唱出草原上天籁般的歌声，赞美自己与骏马的深厚情感。在蒙古族的民歌中，骏马的形象层出不穷，草原 “那达慕”盛会上经常传唱的传统民歌《马赞》，表达蒙古族人民对马的喜爱之情。蒙古人的骏马享有很多美誉，如成吉思汗的两匹神马、八骏马、千里马、追风马、“腾格里”天赐之马、“毕力格”智慧之马等等，由此可见蒙古人爱马的情愫，以及马文化的发达程度。
蒙古民歌《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中唱到：两颗珍珠，像两个流星，那是成吉思汗的两匹小青马呀，那是两朵金花。长鬃似火苗，头颅如月牙，美鹿一样矫健的身体哟，彩虹般的尾巴。用“金花”形容骏马的高贵，用“流星”形容骏马的眼睛，用“火苗”，形容骏马的长鬃，用“月牙”形容骏马的头颅，歌中展示给我们的形象：四体格外健美，神马一般的俊俏。这何尝是两匹马，真正是蒙古族人民心中最亲如兄弟的俊男，最有魅力的神明。
再如《骏马赞》：它那飘飘欲舞的美丽长鬃，好像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炯炯闪烁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池塘中游玩；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好像盛满甘露的宝壶一般；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好像山顶上盛开的两朵莲花瓣；它那震动大地的嘶鸣，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呼喊；它那宽敞通畅的鼻孔，好像姑娘编织的盘肠一段；它那潇洒飘逸的尾巴，好像绚丽的彩绸一样灿烂；它那硕大的四只圆蹄，好像风驰电掣的车轮在飞旋；它全身汇集了“八宝”的图案，这神奇的骏马呀，是我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伙伴。歌中对马儿的赞美发挥到了极致，用了八个排比和比喻来形容骏马，同时表达出蒙古族人民对骏马的无比喜爱之情。蒙古人民爱马如命，蒙古族男子对于骏马的忠爱，往往胜似友人。在古代远征时，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就和跨下的坐骑悄悄对语，情同友人。同时马背是蒙古人成长的摇篮，一个孩子自小就学习骑上马背驰骋草原，在马背生涯中，人与马的关系情同父子情深义厚，密不可分。
再次，蒙古族民歌的歌词体现了蒙古族的酒宴文化。
“金杯金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炒米奶茶手抓肉，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肝胆相照共度春秋，在这富饶的草原上共度春秋。银杯银杯斟满酒，双手举过头。载歌载舞庆佳节，今天喝个够。朋友朋友，请您尝尝，这酒纯正，这酒绵厚。让我们心心相印友谊长久，在这崭新的生活中友谊长久。”这首歌道出了蒙古族人民对酒的喜爱。蒙古族人生活中不能没有酒，也不能没有歌。蒙古族自古就是一个豪放勇敢的民族，他们喜欢饮酒，饮酒、骑马体现了这个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他们认为“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酒给宾和主带来了隆重的气氛和欢乐，表达着蒙古族人对宾客的尊敬和深情厚谊。因此，蒙古族人向客人敬献醇香的马奶酒或白酒，被当作是一种增进友谊的方式。
如果说“金杯”、“银杯”里的奶酒醇香、醉人，哈达象征纯洁友善的感情，那么祝酒歌表达的是美好的心愿，祝酒词则是对亲朋好友工作与生活的祝福。蒙古族人民喜欢用一边唱歌一边敬酒，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远方客人的欢迎，这种以歌敬酒的方式，在宴请宾客时随时可见。他们迎接贵客时要唱歌劝饮“下马酒”，送客人上路时要唱歌劝饮“上马酒”。另外，在蒙古草原上还流行着一种劝酒民歌，有四句的，有两句的，有单人唱的，有男女双方对唱的，形式多种多样。例如：“举起了蒙古族的酒，放开你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蒙古族的酒，天南地北是朋友。”“舒心的酒啊，千杯不醉；知心的话儿，万句不多。”“烧酒本是五谷水，喝到甚时候也喝不醉。”“阳春三月桃花花开，端起酒盅盅迎客来。”“美酒倒进金银杯，酒到面前你莫推，酒虽不好人情浓，远来的朋友饮一杯”这种充满激情的关于“酒宴”民歌，其歌词内容有叙友情道珍重的，有结交天南海北的客人的，有贺喜祝颂的等等，蒙古族人民的每一杯酒里，都饱含着给他们的纯朴与真诚，都饱含着他们一颗颗热爱大草原热爱美好生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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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stract： Each ethnic group's dancing 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ethnic culture which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Kazakh is a nomadic people with the most distinct northern prairie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norities of China and as a result Kazakh dance has a strong prairie culture color.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Kazakh dance and dives deep into the influence of prairie culture on Kazakh dancing art.
关键词： 草原文化；哈萨克舞蹈；呈现形式；表现手法
Key words： prairie culture；Kazakh dance；presenting form；expressing technique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9-0328-02
0 引言
哈萨克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热爱音乐舞蹈的民族。哈萨克舞蹈动律性强、节奏快，表现风格刚健有力、轻快矫捷，舞蹈动作充分展示出草原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充满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及民族特色。哈萨克舞蹈动作优美，富有极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是我国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舞蹈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与草原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主要探讨草原文化对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影响。
1 草原文化与哈萨克舞蹈艺术
草原文化是一种北方民族文化，它是置身于中华大地北方的无数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历程里，不断自我创新、自我完善、逐步传承与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草原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色彩。草原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生态文化，游牧生活方式让人们选择顺应自然，草原文化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这种文化特性为草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提供了活力。草原文化推崇诚信，强调人性的朴素。哈萨克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最具草原文化特色的民族，其舞蹈艺术更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哈萨克舞蹈艺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既是草原生活的高度浓缩，也是朴素哲学思想的体现，哈萨克舞蹈艺术拓宽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观，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草原文化具有博大厚重的特色，为舞蹈艺术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使哈萨克舞蹈更具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草原游牧民族在大自然的风光中耳濡目染，富有较多的艺术细胞，他们能歌善舞，推动了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发展，具有朴素纯真的特征，彰显出勃勃生机，充满活力。舞蹈艺术是一种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草原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以舞蹈艺术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从哈萨克舞蹈艺术中，我们能够了解哈萨克民族独特的民族特征，能够感受到草原上的自然风光。哈萨克舞蹈不仅仅表现出草原文化特有的情趣，还能够体现出哈萨克的民族精神。我们通过哈萨克舞蹈，能够了解哈萨克民族早期的精神文化活动特征。总的来说，草原文化与哈萨克舞蹈艺术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2 草原文化对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影响
2.1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思维中的体现
哈萨克舞蹈体现出草原文化对自然的热爱。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型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可持续发展，崇尚自然、敬畏自然，这也是哈萨克民族所遵循的自然观。哈萨克民族生长在草原，游走在自然中，将生命的荣耀又归于自然。大自然给哈萨克民族以无限的自然景观，给哈萨克民族以视觉享受。哈萨克民族在自然迁徙中与草原风光相融合，养成了灵敏的审美观与独特的舞蹈创造力。哈萨克舞蹈不仅仅通过身体动作来感知自然，还需要通过身体动作来理解自然、读懂自然。在舞蹈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奥秘，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哈萨克舞蹈中，强调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强调从大自然中寻找舞蹈素材。哈萨克民族在面对肥沃的草地、蜿蜒的河流、成群的牛羊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不由地赞美自然、赞美生命，这种崇尚自然的情感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于是他们就有了舞蹈的冲动。于是哈萨克民族就形成了一种舞蹈思维，习惯性地用舞蹈来宣泄内心的情感。哈萨克舞蹈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并不是仅仅模仿自然的一些景象，而是想要表达出自然的和谐及生命的生生不息。从哈萨克舞蹈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舞蹈思维主要是体现出生态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哈萨克舞蹈艺术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哈萨克舞蹈作品《阿嘎加以》极具代表性，它让我们感受到舞蹈与草原一样，都是哈萨克民族家园的象征。通过哈萨克舞蹈欣赏，我们能够体会到驰骋草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享受，这也是哈萨克舞蹈思维的内涵。
2.2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动作中的体现
草原文化注重对力量的追求，崇尚民族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游牧民族在生活中除了享受大自然所给予的美景，还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气候。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考验着哈萨克民族驾驭自然的能力。这就需要哈萨克人调动全身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勇于拼搏的斗志、睿智的头脑来应对自然的挑战，这就需要召唤生命的野性与斗志。因此，草原文化中经常注重宣扬奉献自我、勇于拼搏的精神，强调对生命的热爱，注重一种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因此，从哈萨克舞蹈动作中，我们经常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哈萨克民族对力量的渴望、对生命野性的渴求、对超越自我的期盼，这在哈萨克舞蹈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熊舞》暗示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熊的力量，《天鹅舞》则暗示着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天鹅般的灵活，《鹿舞》则暗示着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鹿一般的矫健，《鹰舞》则暗示着哈萨克民族对强大力量的渴求，《马舞》则暗示着哈萨克民族向往自由、渴求勇猛。从哈萨克舞蹈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民族对力量的向往。在草原文化中，马背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游牧民族的人民一旦骑上马背，就有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冲力。因此，《马舞》极具草原文化的特色，彰显出对力量的崇拜。在哈萨克民族，一旦响起如马蹄声的冬不拉声，哈萨克牧民就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骑在马背上的姿势：双腿屈膝、身体的重心下降、上半身保持挺直。在舞蹈过程中，舞蹈者会根据想象中马的驰骋来变化舞蹈动作，舞蹈者之间会自行互动，例如两个舞蹈者面对面，前后扭动自己的肩膀、手臂，翻转自己的手腕，互相以充满力量的动作来炫耀自己的舞姿。当舞蹈进入的时候，舞蹈者通常会模仿出斜跨在马背上的姿势：胸膛挺直、两个肩膀扭动幅度增大，用力地翻转自己的手腕；又或者舞蹈者仰躺在地上，以背部为支撑点，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以腕部的转力及双脚的交替为舞蹈动力，在地面上做出旋转的舞蹈动作。这样充满力量美感的舞蹈会迅速感染观众，由此可以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哈萨克民族来说，只要跳起马舞，就能够想象到大草原无限的风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欢快起舞。从这就可以看出，哈萨克舞蹈艺术诞生于草原文化，诞生于马背上，一旦脱离了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哈萨克舞蹈艺术就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另外，哈萨克舞蹈动作充满力量、具有张力，重在对人性的抒发，重在对力量的追求。
2.3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意境中的体现
每一种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都受到舞蹈意境的影响，都是舞蹈意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舞蹈意境又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哈萨克舞蹈也是如此。哈萨克属于游牧民族，哈萨克民族对舞蹈艺术的起源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是天鹅仙子创造了舞蹈艺术，有的认为是民族英雄创造了舞蹈艺术，还有的认为是草原生活诞生了哈萨克舞蹈艺术。虽然对舞蹈源泉的认识不一，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舞蹈艺术都诞生于舞蹈者对什么自由的呼唤，这也是舞蹈意境所展示的内容。舞蹈艺术能够激励、促动生命的昂扬，能够使生命充满激情。生命需要有张有弛，舞蹈艺术同样如此。哈萨克舞蹈伴奏的乐器冬不拉只有两根线，却能够模仿出马儿疾驰、慢走、狂奔等不同状态的马蹄声，能够演奏出复杂多变的节奏，能够奏出不同的旋律。随着冬不拉的节奏响起，哈萨克人便会情不自禁地舞蹈，通过舞蹈姿势来彼此沟通，通过舞蹈姿势来表达对生命自由的渴求，通过舞蹈姿势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哈萨克舞蹈意境无一不体现出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内涵，这也是草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关键之处。哈萨克舞蹈艺术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不仅仅是一门舞蹈艺术，还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标志。只有当舞蹈者拥有开放性的心态时，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哈萨克民族是游牧民族，不断游走的生活方式，使牧民经常要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这就养成了哈萨克民族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因此，哈萨克民族养成了勇敢好胜、开拓进取的性格特征，哈萨克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都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就使得哈萨克舞蹈艺术受萨满教、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的影响，最近几年哈萨克舞蹈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舞台表演创作手法也层出不穷，例如双人舞、独舞、舞台剧等等。草原文化的包容性、和谐性在哈萨克舞蹈意境中都能够有所展示。不管是哈萨克游牧人们创作的民间舞蹈，还是哈萨克现代舞蹈家创作的舞蹈表演，从其舞蹈意境与舞蹈表现手法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草原文化中独特的审美价值观，都能够体会到舞蹈家所要表达的
意境。
总而言之，草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它为哈萨克舞蹈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推动了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发展。从哈萨克舞蹈思维、哈萨克舞蹈的动作及哈萨克舞蹈所蕴含的意境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气息。哈萨克舞蹈在深受草原文化感染的同时，也以自身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个性的审美价值观念，丰富了草原文化的深刻内涵，丰富了草原文化的舞蹈艺术表现形式，为草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草原文化衍生了哈萨克舞蹈艺术，哈萨克舞蹈艺术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能够学会从草原文化的视角来欣赏哈萨克舞蹈艺术，要能够认识到舞蹈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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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呼伦贝尔 蒙古族 音乐 传承
一、蒙古族音乐的历史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在现代文化内容的掩盖下逐渐消失，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作为我国民族组成部分，其草原的游牧文化随着外来文明的影响逐渐消亡，而由此文化所衍生的蒙古族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何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保留音乐文化的重点内容，使其音乐艺术传承能够被大众重视起来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从蒙古族音乐概念上来看，其音乐借鉴于欧洲的艺术形式，在古老的草原文明中进行了深度的发展与融合，成为蒙古族发展中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者和记载者。对于蒙古族这个游牧民族来说，其音乐文化是对于草原辽阔审美的诠释，也是对于蒙古族古老文化的发扬。在音乐之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个草原民族的历史变迁和民族发展，简朴的歌声和语调正式蒙古族音乐中纯天然的象征。
在当前的蒙古族音乐文化传承中，其艺术内涵令音乐的发扬借助了多种物品以及生物，保证现代人能够以最为直观的体验来感受穿越千古的蒙古民族艺术文化。从蒙古族发展历史上来探究，无论是马头琴、蒙古民歌还是游牧文化，都成为了蒙古族音乐的代表性内容，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度的蒙古族音乐发扬，就能够保证人们以开放性的思维来探索和了解蒙古族音乐艺术。
二、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音乐的概念
对于蒙古族来说，呼伦贝尔地区正是其民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其民族历史的发展以及音乐的传承是依托于草原文化而进行的，蒙古族所特有的粗狂、狂野的民族性格，能够使其在逐水草而居的过程中能够真正理解到人与自然地紧密关系，进而在音乐中深刻地展现出这样的关联性。所以，对于蒙古族音乐来说，相比于中原农耕文化不同的是，气逆音乐体系以游牧时期的文化为主要构成，音乐的题材以及风格使草原中典型的高亢嘹亮的风格，草原牧歌这一音乐艺术形式只有在蒙古族音乐中才能够被真实的展现出来。而在蒙古族发展的进程中，在思想与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其自由的音乐风格也得以完善，放牧者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给与了这个民族更为真挚的艺术感情，民族文化中所独有的草原气息成为了蒙古族音乐传承过程中被重点存留的对象。
从蒙古族音乐题材上来看，主要是对于草原、骏马的歌颂，对于亲情、爱情的吟唱，在这样的蒙古族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单调的草原放牧生活中草原人民对于这个环境所赋予的独特的艺术感情，可以真正了解到唯美的草原生活中情感的表达与阐述。对于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音乐文化来说，其存承就是对于草原文化以及自由生活气息的保留，对于草原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怀念。在蒙古族音乐文化留存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从音乐辽阔的情感中体会出民族艺术文化的丰富性与艺术性，感受到草原民族所特有的真情实感。
三、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音乐的存承
通过对于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音乐历史与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正确地认知到在当前的音乐文化发展背景下保证蒙古族音乐文化完整性的重要性。一般来说，其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独特情感，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索和保留的重点内容。
（一）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对于蒙古族音乐来说，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国家和设定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于其进行保护，保证在时代的发展中能够减少对于该民族音乐文化的破坏和威胁，保证音乐艺术的创作和保养都能够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能够保证现代人以更为谨慎的态度去对待蒙古族音乐中所蕴含的独特的艺术感情以及音乐艺术表达方式，真正做到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中平衡性的吸取蒙古族民族文化的精髓。
对于民族文化来说，蒙古族音乐的缺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损失，所以保证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对于蒙古族音乐文化价值的维护，就能够从整体上保证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保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强化的民族传承和发扬能够为民族文化艺术历史增添全新的面貌。
（二）加强学校蒙古族传统音乐传承
对于呼伦贝尔地区来说，作为蒙古族当前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需要在当地的艺术高校增添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教学，保证能够从学生的角度来进行科学的蒙古族传统音乐的传播，保证在中华民族的音乐教育中充分提升蒙古族传统音乐的地位，使蒙古族文化留存和发展能够以学校作为根据点向其他领域进行充分地渗透。在蒙古族音乐文化和学校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学校可以根据自我的实际情况选择性开设一定的蒙古族音乐课程，通过理论教学、实践应用等方式来充分保证蒙古族音乐文化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和深度探索的兴趣欲望。
（三）创新音乐艺术传承模式
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来说，其艺术传承和发扬的方式都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以及民族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民族文化能够以最为合适的方式在现代文化中进行发扬。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例，我们可以对于其基本的传承模式进行改进，保证从蒙古族的民间故事中提取较为趣味性的话题进行传承，以保证现代人能够在这样的历史故事中挖掘出属于蒙古族这一民族的音乐与艺术情操。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蒙古族特有的马头琴为引子激发社会各界对于这一草原文化的认可度，保证在进一步的了解中能够自觉的传播和发扬蒙古族文化中宽广、博大的艺术文化精神。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5年呼伦贝尔学院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结题论文。
参考文献：
[1]萨日娜，乌云塔娜.蒙古族传统音乐在高等艺术教育中的传承实践与思考――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学科研实践为例[J].民族教育研究，2011，（05）.
关键词：蒙古族 传统家具 图案特征
一、喀尔喀蒙古部溯源
1. 地理位置
喀尔喀蒙古部是一支历史渊源悠久的蒙古族部落分支的总称，据文献记载，“喀尔喀”这一称呼始于清末明初，是中国清代漠北蒙古族诸部的名称，该词源于著名的喀尔喀河。从地理位置分析，喀尔喀蒙古东接呼伦贝尔，西至阿尔泰山，南临大漠，北与俄罗斯接壤。
2. 历史渊源
分布于喀尔喀河的蒙古诸部落统称为“喀尔喀蒙古部”，喀尔喀蒙古部的形成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叶。15世纪末叶，元太祖15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统一东部蒙古后，将漠南、漠北原来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6个万户，分为左右两翼。喀尔喀万户属左翼，共十二部。内五部居喀尔喀河以东，巴图孟克封授第五子阿尔楚博罗特；外七部居河西，封授幼子格埒森扎・札赉尔珲。巴图孟克死后，内五部逐渐南徙，清初编旗，属内札萨克旗，今中国内蒙古；格埒森扎留居故地，其号所部为喀尔喀，辖地逐渐扩大，据有漠北地区，今蒙古国。
根据上述有关地理位置对蒙古族渊源的描述，内蒙古地区蒙古族部落属于“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部也称为“漠北蒙古”。
3.
鉴于喀尔喀蒙古部的历史渊源，其也保留了较为完整和淳朴的，进而又影响到了喀尔喀蒙古部的民俗民风和生活用具的方方面面。
“佛教”和“萨满教”是喀尔喀蒙古部传统的两大。佛教分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喀尔喀蒙古部及中国境内内蒙古地区信奉的佛教均为藏传佛教。
蒙古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民族，这也体现在其对各种宗教的广泛接纳。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原来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等。蒙哥汗时期 （公元1209～1259年），蒙哥汗和皇族除信奉萨满教外，也奉养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道教弟子和佛教僧侣，并亲自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元朝时也采取同样的政策。元朝时期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及蒙古各地，基督教也受到重视和保护。国师八思巴曾向忽必烈及其王后、王子等多人灌顶。
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是对于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却是至深至远的。公元1247 年蒙古皇子阔端台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晤，标志着蒙古族与藏传佛教正式结缘的开端。在这之后，藏传佛教（主要指格鲁派）逐渐在蒙古草原传播开来，与萨满教共同构成了蒙古族传统的两大主体。
萨满教是喀尔喀蒙古部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崇拜多种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蒙古族的先祖成吉思汗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直到元朝，萨满教在蒙古社会占统治地位，在蒙古皇族、王公贵族和民间中仍有重要影响。皇室祭祖、祭太庙、皇帝驾幸上都时，都由萨满教主持祭祀。
二、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图案特征
1. 图案的原生态特征
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图案具有很强的原生态特征。“原生态”一词原指没有被特殊雕琢，存在于民间原始的、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形态，是一种可以称为“非物质文化”的代名词。在这里借用“原生态”一词指代没有被外来其他文化侵袭的，具有喀尔喀蒙古部传统特征的图案及表现形式。
“纹样”是蒙古族传统绘画艺术中一项重要的创作类型，而在喀尔喀蒙古族传统家具中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得尤其具有地域特征。在喀尔喀蒙古部的传统家具彩绘中，多数实物样本中的绘画均采用图案化的特征，具象的图形出现的较少，大量实物样本的调研很好地例证了这一“原生态”特征。
实物样本“双屉朱底金漆彩绘植物纹木桌（图1）”上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边角纹样、连续纹样和中心纹样，这样的全部采用纹样的组合来装饰家具表面的做法在其他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上均有反映。调研中的有些复杂而精美的图案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彩绘图案用今天的印刷工具甚至都很难完成，而在过去全由工匠手工绘制，由此可见喀尔喀部传统手工匠人的高超技艺（图2）。
白色被蒙古民族视为圣洁的颜色，白云在蒙古族中是吉祥圣洁的寓意，云纹是蒙古部传统家具中应用较多的纹饰图案。在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的彩绘图案中，对云纹图案没有进行过多的变形处理，而是用了较为淳朴的绘画方法，将云纹直接沿小木桌的束腰处连续围合绘制，再在云纹中填以金漆，这样的图案及彩绘方法也决定了该木桌作为供奉的明确用途（图3）。
2. 图案色彩的多样化
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的图案彩绘用色丰富，具有多样化的色彩特征。这一特征在橱柜类家具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家具彩绘图案中，色彩搭配采用较接近的色彩，一般不会采用明度、纯度或色相相差太大的配色方案。但是通过对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实物样本的调研，使我对蒙古族传统家具的图案色彩有了重新的认识。在相当数量的样本中，图案色彩采用了色彩相差较远的搭配方法，这不仅没有让图案色彩混乱，反之这样的“非常规”的配色使得家具整体视觉感受变得更加丰富。实物样本“三屉红底单面金漆彩绘盘肠纹木橱”中红色做底，加以金漆彩绘花纹和浅蓝色彩绘边框装饰（图4）。另一件实物样本“五屉红底单面彩绘卷草纹木橱”也采用了类似的色彩搭配方法，这样的色彩搭配案例是在内蒙古的蒙古族传统家具中没有的（图5）。
在蒙古族传统家具的图案用色中，偏好使用红色和金色，黑色较少出现，黑色的使用也是很慎重的。关于蒙古族传统家具图案彩绘中使用黑色的案例，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传统家具中均未见案例，但在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中，这样的实物样本也使得我对黑色在蒙古族传统家具的图案彩绘中重新审视。实物样本“翻盖红底单面金漆彩绘卷草纹经卷盒”（图6）中间“池子”部分用黑色做底，在其上施以金漆彩绘，加之这件家具的结构，决定了它的功能是收纳经卷所用。另一件实物样本“红底单面金漆彩绘植物纹木桌（图7）”也采用相似的彩绘技法，是不可多得的该类家具的精品。
图案色彩的多样化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同一家具上相同图案采用不同色彩但又采用对角线呼应的彩绘方法，“对开门红底彩绘团花盘肠纹橱柜”就是这样一件精彩实物样本（图8）。其他在同一家具上具有丰富色彩搭配的实物样本均印证了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图案色彩的多样化”这一特征（图9）。
3. 图案的宗教气息
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图案的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表现为具有明显的佛教题材特征。如实物样本“翻盖红底三面彩绘生命树小盒（图10）”中，绘制了佛教有的生命树，其所绘形态同时也可视做或喻为萨满教中的“长生天”。由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创建的八思巴文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实物样本的图案彩绘中可见其一斑（图11）。为了表达对美好、善良的追求并寄托蒙古人的精神世界，彩绘时将八思巴文加以美化，升华了图案彩绘，创作了赋予精神追求的、经过美化的八思巴文纹饰（图12）。其他实物样本中均不同反应了浓郁的宗教题材，“红底单面彩绘佛教故事纹经卷盒（图13）”上的图案是佛教八宝纹样和佛教故事纹样的结合，“束腰红底单面金漆彩绘摩尼宝珠纹供桌（图14）”样本中图案为佛教中有美好吉祥寓意的莲花座和摩尼宝珠纹样的结合。
三、结论
通过对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的实物样本的调研和初步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宗教对喀尔喀蒙古部家具图案特征的影响巨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图案的原生态特征；2.图案色彩的多样化特征；3.图案题材的宗教化特征。
在宗教对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图案的影响中，又数藏传佛教对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的影响最大，主要表现在“绘画”和“雕刻”题材两方面。家具表面彩绘中大量佛教题材的绘画、图案和文字使家具的装饰更好地服务于功能，这样的家具用于供奉、诵经和藏经，家具表面各种关于佛教题材的内容寄托了使用者虔诚的祈祷和企盼。在普通牧民家庭中常见的诵读经文的诵经桌，既有诵经的台面又有储藏经卷的抽屉，这便于虔诚的信仰者在草原上随身携带经卷、随时诵经（图15）。
在喀尔喀蒙古族的传统家具上，装饰题材较多地使用了“佛教”题材。通过调研发现，佛教文化的影响深入到喀尔喀蒙古部传统用具和家具等方方面面，这种在家具上施以宗教题材的彩绘和雕刻更反映了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对于喀尔喀蒙古部传统家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也将逐渐得出，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喀尔喀蒙古部的传统艺术和文化特色，对完善草原文化研究体系也将作出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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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名栏建设；红山文化；契丹文化；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6.3；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095-04
2014年《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这对地方本科院校学报来说殊为不易。遍查名栏工程名单，这类学报入选者寥寥，难道是《赤峰学院学报》“幸运”？其实我们考察赤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地位、赤峰学院的学科建设成就、学报在栏目建设上的非凡建树就会明白，《赤峰学院学报》并非浪得虚名。
一、赤峰市厚重的历史积淀
赤峰地处东部，东北辽吉黑3省区的西部，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赤峰市历史悠久，有一万年的人类文明史，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不论是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先民都在赤峰留下了足迹。从赤峰的历史发展足迹看，从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到游牧经济，每种经济形态都不缺席，这比漠北的单一游牧经济及中原的农耕经济要丰富得多。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证明：“赤峰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北方文化的摇篮和中心，也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命名最多的地级市，拥有近万年的文明史。”[1]著名学者余秋雨认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把中华文明的门槛划定与黄河流域，后来又认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源头，现在看红山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历史上赤峰地区的标志性文明阶段主要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金元文化等。
（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中晚期，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其特征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从1906年开始，包括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法国传教士桑志华以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等，在近30年的时间里，对红山前后开展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并对遗址进行挖掘。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于1935年对红山后古遗址发掘之后，在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一书，红山文化由此成为史学界眼中的考古学重地。每年的红山文化高峰论坛及世界红山文化年会正是红山文化地位的体现。
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红山文化，中国5000年文明史就出现断代。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是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①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覆盖范围广阔（见图2），有20多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为纽带，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目前的考古发现有：赤峰红山后、辽宁省朝阳牛河梁遗址、兴隆洼文化、小河西文化、赵宝沟文化、东山嘴、孤山子遗址等。各类遗址总计6800多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多。据碳14测定，红山文化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存续约2000年。蜚声海内外的“中华第一龙”（见图1）、“中华第一凤”、“华夏第一村”、“草原第一城”就是红山文化的重要标识。
红山文化陶文化在中华远古文化中独树一帜，是北方远古文化的代表。红山玉文化发达，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之一，而“中华第一龙”也被称为中华民族龙的信仰的起点。著名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强调：“以往我们认为，礼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随着文明起源讨论的开展，有学者提出将中国传统礼制的起源追溯到5000年前的t山文化，这就再次确立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系地位。”[2]
（二）夏家店文化
夏家店考古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经对所出土青铜器的碳-14测定，时间大致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属于夏商时期北方青铜文化。与其他青铜文化相比，要上晚于龙山文化，和黄河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处于同一历史年代。此乃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早期遗址。夏家店文化分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夏家店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青铜器（见图3）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的青铜器的工艺及使用价值显示了当时的生产力已达到很高水平，足以与当时中原地区最发达的青铜文化相媲美。
（三）契丹辽文化
契丹民族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契丹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的存在，对发展我国北方经济，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乃至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契丹民族的发展足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持续千年之久。期间，契丹依附过北魏、隋、唐等政权，也与柔然、回鹘、室韦、突厥、女真、蒙古、党项共生与碰撞，共同推动中国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庙号辽太祖）并契丹余七部，建立契丹政权（1066年改国号大辽）[3]，直到公元1125年大辽被金朝所灭，存续时间达218年。其后裔有在西亚建立西辽，存续88年[4]。公元947年，契丹大军南下中原，灭五代、后晋，获得后唐燕云十六州，国势日盛。到大辽鼎盛时期，其版图幅员万里：最南变到达河北省南部白沟河，最北到达克鲁伦河（胪朐河）和色楞格河（薛灵哥河）流域，东到鸭绿江东、库页岛和黄海，西到达额尔其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估计面积在600平方公里左右，在当时的亚洲实力强大。大辽创造了灿烂的草原文化，可以说“辽是草原文化集大成者”[5]。契丹文化是基于本土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汉文化、渤海文化、奚族文化而构成的文化整合体。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古临潢）建立都城，大辽的霸业就拉开了序幕。①赤峰地处大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枢地位，辽上京作为大辽的国都乃契丹五都之首，是辽圣宗以前的统治中心。都城“由皇城和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城墙全用黄土夯筑，周长8916.9米，残高5～9米。皇城位于北部，是契丹统治者居住区域，也是初筑的皇都。东、南、北3墙都呈直线，各长约1500米，西墙中段位于小土岗顶部，南、北两端向内曲折，全长约1850米，东、西、北3墙中部残存有门址，并加筑瓮城，各墙上残存有马面。西墙内的山岗顶部，有一组东向的建筑址，应是早期的宫殿遗迹，在此可以俯览全城。岗下有一大道直向东门，推测皇城最初是以东门为正门”。②
除辽上京，赤峰市宁城县的辽中京也是契丹五都之一，辽中京大定府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铁匠营乡。“史载，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公元1004年）路过这里，遥望南方霞光闪烁，有郛郭楼阁之状，一派瑞气，因议建都。统和二十五年五日竣工。中京城的布局仿北宋都城汴梁城，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外城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3500米；内城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内外两城略呈‘回’字形。”③
当然，赤峰境内辽代遗存远不止这些，石房子、大明塔，还有数不胜数的有待发掘的考古文化，这为大辽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赤峰境内柔然、突厥、回鹘、室韦、党项、女真、高句丽、鲜卑、东胡、乌桓、金、元都曾以族群、部落、城邦或国家的形式存在过，他们都留下了丰富而灿烂的考古文化，比如蒙元文化、藏传及中原佛教文化、王府文化等。
厚重、悠久、灿烂、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不仅成就了许多史学学者，使他们登堂入室，成为大家，也为期刊栏目建设提供了雄厚资源。依托这些学术资源建设“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草原文化”，必然事半功倍，获得极佳成效。
二、搭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平台，强化作者梯队建设
优秀期刊离不开优秀的栏目，优秀的栏目离不开优秀的作者，作者梯队决定这期刊的学术质量、文化质量，这是期刊栏目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期刊的骨干作者一般来自期刊所在院校的相关学科，因此相关学科的建设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期刊栏目的质量。
赤峰学院是赤峰地区唯一一所全日制本科院校，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依据地区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积蓄优势，锐意改革进取，优化学科建设，2006年被确定为赤峰学院重点学科，2007被评选为重点培育学科，2008年又被u选为首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红山文化暨契丹辽文化研究基地）之一，2010年被评选为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共同资助的第六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之一，即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2年，赤峰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点获批，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平台更加坚固。在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过程中，《赤峰学院学报》作为历史文化学院教师科研的重要平台，不仅推动了学院学术水平的提升，也为学报培养了骨干作者，为期刊栏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赤峰学院始终致力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北方游牧文化研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赤峰学院就开始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展开相关研究，组建了辽金元史研究室，1990年又成立“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开展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先后组织召开契丹辽文化研究年会、国际国内研讨会十几次，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契丹文化专家学者与会，产生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2003年，赤峰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入住学院，组建“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搭建红山文化国内研究平台，并于2004年举办首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的《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此书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文物局最佳论文集奖）。2005年，赤峰学院与赤峰市政府联合，每年举办一次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吸引国内外考古界及史学知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红山文化重大问题展开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取得累累硕果，把红山文化研究有些研究推高到新的水平。2012年，在区、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山文化研究院、契丹辽文化研究院成立，至此，赤峰地区已经成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中心。
赤峰地区所处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地位以及赤峰学院文史专业的稳步发展，不仅为《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广阔的空间，也为栏目建设聚拢了大批专家、学者，并使学报建设学术功力深厚、结构合理的专栏作者队伍具备了可能性。目前，赤峰学院学报的作者队伍规模、梯次都很合理，不仅有国内顶级的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方面的专家，也有工作在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同学报编辑一道，为“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乃至“游牧文化”的强劲发展贡献着力量。学术平台、作者队伍、编辑是名栏建设缺一不可的力量。
三、名栏建设路径研究
名栏建设是期刊建设的重中之重，许多期刊对名栏都有不懈的追求，但建设路径却各不相同。清华、北大因为某些转业在国内甚至国际都是处于前沿的，加上它们在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打造名栏并不像地方院校那么艰难。吉林大学的《东北亚论坛》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走的是区域政治经济优势与学科发展相结合的路径。吉林大学虽然比不上清华、北大，但也是知名大学，在我国东北地区稳居榜首。吉林大学地处长春，研究东北亚区域合作问题责无旁贷，这个优势是其他名牌大学没有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东北亚3国中日韩经济总量接近美国，加强这一地区的区域合作，打造一体化的经济合作组织，不但对三国，对世界经济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吉林大学依托东北亚研究领先的学术团队，抓住东北亚区域发展趋势，通过搭建国内学术平台，使栏目精品荟萃，并为国家决策服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2014年，“东北亚区域合作”入选国际名栏工程（第三批）。许昌学院与赤峰学院一样，同属于地方本科院校。《许昌学院学报》的“魏晋史研究”依托的是许昌是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优势，打造魏晋学术研究团队，坚持精品立栏，最终使该栏目入选名栏工程。《许昌学院学报》与《赤峰学院学报》的名栏建设路径十分相似，依托的都是学科优势与地域优势，而且栏目创建时间大致相同。可见，依托学科与地域优势对于地方院校名栏建设具有普遍性意义。
《赤峰学院学报》的前身为《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创刊于1981年。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刚刚摆脱混乱、迷茫状态，对学术理论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学报还是认定“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这个学术宝库，并尝试着去挖掘。《赤峰学院学报》“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始于1985年，共设“红山诸文化研究”、“辽金史研究”、“北方民族文化研究”三个栏目，由于受学术资源的限制，当时这样设置是合理的。但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及考古新发现，三个学术板块发生了变化，有些更接近了，有些却逐渐分离，因此对三个栏目进行整合，设立了“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与“游牧文化研究”，这样不仅优化了学术资源，学术方向也更加明确。
赤峰地区的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地位突出，无论是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还是金元的游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有些还具有特殊的意义。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的研究团队实力雄厚，有全国知名的专家，也有一线的教师与研究人员，他们都热爱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都矢志于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研究，使栏目精品荟萃。《赤峰学院学报》的编辑团队业务精湛，锐意进取，呕心沥血，历经30多年，脚踏实地推动栏目发展。因当说，“红山文化・契丹辽文化”入选国家名栏工程，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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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脱脱.辽史・百官志.
②③360百科.辽上京遗址.
参考文献：
〔1〕〔2〕毕玉才，刘勇.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N].光明日报，2015-11-10.
【关键词】先秦时期 礼玉六器 方色理论
礼玉，是古代先民在祭祀、朝觐、社交、军旅等相关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玉器。先秦时期[1]是我国古代传统方色理论的形成时期，先民将方色思想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形成独有的中国方色文化。
一、前言
方色理论运用于传统的祭祀制度，尤其是广泛应用于礼玉之上，不仅对于研究礼玉六器的功用具有重要作用，还能揭示六器的深层次含义。一些学者也在对礼玉六器与中国传统方色思想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涉及这一问题。例如，冯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一文中指出，方色理论之于礼玉六器等各种礼器，是其思想在内容和形式上统一的体现[2]；任爱君《试论古代草原宇宙观之五方色文化传承》一文中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比，指出中原地区“五方色观念”的起源与形成，与古代农耕社会的历法制度以及宇宙观念的具体发展存在联系[3]；宋亦潇《礼玉“六器”的阴阳性别及与四神的关联》一文中认为“六器”有阴阳之分，指出其与四神阴阳说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它们与阴阳五行说的关系进行探讨[4]；肖世孟也注意到礼玉六器与方色理论[5]，但没有做进一步介绍。
回顾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上述学者的研究很少将礼玉六器与方色理论结合起来。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期厘清方色与六器的对应关系。
二、礼玉六器与方色理论配伍的阐释
中国传统的方色理论基本内涵表现为五色配伍五方，由于中国魍车氖笨展叵当硐治时间决定空间，因此方位被赋予颜色，也就意味着时间被赋予了颜色。下面，笔者将礼玉六器与方色理论及其衍生的相关问题来阐释“六器”之含义。
1.以苍璧礼天
玉璧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由研磨谷物的石环状石器演变而成，多为扁平状圆形，中央有穿孔。商周时期玉璧均为圆形，较前期较小。以苍璧礼天的原因据西周史墙盘铭言“青幽高祖，在微灵处”可知一二，“青幽”指天色[6]，又因璧多作圆形，所以古人认为天是圆的、青色的。随着时间的发展，玉璧被当作是天地、王权的象征，苍璧礼天则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以黄琮礼地
距今5000年前玉琮就已出现，为内圆外方、中有直孔的柱状玉器，少量内外俱圆者。商周时期玉琮数量逐渐减少，形体偏小且多素面，一般作为礼器使用，是权力的重要象征。琮作为祭地之器，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观念。《周礼・考工记》曰：“画缋之事：杂五色……土以黄，其象方。”又有《白虎通义・号篇》曰：“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可见，黄色是五行中央土之正色，土居中宫，能调节金、木、水、火之不足，以黄琮礼地便表达了人们对权力和地位的渴望。
3.以青圭礼东方
玉圭由新石器时代石铲、石斧等发展而来，多为长条形，上尖下方。玉圭三代时多为天子、诸侯等有身份之人参加典礼时拿在手中的信物，真正的玉圭出现于商代，有平首和尖首之分。周代玉圭长条形为主，多素面。《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亲执耒耜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汉代，《后汉书・明帝记》记载“亲执壁，恭祀天地”，这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张乾元先生《〈画缋〉考辨》一文中认为东方为木性，太阳始升于此，万物随之茂衍，在时为春，其色为青，又“云从龙”。按古代天干东方属甲乙木，以青圭礼东方表达了先民祈求东方行雨以保佑农业丰收的期望。
4.以赤璋礼南方
新石器时代晚期时已有玉璋，商早期流行，商中晚期逐渐减少。“半圭为璋”，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另一端有穿孔。玉璋形式有多种，其中用以祭南方之神朱雀的为赤璋[7]。南方为火性，在时为夏，其色为赤[8]。红色代表南方。按古代天干南方属丙丁火，又《诗经》云“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故以赤璋礼东方表示的是先民希望天下太平、稳定的美好期许。
5.以白琥礼西方
白琥表面刻有虎纹，有的钻孔或无孔。钻孔的称为虎形玉佩，可佩戴；无孔的称为玉虎，可作。又按其功用可分为白虎和虎符，其中用以祭祀西方之神白虎的玉器为白琥。西方为金性，太阳退降于此，在时为秋，其色为白。按古代天干西方属庚辛金，以白琥礼西方表达了先民对避邪、禳灾的期望及农业丰收的向往。
6.以玄璜礼北方
玉璜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中，为弧形扁平状，两端有穿孔，可系绳佩戴。商周时期成为人们流行的佩戴物，尤以春秋战国时期兴盛。所谓半璧为璜，如果说璧象征天的话，璜则为一半的天，喻意权力、等级的削减[9]。北方为水性，在时为冬，其色为黑。按古代天干北方属壬癸水，严冬之时，以玄璜礼北方表达了先民祈求神灵庇佑的愿望。
三、结语
上文笔者通过对礼玉六器与方色配伍的阐释，大体上理清了“六器”与方色理论结合所形成的更为丰富的内涵。但本文所研究的问题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礼玉六器的功用及代表意义的论述上，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给出更为准确的理解。■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先秦时期取其狭义，主要指夏商周三代.
[2]冯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J].考古学报，2016，（4）：65.
[3]任爱君.试论古代草原宇宙观之五方色文化传承[J].论草原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54.
[4]宋亦潇.礼玉“六器”的阴阳性别及与四神的关联[J].民族艺术，2014，（3）：76-77.
[5]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O].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文学院，2011：54.
[6]（美）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J]郅晓娜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7]集雅轩主.祭祀山川之礼玉：玉璋[J].陕西档案，2015，（2）：6.
[8]张乾元.《画缋》考辨[J].美术观察，2003，（10）：22.
[9]青林.浅述六器与中国玉礼文化[J].东南文化，2012，（5）：11-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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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陈立撰.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69.
（3）（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注.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7：97.
（4）（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265.
（5）杨伯达.论中国古代玉器艺术[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2）：156.
（6）王仁湘.散说“弄璋”与“弄瓦”[N].光明日报，2016-07-08（5）.
（7）王巍.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532.
[关键词]哈萨克族 牧民 市场化 现代化 全球化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033-02
我国的哈萨克族居住在新疆北部地区，绝大多数人口从事畜牧业生产。历史上哈萨克人从事的传统游牧业生产方式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解放前，新疆的畜牧业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草原畜牧业处于游牧状态。哈萨克人以游牧生产为主，为了满足其游牧生产生活的需要也从事畜牧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哈萨克族不仅以肉奶饮食为主，而且还将剩余的畜牧产品用来交换其他商品。
解放后，哈萨克人民的游牧业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最初，我国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合作社。合作社经济，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经营规律上，而是在计划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时期，把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予认可。
一、新疆哈萨克族牧民的现状
在游牧生产生活中，商品经济的思想观念非常薄弱。过去游牧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认识、观念、价值观及思维方式阻碍着现阶段哈萨克族牧民的市场化、现代化步伐。
牧民定居以后，哈萨克族牧区人民的文化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增加了与外界的密切联系，新的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哈萨克族牧民青年的影响最为突出。哈萨克族牧区的青年向往和追求着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少，从而导致牧区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尴尬局面。
哈萨克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在村有小学、乡有初中、县有高中的教育教学体制已经形成了。软硬件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牧区实现了从母语教学到双语教学的过渡，但是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因牧民子女成家，原先由一个家庭承包的草场，现由好几个家庭共同使用的。新疆畜牧业的内部结构到目前为止还是以草原畜牧业为主。并且，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草场由水草丰盛逐渐开始变得枯萎，从而沙漠化倾向越来越严重。
由于哈萨克族牧区牧民的身份变得多样化，牧区社会阶层分化现象也日益显著。笔者在农村调查时了解到，由于这几年来牧区的人口、牲畜的增加和草原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部分牧民被有组织地迁移到附近新开发的农业区从事种植业，从而脱离了传统的牧业生产，成为农民。留在牧区的牧民基本上也转入了定居，并在定居点附近从事少量的种植业，其身份也有了“半农半牧”的特点。现在有一部分牧民将各家的牲畜都集中起来，以牧群为单位由少数人代为牧羊。与此同时，牧区的大量人口也就成为了富余劳动力；以定居点为核心为他们从事第三产业创造了条件，从而一部分牧民转而成为了商人，出现了经营旅游点的哈萨克人。为了增加牧民收入，乡村党政基层组织一部分牧民劳务输出，外出打工挣钱，于是，出现了靠打工生存的哈萨克族民工。如果再加上牧区各级政府的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各类工作人员，那么哈萨克族牧区目前的社会阶层几乎与整个社会同构，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以后，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年轻人对放牧的兴趣、积极性日趋下降了。牧民们为了放牧跑四方寻找雇佣牧羊人。与此相应的是哈萨克族在游牧状态下所形成的包括各种风俗习惯在内的哈萨克族独特的草原文化逐渐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某些传统风俗习惯也面临消亡的危险。
新疆经济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而新疆哈萨克族民族经济属于传统农牧业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实行了市场经济，由于城市的信息、交通运输设施和投资环境优越；哈萨克族牧区离城镇较远、信息不灵通、交通不便，没有按时得到各种新的信息。所以，哈萨克族农牧业经济处于被动状态。纯粹从我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来看，我区少数民族劳动力，特别是牧区劳动力成了弱势群体。
二、哈萨克族现代化变迁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因素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现代化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导的以定居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普及，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信息化条件下各种外界风气和思潮的大量涌入等三个方面。在新疆牧区生产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内部因素
（1）哈萨克族牧民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文化的优势和长处，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学习、掌握和分享现代文化所带来的成果。
（2）哈萨克人中的有识之士，一方面对本民族文化中精华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有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对现代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3）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牧民在实践中努力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加以通，使之适应定居以后的新环境。
三、新疆哈萨克族牧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几点对策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摆脱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传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要在牧民头脑中形成与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有关的新的思想观念。通过民语广播、电视、报刊、讲师团来大力宣传与市场化、现代化有关的典型例子。政府部门组织牧区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挣钱并让他们接触现代生产生活方式。
（二）要从传统畜牧业转变到现代牧业
为此把牧业生产传统的生产方法加以社会化、现代化，从原来的分散经营转变到集约经营。光靠牧民定居点是不能解决牧民现代化问题的，以个体为主的放牧经营也是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要按畜类建立合作组，从而逐步走向合作化道路。不实现牧业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从事牧业生产的民族是永远落在时代后头，是不会脱离贫穷和落后的。
（三）要大力提高牧民子女的文化素质
牧民的后代应该具备适应和迎接这一挑战的素质。提高人的素质，就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要摆脱“牧民子女读书开不了飞机，不能走出山沟，上不上大学，他们都不会有工作岗位，放牧人子女还是要放牧，读书无用”的落后观念。在广大农牧民头脑中牢固树立“知识就是力量，教育就是生产力”的观念。
要真正重视基础教育，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双语教育不仅是提高本民族素质的需要，也是适应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紧迫要求。哈萨克族基础教育的重点只有放在牧区基础教育上才能可以改变教育事业的落后局面。
我们党和政府所实行的“双语教育”是符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社会化、现代化、全球化需求的最好选择和最有效的措施。在基础教育阶段，对民族学生采取“双语教育”的第一模式（即文科用民文，理科用汉文的模式），就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掌握两种语言，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也能达到社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
职业技术教育在牧民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职业技术学校要根据社会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灵活调节专业结构。
（四）在牧区要大力发展以牲畜贸易为主的各种贸易市场
如果牧区市场不发达，牧民的素质也得不到提高，只有牧区市场发展，才能让牧民与市场直接联系起来，形成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时间观、价值观、市场观、就业观、效益观、信息观和竞争观。使牧民以自助创业脱贫，走上富裕道路，面向现代化方向。
（五）要提高牧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因为“政策制定出来以后，干部起决定性作用”。实践证明，哪个乡、哪个村的领导干部素质高，该地的生产就会发展，经济就会繁荣。因此，要以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来引导牧民脱贫致富，面向现代化。要防止一部分牧区基层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受贿贿赂倾向。
（六）要提高牧区科学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
科教兴牧是发展牧区经济文化事业，改善牧民生活的根本出路，而且也是从传统的游牧畜牧业过渡到现代畜牧业的强大动力。为了贯彻科教兴牧战略，要大力培养牧区的科普人员队伍。努力加强牧区的科技服务工程。要鼓励和组织牧业科技人员到牧区去，承包科技推广、技术咨询等工作。
（七）在广大的牧区要把潜在的自然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尤其是在牧区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要大力发展民族特色的旅游产业等。要从以个体家庭为主的分散性旅游点过渡到合作性的旅游点。旅游是一种文化体验的审美行为，所以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就是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根据旅游市场的需要尽快培养哈萨克民族的旅游业人才及其导游等。利用哈萨克族传统文化不断开发民族特色的旅游产品，比如，民族特色的手工业，餐饮业，木制工艺及文化特色的工艺等。
（八）要把牧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和政府部门的扶助结合起来
各级牧区政府努力做好脱贫工作，如期实现牧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如果没有实现牧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就谈不上牧民的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牧区经济文化事业非常落后的现实要求政府部门解决牧区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邮电通讯、文教卫生、牲畜改良、草原优化等基础设施。
（九）要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要及时制定实施该法的有关具体条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解决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方面遇到的问题。由于该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所以该法的有些权利无法实施。
总之，只有深入调查研究现阶段哈萨克族牧民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科学结论，才能哈萨克族牧民适应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出自己的辉煌未来。
【参考文献】
[1]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2]里甫罕・阿布达里.新疆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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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贾合甫・米扎汗.哈萨克历史及其民俗概论[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
一、契丹族文人对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辽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国，辽太宗耶律德光入居中原，经圣宗、兴宗时期的和平发展，迄于耶律延禧失国，历时209年。这期间，属五代时期43年，与北宋对峙166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契丹族统治的北方地区，经历了漫长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融合的过程。在辽代建立之前，契丹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文明程度较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之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契丹”国，制定汉制，施行汉法，逐步开始迈进文明社会，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契丹社会的制度转变，认同于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原文化。契丹族的文学便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契丹族的文学接受中，唐代的白居易和宋代的苏轼被广为推崇。契丹人对乐天诗歌的喜爱与模仿，首先是因为其创作风格通俗明快和易于理解。契丹族源于塞北，汉文创作始于立国，接触中原文化之后。契丹族文化起步较晚，对中原文化的理解尚停留在粗浅的层面，故含蓄蕴藉的诗风在其审美鉴赏心理上存在诸多障碍，而白居易的新乐府诗“首句称其目，卒章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白居易《新乐府序》）。主旨明确，语言通俗，正与初染汉风的契丹族的欣赏层次相契合，易于为他们所接受。其次，白居易的乐府诗具有的鲜明的政治讽喻功能，适合以上层统治阶层创作主体的契丹族文学所追求的政治教化的作用。以教化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历来是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中心”论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下，得到了突出和强化。作为儒家诗歌纲领的《诗大序》尤其强调诗歌教化作用，而且还将诗与社会的治乱联系起来，并以诗作为移风易俗的教化工具。这种儒家政教诗论便是希望统治者借助诗歌的情感力量，自上而下地进行潜移默化的伦理教育，使各种社会关系都纳入到封建政治的正统轨道。将儒家文化奉为治国的主导思想的契丹族统治阶层便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均贯穿着明显的政教目的，尤以圣宗为最，他在《题乐天诗》佚句中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1］又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蕃臣等读之。而且他屡次以诗赐于臣下，进行褒扬，充分发挥诗的美刺功能，亲作《传国玺诗》体现了他倡导儒家政教诗学观的理念。再次，白居易诗歌中唱和的形式很突出，其与元稹的诗歌唱和活动在唐代就影响甚大，它是“元和体”得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辽代的契丹文坛，君臣间的赋诗唱和已经成为普遍的文学风尚。诸如道宗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皇太后，教人应制属和。萧观音便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的应制唱和之作。诚然，朝政君臣之间的政治教化思想是契丹文人创作诗歌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诗歌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和目的，但创作方式却不免受到白居易唱和体的启发和影响，正是基于上述三点，辽代契丹族文人对白居易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景仰。辽与北宋相始终，尽管在政治上处于对峙的局面，但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往来却是颇为频繁的。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双方经常互派使节，在经济文化上互通有无，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苏轼的诗歌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入北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张舜民使辽时所见：“张云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壁间。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云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2］可见，苏诗在北地的流传程度。这一方面与苏轼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契丹民族刚健尚武的文化特征使然，苏轼诗歌质朴明快、雄浑奔放的风格正好符合他们的审美心理，易于接受。由此可见，辽代契丹族文坛对白、苏二人的接受与学习，与他们自身的民族性格、社会主导思想及创作主体构成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金代对北宋苏轼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女真族立马中原和统一北方之后，在借鉴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在战火中能够逐渐得以恢复，并确立自身在中原统治的合法秩序。到了世宗朝，已出现了有“小尧舜”之称的繁荣太平景象。同时，金朝统治者在灭辽掠宋的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经籍图书和文献资料，一个相对滞后的民族在掳掠战争中重视先进民族的图书文献，这也表露出其加速进入文明社会的强烈愿望，是女真人接受、吸收大量汉文化的真正起点，为其后的女真民族的文化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女真统治者身体力行，大力倡导，使得学习汉文化在全国蔚然成风。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世袭的猛安谋克也竞相参加科举考试“弃武从文”了。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生成与蓬勃发展起来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说：“金代文物远胜辽元”，［3］可见金代女真文学的繁盛。在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中，除了诗歌这种传统的诗体之外，词的创作也在女真文人中备受推崇，而且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仍然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民族尽管用武力打开了北宋的大门，但是面对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却不得不为之征服。女真民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承继辽、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词的创作恰恰是踵武于北宋词坛，尤其倾向于清刚疏宕的东坡词风。这必然有其原因所在。首先，词的创作形态与创作主体、接受对象与传播方式、范围及跟音乐的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创作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词的表现形式及功能性质的差异。金代女真族的汉文创作的主体集中在完颜氏的统治阶层当中，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引入与推崇，其首要的目的便是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重道务实的文学主张便易于为其所接受。苏轼的豪放词在“以诗为词”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一洗传统婉约词香艳柔弱之风，使词拥有了与诗歌相同的功用，唱和交往、抒情达意，大大扩展了词的应用范围，正符合女真民族的创作心理。其次，就民族气质而言，世居北方森林草原的女真民族在步入中原之前面对的是浩瀚的林海、呼啸的北风，艰苦的自然环境塑造了他们粗犷雄迈的民族性格，而苏轼词的豪放特征恰好与女真文人的审美理念相契合，故而尊苏、学苏蔚然成风。如金代初年，海陵王完颜亮的词便充分彰显了雄健之风。再次，“借才异代”时期，由宋入金的文士大多推崇苏轼，这也影响了金代初期文坛的价值取向及女真文人的接受选择。完颜亮就师从对苏轼推崇备至的蔡松年，其词作风格也趋近于苏轼。金代女真文学创作在章宗朝随着太平盛世的出现，文坛上也呈现出尖新浮艳的创作思想倾向，但是随着金代社会的每况日下和外忧内患的加剧，尤其是南渡之后，吏权大盛，士人地位低下，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徵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坛上掀起了改革文风的浪潮，形成了注重写实、任气尚奇、平易自然等创作思想倾向，而这种改革就作家审美价值取向而言，恰恰是举世学唐风气的历史必然。元好问、刘祁等人将之总结为“以唐人为旨归”的诗学风尚。这种倾向除了王若虚提倡师法白居易之外，更有赵秉文主张师法王维、韦应物等人的影响。这样，形成了以唐代诗人为师法对象、追求平淡自然、含蓄蕴藉的风致。这一时期的女真文人同样深深感受到国势的衰微，士风的日下，他们无法再延续章宗时期的富艳文风，而是渴望抒发对现实的感受，故而便易于融入当时的金代主流文坛之中。诸如完颜璹的《过胥相墓》就被刘祁评为“甚有唐人远意”，［4］而《秋郊雨中》等景致描写的诗篇也透露出一种萧散的韵味。术虎遂的诗歌同样被刘祁称做“甚有唐人风致”，［4］如《书怀》抒发了怀恋北方故土的心情，思绪悠然。乌林答爽被刘祁称之为“其才清丽俊拔似李贺”，［4］《邺研》、《古尺》等诗充分印证了这一说法。由此可见，金代女真族的文学接受一方面与自身的民族性格、审美及客观需要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主流文坛整体风气的影响。
三、元代对南宋、魏晋、唐文学的接受与创作
蒙古族建立的元代，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为止，计有160年。在这100多年间，各民族文化剧烈地碰撞，密切地融合，形成了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而蒙古族的汉文创作便是在这样大范围的文化融合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元代地域辽阔，大一统的国家性质使得蒙古族官员驻扎在各地，一些文人自幼便生长在汉文化浓郁的中原地区，受其濡染，自觉地进行汉文创作。故而创作主体逐渐由辽金时期的王室成员而演变成官吏和科举入仕的文人为其主要构成。另外，随着入主中原时间的渐进，民族文化融合加深，其原有的民族气质也会稍有变化，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品格必然会影响到文学接受及创作风气的趋向。元代前期，蒙古族入主中原伊始，民族风格特征浓郁，加之辽金之前在北方建立政权，金与南宋又长期对立，使得北方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即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的豪放、敦直、朴实、爽朗的民族性格所造就的文学风气，形成了与南方文化迥然有异的特征。元代前期的文坛，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文人仍然是以苏轼作为文学接受的主要对象。元人虞集曾说：“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5］于是，求真尚实，摒斥浮艳，“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实而去浮华”［6］则成为元代前期文坛的主导创作风尚。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汉文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曲，无不充斥着慷慨激昂的风格。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中书左丞伯颜的诗曲，便以气势雄浑著称。《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等描写军旅征战的作品质朴豪迈，通俗明快，散曲《喜春来》亦将胜利后的喜悦直抒胸臆，得意之情直白张扬。元代中后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方文化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北宋。余阙在《柳待制文集序》中说：“盖久而至于至大、延祐之间，文运方盛，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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