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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缓慢性心律失常药物治疗
缓慢性心律失常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在老年人中发生率更高。根据其发生的部位,缓慢性心律失常可以分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阻滞以及室内传导阻滞。
缓慢性心律失常的常见病因:①特发性的传导系统纤维化、退行性变等;②各种器质性心脏病如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尤其是心肌梗死后;③各种原因的心肌炎症,如风湿性、病毒性心肌炎和其他感染药物:④迷走神经兴奋.常为夜间发生、非持续性;⑤药物影响,如洋地黄和抗心律失常药物;⑥高血钾、尿毒症等;⑦心脏外科手术损伤、导管射频术并发症。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病理改变主要为淀粉样变性或脂肪浸润、窦房结胶原支架异常、窦房结动脉病变等不明原因的退行性病变,导致窦房结及其邻近组织的器质性病变。房室阻滞的病理改变主要为传导系统或心肌退行性变,如原因不明的心脏支架退行性变、原因不明的传导系统纤维化,其他病变引起的心肌纤维变性、退行性变导致传导阻滞。
缓陧性心律失常起病隐袭,进展缓慢,有时被偶然发现。其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心动过缓的程度,如心率不低于50次/min,可以不引起症状。如心率低于50次/min或者出现大于3s的长间歇,可以出现相关的症状即症状性心动过缓。所谓“症状性心动过缓”是指直接由于心率过于缓慢,导致心排出量下降,重要脏器及组织尤其大脑供血不足而产生的一系列症状,如一过性晕厥、近似晕厥、头昏、黑蒙等;长期的心动过缓也可引起全身性症状,如疲乏、运动耐量下降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等,可持久或间歇发作。出现症状性心动过缓是植入永久起搏器的适应证,药物治疗只是短期内用于缓解症状。
一、临床资料
自2007~2009年本院共收治52例患者,52例均为门诊治疗患者,男20例,女32例;年龄36~72岁,平均57岁;病程1个月~23年。根据病史、体征及心电图等检查,确诊为缓慢性心律失常。
二、治疗步骤
【相关药物】
(一)抗胆碱能药
1.阿托品(Atropine)为阻断M胆碱受体的抗胆碱药。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抑制腺体分泌,解除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使心跳加快,另可使瞳孔散大、眼压升高、兴奋呼吸中枢。大剂量能解除小血管痉挛,使周围及内脏血管扩张,改善局部血流灌注。
2.山莨菪碱(Anisodamine.654-2)从茄科植物中提取的生物碱,阻断M胆碱受体的作用与阿托品相似或稍弱。可解除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同时有镇痛作用,但扩瞳和抑制腺体分泌的作用较弱.且极少引起中枢兴奋症状。
(二)拟交感胺类药
1.异丙肾上腺素(Isoprenaline)为β受体激动剂,对β1和β2受体均有强大的激动作用,对α受体几无作用。主要作用:作用于心脏β1受体,使心肌收缩力增强,心率加快,传导加速。心排血量和心肌耗氧量增加;作用于血管平滑肌β2受体,使骨骼肌血管明显舒张,肾、肠系膜血管及冠脉亦不同程度舒张,血管总外周阻力降低;心血管作用导致收缩压升高、舒张压降低、脉压变大;作用于支气管平滑肌β2受体,使支气管平滑肌松弛;促进糖原和脂肪分解,增加组织耗氧量。
2.肾上腺素(Epinephrine)是一种直接作用于肾上腺素a、β受体的拟交感胺类药。本品的效应包括:使心率增快、心肌收缩力加强、血压增高、支气管扩张。
(三)解痉平喘药
氨茶碱(Aminophylline)为茶碱与二乙胺复盐,药理作用主要来自茶碱,包括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增加心排出量、扩张输出和输入肾小动脉,适用于支气管哮喘、喘息型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等缓解喘息症状;也可用于心力衰竭的哮喘。
【选择原则】
1.抗胆碱能药物可以消除迷走神经对窦房结的抑制,使心率增加。对窦房结起搏细胞本身自律性并无作用,增加心率幅度有限,适用于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所致的缓慢型心律失常,如严重的窦性心动过缓、窦性静止、窦房传导阻滞、房室传导阻滞,Q-T间期延长所致的室性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死伴有房室传导阻滞也可用本药。
2.异丙肾上腺素主要使交界区或心室起搏点自律性增加。对窦房结自律性无影响。可以用于治疗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心搏骤停、支气管哮喘、心源性或感染性休克。
3.肾上腺素适用于缓慢型心律失常、心脏骤停的复苏、过敏性休克和其他过敏性疾病。
4.氨茶碱通过抑制磷酸二酯酶,可影响窦房结的除极过程,使其自律性提高,传导性加速,同时也可以解除迷走神经对窦房结的抑制效应。
三、讨论
1.避免使用减慢心率的药物如β受体阻滞剂及钙拮抗剂等。
2.用于提高心率的药物缺乏长期治疗作用,只能作为暂时性的应急处理,为起搏治疗争取时间。
参考文献:
[1]石毓澍.临床心律学[M].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94:165,180,197.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1一般资料
2008年6月至2010年5月在我院行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术的137例患者中有46例发生心律失常。其中术中心脏自动复跳后发生心律失常9例(6.6%),术后ICU发生37例(27.0%),年龄4~65岁,先天性心脏病术后15例(15/86),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术后25例(25/41),冠心病术后3例(3/5),大血管术后2例(2/3),心脏黏液瘤术后1例(1/2)。
1.2心律失常类型
在行体外循环术中,有6例患者是开放主动脉阻断钳,心室纤颤发生在心脏自动复跳后,其中有2例患者为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伴窦瘤成形1例),1例患者法乐四联症根治术,2例患者二尖瓣置换,1例患者二尖瓣+主动脉瓣置换;共有3例患者发生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其中2例患者法乐四联症根治术,1例患者二尖瓣+主动脉瓣置换。有12例患者在术后发生心房颤动,8例患者室上性心动过速,3例患者室性心动过速,9例患者频发性室性早博,5例患者房室传导阻滞(其中在术中引起的有3例患者)。
1.3心律失常处理及结果
术中对6例心室纤颤患者给予电击除颤1~6次(小儿10J,40kg以上20J)后,4例患者恢复为窦性心律,另2例患者加用利多卡因2mg/kg静脉注射后恢复为窦性。对3例置入心外膜起搏导线的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使用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异丙肾上腺素药物并行辅助心泵,使其顺利脱离体外循环机。体内循环心中直视术后有32例快速性心律失常,其中存在早期缺氧的有5例,血容量不足的有4例,气管插管不耐受的有2例,存在低血钾的有12例,存在低血镁的有5例。在改善患者缺氧情况、补充血容量、纠正低血镁或低血钾、适度镇静等处理后,心律失常消失的有13例;术后缓慢性心律失常的5例患者中(含术中3例),在术中安置心外膜起搏导线的3例Ⅲ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经临时脉冲起搏,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异丙肾上腺素辅助心泵,皮质激素等治疗后,疗效不明显,也未进一步恶化;另2例Ⅰ度或Ⅱ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经异丙肾上腺素、氨茶碱、皮质激素治疗均转复为窦性心律。
2护理
2.1术前护理
2.1.1积极控制心衰,改善心功能
在进行手术前根据医瞩常规给予患者强心、利尿、极化液及扩血管药物治疗,积极改善患者心功能。同时注意记录患者尿量,使水电解质保持平衡,血清钾浓度保证在4.0mmol/L以上。
2.1.2纠正缺氧术前常规间断吸氧,以增加心肌储备能力。
一般每日吸氧二次,每次1-2小时,指导训练深呼吸和有效咳嗽,向患者说明咳嗽咳痰的重要性。
2.2术后护理
2.2.1心律失常的监护
连续动态监测心电图,严密监测患者的心律、心率、血压、中心静脉压、平均动脉压及尿量的变化,有效循环血量得到维持,组织器官灌注得到保证,血容量及时有效地得到补充,并要根据病人CVP、BP、尿量的变化,对于输液、输血量及速度要进行相应调节。注意观察患者的肢端温度及体温变化。出现心律失常时,迅速查找并纠正诱因,在医生指导下行复率治疗。
2.2.2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与观察
根据医嘱对本组患者均采用多巴胺、多巴酚丁胺泵入,使血压维持在正常范围。若发现血压过高给予硝酸甘油或硝普钠泵入,但若出现心率过慢,则用异丙肾上腺素泵入,使心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当出现快速心律紊乱时,给予患者胺碘酮泵入。并要严密监测用药效果,发现异常及时报告。
2.2.3保持电解质平衡
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勘查血气分析、电解质,及时纠正钾、钠、镁失衡。
2.2.4保持呼吸道通畅、纠正术后缺氧缺氧是诱发心脏术后发生心律失常常见的原因之一。
患者术后均需使用呼吸机给予10~24小时辅助呼吸,选择有效的通气模式是根据病人情况而定。定时清理呼吸道分泌物。拔管后给予吸氧吸入,根据血氧饱和度和血气分析调整氧浓度和时间。保持胸腔引流管的通畅,排除胸腔积液肺不张引起的低氧血症。
2.3.5有效镇痛和心理护理根据患者疼痛程度给予镇痛药或镇痛泵。
【关键词】 室性早搏;心悸;中医药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3.671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720-02
室性早搏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多因劳累、过量烟酒、以及心肌缺血、慢性心衰等而诱发。治疗上西医主要应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但这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往往还具有致心律失常、头晕、恶心等副作用,且临床疗效的个体耐受性差异较大。中医药治疗室早,从整体出发,辨证论治,且其相对安全,毒副作用少,往往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自2011年5月――2012年12月运用自拟室早汤治疗室性早搏32例,取得了良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为我院住院患者,选择2011年5月――2012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64例室性早搏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2例。其中治疗组年龄46岁-79岁,平均63.4岁;对照组32例,52岁-85岁,平均64.5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病程、心功能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0.05)。所选病例治疗前1周内均未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1.2 治疗及观察方法 观察组对于频发多源室早的一般选用胺碘酮200mg日3次口服,1周后改为200mg日一次口服;频发室早给予倍他乐克25mg日2次口服或慢心律150mg,日3次常规口服;无效时改用胺碘酮150mg首次静推,然后给予5%GS250ml胺碘酮300mg维持静点。
治疗组在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基础上加用自拟室早汤治疗。室早汤药物组成:黄芪20g,红参15g,苦参20g,甘松15g,麦冬15g,炙甘草10g,生地15g,五味子l0g,炒酸枣仁20g,丹参15g,三七15g。每日1剂,分2次煎服。并对因治疗原发病,有心功能不全者联用纠正心衰药物。2周为1个疗程,均连续用药1-2个疗程。
1.3 诊断标准 参照《内科学》[1]第七版制定的有关室性早搏的诊断标准。
1.4 观察指标 用药前后、用药期间和随访时均详细记录患者自觉症状、心律、血压、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于服药后第1,3,5天及每周的周一复查心电图1次,并详细记录不良反应等情况。
2 治疗结果
2.1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用药后早搏消失;有效:用药后早搏较原来减少50%以上;无效:用药后早搏无改善。
2.2 结果 治疗组显效18例,有效12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3.7%。用药后心悸、胸闷等症状明显好转,其中有11例伴心功能不全,在应用室早汤的基础上辨证加减,心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对照组显效14例,有效13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84.3%。结果表明,增加室早汤治疗更具有疗效,见表1。
2.3 药物的不良反应 在应用室早汤的过程中和停药后均无任何不良反应。
3 讨 论
室性早搏是由心脏异位节律点提前激动而发生的心律失常,可见于无器质性心脏病的人或者心肌缺血、慢性心衰等患者。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应用西药治疗室早的优点在于专一性强、见效快、使用方便。但其副作用大,疗效欠稳定,一旦停药往往容易早搏复发。而且大多数抗心律失常西药均有致心律失常的作用,这就限制了西药的应用。室早隶属祖国医学的“心悸”或“怔仲”范畴,主要表现为自觉心中悸动、惕惕不安,甚则不能自主。早在《内经》就有对此症状的描述,如《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灵枢・本神》曰“心怵惕”。其致病因素较多,最常见的病因是气滞血痰、心阳不足及气血亏虚等。总的治疗原则是审因辨证,采用活血化瘀、温阳益气、补养气血、养心安神等方法[2]。临床上较常用的中药方剂有炙甘草汤、归脾汤、生脉汤等。我们运用自拟室早汤治疗室早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疗效。不仅心悸、胸闷等症状明显缓解,而且对并发严重心衰亦有较佳的疗效。现代药理表明,方中苦参、甘松[3]均有显著抗心律失常作用,炙甘草、麦冬等均有治疗室性早搏的作用,黄芪、红参不仅可抗心律失常,还具有营养心肌、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功能等功效,丹参、三七可宽胸理气、活血化瘀,生地黄、五味子、酸枣仁等则有滋阴养血、镇静安神定悸等功效。临床上配合辨证施治,相得益彰。中医药治疗室性早搏的临床疗效充分显示了其整体治疗的优势,不但能有效降低心律失常的发生,而且可减少抗心律失常西药的用量,降低毒副作用,维持更长的疗效,真正做到了“标本兼治”,为治疗室性早搏提供了另一种方法。
参考文献
[1] 陆再英,钟南山.西医内科学[M].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关键词:冠心病,介入治疗,护理体会
冠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脏病。是指因冠状动脉狭窄、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心肌机能障碍和器质性病变,故又称为缺血性心肌病。冠心病介入治疗已成为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方法和血液循环重建的重要手段。PCI创伤小、痛苦小、术后恢复快,易被病人接受,由于冠心病高龄病人居多,具有发病快,病情重,常合并其他严重疾病及危险因素等特征。本院于2008年1月—2010年12月成功完成了56例冠心病介入治疗,现将护理体会总结如下。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共56例,男性40例,女性16例,年龄40~75岁,平均年龄57.5岁,其中急性心肌梗死30例,不稳定型心绞痛26例,所有患者均有较典型的胸痛症状,心电图改变,有或无心肌酶改变,均有15年以上的吸烟史,所有手术均获成功,患者未出现临床并发症。2 护理 2.1 术前护理 术前必须完善相关检查以了解患者的全身状况。对其他器质性疾病的患者应该提醒医生行相关处理论文格式范文,以及考虑术前的特殊准备,完善术前药物准备。术前访视患者,认真听取患者提出的问题和疑虑,了解其心理感受,巡回护士应根据其不同心理情况,有的放矢的实施心理护理,以稳定患者的情绪,使其以最佳的心态接受手术[2]。对于急诊患者,应反应迅速,备除颤仪、临时起搏器、气管插管用物,确保各种抢救仪器随时处于备用状态,及时、正确使用。 2.2 术中护理 2.2.1 心理护理 由于患者突然发病,且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室对于患者而言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加重患者对手术的恐惧,预后的猜测等心理,会对手术造成一定的影响,护理人员应在术前做好如心理护理,在手术过程中更应关爱患者,聆听其主诉,告诉患者自己将会陪伴其完成整个手术过程,可采用交流、抚摸等关爱方式,让患者消除陌生感,以便取得手术预期效果。 2.2.2 术中配合 护士必须熟悉手术操作程序,备齐手术需要的物品、器械、默契配合医生手术,密切观察患者心电波变化,及时发现心律失常并处理。特别是开通血管时,警惕再灌注心律失常的发生,一旦发生灌注心律失常,立即配合医师进行抢救。 2.3 术后护理 2.3.1 病情观察 术后患者入住监护室,并进行心电监护,护士应该注意心电示波上心率、心律变化。拔鞘管时应该注意防止迷走神经反射性引起心动过缓,拔鞘管前对患者做好解释工作,分散其注意力,避免因疼痛或紧张诱发严重心律失常。严密观察患者有无胸痛,胸痛的部位、程度、性质及各项指标。术后常规吸氧,以确保血氧饱和度﹥0.92,有利于减轻心肌损伤[3]。备齐各种抢救药品及器械,使其处于完好备用状态。 2.3.2 抗凝剂应用护理 术后常规使用抗凝药物,注意观察有无药物不良反应,有无出血倾向等,皮下注射海普宁后可适当延长局部压迫止血时间,减轻皮下淤血,尽量减少并避免更多次静脉注射论文格式范文,若发现并发症先兆立即通知医师并配合处理。 2.3.3 穿刺点及肢体护理 术后穿刺点用无菌纱布覆盖,弹力绷带加压包扎。穿刺侧髋关节需制动,伸直24h,鞘管拔出后加压包扎6h,可给予远端肢体活动和皮肤按擦,还可以指导患者做足踝关节的屈伸运动,可根据病情需要帮助患者适当更换,使其术侧卧位,以防患者腰酸背痛,密切观察术肢末梢血液循环及足背动脉搏动情况,包括皮肤颜色、温度、感觉运动情况及穿刺部位的出血情况。 2.3.4 饮食护理 术后给予患者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饮食,以促进伤口愈合,指导患者进食低盐、低脂、少刺激、易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注意保持大便通畅,防止便秘,避免加重心脏负担而诱发心律失常的发生。3 小结
冠心病介入治疗已成为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方法和血液循环重建的重要手段,其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心脏功能[4],抢救濒死心肌,从而达到改善患者预后的目的,在冠心病介入治疗过程中进行心理干预和指导,加强患者病情观察及监护,配以熟练的抢救措施,可提高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安全性及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1金海君,朱艳华,马玉民,等.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人围手术期并发症分析及护理.护理学杂志,2004,19(7):25-26.2邹静荷,汤群英,黄景文.冠心病介入治疗的护理.现代医药卫生,2007,23(7):1060-1061.3沈莹.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缺氧性损伤及其吸氧护理.护士进修杂志,2003,18(10):902-903.4陈韵岱,宋现涛,吕树铮,等.12小时内就诊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治疗现状分析.中国介入心脏病杂志,2005,13:5-8.
【关键词】 心房颤动;诊疗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1.132
心房颤动在医学上简称为心房颤动,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一般在成人中较为多见, 且伴随着年龄的增加, 心房颤动的发生率会不断升高[1]。现本院依据心房颤动患者的实际病情程度以及临床观察观察, 对其制定相对应的治疗措施,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2年4月~2014年7月收治的60例心房颤动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男38例, 女22例, 年龄38~79岁, 平均年龄(55.49±6.47)岁。临床表现:所有患者中, 合并胸闷心悸患者34例, 合并有头晕患者25例, 经心电图检测均被诊断为快心室率心房颤动。其中冠心病23例, 高血压14例,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11例, 风湿性心瓣膜病7例,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性心脏病3例, 饮酒抽烟过度所致2例。临床上根据发作时间将心房颤动分为阵发性、持续性以及永久性心房颤动, 其中属于持续性心房颤动为32例, 永久性心房颤动为19例, 阵发性心房颤动为9例。
1. 2 治疗方法 根据患者的心房颤动发作时间对患者进行分类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具体如下:①对于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 以恢复患者的窦性心律为主。对其进行抗心律失常治疗, 给予患者抗心律失常药物, 根据实际病情程度, 给予5例患者普罗帕酮治疗, 给予27例患者胺碘酮治疗;②对于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 以控制患者心室率为主。依据患者的实际情况, 给予11例患者洋地黄加华法令治疗, 给予8例患者恬尔心加华法令;③对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 以病因治疗为主。7例患者未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 此外由于2例患者因心房颤动发作较为频繁以及不适症状较为严重, 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进行治疗, 其中给予1例患者普罗帕酮治疗, 另1例患者给予胺碘酮治疗。
1. 3 评估指标 治疗后, 观察心房颤动患者是否恢复窦性心律。
2 结果
2. 1 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的疗效 32例患者均使用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后, 有26例患者恢复窦性心律, 复律成功率为81.25%;6例患者无法成功复律, 随后给予控制心室率进行治疗, 所有患者的心率均
2. 2 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的疗效 19例患者均给予控制心室率进行治疗, 其中有16例患者的心率
2. 3 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的疗效 7例患者给予病因治疗, 均全部复律成功, 有效率100.00%。另外2例患者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进行治疗, 均复律成功。
3 讨论
临床上根据心房颤动患者的发作时间将心房颤动主要分为阵发性、持续性以及永久性心房颤动。其中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 心房颤动的发病率较高, 临床上以风湿性二尖瓣狭窄患者最为多见, 其次是冠心病以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等。心房颤动极容易导致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发生障碍, 引发机体产生合并症, 其中以心力衰竭和血栓较为多见, 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 使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因此对心房颤动患者必须实施及时、有效、正确以及规范的治疗措施, 达到控制患者病情发展以及减少并发症发生的效果[2]。
对于心房颤动的治疗, 临床上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 但随着生物技术以及医学的发展, 近年来, 治疗方案在逐渐趋于统一。相关研究表明, 对于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 使用频率控制治疗心房颤动的效果并不差于使用节律控制治疗心房颤动的效果。对于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 特别是不能承受心房颤动发作症状的患者, 在治疗的过程中, 节律控制应作为首选治疗方法[3]。对心房颤动患者实施治疗应根据患者的病情程度并结合临床观察结果, 对其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 对于首发心房颤动或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 应以治疗患者的原发病为主, 采取针对病因治疗的方式;对于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 应以恢复患者的窦性心律为主, 采取抗心律失常的治疗方式, 给予抗心律失常药物进行治疗, 若出现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 应立即考虑采取非药物治疗, 例如电复律、导管消融以及外科手术等方法。对于永久性心房颤动患者, 主要采取控制心室率的治疗方法, 必要时可以结合抗凝治疗, 预防血栓的形成以及降低脑卒中的发生率[4]。由以上结论可知, 治疗心房颤动应从四点展开治疗, 分别是恢复患者的窦性心律、控制患者的心室率、防止心房颤动的复发以及预防血栓的形成[5]。
综上所述, 治疗心房颤动应结合患者的实际病情程度以及临床观察结果, 再根据分析结果对患者实施相应的治疗方法, 此次研究结果可观, 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参考文献
[1] 张倩辉, 高丽君, 李树仁, 等. 2010版欧洲心房颤动诊疗指南解读.心血管病学进展, 2011, 32(5):630-632.
[2] 王炎, 汪道文.心房颤动的诊疗进展.临床内科杂志, 2013, 30(1): 16-17.
[3] 关艳辉.老年人心房颤动特点及诊疗.中国医药指南, 2010, 8(10): 75-76.
[4] 李云峰.程伟教授治疗心房颤动的潜药特点.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1.
据记者了解,方丕华教授在心电学领域有着极为深厚的造诣,因此,本刊记者就该领域的诸多热点话题,对他做了深入采访。
为“提高”不舍昼夜
据记者了解,在这次最高规格的研讨会上,大会特邀了方丕华、方全、郭继鸿、黄从新、刘仁光、卢喜烈、马长生、王方正、杨虎、杨钧国、杨延宗、杨跃进、张海澄、张澍、周金台等国内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莅会,就基础心电图、起搏心电图、急重症心电图、无创心电学技术新进展、心脏性猝死、晕厥、心律失常相关进展和最新国际指南解读等50余个专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和交流,并向与会代表讲授各自在临床实践及学科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和临床诊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谈及这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方丕华教授回顾说:“实际上,自2006年开始,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历届研讨会的成功召开,都让广大普通内科医师、全科医生、心内科医师及心电图工作者,逐步了解了心律失常与心电学的新进展,并通过参加这个研讨会,提高了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诊疗水平;所以,过往的每一届研讨会,都获得了来自全国的广大学员和专家代表的普遍好评和高度赞赏……”
方丕华教授继续说:“在上几届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再次举办了2013年度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第八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并又一次迎来了全国各级临床医师和广大的心电图工作者踊跃参加。”
而作为本次研讨会执行主席之一的方丕华教授,在繁忙的会务工作之余,不仅主持了多场专题学术研讨,还做了多场专题学术报告。方丕华教授的辛劳与忙碌,我们从他的会议日程表上即可窥见一斑——
6月9日,方丕华教授在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心律失常进展”论坛上,不但主持了本论坛,还相继做了《疑难心电图荟萃与专家点评》《冷冻消融治疗难治性心律失常的临床应用》《心律失常最新研究进展》等的专题发言及学术报告;
同日,他主持了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基础心电图”论坛,并在该论坛上做了题为《心向量和心电图产生原理》的专题学术报告;
同日,他在本次研讨会同期举行的“第二届心电图读图争锋赛”上出任主席,主持了“基础心电图”争锋大赛,并做现场点评发言。
6月10日,他继续出任“第二届心电图读图争锋赛”主席,并主持“心电图读图争锋大赛”,同时做了现场点评发言;
同日,他在本次研讨会分设的“急重症心律失常与心电图”论坛上作题为《疑难心电图荟萃与专家点评》专题报告。
6月11日,方丕华教授继续主持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基础心电图”论坛,并在该论坛上做题为《宽QRS波群心动过速的鉴别诊断》的专题学术报告……
从上述有关方丕华教授的满满的会议日程中即可看出,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方丕华教授可以说是“不舍昼夜”,并倾其全部的激情和热忱,在为大会的组织工作全身心地付出的同时,还以其多年丰厚的学术积淀为基础,向与会代表传授着他在临床科研等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谈及他如此不辞劳苦的原因和动机,方丕华教授感慨地说:“众所周知,心电检测对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及其病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我国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861万人员中,真正在一线从事心电图的医务工作者,只有将近10万人;即使在这区区不足10万的医务人员中,真正精通心电监测的医生所占在职医生总数的比例也非常低;而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现代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日常应用最广泛、最基本的心电图技术的重视程度却有所下降,这是导致精通心电图的医生占在职医生总数的比例非常低的原因之一。”
谈到这里,方丕华医生话锋一转说:“从心电图对临床诊疗工作的重要性来说,心电图工作者、全科医生、内科医生、医学生,甚至心血管专科医生,都需要学习和提高心电图知识。因为心电图对许多疾病都有辅助诊断的作用,特别是对冠心病和心律失常的诊断作用更大,多数情况下,是确诊相关疾病的重要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举办‘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和‘心电图读图争锋赛’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期待通过每一次的研讨会和争锋大赛,能够全面促进心电学领域的新概念、新技术、新进展和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和提高。这实际上就是我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的最重要的宗旨和动机……”
为“规范”锲而不舍
采访前记者还了解到,在前不久的2012年4月26日至29日,由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心电学与心律失常新进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方丕华教授仍出任大会执行主席。据记者了解,第七届全国心电学与心律失常新进展研讨会专家阵容同样强大、研讨内容同样丰富,讲者的结构和课题设置的亮点十分独到和精彩。
谈及那次学术盛会,方丕华教授回顾说,那次大会邀请了近百名国内活跃在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发言和研讨。会议就“心电图基础与心律失常”、“起搏心电图”、“心电图学新技术”、“急重症心律失常与心电图”、“心电图学与心律失常相关指南解读 ”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内容涉及心电图基础知识、心律失常诊断基础、起搏心电图的阅读和故障识别和处理、心源性猝死的诊断和预防、晕厥、遗传性心律失常的诊治、各种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急性冠脉综合征、肺栓塞等急重症心电图的诊断、心肺功能运动试验等50余个专题,涵盖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新概念、新技术、新进展和新成果。
方丕华教授继续介绍说:“从刚刚我谈到的会议内容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心电图学与心律失常相关指南解读’是那次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之一;同时,有关心电学和心律失常的国际指南的解读内容,也在那次研讨会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那些指南都是由国际上各种专业学会组织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顶尖级专家,在总结了目前所有重要研究成果后提出的规范化文件,它们对指导基层临床诊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那次会议上邀请专家结合我国国情,对那些重要的指南进行解读,对认识、应用和推广指南,使我国在这些医学领域的发展水平与国际接轨,让我国广大患者接受符合国际指南的规范化诊治方案,进而根据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规范这一学术领域的各种‘乱象’,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诊疗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采访中,谈到“规范”问题,方丕华教授特别强调了在房颤治疗过程中必须规范化,无论是在抗凝治疗和抗心律失常中药物的使用,还是射频消融的应用,都必须遵循指南的重要观点。
方丕华教授特别指出:“大家都知道,房颤分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两大类方式。在临床上,药物治疗一般大家都比较熟悉。在2006年的ACC会议上推出了房颤的药物治疗指南,对房颤治疗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中国房颤的治疗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国际接轨方面,中国的心内科医生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介入治疗就另当别论了。介入治疗分为‘导管消融治疗’和‘外科微创手术治疗’两大类。外科微创手术治疗是在不开胸的情况下用微创的方法,经过胸壁小的切口进行微创治疗,也是消融手术,只是经过胸腔的途径,切一个小口进行治疗。目前,我们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及一些具备技术力量的大医院,都有相应的专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基层医院,就亟需在这方面进行普及、提高和规范了。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为“学术”上下求索
从方丕华教授的从业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于1982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医疗临床工作。自1992年起,方丕华教授即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专攻心血管内科和临床电生理,并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93年开始,方丕华教授先后对冷凝消融治疗心肌梗死后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和激光消融治疗心律失常进行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1998年10月至2001年9月的3年间,方丕华教授先后在意大利著名的Insubria大学和美国的Wake Forest 大学医疗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心律失常的标测和介入治疗。他在著名的意大利电生理学家Salerno教授和美国的Fitzgerald教授的指导下,对心电生理的各种标测技术Carto标测、非接触标测和超声标测技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001年年底学成回国后,专门从事心脏起搏和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此外,方丕华教授还在国内率先应用先进的CARTO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不适当窦性心动过速、反复单形性室速及房颤的射频消融,在国内率先开展冷冻消融的基础研究和冷冻导管消融室上速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从上述资料即可看出,方丕华教授在心律失常和心电学领域建树颇丰。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方丕华教授尤其是在无创心电学方法对心脏性猝死进行危险性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当记者问及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对于心电监测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时,方丕华教授首先介绍说:“猝死,是指各种原因引发的急性症状出现后1小时内的死亡。猝死占总死亡的15%至20%,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在导致心脏性猝死的疾病中,冠心病占 80%;而心脏性猝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心律失常,约占88%。其中室性心动过速占62%,尖端扭转性室速占13%,特发性室颤占8%,缓慢性心律失常占17%。心脏性猝死发生后,通过心肺复苏能够救治患者的时间非常短暂,总共约10分钟,每延误1分钟,抢救成功的希望就减少十分之一。目前,尽管学界在药物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公认救治心脏性猝死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植入心脏转复除颤器……”
方丕华教授继续说:“实际上,心脏性猝死在相关疾病如心梗后心功能减退患者中发生率较高,但是,心梗后心功能正常或轻度减退者的基数则相对较大,因而发生于这类人群的心脏性猝死的数量反而大于前者。这就导致一般的心电学检测方法在预测心脏性猝死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不高。那么,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找出具有潜在心脏性猝死危险的患者,并确定哪些患者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和需要植入心脏转复除颤器呢?这是医学研究者一直探讨的问题。”
方丕华教授介绍说:“基于上述情况,近些年来,我们主要是联合应用无创心电学技术如心室晚电位、心率变异性、窦性心律震荡和T波电交替等观察其对心肌梗死后患者猝死的预测作用。经过大量研究我们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后1到4周内检测到异常时域T波电交替的患者,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较高,若结合其发生的频率,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测能力。我们这些研究中的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了美国心电学杂志上。”
同时,方丕华教授长期从事导管射频消融治疗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采访中,他还谈及了如何把握房颤射频消融治疗后服药物及抗凝治疗和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的相关问题。
方丕华教授认为:“对于射频消融后的抗凝治疗,我们的原则跟国际指南是一致的,要求房颤射频消融后无论有无房颤都应该抗凝至少两个月;如果患者条件允许的话,就坚持服用三个月;如果患者条件不允许、或者比较差的情况下,就至少服两个月;如果患者房颤发作了,就需要长期坚持服用。而对于射频消融后的抗心律失常的治疗,在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的心房肺静脉的触发点非常明确,发现患者某个肺静脉里面有早搏频发的诱发房颤,可在我们消融过程中早搏消失了、房颤终止了,对于这类触发机制比较明确的病人,我们消融以后抗凝的药物还需要服用,但先不服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如果在手术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触发灶,就进行常规环肺静脉隔离的手术,然后给病人常规服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三个月。”
谈到导管消融手术治疗问题,方丕华教授介绍说:“我们阜外医院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进行房颤的射频消融,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数千例的手术了。而根据病人的房颤类型,射频消融的效果也不一样,现在效果最好的是阵发性房颤,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没有明显的器质性心脏病的阵发性房颤,我们主要是在carto的指导下进行环肺静脉的隔离。这种方法对阵发性房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术后还是有复发的,有一部分患者需要做第二次手术,80%到90%的病人一次就做好了,很少部分病人需要做第二次手术。现在做第二次手术的很多病人是早期时候的手术病人,那个时候房颤手术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成熟,隔离的时候包括使用的功率、温度都没有现在控制的这样好。当时很担心出现并发症,相对现在要谨慎、保守一些,但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了解了它的安全性,这样治疗的一次成功率就大幅度提高了……”
方丕华教授还介绍说:“我在担任检测中心主任期间,还兼任着我院心律失常22B病房主任,主要从事心律失常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工作。我们科室技术力量雄厚,治疗水平精湛,充分发挥了阜外医院的技术特色及技术优势,整个团队贯彻‘以病人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热情谦和的工作态度,形成了临床综合实力及科研水平都很高的团队。目前,我们已开展最前沿的心律失常介入诊疗手术,包括导管射频消融术、冷冻消融、心脏起搏器、三腔起搏器和埋藏式自动心脏复律除颤器植入术及感染起搏电极导管拔除术等。目前,我们以介入性心血管病治疗为重点,使医疗、教学、科研各方面得以全面发展;承担了北京市、国家、部委等多项研究项目,还承担了全国进修医师、硕士生及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
采访快要结束时,方丕华教授感慨地说:“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体现在心律失常和心电学领域的特点就是,新设备、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因此,无论是我本人也好,还是我们的科室也好,在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方面,都必须紧跟时代潮流,上下求索,与时俱进,以期为广大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高水平科研平台建立并稳步发展。2012年,随着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被评为广东省“十二五”医学重点实验室,也是当年心血管领域唯一的重点实验室,进一步促进了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和学科发展。通过制定实验室建设方案,增强实验室各项软件和硬件设施,优化人力物力资源,建立了一个集开放、协作和竞争为一体的高水平科研平台。
1.1构建临床医学科研平台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是广东省“十二五”医学重点实验室,根据专业需要,以及未来发展,建立独立实验室。实验室包括:细胞膜片钳实验室、细胞培养实验室、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动物实验室、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实验室、学术交流办公室。各实验室有机结合,强大实验支持,加上良好的实验环境和医学科研条件,吸引了众多院内外优秀科研工作者,推进了科研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完成,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协作,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建立和飞速发展。
1.2配置先进的实验室仪器设备
目前,实验室已经积累了总价值约2000万元的先进仪器设备。包括:(1)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仪器:酶标仪、高效液相色谱仪、普通PCR仪、梯度PCR仪、荧光定量PCR仪、分光光度计、全自动凝胶成像系统、超声细胞破碎仪、超净工作台、高速冷冻离心机;(2)细胞实验仪器:细胞膜片钳设备、细胞压力加载系统、流式细胞仪、全自动磁珠分选仪、普通倒置显微镜、倒置荧光相差显微镜、生物安全柜、台式离心机;(3)动物实验仪器:离体心脏灌流装置、多导电生理记录仪、彩超相控阵探头、冷光单孔手术灯、体视显微镜、血管压力直径测定仪等。仪器设备种类齐全,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体系,更好的服务于科学研究。先进的科研仪器设备,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必要的科研设施,能够基本满足科研工作对于科研仪器设备的需求。同时,这些专业的实验室配置有利于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开展,促进了学科的建设和稳步发展。
1.3特色化实验室管理和发展
作为心血管内科高水平科研平台,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宗旨是服务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为更好的尊承其服务宗旨,实验室建立了管理制度。对实验室科研档案管理、实验技术积累、实验室安全卫生保障、实验室仪器设备维护、科研实验收费等分别制定了详细规章制度,制定课题组之间定期交流机制,为实验室正常运作与稳步发展提供保障。同时,实验室实行以课题组为单位的负责制度,各课题组负责人(或导师)对各自课题组的经费使用情况、科研进度和科研成果的可靠性负责。这种运作模式,在保证研究课题独立性的前提下,有利于不同课题组之间、不同科室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利于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科发展。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着重研究心血管疾病中的心律失常发病机制和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向:心力衰竭与心律失常方向,心脏保护与心律失常方向和动脉粥样硬化与心律失常方向。为了促进上述研究方向的发展,实验室积极选派优秀人员出国留学深造。同时,邀请该领域与实验室长期合作、有影响力的专家为课题组成员,为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随着实验室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和各项科研项目的开展,实验室已建立了心律失常在细胞、离体和在体水平的系列研究方法,综合多道生理仪、膜片钳等专业研究手段和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实验室已具备开展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的全部仪器设备和实验方法。
2强化科研积累和人才培养
2.1科研业绩沉淀,促进科学研究
在医院重点学科发展经费的支持下,科室运用膜片钳技术,建立了心脏离子通道实验平台;构建心律失常的整体动物模型;建立离子通道在动物整体模型上的整合;利用细胞压力加载系统,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力衰竭离子通道的改变以及对心脏重构的影响。努力构建设备先进、种类齐全、操作规范、学术氛围浓郁的优秀实验室,为吸引优秀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努力使实验室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心血管研究方面的高级人才培育基地。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建立,为学科科研工作者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为科研项目的申请和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才培养是实验室服务宗旨之一,2010—2012年,在实验室建设与稳步发展阶段,科室共招收了11名博士研究生和27名硕士研究生,已有27名顺利完成科研工作并取得相应学位。科室共申请并获得多项专利,发明专利有“便携式心内除颤装置”;实用新型专利包括电极导管、心脏起搏电极、数码临时心脏起搏器和下肢动脉造影标记尺。基础临床科研取得长足进步:获得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广州市科技名院名科特色项目,1项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研究5010计划项目。其中,省部级项目中包括多项卫生厅科研项目。获批的项目中,既有心电生理方面,也有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方面的研究;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学科影响力日益增强。
2.2依托平台建设,促进科研与人才培养良性循环
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随着平台的建设人才辈出,科室获得1项教育部霍英东基金会项目,1项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项目,3项“逸仙优秀医学人才”计划项目,2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累计科研经费591.6万元。科室每年获批项目数、科研经费总额和SCI收录论文篇数及影响因子均呈递增趋势
2.3促进学科发展,增强学科影响力
在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自2008年以来,心血管内科每年举办逸仙心血管病论坛。每年来自国内外心血管病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达到500多人,会议论坛内容包括心律失常与心力衰竭分论坛和冠心病与高血压分论坛等。作为区域性的学术会议,意在立足广东,辐射华南,加强与国内外交流,给省内外心血管医生提供一个沟通、学习和交流的平台。近年来,随着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的成立以及学科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以心电生理与心律失常实验室为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学科的科研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同时,学科建设得到长足稳定发展,参观和交流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2011年,科室荣获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临床医学科研条件的建设对于提高科研水平、加强学科建设、加速人才培养、增强心血管内科的综合实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药理学 实验教学 综合性改革
提高学生素质,增强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是高校教学永恒的命题。将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纳入实验教学中是适应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1],实验教学是学生接受实践锻炼和提高实践能力的良好途径,在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对药理学实验教学进行综合性改革的背景及意义
《药理学》是高等医学的主干学科,是医学与药学、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桥梁,对医学生和药学生均是关键的专业基础课程。《药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药理学理论的任何进展均要以严谨的基础与临床实验证实,因此《药理学》实验课教学对于促进医药类本科生深入地理解药理学理论知识,从而在以后的临床工作和药学服务工作中更好地运用药理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由于医药类各学科的科学研究几乎均用到《药理学》实验设计和实验技能,因此良好的训练对于医药类本科生进一步深造的科研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不少院校同仁对《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了多种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广州中医药大学将药理学实验教学整个过程分五个阶段进行,由浅入深、由简渐繁,进行“渐进性、探索性药理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不同层次学生均自第一阶段起始,终止于不同阶段,从而满足不同层次教学的需要[2]。内蒙古医学院在实验教学中引入科研设计性实验,将选题立项工作也交给学生自主完成[3]。有些院校强调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例如多媒体教学、虚拟实验教学等进行实验教学改革[4]。北京中医药大学在本科生药理学实验教学中增加SCI论文的实验设计,增强学生的自由探索科研意识,帮助学生掌握科研设计的基本原则与思路,结合采用实验方案讨论会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进行药理学实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教学改革与创新[5]。
2.我院《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目前我校《药理学》实验教学方法仍主要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课前实验师准备好所有实验所用药品、试剂及仪器,实验课堂上先由带教老师讲授实验目的、原理、实验材料、实验方法,然后示教,最后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进行整个实验,取得实验结果,提交实验报告。实验项目基本为验证性实验,强调通过实验教学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巩固。应该肯定,现有的《药理学》实验内容及教学方法基本满足教学需要,对本科生实验技能的训练和理论教学的巩固作用基本符合大纲要求。但是由于《药理学》实验教学内容已经采用多年,实验内容陈旧、单一,缺少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容的安排,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对医药类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笔者对实验教学进行了综合性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2.1对现有实验项目进行渐进性安排
现有的八个实验项目,由易入难,每个实验着重训练不同的药理实验技术。第一次实验组织学生分组观看“药理实验基本技术”教学录像,促使学生对药理实验技术建立一种初步感性认识。然后考察硫酸镁不同给药途径的不同药理作用,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给药途径对于药效的影响,同时训练学生灌胃及腹腔注射两个最基本的实验技术。第二次测定某药物的LD50,该实验为经典的药理总论部分实验,学生既可以复习上次训练的技术,又可以深入理解药物的安全性。第三次实验进行有机磷农药中毒与解救,训练学生的家兔静脉给药技术,中毒及解救实验结果的观察能力,并对拟胆碱药及抗胆碱药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进行复习及深入理解。第四次考察巴比妥类药物的中枢抑制作用,训练学生对于中枢抑制药筛选方法的掌握。第五次考察呋塞米的利尿作用,训练学生对家兔的灌胃操作技术及静脉注射技术。第六次考察糖皮质激素的抗炎作用,训练学生肌肉注射操作。原有的家兔离体平滑肌运动实验及家兔血压实验整合进新研发的药理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内。整个药理学实验课程安排在第七周开始进行,以配合《药理学》理论课教学进度。
2.2《药理学》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开发
选择“β-受体阻断药(普萘洛尔)对高血压、心律失常及呼吸道平滑肌运动的影响”作为实验项目,训练学生独立自主完成实验的能力,包括查询文献、设计实验方案、分组讨论、优化方案、准备药品及仪器、进行预实验、正式实验、结果观察与分析及总结等各项能力。由此,我校医药本科生将获得有关药效学实验全程的严谨训练,从根本上提升我校学生的培养素质。
2.2.1普萘洛尔对高血压的降压作用。家兔麻醉后,固定,颈动脉插管测定血压,通过RPMI6240生物机能实验系统描记血压曲线。先分别给予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造成高血压动物模型,然后耳缘静脉注射给予普萘洛尔,观察普萘洛尔对血压的影响。
2.2.2普萘洛尔对心律失常的作用。大鼠麻醉后,固定,针型电极插入大鼠四肢皮下,连接RPMI6240生物机能实验系统,选用II导联,描记正常心电曲线。颈外静脉插管,给予氯化钡至心律失常,记录心律失常持续时间。取另一大鼠重复上述操作,诱发心律失常后给予普萘洛尔,考察心律失常发生时间或持续时间变化,评价普萘洛尔的抗心律失常作用。
2.2.3普萘洛尔对呼吸道的作用。豚鼠处死后取出气管,制备气管螺旋条,放入盛有克氏液的麦氏浴管中,张力换能器连接于RPMI6240生物机能实验系统,描记豚鼠离体气管的收缩曲线,观察给药前后收缩幅度、张力及收缩频率的变化。
3.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现有药理学实验项目进行重新整合与修订,强化对本科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及操作技术的训练,保证学生通过认真完成药理学经典验证性实验,熟练掌握基本实验技能,并具有必要的观察能力。在此基础上,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并采用PBL教学法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自己准备试剂、仪器,自行完成实验并对结果进行处理、分析。通过本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药理学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增强教学效果,培养适应科研、临床、药学服务工作需要的本科毕业生。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R].2011,教高[2011]6号.
[2]蒋苏贞.渐进性探索性药理学实验课程设计与分析[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2,10(20):55-56.
[3]韩瑞兰,范蕾,常福厚,龚延平.药理学实验教学中开设科研设计性实验研究[J].北方药学,2012,9(1):78-79.
[4]方欢乐,卫华,马怀芬,张飒乐,李英.药学本科专业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探讨[J].现代医药卫生,2015,(S1):9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