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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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方法；方法论；语文教育
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知识中心说”王尚文教授提出“语感论”认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而语文能力的重点是语感，王荣生教授提出“内容论”认为教学方式是重要的，体现先进理念的教学手段应该被大力发扬。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参考文献：
[1]王澍；柳海民. 从唯方法论主义到问题与方法论的统一――改革开放30年教育学方法论研究的知识论立场探寻[J]. 教育研究， 2011（1）：39-44.
网络数据库课程是一般分为三大模块：创建管理数据库及数据表、数据库记录的增删改查操作，创建管理数据库对象。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大量的知识点导致学生难以记忆、难以掌握，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不能灵活运用。为了在教学组织过程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在授课过程中将一个完整的案例拆分为若干具有鲜明特点的小案例，并从中分解出完成该案例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最后再以完整案例贯穿所学内容，最终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所学内容解决实际问题。在网络数据库中采用案例式教学具有以下优点：
1.1学习目的明确
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一个或几个独特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让学生在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中，建立起一套适合自己的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技能素质。在所有授课过程中，通过学生成绩管理系统及图书馆管理系统数据库设计及管理，讲解数据库理论知识，学生能够学有所用，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到实际项目中。
1.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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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较强的实践性
案例式教学过程中所选的案例必须与学生的实际项目需求相结合，所学案例要具有准确性及代表性，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对案例中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应有较深刻的认识，选择适合教学需要的高质量案例。所选案例必须与学生的实践项目相结合，通过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具备一定难度的案例，激发学生进行深入仔细地调查研究和分析评价，便于对这些难点和重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法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对案例进行完善和扩展，符合高职院校对学生能力培养要求。案例式教学实现了教学相长，即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是讲授者和组织者，而且是讨论中的一员，通过交流，产生思维共振和学术共鸣。学生的思维如果都活跃起来，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往往会超越教师，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学习成为可能。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法，积极实行启发式教学，对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运用已有的能力解决它，为学生提供在“做”中“学”的学习机会，为以后更快更好地适应就业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3结论
〔关键词〕西方法学,理性主体性,法官主体性,个体主体性,有限理性主体性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界标,它带来人性、理性和法治的精神,从此,个人不再依赖神的指引,成为具有理性的自由人,人成为私法自治的权利主体,人类思想的进化从神学阶段转入理性的主体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主体性理论进行解构,标志着另一个转折的出现。以主体性理论为向度,上述进程可以表述为“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主体性理论时代——后现代主义的反主体性理论时代”,当然,即使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今天,主体性理论仍占据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把主体性理论出现之前的神学时代看作是“神主体论”,则人类思想史可表述为“神主体性——理性主体性——个体主体性”,个性主体性阶段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理性的主体性理论的批判。用简明的哲学表述,这两个转换的标志分别是“上帝死了”、“人死了”。
受主体性理论的影响,法学以文艺复兴为转折点,从神学阶段转入形而上学阶段(法哲学),这一阶段以自然法学为主,以抽象的理性人为主体性,即“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但这时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不同。随着法学研究的科学化,19世纪中期出现了以法官发现、适用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理学,本文称之为“法官主体性”的法学。到20世纪晚期,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理论的批判,法学出现了以“个人主体性”为研究范式的萌芽,主要以批判法学派为主。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提供了一种具有建构意义的颇具解释力的主体分析理论。
一、理性主体性的法学——以自然法学为主线
西方主体性哲学肇始于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哲学命题。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主体性哲学的表达方式。主体性哲学思维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法律人格的塑造上。近代的法学把人看作是整齐划一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把人都当作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因而是自由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证的基础就是理性。
自然法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17、18世纪古典时代的自然法,都是以理性作为人类行为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律统治优于人治时说,“应由法律实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和理性应当行使统治;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人的欲望中就有那样的特性。热忱也往往会使拥有职权者滥用其权力,尽管他们是芸芸众生之中的最优秀者。因此,法律……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感情因素影响的理性。”中世纪神法法学也离不开理性这一范畴去解释法律,但认为人的本性是没有理性的,因此不得不运用理性去设计各种可行的方法和制度,来对付堕落的人类,因此体现理性的法律是神用来对付罪恶的产物。可见,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与文艺复兴后的自然法学不同,文艺复兴前的自然法学否认人具有理性,认为法的理性来源于上帝。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虽走下神坛,却被启蒙哲学家抽象化,成为脱离经验世界的超验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法律和道德不应当像以前的自然法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建立在经验人性(the?empirical?mature?of?man)的基础上,而应当建立在理性命令基础上的先验的“应然”世界。黑格尔认为,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使其自然的情绪、非理性的欲望、纯粹的物质利益服从于理性的、精神的自我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人,理性的基本要求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和权利。
法律上的人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抽象的理性标准来塑造的。法律鼓励人们的利益最大化的行动,因而契约自由是理性的。在法律责任的问题上,把自由意志作为承担责任的根据,这是因为既然人的行动是受自己自由意志支配的,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犯罪和侵权的行为人要为由自己的主观过错导致的损害后果负责,契约的当事人要为由自己自愿签订的契约负责。
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大陆法在17、18世纪基本上受理性主体性思想支配,但一个波澜壮阔的支流不容忽视,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学派。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并不认为法律是不能更改的理性的产物,而是复杂的经验环境的结果。他们反对把法律主体塑造成抽象的理性的主体,提出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法律的主体应当是民族,本文称之为“民族主体性”。萨维尼在《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中写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初期,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就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这些现象不是分离地存在着,而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性,在本质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我们看到的明显的属性。这些属性之所以能融为一体是由于民族的共同信念,一种民族内部所必须的同族意识所致。任何偶然或任意原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萨氏认为每个民族有不同的民族精神,因此有不同的法律原则,他反对在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得到彻底研究之前,根据自然法编纂民法典。
应该说,萨氏的“民族主体性”仍然是理性主体性的分支,其特点在于用民族理性代替一般的抽象的理性,强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对法律的影响。这种思想对我国法学发展亦有重要影响。邓正来先生曾撰文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概念,作为对盲目追求和接受西方法律价值的批判,实际上也是一种在后现代话语包装下的民族主体性的翻版。
萨维尼之后,他的“民族主体性”理论被其弟子演化成为概念法学。萨氏认为既然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长成的,那么,对于人们、特别是法律家(尤其指法官)而言,并不存在创造法律的问题,而只存在如何发现法律的问题。到了以温德夏特为代表的概念法学那里,法律规范具有其肯定的、不变的和确定的内容,“法律是一个包罗万象、完整无缺的规则体系,每项规则便是一个一般性的命题。只需运用逻辑上的演绎法,把它适用至个别具体案件之中,便能得出正确的判决。”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的极端发展,窒息了主体性的发挥,为新分析法学、社会法学所批判,即本文所称“法官主体性”所代替。
二、法官主体性的法学——以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主线
同概念法学一样,分析法学也认为法律是自给自足的体系,认为法律是者的命令,恶法亦法,我们暂且称之为“者主体性”理论。后来哈特发展了分析法学,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理论引入分析法学,形成所谓新分析法学。哈特认为,法律具有空缺或开放的结构,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法院在处理处于边缘地带的疑难案件时,必然发挥法官的主体性,进行法官造法。这种边缘的模糊地带,实质上是法律的不确定性。对于如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被许多学者划归权利法学派的德沃金教授提出另外的方案,他将法律中的规则和原则、准则相分离,规则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适用,而多个原则、准则可以适用于同一案件,法官对同时适用的不同原则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案件的“唯一正确”解。这是德沃金为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所提出的法律解释理论。
在法官的主体性上,新分析法学认为,法律是确定的,因此法官的作用只限于解释法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20世纪初德国产生了自由法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法官的直觉因素和情感因素,强调法官的自由裁定权,要求法官根据正义和衡平去发现法律。社会学法学的兴起,进一步贬抑了演绎逻辑推理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霍姆斯语)。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则把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到新的高度。卢埃林提出,法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规则的研究转向对司法人员的实际行为特别是法官的行为进行研究。他论证说,法律规则并不是美国法官判决的基础,因为司法判决是由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决定的。
法官主体性法学主要反映了普通法的特点和规律。这与普通法的预设前提是有关的,即法官是理性的代表,这个预设被认为是普通法的精神。1612年11月10日,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与詹姆士一世国王就国王收回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一事发生争执,国王说:“朕以为法律以理性为本,朕和其他人与法官一样有理性。”柯克回答:“上帝恩赐陛下以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微臣认为陛下对英王国的法律并不熟悉,而这些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权、财产等的案件并不是按天赋理性(natural?reason)来决断的,而是按人为理性(theartificial?reason)和法律判决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经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这里的人为理性,显然与自然法中整齐划一的抽象的理性概念是不一样的,而是法官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养成的理性直感。这正是本文将“法官主体性”独立于理性主体性的依据之一。三、个体主体性的法学——以后现代主义思想为主线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批判启蒙、批判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它认为启蒙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概念之上的,诸如主体、自我意识、理性、真理等等。后现代思想家从各个方面攻击了启蒙运动发明的“理性主体”。在结构主义看来,没有先于环境存在的主体,主体是被各种关系和结构建构出来的,孤独的个体其实并不存在,人就是某种结构或者关系所编织的一个巨大的网状物中的一个小小的网节,人永远都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的主体从来没有实现过。福柯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提出了“人之死”的说法。可以说,近代主体性哲学中笛卡尔的“我思”式的主体以及个体的在先性地位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反主体性思想在具体的法学研究上也有很多反映。批判法学学者邓肯·肯尼迪分析了古典私法的结构,并指出个人主义是古典私法的意识形态基础。肯尼迪认为私法并不是只能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认识的,而且从“利他主义”的角度也解释得通。例如侵权行为法要求行为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契约法也要求对不履行契约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当事人课以利他主义的义务。所以,一切制度都可以从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视角加以说明,个人主义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美国有学者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了纽约法院关于产品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产品责任的判决,研究表明:纽约法院最早把生产者对第三人的责任建立在产品的内在质量问题上,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是由于产品的危险性导致的。这反映了一种“主体与环境”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法院后来的判决了先前的理论,认为生产者对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的责任基础是生产者对有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害是具有可预见性的。从而把责任的立论根据从“主体—客体”转换为“主体—他人”。这些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反主体性的后现代法学思维模式。
后现代主义着重于消解,而不注重建构。但理性主体性被消解后,处于后现代话语下的哲学家不自觉地为法律活动设定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论,即“个体主体性”,认为法律不是由抽象的理性主宰,也不是由司法精英主宰,而是通过参与其中的所有个体间的对话、商谈、沟通而形成的决定或共识。
哈贝马斯创立了人们交往行为中的“对话理论”,成为继分析法学派的逻辑方法、新修辞学派(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说服方法之后的第三种基本的法学方法。这种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行动、特别是思想沟通的基本的、重要的方式,不仅在精英文化中如此,在大众文化中也如此。在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现实社会中,特别需要一套具有价值性的对话沟通机制。但对话机制无法实现传统意义上的统一理性,只能实现有限度的理性的统一:理性的统一性只是在对话和交涉的过程中的一种偶然的理解和暂时的合意,也只有在此中情形下,理性的统一性才有可能,因此,它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是一张未给人们提供终点站的长途车票。这种有限的统一理性是哈贝马斯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原因。
费希是直接提出“个体主体性”的法学家。他激烈批判自由主义理性观,认为几百年来人们被告知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放弃你的信仰,服从理性,这是最基本的公民责任。而法律是人类理性的集中表现,因此服从理性表现为服从法律。那么,理性又是从哪里来的?自由主义的回答是,理性不是从哪里来的,而是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体现。然而,费氏则持相反的立场:“理性总是从某一地方来的,经常是从国家的正式主张,从党派的宣言,从法律的文本中表现出来。‘自由主义并不依赖于对理性的探索,而是依赖于对理性的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立就被制造出来了。’”显然,建立在这种自由主义理性观基础上的法治是教人们、甚至迫使人们放弃自己的具体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而接受齐一性的法律规则和定于一律的行为模式。这是违背主体性要求的。因此,他强调解构并放弃自由主义传统的基于假设的“理性的主体性”,而站在更为实用的立场上,强调“个体主体性”,以恢复人的本来的主体面目。
四、有限理性主体性——一种经济分析法学的图式
经济分析法学派反对自然法的理性,反对分析法学的逻辑理性,也反对对话理论中的商谈理性,在对待法律的客观性问题上,颇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特征。波斯纳认为,哈贝马斯的对话沟通无法达到对法律的共同的客观性的理解,只有通过人们共同的生活体验、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思想信仰等等才有可能达成对法律的客观性理解,然而,在各不同主体间达成这种共同性,几乎是一个人们可欲而不可及的境域。但是,经济分析法学引入一种自认为是普适于人们的共同性因素,即人们对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他们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法律而言,特别是对于和财产相关的法律,如侵权法、契约法等等而言,在法律中引入某种能够最大限度地造福于民众的经济学理论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也就是说,以成本和效益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学方法,对于达致对法律的客观性解释是有效的。
经济学提出的“成本和效益关系的算计”在人性论上的普适性,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理性主体性”,即“经济人理性”主体性呢?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概念从而变为人类的另一个牢笼呢?“理性人是指有一个很好定义的偏好,在面临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整齐划一的抽象的人的画像,那么是否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表面上反对“理性主体性”,实质上又回到了“理性主体性”的窠臼呢?
确实,经济学中的理性假设,与自然法学中的理性人本无二致。这只要回顾一下启蒙时代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与法学上的个人主义的对应就可看出来,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排他性与物权客体的稀缺性和物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学自19世纪80年代由古典经济学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引入了效用概念及边际效用的原理,使经济学上理性人假设的“画像”更为丰富,利他主义行为被解释为由助人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成为主体效用收益,特别是行为经济学从认识论上提出“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说进行批判,从而实现了人性论和认识论的贯通。
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早期是从伦理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比如经济历史学派的瓦格纳,将经济动机二分;马歇尔也提出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在家庭中的存在。20世纪以后,学者开始从认识论角度批判经济人假说。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以对利益的认识为前提,因此经济人的表达中蕴含着绝对主义认识论的前提,就是说经济人这一伦理人性论问题隐含着认识论问题,通过研究认识论可解决伦理人性论问题,行为经济学则依此将伦理人性论与认识论贯通,将人性论变为一个认识论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最早质疑完全理性;赫伯特·西蒙根据经济决策者本身信息的不完全性,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定,将经济人假定从一个伦理问题转化为一个认识论问题。此后,行为经济学继续西蒙的理论路线,并将之与“经济人”假说研究的传统伦理方面结合,通过人们内心的认识偏见与扭曲批驳完全理性,通过影响人自治的因素批驳完全意志力,通过制度人批驳完全自利,对“经济人假说”进行全面的批判。因此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还原了主体行为的复杂性,从而摆脱了包括自然法学在内的传统法学上“理性主体性”的伦理人性论方法,实现了从方法论上的认识主体性,从而不再具有形而上意义。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检验医学内容更多的是形态学及抽象的生物学反应等常规示教不可能确切表达的内容。多媒体技术以视频、图片、动画等多种教学手段可以将微观、抽象的内容转换成形象、宏观可视的图片或动画，能给学生呈现生动形象、直观的教学内容，理解准确，记忆深刻，又便于教师的控制，具有使用方便、简单实用、控制灵活等特点，提高学习效率，活跃课堂气氛，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幻灯在课堂中应用最广泛，每位教师应多掌握幻灯制作的技巧，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注意美观，条理清晰，可以插入各种有寓意的图片，甚至是学生们感兴趣的热点，偶像，比如当介绍自身抗体检查时，可以插入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明星：迈克尔.杰克逊，但多媒体技术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板书教学，教师仍然要利用板书在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讲解，做为补充。
2精选教材
医学专业使用的教科书，与现代检验医学相比，内容滞后，脱离实际较远。比如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检测，抽血时间现在已经改为0、1、2小时各抽血1次，而《健康评估》第3版教材仍是0、30分钟、1、2、3小时各抽血1次。目前，教材种类繁多，要精选能反映最新理论，贴近实际，指导实践的教材。有些教材，学生毕业工作后几乎不再使用，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指导临床工作。检验项目的卫生行业标准每年可能都会更新，教科书很难跟上这个速度，所以授课时，将现在的新理念，新标准传授给学生，免得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使学生在生产实习时能更快的融入临床实际工作，思维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教师在备课时，要精通教材，并尽量博览本学科各种权威书目，向学生推荐参考书籍，了解学科的新进展，新理论，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方能具备教师的基本素养。
3检验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沟通应是教学改革的重点
长期以来，临床与检验缺乏沟通，造成双方不信任，不理解，不尊重，很难确保医疗质量。近10年，越来越多的检验专家提出检验与临床沟通的重要性，并已经在切实的做着这样的工作，学会与临床沟通是检验人才的发展出路，也是检验医学学科发展的必然。检验人员要学习临床知识加强临床意识，主动参与临床的诊疗中。临床实验室工作的核心是检验质量问题，ISO15189文件的核心是医学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强调医学检验的分析前、中、后全过程的管理。这个过程需要所有医护人员的配合与理解，比如分析前，具体工作全部由医师和护士来完成，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和检验人员必须加强交流与协作，相互学习、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医生申请检验项目，需要医生对该项目的适应证、临床意义、采集要点等完全知晓，而且医生应知道实验室都开展哪些项目，如何选择。临床医师对检验项目深层次的理解及横向知识略显不足，需要与检验科沟通、联系。标本采集是检验质量的重要环节，可以说不合格标本大部分是检验分析前造成的，尤其标本采集过程，需要采集人员掌握采集手册，也需要检验人员进行宣教，保证医疗质量，减少医疗纠纷。在分析后质控中，帮助临床医师正确分析、合理使用检验报告，对所测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并收集临床科室或患者的反馈意见、接受合理建议、要求、改进检验科工作，或开展新业务，满足临床需求。分析后的临床沟通工作在微生物学检验中尤其重要，微生物检验医师要参加临床的会诊，并要给出合理的建议，指导临床合理应用抗生素，监测所在医院的耐药谱，细菌谱等等，这些将提升医院感染疾病的诊疗及感控水平，这就要求检验人员有一定的临床知识和临床实践经验。林发全等认为无论在校教育，或是在职教育，检验医学应该改变过去不重视检验与临床沟通的教学状况，在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或临床医学概要等课程中增加检验与临床沟通的专题内容。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从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化学（人教版）教材看，出现的化学用语有：
1、元素符号（33种）与离子符号（5种）
2、原子结构示意图（22种）离子结构示意图（5种）
3、化学式（108种）
4、化学方程式（62个）
5、电离方程式（11个）
新编教材不仅删去了电子式，减少了元素符号，降低了对原子（或离子）结构示意图的要求，对单质、氧化物、酸、碱、盐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变的反应规律的要求，而且对章节编排做了改进，分散了难点，选择了合理的知识梯度。
如何根据教材特点与学生接受能力进行化学用语的教学是教师应该探讨的问题，下面谈点浅见。
1、运用兴趣教学，提高学习效果。
根据教材的内容，有计划地分散难点，让学生轻松地学习，提高学习化学用语的兴趣。例如：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都可以提前逐步渗透、避免大量集中学习使学生难以接受。要让学生在学懂学会中不断强化兴趣，在教学中重视牢固地掌握元素符号，进而熟练地写出化学式，就可顺利地写出化学方程式。
为避免化学用语的学习枯燥无味，可将元素符号、化合价、金属活动顺序表编成顺口溜以提高兴趣，获得好的记忆效果。
2、根据教材分层次教学，减少坡度，循序渐进。
教师应了解教材的知识结构，分析化学用语在全册书中的地位，按照教材编排的层次，把握教材的深广度，将化学用语的教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①从“绪言”到第二章第三节是元素符号、化学式的识记阶段。
让学生提前分散识记元素符号。每节课3～5种，学生不感到负担，愿意学。
到元素、元素符号这一节，学生已能熟练地读、写24种元素符号，为下一节化学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从“绪言”课接触物质开始，就可注明常见物质的化学式，让学生经常见一见，不作其它要求。等到学习化学式时，实际上使学生在认识过程上有了发展、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②从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章第二节是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的理解阶段。
让学生理解元素符号、化学式、化学方程式的意义。掌握用元素符号写化学式，用化学式写化学方程式的初步规律。化学方程式是化学用语教学的重点，掌握好化学式与化学反应的文字表达式，可使学生形成化学方程式的雏形。书写化学方程式，配平是难点，除了讲清最小公倍数法，可通过实例简单介绍“奇数配偶法”。
③从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竟，着重巩固、扩大和应用化学用语。
用化学方程式来表示酸碱盐的性质与单质、氧化物的简单关系，是化学用语的高级阶段。要应用必须强调理解、熟练。
3、多练多用，提高记忆与书写效果。
化学用语和化学教材的各部分知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化学用语的特点是学生容易理解，但不用又容易遗忘，因此应将化学用语的教学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应当要求学生养成使用化学用语解答化学问题的良好习惯。能用化学用语解答的问题，如物质及其性质、用途，制娶现象的解释，实验结论等，必须用化学用语来解答，经常练习，达到会读、会写、会用，逐步熟练。
所谓个性发展，包括个体的自我意识、主体地位、个性心理品质及个性特长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认识。一个人只有形成稳定的自我意识，才能调动起自身内在的教育激励机制，产生成就欲和自我教育的要求，才能意识到自己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努力按照社会、集体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相反，自我意识的泯灭，主体地位的失落，会带来个性的扭曲、变态，形成自卑心理、依附心理及双重人格，表现为对周围环境反应冷漠，消极厌世，没有进取心，这些都影响着品德的形成。诚然，个性发展中的自我意识、动机、性格、气质等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但个性发展与品德具有密切的关系。品德的形成受个人动机和需要制约，性格中呈现出浓厚的道德色彩。因此说，个性影响品德的形成，而品德的形成反过来又对个性施以影响。
长期以来，受大一统经济模式的影响，学校德育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诸如：重视集体教育，忽视自我意识的培养；强调对社会、集体的服从，抹杀个体发展的需要；突出思想政治教育，淡化个性心理品质的培养；等等。在许多教育者那里，唯命是从、老实本份的学生受到赞许、认可，而爱标新立异的孩子则被斥责。对学生评价标准模式化，对学生评语格式化，缺乏个性色彩。学校用分数来要求学生，家长则以个人意愿定格子女，完全不考虑学生自身发展要求，不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抑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且造成学生依附感强，没有主见，思想僵化，缺乏创造精神。好学生丧失自我，成为老师的“应声虫”；差学生丧失自尊，自暴自弃；一些处于中游的学生可能产生两面性，表现为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中小学生大量存在的盲目从众心理如“追星族”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反映了学生对自我的茫然。
认为，作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统一的人。德育过程既要重视个体的社会化，又要促进个体的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是相互依存的。人具有社会性，人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个性化要以社会为基础。同时，个性发展又是社会化的前提条件，离开个性化的社会化也是无生命力的。现在，许多中小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差，依赖性强，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个性化教育的结果。当然，我们强调个性发展，并不排斥集体主义教育。个体意识绝非个人主义，前者强调承认个体存在的价值，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才能；而后者以一己利益为中心，为了一己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两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个性发展与集体发展是相得益彰的，流光溢彩的个性正是集体的活力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时期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客观上要求学校德育要重视个性发展。要求学校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民主精神，具有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的品质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要有“敢为天下先”、“勇争上游”的精神。市场经济为每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市场经济呼唤个体意识，个体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社会意识的回归，这是一种大趋势，是时展使然。
就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而言，强调个性发展教育是必要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等级制度、门第观念、纲常礼教束缚了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个性，使得国民性中存在着安贫乐道、固步自封、甘居中游、囿于保守等不良倾向。这些都有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开放的现代社会所不容。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必须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更新观念，大力弘扬中华民族自强、坚韧、进取等优良品德。
从中小学生自身来看，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自我要求比以往增强，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说教和灌输，他们要求民主、平等、尊严，开始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追求的满足。如果学校德育不能适应这一变化，仍然沿袭老一套，就必然带来负面效应。近年来学生中出现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不能不说是一种例证。
青少年正处在个性发展最关键的时期，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将对培养学生优良的品质、健全的人格起到积极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学校德育中加强个性发展教育的思路应是：
一、要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新的人才观。
现代社会人才的内涵是多元化、多层次、多规格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成百上千的各个方面的专家，而且也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类技术人员。专家学者是人才，有一定专长的劳动者也是人才。我们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但不等于说要各种知识、技能均衡发展。学生由于兴趣爱好、智力水平、生理发育、环境影响等不同，在思维、能力上是有差异的，要求学生门门功课优秀是不现实的。要转变老实、听话就是好学生的观念，教育者要重新认识那些创造型学生，注意保护他们的创造热情和个性的发展。对于那些“五分加绵羊”式的学生要加强引导，并适时进行性格教育。
二、要突破僵化模式，倡导个性化教育。
教育对象由于遗传因素、所处环境等不同，个性特征是有差异的。德育只有基于这一点，才能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规定德育目标时，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学生的不同特点，体现出层次和个性。德育内容要在强调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注意把社会与公民、民主与纪律、集体与个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偏废一方的现象，并使传统道德教育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教育者要把学生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看待，充分尊重每一个学生，不搞训斥式、灌输式、保姆式教育，提倡暗示性教育，重在引导和点化。教育者要创造宽松民主的教育氛围，让教育对象在教育者提供的情境中自己去发现道德价值，产生道德需要。要引导学生学会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评价自我，正确控制自我，学会设计自我，实现自我的正常发展。
三、要注重性格塑造，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
论文摘要：社会工作的开展，除了进行一般的照顾、治疗工作外，更应该具有社会建构的目标属性。一般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会在具体的工作中遇到许许多多关于案主的法律问题。在这其中，个案记录或具体的见闻在司法过程中将会对案件的走向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司法领域将会对案主及其自身权益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此种制度也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莫勒斯(Morales)与西佛(sheafor)认为，对人提供照顾(Caring)、治疗(curing)与改变社会(ChangingTheSociety)是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三个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强调照顾和治疗的“使命”，很多情况下缺乏改变社会的实际机制。在总结最近几年各个领域社会工作开展情况时，我们发现：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社会工作在进行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进行弱势群体关怀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凸现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现出法律运行的具体缺陷……这些问题，于一个单纯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解答和进行更深层次讨论的；于一个单纯的法律人来说，又是在书本中很难发现的。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活动的时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工作的建构性检视
(一)定义中的建构性取向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2001年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提倡社会转变，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类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等理论，在人与环境互动中作出介入。而人权及社会公义等原则乃社会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之下，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工作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转变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尔和B·w·谢福的观点，“社会工作实践由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和技术的专业应用所组成，以便实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目的：帮助人获得有形的服务，对个人、家庭和群体进行辅导和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群体提供或改善社会和健康服务，并参与立法过程。”
在这里，莫雷尔和谢福特别提到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即一种建构性的目的，旨在具体的服务和照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建构启示和具体实践。在我们国家，学者对社会工作所做的定义也同样没有忽视社会问题及社会工作的建构性问题。
(二)行动研究理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的先驱人物，社会心理学家KurtLewin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要获得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透过行动研究形成社会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动策略，以达成预先设定的变革目标。从理论上来说，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就社会工作来说，(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目标不仅仅是照顾和治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社会变革上。照顾和治疗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则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行动研究理论之下，实践性的行动研究(PracticalAction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动研究(EmancipatoryActionResearch)对社会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别是其在社会建构目标指引下的具体实践。
实践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发展案主的实践推理能力，经由厘清有意义沟通与对话的条件，生成诠释性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形成或指导实践的判断。
解放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创造一个有批判性的分析环境，让案主能在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超越主观的认知，使获得客观的解放型知识来进行沟通或社会行为，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进一步创造一种可能的改变与进步。而Hart和Bond则将之成为“赋加权力型研究”，指出这种研究与社区发展紧密相关，以反压迫的姿态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研究的目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协助参与者确认研究的问题，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识。
在面对具体的案例和案主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基于行动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服务者”、“倾听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断”、“反思”将会成为社会建构过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将会对案主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法律问题与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和教学都将社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展。实际上，社会工作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求评估对立法和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往往成为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会工作的领域更为广阔。
相比于其他问题，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和证据表达问题又是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台湾学者陈慧女指出：法律与社会工作之实务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社会工作的临床评估；儿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评估；儿童、少年、成人害被害人之评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评估；害、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险评估；儿童及少年监护权、探视权、收出养之评估；少年犯罪行为之评估；老人虐待与疏忽之评估等。台湾大学《实习过程中与法律相关之注意事项》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于法院的运作体系有所熟悉，同时也必须知道在法庭上作证时应有何种适当之举动。社会工作实务者与学生必须假定其所撰写之专业服务纪录、个案纪录、个案报告或联络信函等，皆有可能成为法院传票要求检视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检察官或律师搜集和检视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当庭阅读之文件。当我们在撰写上述这些文件时，必须相当留意撰写纪录之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责成文字上的表达。”其实，这也就是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必须要在政策，特别是司法领域承当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可以说，会对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及照顾儿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或进行个案会议期间，如受虐儿童被评估为需要法律保护，应由社会福利署的负责个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所列相关条文处理。相关机构会提供跟进服务。对于不被评估为虐待儿童，但须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个案，而该个案并非其它服务机构的已知个案，家庭服务中心会负责进行照顾儿童法律程序。实际上，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此类儿童保护的案例中，对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显然要更高，而且也更为细化。在美国，1989年的“约西亚儿童虐待案”中的相关事实则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约西亚遭到父亲的虐待后，工作人员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面谈。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医生的电话指“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这一次，他们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专案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案虽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应该做出救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但在案件诉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关争议情况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介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种“介入”的意义正如对本案提出异议的布雷兰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社工的及时介入，以及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发挥将会极大地弥补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专家证人制度概述
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制度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是指：对该问题或与该问题相关联的事宜所具知识或经验，能令其对该问题或该等事宜的意见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人。②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与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将几者加以区分将会使我们对专家证人制度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专家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一般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而专家证人可以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对事实的把握是为后边的推论或进一步证明作准备的，而由专家证人所作的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官所采纳，对案件产生的影响比一般证人要大。
(二)专家证人不同于鉴定人
首先，主体来源的范围。鉴定主体必须是取得官方资格，或拥有官方承认的某种资格的人。而要取得这种资格，则不仅必须拥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还往往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或考查才能够实现。而专家证人的选任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满足“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意见有助案件解决”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体选任的权限。一般情况下，选不选专家证人，选择具有何种资历的专家证人，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数情形下由法庭选定外)。而鉴定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则需要法庭介入选定。
再次，主体的倾向性。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或选定，因此专家证人会作出相对倾向于本方的意见。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浓厚的对抗性意见。而鉴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学的结论和评判。
(三)专家证人不同于专家辅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体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此条规定类似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但又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之规定。之所以类似，是因为此类人员是由当事人申请，有一定的自由选任性。但两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很多学者将此条规定中的主体称为专家辅助人。
首先，专家证人提供的是意见，并且是结论性的。但专家辅助人进行的是说明，并且还要有“对质”、“询问”等过程。
其次，专家辅助人必须是在“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进入到案件审理过程，而专家证人的选任就要更为自由。
因此，专家证人制度是一种极富特点，并且在效率方面极具优势的制度设计方式。对于完善司法程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是颇具意义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学术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如何具体的对其加以操作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社会工作者何以成为专家证人
(一)社会工作者能称为专家吗?
以艾滋病检测为例，当某案主来到机构，机构会指派其中一名咨询员全程陪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提供免费的检测前心理咨询。第二步：提供免费快速检测。第三步：结果呈阳性的话，7个工作日内陪同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认检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费CD4细胞检查。第五步：CIM细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关医院进行免费体检。第六步：转介并帮助其获得免费抗病毒药物。第七步：提供服药依从性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心理咨询开始到最后的药物依从性支持，整个过程都是在相关的社会工作者辅助和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此名社会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况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个机构进行检测、体检等，社会工作者都陪同在身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具备此方面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清楚记录整过程的人。而在其他领域，比如儿童保护、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记录下发生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发现和记录下的。况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这使他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基本情况。这些记录以及社工的具体分析对于具体司法程序的开展是极具意义的。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要求
职业伦理是一个专业在实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专业职业伦理的建设和倡导，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构方面的工作倡导又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变迁方面首要的努力应着重于：贫穷、失业、歧视及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公正。当社会工作者必须无决定能力的案主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权利。社会工作者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种族、国籍、肤色、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状况、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碍所造成的支配、剥削和歧视。《加拿大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伦理守则》指出：法庭许可有裁判权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员提供其评估给法庭。当法庭需要该资料时，社工员可以向其解释案主拒绝提供的理由。社工员应该促进社会工作的正义。《台湾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指出：(社工员)应以负责态度，维护社会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进整体社会福利。阐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应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视的防止与消除，确保人人可公平的获得所需资源、服务和机会，倡导社会状况的改进。
应该说，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都将社会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社会责任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这是符合现时社会工作发展要求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加拿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对社工作为专家证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种趋势将会对各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与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临床研究为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Grove大火后，从事的关于火灾后悲伤反应的研究以及ReubinHill于1949年进行的因战争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与重聚以及家庭压力的研究。危机处理理论关注人在压力事件之下的危机状态，并试图通过适当的危机处遇方式来预防、重建、改善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如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流动人口知识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发式展开。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危机性。而对于像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就医歧视等情形，社会工作就不仅仅只需提供照顾或心理辅导，它需要的是紧急的处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递个案记录和进行出庭作证，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活动对于受到侵害的案主来说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据危机处理理论：对个人而言，面对突然压力情境及危机事件，人会经历情感失衡、认知失调及表现出相应的生理症状；对于团体来说，当团体共同遭遇危机时，危机会受环境影响而扩散和蔓延。但这些都不能算作病态。通过良好和有效的危机处理，可以增强对事件掌控及因应的能力，减低心理沮丧的强度，在悲伤过后重新建构好心情，有助于对未来事件处理能力之增强。反之，在严重压力失序和创伤后压力失序的状况下会产生对创伤事件之再经验(如梦魇、幻觉)、逃避和麻痹(避免创伤之勾起、远离人群)、过于敏感警觉(过度失眠、易怒)甚至是忧郁、人格失序、人际问题、犯罪行为及自杀。在失衡状态的期间，人会主动寻求生活的平衡与和谐，评估事件之意义，及检视个人生活中可资运用以因应危机之个人与社会资源。当个人受伤的状况升高时，特别会寻求心理上的协助。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面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各种歧视的情形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处遇此类的危机。因为，类似于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受到歧视以后，恐惧和无助将会在群体内蔓延。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降低个人对压力及无助的感觉，活化社会资源和建构有效因应策略。而在司法过程中，社工作为专家证人的介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活动，它在本质上意味对人之危机的关注和巨大的支持。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支持将会对法律在大众中的普及以及树立法律的权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理论意义
在这里，我们通过相关的理论建构，试图阐明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加入到诉讼活动或其他更为广泛的司法活动中。而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变迁的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审理Greenv.HudsonRiverRailroad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只能按照我所发现的法律裁判——我没有特权去偏离源远流长的先例的要求。”这样一种对逻辑机械的运用，势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而正基于此，这种传统在19世纪末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Common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布兰代斯(Brandeis)则将社会科学的材料运用在他的辩论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继而基于该种材料获得胜诉。实际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论的阐述还是布兰代斯实践上的尝试，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们国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推理也在理论界得到了重视。①那么，此处我们所提社会工作者究竟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专家证人”中指出：如果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有助于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者判断争议事实，而某证人由于其知识、技术、经验、训练或者教育是一个合格的专家，则其可以发表符合以下条件的意见或其他证言：(1)证言基于充分的事实和数据；(2)证言是可靠的原则和方法的产物；(3)该证人可靠地将这些原则和方法适用在了本案事实上。莫纳什(JohnMonahan)和沃克(LaurensWalker)则将此条规定定义为专家证人的助益性(helpfulness)要求。此种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正是其参与到司法活动中的前提性要求。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界定为一种“建构性”的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利用自己与案主的接触，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反思，一方面，寻得案件的公正解决之途径；另一方面，则是树立一种司法公正之权威。这种活动可以有效地避免纯粹运用法条所带来的诸种弊端，因为法律永远也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高对法理学重要性的认识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和核心，法理学“通过捕捉和表达所处时代的法的精神、理念，为当时的法律体系、法学体系的建立寻求思想基石，或者为法律制度和法学的变革提供精神推动力量”［3］63。这说明法理学对法学学生来说，既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又培养法学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法理学基础知识的学习，部门法的学习势必举步维艰；而缺乏现代法律精神和法律思维的法科毕业生会欠缺法律信仰和法律思辨的能力，即使其从事法律工作也至多是个法律操作者，对待社会法律问题不能把握其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体现不出法律工作者的法治情怀，往往被媒体或权力所左右，最终不是把法律作为信仰而只是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指出的那样，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须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3］19。而法学本科新生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对于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刚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法律意识往往比较简单、浅薄，需要教师去进行启蒙，为一张白纸画上基本的框架，法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成功的法理学教学可以为他们灌输基本的法治理念，培养法治信仰和职业法律精神，塑造理想的职业人格。这样就能及早确立学生的职业意识，明确学习方向，同时完善学生的人格，培养其理性、坚毅、热爱自由、维护正义的职业特质。不成功的法理学教育，则是缺乏价值支撑的应试教育，将有趣的法学教育变成了枯燥的法条机械记忆，因此，应提升对法理学的重视，真正保证法理学的核心地位，在课时、师资和教研方面凸显其重要性。
编写独立学院适用的法理学教材
针对目前独立学院法理学教材比较混乱的情况，独立学院应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统一规划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因为法理学是大一新生最先接触的一门课，教材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对法学的印象和学习法律的兴趣。适用于独立学院的法理学教材，至少应符合以下两点：首先，作为独立学院法科学生使用的法理学教材，应当有针对性地对独立学院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量身定做，要通过教材改变学生那种以为法理学知识枯燥、空洞、无用、低级、远离生活、不着边际的错误印象。这就需要教材编写者既要吸收鲜活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和深刻的法哲学成果，完整、准确地展示法理学的真实面貌，让教材所传授的知识是权威的、经典的和有实践意义的；其次，鉴于独立学院学生的层次与母体学校以及高职高专有别，教材要深浅适度，既要完成法理学的使命，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法学理论知识，又要避免理论过于复杂和难以理解，同时要突出实用，对相关的社会现实法律问题有所体现，增强教材的现实性和趣味性。为达到这种效果，应用于独立学院的法理学教材可以考虑多增加法律历史典故、法学家介绍、法理学经典案例和法律故事，并做到教材能够和社会热点事件问题结合、和法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实际结合，因为法学专业涉及到的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来自于社会现实，只有理论能够为社会实践服务，才能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法理学课程分两段教学
依据认识的规律和法理学的基本特点，应该分阶段教授法理学：一是在大学一年级法科学生开设法理学基础理论课，主要包括法学导论、法的本体和法的运行，教学内容完全是知识性的，重在让学生掌握法律的基本概念，侧重于学生法学知识的“入门”引导，解决目前法理学教学中因学生刚进入大学即学习此类抽象理论知识而不能很好接受的问题，为今后分门别类地学习法学其他学科奠定专业基础；二是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法理学原理课，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法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内容应包括法的价值、法的起源与发展以及法与社会，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之所以要提倡分阶段教学，是因为这符合认识的规律。把法理学这门理论课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就是遵循演绎法的学习方法，其优点是能够为初学法律者系统地提供一整套法学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价值观念，但法理学特点是以理论阐释理论，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确实有点勉为其难，因为其本身理论水平的欠缺，加之法理学的抽象性和大学一年级学生对法律的知之甚少，许多法理学知识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不放在大学一年级开，而放在大三甚至大四开设，遵循着归纳法的认识规律，先让学生学习具体的部门法，再学习法理学，学生又缺乏基本的法律素养和不能熟悉许多法律术语，在其部门法学习中需要另外补充许多法律概念，也不能理解其他部门法背后的支撑原则和理念。所以理想的方法是大学一年级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基本法律制度，这样在学习部门法时就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同时大三的学生经过部门法的学习，获得了具体的法律认识后，对部门法有了基本把握，对其进行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就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涉入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等技术层面和法学方法的内容，再总结法律背后所渗透的价值和理念，可以使法理学知识更加生动具体而容易理解，正如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4］同时这也有助于高年级法科学生的考研、司考和做毕业设计。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向学生灌输确定性的知识为特征，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还应该坚持这种教学方法，同时要结合其他教学方法，提高法理学的课堂生动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首先，在课堂讲授方面，宜以一本教材为主，便于学生依托教材自学。理论讲授应深入浅出地精讲，教学内容要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要积极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注重对一些重点疑难问题的分析和挖掘，并适当介绍国内外理论界对重要法理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开阔视野。其次，教学中尽量多采用案例教学，使抽象问题生动化。法理学需要用案例来阐释，在缺少合适的典型的而又真实的案例的情况下，需要教师下工夫收集、整理教学案例，并逐渐形成教学案例库。再次，借助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如多媒体课件、视频、图片等增加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解决法理学内容抽象枯燥的问题。比如，可以将《大家看法》节目中一些鲜活、生动、有说服力的相关案例的视频穿插于多媒体课件中，教师进行点评式教学，或者组织学生观看法制电影像《盲山》、《秋菊打官司》等，要求学生写出观后感，以培养学生的法治理念和现实关怀。还可以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通过讨论，让学生有思考、发言和论辩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同时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也可将教材教学与阅读经典相结合，教师在讲授教材内容时，穿插相关经典著作的背景和内容介绍，引导学生去阅读经典，激起他们对经典的兴趣；同时给学生开出经典书目，供学生选择阅读，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和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等，经典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法理感悟能力，增强学生的历史感，提高其理论素养。最后，在法理学实践教学方面，可以引入诊所式教育，包括法律咨询、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社会调查、实习等。“诊所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是一种由学生亲自担任法律关系中的某一角色，具体参与法律实践来思考法律问题的活动［5］。例如对重要案件的庭审观摩和模拟法庭，要求学生写出评论报告，以此来培养法律技能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不仅给予学生法学技能方面的训练机会，进一步增强对法理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也着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增强其关心社会的情感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摘要】本文以转型期的体育领域伦理道德景象为研究对象，运用逻辑法，结合本人所见所闻，重新认知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关键词】体育；伦理；道德；转型期；中国
0.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和谐的现象充斥着我国的各个领域，这些“不和谐”有一部分涉及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而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伦理道德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有正确的态度。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对体育领域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嗅觉，这些体育领域的“不和谐”究其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何才能处理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以下将谈谈本文的愚见。
1.关于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景象。
1.1何谓转型期。
我国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的综合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伦理道德理论也随着开放的经济一同到来，并影响着我国的公众。如现代的公民伦理、普斯伦理近几年都有着一定的传播。
我国真正的转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们转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政治文明水平、经济发展、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很多不和谐的景象，各个领域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浮躁心态。
1.2对道德的认知。
关于“道德”，对“德”字的拆解———很多人在十字路口，眼睛斜过来，看见一样东西，拿不拿？问问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由此可见，“道德”，就是类似于约定的秩序，引申为人在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有自我的要求，又受政治、法律、伦理的支配和约束。为了使人真正成为人，社会成为真正的理性社会，就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规范。
1.3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知。
伦理道德本身是一种习惯。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伦：次序之谓也，“伦理”似乎便是指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伦理与道德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伦理”和“道德”常常同时出现，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两个概念。伦理，从本质而言，是关于人性、人伦关系及结构等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概括。而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指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因此伦理范畴侧重于反映人伦关系以及维持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伦理是客观法，是他律的，是双向的。道德范畴则侧重于反映道德活动或道德活动主体自身行为的应当，道德是主观法，是自律的，可以是单向的。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伦理道德使人性的本质得到合理的引导。
1.4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
我国选择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国又是一个受传统的儒家伦理几千年影响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的转型。“我们不能对我们生活的社会时代麻木不仁，我们必须要跟上社会的节奏。”有人说：“全亏了改革开放的与国际接轨，让我们迎来了普斯伦理”，改革开放确实让我们与世界零距离接触，让我们对普斯伦理、公民意识等各种伦理道德理论有了全新的认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度的加大，发展的加速，国人的社会伦理道德也产生着微妙的变化，部分人产生了一种浮躁的心理，世界观、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太过注重经济效益，追求不切实际的社会认可，而忽略了个人真正的价值。
2.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及其转型期的景象。
2.1对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的认知。
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就是在体育领域调节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规则，它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领队、出资方、盈利方、社会成员等多个构成部分，这些部分自身或者部分与部分之间产生的关系，必须要有相关的伦理道德来引导和约束，这就是体育伦理道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经济领域的这一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体育的产业化、职业化、功利化和商业化无疑在推动体育运动发展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它同时又“对弥足珍贵的体育精神具有巨大地消解作用，它一点一点地侵蚀着、吞噬着体育的灵魂，使体育正一天天地逐渐沦为名利、功利、势力的奴隶！”
2.2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
北京2008奥运会，让世界再次承认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但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体育强国。我国的竞技体育就存在太多的伦理道德问题。
2.2.1我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是举国体制，是一个金字塔形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就有众多体育专家、学者提出，2008奥运会后，我国需要改变现今的竞技体育培养模式，呼吁取消举国体制，应该把体育工作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移动，但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不可以取消。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连续20年呈下降趋势，现状不容乐观；同时许多疾病也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提高国民体质，已经是当务之急。本人认为体育工作的重心理应由竞技体育向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转移。当然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伦理道德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2.2竞技体育的人才选拔。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竞技体育人才的选拔是公正、公平的，但也必须承认，在部分运动项目的人才选拔中，并不仅仅看运动员的实力和未来可以挖掘的潜力，运动员的家庭背景也作为考察项目之一。近期网上公布的几段视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中一名小男孩的日记还一度引发体育界的轰动，内容主要是教练明目张胆的索取烟酒、红包，若不按时送，就不给指导甚至不给练，更有甚者，对其队员会进行体罚。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了，有的同志是打着“为国争光”的幌子，做着满足个人利益的事。
2.2.3始终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职业足球。我国泱泱13亿人的大国，竟然选不出11个能在世界足球中踢出一席之位的运动员，有人说，这是我们的体质、体能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日本、韩国同样是亚洲种，为何他们就可以呢？由此想到，近来沸沸扬扬的足球运动员群殴、打裁判等等负面事件，足球运动员拿着高额的薪酬，有没有实现相应的价值？有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前几天，本人在看体育新闻，看到了中国棒球队没有太多的经费，没有外教，甚至连本年度的比赛服、装备都是去年的旧服装、装备，但他们仍在坚持，仍然兢兢业业地训练，没有观众，仍认认真真地比赛。朝鲜国足，拿着12元的月薪依然闯进了世界杯。群殴、假球、黑哨，试问中国职业足球到底怎么了！
2.3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的成因。
谈谈我国体育领域这些“不和谐”的成因是什么？第一，无疑是体制问题，没有规范、可行的体制去规范，让体育领域各组成部分有一把自我约束的尺来衡量自己的道德行为。第二，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教育。体育领域作为大众娱乐、观赏的项目有着一定风向标的作用，这就要求运动员等体育领域的组成部分接受较多的思想教育，包括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团结精神、拼搏精神等等。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表现出积极向上的形象。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男篮，他们常常会组织队员去军队、学校等接受思想教育，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所以在奥运会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团结和拼搏。第三，国家集团与集团、各集团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不和谐”很大程度上是每个人都想把利益最大化，这与现阶段转型期，社会的竞争及飞速发展不无关系。
3.结论。
本文对道德、社会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景象、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我国转型期体育领域的伦理道德景象及其成因进行了讨论。可见，我国体育领域的某些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伦理道德，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的体制问题，有我国现阶段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问题，当然也与我们公民的素质和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目标等有关。转型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转型期完成公民伦理道德的洗礼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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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晓丽。体育伦理与体育道德的区别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贺亮峰。体育运动中的非道德行为与运动员目标定向关系研究综述[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7，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