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0 16:15:00
导语：在中职就业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摘要：中等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要培养学生具备“零距离”上岗和随着未来社会发展应有的转岗、转业与敢于自主择业、创业的综合素质。这一综合素质应当包含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和职业素质四个方面。
21世纪需要的是更具人文素质和文化底蕴的“技术人文主义者”，即“未来职业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视为培养“技术劳动者”，不能简单地视为以培养“单能型”就业人才为办学目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就业能力更多的是由能够从一个岗位流动到另一个岗位、一个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的能力来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岗位的技能，应当是“知识要切实，技能要精熟，人格要完整”的“心、脑、手”的统一。以就业为导向，更应该关注未来职业人的生命价值，加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培养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人。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离开这个物质基础就谈不到能力的发展。因此，要让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成为具有“各方面和谐发展”能力的人，应该且必须培养学生具备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和职业素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结构的四大要素中每一个要素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其中身体和心理素质是基础、前提和内部依据，思想道德素质是统帅、方向和保证，科学文化是工具，职业素质是主体和核心。它们彼此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制约着学生的行为。
一、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践，在政治倾向、理想信仰、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道德清操等方面养成的较为稳定的品质。具体包括判断政治是非、分析各种事物，把握行为规范的水平和能力，以及为实践一个目标所应具有的坚强意志和毅力。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重要内涵，决定着人的尊严、价值和成就。这是因为它对人的其他素质的提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成长成才的基础，不仅是每一个人成长的精神支柱，而且是完成职业生涯和成就人生事业的支撑，“有才无德，其行不远”。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作为未来社会建设的有生力量，在掌握看待和处理客观事物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即哲学观点及其衍生发展的相关理论、思想的同时，不仅要具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信念追求，而且必须具备“对所习之职业具有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有责任心”，“具有优美和快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的“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
二、科学文化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指一个人具有的科学知识水平、文化涵养、创造水平和科学审美水平以及运用科学文化的能力，包括正确的学习习惯、丰富的知识基础和完善的智能结构。科学文化素质是人自身发展、创造新事物能力的一种标志，它是个体适应现代社会的工具，也是学生个人可持续发展必需的能力。未来的文盲并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要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求，不仅要拥有从事职业岗位所“够用”的文化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比较熟练的职业技能，还要具备运用所占有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利用现有知识去学习新的材料，摄取新的知识，学会并掌握原来不懂而又要用的新理念和新技术，也就是要善于学习。
三、身心素质
身心素质是指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比较稳定的身特征，它既非先天素质生长而成，也非纯外在的教育影响所致，而是先天素质与后天社会生活影响，特别是教育内化后的“合金”。健康的身体，是个体健康成长和适应社会要求的物质基础。心理素质决定综合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才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心理素质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在人的社会文化素质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和基础的作用，不论是知识的获取，还是品德的形成，无一不以认识、情感等基本的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形成为基础。所以，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注意发展和培养其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的同时，这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理想等非智力因素(即心理素质)的发展和培养。心理素质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综合素质各要素中，是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它不仅可以在主客体互相作用的过程中，对外部影响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对内部环境起到重要的调节和整合作用。面临自主的市场经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他们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在拥有健康的身体基础上，都必须具有自信、自立、自强的性格，合作竞争的技能，开拓创新的精神，艰苦踏实的作风，科学严谨的态度，应变调控能力。
论文摘要：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国情与形势教育，加强主观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加强思想教育应注意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对象和教育的过程，在方法上应注重教育目的内隐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对象的参考性、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0引言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实行毕业生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多数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竞争上岗”的就业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也因此在各高等院校迅速展开。就业指导课程、讲座、咨询，组织人才招聘会等～系列就业指导活动，日益受到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如果仅仅重视就业指导工作的实用性、政策的宣传、信息的服务和就业技巧的培训，而忽视了这项工作所应有的思想教育功能，将不利于大学生及时、顺利地就业和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注意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综合素质。
1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必要性
就业制度的改革，必然带来就业观念的变化。大学毕业生就业应当做好充分的思想、心理和知识技能的准备，以最佳的状态参加用人单位的招聘，并最终达成就业协议，直到参加工作。“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价值”，这些应当是当代大学生在就业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然而，近几年不少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却因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在择业时，优先考虑的是能够体现自我价值和收入较高的地区、单位和职业；竭尽全力争取到沿海、发达地区及经济特区，宁肯待业也不愿到内地、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向往进入国家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外企和合资企业，不想到私营单位，更不愿考虑自主创业问题；在择业过程中过多地看中职业的个人价值与自身利益，而忽视了国家的需要以及职业的社会价值。这些不良的择业和就业观念，使大学生的择业和就业呈现出功利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淡化了当代大学生应有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不少学生心态浮躁，急功近利，在求职择业过程中，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现象时有发生，仅仅注重择业的结果而忽视了完美人格的塑造。伴随着择业竞争的加剧，毕业生的择业心理冲突加剧，在择业过程中出现迷茫、焦虑、忧郁等不良的心理状态。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出现的以上思想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说明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加强思想教育。
2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可行性
2．1任务与目标的一致性
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部分，这就为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进行和加强思想教育的可行性提供了依据。尽管就业指导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和针对性，但二者在各自的实施过程中，也都存在一定的空间和余地，若能实现二者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就可以达到加强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的目的。如：就业指导工作中的人生观、择业观、职业理想、职业道德的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大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其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教学内容也相互渗透。一方面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就业指导工作的核心内容，而思想教育中的理想教育、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等又与就业指导工作的择业观、择业道德教育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2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和载体，使思想教育融入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而就业指导工作恰恰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可以说，就业指导工作的开展，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学生在校期间如何做好就业准备，毕业之际如何确定职业目标、如何求职择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如何适应社会等等，都是他们极为关心的热点问题。就业指导工作能够帮助学生做好就业准备，让他们正确择业、有效就业，尽快适应社会、创造辉煌的事业等，所有这些恰好有利于满足他们的需求。热点和切入点重合，在就业指导工作中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个性特点和当代人才市场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在每一次就业指导活动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可以避免理论上的空洞说教。这种思想教育使大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乐于并易于接受，同时也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
3加强就业指导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
3．1加强国情与形势教育
目前，由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加上教育体制改革、高校扩招等多方面的原因，使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总量相对萎缩，特别是被大学生普遍看好的一些单位和行业的人员已经基本趋于饱和。但是目前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却普遍较高，这也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形势呈现地域性和结构性的“供大于求”。但是这种表面的“供大于求”并不意味着人才的绝对过剩，我国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全国人口比例的3％，这不仅远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30％～50％的比例，也低于中等发达国家8．8％的水平。我国人才总量不足，特别是创新和创造型人才更少，这也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当看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及农村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一些艰苦行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才需求的增长点，这些地区和行业的建设及发展，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要帮助学生认清国情，分析就业形势，了解社会需求，及时调整择业目标，转变就业观念，树立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的心理准备和理想信念，这样不仅有利于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缓解毕业生就业困难，而且有利于实现人才的合理配置，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3．2加强“三观”教育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称“三观”)是个体对整个世界及人生价值的总的看法，是个体一切行为的思想根源。“三观”是影响择业观形成的重要内因，大学生一旦形成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会具有明确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及积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精神和态度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集体、个人之问的利益关系，确立恰当的择业期望值，把服从国家、社会的需要和发挥个人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有机结合起来。目前大学生在择业观上的偏差正是一些不良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择业问题上的反映。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强“三观”教育，针对部分学生在择业时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置国家需要及社会利益于不顾的错误倾向给予纠正、引导，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服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把追求个人利益和承担个人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有机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优势，有助于进一步做好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
3．3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爱岗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现在有些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怕苦怕累，缺乏责任感，缺少敬业精神，有的人甚至把协议单位作为跳板，一旦时机成熟，不是要求调离就是不辞而别。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挫伤了用人单位接受应届毕业生的积极性，而且也不利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要加强大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其艰苦奋斗、爱岗敬业、发奋成才的精神，使大学生胸怀大志、积极进取，在本职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功立业。
3．4加强心理素质教育
由于我国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出现的结构性和地域性的“供大于求”，而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选择理想职业的标准又比较单一，人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心理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应注重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和抗挫折教育，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增强他们的自我调控能力，使之正确对待求职过程中的成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因暂时的失利而丧失求职的信心和勇气。并注意引导他们进行自我心理调适，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提高心理素质，以积极主动的良好心态参与市场竞争。
4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强思想教育的特性
就业指导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切实帮助毕业生解决就业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学生求职择业以及今后的工作、生活予以有效的指导。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就业指导中强化思想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课的延伸，也是德育理论的具体运用，因此，在就业指导中强化思想教育必须注重方法的探索与运用。笔者认为，提高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的实效，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4．1教育目的的内隐性
教育目的的内隐性是指在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受教育的情况下设置一定的内容，利用一定的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心理塑造和影响。就业指导工作特别是就业指导课、讲座、咨询等活动，时间短、时效性强。如果在毕业生急于了解就业政策和形势以及择业的方法与技巧，而对其他方面还不够关心的情况下，一味地谈论人生观、价值观及职业理想等问题，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排斥心理和反感情绪。因此，必须围绕就业的现实，借助于典型的事例，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4．2教育内容的针对性
教育的内容要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业制度改革和就业市场的形势，以及学生思想和就业活动的实际，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这就要求在就业指导过程中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和实际需要，及时掌握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以及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特点及发展趋势。如，要针对大学生普遍感兴趣的就业兴趣、就业技能和就业价值观念，通过开展讲座和专题报告等形式进行就业教育。再如，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针对大学生职业意识发展阶段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教育。在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时，更需要及时发现并研究各种有代表性的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不能简单地枯燥地进行理论灌输。
4．3教育对象的参与性
学生是就业指导工作的对象和主体。就业指导工作实际上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要想使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教育富有成效，必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把外部的指导与学生的自我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择业能力。思想教育的实践证明，传统的“你讲我听”、“我说你做”的思想教育模式极大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思维，使得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学习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就业指导工作。为此，在教育过程中，应多采取一些讨论、辩论、咨询等形式，使学生直接参与其中。比如：就业指导课在进行择业观教育时，必然会讲到怎样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如果讲课时只是简单地把哪种利益、哪种需要放在首位，把别的利益和需要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等，就很难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如果采取案例教学的形式，从典型的事例入手，分析大学生就业应如何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各抒己见，比教师直接讲“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会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
4．4教育过程的整体性
它是指思想教育渗透到就业指导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并在每一次就业指导工作中艺术地体现出来。目前，在就业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即把思想教育、就业政策指导与求职技能指导割裂开来，使得思想教育显得十分枯燥无味，从而影响思想教育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就业技术指导教育似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不大，是就业指导工作中纯粹的“技术教育”部分，然而只要认真分析关于求职技巧的教学内容及教学过程就不难发现，求职的技巧、方法及手段实际上都有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之分。教师在授课时，总是会提倡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去获取自己满意的职业。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到求职的道德问题，而这正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论文摘要：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使采用员工激励机制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当今我国企业的必要选择。但广东中小企业现行激励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不能使员工充分地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本文认为，广东中小企业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效率，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的广东省中小企业迅猛发展。根据省中小企业局改革发展处《2005年广东省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评价研究》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底，广东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25769家，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的99．28％；资产合计达16969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的77．85％。2004年，广东省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达18847亿元，工业增加值5017亿元，实现销售收入18753亿元，利润850．88亿元，上缴利税1439．8亿元，分别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0．50％、70．80％、70．26％、66．77％和69．33％，并为社会提供了710．87万个劳动就业岗位，反映了广东中小企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突出表现了中小企业在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广东中小企业正面临着人才缺乏、人才流失等用人难的问题，缺乏合格和优秀的人才日益成为阻碍中小企业经济发展的瓶颈。广东中小企业也意识到人才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也着手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但收效不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中小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因此，必须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
所谓激励，就是创设满足员工各种需要的条件，激发职工工作动机，使之产生实现组织目标的特定行为的过程。激励这个概念用于管理，是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努力工作，完成组织的任务。激励机制，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通过激励因素或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也是企业激励内在关系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总和。企业实行激励机制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正确地诱导员工的工作动机，使他们在满足自身的需要的同时实现组织目标。通过激励机制的运作，一方面把本企业的优秀人才留住，并将有才能的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吸引过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提高工作绩效。因此，激励机制运用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企业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运用好激励机制，在工作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发全体员工的创造力，是开发人力资源的最高层次目标，也是所有企业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激励理论概述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激励研究的学者和企业的经营者，就非常关注激励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激励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需要层次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及公平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出版的《动机激发论》中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有各种需求，从物质到精神、由低级到高级，可分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最高层次的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他人重视，希望得到社会、他人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就是一种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标志。人的价值既包括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又包括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双因素理论该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1959年提出来的。赫茨伯格认为，影响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因素有两类：第一类是来自工作环境的因素，也称为保健因素。当这些因素有缺陷或不具备时，会引起员工的不满，而改善这些因素，只能消除不满，并不能起激励作用。它包括薪金、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地位、职业保障等。第二类是来自工作本身的因素，也称为激励因素。这类因素的改善，能够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和热情。它包括职业前途、责任感、受到器重、晋级、工作成就等。
期望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佛隆在1964年出版的《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的。佛隆认为，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大小及期望值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工作积极性。期望值是指对某种激励效能的预测，目标价值是指激励效果对本人的价值。期望理论的公式为：激励力量=目标价值×期望值。
公平理论该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65年提出。公平理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不仅受其所得的绝对报酬的影响，而且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即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付出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与他人付出的劳动所得的报酬相比较，还把自己现在付出的劳动所得的报酬与自己过去的劳动所得的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如果两者相符合就有公平感，反之则产生不公平感。
二、广东中小企业员工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分析
广东中小企业员工激励机制是很不完善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注重物质激励。忽视精神激励
物质激励是指通过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职工工作。精神激励即内在激励，是指精神方面的无形激励，包括工作上的成就感，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物质激励是目前广东中小企业常见的一种激励模式。根据广东省中小企业局2005年9月在全省开展民营企业人才状况问卷调查，在问卷列出的造成人才缺乏的七种原因中，认为难以提供较高的薪酬和福利是人才缺乏主要原因的企业最多，为32．27％；在问卷列出的解决人才缺乏的四项措施中，有46．29％的企业曾采取提高薪酬和福利的办法来解决；至于员工自动离职的原因，认为是工资收入低的企业最多。(《广东省民营企业人才状况问卷调查报告》。(文章来源：广东省中小企业服务网)。可见，广东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只有物质奖励才能留住人才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是忽视了精神激励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员工的积极性，产生激励与需要的错位。
(二)注重直接的物质激励。忽视间接的物质激励
广东许多中小企业在进行物质激励过程中，只重视用金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接的物质激励，忽视间接的物质激励，如福利、保险、培训等。广东中小企业在劳动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相当不完善，有些甚至是空白。许多企业主不帮员工购买社保，能逃则逃，应付了事；有的企业采取少报、瞒报外来工数量，以便少购买社保，或利用年检突击参加保险等。据有关方面调查，目前，我国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约为80％，其中，国有企业已达96％，城镇集体企业为53％，其他经济类型的企业只有约32％。大多数私营中小企业、外资企业都未参加社会保险。少数中小企业主只顾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而没有考虑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发展，使企业员工缺乏安全感，造成企业人才流失，使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
(三)激励的方式和手段单一。缺乏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激励的起点是满足员工的需要，但员工的需要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和动态性，即员工的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激励的方式和手段也应该随着员工需要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对普通员工要有相应的技能培训；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激励，除了提供薪酬之外，还应该有许多福利待遇以及高投入的培训机会等。而广东许多中小企业对所有人采用同样的激励手段，就是低工资加奖金。虽然有的企业也会根据经营业绩给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年终奖励，少数企业近年开始试行年薪制和员工持股制，但也还不够完善。并且在员工培训方面认为人才培养的成本高于直接招聘的成本，人才培养的技术越高，人才流失得越快，所以企业不重视也不愿意进行人才培养。根据对广东省614家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显示：采用上岗前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的有324家，占52．7％；采用边干边学式培训的有271家，占44．13％；仅有14家企业将员工送学校培训，占被调查企业的2．28％。竟然还有82家企业对员工培训未作任何安排，占14．06％。至于高费用的高级人才培养他们更不愿投资，宁可从市场上招聘相关专业人才。
(四)负激励为主。正激励为辅．
正激励就是对员工的符合组织目标的期望行为进行奖励。负激励就是对员工违背组织目的的行为进行惩罚。正激励能使人产生积极的情绪；而负激励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容易产生挫折心理和挫折行为。因此，在管理中应该以正激励为主，负激励为辅。而广东中小企业在正负激励的应用中，虽然也运用正激励的手段，但更加注重负激励。如企业管理者违背法律法规，制定详细的各种管理条例以约束员工的行为，表面来看是管理的“规范化”，但这样会使员工产生消极情绪，缺乏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逐步丧失真正自我思考与创造的能力。过多的负激励还使员工容易产生挫折感和对立情绪，最终难以通过不断的自我激励来激发更多正面的行为。
三、完善中小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的对策
(一)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
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作为激励的两种不同类型，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物质激励主要是付给劳动者的薪酬，薪酬可以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和成就需要，调动员工的劳动热情。为了使物质激励起到更好的激励作用，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设计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员工认为薪酬分配是公平的，才可能使薪酬发挥激励作用。二是设计对外具有竞争性的薪酬，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精神激励就是满足人的较高层次需要即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精神激励对于层次比较高的人的作用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群体要有针对性地给予适当的精神激励，以此产生积极的效果。
(二)建立福利激励机制
福利反映了企业对员工的长期承诺，建立一个深得人心的福利制度，比高薪更能有效地激励员工。企业给员工完善的福利保障，一方面可以满足员工的安全需要，使员工无后顾之忧，不仅可以提高员工的士气，还能够使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员工之间的凝聚力，有利于公司留住现有的优秀人才，同时也会吸引其他企业的高层优秀人才。很多中小企业正处于创业之初，抗风险能力弱，更需要完善的福利保障计划来稳定现有员工队伍与吸引人才。
(三)激励要因人而异，因需要而异
管理者要考虑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并为每一层次的需要设计相应的激励措施。对经济基础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普通员工，先以物质激励为主，精神激励为辅，逐渐引导他们追求高层次的需要，使精神激励占据主导地位。对高学历、高素质的员工而言，由于他们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高层化，他们不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且也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对他们的激励主要在于激发其高层次动机，如工作上的成就感、职业生涯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激励。
(四)坚持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激励原则
奖励和惩罚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两种手段，是对员工进行激励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做到奖功罚过、奖优罚劣、奖勤罚懒，才能真正调动起员工的工作热情。但是，惩罚具有负作用，员工受到惩罚后不可避免地产生挫折心理，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员工出现严重的挫折心理和挫折行为，激化企业内部矛盾，无法达到调动员工积极性的目的。因此，在激励过程中，应该多采用奖励的方式，调动员工的积极情绪，少采用惩罚的方式，以减少员工的消极情绪，坚持以正激励为主，负激励为辅。
(五)关注员工成长激励
成长激励就是重视员工的个体成长和职业生涯设计，给员工成长、发展、晋升的机会。成长激励对企业知识型员工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工作激励，企业要使工作内容丰富化和扩大化，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工作本身更有挑战性，给职工一种自我实现感。其次是培训激励，广东中小企业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企业员工在各自不同发展阶段内各自不同的培训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三是帮助员工设定职业生涯目标，使个人的职业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相匹配，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并使员工的个人发展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最佳的结合，与企业结成长期合作、荣辱与共的伙伴关系，使员工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一致，共同成长。
(六)注重情感激励
情感因素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是人的行为最直接的一种激励因素。因此，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情感激励，真正关心、体贴、尊重、爱护员工，多从员工的角度来想问题，理解他们的需要；培养员工的团结合作精神，增强他们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及对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情感激励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关心员工，为他们排忧解难。二是要注意经常与员工沟通。三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加强企业的内聚力，使员工心情舒畅，努力工作，使企业成为团结战斗的集体，形成团体优势，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
【摘要题】出版与法制
【关键词】版权/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博弈论
孤立的、静止的把版权产业和版权制度置放于一国的参考系中进行分析，观察到的现象和结果往往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对版权产业的属性、版权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版权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所作出的判断难免渗透着片面的、主观的色彩。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一国主体很难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组织对一国经济构成的压力和危机，也无法体验到本国和它国之间发展上的距离。正如1979年，中国与美国就《中美贸易协定》进行双边谈判时，封闭国度里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一样，更对美方坚持在协定中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感到困惑和不解。于是，知识产权（含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就成为当时不容回避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成为法学界重点关注和探索的问题。此后，中国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和协定，并初步建构起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框架体系。由此推论，固守“围城”内的价值判断标准，无异于“坐井观天”。版权产业作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崛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对其在一国的价值定位应该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确定，即将诸多国家的同质物纳入同一个参考系中，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衡量，才能找到差距、感受压力、体验危机，才能把握定位、完善对策、实现发展。
一、版权产业的内涵——不同法律语境下的分歧
版权产业是指以版权为核心基础的产业，故对版权产业内涵的研探离不开对版权属性的分析。综观世界各国的版权制度，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版权的定位上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不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也造就了不同的法律用语。从共性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版权立法基本上都将版权确定为无形资产权，都对版权进行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划分，也都将版权视为作者依法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独占、处理和使用自己作品的专有权利。但是，各国对版权价值属性的归纳，对版权是否可以卖绝、是否可以全部转让等版权使用问题的阐释，却因立法内容的不同而存在个性上的分歧。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中，版权的价值支点是构筑在“财产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版权的商业目的，认为版权的实质是复制、传播作品的权利，故美国为保护作品文化传播功效的充分实现，在立法内容上多出于商业贸易的考虑，坚持版权的单一财产性质，而淡化作者的人格利益。例如，美国1976年《版权法》（现行版权法）第201条规定“著作权可以通过任何方式或实施法律而转移”，而且版权的有期限转让和无期限转让、全部转让和部分转让等均被法律所许可。究其美国版权立法动因，一种深邃的“契约论”式的法律观念贯穿于其中，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将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作为第一要义，而是侧重于对作者经济权利的保护，要求作者更多地创作并传播优秀作品，以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并最终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之相反，中国版权的价值取向是将“人格价值观”作为版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坚持的是以保护作者人身权利，或者说是精神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理念。这种思想在中国加入WTO前夕，于2001年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中仍有所体现。在该法中，为缩短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之间的差距，以顺应国际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中国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认版权中的财产权依法可以转让。承认版权的经济属性，全面保护作者的经济权利是新修改的《著作权法》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著作权法》关于版权转让的规定未能细化，许多敏感问题至今在学理界并未得以解决。例如，比之传统物权，版权的对象——作品是无形的，无形之物能否像有形商品一样在交易中被全部转让，即一次性卖绝版权；如作品项下之权利不能全部转让，版权所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转让时有无期限制约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版权价值观的问题。美国的版权法公开宣称“财产价值观”，确定本法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中国的版权法主张“人格价值观”，视作品为作者智慧的结晶和人格的延伸，但又羞羞答答地承认作品中财产权利的经济属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版权法中，找不到有关版权保护标准的法律依据的主要原因。显然，中美版权价值的取向标准迥然不同，这一差异对各自版权产业的形成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
“版权产业”这一概念最早于1978年在瑞典首次提出，1990年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开始对本国版权产业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该研究在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关于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界定。版权产业并非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对此内涵的定位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挖掘出了版权产业最为核心的属性，即版权产业首先应该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是以版权为基础的，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享有版权的作品有关的，在行为规范上直接或间接地接受版权法律及相关法律调整和制约的产业部门。的确，在美国社会，从作品的创作、传播到利用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出版业、唱片业、电影业、广播电视业、广告业、软件业，还是演出业、娱乐业；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部门，还是新锐的产业部门，都无一例外地依赖于享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都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一旦版权失却或丧失经济价值，所谓版权产业将不复存在。这就是版权产业的本质之所在。显然，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属性的定位和美国版权法关于版权为单一财产属性的认定一脉相承。其次，关于版权产业外延范畴的界定。版权的涵盖面十分广泛，大到产业集团、公司、企业，小到自然人的创造性活动均涉及到版权，故版权产业的外延可谓错综复杂。为了准确核定版权产业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经济学家们对版权产业的界定确定了两大标准：一是凡不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不列入版权产业；二是不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不列入版权产业。[1]在此基础上，将版权产业分为四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核心版权产业，是指直接创作享有版权的作品和生产受版权保护产品的行业，如影视业、唱片业、书籍、杂志、报纸出版业、计算机软件业、广告业以及电台、电视传播业等。这些产业以创作、传播及利用有版权的作品而生存和发展；第二部分为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享有版权，如建筑业、纺织业等；第三部分为版权的流转产业，是指将其所拥有的版权推向市场的行业，如发行业、服务运输业、图书批发与零售业等；第四部分为相关版权产业，是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版权有关的产业，如电视机、计算机设备产业等。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全体版权产业”。由此可见，美国对版权产业内涵与外延范围、组成部分的界定已较为成熟，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反观中国，与美国对版权产业认识上的分歧在于：美国对版权产业属性的界定是建立在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之上，版权可以卖绝、可以全部转让是美国版权产业内涵得以确立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版权产业本质上体现出的核心思想。与之相反，中国版权制度的设计中，卖绝版权、全部转让版权均是依法受到限制的行为。因而，在中国版权立法体系中，版权单一财产性质的立论是不成立的，尽管在立法上给作者的财产权利保护留出了必要的空间，允许作者对其财产权利实施许可和转让，但从版权法的立法宗旨上可以看出，强调更多的仍是对作者人身权利的保护。所以，在中国学理界，版权产业是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版权能不能作为知识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易、版权的转让有没有底线的限制等均是一些不确定的概念。理论上的不确定性是中国版权产业建构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二、版权产业发展现状——博弈竞局中的差异
博弈论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是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博弈理论，博弈是指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对抗或合作的人类，面对一定的环境，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对策略的选择和实施，而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行为过程，亦是一种竞争过程，其竞争结果将成为衡量国与国之间、不同的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如果以博弈论作为一种视角，将中美版权产业苑于同一个竞争格局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对各自的版权产业发展现状作出客观的评判。
首先，关于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版权产业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人类跨越了几千年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时代之后，正在进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所代表的是以新技术、新材料、新信息、新的管理方式为主导的创造性产业对传统的工业经济的超越。所以，知识经济的出现为各国的版权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但是，宏观环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不可能为世界各国的版权产业发展带来均等的机遇，因为各国版权产业基于本国“知识化”的程度和基础而建立起的国内微观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近10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地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型。如果说英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历史的话，那么美国则以电脑、软件、版权产业拉开了知识革命的序幕。实际上，在人们尚未认识版权产业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和重要的贸易活动来研究的时候，美国人已率先顺应时代的潮流，建立起了版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它同其他有形资产一样，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其价值的学理体系，同时，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为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交易程序的建立和完善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版权就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中，以其特有的“知识升级”方式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并以超过其他传统资源的优势而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是被知识经济的潮流推进了知识社会的门槛，但就自身肌体的承受能力来看，在现有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基础上去实现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是有难度的。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经济振兴和发达，不仅仅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对无形资产的创新和运用，这恰恰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中国社会整体的“知识化”程度和基础太低，其对无形资产的创造能力和利用能力也太低，这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以版权产业为例，在我国经济部类的类别划分中，并没有版权产业这一知识经济类型的产业部门，版权产业在国家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所发挥的作用很难界定。究其原因，一是在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创作上存在着质量、数量、创新程度不足等因素；二是在对版权的传播和利用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中国传统的版权理论让怀抱传统观念的人看不到版权对于产业的意义，也就不可能积极地对版权进行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更不具备形成较为成熟的版权传播和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其二，与传统产业不同，版权产业是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产业。版权是无形的，但其经济价值需通过有形的产品和产业来体现，通过有形的市场来体现。版权产业这一特殊性质，对其依赖的市场条件有了特殊的要求，它不仅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制，更要求有比较完善的市场交易制度和适宜的交易方式、交易程序，以便顺利实现其价值。就此而言，由于中国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较低，营销观念与管理手段陈旧落后，加之中国的文化业、知识业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因而在市场的发达程度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上，产业规模的发展上，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最佳配置上，都还不具备为中国版权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完善市场环境的条件。
由此可见，在版权产业生存的社会环境上，中美双方形成的是知识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开放型理念与保守型理念之间、高度完善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相对封闭的、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
其次，关于版权产业的经济影响力。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科研成本的提高，技术更新周期的加快，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着根本的质变，即从传统商品为主的有形贸易扩展到包括知识产权贸易在内的无形贸易。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发达国家都将眼光投向了信息产业、知识产权等朝阳产业。事实证明，这些产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产业影响力。以美国版权产业为例，在美国，近20年间，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也是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在这里，有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根据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2002年的《美国经济中的版权产业》年度报告显示：在产值增长速度方面，2001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增加值为5351亿美元，比2000年的5178亿美元增长2.65%，其增长速度为3.34%；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方面，1977年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为2.20%，1987年增加到3.25%，2001年增加到5.24%；在对外贸易方面，1991年美国的录音、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和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为361.9亿美元，到2001年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增加了1.5倍，达到889.7亿美元，其平均增长速度为8.5%，超过了汽车、飞机等任何一个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美国仅核心版权产业的产值已超过所有主要制造业产值的总和，成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大亮点。这说明，美国的版权产业已成长为一个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产业部门。
每个国家都有涉及版权的产业，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版权产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优势，中国亦是如此。在中国，由于对版权产业内涵确定上的模糊性，围绕版权产业进行专门性研究和统计的基础并不成熟，目前，中国涉及的仅仅是对与版权有关的出版业、电影业、软件业等行业的统计。透过每一个相关行业的统计数据，反映出的是行业产值低、贸易逆差大等实质性问题。例如，美国1991年和2001年软件出口分别为196.5亿美元和607.4亿美元。中国在1991年还谈不上软件产业，2000年中国软件产业总值230亿元人民币，即不到30亿美元；2001年全美电影票房达80亿美元，1999年中国电影（含进口片）票房总收入不到1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电影票房的大约1.5%；2001年中国书报刊进口额为6904.13万美元，出口额1763.94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近4倍。同年美国同类产品年度出口额为40.3亿美元，是中国的228.46倍；2001年，中国音像制品进口额为1072.74万美元，出口额共计76.92万美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同年美国仅录音唱片与磁带（不包括版权贸易）出口额就达95.1亿美元，是中国的12363.5倍等。这一组对比数字表明，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版权产业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独立的经济部门，其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显著，更不具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实力。
三、版权制度供给——立法完善程度上的距离
著名学者郑成思先生认为：“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都存在权利的取得、维护和利用三个主要问题。就版权而言，权利的利用占突出的地位。因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才是版权制度最初产生的原因，也才是维护版权的主要理由”。[2](P2)所以，版权制度应该是用来调整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使用者三方利益的制度。利益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法律权利，版权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权利关系的法律文本。故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均把版权制度的创制过程中，版权法的立法、执法等方面的完善程度看成是实现权利人权利，维护版权产业壮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时代，传统版权法中的三方利益关系在受到冲击的前提下，版权制度必须在新技术条件下寻找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新平衡机制，以实现权利人、作品传播者和利用者的共同认可。所以，版权制度供给的充盈程度能否顺应新时展的需求，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版权产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用这一客观标准去衡量各国版权制度发展现状时，美国较为完善和发达的版权法律体系让我们领略到了美国版权产业如火如荼的真正原因，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版权制度供给不足上的尴尬。
就版权制度而言，美国是现今世界上版权制度最为健全和发达的国家，其版权法律体系经历了一个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从不成熟到不断完善的漫长发展过程。纵观这一历史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权制度迅猛发展的深层次原因。第一，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部联邦《版权法》，其保护范围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的保护，而1978年美国制定的第三部《版权法》，其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特别是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对传统版权体系进行调整，及时将数字作品、网络作品苑于法律框架之下，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版权的保护范围。例如，199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录音制品数字表演权法(DPRA)》，首次规定录音制品数字传输的公开表演权（不包括网络传输），赋予电台广播更大的权限，使之免受表演权的控制。因特网普及之后，为了使广播电台网络传输受到法律保护，在1998年颁布的《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允许电台将音乐制品“临时复制”并对其进行网络传输，使“临时复制”行为拓展到网络空间。[3]可以相信，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会不断扩大，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信息化产品将获得版权保护。第二，在版权保护水平方面。20世纪初美国为保护本国出版商的利益，曾与一些美洲国家缔结了保护水平较低，并注重国内版权保护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二次大战后，美国出版业得到迅猛发展，版权保护的重心开始向国外拓展，版权保护的水平亦有了显著的提升，其标志是1989年美国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至此美国的版权法律体系正式与国际接轨。此后，美国积极推动和参与国际条约的形成、制定，使国际条约向着有利于本国版权利益的趋势发展。例如，1995年1月1日生效的WTO三大实体协定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其缔结过程中美国就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TRIPS协定是一部对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较高的国际条约，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因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的知识产权制度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是一致的。第三，在立法速度方面。近20年来美国的立法速度明显加快，立法完善程度明显提高。有关资料表明：仅1992年1月1日至1993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有关知识产权的法案、修正案及决议就有33个；仅1996年至1999年，有关数据库的立法提案就有“数据库投资与知识产权反盗版法”、“信息汇集反盗版法”、“数据库公平竞争和促进研究法”和“数据库反盗版法”等法案。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正式出台，这预示着国际条约已对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反映。为实施该条约，1998年美国颁布了新的版权法——《数字千年版权法》，该法删除了原版权法中与两条约不相衔接的条文，增加新的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条约的对接。第四，在版权限制方面，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扩展了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了对网络服务商的免责规定亦适用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条款、规定了非营利性图书馆和档案馆为内部存盘之目的，可以复制数字化复制件，如原数字格式已被淘汰的话，复制许可采用新的格式等条款。这些相关规定对原《版权法》合理使用范围做了重大修订。这说明，美国的立法质量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事实上，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许多内容上已超过了WCT和WPPT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保护力度，它对世界版权制度的发展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五，在版权性质方面。美国版权法公开宣称版权是私权，这一立法精神与TRIPS协定相衔接。TRIPS协定明确规定，所有WTO成员必须承认知识产权是私权，并且不允许成员对协定条款作保留。显然，TRIPS协定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以上五个方面的粗略论证可以表明，美国版权制度在其保护范围、条件、标准、内容及措施等方面均与国际条约形成了统一化的发展趋势，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对接从而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奠定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同样就版权制度而言，中国则是一个版权立法历史较短的国家。1990年9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版权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2001年中国加入WTO，并对国内版权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订。修订后实施的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在版权立法、执法方面，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TRIPS协定及其他国际条约之间也存着不同程度上的距离。对此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版权的性质方面，《著作权法》虽然也承认著作权是私权，但又规定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可以是作者，享有著作权，成为著作权人。这就使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所拥有的著作权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还是“私人专有财产”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版权属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必然影响到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因为，在版权贸易活动中，当涉及版权交易行为时，许可权、转让权、传播权和使用权的行使，都必须建立在版权属性清晰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成为版权交易活动中的障碍。第二，在版权保护范围方面，《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概括并不完整，特别是对版权的相关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科技发展中产生的新产品等如何纳入版权保护的范围，国家的立法还处在不完善状态。例如，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时代，对数字、网络作品法律地位的确立和保护，对网络空间中版权人、作品传播者、使用人权利的确立和保护等均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立法上的缺失必然使中国版权产业的贸易活动区域受到限制，因为我们失去的是对一个特殊领域内产生的智力成果的保护和利用。第三，在版权保护内容方面，TRIPS协议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许多方面不尽协调。例如，就国民待遇而言，TRIPS协议规定计算机软件作为文字作品可自动取得版权，而我国法律规定软件登记是取得法律保护的前提。尽管国务院在颁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公约的规定》中对此进行了修正，却又规定了自动保护仅适于外国作品，从而形成了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国民待遇问题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双重标准”不能不说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的一大遗憾。第四，在数据库保护方面，《著作权法》没有对数据库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按TRIPS协定的规定，有独创性的数据库都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第五，在版权限制方面，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在权利限制问题上没有明显的突破，与TRIPS协定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在权利限制的内容上，《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范围、强制许可范围的规定与TRIPS协定直接发生冲突；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限制上，《著作权法》没有对两者加以区别，而TRIPS协定对邻接权的限制明显比著作权的限制更窄等。第六，在版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方面，TRIPS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实施的国内法，以便有效地制止任何侵犯本协议规定的各种知识产权的行为。TRIPS协定与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有一个主要区别，那就是它对知识产权的执行作了许多重要而具体的规定，强化了知识产权执法的措施，这在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中是少见的。[4](P233)目前，我国版权保护的执法水平还不能达到TRIPS协定的要求。例如，在如何有效地打击盗版问题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可循的、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实体依据和程序措施，这使中国在版权保护的执法方面，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双重压力。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说明，中国版权制度还不能为本国版权产业的国内发展、国际竞争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其法律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
四、启示——比较后的理性思考
在法制国家，版权产业经济与版权保护制度是一种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度与经济联姻，进而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在这方面，美国完善的版权立法及执法保护、发达的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结构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三者融合的互动性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启发我们理性思考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如何完善与发展的主要因素。当前，中国版权产业、版权制度在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可谓多矣，无论是面对国际竞争时应对措施的谋定还是国内相关法制体系的建构；无论是版权产业外部环境的优化还是市场机制为版权产业提供的条件；无论是行业自身的社会定位还是版权产业结构的划分；无论是版权资产的管理还是版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在这些关系到版权产业与制度健康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矛盾。这些问题不仅仅给中国版权产业这个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而获得更多契机的“朝阳产业”带来了现实的困惑，而且在制度具体解决方案的确定上也尚处于探索阶段。然而，真正堪称版权产业与制度的“高尔丁死结”问题还并未包括在上述所罗列的范围当中。笔者认为，版权产业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传统观念困境才是一个令人殚精竭虑的“死结”性问题，也是本文通过中美版权产业与制度的比较后归纳出的重点问题。
面对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我遵循“和谐、兴趣、成功”原则，通过革新教法，丰富教学形式，创设满足学生“求新、求趣、求美”需要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进行情感体验，使思想品德得到提炼或升华。追求教学途径多样化，教学方法和手段更加人性化。在教学中，我采用活动、探究的教学方式，在和谐、平等、互助的教学氛围中，很好地体现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情境。例如，在讲“家庭内的人际关系”这一内容时，我先放了一首“常回家看看”的歌曲，让学生感受父母的辛劳和他们对子女的爱。然后,我让学生讲一讲自己尊敬父母，关心父母或父母对子女关爱的事例。学生情绪立即高涨起来，发言踊跃，课堂参与积极，教学就在这样一种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进行。学生明确了，尊敬父母是最基本的儿女之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文献型的中学语文教材，收编了古今中外许多情文并茂的文章，它们在记载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积累的知识经验的同时，也记录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类心理发展的心迹，其中大多内容既映射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底蕴，又反映了中华民族博大、宽厚、雄浑的民族精神与风格。例如,在讲“热爱祖国的表现”这一内容时，我引用了陆游的一首诗《示儿》，该诗展示了陆游毕生爱国的心迹，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通过教师巧妙地把学生熟悉的课文引入德育课堂，使学生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与学生的实际紧密结合，真正做到“渗透”。因而,教师还要善于挖掘语文教材中的情感因素引入德育课教学，以情激情，诱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促使学生在学习政治理论，欣赏灿烂文化的同时，心灵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从而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二、创造育人环境，激发学生情感
职业学校的大多数学生表现出自卑、进取心差，意志薄弱、易冲动，甚至对一切事物都缺乏兴趣。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必须放下为师的“架子”，以朋友的身份走进学生，多给学生一点微笑，多一点幽默，主动亲近学生。教师要创造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与氛围，使学生体验展现自身才华，克服面临困难所带来的身心愉悦。所以，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内容时，尽量让学生的成功多于失败。成功时及时地给予表扬和肯定，培养他们对成功经验的重视；失败时不轻易责怪学生，帮助他们分析、查找原因，积累经验，提高参与的有效性，在德育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情感，在参与中求得自身的发展，树立自己的自信心。
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园环境、教室布置等都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陶冶学生的情操。学校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应当是净化、绿化、美化、文化。让花草树木抒情，让墙壁走廊说话。常新的宣传橱窗、文明展牌、醒目的名言警句，学校理念，活跃的学生志愿者、兴趣小组，广播站、校报、体现学校及学生特点的校服、校徽、校标及校史荣誉展，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校风，均是营造校园环境的重要内容，它能起到此地无声胜有声的效能。
三、创设实践机会，引发学生感悟
“理论往往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德育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生只有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给每个学生提供思考、创造、表现及成功的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品味情趣，熏陶情感，完善人格，才会产生更强的求知欲望。在实践活动中，我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看到、听到、想到、悟到情感教育的意义。例如,我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我爱我的专业”、“职业生涯设计比赛”，有多名学生获奖，从而树立了他们学习的信心。在社会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中，我联合校团委开展环保实践活动，通过发动学生广泛收集废旧电池、少用一次性物品等活动，强化了他们的环保意识；开展“参加社区劳动”、“参加校园志愿者”等活动，让学生感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增强了自信心；开展“走进吉鸿昌纪念馆”的教育活动，学生从中感悟到革命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区，广泛接触社会，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了对学生的情感教育。
每次实践活动后，我要引导学生反思。教师及时帮助学生解决活动中出现的困惑和面临的困难，促使学生形成乐观、进取、坚毅的生活态度。社会实践活动为情感教育创设了良好的发展场所，学生在真实、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中体验为社会做出奉献，为他人提供帮助带来的欣慰。
总之，我尝试着让德育课逐步走向生活化，使课堂洋溢着生活气息。作为德育教育的实践者，我们应积极投身于生活，用发现的眼光对待生活，用生活化的气息感染课堂，用实践的真谛引导学生，用人性化思想塑造学生，构建一个和谐的课堂，营造一方情感的天空，使我们的孩子在这里自由呼吸，自然成长，自如生活，使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托起我们伟大祖国新世纪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田雷.德育［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21-61
[2]张秀娟.职业学校德育课与自主创业教育［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6,(5).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1.参赛选手。参加大赛的全国13所高职类院校，6所中职类院校，76名学生(高职组52名，中职组24名)分别来自华北、西南、东北等7个不同地区。参赛情况见表1。2.比赛项目。比赛包括画经点穴、针灸技术、推拿手法、保健按摩、推拿练功5大项，每大项下面又包含具体的小项。具体的比赛项目及分值比见表2。［1］3.裁决与评判。裁判委员会下设命题组和评委组，命题组由业内知名专家担任，专门负责命题和建立题库工作，保证了竞赛命题的有效性和保密性;评委组由组委会商请各参赛学校，推荐作风好、技术精、经验丰富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人员出任。其中每个比赛项目设5个裁判员，由每个参赛学校推荐的裁判员担任，从而保证了竞赛裁判的公正性。由于推拿手法和保健按摩项目操作类似，所以两个比赛项目由同一组裁判员评分。评分采用裁判员现场观察评判，不同性别、不同组别及不同地区的评判标准是统一的，每个项目的裁判人员也是固定的，最后的平均分就是该选手在此项目上的最终得分。
(二)研究方法
第一，样本所在总体，即全国高、中职院校针灸推拿专业学生，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掌握情况可认为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而且不同性别、不同组别的比赛得分可认为是两个独立的样本，故运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对不同性别、不同组别在5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进行检验。第二，由于对全国各地区高、中职院校针灸推拿专业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没有把握，因此采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本研究涉及全国7个地区的独立样本，故采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三)统计软件
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假设的提出
H1:高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2:中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3:样本所在总体不同组别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4:高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H5:中职组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5项技能上无显著性差异。
(二)假设的检验
1.高职组不同性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3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高职组不同性别学生在5项比赛得分中，除针灸技术外，其他4项男生得分均略高于女生，但样本所在总体男生是否优于女生，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见表4)，在进行两独立样本T检验之前，先要通过两总体方差相等的F检验，根据F检验结果，选择两样本等方差T检验还是两样本异方差T检验。［2］从表4中可以看到，除针灸技术外，其他4项对应的概率P值均通过P＞0.05的Levene方差齐性检验(置信区间95%)，因此应看第一行(Equalvari-ancesassumed)T检验结果，其中推拿手法T统计量的观测值为3.284，对应的双尾概率P值为0.002，由于显著性水平为0.05，得出P＜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推拿手法上有显著性差异。而画经点穴、保健按摩、推拿练功对应概率P＞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另外，由于针灸技术F统计量的观察值为13.416，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1，小于0.05，所以两总体方差不齐，应看第二行(Equalvariancesnotassumed)T值及伴随概率P值，［3］由表4可知对应概率P值为0.087，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针灸技术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1。2.中职组不同性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5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中职组不同性别学生在5项比赛得分中，除画经点穴男生得分略高于女生外，其他4项女生得分均高于男生，但样本所在总体女生是否优于男生，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在总体方差F检验的基础上，5个比赛项目双尾概率P值均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5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支持假设H2。3.不同组别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从表7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除保健按摩得分高职组明显高于中职组外，其他4项得分都是中职组略高于高职组，但样本所在总体中职组是否优于高职组，还需进行显著性检验。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8)，在总体方差F检验的基础上，只有画经点穴、针灸技术、推拿手法双尾概率P值大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保健按摩、推拿练功的双尾概率P值小于0.05，说明两样本所在总体在以上2项技能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3。4．高职组不同地区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华东、华中、西南、西北、东北5个地区的16所高职类院校52名学生在5个项目上的比赛得分为样本，分析5个地区的高职组院校学生在各项技能上的显著性差异。由于对全国各地区针灸推拿专业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没有把握，因此采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主要包括中位数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在两种检验方法中，前者比较适合观测值数量较多的情况，［3］根据本研究需要，选择Kruskal－Wallis检验。从表9中可以看出，华中地区的学生在画经点穴、针灸技术、保健按摩3个比赛项目中得分最高。西北地区的学生在画经点穴、推拿手法、保健按摩3个比赛项目中得分最低。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10)，针灸技术、保健按摩、推拿练功项目对应概率P值分别为0.029、0.007、0.013，如果显著性水平为0.05，由于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高职组不同地区间在以上3项技能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4。5.中职组不同地区间在各项技能上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以华东、华南、华北、西北4个地区的6所中职类院校24名学生在5个项目上的比赛得分为样本，分析4个地区的中职组院校学生在各项技能上的显著性差异。同样选择Kruskal－Wallis检验来进行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从表11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学生在5个比赛项目上得分差距甚微。对显著性进行检验(表12)，只有针灸技术项目得分对应概率P值为0.020，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中职组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技术上有显著性差异，部分支持假设H5。
三、讨论
(一)样本所在总体不同性别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4和表6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间，无论高职组还是中职组，5项技能中除在推拿手法上有显著性差异外，在另外4项技能上均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推拿手法主要包括一指禅推法、衮法、搓法、抖法、振法等手法，对力量及力量的持久性的要求比较高，而男性力量相对要比女性要好，所以在实际操作中，高职组男生的推拿手法平均得分为23.718，较高于女生的平均得分23.306，且有显著性差异。而中职组的学生年龄偏小，男女学生正值发育期，在身体力量上没有太大差距，在比赛中女生平均得分为23.700，略高于男生的平均得分23.631，但没有显著性差异。
(二)样本所在总体不同组别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8可以看出，不同组别之间在保健按摩、推拿练功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3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由于高职组和中职组院校生源文化素质的差异，以及对针灸推拿专业重视程度的差异，所以在教学成果上难免会出现差距，这在比赛成绩上也得到验证，高职组在保健按摩上的平均得分为19.726，明显高于中职组的平均得分18.547，且有显著性差异。而在推拿练功上，中职组平均得分高于高职组，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中职组在推拿练功比赛中只有太极拳项目，没有易筋经项目的原因，所以出现分值的差异。
(三)样本所在总体不同地区间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的差异分析
从表10、12中可以看出，高职组不同地区之间，在针灸技术、保健按摩、推拿练功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2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中职组不同地区之间在针灸技术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另外4项技能上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由于全国高、中职类院校的学制都是三年，针灸推拿专业的教材基本上也是全国统一，差异的是全国不同地区的手法特点，如南派北派等划分，并不能说哪一派更好，但整体的手法类型还是大致相同的，所以全国各地区在针灸推拿各项技能上出现差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四、结论
论文摘要：控制点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变量，描述了个体对外界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包含内控和外控两个维度。控制点对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等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人际交往和领导者行为等工作行为均有一定的影响，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工作结果。本文在对控制点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应该在纵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四个方面有所加强。
人格理论的发展带动了心理学各领域的进步，人格因素在工作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受到人力资源研究学者的关注。控制点体现了个体对外界环境和事件的控制感，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变量，它对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等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领导者的行为等工作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应用广泛。
控制点的内涵
控制点的概念由Rotter（1966）首先提出，Rotter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不仅由目标或者强化的重要性或者特性决定，而且由人对这个目标的期望决定。控制点是个体对于事件结果在自己控制之内还是之外的一般期望。Lefcourt（1972）认为控制点是指对自己决定生活结果的信念。内控者认为自己努力就能够决定自己生活的结果，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外控者认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是由超出自身的力量决定的，像运气、机会或者有权利的他人的帮助。Spector（1988）认为控制点是一个人影响特定工作结果的信念。
控制点的测量
为深入探讨控制点与后果变量（态度、行为）的关系，研究者们以提出的控制点概念为基础，开发出控制点量表。Rotter认为控制点是单一维度的，范围从内控到外控。他首先于1966年开发出内外控量表，并在很多研究中使用并推广。但是Rotter的量表还存在问题，比如他提到的控制点是“好人－坏人”的诊断标志，而且很多研究也显示控制点并不是单一维度的。Levenson(1974)开发了“内控、有权利的他人和机会量表”。在这个量表中，除了内控的分量表外，Levenson也将外控分为机会和有权利的他人两个分量表。他通过假设三个独立的维度(内控、有权利的他人的控制、机会的影响)扩展了控制点的概念。
随着人们对特定领域控制点的关注，研究者们逐渐开发出特定目的适用于特定环境的控制点量表，而不是像Rotter的一般性量表，这些量表更具有更高的内容效度和预测效度。如Spector(1988)开发了适用于工作场所的工作控制点量表，Chung(2002)开发的销售人员控制点量表等。
控制点的影响效果
（一）控制点和工作态度
1.控制点和幸福感。国外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控制感的概念是预测幸福感的最佳指标。Judge等阐述了控制点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他们认为控制点是自我评估的基本组成部分，内控者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价值评估，而外控者则表现出消极的自我价值评估。因而，内控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表现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幸福感和生理健康水平。
2.控制点和工作满意度。Spretizer的研究表明当员工感到自己能够创造和管理自己的工作角色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会感觉到更多的能力和能量。Judge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自我评估（包括控制点）和工作满意度相关，他在2001年的研究显示自我评估和工作满意度的相关是0.41。他同时揭示了自我评估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机制。这个研究结论得到了Srivastava、Locke和Judge(2002)的实验室研究的支持——那些在自我评估上得分高的个体会选择更为复杂的任务，任务的复杂性是自我评估和任务满意感的中介。蒋奖(2004)的研究也表明工作控制点对工作满意度有很好的预测作用。Spector(2002)对五大洲的24家公司的跨文化研究显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是控制点和工作中的幸福感-工作满意度、心理幸福感的重要中介。
3.控制点和工作压力。研究发现，具有内控观念的人会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具有外控观念的人则认为自己的命运由外部力量主宰。当内控者和外控者面对相似的工作情景时，内控者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可以对行为后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故采取行动以控制事情的发展。而外控者则更多倾向于消极防守，不愿采取行动来缓解压力，容易产生无助感和压力感。Jean（2005）的元分析也发现，现在的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外控的人格特质，更多的人对压力进行了无效的管理，展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
4.控制点和工作动机。Thomas认为内控者比外控者更有可能获得想要的工作结果，更有可能表现出更高的内部工作动机，更加投入自己的工作，更多的从事于投资自己未来工作的发展性活动。Thomas在对2006年以前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内控与工作动机存在正相关，其中内控与内部任务动机的正相关r=0.18，与期望（努力与绩效）的正相关r=0.32，与工具性（绩效与奖励）的正相关r=0.29，与工作投入的正相关r=0.22。另外许多研究也显示，控制点对工作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工作动机作为中介发生作用的。
5.控制点和组织承诺。Luthans(1987)对组织承诺的前因变量的研究中指出控制点和组织承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许多研究也显示，外控者不太可能对自己的组织有所承诺。Coleman(1999)对232个加拿大政府结构的员工进行的研究显示，内控与情感承诺呈正相关，外控是与持续承诺呈正相关。
（二）控制点和工作行为
1.控制点和工作绩效。大量的研究已观察到控制点和工作绩效的相关，比如Judge（2001）的元分析发现自我评估的四个维度和工作绩效的相关平均值为0.23，并指出两者的关系可能是由工作动机作为中介的。Thomas（2006）的元分析也发现了控制点和任务绩效以及职业生涯成功之间存在相关。Mirjam（2004）对6111个美国年轻人的纵向研究表明，控制点对个人的工作绩效（小时工资）有预测作用。但是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内控者比外控者的绩效更好，而另一些研究发现控制点和绩效没有关系或者外控者的绩效优于内控者的绩效。
2.控制点和人际交往。Kapoor（1986）和Ringer（2000）研究发现内控者比外控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技巧来处理社会关系。内控者比外控者更有可能先开始社会关系(Turban&Dougherty，1994)，影响他人(Phares，1965)，更有可能被其他人理解成为群体领导(Anderson&Schneier，1978)。Martin（2005）的研究表明控制点是人们发展和上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3.控制点和领导者的行为。在领导者使用权利方面，Anderson等(1977)的研究发现，具有内控倾向的领导者在处理事件时更有可能表现出任务倾向，在压力环境下的表现比外控者好。但是，Durand和Nord(1976)认为完美的主管应该具有外控的人格倾向，因为在他们的研究中，外控领导者认为自己的下属有更多的开创，更加善解人意。在领导的行为方面，Howell（1993）的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与更高的内控呈正相关。一个企业家或者经理人的内控倾向和变革型策略(Miller，KetsdeVries&Toulouse，1982；Mueller&Thomas，2001)、财务绩效(Govindarajan，1889；Lee&Tsang，2001)和组织的生存(Anderson，1977；Boone，DeBrabander&Hellemans，2000)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4.控制点和组织公民行为。Phares(1976)发现内控点和社会情境中的帮助行为相关。然而，控制点和抱怨行为呈负相关，而抱怨行为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另一种形式。Blau(1993)发现内控点是和创新性绩效相关的，而创新性绩效是组织公民行为的一种类型。
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中小企业;内部会计;制度建设
中小型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对于促进市场竞争、推进技术创新,促进市场繁荣、方便群众生活、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小企业受经营规模、财力、人力、经验等因素的限制,企业组织体系通常采用垂直管理模式,管理跨度小、幅度窄,尤其是内部会计控制不健全,岗位设置、职责分工交叉重叠等现象严重,对中小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颇有影响。因此,根据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和经营管理的需要,帮助其建立健全有效的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尤为重要。
1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标准
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进行研究,特别是建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实施标准,对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和完善其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提高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保护投资人利益,提高企业整体的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应当遵循成本效益,突出重点、分清主次,灵活多变,因地制宜的原则。并且一般来说,有效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至少应实现以下几个基本目标:
1.1保证企业决策所依存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中也常见多地区的经营,这就使得中小企业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各种错综复杂的财务经营信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就是保证这些信息系统所产生的信息的可靠性和完整性,防止支持决策信息的错误和贫乏。
1.2保证企业各部门遵循已制定的政策、计划、外部法律法规。
政策、计划是企业管理层制定的,而法律法规源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遵循企业内部的政策、计划是为了保证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遵守法律、法规则有利于企业避免来自外部政府的惩罚损失。
1.3保护资产的安全。
中小企业应制定一系列内部控制制度,以实现保护资产安全的目标。如对资产接触人进行权限的限制,设置计算机密码和操作口令,聘用保安人员和对仓库保管员制定严格的物资流动程序等。
1.4提高经营活动的经济性和有效性。
中小企业应依靠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完整的会计核算,进而编制财务报告,并采用运筹学的方法分析各个经营指标的经济性,考察企业是否存在设备未能充分利用、费用核算不规范、工作人员是否超标和生产台班开工不足等情况,保证提高经营活动的经济性和有效性,实现企业财富最大化。
1.5保证实现企业所制定的经营目标。
中小企业的诸多经营活动和一切内部控制措施都是为了经营目标的实现,因此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应围绕企业的经营目标来建设,以确保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只有达到以上5个基本标准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才称之为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下,中小企业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2建立和健全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策划
我们应当坚持对中小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进行效益评价,分析其不足与有效性,其最终目标在于帮助中小企业建立起达到上述5大标准的有效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防范可能遇到的风险,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繁荣发展。中小企业规模小、资本和技术构成较低、机构简单、人员精悍,因而要结合这些特点,在控制上把握好“小而不粗、疏而不漏”的原则,从“实用、简洁、有效”着眼。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来建立和健全其内部控制制度。
2.1建立严密的财务控制
2.1.1不相容职务相分离制度。要求中小企业按照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的原则,合理设置财务会计及相关工作岗位,明确职责权限,形成相互制衡机制。
2.1.2授权批准控制制度。要求中小企业明确规定涉及财务及相关工作的授权批准的范围、权限、程序、责任等内容,单位内部的各级经办人员,包括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
2.1.3会计系统控制制度。要求中小企业依据《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制定适合本单位的会计制度,明确会计工作流程,建立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会计系统控制制度包括企业的核算规程、会计工作规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
2.2现金流量预算控制
中小企业应通过现金流量预算管理来实现现金流量控制。即要求企业加强现金预算编制、执行、分析、考核等环节的管理,坚持“以收定支,与成本费用匹配”的原则,明确现金预算项目、建立预算标准,规范预算的编制、审定、下达和执行程序。同时,根据年度现金流量预算制定出分时段的动态现金预算,及时发现和控制预算差异,采取改进措施,确保预算的执行。实施预算资金审批制度。
2.3应收账款控制
中小企业必须建立完整的应收账款核算体系,财务核算准确详实,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并且真实完整。同时必须制定相应信用政策评价客户资信程度。通常从信用品质、偿还能力、资本、抵押品、经济状况等五个方面来评价客户的资信程度。从而选择资信、信誉良好的客户,加强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确定收款率和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中小企业可以结合销售合同、确定收款率和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保证应收账款的安全性。落实专人专职负责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提高资金周转率。
2.4实物资产控制
实物资产控制是为保证企业实物资产安全、完整而采取的会计控制措施。具体内容主要有:第一,建立实物盘点制度。定期盘点存货等实物资产,与记录相比较,看是否存在缺损现象,并查明原因。严格控制对实物资产及实物资产相关文件的接触人员,以保证资产的安全。第二,及时入账。经济业务发生以后,必须立即入账,特别是现金、银行存款,要做到日清月结,防止挪用,保证资金的安全和合理使用。第三,做好档案保管。建立实物资产会计档案保管制度,便于业务复查。
2.5财务风险控制
债务就好比是一把双刃剑。有效地利用债务,可以大大地提高中小企业的经营收益。当企业经营好、利润高时,高负债会带来企业的高速增长。但是负债经营要承担相当的利息费用,并且债权人对企业的资产有优先求偿权。如果经营不善,或出现其他不利因素,则中小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的危险就会加大。
2.6管理信息系统控制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
作者简介：宫雪（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职业教育师资与科研。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5－0039－05
一、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明确
职业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涉及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指作为一个知识门类的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理论体系的明确、建构及完善；另一方面是指生产、创新、传播职业教育知识以及培养本学科研究人员的组织机构的成立、运作及其制度的建设。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伴随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的产生而起步，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助推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学科建设还较为薄弱，对实践的指导能力不强，这是职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们不能忽视的问题。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提，是基本概念的明确与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即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职业教育学科著作是学界对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研究的集中反映，是明确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依据。有研究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若干职业教育著作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1]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选取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若干本影响较大，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行了考察，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梳理，可以对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做如表1所示的类别划分。
表1的框架结构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已有的职业教育研究主题：自右向左是对存在着交叉或包含关系的各具体研究主题进行归纳的过程，自左向右则反映了职业教育研究者们在设计研究框架时所选择的切入点及演绎。
职业教育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对“职业教育是什么”的追溯和阐释。从职业教育的社会活动属性入手开展研究，实际上是对“为什么发展职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与个体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探讨，它触及的是职业教育的价值。从职业教育的教育活动属性入手，则面临的是“职业教育怎么办”以实现职业教育的价值的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
由此，本文将“职业教育是什么”（职业教育的本质）、“为什么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价值）、“职业教育怎么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界定为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它们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是“源”与“流”、本原与派生的关系，它们是职业教育中自在的、原生的、能够支配和决定其他问题的问题，是各个历史时期、各具体领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要充分反映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一般原理的普适性，同时也要关注当代社会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给出理论上的指导，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二、职业教育本质的分析与探讨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决定着职业教育研究对象及逻辑起点的划定，进而影响着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哲学基本原理和人学思想为厘清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路径提供了指导。
在哲学基本原理的语境中，“本质”与“现象”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与外部表现之间相互关系、反映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水平和深度的一对哲学范畴。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别与矛盾使科学研究成为必要，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从事物的现象入手，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分开来，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对比、比较中了解该事物的属性，把握它的质，进而从其本质属性入手，把握其本质，了解其发展规律。人学思想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探讨则为我们提供了职业教育本质研究的方法上的借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发现，包含着这样一些结论：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本质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2]据此，本文选择了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径，通过分析职业教育内、外部的联系来揭示职业教育的一般（普遍）本质和特殊本质。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