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4:20
导语：在业务法律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进入21世纪后，商业在互联网上的应用将取得令人瞩目的飞速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全球五联网上的交易额将达到2230亿美元，到2010年将会占全球贸易总额的42％。未来人们对网络将会特别依赖，互联网给商家带来一种让他能更好地接近客户的方式，尤其是对保险这种对配送要求不高，通过数字化或信誉的形式就可以完成交易的企业，网络上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客户群。保险作为金融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网络为社会提供服务，已经日益显现出它的优势。尽管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能在网上完成，但网络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大大的节约成本。美国的实验表明，个人保险的网上推销比传统方式节约12％的成本。事实上，世界保险业正在大举向网络经济进军。英国皇家太阳联合保险公司、法国国家人寿、英国保诚集团等知名保险公司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明显的优势，澳洲AMP集团保险业务的15％已由网络来完成。在我国，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已经或正在加紧电子商务的步伐，保险的网上宣传和销售正在形成强大的时代潮流。网络保险，将成为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又一契机。
网络保险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保险模式，作为一种分销渠道，一种中间人，可以帮助保险公司完成保险展业过程中的很多环节，并且可以不受地域、规模和时空的限制。对保险公司来说，即使在网上暂时卖不出保险，网络也可帮助你做很多事情，可以把对保险有初步意向的人，从众多的人流中挖出来，这是互联网一个最大的特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互联网在我国起步较晚，电子商务各个方面的发展很不平衡，存在制约其健康发展的许多不利因素，有很多方面急需加以完善，其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将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引起业内人士的高度重视。
1．网络安全问题
网络安全是指网络中的硬件、软件和数据不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危害，保持正常运行。数据安全是指网络中存储及流通的数据的安全，是保障网络安全最根本的目的。网络的安全性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不断出现的黑客案件就可说明这一点。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交易秩序的稳定有序，关系着千家万户，维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运行。网络保险作为新兴的交易方式，在给保险业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其中安全性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因为网络在带给人们信息存储和传输高效率的同时，其数据也极易被篡改、增删、破坏或窃用，形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可克服的脆弱性。加强网络安全要注意防范影响网络安全的各种风险和威胁，它涉及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安全法律、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许多领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安全法律是实施各种网络安全措施的重要保证，对于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只能依靠法律手段进行惩处，当然也包括一些民事行为的法律调整，这是保护网络安全的最终手段。
2．保护客户隐私问题
隐私权为现代人格权的一种。所谓隐私，又称个人秘密，指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知悉的秘密，包括私生活、日记、生活习惯、储蓄、财产状况、通讯秘密等。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以及公民保险意识的增强，公民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中，保险的比重会逐步增大，相应地，保户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为其保守财产秘密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在我国银行业，为储户保密早已成为行业惯例。对保险公司和人来说，为保户保密也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从一定程度上看，网上投保可以排除中介环节知悉或侵犯投保人的个人隐私。但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从另一个方面给保户隐私权的保护带来隐患，特别是某些咨询机构和情报机构基于竞争的需要，进行有目的的情报搜索更是对保户隐私权造成巨大威胁。
网络保险的发展既要保证交易的安全、快捷，又要防止滥用个人信息，因此要加强立法，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加工、储存和再使用，以保护个人数据信息方面的隐私权。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走在了前面。1998年10月生效的《欧盟隐私权保护指令》对通过因特网进行的网上交易实施管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充分保护隐私权的国家和地区构成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我们可以借鉴其方法，构建我国网络隐私权保护体系。
3．电子签名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保险法》规定有些单证必须有当事人亲笔签名，才具有法律效力。然而，利用网络进行电子交易很难满足这一法律要求。因为人们现在还木能利用网络来传递亲笔签名。为此，许多立法者和电子专家正在努力探索消除这个法律障碍的方法，使“电子签名”能为法律所承认。可以考虑运用电子密码来代替传统的签字，因为在文件上签字的目的在于认证该项文件，其基本要求要具有独特性。因此签名不一定由签署者亲笔手书，而可以使用某种具有独特性的符号来代替。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凭信用卡在银行自动柜员机上提款时，所使用的就是以电子密码来代替存户的签名。在这方面，有些国家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于2000年6月30日签署了电子签名的法案，赋予了这种数字化形式与手写体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克林顿指出，在线合同将拥有与白纸黑字的合同相同的法律效力。他说在网上使用电子签名将很快成为一种普遍趋势。通过电子签名来雇用律师、明确产权关系、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保险合同都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另据《中国计算机报》2000年7月31日报导，随着《电子通讯法案2000》中第七章的生效，电子签名在英国取得了与手写签名一样的法律效力。这一法案将消除英国发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障碍。
4．保险合同的书面形式问题
[摘要]个人理财业务在我国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商业银行新的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时面临着诸多风险，其中法律风险是制约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必须认清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
[关键词]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成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个人财富急剧累积，个人理财意识也逐步增强。居民个人的理财服务需求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面对这样强大的市场，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都已开展相关理财业务，而各家商业银行更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纷纷进入这块领域，推出各自的个人理财品牌。个人理财业务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然而，巨大的市场潜力给商业银行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伴随一定的风险，而其中法律风险是制约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认清法律风险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一、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界定
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起步较晚，在实际操作中出现诸多不规范的现象，有些银行甚至以个人理财业务之名行高息揽储之实。有鉴于此，2005年1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办法和指引秉着“规范与发展并重，创新与完善并举”的监管原则，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和规范。此外，2006年4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了《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代居民个人进行境外理财的活动给予了规范。至此，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了比较清晰的规范依据和保障。
（一）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内涵和分类。根据《办法》，个人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财务规划、投资顾问、资产管理等专业化的服务活动。按照管理运作方式的不同，个人理财业务可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前者指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化服务，客户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顾问服务管理和运用资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后者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风险与收益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的方式承担。而按照客户获取收益方式的不同，理财计划分为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后者又可进一步分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二）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严格限定。在《办法》出台之前，关于是否允许商业银行提供保证收益理财计划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商业银行会利用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把它作为一种高息揽储和规模扩张的工具，变相突破国家利率管制，进行不公平竞争。《办法》对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给予了承认，但为防止利用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变相高息揽储，《办法》明确规定保证收益理财计划或相关产品中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保证收益应当是对客户有附加条件的保证收益；商业银行不得承诺或变相承诺除保证收益以外的任何可获得利益；商业银行使用保证收益理财计划附加条件所产生的投资风险由客户承担。此外，银监会对保证收益理财产品实行严格的审批制。
（三）综合理财服务的准入起点。为保证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指引》规定商业银行应综合分析所销售的投资产品可能对客户产生的影响，确定不同投资产品或理财计划的销售起点。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起点金额，人民币应在5万元以上，外币应在5千美元（或等值外币）以上；其他理财计划和投资产品的销售起点金额应不低于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的起点金额，并依据潜在客户群的风险认识和承受能力确定。由此可知，《指引》提高了理财业务准入的门槛，这将使很大一部分中小投资者退出该市场，而拥有大量闲置资金的投资者将会成为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主力军。由此，个人理财产品结构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
商业银行经营面临多重风险，而其中法律风险造成的损失很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法律风险单独列为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之一。对于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的防范，我国《办法》和《指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将其列为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内容之一。如《办法》三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应进行严格的合规性审查，准确界定个人理财业务所包含的各种法律关系，明确可能涉及的法律和政策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切实防范法律风险。”
具体来说，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如下的法律风险：
1未按规定进行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的法律风险。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办法》和《指引》分别规定了商业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时必须履行相应的风险揭示和信息披露义务，否则将可能会遭到客户的索赔请求并受到银监会的处罚。如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理财计划的宣传和介绍材料应包含对产品风险的揭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客户揭示相关风险，说明最不利的投资情形和投资结果；按照要求对客户进行风险提示，如个人理财顾问服务中风险提示应设计客户确认栏和签字栏，由客户抄录确认栏的语句进而签名；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风险提示的内容至少包括语句“本理财计划有投资风险，您只能获得合同明确承诺的收益，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风险提示内容至少包括语句“本理财计划是高风险投资产品，您的本金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重大损失，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2宣传和销售中的法律风险。我国对商业银行宣传和销售理财计划或产品的活动提出了一定要求，商业银行必须予以遵守，否则将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如商业银行不得销售未经批准的理财计划或产品，也不得将一般储蓄存款产品单独当作理财计划销售或者将理财计划与本行储蓄存款进行强制性搭配销售；理财业务人员和一般产品的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工作范围应有明确的界限；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得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
3证据保留的法律风险。《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商业银行未保存有关客户评估记录和相关资料的，不能证明理财计划或产品的销售符合客户利益原则，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按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出现诉讼情形，商业银行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来证明自身理财计划或产品销售的正确性。因此，商业银行应妥善保存完备的个人理财业务服务记录，为以后可能产生的诉讼提供全面有力的证据。此外，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应当与客户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根据业务需要签署客户授权委托书和其他必须的法律文件，并妥善保管相关合同和各类授权文件，使合同文本能够齐全。
4金融分业格局下的法律风险。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对混业经营已显现出认可的趋向，但实际上仍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政策，商业银行不得开展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由此，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往往也只能将客户的资金投向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等融资工具。然而，成熟的理财产品无一不和资本市场相连，随着我国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为了能够获得比较优势，必然会积极为客户的资金寻找更多利于保值增值的投资渠道，这会导致商业银行在现行分业格局下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和政策风险。
5代客境外理财违反投资所在地法律法规的风险。取得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受境内居民个人的委托可以以客户的资金在境外进行规定的金融产品投资的经营活动。这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境外理财业务时不仅应该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国家外汇管理及行业规定，而且还必须知晓且严格依照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来开展投资活动，否则将会面临违反投资所在地规范的法律风险。
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个人理财业务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一项新业务，其法律风险的产生必然会有一定的端由，只有认清成因，追根溯源，才能真正找到解决此问题的良策。
（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针对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现有规定虽然出台的比较及时，但随着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势必将涌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法律法规来加以明确。且仅就我国目前的规定来看，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有些问题仍处于法律规制的空白状态。例如我国现将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委托关系，但这种界定十分牵强，模糊和回避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属于信托范畴的实质，这种法律界定和现实业务运作的冲突必将难免法律风险的发生。再有，我国虽然对保证收益理财计划给予了认可，但商业银行一旦破产，在破产清算中个人理财产品将处于何种清偿顺序，《办法》和《指引》都没有予以提及。另外，个人理财业务在商业银行获得资格的情况下可以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且实际中复杂的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一般也都会涉及该类交易，而金融衍生品往往具备“理财”的内涵，因为它也承担类似规避风险和保值增值的功能，由此导致的情形是个人理财业务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出现监管法规上的“交集”，商业银行对在判断适用何种法规及相应程序上存在困难。
（二）金融分业体制滞后于金融业务创新的整体趋势。国外个人理财业务的繁荣是以其本国金融混业的现实背景作为支撑的。由于西方国家放宽金融管制、实行混业经营，他们在个人理财业务中推出的理财产品可谓花样繁多，无论是证券交易、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还是保险业务、基金业务，只要客户有需求，银行统统可以代为，可以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实现了个人理财业务投资领域多元化和服务全能化，体现出“理财”的真正要旨。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原则，这种分业经营的格局使金融机构之间缺乏足够的竞争和效率，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拓展也因此受到一定限制，许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理财品种无法开办，最终导致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理财品种和服务手段的创新受到制约和束缚。
（三）银行法律风险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完善。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完善对法律风险的防范可以说是起到根本性的作用，由于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兴起较晚，商业银行对个人理财业务可以说是在摸索中前进，所以其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尚没有得到系统完善的建立。例如商业银行制定的业务制度、管理规章、操作依据等不够完备、存在疏漏，有些甚至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相冲突和矛盾；银行法律部门的工作职责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其地位和功能往往被定位于事后风险化解上，事前防范风险的作用被忽视；银行高层领导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比较淡薄，对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将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给予重视；业务人员的法律素质低下，为了稳住客户，有些业务人员往往明知道应该办理哪些法律手续，却为了行客户“方便”而使银行承担法律手续不健全的危险等等。
四、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的防控对策
关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的防控，我们认为可以从其外部法制环境和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建设两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外部法制环境
完善个人理财业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填补其存在的法律空白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控制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对于个人理财业务法律关系的定位问题，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注重对个人理财业务监管的基础上重视商业银行与客户之间关系的调整，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面对商业银行竞相开展个人理财产品的创新和积极拓宽投资渠道的现实发展趋势，我国应加紧立法，扫清“灰色区域”，进而构建出个人理财业务完整的外部法制框架。
（二）加强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内控机制建设
内控机制的完善与否对于商业银行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倘若商业银行不自我约束，那么再完善的法律都将失去应有之意，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防范更是无从谈起。
1制定和完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内部规章制度。商业银行应当针对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风险点制定详细的规章和制度，尤其是对容易出现风险的环节重点防范。并且，针对个人理财业务发展的实际还要不断完善业务规章、健全操作程序。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银行内部的业务制度、管理规章等首先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且结合国家法律的调整对已有的业务制度、管理规章等进行必要的修改。
2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首先从银行高层管理者就要树立把法律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的管理态度，将依法经营、依法管理放在第一位，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确保个人理财业务的安全性和效益性。对个人理财业务人员定期法律培训，并且以一定的考核机制和惩戒机制来加以保障，使其树立起“法律至上”“依法操作”的工作理念。
3重视银行法律部门“事前防范”职能的发挥。应正视法律部门在银行经营中的重要性，将法律部门的工作重心由风险的“事后救济”向“事前防范”过渡，使法律部门的工作与业务部门的经营紧密结合，从而为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为个人理财业务部门的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支持和保障。具体到法律部门应着力开展以下几方面的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防范工作：首先，订立个人理财业务合同、文书范本。合同和文书范本可以使业务操作规范进行，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风险，提高工作效率。商业银行要建立个人理财业务的合同文本管理制度，其法律部门应在遵守国家法律和本行规章的前提下，通过梳理和研究个人理财业务的常用合同，订立、完善并推广使用标准的合同文本，同时适应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来进行调整和修订。其次，加大审查力度。法律部门应严格根据已有的法律事务审查制度，认真完成行内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事务审查工作。法律部门在审查中如果发现风险点，应及时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为个人理财业务部门提供内容具体、操作性强的法律指导意见。第三，建立个人理财业务法律档案。建立个人理财业务法律风险防范档案库，积累业务开展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为今后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范例，同时也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今后需要个人理财业务人员加强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炜个人金融业务与法律风险控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贺坤关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几个问题[J]北京：中国金融，2005，（24）
[3]赖小民法律工作与银行经营风险控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一、国际保理的意义及其法律特征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Factoring）又叫国际付款保理或保付。它是指保理商通过收购债权而向出口商提供信用保险或坏账担保、应收账款的代收或管理、贸易融资中至少两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业务，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收购债权方式提供出口融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对保理定义如下：所谓保理系指卖方（供应商或出口商）与保理商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该契约，卖方（供应商）、出口商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债务人）订立的货物销售或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为其提供下列服务中的至少两项：（1）贸易融资；（2）销售分户账管理，在卖方叙做保理业务后，保理商会根据卖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向其提供关于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逾期账款情况、信用额度变化情况、对账单等各种财务和统计报表，协助卖方进行销售管理；（3）应收账款的催收，保理商一般有专业人员和专职律师进行账款追收，保理商会根据应收账款逾期的时间采取信函通知、打电话、上门催款直至采取法律手段；（4）信用风险控制与坏账担保，卖方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后，保理商会为债务人核定一个信用额度，并且在协议执行过程中，根据债务人资信情况的变化对信用额度进行调整，对于卖方在核准信用额度内的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保理商提供100%的坏账担保。
从国际保理的操作实践来看，保理的具体操作方式甚为丰富，有双保理机制、单保理机制、直接进口保理机制、直接出口保理机制、背对背保理机制等，其中双保理机制最为普遍而重要。就国际保理所涉及的银行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体系而言，保理商与出口商之间的关系是整个保理关系体系中最为基本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该层关系决定着保理业务能否合法有效地开展，它是出口商通过保理获得融资的关键所在，也是作为保理商的银行从保理业务中获取利益的核心环节。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出口商与作为保理商的银行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透视银行在国际保理业务中面临的风险及防范对策。为准确把握国际保理业务中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及防范对策，有必要了解保理业务的法律特征。国际保理业务的操作实践及相关规则表明，它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第一，国际保理是以保理协议为基础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各种保理业务都是以保理协议为基础的，保理协议将保理法律关系主体连接起来，并且构造了各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体系。这些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平等的民商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如在典型的双保理运作中，出口商通过协议将其对进口商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本国的出口保理商；同时，出口保理商通过协议与债务人所在国的进口保理商发生关系，委托进口保理商负责债款回收并提供坏账担保。在此种机制下，实际上存在两个保理协议，即出口保理协议（exportfactringservicesagreement）和相互保理协议（inter-factoringagreement），前者是出口商和出口保理商之间的协议，后者是出口保理商和进口保理商之间的协议。
第二，尽管国际保理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法律关系，但是其核心内容是债权转让关系。在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通过保理协议购买了债权，而不是将债权作为抵押并作为自己的资产进行业务处理。这与银行凭发票所代表的债权为抵押提供融资，然后用收回的债款偿还融资不一样，因为通过发票形式所表示的转让并不能使保理商有效地对抗第三者权益和债务人的反索。保理商通过购买债权获得对债款不受任何影响的权利，该种权利是保理商全额收取债款的权利，它通过收回的债款补偿其预付的收购价款，该种权利的形成是出口商和保理商签订保理协议的主要目的之一。通常情况下，保理协议中出口商同意转让给银行的权利包括了对债款的法定所有权、对债款的所有法定和其他求偿权等。
第三，国际保理是以国际买卖合同为前提，并且通常是采用赊销等信用方式的买卖合同。在国际保理实践中极具影响力的《国际保理惯例规则》就明确排除了以信用证（不包括备用信用证）付款交单或者任何现金交易作为转让的基础性贸易关系。该规则第4条指出：本规则所包括的业务范围应限于与出口保理商签有协议的卖方，以信用方式向债务人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该债务人所在国应为进口保理商提供服务；以信用证（不包括备用信用证）、凭单付现或任何现金交易为基础的销售排除在外。
第四，保理商通过收购债权获得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包括了有追索权和无追索权两种情形。银行保理商为了明确因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形成呆账、坏账所承担的风险责任，通常应为出口商的所有客户逐一核定信用销售额度，以控制业务风险。为此，保理商在协议中往往区分了如下两类情形：一是对于已经核准的应收账款（approvedreceivables），保理商提供100%的坏账担保，对此种账款保理商没有追索权；一是对于超过信用额度的销售，即未核准应收账款（unapprovedreceivable），保理商仅提供有追索权融资。无追索权是保理商买断债权后，通过其具有的一定渠道向进口商催收欠款，倘若进口商发生信用危机或者清偿能力出现问题，保理商不能将转让给它的应收账款在退还给出口商而收回预付款；保理商只能通过各种法律途径来向债务人催收。但是对于因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交货期等引起贸易纠纷所造成的呆账和坏账，保理商不负担保赔偿之责，并保留追索权。有的保理协议规定，出口商必须将所有的应收账款出售给保理商，但一部分称为不合格应收账款销售应该排除在外。这种不合格的应收账款，就是为核准的应收账款，通常包括出口商对自己卖方的返售、集团内部销售、物权不发生转移的销售或用于个人消费的销售。假如出口商错误将不合格应收账款填报为合格应收账款，则保理商仍可保留追索的权利。
第五，债权转让中银行保理商既有提供融资的义务，也有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银行保理商收购价格应是发票金额扣除如下费用后的净额（即融资的额度）：出口商按合同规定给予进口商的回扣、佣金和折让，根据贴现率计算的贴现金额，保理商的管理费用（即保理费用）。保理费是出口商向保理商必需支付的费用。出口保理商有权按照自行确定的收费标准向出口商收取保理费用，并可以受进口保理商的委托代其收取保理费。保理费用的标准应该在保理协议或者附件中约定。保理商收取保理费用或代进口保理商收取保理费用，原则上应在收到国外付款时逐笔扣收，扣费时出口保理商可视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卖方对已转让给进口保理商但却发生争议的应收账款仍负有支付相关保理费用的义务。
>第六，由于国际保理涉及的当事人比较复杂，尤其是国际双保理机制下，当事人包括了出口商，出口保理商、进口商、进口保理商等，因此保理协议的法律选择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在特定的保理协议中当事人已经约定了适用的法律，但是仍然可能存在其他相关的法律冲突问题，如分属不同国家的当事人缔约能力，通常需要依据不同的法律来确定。
二、银行开展国际保理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既涉及了进出口商之间的买卖法律关系，又涉及到出口保理商和出口商之间的保理关系，还涉及了出口保理商与进口保理商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关系都可能影响到银行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风险大小及其控制问题。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人员对国际保理业务相关的惯例和规则尚不熟悉，国内有关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和监管规章仍然呈现空白状态，因此银行保理商了解国际保理业务的法律风险极为必要。从国际保理业务开展的实践来看，银行作为保理商应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
1.所购买债权的合法性风险。债权本身的合法性，不仅是合法转让债权的基础，而且是保理商依法实现债权的前提。基于此，银行在接受债权转让前，应该就债权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在从事针对国内企业的出口保理业务时，更有必要注意该问题。因为我国有许多法律和监管规章约束出口商出易的合法有效问题，诸如是否有出口权、是否超越经营范围等都是甚为关注的问题，它们直接影响到债权的合法性，也制约着债权转让的合法性。
2.债权的可转让性风险。债权的可转让性是银行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前提条件。如果银行保理商接受的债权是不可转让的债权，那么它无法实现债权的有效索偿。债权的可转让性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法律是否允许债权转让；二是债权债务主体是否同意债权的可转让。
如果银行作为保理商接受转让的债权是法律禁止转让的债权，则银行必然陷入债权转让合法与否的纠纷中去。关于未来权利的可否转让，是许多国家法制中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不承认对于一项尚不存在的或尚不属于出让人的财产的转让，此种法制背景下一揽子转让协议的合法性面临了挑战；但是衡平法的机制补救了判例法给保理业务留下的缺陷。值得注意的事，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放弃了传统判例法规则，承认只要有关的文书是适当的，未来的权利就可以转让。大陆法系国家的瑞士、德国等都在认在一定条件下，未来的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国际保理公约》也注意到了将来权利的转让问题，该公约第5条规定：“保理合同关于转让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的规定，可以使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在其发生时转让给保理商，而不需要任何新的转让行为。”当然，该公约的签署国还不多，如要通过公约的机制防范转让将来权利的风险，则需要当事人之间在保理协议中明确规定受公约约束。不过，假如国内法律强制限制某些债权的转让，则转让协议的有效性仍存在疑问。
如果出口商和进口商在进出口合同中有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那么该种条款是否可以成为债务人对抗保理商的依据？从各国法律来看，禁止权利人转让其债权的情况通常是可以的。我国《合同法》第79条也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但也有不少国家法律规定，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从我国法律的规定和实践来看，银行最好仔细审查是否存在禁止转让权利的条款，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纠纷。从鼓励和促进我国保理业务发展的角度来看，将来的合同法制也应该肯定禁止权利转让的条款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另外，在实践中，权利的可转让性不是在进出口合同中得到明确的禁止，而可能发生在出口商其他借贷行为中的对外承诺。如有些公司在向银行借款时，承诺限制对于不属于通常业务过程中的资产处置，这种限制可能包括了特别地承诺不把其债权或应收账款通过保理或者贴现出售。倘若契约中明确禁止保理和贴现，那么保理商与这种出口商签署了保理协议，则保理商的权利可能面临前述贷款银行对抗的风险。
3.债权转让中的权利瑕疵风险。如果债权本身存在瑕疵或者与转让债权相关的权利存在瑕疵，那么接受债权转让的银行保理商势必陷入债权瑕疵纠纷中去。债权瑕疵通常有如下情形：出口商已经将应收款抵押给第三人；出口商将转让债权的部分或全部债权已经通过保理协议转让给其他保理商；债权转让中，没有将实现债权所必需的强制收款权、权、留质权、停运权、对流通票据的背书权利等进行转让。在我国法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权利人转让债权的有效性遭遇债务人的对抗问题。因为我国《合同法》没有肯定只需要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达成协议即可构成有效的可约束债务人的转让，相反强调了通知债务人的必要性。《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因此，如果银行误认为债权人同意即可成立有效的可对抗债务人的转让，而疏忽了对债务人的通知，则势必引发债务人抗辩债权转让对其具有约束力的风险。
4.出口商履约瑕疵存在与否的风险。出口商履约瑕疵引发的纠纷，在国际保理业务中极为普遍，事实上，国际保理协议中往往都明确规定：在出口商存在履约瑕疵的情况下，保理商可以不承担担保责任，即可以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权，要求出口商偿还融资款项。但是银行保理商能否有效地行使追索权，有赖于履约瑕疵的证明。当然，如果存在质量瑕疵的贸易纠纷，则出口保理商需要向出口商行使追索权。但是如果贸易纠纷不成立，而是诸如信誉问题、经营风险等情况导致货款未能按时支付。则保理商必须履行对出口商的保付责任。为此，银行保理商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核实是否存在质量瑕疵。
5.强制追偿方面的风险。银行对应收账款的追索需要进口商的付款，如果发生进口商拒绝情形，而且拒付并不是基于其与出口商之间的贸易纠纷，则作为银行保理商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强制执行进口商的财产。这种情况下，银行将需要为诉讼支出成本，并且追索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商所在国法院的支持，而且需要进口商有足额的可清偿性财产。
6.法律适用方面潜伏的风险。进出口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不是保理商所熟悉的法律，那么保理商对应收账款适用的外国法律中涉及债权债务有效性等因素的把握存在困难，这也直接影响到保理商对应收账款项下权益的维护。
三、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防范法律风险的对策
鉴于国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存在诸多的法律风险，为有效地控制和规避法律风险，银行保理商在国际保理具体操作中应注意如下几点：
1.通过出口商的承诺和保证机制，防止出口商欺诈或者隐瞒所带来的风险。为了防止诸多障碍债权转让有效性、完整性情形的发生，银行应该在出口保理协议中要求出口商对其债权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
第一，对债权有效性及价值的
担保承诺。债权的有效性和足值性是保理商权益维护的关键所在。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在协议中承诺如下保证：所出售的应收账款的债权是合法的债权；出口商已经全部履行了合同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合同规定向客户提供了符合贸易或服务合同要求的商品、服务。另外，应注意避免对超额发票所代表的债的购买。
第二，对债权可转让性的承诺。为了避免各种可能阻碍债权转让有效成立因素的出现，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作出如下承诺：除了已经向银行披露的因素外，一开始就不存在任何阻碍债权可转让的因素，在保理协议期间也不会产生任何阻碍，尤其是不存在任何购货合同能使出口商因这些货物的分销而产生的债有任何要求或权利；债务人将担保每一项出售给保理商的债权都是不受阻碍的。
第三，对债权转让的完整性承诺。为了确保债权的有效实现，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保理协议中规定：出口商保证无条件地享有向进口保理商转让的每笔应收账款的全部所有权，包括与该应收账款有关并可向债务人收取的利息和其他费用的权利；该笔应收账款不能用来抵消、反诉、赔偿损失、对销账目、留置或做其他扣减等；但发票上列明的出口商给予债务人的一定百分比的佣金或折扣除外。为了维护银行出口保理商将应收账款有效转让给进口保理商，出口商应承诺同意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的进口保理商对每笔应收账款均享有与出口商同等的一切权利，包括强制收款权、权、留置权、停运权、对流通票据的背书权和对该应收账款的再转让权以及未收货款的卖方对可能拒收或退回的货物所拥有的所有其他权利。此外，银行保理商应在保理协议中将如下权利随着债权的转让而受让：为清偿出口商所让予保理人的债权，而向出口商发出的所有可付票据；有关债的任何信贷保单的受益；任何第三方对有关合同项下债务人责任的担保或保证的受益；记录或证明该被转让的债的所有账本、计算机数据，记录或文件的所有权等。
第四，对债权转让的惟一性承诺。银行应该要求出口商保证对每笔交易出具的正本发票均附有说明，表明该发票涉及的应收账款已经转让并仅付给作为该应收账款所有人的进口保理商。出口商应保证对已经转让给进口保理商的应收账款未经进口保理商允许，不再进行处理、转让、赠送等，也不再向债务人追索。同时，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保证在保理协议期限内，未经银行书面同意，出口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应收款抵押给第三人；签订协议后，未经银行同意，出口商及其附属机构不得与任何第三人签订类似的足以影响到保理协议项下的应收账款的协议；未经银行书面同意，保理协议不得转让。出口商应进一步承诺：在签订保理协议后，促使其附属机构以同样的条件与该银行签订协议，防止出口商从中作弊，将高风险的业务转给银行，避免不同的保理商同时向一家集团公司的不同成员提供保理服务而可能发生的权益冲突。
第五，对进出口合同有关内容及其变更的承诺。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保证承诺：合同规定支付条件的自由度不能超出银行允许的范围；规定的折扣不超过银行所同意的限度；规定用银行所同意的货币进行支付。在依合同出售并交付货物、开出发票，并将发票所代表的债授予保理商之后，卖方可能因债务人要求退回某些货物而变更销售合同，这种变更过大则影响银行债权的维护。因此，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未经银行同意，出口商不应作出更改该合同的任何决定。
第六，在银行追偿诉讼中给予相应合作的保证。尤其是在发票贴现、未披露的保理、保理或整批保理的情况下，银行保理商应该要求出口商承诺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协助保理商追讨债款。特别是因债务人所在国家法律对于保理商直接针对债务人提讼设置障碍时，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不管是通过法院还是其他方式进行诉讼，都应该对银行的诉讼进行配合，必要时保理商可以联合出口商或使用出口商的名义进行诉讼。
第七，承担有关费用的保证承诺。银行应要求出口商承诺支付所有货物进出口有关的运费，在银行享有完全追索权时与收取债款有关的各种费用（包括向相关银行支付的费用、追偿债权所需要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等）。为确保上述担保承诺的效果，银行应要求在保理协议中规定，如果出口商违反上述担保承诺，应承担如下义务：出口商保证就受违约影响的应收账款返回给银行；银行被赋予权利将此类应收款返回给出口商；信用风险自违约行为发生时即由银行转移给出口商。
2.慎重制定核准应收账款和未核准应收账款的条款，避免不合格账款带来的意外法律风险。应收账款的核准与否直接涉及银行对坏账担保的程度，也关系到银行追索权能否行使。为此，银行应该在出口保理协议中确定核准应收账款的办法，避免两类账款的区分不明确，引发保付责任纠纷及追索权行使困难的风险。银行保理商应在出口保理协议中约定：若出口商申请的正式信用额度获得出口保理商的核准，出口商保证在基础交易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约定向进口商发运货物；若出口商在约定的期限内未向进口商发货并叙做保理业务，保理商有权按自定的收费标准向卖方收取资信调查费；在信用额度规定的有效期内，出口商向进口商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余额应不超过保理商核准的信用额度，超限额发货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将不受进口保理商的核准，但超出限额的应收账款（或其部分）将补足限额内已被债务人或保理商偿还或贷记的金额；这些应收账款（或其部分）的替代将按它们付款到期日的顺序进行并始终仅限于当时已被偿还或贷记的金额。
3.构筑有效的追索权和补偿机制。银行保理商为了有效地控制保理风险，确保合法权益的实现，有必要在保理协议中规定保留追索权的条款。具体内容应该包括，如果发生如下情形，则银行享有向出口商追索的权利：债务人破产或者债务人未能在债务到期后的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支付（在无追索协议中被批准的债务除外）；债务人采取未经许可的债款扣减或者折扣；债务人对货物或者发票存在争议；出口商违反了保理协议规定的某项担保承诺。为了避免银行陷入贸易纠纷引起的呆账坏账纠纷，促成出口商必须向进口商交付合格的货物，银行保理商应要求出口商提供货物检验和运输方面的保证，并且一旦违背这些承诺，则银行享有追索权。对于债务人提出抗辩的情形应该具体约定如下保护机制：如果债务人提出抗辩、反索或抵消（争议），并且出口保理商于发生争议的应收账款所涉及发票的到期日后180天内收到该争议通知，则该应收账款立即变为不受核准的应收账款，无论其先前是否为已受核准的应收账款；出口保理商收到进口保理商转来的争议通知时，应将已涉及有关应收账款的细节和争议的性质通知出口商；如争议的提出在进口保理商担保付款之后但在发票到期日后180天内，则出口保理商有权从出口商账户中主动扣款或采取其他办法强行收回出口方已收到的担保付款款项（及相关利息、费用），并将收回的款项退还进口保理商。
4.银行应该注意排除接受一些比较特殊的债权。对于一些特殊债权，出口商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履行保理协议项下的承诺和保证，因此银行应该拒绝接受这些应收账款。这些特殊债权主要有：出口商向其自身供应商销售货物而产生的债权，使进口商与银行保理商之间的债务有可能被抵消；销售不成即可退货，这类合同产生的名义
上的债权；采用比保理商批准的更为灵活的方式进行销售而产生的债款；由于卖方的联营单位或个人销售而产生的债款等。对于授权转让为基础的保理业务中排除上述债款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对于全额转让为基础的保理服务协议中就比较麻烦。为此，在后种情形下应该在通知保理商时，将上述特殊债款与其他债款分开来，著名这些债款出口方不承担任何担保，因此保理商也不提供预付款融资。
5.严格审查出口商的资格。由于出口商的信誉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作为银行保理商的法律风险的有效控制，因此银行应该采取适当的机制来审核出口商。通常而言，首先应要求出口商是合格的主体。这关系到银行确认账款的合法性以及最终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地实现。基于此，出口商应该是经营正当业务的合格法人，即出口商是根据所在国有关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是独立法人，并享有在许可范围内正当经营的权利。其次，出口商应有良好信誉及较好的经营状况。出口商的信誉和经营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反映到履约能力和履约状况，也关系到银行是否陷入到贸易纠纷中去的问题。
6.规范和完善法律适用规则和纠纷解决机制。在法律适用上，应该明确规定调整保理协议的法律及惯例，以避免不可预见的法律后果。具体而言，应该在保理协议中作出如下约定：出口商同意出口保理商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遵循事前已与进口保理商签订的《国际保理业务协议》及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制定的《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办理相关业务；国际保理业务的标准程序是国际保理商联合会（PCI）务会员间业务联络的标准程序，它由FCI制订和颁布的《联络手册》作出规定。与此同时，出口保理协议应进一步规定：出口商同意向进口保理商转让应收账款的适用进口保理商所在地的法律，任何转让将采取进口保理商规定的转让通知文句和转让程序。前述约定有助于银行保理商积极主动、可预见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时俊志。国际保理[M].长沙：湖南科学出版社，1994.
[2]于立新。现代国际保理通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
[3]弗瑞迪萨林格。保理法律与实务[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5.
[4]李金泽，张兴胜。现代商业银行新业务与风险防范[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5]孙雯。国际保理法律问题[J].国际金融，1998，（10）。
关键词：国际支付，信用证，权利义务
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依据是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世界各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均须注明依此统一惯例开立，在发生纠纷时有关法院依此惯例裁决。我国法律也明示承认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国其他涉外法律中也都作了关于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中国金融机构从事涉外贸易、金融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审理涉外经济纠纷提供了依据。
一、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
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文本第一部分“总则与定义”，笔者将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归纳为如下四点：
1、是一种银行信用
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的付款承诺。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是开证银行用自己的信用为进口商的商业信用作担保，但开证银行的这种付款信用保证是有条件的，即受益人（出口商）必须完全遵守信用证条款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单据。信用证开出后，开证银行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是主债务人，即只要受益人（出口商）通过有关银行交来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不管进口商能否付款给它，都必须对受益人或指定银行付款。这不同于一般担保业务中银行只负第二性的责任，即是在被担保人不付款情况下银行才代为付款，更不同于托收业务中的委托关系，即能否收款银行不负任何责任，只是代为办理。
信用证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有条件的银行付款保证”。这种支付既可以由开证行直接办理，也可以指定另一银行付出，或授权另一银行议付。开证银行或其人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要求以提供“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为唯一的条件”。
在信用证业务中，一家银行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都被视为另一家银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确立上述准则是因为一家银行及其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往往是同一法人，在处理债权、债务上相互有关。因此，同一法人条件下的经济诉讼，有时将在跨国间出现纠纷。这种纠纷如被介入信用业务，则对顺利进行结算非常有害。国际商会为排除上述纠纷的干扰而确立这一准则。
在信用证业务中是否执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条款，由有关当事人共同确定。这一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质表明，只要各当事人一致同意，则允许在信用证中列入特别条款，亦即不受惯例约束的条款。但是，如果在信用证上已标明“本证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文本办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则“除非另有约定，本惯例条款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2、是一项独立文件
信用证是一项独立文件，不依附于贸易合同。一般来说，进口商向银行申请对外开立信用证，首先必须是它已调查对方资信并通过洽谈订立合同，在合同中规定使用信用证方式进行结算，并在规定期内要求银行开出信用证。但是，以合同为依据而开立、内容也应该与合同一致的信用证，一旦开出，就是一项独立文件，不依附于合同，有关当事人（开证银行、议付银行、买方、卖方）只受该信用证条款的约束，不受合同的约束。在出口业务中，出口公司在收到对方开来的信用证后，一定要立即对信用证内容进行仔细审核，如发现信用证条款与合同不符或难以接受的，应立即联系对方开证银行和进口商进行必要的修改，否则到时无法提供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某项单据，即使货物出口保质保量保时、完全符合合同要求，对方也会拒绝付款，因为在采用信用证方式下发生纠纷，唯一的依据是信用证条款，而非合同。
信用证项下的有关当事人不得利用有关的其他合约，对信用证的业务运作进行违约抗辩。信用证作为一种合约必然会与其他合约有联系，如信用证与贸易合同，信用证与银行间的业务合约等。但是，信用证项下的各当事人不能引用有联系合约的规定，作为地信用证条款违约抗辩的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3条6款规定：“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规定，是为了保障银行结算业务的顺利开展，避免对信用证业务造成干扰或破坏。
3、是一种单据业务
信用证业务是纯粹的单据业务。信用证项下的单据，不论它是“金融单据”即汇票、期票、支票、付款收据等，或“商业单据”即发票、提单、保险单、检验证收、产地证明等，虽然这些单据确实具有履约证明或代表货物的作用，但是，在信用证业务运作中，有关银行只能凭单据办理结算业务，而根本不会去考虑单据背后所反映的事实状况。
信用证业务中一切以单据为准，不以货物为准。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货物，对货物的真假好坏，货物途中损失，是否达到目的地概不负责。只要客户交来的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银行就必须付款。办理信用证业务的有关银行既无必要亦没有可能监督实际货物的交易或实际劳务的供应等行为。银行办理信用证业务的目的在于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的发展，并发挥其融通资金的作用。
4、是一种书面凭证
从信用证本身内容的规定来看，它必须有助于结算的顺利进行。信用证的内容应该完整、明确。必要的项目缺一不可，描述信用证内容的词语不得摸棱两可或含糊不清。信用证上的每一条款均应反映“单据化”的要求，即必须以“提供单据的办法”来体现条款的要求。信用证的内容必须简洁，避免繁琐。在信用证的内容中不应列入过多的细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13条规定：“银行将不审核信用证没有规定的单据”，“如信用证含有某些条件而未列明需提交与之相符的单据，银行将认为未列明此条件，且对此不予理会”。
二、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关系
依据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信用证业务项下的主要当事人有：（1）国际信用证业务的开证申请人，即国际经贸中的进口商；（2）国际信用证业务的开证银行；（3）国际信用证业务的受益人，即国际经贸中的出口商；（4）国际信用证业务的中介银行，即作为联系开证银行与受益人的第三家银行，包括通知行、保兑行、议付行或偿付行等。以上主要当事人因为国际信用证业务连结着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即信用证下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包括：（1）开证申请人与开证银行之间的关系；（2）开证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3）开证银行与中介银行之间的关系；（4）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
1、开证申请人与开证银行之间的契约关系
进出口双方的贸易合同一经订立并规定了以银行的信用证作为支付方式，那么，进口商通常的做法是向其所在地的银行申请开立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信用证。在开证申请书中应明确开证行被授权付款以及开证申请人保证向银行偿还垫款的一切条件。与此同时，开证申请人要在开证明银行预先存入一定数额的备付保证金。对开证申请人的这项存款，开证明银行不得挪作他用。即使此后开证明银行破产了，开证申请人预交的备付保证金，也应在银行破产时退还开证明申请人，而不应视为破产债权。因为，开证银行在收取这些资金时，只能算是代企业保管。当然有的企业信誉卓著，在向银行申请开证明时，往往不预交保证金，而是由银行授予一定的开证信用额度。
开证银行完全有权凭信用证项下的单据来决定是否支付信用证之款项。开证银行一旦根据信用证明条款解付了其项下的款项，并借记开证申请人的帐户，开证申请人则不得寻找任何理由要求银行赔偿或退款。对那些在申请开证时未在银行存入备付保证金的申请人，银行则有权向其索偿所垫付的资金。倘若开证明申请人仍坚持要求开证明银行拒付的话，开证银行要做的，也只能是向其申请人解释，它是按照开证申请书的条款开立信用证，而开立了信用证，它本身则承担了须对受益人所提交的单证相符的单据付款责任。当然，开证银行在审查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时，得承担谨慎的责任，务必使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所要求的条款相符，倘若银行没有尽到此责而接受了有不符点的单据，则其无权向申请人要求补偿其对受益人的付款。开证银行对开证申请人所承担的另一义务是及时将信用证通知受益人。而开证申请人对开证银行所承担的义务则包括对开证银行根据信用证条款所作出的支付进行偿付，并支付手续费，以及如上所述根据银行的要求提供开证保证金或提供抵押等。
2、开证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受益人在接收到开证银行开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后即取得了对开证银行的特定权利，在其根据信用证条款提交了单证相符的单据后，即有权要求开证银行付款，而开证银行也即有义务付款。假如发生了开证银行违背信用证项下的承诺，而对受益人作出拒付的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开证银行可以免责，即在可撤销信用证项下，开证银行在受益人交单之前已经撤销了该可撤销信用证，则受益人不能要求开证银行付款。不可撤销信用证一经开出，受益人按照信用证条款规定作为汇票的出票人，在提交了与信用证条款完全相符的单据后，即有权凭此要求开证银行履行付款的责任。由于开立了不可撤销信用证，受益人与开证银行之间就形成了契约关系，而受益人也就凭信用证的条款获得了开证银行对他债务的有条件承诺，两者之间的关系便是不可撤销的，即两者之间由信用证业务的单据交易独立性原则的性质而形成权利义务关系。实际上，自信用证发出之日起，受益人与开证银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建立了。开证银行不得以买卖双方的合同纠纷或买方是受骗开出信用证或买方已无偿付能力为由拒绝按照信用证的信用承诺付款。当然，如果开证银行在审单时发现单据不符，并在合理时间内向对方提出，也就解除了自身的付款责任，可以对外拒付。
信用证的受益人在提交了与信用证条款完全相符的单据并要求开证银行付款，如果遇到开证银行无理拒付，有权要求开证银行赔付。不过，受益人索赔的权利只限于汇票的金额及其所发生的利息，不包括因此给卖方带来的其他种种损失。这是因为信用证规定的支付手段是货币，开证银行无理拒付所造成的损失，以出利息的方式赔偿。
开证银行一旦开出信用证，就必须履行在受益人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要求的单据时向受益人付款，并同时根据信用证条款履行其对信用证项下对受益人所承担的一切责任。同样，受益人也受信用证条款的约束而负有履约的责任，即根据信用证的条款提供信用证规定的单据相符的单据。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既可制约受益人无端拖延供货而损失买方的利益，又可防范开证行无理拒付而侵害受益人的经济利益。因此以相互制约方式来充分保障契约各方利益，是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
3、开证银行与中介银行之间的关系
信用证的开证银行为了顺利办理其信用证业务，往往要委托第三家银行作为中介银行来协助办理有关业务。中介银行可能被邀请担当的角色或被委托的业务有：通知行、保兑行、议付行等。
开证银行与中介银行之间的关系是根据开证银行对中介银行的具体要求来决定的。开证银行对中介银行之间的关系，除非另有协议，一般都为委托和的关系。在英美等国，普遍认为中介银行是开证银行的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14条a款规定：“当开证行授权另一家银行依据表面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时，开证行和保兑行（如有）承担下列责任：对已付款、已承担延期付款责任、已承兑汇票或议付的指定银行予以偿付。”只要中介银行按照信用证条款来办理业务，如其应开证银行的指示对信用证付款后，那么它就有权要求开证银行偿付，索回因充当人而可能遭受到的损失。
中介银行经常被作为信用证业务的通知行或议付行。通知银行与开证银行之间，通常是一种关系。通知银行作为开证银行的人向受益人就信用证事项进行通知。议付银行作为中介银行，并不是开证银行的人，而是以其本人的名义进行议付的。议付银行可以是通知银行，也可以是其他银行。在信用证可以具体指定议付银行，也可以不加限制。议付银行与开证银行的关系基本上相当于受益人与开证银行的关系。但是，在可撤销信用证情况下，如果议付银行已经议付，开证银行就不得撤销或修改信用证了。中介银行只有在开证银行的邀请下才对信用证加具体保兑。中介银行一经成为保兑行，即步入与开证银行相同的地位，而承担对信用证项下保证付款的责任。但开证银行对受益人的义务不会因此而解除，受益人可以选择对开证银行或保兑行提供偿付要求。而保兑行在对信用证付款后，则可要求开证明银行对其作出偿付。但倘保兑行并非根据信用证的规定而付款，则其将丧失对开证银行的追索权。
信用证业务中可能会发生开证银行与中介银行双方均力所不及的事件。在中介银行接受了受益人提交的信用证项下单据并凭以付款之后，因突发事件如战争爆发，邮路不通等而使单据无法寄达开证行的情况下，中介银行对开证银行的责任是不能免除的，除非开证银行（必要时包括受益人）同意对信用证展期并接受单据，否则中介银行将持着单据而无权对开证银行及受益人行使追索权。
4、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契约关系
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取决于中介银行是否为开证银行的行，如果中介银行是开证银行的行，那它就要按开证银行的要求来办理有关业务，例如仅作为通知行或议付行。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中介银行是否以独立于开证银行的本人身份行事。若是，那么它自己则有选择权。通常中介银行会被开证银行邀请作为通知行、保兑行、付款行或议付行等。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充当保兑银行之情况下才对受益人负有与开证银行同等的责任。否则，中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就没有这种密切的关系。
在通知银行和受益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契约关系，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通知银行对由于任何通知、信件或单据在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延误或遗失所引起的后果，以及对电报、电传通知过程中发生的延误、残缺或其他错误，概不负责。但是，通知银行对于其传递的信用证的表面真实性，须负合理谨慎检验之责。为了更好地为受益人提供便利，中介银行一般最好不要只接受作为通知行，毕竟银行经营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虽然可能要承担信用证项下其他更大的责任。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国际惯例的精神有所冲突，但这实际上将有利于减少对受益人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对于仅仅作为通知银行的中介银行来说，只负有与通知信用证有关的责任。
议付银行就是愿意买入或贴现受益人提交的信用证项下汇票的银行。议付银行在议付后就成了汇票的合法持票人，享有票据的法定权利。议付银行与受益人之间并无契约关系，议论银行并无义务向受益人付款，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票据关系。受益人是汇票的出票人，议付银行是汇票的受让人。议付银行根据票据法享有汇票上的全部权利。
中介银行一旦对某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加具了保兑，它与受益人之间也就形成了保证对受益人所提交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付款的契约关系。“保兑”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确定”，即对已生效的责任加以保证。保兑银行的概念出自于该词的本意。中介银行成为保兑银行，就构成了开证银行以外对受益人所作出的独立承诺。它除了有助于尚未在世界上知名的银行开展信用证业务之外，更主要是可为受益人提供双重的付款保证。因为保兑行通常是受益人所在地的银行，在发生拒付时，受益人可以在本地追索保兑行，而不用到海外追索开证银行。
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在交单时，可能会出现将信用证项下所要求的单据连同汇票直接提交给开证银行而不交给保兑银行的情况。这样，万一开证银行由于某种原因在承兑后破产，受益人对开证银行的索偿权利就只能限于对开证银行的破产财产进行追讨，而对保兑行则无权要求索偿。这是因为此时受益人手中已不持有单据，而无法满足保兑银行保证履行债务责任的条件。此外，在受益人将单据寄达作为保兑行的中介银行，并由中介银行在议付了受益人的单据后，向开证银行寄单的情形下，倘由于开证银行在单据中发现了不符点而拒付，所发生的这种遭拒付的风险，将由中介银行本身来承担。可见，中介银行在承担保兑责任时，它与受益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是以单证相符为付款的前提条件，在保兑行确认单证相符以后，保兑银行必须向受益人履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注释
1.（英）H.C.格特力奇，M.梅格拉著，姚念慈等译：《银行商业信用证的法律》，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
2.杨良宜：《信用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法律的事务越来越多，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也日显重要。因此，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对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也格外重视。他们不仅聘请专业律师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甚至还成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聘用专业法律人员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关键词】烟草；行政；刑事；衔接
近年来，国家局加大了卷烟打假破网的工作力度，一大批制售假烟的不法分子受到了严惩，为从源头上遏止假冒卷烟，国家局与公安部联合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卷烟打假专项行动，并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初步构成了烟草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增强了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力度和效果。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前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仍出现诸多问题，我们应该积极研究有效措施，不断完善烟草与司法机关的协作机制，加大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
1 烟草专卖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烟草专卖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依法实行统一管理，垄断经营的专卖管理制度。二十多年来，烟草专卖部门在执法形象、执法效果等方面，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在暴利的驱动下，涉烟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大量存在。为了加大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整顿和规范烟草市场秩序，各级烟草部门与当地公、检、法相应建立了联合打假机制和司法协作机制，初步构建了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配合的工作机制。然而，目前部分单位这项工作开展的不够完善，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1 思想认识不到位
部分单位没有充分认识到与司法机关有效衔接的必要性，没有站在“打源头、端窝点、断网络”的高度，而是片面认为，自己查获的案件一旦移交司法机关就失去了该案件的控制权，自己也不能处罚，等于在为司法机关创造效益。而有些单位只是简单考虑为完成查获卷烟数量任务，存在放水养鱼的思想，而没有追根求源，最终导致案件线索流失，犯罪分子逃避刑事处罚。
1.2 后期介入不到位
有许多案件，烟草移交公安机关时认为一定可以构成犯罪，甚至还是大案件，但往往事与愿违。主要由于这些单位认为，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后，就应该是他们的事，烟草部门也不需过问，坐等结果，对案件的进展情况，一无所知。有些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尽管有较高的刑事法律知识但对烟草方面专业知识不太了解，往往把一些大的网络案件办成了小案件，甚至还构不成刑事案件。突出表现在卷烟价格认定方面，有个单位在移交时按照《烟草专卖执法过程中涉案卷烟价格管理暂行规定》认定案值百万余元，而公安机关按其购进价格计算，一条市场价值在600多元的软中华只剩下20-30元，一个潜在的网络案件，最终未能形成案件，甚是可惜。
2 烟草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脱节的影响
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互脱节，衔接机制不完善，是打击涉烟违法犯罪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了卷烟打假破网工作，动摇了烟草专卖的根基。
2.1 影响了烟草行业形象
由于没有与司法部门衔接好，在执法过程中往往分不清主次，存在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的现象；存在着某些不文明执法、不规范办案的现象；存在着以罚代刑、一罚了之的现象；存在假烟屡禁不止、屡打不绝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造成了社会和群众对烟草不满，严重影响了烟草行业的形象。
2.2 动摇了烟草专卖根基
由于没有对制售假烟的不法烟贩追究刑事责任或追究了很轻的刑事责任，他们在受到经济处罚后，往往会重操旧业，变本加厉，想把失去的给补回来，有的甚至形成了产、销、存、运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形成了制售假烟网络，影响了名优烟品牌的形象，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影响了国家和消费者利益，长期以往必将动摇烟草专卖的根基。
3 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措施
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及时高效的衔接机制，是一项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工作，不仅有利于及时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为，也有利于促进烟草专卖依法行政，文明执法。
3.1 领导重视，健全组织，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前提
各级烟草部门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与司法机关衔接工作，积极倡导和树立与司法机关间无缝衔接的协作理念，坚持把协作机制建设作为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构建和谐顺畅的协作平台。
3.2 加强学习，提高素质，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基础
着力提高烟草专卖执法人员刑事诉讼意识，强化取证意识，提高识别案件性质的能力和收集、固定、保全证据的水平是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确保该移交的全移交、移交后能、后能判刑，以便及时发现、制止和打击烟草专卖领域内的经济犯罪。
3.3 信息共享，沟通顺畅，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保障
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增强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增进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交流。一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烟草部门与公、检、法要建立起规范齐全、及时完整的动态信息库，实现四者之间情报信息数据交换。二是建立联席会议机制。要求烟草部门与公、检、法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多边或者双边联席会议，及时解决衔接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三是建立联络员机制。要求烟草与公、检、法均要确立刑事执法衔接工作的主管负责人和具体联络员，负责日常信息沟通和具体案件协调。四是建立学习交流机制。要求烟草部门与公、检、法通过联合举办业务座谈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法律法规培训班等活动，以案说法，相互学习业务知识、业务技能，不断总结办案经验，提高执法水平，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
3.4 介入支持，密切配合，是建立烟草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长效机制的关键
可以分后提前介入和后期介入两种介入模式。提前介入制度，是指对可能涉及到犯罪的涉烟刑事案件，在烟草部门调查处理的同时，请公、检、法及时介入调查，防止证据灭失。专卖执法部门发现的涉及到可能犯罪线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移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并将案件的处理情况向移送机关通报和反馈，检察机关也便于及时了解公安机关办理情况，适时提出建议。烟草部门在查处违法案件时发现可能涉嫌犯罪的，可以邀请公安机关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共同研讨是否达到刑事追究的标准；公安机关认为涉嫌犯罪的，可以视情况提前介入，引导行烟草部门机关调查取证，就证据的固定和保全等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案件时，烟草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配合与支持。后期介入，主要是烟草部门对移交出去的案件要及时跟踪，随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向司法机关提供烟草专卖相关专业知识，尤其在案件概念模糊时，及时提出意思，使不法分子得到严惩。
各地烟草部门应巩固和发展好与当地司法机关的关系，建立有效的衔接工作机制，严格依法打击涉烟违法犯罪，维护法律尊严，为建立“严格规范、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中国烟草总体目标，作出专卖部门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