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4:47
导语：在马克思思想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主体；主体性；实践
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理解和思考从来没有终止过。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问题，人本身成了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对象。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需要、使命、本性、能力等，关注对自身行为的调控及其行为后果的预见，关注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这一系列关注都是以对人的主体性的充分的认识和发挥为基础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它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过程中也暴露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主体和人的主体性以生成性的内涵，科学地揭示了主体性的本质，实现了主体与主体性思想的根本变革。
一、对马克思之前西方主体性理论的历史考察
（一）古希腊哲学中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实体主体论
从哲学上说，主体和客体是对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普遍概括。一般都认为主体是人，客体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下人似乎天然就是主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将主体、主体性与人联系起来则是近代哲学的事。在西方的古代哲学中，人与主体是相分离的，无所谓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
在古希腊哲学中，第一个使用“主体”这一范畴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主体并不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哲学范畴，而是一种同属性相对应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主体的，他认为主体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的“存在者”，是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本体、实体、主体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甚至可以互相替代。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人是一个“主体”，一只小狗、一块石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可以成为一个“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古希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也没有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性思想。
古希腊哲学大体上只是处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幼年时期，这时的哲学思维还未将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自我加以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处于原始的统一状态之中。古希腊哲学家们对“人是什么”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哲学探讨，也只是局限于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世界本原作不懈的追问。当处在追求终极根源本体论思维方式之中时，主体作为一个表达中心的概念，必然不涉及人，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造成主体与人相分离的理论原因。
（二）近代西方哲学中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认知主体论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在对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变化，人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体，主体概念开始同人统一起来，人也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但是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归于理性，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成为主体，人只有作为理性的人才能认识自然的规律，发展科学，获得自身的幸福。于是近代哲学就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将对主体性的理解囿于认识论范畴。
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命题开创了认知主体哲学的先河，开创了对主体、主体性的研究。在这一命题中，“我思”是思想的第一原则，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因为在笛卡儿看来，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唯独“我思”是不能怀疑的，它是其他一切确实可靠的知识来源，具有不容置疑的可靠性。在笛卡儿这里，“我”即“思”，“思”即“我”，思维的主体和主体的思维被当作是一回事，这样，先验的逻辑理性就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化身，形成了绝对的权威。尽管笛卡儿突出了主体的自由、能动的特点，但是他是以认识的形式来表达人的主体性特征，因此，这种主体性是经验的，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主体哲学也必然导致主客二分。
面对这种困境，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于是康德用无限的先验意识取代了笛卡儿的有限的自我意识，用共同性的普遍理性取代了个体理性，大大地弘扬了人的主体性。康德把人的本质即理性归于主体的先验构造，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完成了自我意识向先验意识的转化，使认知主体哲学得到真正的确立。
人的主体性原则到后来的黑格尔那里则被推到了极端，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把主体性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从而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本体化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样“绝对理念”就成为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体，而自我作为一种执行认识功能的先验的理性精神也就获得了绝对性和至上性。尽管黑格尔通过在本体论上把世界精神化，解决了主客二元分裂的矛盾，但是他把主体完全绝对化了，这也就意味着理性主义面临着危机。
（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以人的生存为基础的生命主体论
近代哲学家们将“人的理性”变为“理性的人”，将人唯一化、单向度化为抽象的观念人，这引起了以叔本华为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他们以体验的非理性主义的新维度去重新诠释人的主体性，重新恢复人的现实存在，使哲学回归于人的生存的价值领域。叔本华首先提出“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比认知更根本，生存才是人的本真存在，而理性认知只不过是生存的手段。他提出了“生存意志”这一概念，用以说明人的存在、活动、认知的内在目的和原因，使哲学对主体和人的研究从认知层面转向了生存的价值、目的层面，开创了现代人本主义生命主体性研究的先河。
尼采批判理性对生命的压抑，弘扬主体的创造性和生命力，赋予主体以激情、冲动、永不停息的扩张的生命品格。尼采用“上帝已死”的呐喊和“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展开了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生存，而是生命力的发挥，即权力意志。权力意志指的是人的充盈的生命力，是原始本能的释放，是充满激情的永不停息的创造，是人的自主、自觉的自我实现。现代主体哲学理解的主体都是过程和历史发展，而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从这个角度说，尼采哲学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根基。人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哲学家赋予了人的主体性不同的内涵。无论是古代哲学中对主体性的超验的理解、近代哲学将人的主体性抽象的发展，还是现代哲学仍以意识为基础从生命的活动来理解人的主体性，都将主体性理论陷入了理论困境。马克思正是在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生成性的变革，科学地阐明了主体性的内涵。
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对西方主体性理论的扬弃与变革
主体性原则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哲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在于高扬了人能动的本质，认识到人具有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最大的缺陷在于对主体范畴作了抽象的规定和理解。使得主体性原则、人的能动性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被抽象地发展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生成性对主体性理论进行了变革。
首先，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对主体进行了科学的规定。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回答主体是什么。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主体与人统一起来，但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作出了先验的、抽象的理解，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也仅仅局限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把人归结或
等同于“自我意识”的神秘主义观点，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主体人的理论。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物。”同时马克思认为，人首先无疑“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但又不仅仅是如此，更重要的是人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意味着人是实际活动和实践创造着的现实主体。正是在对象性的活动和关系中，才能现实地确立人与周围世界的统一性，才能现实地确立人对感性世界的主体地位，才能揭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社会存在物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的有机统一。所以，人的主体性正是在从事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主体的人不是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而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客观存在的、能动的人。这样，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自然的、具有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
其次，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体性学说的基石，也是人的主体性生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认为主体性作为人的特性，其根源、实质应到人的本质中去寻找。劳动、实践是人的类特征、类本质，因此劳动、实践造就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并非“天赋之物”，它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以劳动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唯物史观表明，随着劳动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形成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从而使人的主体性得以辩证发展。主体性的存在是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如果离开了主客体关系也就无所谓人的主体性，而实践是主客体关系形成的前提，因此，实践就成了主体性存在的依据。实践不仅是主客体分化的标志，也是其统一的基础。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人与自然界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正是由于以生产劳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实践活动才使人从与周围环境的原本统一中分化出来，提升成为现实的、自为的主体；与此相对应，自然物也就成了现实的客体。因此，有了实践，才有主体，主体性才有了依托和载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实根据是十分贴切的。
最后，马克思将“历史”维度引入主体性思想之中，强调了主体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性时说：“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人的实践活动虽然表面上看来是逗留于“现在”，但它必定要源于“过去”并着眼于“未来”。换言之，“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并存而把实践活动迎面带给人，由此彰显人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因此必须把人的主体性置于历史的发展中来加以考察。主体性的生成以历史为载体，得以世代延续，不断创新，不断地“成为其所是”。同时在历史条件的制约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全面影响，主体性的生成也获得了历史的相对确定性和保障，从而在能动与受动、继承与创造、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中实现和发展。
三、结语
就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来看，由于他把实践作为考察人的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使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具有下述特征：他的主体是感性的个人主体，关心的是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强调的是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既把人看作自然、社会的主体，又把人看作自己的主体；既注重人类的主体性，又注重个体的主体性；既强调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又注重主体实际意义上的主体性。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了主体的能动性，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去把握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感性世界和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一种以主体人的实践为内在灵魂和本质特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实现了主体性理论的根本性变革，而且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实现了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实际上开启和引导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张志伟,欧阳谦.西方哲学智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西方”具有的理论来源，并且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具有新的视野。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展、科学技术的当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重视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在新的理解视野中，他们看到了、看清了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的一些思想。
(一)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
在传统理解中，社会历史或人的问题至多只是哲学的主题之一，哲学的真正主题是整个世界的一般本质，本体论(一般世界观)被看作是哲学的核心、灵魂。
“西方”者在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时普遍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不是自然，不是整个世界，而是社会历史问题或人的问题。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总体性哲学”，在他看来，“总体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只有人类历史有“总体性”，因此他理解的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他特别强调：“认识到这种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引者注)被限定在历史的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也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动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理会关于心灵的精神或物质的本性问题；……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认为，“如果存在某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东西，那它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这种唯物主义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我们的社会世界有限范围内才是真理。”(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实践派”的观点时说：“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本质……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走向自我实现、走向实践的实际步骤。”(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思潮在强调社会历史问题、人的问题是哲学的主题时，其“主题”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晰和确定的，但是确实有启发意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马克思哲学所关心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历史活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历史运动的规律；马克思哲学活动的重点是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哲学不是本体论哲学。
(二)不能把哲学仅仅理解为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被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即把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一些“西方”者对“颠倒”说提出质疑，他们强调这种颠倒不能仅仅理解为把唯心主义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而是在于发现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柯尔施说：“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只不过在于把这种辩证法从它的最后的神秘外壳中解放出来，在‘观念’辩证法的‘自我运动’下面发现了历史的现实运动，并把这一历史的革命运动宣布为唯一的‘绝对的’存在。”(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施密特说：“在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解释成是与任何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仅仅是哲学内部的甚至是世界观上的二者择一时，是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柯尔施和施密特在这里透露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仅仅从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还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辩证法+唯物主义”这一公式不能深刻揭示哲学变革的实质。实际上，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费尔巴哈首先完成的，费尔巴哈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2页。)这里所说的“思辨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也不是机械的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而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仅仅把马克思的哲学理解为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颠倒的真实意义在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的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的全部意义，用实践出发点代替黑格尔哲学的理念出发点。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颠倒，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同时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形态。
(三)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人是什么?一些“西方”者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明确的是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彼德洛维奇说：“人区别于其他任何存在是因为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提出“人是实践的存在物”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走近。在传统的理解中，关于人的本质，主要强调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理解不能说错，但没有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的论断并不是讲人的共同本质是什么，而是讲要理解一个人或一些人区别于其他人的具体本质，必须看他或他们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那么，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共同本质是什么呢?是劳动，或更一般地说，是实践。马克思说：“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5页。)“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的。只有理解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才能理解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为正是在实践中，人们存在着具体的社会关系。
(四)实践范畴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在传统的理解中，哲学的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范畴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卢卡奇在谈到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说，实践概念是“这本书的中心概念”。(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不是所谓物质这抽象体，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出发点。”(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的哲学争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主张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自由的人的创造性活动——实践——的观点占了优势。”(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他自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建立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的哲学”。(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弗兰尼茨认为，“历史实践的范畴是马克思对人和历史的哲学解释的根本范畴。”(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尽管许多“西方”者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时常常否定物质范畴在哲学中的意义，而且对实践的物质本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在肯定实践范畴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哲学的出发点范畴这一点上，他们是比传统的者更接近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确实是哲学的总体的、基本的范畴。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的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是对物质的理解，而是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五)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对“‘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的理解，首先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传统理解始终没有能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对象观，仍然把意识的现实对象理解为某种既成的、非主体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把人自身的物质活动即实践理解为意识的现实对象，把对象理解为历史地生成的东西。“西方”者们则大多十分重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其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在此清晰地表达了新唯物主义的意识对象观。卢卡奇在讲到意识的现实对象时，直接表述了马克思《提纲》第一条的思想：“马克思强烈地要求我们要把‘感性世界’、客体、现实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他认为马克思在意识对象观上坚持“创造的原则”，(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作为意识对象的“现实……无论如何它要高于那种产生于经验世界的僵硬、物化了的事实的现实……这种现实决不同于经验的存在，它不是固有的，而是变异的。”(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霍克海默也理解到了意识对象的历史生成性，他说：“被判断的对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活动创造出来的”。(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施密特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曾批判了以往所有唯物主义把现实片面地理解为在直观上给予的客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不是主观地去理解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从认识论来说，自然与其是作为逐步地纯粹‘给予的东西’，不如说越来越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出现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能被认识的东西，在严格要求意义上只是主体‘所创造的东西’。”(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实践派”波什尼亚克说：“存在并非某种在(主体)以外的东西；人就是存在的组成部分。人意识到了存在，即在人自身之内，存在意识到了它自身。”(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二、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
“西方”哲学除了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者们往往站在某一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这一视野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而大多数“西方”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
葛兰西明确否定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他说：“大家知道，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曾把他自己的概念叫作唯物主义的，当他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总是批判它，并断言这个批判要更加彻底和穷尽无遗。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合理的’，这就给了‘合理的’此词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把所有哲学分为三类：“感受的哲学”、“整理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唯物主义属于第一二类哲学，唯心主义和哲学属于第三类哲学，马克思的“创造的哲学”“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在讲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的理解时说：“人们忘记了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合，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名词——‘历史的’——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具有形而上学的根源的第二个名词上面。”(注：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52、58、161页。)葛兰西的“超越论”对整个“西”思潮产了重要的影响，其他许多“西方”者虽然没有像葛兰西那样明确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但在许多哲学问题上，实际上是沿着葛兰西的“超越”路线走的。
(二)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对所谓“二元论”思维
许多“西方”者或明或暗地批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把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看作是一种“二元思维”而加以否定。柯尔施在批评“庸俗社会主义”时说：“用的术语来说，庸俗社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相当‘不科学地’坚持着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所谓的常识(即‘最坏的形而上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二者，都在意识和它的对象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我们将证明，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决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然而，列宁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而这种对立曾经构成了划分17世纪和18世纪启蒙运动两大流派的那种哲学争论甚至某种宗教争论的基础。”(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萨特在批评“自然辩证法”思想时说：“这一教条主义的源头来自‘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马尔科维奇在总结“实践派”的观点时说：“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即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一般被认为是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二元论的观点而受到摈弃。”(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在这声辩论中，……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二元论被这些范畴是如何可能从实践概念中推演出来的观点所取代了。”(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哲学基本问题，以及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区分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哲学派别，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的区分为前提的，没有这种区分，就不能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有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接受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谁就必须承认哲学基本问题，谁就必须接受“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谁反对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谁就不可能坚持唯物主义。“西方”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反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真正倾向在于否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而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承认往往是口头的和字面的。
(三)借口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坚持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
不少“西方”者在反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二元论”时，形成了他们的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把精神活动也看作是一种现实，或是现实的一个要素。卢卡奇认为，“现实”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基本因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同一个而且同样真实的、历史的、辩证过程的诸多方面。”(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柯尔施说：“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它们……他们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作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各种科学意识，“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之间的第一个明显区别。”(注：柯尔施：《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2-23、81、46-47、81-82、35、51页。)马尔科维奇更明确地说：“无论是社会现实问题还是自然现象问题，‘现实的本质’都包含了主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事件所以是主观的，乃是意识存在——作为活动者的人——的参与使然。”(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西方”者很少去谈实践的构成因素，但是从他们反对“二元论”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理解来看，他们不是把实践看作是人们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把意识、理论看作是实践的一个有机构成因素。更有少数“西方”者把理论活动直接看作是实践的一种方式，阿尔都塞就是这样，他认为：“除了生产外，社会实践还包括其他的基本实践。这里有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还有理论实践……”(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还说：“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注：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9、140页。)阿尔都塞甚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的反映，检验马克思理论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也不是社会历史实践而是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本身。(注：参见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6-707页。)
无论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还是把理论活动看作是现实或实践活动的一种方式，都远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实践概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现实”、“实践”是相对于意识、理论的范畴，是指人们的“客观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的存在”或“社会存在”。把理论看作是现实、实践或现实、实践的一个要素，马克思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生活决定意识”、“理论反映现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命题就失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四)“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反对“自然辩证法”
许多“西方”者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把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的思维叫作“形而上学”而加以否定，在他们看来，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是马克思的哲学所没有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所以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卢卡奇批评“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指辩证法——引者注)扩大到自然界。”(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施密特说：“和苏联的所有解释相反，真正的不是自然化了的黑格尔主义，不是竭力用另一个本体论的始基即物质，去简单地替换所谓精神这个本体论的始基。”(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而在恩格斯那里，“辩证法成为在马克思那里所决没有的东西，即世界观、解释世界的积极原则。”(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恩格斯的自然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本体论的。”(注：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09、31、118、111、129、209、52、52页。)萨特说：“自然辩证法，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由一种形而上学假设的客体。”(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84、573、585页。)“拒斥形而上学”、否定物质本体论和自然辩证法，必然会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至少会弱化哲学的唯物主义路线。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从形式来看，并不完全否定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他们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从实际来看，这种否定就是放弃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最终会导致放弃唯物主义的所有阵地。放弃了物质本体论这个重要阵地，也就不能坚守其他阵地。不肯定世界的物质性，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承认社会历史归根到底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
不能以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为根据否定物质本体论。理解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本质，最重要的当然是要认识人和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运动的特殊本质，但也要认识人、社会历史与自然运动共同的本质，对这种共同本质的认识就是物质本体论。因此，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哲学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不是与解决人的问题、社会历史问题不相关的理论。也不能因为马克思谈论物质本体论不多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对物质本体论谈得不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由先前的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解决了，马克思的任务主要不是重复前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的理论，而是把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超越直观唯物主义而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自然唯物主义而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其理论重点是制定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谈得不多不等于没有，马克思是谈到世界的物质性、自然的先在性和自然的辩证运动的，马克思是继承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思想的。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五)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
在认识论上，“西方”者普遍否定反映论，否定客观真理。卢卡奇借口思维对象的变易性否定反映论，他说：“如果变易的真理是将要被创造出来而尚未产生出来的未来，如果它是种新的东西，存在于各种倾向之中，但这些倾向(借助于我们的意识)将会变成现实，那么，思维是为一种反映这个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如果事物不存在，思维何以‘反映’?……在‘反映’论中，我们发现了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现实的理论上的具体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对物化意识来说很难统一。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事物被认为是概念的反映，还是概念反映了事物，这都无足轻重。在这两种情况下，两重性都依然如故。”(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页，“新版序言”第22页，第23、232、231、233、6、232-233、227、30页。)卢卡奇这里所说的“两重性”，指的就是“二元论”。马尔科维奇在介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当作对艺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讽刺普遍地受到抛弃。”“在这场生动的、时而是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的者试图拯救‘反映论’这一由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者和保加利亚哲学家T.巴甫洛夫发展起来的认识论基石。针对这种理论提出的三个主要的反对理由是：首先，它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又回到了一种18世纪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在反映是一切意识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中，内含了明显的教条主义；第三，这种理论的错误还在于，意识实际上远不是消极地伴随并复制物质的过程，它常常预见和设计尚不存在的物质客体，试图通过说明我们在这些情况中讨论的是‘创造性的反映’来重新定义反映论，给人一种专门为此约定的印象，根据这种约定，反映的概念便以这种方式被夸大到使人完全不知其所云的地步。”(注：马尔科维奇等主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导论”第23、23、13、23、13、13页；正文第188、28、270、249、20、46、87页。)
关键词：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物质观；辩证实践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秉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诸多精神气质与语言风格。然，这仅是确认了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倘我们将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话，那么对博士论文是否也该发探出成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博士论文是否对德国浪漫主义有所超越？这是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至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学的问题。
一、超越意识革命：走出自闭的意识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始终将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们 “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它面临世界的无序，设法用意志重新让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它想调和对立的两面，想整合美学”。而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明显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反映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共同的现实诉求，即，德意志帝国及其步履蹒跚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被更古老、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响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具颠覆性，更有实践指向，显示了突破德国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的端倪。
伊壁鸠鲁以能动自我意识为武器，寻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也往往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主张。他们借人生的诗化以实现内在自由，从而超越现实。然而马克思借此谋求的却是现实自由，自我意识正是哲学要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武器。换言之，哲学自身的自由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尘世的现实世界。当哲学变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时，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权威在一个领域内受到质疑并遭到否弃的话，接下来必不可免的一步，将导致在所有领域内对权威的拒绝。”整个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都是要摆脱受外在统治的关系，形成自我规定的新关系，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为马克思反对思想压制提供了契机――把自我意识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们。
二、新型物质观：关系哲学的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识及其对象化的理论境域，原子与自我意识是可等量齐观，而自我意识又象征着人的自由与力量， 而人的自由与力量又不应当是抽象个人的，而是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力量，社会这一主体间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一切超出人及其产物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产生关系之时人才摆脱自然的压制而获得自由。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别的自我意识的交涉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自身无所依凭的虚无状态。“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这一段对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关系的白描，是对原子关系的生动刻画。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之间处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识而具有了质，而现实社会就是这些质的聚集。
“夸夸其谈”的德国浪漫主义由自我意识的角度来浪漫化沉睡的经验世界，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的异化，但只将之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多少带有意识第二性的意思。
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设置为世界的中心，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映照与承认中确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压制的人们。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倾向与关系哲学思想。
三、辩证实践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观
德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说，囿于私有制的狭隘本性，看不到整体的经济景象，看不到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来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识中，现实，始终保持着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
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原则得到合理的论证，并昭示着克服感性直观局限的理论可能。
原子的物质性和形式性决定了直线下坠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具有同样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原子“胸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是原子内在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偏斜运动的介入，才构成了原子的物质和形式、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现象世界众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马克思断言，这些都传达了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来源于辩证运动。如果没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没有原子的冲击和碰撞，世界便无法创造出来。“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原子偏斜的辩证运动打破了必然，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解放铺平了道路，由此凸显的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自己的辩证法学说奠定了基础，并表明了其将历史发展放回到人与人交往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倾向。而这种辩证实践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观的弊病，不再将世界当做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蕴籍着生机的不断运动的过程，因而要改变世界改变现实，必须要从运动的视角来揭示规律和利用规律。
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与现实结合，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可能爆发出革命的激情。这已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马克思坚信，掌握了技艺的新人必定能够从压迫中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四、结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正如其高声呐喊的那样：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然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越浪漫主义。尽管德国浪漫主义同样是疾呼自我意识，主张人的诗化来抵御庸俗无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袭，然而这类思想毕竟是德国贫瘠现实的隐晦表达，带有一切唯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沿袭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与写作特点，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论姿态与思想倾向。
参考文献：
[1] 罗晓颖.马克思与伊壁鸠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2] 孙伯.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4.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03.
[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67.
[5] 陈永盛.马克思博士论文中自我意识的政治诉求[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 刘明艳.普罗米修斯意象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实践吁求[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7] 张瑞臣，庄振华.青年马克思的物质观――以“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J].学术研究，2012，（8）.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 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生产力；生产关系
一、马克思经典理论家关于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论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1]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说：“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时候，人便改变了他自己的本性”。对此，普列汉诺夫特别指出：“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2]
从马克思理论家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地域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反映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彼此相互影响。这些观点，可以称之为的人地关系观。在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中，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能够通贯全体和联结一切的隐蔽观点。
二、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地域环境思想的基本内容
1、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是地域环境，它同人类社会有着内在的统一，并通过生产力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关系”与“观念”的关系只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马克思认为要想达到人和自然界二者的统一，就必须以人类在本质上属于自然为出发点。
首先，人类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属于有活着的自然物质，同时拥有自然力以及生命力两种属性。因此，人类就一定会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和生活，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其次，“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3]因此，人和自然二者的统一，就必须利用社会形式以及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途径来达到。
生产实践，也就是“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4]这一过程的进行必须依赖于自然界或地域环境。地质、水文、气候等地域环境要素，不仅确定了人类最初的甚至是无意识的组合，尤其是种族差异，而且还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发展。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马克思还认为地理和气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然工具的差异。因此，可以说不同的地域环境对人们的发展生产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2、人类对地域环境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在看来，尽管人类的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永远会一直处于被动的局面。自然因素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类也开始逐渐地由被动变为主动。例如，人类开始慢慢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向自然界索取自身发展所必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地域环境思想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就是生产和战争两种类型。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于地域环境反作用的形式和程度也就各不相同。
在原始阶段，人类一定程度上是自然界的“奴隶”。但尽管如此，人类和动物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分，人类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而开始学会使用生产工具。即使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和技术去改造自然的根本动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些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动物那种活动也有根本性的区分。“对于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5]时代的步伐在前进，人类也掌握越来越多的工具和技术，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自然中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效率也在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但是，如果因此而将地域环境在历史时期的不断变迁完全归因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反作用，也是不合理的。因此除了人类的影响作用之外，还有一些自然本身的因素。虽然这个因素的影响力无法和人类的反作用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将之忽视。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
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否带有自然属性的问题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一般的理解中，生产工具由人类通过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活动创造出来，但生产资料却是属于自然界的。例如，土地、阳光以及河流等，这些都是自然界本身所提供的。自然界的地域环境因素对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深度的影响。从这一点不难看出，生产力的产生和进步在本质上是有着自然属性的。
在类人猿时期，与自然界划清界限的人类制造的生产工具还没有完全诞生，不具有明显的生产力，因此意味着生产关系还没有产生。类人猿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当人类社会开始之初，人类开始创造出初期的生产工具，相对低效率的生产力也开始逐步形成，并构成初具雏形的生产关系。尽管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不够成熟，但对于地域环境和原始人类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并由最初的直接相互作用变为受生产力影响的间接作用。随着社会阶段的持续发展，这种改变越来越为明显。当人类开始利用技术创造出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更高水平的生产力也随之出现，生产关系也愈加进步，社会人同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完全间接。
三、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的关系解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四种相互联系并缺一不可的因素：地域环境、社会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四种关系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地域环境和社会人。后一类的两者之间并不是直接进行相互作用的，而是需要一个连接的“桥梁”。这个角色正是由第一类有着自然属性的二者来担任，使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两者之间进行间接影响。
整体考虑，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两者最初是直接性地对彼此进行影响和作用，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开始改造自然，两者之间的直接影响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变成了间接作用。经典理论家也提到了这一点，并认为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时候，必须以目的性的实践活动作为沟通“桥梁”。人类利用劳动工具等方式来将自己的目的传达到自然环境之中，进而获取自身发展所依赖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样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证明人类与地域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桥梁”的沟通来实现的。地域环境和社会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45.
[2] 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2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95.167.
[4] 普列h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M].三联书店，1974.44.
[5] 唯物论文论丛[M].人民出版社，1953.152.
文风就是文章所体现的思想作风，或文章写作中某种倾向性的社会风气。
人们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叫作风。撰写毕业论文也有个作风问题，我们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作风就是文风。人的作风与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毕业论文中的文风也不例外。一个人有怎样的思想、立场、作风，就表现怎样的文风。明朗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里说：“文如其人哉!人如其文哉!”就是说为人怎样，就写出怎样的文章。如果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写出论文来就有一定的准确和鲜明性；如果朝气蓬勃，思维敏锐，写出论文来就可能生动活泼；一个作风浮华的人，写出论文来决不会朴实；一个思想贫乏的人，写出论文来一定空洞无物。文风不是个别的文章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文坛风气。毕业论文的文风应该是一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尚在论文中的反映，应该是一些有着相同或相近世界观、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的人，在论文写作中的一贯表现。
文风和风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等同。论文文风是论文的作风。论文的风格是指论文的特色和气派。我们可以要求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因为这是对论文作者最起码的要求，但却不能要求每个论文作者具有同样的风格，因为风格是论文作者创造性的表现、成熟的表现。我们要求每个论文作者树立良好的文风，摒弃不良文风；但风格却鼓励多样，提倡风格百花齐放。
二、文风的表现和要素
(一)文风在论文中的表现
1．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
优良文风和恶劣文风在论文内容上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即真实与虚伪，充实与空洞，新鲜和陈腐。
①真实和虚伪。
真实，就是论文的材料既具有客观实在性，又能体现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从事实的全体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才是“胜于雄辩的东西”；但是如果事实“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这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因此，构成论文的材料必须既是真实、可信的，又是能体现历史的必然性的。
虚伪，就是与必然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事实相背离，论文的材料违背事实。
②充实与空洞。
充实，就是内容丰富。充实以真实为前提，翔实地表述真实的事理。马克思说，充实的文风要“三多”：“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撰写毕业论文时应做到明确地提出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合理地解决问题，力求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空洞，就是空虚，言之无物，在文辞中没有内容或不切实际。同志曾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
⑧新鲜与陈腐。
新鲜，是指论文主旨正确有新意，论文材料新颖别致，不搬弄前人之说，也不套袭旁人之文思。毕业论文要求多种多样，新鲜别致，每个人的毕业论文应力求有新意。
陈腐，是指毕业论文陈旧荒谬，材料雷同不新鲜。陈腐文风传播陈腐的思想观点，毒害人们的思想、意识，造成颓废风气，压抑人们的创造力。
2．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
形式受内容制约，而又影响内容的表达。文风在论文形式上的表现反映在三个方面。
①新颖与老套。
新颖的形式式有助于毕业论文充分表达新鲜的内容，新鲜的内容则要求新颖的形式来表达。我们所说的力求新颖，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以自然为基础，顺应新鲜的内容。
老套，是陈旧的东西。雷同老套的论文形式，不能表现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大干世界。者套的形式总是与陈腐的内容相结合，而与新颖的内容相冲突。
②质补与浮华。
质朴，就是朴实不浓艳。浮华就是艳丽而不实在，专门追求华丽的词藻，不讲求实际的形式。
②精当与冗长。
精当，就是以尽可能省俭的文字表达尽可能多的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做到要言不烦，言简意赅，“文约而事丰”。冗长就是以偏长的篇幅表达偏少的内容。用刘知己的话来说，就是“虚益散辞，广加闲说”。
(二)论文文风形式的话要素
1．文风的时代特征。
论文的文风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在论文上的反映。它总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产物，是受政治情况的决定和制约的。换句话说，在文风上总是打着时代的烙印的。以“五四”的文风为例。从清末到“五四”，文章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用白话代替了文言。这次文风的变革，是巨大的空前的。其主要原因，是精神的解放。当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从另一个角度说，文风也会对政治思想、社会风习有反作用，它能够直接、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时期，“帮八股”极为流行，作用极坏，这也从反面说明了文风对于时代的巨大影响。那一段时间“帮八股”文风的流行，产生的恶劣影响，对于政治生活、社会风气，都有极大的坏作用。超级秘书网
2．文风的个人风格。
文风的形成，对于个人来说，又是作者自身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精神面貌、文化修养以及写作的目的和态度等因素在论文上的综合体现。古人说的“文如其人”和“以文知人”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文风离不开个人风格。
关键词：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历史语境；诠释框架；接着说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1－005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进展良好，研究的学术性大为增强，无论是在研究的方法还是具体观点上都取得了不少极为有益的共识。例如，学界普遍认为，哲学形成史研究的一大重要之处是努力在文献基础与思想阐发两大维度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既需要夯实文献基础以防止议论流于空泛，也需要注意提炼思想以避免不切世用，努力实现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的良性循环。这一共识的获得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新的学术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要不断巩固和发扬这一研究共识也殊非易事。
综观近年来的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以及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难看出，这三方面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正是文本解读着力解决的老问题。因此，分析这三大问题不仅是当今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自我反思的必要，对于进一步探讨与推进中国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也是有益的。
一、痼疾一：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语境问题是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文本解读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语境意识是当代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获得大发展的第一大助力。回顾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语境意识的获得是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警惕完全在“熟悉”的哲学体系中阅读这些文本。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在我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蔚然兴起，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其中有一个问题应予阐明，新世纪以来的文本解读不是上世纪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原著选读”，毋宁说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之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虽然二者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但文本解读自觉反思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自觉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哲学形成史研究传统之中，时刻注意自己研究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和可能犯的各种错误，因而，它丝毫不要求研究的透彻与彻底，虽然它始终以此为目标。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出发只是哲学形成史文本解读的一个很表面的特点，换句话说，只是一般性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不仅不是文本解读，更是文本解读所致力反对的。
粗略地看，脱离语境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修辞式引用。这可谓是比较粗暴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在这种引用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不是要解读的对象，而只是用以提高论述效果的工具。因而，一般说来引用的文本也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居多，这种情况在今日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正越来越少；其次是目前仍然较为常见的串联式引用，这种引用的主要特点是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来论证某一观点。细究起来，这种引用虽然并不一定以哲学原理来支撑对全部引用的理解，但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他们某一文本中）的论述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因而，在这种引用中，隐而不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是被平面式地理解的，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并没有被置于真正的历史场域之中。
以上两点在文本解读兴起之前就已较多存在，而自文本解读兴起以来也受到了较大的批评，因而在我国当前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当前应予以较多注意的是随同文本解读兴起而形成的过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倾向。在传统的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由于注意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现实影响，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往往更加重视他们已发表或已成型的文本，对于他们的手稿重视不够。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以往研究较少的马恩手稿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哲学论域之外出现了马克思哲学、恩格斯哲学新论域。
毋庸置疑，加强马恩手稿研究对于推动哲学形成史研究极为必要也极有益处：这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研究的某些不足与空白，更有利于深入考察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机制。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似乎有一种倾向，认为马恩手稿的地位要高于他们已成型和已发表的文本，其原因在于这些手稿更能反映、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更具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应该承认，马恩的手稿（主要是马克思的）在记录他们思想的发生上的确具有其他文本难以替代的价值，然而若据此认为手稿的地位要高于其他文本则有失偏颇。
要分析这一问题还得回到文本解读在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中兴起的历史背景。文本解读的一大目的就在于解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马恩文本相对于哲学原理的依附性，在于恢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相对独立地位，指出这些文本（的形成过程）是马哲形成史研究的组成要素，一言以蔽之，在于消除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常见的目的论和预成论。那么如何才能破除目的论、预成论呢？答案就是回到历史。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回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使文本重新陌生化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不仅要努力走出“熟悉”的哲学原理体系，它所要回到的历史其实也是不断反思的、开放的，也就是不断陌生化的。因此，如果认为手稿要高于其他文本就会得出如下观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形成手稿是最难的事，只要手稿形成了，从手稿到成型文本主要就是技术加工。这一观点有许多地方值得深究，②这里最有必要加以分析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认为，上述观点中对马恩思想的理解方式是很实体化的，即把马恩的思想视为某种边界分明的实体。这种理解方式与把马恩思想的发展视为线性进化并无本质矛盾，从而隐含了目的论与预成论。
因此，文本解读重视手稿并不是认为手稿更真实或更接近历史，而首先是因为手稿自身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因而在手稿与成型文本和发表文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历史空间，这种空间既是研究得以存在的一大原因，也是研究需要面对与解决的一大任务。因而，既不是手稿高于成型文本，也不是成型文本高于手稿，既不能认为手稿隐含了马恩思想形成之谜，也不能认为成型文本就是马恩某一阶段思想的成熟表述，二者在记录马恩思想的形成上是等值的。这些片面理解都未能把马恩思想的发展理解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过程。
行文至此，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呢？由于这里批评的主要是引用脱离语境，因而主要需解决的就是语境问题。由于马恩文本的形成已经是历史，在当下与那段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历史间距，因而考察马恩的思想就不可能是复述而是一种从当下出发的重构。只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文本解读看来，马恩的文本内在构成了重构的一个要素，因而重构在本质上并不是当下的投射，虽然这种危险总是存在，重构更近于当下与历史的一种交流。而由于历史不是在当下之外的实体性存在，历史总是已经融入当下之中，因而说当下与历史交流实质上意味着剥离当下以重构其丰富的历史性。依此分析，引用如要合理就需自觉反思引言的历史语境，从而避免脱离语境使得引言变得抽象、空洞。
二、痼疾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诠释不足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时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诠释过度，意指对马恩文本的理解加进了太多的诠释者主观的见解。近年来随着文本解读的兴起，需要解决的一个更加紧迫而重要的诠释问题——诠释不足摆在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面前。
何谓诠释不足？解决诠释不足这一问题为何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这一问题的突显与当代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进入新阶段是密不可分的。简而言之，上世纪的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马恩说了什么，还不太可能绕过这一点而直接追问马恩为什么这么说，换句话说，上世纪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而对于中国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来说只限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是远远不够了。借用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说法，当下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接着马恩往下说，而要清楚我们真的是在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就需要明了马恩思想的边界，马恩思想的边界本是一个历史的客观问题，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一问题就转化成了主观的视域问题。
综观我国近几年来的马哲形成史研究，用思想史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马哲形成史正逐渐为学界重视，③这一研究路径可谓是文本解读结出的一大硕果。无论是文本解读还是思想史研究对于马哲形成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指出了解读背后的诠释框架问题。诠释框架问题的提出意在表明没有一种解读能做到透明而没有问题，因此，解读者始终需要注意对解读进行反思，不仅反思解读的结果，也要反思解读的出发点和过程。
客观地说，经过这些年文本解读的不断努力，在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非反思、无批判的研究已大为减少，研究者已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研究做出某种界划。然而，由于传统研究的惯性作用，缺乏深度的解读仍然大量存在，其中较为普遍的有以下三种情况：其一是用哲学原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经过以《回到马克思》为代表的文本解读对“原理反注原著”的猛烈批判，直接用哲学原理体系来解读马恩文本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近几年来随着理论学科建设的加强，理论的整体性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一情况也对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较为突出的就是强调研究形成的整体性。这一点对于推进马哲形成史研究原本是有益的，但由于对整体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奠基于对三大组成部分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因而这样理解的整体性也就会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二是用经验常识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验常识为何能在马哲形成史研究中大量存在？这与对哲学的理解有很大关系。传统对哲学的理解总是过于突出哲学的客观性，即哲学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理解中没有言明的意思是哲学在本质上与经验常识并不相悖，毋宁说哲学就是揭去了意识形态遮蔽的经验常识；其三是设置虚假或虚幻对立观点。这一点往往与批判哲学原理教科书有关，当原理教科书不再成为真理与权威的来源时它就容易一变而成批判的对象。一般说来要立一个观点并不容易，而要破一个观点则相对要容易一些。近年来马哲形成史研究中设置虚假对立观点的情况虽不如以前那么普遍，却也为数不少。但严格考察这些设置的对立观点，往往大多数观点都比较陈旧，学界也较少认同。
总之，上述三种研究都难以把握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历史边界，都难以为接着说提供可靠的支点。以往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重在努力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与机制，其中马恩思想的连续性是研究的焦点，即研究他们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时至今日，当下的马哲形成史研究需要进一步追问马恩的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要回答这一问题仅仅研究哲学形成史研究史这一学科史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进入广阔的西方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如果坚持哲学的创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都堪称一次革命，那么研究还势必要进入整个西方思想史。④
可见，马哲形成史研究不是已无太多的研究空间，而是其研究空间之大绝非一代研究者所能完成，只要转换一下研究视角就能理解，马哲形成史研究并不只是事关形成的一个断代性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对整个哲学实质的理解。
三、痼疾三：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
相比于前两大问题，这一个问题在理论上要复杂得多，在现实中要解决起来也困难得多，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妨从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中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在具体的研究中常见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个观点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这类研究粗看起来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指向，较好地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然而其中的许多研究严格分析起来却存在不少相沿已久的模糊之处。例如，国家问题无论在哲学形成时期还是后来的发展时期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照上述研究做法都可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或当代意义。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马恩前后阶段关于国家的论述不可能完全一样，如果其间是否有重大差异不得而知，那么，他们哪一阶段的国家观更具权威、对我们更具价值呢？对这个问题常见的回答是，我们主要应注意马恩前后阶段共有的核心思想，这一观点与通常所说的要继承马恩的立场与方法大体相近。
这一观点大体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起来却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要想把握他们国家观的核心思想谈何容易？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获得的观点只能是一鳞半爪，甚至可能是浮光掠影，以这样获得的观点谈论其当代价值就不能不令人反思。
照此说是否就认为在没有对马恩的国家观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前就不能谈论他们的国家观及其现实意义呢？完全不是。其理由倒不完全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卷帙浩繁，全面研究起来迁延时日，而现实的紧迫问题又迫使人们必须在一定的有限的时间内采取行动，虽然这一点也是人们理论与实践生活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方面。这里要加以讨论的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总是在一定的语境即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些观点的含义是受历史语境制约的。因而，研究者在研究这些观点时如果离开其形成语境就势必会误读这些观点，至于将这些观点与当代进行直接对接所带来的问题比起误读要大得多。
现实问题无疑是包括马哲形成史研究在内的任何研究的落脚点，但这与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这首先是因为现实是极为复杂的，其实质远不是直观感觉所能把握的。学术研究可以一定的距离审视现实，通过这种陌生化迂回把握现实，从而为理解现实提供可能的新视角，而这也就是学术研究的意义所在。以马哲形成史研究而言，其形成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之久，马恩所处的时代特点及遇到的问题与当代差异甚大。因而，用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来评判当代隔膜之处甚多，有时不免隔靴搔痒，而从当代出发去评价马恩的观点不仅无助于理解马恩的观点，就是对当代也没有什么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当下是不断游移的，而从不断游移的当下出发得到的马哲形成史也必定是不断变动的，当然，这样说完全不是反对对马哲形成史的理解不可以有变动，而是强调马哲形成史研究的严肃性与专业性。如果一种研究不能为实践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观点，而更多地成为现实的反映、折射或见证，那么这种研究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第二，马哲形成史研究中长期存在评价冲动，即由于哲学的形成过程迅疾而复杂，传统研究往往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是缺乏能力对此进行细致的梳理，因而，在传统的研究中不时可见以评价代研究。评价自然也是一种研究，然而却是一种粗疏的难以提供新创见的研究，因为它往往会绕过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而只注意那些熟悉的问题，但是许多创见正是来自于对这些疑难问题的不懈探究。
从当代现实出发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隐含着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的前提。一般地说实践高于理论、理论应为实践服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是一种归根结底的理论立场，但如果直接以这种理论立场来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则会妨碍具体的研究，而理论立场自身也会变得僵化、空洞。⑤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形成史研究已经是当代中国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仅仅重复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什么是不足以把握这些新情况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当然，认为研究清楚了马哲形成史就能为解决这些新问题提供根本的解答也纯属奢望。现在所能肯定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融进了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而且这一研究将会继续以它自身的方式影响、融入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这也就是中国马哲形成史研究的存在方式。马哲形成史研究应警惕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等的简单无益的二元对立，致力于通过认真严谨的反思性研究沟通这些对立的双方从而获得一种历史的通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形成史研究也就是它为自身存在所做的证明与努力。
注释：
①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评第二国际时率先提出不能把马克思研究变成对马克思文本的注解，到了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通过回到历史消除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目的论与预成论。
②这里可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对它的反复修改为例表明不能把文本简单地区分为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叙述两大方面。退一步说，即使在作者那里这样的区分大体能够成立，对研究者而言内容与形式、思想与叙述的关系也是完全辩证的。
③这一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何中华教授的论文《马克思哲学之思想史前提的广义理解》。
〔关键词〕具身认知；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7.01.001
〔中图分类号〕G250；G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1-0005-04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d the theory of mind and bodys unity which was called“Embodied Cognition”to study the quality problems of MLIS education.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MLIS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the bodys practice，make the body become educational focus，and create a“body in”education model.In the first place，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MLIS education and“Embodied Cognitions”combination.Secondly，it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Embodied Cognition”on MLIS education，which was included four aspects：the restriction of natural body，the activity of main body，the practical of experienced body，the connection of media body.After that，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body and mind integration”，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implication of MLIS education，and then put forward some new ide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LIS education.
〔Key words〕embodied cognition；MLIS；education quality
高|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是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追求。但是，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换句话说，追求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应该从哪里作为切入口呢？具身认知思想是心理学中新的研究领域，强调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认”世界的，人的身体不仅能够体现生理意义，而且更能表征精神价值，人的身体的活动是心智层面精神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告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灵魂。”[1]洛克的观点表明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身体的作用。图书情报专硕教育离不开学生和教师身体的参与，身体深深地嵌入师生的教与学的行为模式中，教学场域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所以，在特别重视实践性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中，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要让“身体”成为教育的重点，创造一种“身在”的教育模式。
1具身认知与MLIS教育的契合
1.1具身认知释义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具身认知”理论源于杜威、詹姆斯、吉布森等的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心理学理论是“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2]。具身思想强调两点：第一，人的认知信息依赖于身体的体验而产生，而身体的体验又来自感知运动的身体；第二，个体大脑感知身体器官变化和运动依赖一定的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3]。总之，“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不仅参与了认知过程，而且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解剖学的身体结构、身体各器官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知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一个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人的心智活动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强调人通过“体认”即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认知的产生不仅仅局限于大脑，还需要整个身体和环境的参与[4]。
1.2MLIS教育的特点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不同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专业学位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5]。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MLIS），2011年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6]，历经5年多的建设，目前我国MLIS教育初具规模，培养单位达31家[7]。MLIS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实践，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模式，各培养单位都采用“双导师制”，即教师由来自高校的专职教师和来自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的兼职教师组成，兼职教师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实习。MLIS教育特别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各培养单位重视建立实习基地，力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场所，增加实习课程，保证学生至少有一学期的专业实践时间。MLIS以专业实践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各培养单位多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8-9]。
1.3实践活动的具身性要求
MLIS教育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就必然要关注学生实践活动，而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身体则是必须在场的，实践是学生身体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学生是通过身体来调整和控制自身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变换过程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身体对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所指的“个人的存在”必然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体的存在，实践活动需要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身体的参与以及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MLIS教育重视实践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必然离不开身体的知觉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学生的实践活动具备具身性要求。
2MLIS教育具身性特征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身体变化及相关环境因素会对教学效果进行塑造、限制和调节，所以说MLIS教育的质量是受具身认知制约的。同时，现代教育是以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为桥梁来传授知识内容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蕴含的知识内容必然植根于学生的动作和知觉系统中，学生对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的理解必然源于具体的身体感知系统，因此，MLIS教育过程本身能够使学生经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教学中有关知识内容会引发学生的生理运动，肢体会模拟所学的动作信息，产生相关姿态信息的适应动作，而这些生理的肢体动作又会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身体经验，进而引起学生心智的变化，提升智慧的层次――实现教育的目的。
2.1自然身体的制约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0]人的身体从属于大自然，是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身体的自然属性，学生身体的承载能力，学生身体的发展的时序性等身体的自然天性对MLIS教育和教学效果必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从总体上说，处于MLIS教育阶段的学生身体的发展变化必然遵循特定的规律性，MLIS教育必须遵循学生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教育工作决不能违背学生身体的发展规律；学生身体在学习中带有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将在学习中，特别是实践活动中将学生身体本真的状态呈现出来，体现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身体认知的内涵式发展，所以，可以断定：学生自然性的身体制约MLIS教育的效果，MLIS教育具有具身性特征。
2.2主体身体的能动性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不仅仅通过静观、俯视的方式将我们带入实际的生活，而是采用行动的方式推动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状态，即身体具有主体性[11]。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一个积极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课堂教学或者实践教学都是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身体相互碰撞以及身体行为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教学效果正是体现和完善身体主体的历程。所以，在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教学的主要对象，在教学中，身体的主体特性是学生学习效果的原始动力，身体会主动地、自觉地反馈教学内容，影响教学效果，正是学生身体对教师教授的内容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才体现了教学效果的差异。
2.3体验身体的实践性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行动，“事必躬行”中“躬行”是指“身体”的行动，“躬行”更是体现了身体的实践特征。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指出：身体本身就代表一套社会实践，身体的动作、姿势仪态、面容特征和服饰特点展示的就是一种体化实践[12]。身体的实践性是MLIS教育的重要保障，身体的实践性让MLIS教育的教与学更加生动，实践就是作为感性存在的身体与包括身体在内的感性对象打交道的过程[1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相关的认知、思维、记忆、情感和态度等心智活动是由身体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也就是说，来源于实践的心智是一种身体经验，在具身认知的MLIS教育模式里，教育与教学效果是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的，学习过程被视为一种“具身”的实践体验。
2.4媒介身体的联系性
身体作为媒介联系着人自己与外部世界，使得纷繁复杂外部世界展现在人的感官面前。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不仅作为物体存在于世界中，更是人的内心与世界联系的手段[11]。可见，在MLIS教育中，学生的身体无时不在与周围的环境密切联系着，学生正是通过躯体感知才会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在学习和实践中，学生对各种知识的领悟通过身体的行动得以彰显，并且在身体的行动中不断地重建自身。所以，学生的身体是链接MLIS教育内容的媒介，正是学生身体进入特定的教学场域中，使得各种知识的学习通过学生的身体进入学生的认知，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互动，学生身体成为连接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的媒介。
3具身认知视角下的MLIS教育意蕴
MLIS教育意蕴就是MLIS教育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MLIS教育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在现有的教育约束条件下，教育管理者应该如何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目前MLIS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结构来寻求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要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就必须摒弃基于“身心二元”的“离身认知”理念，必须坚持用“身心一体”的“具身认知”的理论展开研究，承认MLIS教育行为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心智活动必然受到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限制和调节。
3.1主张身体与精神的融合
MLIS教育必须摒弃将“身体”与“精神”对立的“离身认知”理念，承认身体是MLIS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和重点，强调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身体的e极参与和身体的客观生理反应，实现调节学生心理反应――提升认知的目的。使学生的“精神”朝向真、善、美的方向转化和改变，此时MLIS教育不仅达到了传授知识的目的，而且MLIS教育将回归教师和学生的身体本身，从教师和学生身体开始，引导学生深入生活，重视社会实践，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反思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学生通过身体进行思维，总结自己的经验历程，在正确信念的支撑下，使学生学习的短期动机目标与其整体长远目标相互统一，进而产生积极主动性的身体行为，帮助学生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
3.2重视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
高品质的教育、教学效果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个体自身的因素，还包括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具身认知的观点认为：认知不仅植根于环境，而且嵌入社和文化之中。人的认知是身体（包括大脑）和环境互动的结果，认知是“建构”在相应的环境信息之上的[14]。教学环境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处的客观物理场所，也是体现教学质量的具身化前提。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可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是身体（大脑嵌入身体中）物理状态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知觉、行动和自我内省的体验。可见，学生的认知受身体的制约，教师和学生通过身体融入教学世界，互动于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15]。
3.3强调参与教学的重要性
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是具身认知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会在学生实际做出某种行为或者仅观察到教师的特定行为的信息时被激活，这种激活不仅是针对身体动作的物理性质，也能针对动作行为的意义和意图，使学生能够理解教师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向，达到“生理与心理共鸣”，进而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镜像神经元在学生接收教学信息时被激活，学生的身体会产生感知、动作和反应，身体的相应运动会把接收的信息纳入学生的认知加工系统，并且与大脑中原有的认知信息实现交互，学生就会产生各种心智活动，此时，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动态的统一体[16]。由于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在学生观察教师或其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调动起自身的行为记忆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感受经验，此时，学生学习的方式就不仅仅是对教师或其他同学行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具身模仿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身体参与和具身学习，此时教与学通过学生身体的参与介入形成一个互动的共同体，学生通过积极的身体参与促进了自身认知的发展。
4具身认知对提升MLIS教育质量的启示
提升MLIS教育质量，应该充分发挥学生身体图式的“积极的被动”作用，帮助学生将学习和实践具身化成为“思考的身体”而不是去“思考身体”。学生身体图式之“积极的被动”的含义是：学生身体为了应对实际的或可能的学习任务而自行呈现的身体姿态，此时，学生的身体具有适应教学内容刺激的能力和在具体条件下的认知发展能力，学生可以在身体动作行为中进行认知的反思，促进学生认知的自我更新[17]。
4.1摒弃反身性的教学理念
以往的教学管理者对教师和学生的身体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和教师身体必须端正姿势，手脚不能乱动，学生身体不能出现“小动作”，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姿势端正，要求老师必须站着，即使在教师身体不舒服时的状态下，这种做法是与具身认知理论相违背的，具有反身性特征。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不仅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身体还蕴含灵魂、理性、价值等精神特质，要提升MLIS教育质量，就必须给予教师与学生身体的人文关怀。重视师生身体的主体性，倡导教师和学生以不同的身份积极参与到MLIS教育活动中，使教师与学生彼此感知到对方的知觉场，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彼此身体之间的相遇、对话和互动来诠释和理解教学内容。
4.2构建具身化的教学环境
首先，营造身心愉悦的教学氛围，理解和呵护不同身体的特性，在教学活动中应该释放教师和学生身体的自然活力，提倡通过身体有节律的运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师生内心真正的意图，诠释身心的内在对话，使师生之间彼此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和接收。其次，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学生身体的感知体验对于学生学习具有独特意义和创造力量，这里的体验是基于身体的、嵌入身体并与情境存在交互作用，教与学的效果都与教学体验环境好坏有关，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会使学生过去的经验和现在以及想象的经验融为一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师生之间更容易交流、分析和论证所教和所学的内容，将会更好地厘清并澄明所要解决问题，深化学习的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4.3倡导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
传统“离心认知”的教学方式忽视师生的身体，回避身体的构成特性，在“具身认知”的视角下，MLIS教育的教学方式倡导身体思维，强调身体思维是所有思维形式的基础。身体思维的动态性和生命力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基础，教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活动，必然需要教师动手动脑，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利用身体的肢体语言来表现，通过肢体语言来解读教学内容所蕴含的理念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传达完整的教学信息，单纯的语言只能传达7%的信息，声调能够传达38%的信息，而另外55%的教学信息都需要由身体的动作和体态来传达[18]，可见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对提升MLIS教育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从具身角度而言，教师不仅要凝练自己的语言，使自己语言更加具有吸引和感染力，还要善于利用身体语言，通过身体来表达那高达55%的教学信息，教师的一个肢体动作、愉快的面部表情，抑扬顿挫的语调都可以提升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自身的肢体表达，更要调动学生身体的积极参与，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案例研究、小组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身体的参与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身体器官的运动，让学生通过眼睛的观看、耳朵的倾听、双手的触摸等方式来充分认识和体验所学的事物，必然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4.4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
“具身认知”理论告诉我们：教学空间不仅局限于课堂和学校，应该以身体为媒介拓展MLIS教育的教学空间，把教室延伸到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把学校延伸到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让学生在各培养单位的实习基地和其他实习场所中，通过从事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来提升实践能力，以多姿多彩的实际工作为教育素材和内容，注重学生实践工作的应用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培养[19]，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技能和领导才能[20]。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正如斯兰特瑞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室，我的教学目标是促使学生将所学课程的知识内容与周围世界的实践经验进行联结[21]，在广阔的教学空间中，教学活动不再是常规的复制和既定程序的重复，而是在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教师引导学生探究实际工作的身体实践。
参考文献
[1]Locke，J.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M].London：Clarendon Press，1989：12-13.
[2]李其S.“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心理学报，2008，40（12）：1306-1327.
[3]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J].科学学研究，2006，（24）：184-190.
[4]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705-710.
[5]黄宝印.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的回顾与思考（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7）：1-6.
[6]桂思思，方婧，陆伟.中美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比较分析及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15，59（24）：12-19.
[7]王协舟，鄢嫦.图书情报硕士人才需求现状的调查[J].图书馆学研究，2016，（9）：7-11，40.
[8]卢小宾.关于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问题[J].图书情报知识，2011，（5）：15.
[9]崔芳.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探析[J].江西图书馆学刊，2012，（4）：5-8.
[1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1]（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4-189.
[12]郭祥超.教师专业发展：身体哲学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32-68.
[13]高春民.论审美活动中的身体及其实践性[J].文艺评论，2016，（2）：35-39.
[14]何静.具身认知研究的三种进路[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3-59，150.
[15]Angier，N.Abstract thoughts？The body takes them literally[J].The New York Times.Feb.2，010，159（54，939）.
[16]丁峻，张静，陈巍.心理科学的“DNA”：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及意义[J].自然杂志，2009，30（4）：205-209.
[17]VANNATTA S.A Phenomenology of Sport：Playing and Passive Synthesis[J].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2008，35（1）：63-72.
[18]项湍舟.言语交际中的有声副语言现象[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10）：210-212，216.
[19]Catherine A.Johnson.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 Library Review，2007，（39）：64-71.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