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4:16
导语：在良渚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内容提要】大企业的发展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标志。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要落实到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经济行为上，以大企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不仅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赖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彼此之间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大企业之间的竞争。大型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拥有一批大型的、先进的、在国内具有支柱地位、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稳定份额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性大企业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而现代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微观主体——企业的参与，而且需要政府作用和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和服务者，致力于解决微观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市场机制所不能合理解决的问题。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合理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协调发展就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要落实到企业主体的行为上，通过企业行为传导其政策措施，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应将以上两项经济任务结合起来，推动大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良性互动，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大企业自身优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表明，在以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为主要内涵的经济发展阶段，大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大企业具有融资、技术开发和资本经营等综合，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有其他企业和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不仅是一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体现者，而且可能并且应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
首先，大企业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资金、技术实力雄厚，可持续发展能力强，能够承担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资金数额大、技术含量高、建设周期长的项目的建设。这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所无法企及。
其次，大企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支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撑在于技术进步。大企业又是产业内技术进步的策源地，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科研开发能力强，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活动不断创造出新的产业群，把产业结构日益推向更高层次。
第三，大型企业集团内形成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可以将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中小企业，从而带动大批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大企业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企业能有效地执行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目前的大型企业一般以企业集团为其组织形式，集团内以大企业为骨干，集合众多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依托于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大企业在政府产业政策和众多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起着政策传导作用，能够协助产业政策的调整，提高结构调整的有效性，保证政策效果。
最后，大企业在其经济行为中不断进行的兼并收购活动是结构调整的巨大推动力。频繁的并购活动可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和校正产业结构的扭曲现象，保证其按正常的轨道发展，而且其兼并收购活动造成的资产转移本身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发挥大企业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产业间形成合理的具有动态发展能力的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滞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满足需要向选择性消费转变，但产品的供给结构却不能与之适应。同时，产业结构也滞后于生产需求的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品仍然大量依赖进口。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显示，我国达到买方市场状态的工业品已占93％以上，绝大部分产品都处于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状态。整个经济呈现出过剩经济的特征。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与装备、工艺水平低，达不到规模经济并存，与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受到抑制并存。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供给能力的相对过剩是在人民的消费和生产需求得不到更高层次的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结构相对于需求结构来说显得过于滞后和低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障碍。
（二）产业的内在素质差。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技术结构水平低，装备落后。从总量上看我国一次性能源、水泥、钢铁、粮食、棉花、油料、肉类产品等生产量都居世界前列，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近一万亿美元，我们用同样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出的价值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甚至是1/6。产业技术落后，使对产业质量、性能以及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的技术设备进口不断增加。据调查，在我国15个行业中，关键技术的掌握与应用及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个别行业则落后20—30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的档次水平低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取很小的份额，而对技术水平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又表现出巨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优势也将逐渐被侵蚀。
（三）各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仅包括三大产业间的关系，而且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构成状况。从农业的情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但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农业生产方式，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各自所占的比例远未达到现代化大农业的要求。贸工农一体化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民依然进行着维持基本生活的粮食生产，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不够。从工业来看，如前所述，结构严重失衡，低水平过剩与高技术层次产品的短缺并存。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源于工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状况。第三产业内部发展也不平稳。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居于主要地位，新兴产业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特别是教育、金融创新和交通运输制约更为突出。
（四）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状况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7.3％，分别比1981年增加了13.8％和6.9％。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汇总统计后发现，各地所选的支柱产业大多集中在汽车、电子、石化、机械等工业上，而且产业内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产品也极为相似。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地区均衡化的发展战略，各地区在产业发展布局上，追求本地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由于市场约束机制、风险机制不健全，投资主体权责利不对称，以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一再出现，加剧了地区结构的趋同。同时，各地方政府由于原有财政体制和国有经济的原因，也成为经济利益主体，同时也作为“政治人”追求政绩，这种双重身份导致其行为的非理性，一味追求产值和速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地区产业结构的严重趋同破坏了地区间、企业间合理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无法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使社会资源配置处于低效或无效状态，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经济持续发展。
（五）产业政策与其他政策缺乏配套。我国以往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拉平补齐的适应性调整，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不仅具有滞后性、低水平的特征，而且在其实施过程中与其他措施不能很好地配套，从而消解了一部分政策效果。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与劳动就业、城市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城市化的步伐相对滞后，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原有企业不断积累相对富余的职工，这使就业压力不断增加。而就业问题的压力又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目标与其发生冲突，从而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业结构的刚性固化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增加了社会负担，又减少了用于改进产业结构的资源。因此，政策不配套，使产业结构的政策效果偏离了目标。
另外，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现在，发达国家几乎所有重要产业都是大企业唱主角，不少经济学家说我们正处在以大企业为轴心的经济时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关键产业的集中度都非常高，例如美国在1979年汽车、平板玻璃、汽轮机与汽轮发动机、家用冰箱与冷柜、电视显像管几个行业最大五家企业的集中率分别为99％、92％、90％、85％和83％。但是，我国企业普遍竞争力不强，特别是缺少足以在国际上立足的大公司、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数与我国国民经济的规模不相适应。而且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有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
首先，产业结构调整大多是以政府为主体来进行的，政府不仅制定产业政策，而且亲自参与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大量干预不仅使信息在部门和层级之间的传递发生扭曲，而且存在地方政府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实际效果明显低于对政策效果的预期。
其次，大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差距明显，难以较好地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R&D投入一项来看，世界500强的R&D投入占其销售收入的比大都在5％—10％，有的甚至更高。而我国2000年2655家企业集团中，R&D投入只占主营业务收入的0.9％，超过5％的很少。大企业技术竞争力的落后阻碍了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
再次，很多大企业所进行的兼并收购等资本经营活动单纯为“做大”而进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很多资本经营活动脱离其基本的生产经营活动，短期内把企业做成了“胖子”，却不能增强其内在素质，对产业内行业的发展和产业间关系的调整作用甚微。
三、积极发展大企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大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政府对经济运行所实行的宏观政策，而前者是后者产生效果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以上两项经济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以大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一）明确大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应承担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任。大企业、企业集团的产权多元化有助于企业家的职业化，使多元投资主体有动力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择优秀的经营者。而市场优胜劣汰的压力会使企业家真正做到行为长期化，狠抓技术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带动技术体系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仅能够带动产业升级，而且能对产业结构的布局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要改变以往产业结构调整以政府为主体的不规范现象，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真正依赖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来进行。
（二）通过大企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是产业关联的本源要因，技术体系的变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体系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R&D是技术创新的源泉，而R&D投入低、技术人员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市场占有率低—低利润—R&D投入水平低、高素质人员缺乏，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业结构的升级没有依靠。因此，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培育和发展大企业、企业集团的关键。而大企业由于其本身的实力雄厚，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相对于小企业来说都占有优势。因此，在技术创新上也占有相对的优势，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一个产业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形成竞争协作的关系，大企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形成技术扩散，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
（三）以大企业的发展，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有很多途径，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外部扩张的方式，其中又以以资产为纽带的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企业之间的资产重组要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为目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建企业集团的过程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企业的资产重组是产权转移的过程，而产权转移又涉及生产诸要素的流动和优化组合，通过优势企业对被并购企业生产诸要素的重组，逐步实现生产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组合。企业通过资产重组组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来调整国有经济的产业分布结构，将生产资源进行再优化配置。同时，按市场经济原则组建企业集团，加强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兼并、控股等活动，通过企业组建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国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能够打破地区、部门分割，修正地方政府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使各地区和部门原来分散的矛盾和利益变为集中和统一的利益，促使地区和部门对企业的管理真正向间接管理转化。为解决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问题提供途径。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
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关键词：中华文化，江海文化，土壤，气候，如皋谚语
如皋这个“中国长寿之乡”，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立即震惊海内外，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建设中的如皋港，如何抓住机遇，发扬地方特色文化，构建长寿文化产业，对推动本地的经济的快步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我从自然、人文、历史等方面论述长寿文化，从而切合实际地析出长寿文化产业的构建思路。
（1），如皋长寿文化与中华文化。文化即“以文化之”，以文来改变社会和自然，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诸如中华文化、民族文化、长寿文化、盆景文化、江海文化、饮食文化。论文格式。。论文格式。。每一种文化都凝聚着此文化的精神、灵魂、性格、习俗等精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又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环境，是人们在共同从事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中华文化体现的是龙的协和性精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清代马彇<绎史>卷一引<无运历年纪>认为：盘古开天劈地，死后献出身躯，造福人类。“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为四极，五体为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作为开天劈地的创生神,龙是多种自然物象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是融合、协和、团结、凝聚的象征，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而中华文化的古老哲学就是将世界分为天地阴阳两极，《易经。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已经注意到事物的两面及两面之间的转化关系。易经里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龙跃在渊”“飞龙在天”说龙何时积蓄力量，又何时能够腾飞等，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过程。龙有一个从神物到皇权再到品德涵养和祥瑞和谐的体现过程，成为现代社会中华儿女腾飞、祥瑞、振奋、开拓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婚姻、服装、雕刻、建筑等，民间有舞龙灯、坐龙船的习俗。
龙的精神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理性和早熟的特征，从盘古劈开混沌的阴阳世界看，《周易》和《老子》则是开启中华文化哲理智慧的钥匙。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可道，非常道”，有大道方有大德，德者寿，“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还提出“贵柔守雌”的道德规范，认为水是天下最柔的东西，但可以冲毁一切坚强的东西。这叫以柔克刚，太极拳的精神从此化来，成为养生的拳道。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心思想是“仁者，人也”。仁者寿。以人为本正是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与天主教的“神文化”和印度的“鬼文化”是不同的。我国古代用来规范人与人的
“五伦”“十义”，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劈除被统治
者利用的工具外，在权利和义务上是有道理的，对社会和谐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无论儒家的孔孟，还是道家的老庄，都主张和谐，中华文化讲究的就是人自然的和谐。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由儒道两种主导中华文化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两点信息：一是尊老爱幼在如皋早成风气，即仁者寿；二是“天人合一”思想左右了如皋人的心态，渗透到如皋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与天同寿。
（2），如皋长寿文化与江海文化。南通地处长江下游和沿海的江海平原，江海文化代表了南通地区的特色文化。江海文化既有长江流域的源远流长，又有海般的博大精深。水具有鲜活和精深沉稳的特性，表现为文化浸润的内质性。同时浪花飞溅，激情澎湃，张扬个性，表现为文化骨胳的外显性。中国河网密度最高的是长江三角州，江海平原上的城市是水流出来的骄子，江河雕塑了美丽的江海平原。江海平原地处黄淮与长江及东海的交汇地带，有过多次的海陆变迁，人们与水沙交往深厚，对百川归海、细流与博大、水流如血管、一路滋润、生命之源等文化情有独钟。
江海平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南北中心地带，文化上的最大特点是兼融性历史上，战争迫使人口流动此地是重要因素，如公元473年，越灭吴，向北移民，形成吴文化北上的趋势。晋时战乱频繁，北方人口又南迁，必定南北文化相遇。这里举个例子，福建永定县的土楼，上百户人家住在一栋楼里，里一层外四层的巨大的团楼，都是战争南流的客家人，他们住在一起，易守易攻，对付外来势力。那么，江海平原历史上，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是向往社会的和谐、安定、融合是可想而知的。江海文化兼融了中原文化（特别是齐鲁文化）和吴文化（即良渚文化）的优点，形成了兼融互补的开放性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工具上的三角犁、半月形镰刀，至今江海地区还能见到，上世纪大量使用，现在多被机械化代替。植物上表现为水稻、蚕丝、菱角、葫芦等。齐鲁文化（大汶口文化），农业以种植、饲养猪最为发达，鱼盐业也很重要，水井大量使用，酿酒、纺织是手工业。
由江海文化的特点看,如皋长寿文化透出追求安逸、涵养兼容的信息，从而渗透到饮食、起居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慢慢显示出独特的长寿文化来。
（3），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条件。如皋的自然条件对长寿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土壤和气候两个要素上。
先说土壤，如皋是江海平原上有名的高沙土地带，是战争年代'苏中七捷'的主战场和革命老区。地质学家认为“由废黄河下游及淮河下游泥沙冲击摆尾形成的”。沿长江一线，多为水中陆洲变迁而成。如皋可谓“百川归沙”。高沙土是一种干粉型的细沙土，特点是漏水、贫瘦、高低不平。旱作物产量低，过去是南通地区最贫的县。谚语：“一场大雨泪汪汪，三日无水尘飞扬，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做新郎。”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号，开民河、修渠道、筑鱼塘。。。改变了高沙土的面貌。论文格式。高沙土的种植以杂为特征，有一年十八谷之称：大麦、小麦、元麦、高梁、荞麦、大豆、绿豆、豌豆、蚕豆、玉米、花生、山芋、萝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经济价值不高。自如皋长寿之乡发现后，中国微量元素学会对其土壤及农作物进行化验分析，惊奇的发现：河流冲击物的土壤含有多种矿物质，使果疏含有多种有益元素，让人体细胞免受氧化损害，保持免疫力。主要是镉、铅、汞含量极低，而硒含量极高。植物学家惊奇的发现如皋的土壤尤宜银杏树的生长。来到如皋您会发现家家有种银杏树的习惯。儿时就知道，九华镇赵家村有银杏树围径可放18辆独轮车的事实。神奇的高沙土给如皋长寿文化透出的信息就是：土是长寿文化的金元宝。
再说气候,如皋位于北纬32C，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年平均温度14C左右，气候温和，舒适宜人。年降水1056毫米左右，雨水充沛，空气清新。需要强调的是，它的理想的人居之地是人长寿的自然基础，只是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世界人居理想的气候的地方很多，但并不都是长寿之乡。如皋与广西的长寿之乡巴马相比，情况不一样。巴马在山区，是封闭的自然环境，用天然氧吧来调节城市的喧嚣，开发长寿旅游文化。如皋在平原，是非封闭性的自然环境，树木沿河网格状覆盖，圈起网格状的绿色农田，又多一层网格状的
河流环绕，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然景观。奇妙的是，如皋人同时把花卉盆景的氧吧搬进室内，净化现代社会的空气。如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花卉盆景之都”，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花卉盆景基地。这就说明，如皋长寿文化不仅只自然的，而且是人文的、历史的、开放的、社会的。诸如如派盆景、哨口风筝等艺术形式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就是说如皋人民的艺术审美情趣不是一天就有的，审美愉悦是人的健康长寿重要因素，所谓书画长寿，道理是一样的。如皋长寿文化的这种非封闭的自然性、沿海平原的唯一性、人文情怀的深厚性，对当今社会有着更大的指导意义，对如皋长寿文化的开发有着更广阔的空间。
（4）如皋长寿文化与历史价值参考。一个非封闭性中国长寿之乡，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恰恰它就是长寿文化的精髓。如皋长寿之乡是有历史的，散落在城乡的百岁坊、百岁庄、百岁巷、百岁桥、百岁渠等文化遗址说明了这一点。还产生了许多长寿名人，如三国大司马吕岱97岁，北宋教育家胡爰85岁，清代文学家袁枚109岁。。。甚至有徐神翁列八仙、乐子长奇遇得道的神话传奇。与长寿有关的民俗如过百路、千家米、百岁碗、也随之反映出来。再看2003年的调查：145万人口，百岁以上有251人，90岁以上有4000人，80岁以上有40001人，平均75。5岁。联合国标准为百岁0。75/万人，比之多5。5，比联合国确定的发展中国家63岁的标准多11。5，调查说明长寿之乡是一个长寿历史的延续过程。下面列举几个如皋民间谚语：“鱼在锅中颠，全靠出水鲜。”是说鱼米之乡，水网密布，鱼讲究现捞现蒸。“饱时不忘饥，一干和二稀。”是说饥饿养生，每天以一顿干饭为宜。“掺儿米打了底，吃了能活九十几”如皋以产杂粮吃杂粮著称。“麦见黄，冷蒸尝。”用青麦仁做成的食品。“麦上场，焦雪尝。”用新麦仁先炒后磨份，再调成食品。“鱼上火，肉生痰，豆腐青菜保平安。”“如皋人好奇怪，春来田间割野菜”要数母鸡头菜家家都有。“秋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如皋特产养生萝卜，如皋萝卜干以香甜嫩脆早就名著九州。从如皋传世的三大养生专著《食暜》、《寿世秘典》、《秦定养生论》看，如皋菜系是集淮扬菜、鲁菜和江南苏菜的优点，以养生为核心而形成的淡、杂、鲜、野的四大地方特色。“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说孝敬老年人成为习贯。“人穷露肉，村穷露屋。”是说对环境养生的关注。“美不美不要紧，只要家中有盆景”是说如皋人的审美情趣和养生心态。“田野不烦躁，手拉风筝听口哨”是说放如派哨口风筝的快乐。“平安求福，自然生寿。”是说天人合一。“八十小弟弟，九十不稀奇，百岁古来稀。”“水长流，树长绿，人长寿。”“横喂萝卜竖喂浆，出得猪肉生奇香。”是说如皋特产萝卜山芋，山芋藤里有浆，对人体有益，用它喂猪，人吃此猪肉特别养生。如式肉松、火腿、香肠为何获国际金牌，是其原因之一。透过如皋的几只谚语，我们看到如皋长寿文化不是单一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底韵，广泛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以上简要分析了如皋长寿文化与自然、人文历史的关系。那么，如皋港作为建设中的新型港口城市，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将如何构建长寿文化及长寿文化产业呢？于是，我作了如下思考：
A利用开放口岸和世界少有的奇特的土壤资源优势，在WTO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主打几种世界长寿文化产品名牌，最终将此建设成为世界长寿产品的生产、加工和出口主要基地，完成沙土变黄金的伟大革命。
B利用如皋港十分发达的海陆交通通道主打长寿文化生态旅游业，重点开发以淡、杂、鲜、野为地方特色的如皋长寿文化养生饮食业。同时，整顿规划江道河港，建设江河网状结构的与饮食文化配套的垂钓休闲型绿色生态系统。
C将长寿文化资源纳入港城建设规划体系中，形成将古典与现代结合、突出地方特色个性的的市容文化景观。
D在构建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同时，主打特色长寿艺术，形成一系列长寿文化艺术产业和纳入各个系统的长寿文化事业。
参考文献：如皋港城市建设纪要
一、当代前辈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述
关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当代许多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不泯的业绩，如徐旭生先生，原名炳昶，有《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裴文中先生，字明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书中，指出：“在我国历史的传说中有一个夏代，是殷商以前的时代，也许就是由龙山文化过渡到殷代文化的时代，我们可以暂时就把这个时代的文化假定为夏代文化。”梁思永先生在其所著《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有“小屯龙山与仰韶”、“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两篇论文，论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联系，是讨论从原始制公社到奴隶制社会的一把钥匙。郭宝钧先生字子衡，则有《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指出：“从文字方面看，殷代有颇进步的甲骨文字，已超过象形阶段，发展到会意组织阶段，跨入形声阶段的边缘，它是后代汉字之祖，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畛域人标志”。夏鼐先生更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专著，指出：中国文明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具有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渡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所以有人称它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的都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外国学者誉之为稀见的学识渊博。苏秉琦先生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大著中，明确指出：“上面已谈到了夏王朝的建立，但夏文明并不是一花独放的，大家知道，夏王朝时期，执玉帛者万国。”陈梦家先生，笔名陈漫哉，新月派诗人，著有《殷墟卜辞综述》、《殷代铜器》、《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等多书，毕生从事甲骨文、殷墟铜器、古史年代等多方面研究，学勋卓著，影响深远。
而在今天赵芝荃先生、郑光先生之於偃师二里头，郑振香先生、陈志达先生、刘一曼先生之於安阳殷墟，都在进行发掘或深入研究，均提高了夏商的学术研究水平。
二、我对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
对於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大国之一，因此她的文明起源的形式和特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对於这个问题，我曾多年作过探索，首先研究了中国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① ；继而研究了中国的国家起源② ；更研究了夏王朝③④、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中国文明可以区分为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⑤。不是泛泛地只谈王国文明。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以下看法。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准（或标志），到底什么是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是有标志的，也就是说是有尺度的。那么在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什么历史现象出现了，才算得文明出现了呢？按照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国家的出现，并且也只有国家的出现，才算作文明出现⑥。有了文字出现还不行，海南岛的黎族，台湾的高山族，都有了文字画，但是两族都没有达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所以有文字图画也不能算作文明出现，因为两族并没有建立国家。
四、我对于文明起源的分析
1、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一定阶段。
中国仰韶时期，应已经出现金属，到龙山文化时期，山东杨家圈发现铜炼渣，三里河出现铜锥，在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发现了铸铜遗址，当然是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一定阶段的迹象。
2、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
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一样，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二里头文化为粟作经济，已有六畜，《尚书·皋陶谟》：“濬畎浍距川”，“畎浍”历来以井田界标作解。
3、中国文明起源与阶级关系
私有制的出现，大汶口文化已露端倪，47号大木椁墓，出土50多件精美陶器、玉臂环与猪头骨，而62号小墓连陶器都不见，这样财富不均的情况，亦即私有制出现的标志。中国阶级的出现，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邯郸涧沟房基内的四具人头骨，均有砍伤痕迹。
4、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的出现
阶级出现三、四百年以后，二里头出现了宫殿址，证明已经有了国家的最高统治阶级——王者，这种国家的出现，即文明出现的标志。
夏为三代之首，有王都，即夏邑，有宫殿，启“大飨诸侯于钧台”。有神庙，《尚书》作夏社。有军队，《史记、吴太伯世家》：有众一旅，旅是军队，一旅由五百人组成。
5、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字
半坡陶器口缘上已见刻符，二里头大口尊上已见近似文字的结构，为汉字的祖型，商代已有甲骨文。文字不仅是夏王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同样它也提供了蜀方国文明和越方国文明。
6、中国文明形成的渊源
文明起源的前夜迹象，大汶口文化中的墨绿玉铲、鸡骨白玉臂环、陵阳河的玉壁、两城镇的玉坑和后来发现的饕餮纹玉锛等都是。
7、中国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
当中原豫西伊、洛、河、济之间，出现了三代之首夏文明的时候，西北面甘肃仍见半山类型的彩陶，东北部内蒙古石棚山墓葬也有黑彩陶壶，南方良渚文化更见黑衣陶簋，都没有达到夏王朝的水平，显示了不平衡性。根据以上对文明出现的一些认识，可以进一步探索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而书经协和万邦，是昭示王国文明、方国文明的最好启迪。
五、王国文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西南9公里二里头村南，南面伊河，北邻洛河，面积东西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国语·周诰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证明夏居伊洛，而商居河。《史记·正义》：“吴起对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洛阳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正是夏人肇兴之地，也是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人建邦立国之区，因而也是中国、中华民族进入国家阶段，冉冉升起的文明曙光之区。
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当时的生产力，虽然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尚乏青铜器的记录，但是在二里头一期文化之前的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窖穴，已经出土一件重35克、高6.5厘米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三期的铜工具，有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鱼钩。属于兵器的有铜戈、铜戚、铜族，已有长兵和短兵。属于饰物的圆形铜泡、圆形铜器、镶嵌缘松石铜器。属于礼器有铜爵，属于乐器的有铜铃。《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耕柱》：夏后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之于昆吾。这些文献都说明夏已炼铜铸鼎了。
二里头这个统辖夏王朝王畿千里的大都邑，是夏王朝第一个首邑即首都，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中部发现了一号大宫殿址，在正方形夯土台基上，筑成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宫殿址，台基中部偏北有一座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柱洞或柱础石的主殿，应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门的大殿址，主殿70米有宫门。所以它是由主殿、庭院、廊庑、宫门组成的伟壮宫殿。一号宫殿北150米处有二号大宫殿址，在二里头像这样的大片夯土台基还有四十多座。当时必定是殿堂相连，坡顶栉比，宫室之伟壮，正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之首的夏邑夏王都。
总之，在二里头出现了夏邑这个大都邑，出现了商人，出现了军旅，出现汉字原始结构的文字符号，标志着从原始社会生产方式进入了奴隶制国家⑦
。这种奴隶制国家，也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也就是出现王国文明的标准。
六、方国文明
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竹书纪年》相时，于夷来宾，少康时，方夷来宾，芬时，九夷来御，发时，诸夷宾于王门，而贡金九牧中的九牧，当为诸夷较大部落的首领，如有易氏，有鬲氏，有扈氏，均应为方国。商代也有许多方国，即方伯，武丁时有方、土方、邛方、鬼方、亘方、羌方、龙方、御方、黎方、祭方、周、缶、犬、郭、旨、沚、雀，乙辛时有人方、盂方，这些方国的国家出现，即方国文明的出现。
蜀这个方国，也见于《殷墟书契乙编》5280卜辞，贞，蜀不其受年，即为例证。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是研究蜀方国文明的对象，三星堆已经发现了灿烂的青铜文化，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爬龙柱形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高2.62米的青铜人立像，其中冠高10厘米，立像高1.72米，座高80厘米，头戴瓣状冠，即资诸世界，恐怕也罕有其匹，但显示了蜀人的特征，而在中国青铜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三星堆铸造的令人醒目的大量青铜器，也正是蜀这个方国进入青铜文明的标志。而三星堆在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防御土埂，南墙1800米，东墙1000米，西墙600米，北墙为鸭子河冲毁，周围约十里，也正是蜀这个方国都邑的实态⑧。
七、结语
以上夏、商出现的王国文明，蜀出现的方国文明，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但是也有以畜牧经济为基础出现的文明，如匈奴。有单于，匈奴称为撑犂孤涂，匈奴语意称天为撑犂，称子为孤涂，即天子之。唯独渔猎经济不能产生文明。总之，文明的出现，既然是一些生产较发达的大的部族，从野蛮高级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那就带有广泛性，但又不是所有部族都经历的过程，那就带有特殊性。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⑨。 注释
①佟柱臣：《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考古》 1975年4期。返回
②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探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文物》 1975年6期。返回
③佟柱臣、王泽庆：《夏王朝——その传承と文化财》，《人民中国》 1978年7期。返回
④佟柱臣：《夏代和夏文化问题》，《河南文博通讯》 1979年2期。返回
⑤佟柱臣：《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考古》 1991年11期。返回
⑥佟柱臣：《学习《起源》促进史前考古学的科学研究——纪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会》，《史前研究》 1984年4期。返回
⑦佟柱臣：《二里头文化和商周时代金属器代替石骨蚌器的过程》，《中原文物》 1983年2期。返回
关键词：遗址遗迹；利用；综述；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48-04
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被称为“无声的纪录片”。无论是站在建筑学、艺术学还是旅游学的角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我国拥有丰富的古迹资源，世界文化遗产多达28处，对其合理利用有利于延续传统文化。有学者曾指出：文化是旅游之魂，为旅游注入品质内涵；旅游又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广阔市场[1]（张培端，2008）。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是重要的、不可复制的社会资源。相关研究正不断深入、范围和方法也在不断拓展。本文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作出展望。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世界遗址遗迹研究领域的权威组织——国际古迹理事会（ICOMOS）于1964年颁布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曾指出：“……历史文物……不仅包含建筑，也包含任何能够见证文明、社会发展及历史事件的、来自于城市与乡村的环境”；“它（遗迹）绝不局限于伟大的杰作，也可以是过去不太重要、但随着时间流逝重新获得文化象征的任何作品。”
遗址遗迹类资源应具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反映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成就。在这一点上它与文物相同；但遗迹又是一种特殊文物，是不可人为移动的。
根据《文物保护法》，遗址遗迹类资源相当于如下范畴。
一是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的古遗址、建筑、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与著名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及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与教育意义、历史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建筑。
二是根据我国国情，具体表现为单体古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等形式。1972年法国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及人类文化遗址。”并进一步细分为“物质”和“非物质”两种文化遗产。本文讨论的“遗址遗迹”的概念则相当于“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移动”这一部分。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将常见旅游资源划分为8个大类、31个亚类、共计155种基本类型。其中遗址遗迹类（E类）旅游资源分类详情，如下表所示[2]。
二、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及其利用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来自CNKI及互联网等，年份从1999年至2011年。从研究方法看，早期以定性研究为主，兼有少量定量研究；近年来受国外研究影响、及数学建模工具大量引入，定量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从研究内容看，1999年-2005年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旅游资源开发、保护等领域；近年来在基础研究继续深入的同时，大遗址研究、旅游市场、资源开发与城乡建设、公共管理及政府职能等逐渐成为新热点。
（一）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地形象
旅游地形象是指旅游者对接待地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总体印象及评价。由于资源同质化现象一直严重，鲜明的旅游形象便成为竞争力的基础。
郭晓康（2011）针对山西平遥旅游发展现状，提供确立当地旅游形象定位的一系列措施，如对建筑风格重新思考、引入“旅游形象识别系统（TCIS）”等[3]。李锋（2008）借助Logit模型对影响古城镇旅游前感知形象要素进行一系列研究，指出8个重要因子并分析其作用程度的大小[4]。陈建明（2008）利用SPSS从物质景观、社会文化两方面对凤凰古城旅游形象要素进行分析，并研究旅游者类型对其影响[5]。
（二）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市场及旅游经济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市场综合分析、旅游地经营模式的选择等方面[6-10]。
侯建会（2009）通过比较山西、陕西两省遗迹类旅游业发展特点及差异，指出并分析下列影响因素[6]：资源构成结构的差异；文化侧重点的差异；价值认知与推介模式的差异。
他指出：“文化沟通与精神上的共鸣有助于提升旅游质量，因此应当建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未来开发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的必然趋势。
刘青（2008）利用波特五力模型分析了四川成都主城区名胜古迹旅游行业竞争现状[7]，结论可推广到更大的市场范围，为进一步研究同类市场提供参考。
当前，我国遗址遗迹类旅游区的典型经营模式有“转让式”和“管理式”两种[8]。前者表现为政府向有关市场主体转让其对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收益权，倾向于市场化运作；后者需要行政部门直接推动，有一定的官办垄断性。
蒋满元等（2008）针对文物古迹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对有关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认为在建立有效市场监管的前提下，辅之以恰当制度安排，才会推动各经济主体由竞争走向合作[8]。薛婉珍（2009）认为评价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应从保护状况、经营绩效两方面考虑[9]。前者包括项目投入、政策执行力和完整性；后者包括经营管理活动带来的实际收入、成本控制等。
多数遗迹类景点在开放后实行购票参观，既是经济手段又是管理手段。首先，为了避免过多游客活动造成破坏，门票起到控制游客数量的作用；其次，面对目前财政拨款不足的困境，门票收入也是景点经费重要来源。李晓东（2002）针对部分古迹景点门票价格过高现象进行研究，指出财政支持不力、弥补虚空、价格听证缺失都不利于指导科学定价；另外商业化泛滥也使景区逐渐失去公益性质，成为某些单位赚取利润的工具[10]。
近年来随着大批景区实现免费参观，这一问题已得到缓解。文物古迹的公益性质正在回归。
（三）关于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保护问题在全部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相关理论较为成熟的领域[11-21]。
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加速，遗址遗迹的生存空间日趋狭窄，与外来开发的冲突也在不断增多。宁夏曾发生一系列古墓葬在商业开发中被损毁事件，部分文物甚至被开发商私人占有[11]。2012年初重庆行营被开发商强行拆除事件[12]，再次刺痛了媒体及民众的神经。城市建设规划与文物保护两者间的脱节，将考验决策者的素养及政治素质[13]。
关于开发与保护的争论由来已久，文献颇多。王小斌（2009）结合四川彝族“渔沙拉聚落”保护规划与当地旅游业发展，认为边远村落民族心理较为稳定，不易受外来文化冲击。若在良性思想指导下适度发展旅游业，对其民族文化的保护、挖掘、整理和展现有积极推动作用[14]。宋子千、宋瑞（2010）针对周庄、宏村等4个古村镇，在对居民、专家两个群体调查基础上利用成本—收益模型对当地旅游开发效果评价进行实证研究[15]，认为旅游开发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一切偏激思想都是需要摒弃的。我们反对任何短视行为，也反对一味保护而放弃开发的行为。因此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还将持续存在。
张柏（2005）认为应关注对遗址遗迹周边环境的保护[16]，包括物质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由于环境具有动态性，要根据变化的性质谨慎对待。罗述龙等（2010）根据深圳宝安区文物古迹现状，运用“主因子法”对该区80余处文物古迹按其内在价值、保护状况、影响因素等进行定量评估，划分为3类预警方案，以此为依据制定保护与开发措施[17]。
古迹、古建筑作为城市景观特色重要构成部分，通过科学规划，完全会使历史遗存及其周边特色环境在新环境里继续发挥功用。陈军（2005）从宝应县城镇规划案例出发，提出城市更新应考虑保护古迹、塑造特色、完善功能等方面，使古迹在当代城市中得到更好的保护[18]。吴良墉（2009）认为城市功能区、交通线及生态系统的设置都要针对“城市性质如何为旅游发展服务”这一问题，既保持古城整体性又要控制周边环境[19]。邹珺（2004）指出各地古迹规划多隶属于总体规划，由于《城市规划法》有其自身缺陷（如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古迹规划很容易带有传统城市规划的缺点；另一方面，当前各地建设规划多委托专业机构或高等院校设计，较为程式化，往往脱离实际或违背设计者初衷[20]。于学文（1999）通过回顾北京市数十年来发展过程中古迹保护工作的经验教训[21]，认为应利用“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古迹周边地带提出明确的建设控制要求，并建议利用经济杠杆协调两者间的关系。
（四）关于“大遗址”类资源的研究
“大遗址”概念，是我国近年来针对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保护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在我国2 351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墓葬及古遗址占到710处，其中“大遗址”为583处[22]。
“大遗址”最早由苏秉琦于1980年代提出[23]；1997年《关于加强与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首次以官方形式提出“大遗址”概念[24]，当时专指“大型古文化遗址”；继2005年设立“大遗址”专项保护经费后，“十一五”规划正式确定将重点保护100处大遗址；2009年“中国大遗址保护洛阳论坛”提出：我国初步形成“长城、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三条线’、西安洛阳‘两大片区’为核心，100处重要大遗址”的格局[25]。一时间“大遗址”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
从“遗址”到“大遗址”，正是我国遗址保护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环节[26]。由于这是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作出权威定义。相关研究集中于大遗址的保护利用、规划制定、大遗址与周边环境及城乡建设的关系等方面。
从属性上看，傅清远（2008）认为大遗址专指那些在规模及文化价值上突出的文化遗址，具有遗存丰富、信息量大、不可再生的特点[27]。张忠培认为大遗址除具有艺术、科学、历史价值，还有文化价值[23]。指出大遗址“不但包括各王朝或民族政权遗留的、有代表性的遗迹、陵墓、地下遗存物及交通遗址，也包括根据历史传说修建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黄帝陵）等”。
从规模上看，孟宪民（2001）指出大遗址是古人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从事生产生活的遗存[28]，是“大规模的文化、环境遗产”，认为它与自然历史环境相关，具有一种自为或计划的群体系统。董欣（2004）认为“面积在3km2以上、有明显区域性”即符合大遗址特征[29]。朱光亚、崔明（2006）认为大遗址并非新的遗址类型，而是各种大型古代文化遗存[29]。张祖群（2006）指出大遗址可界定为“具有重要价值的大面积文化遗存”。其“大”的概念体现在相对规模大、综合价值大、存在问题大、保护难度大等方面[30]。
通过总结思考，笔者认为“大遗址”应具备如下特征。
1.依托于单个或数个有关联的文物单位。范围除中心区域，也包括周边任何相关环境、风貌等。
2.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埋藏有较丰富或重要的文物、古遗迹等。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一定社会影响力。
3.周边环境较为复杂，可能涉及多个管辖部门。
4.多为露天形态，易受外来损害。
《威尼斯》指出“保护文物建筑，意味着要保护其周边环境”。白海峰（2008）以大遗址环境为切入点研究西安附近汉长安城、大明宫遗址等保护利用情况，认为大遗址环境整治应与所在区域发展相结合[31]。冀和（2007）以通济渠为例探讨“线形大遗址”这一特殊形态大遗址的保护问题，认为它实质上是穿越不同行政区域的“文化带”，合理保护有利于沿线地区城乡建设、提高社会经济效益[32]。肖莉（2010）认为大遗址属于土地资源，兼具土地价值与遗产价值。但两者效益常存在矛盾，因此首先要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25]。事实上，对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并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已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樊海强（2005）认为实现大遗址的产业化经营应坚持主体多元化、保护展示现代化、开发深度化、商品市场化、管理科学化[33]。
关于大遗址与社区关系的研究，赵宇鸣、赵荣（2006）利用萨缪尔森的“外部性理论”分析大遗址保护区的居民行为，提出消除“负外部性”的措施是加大政府的购买支出[34]。张宏（2009）通过研究汉长安城内部聚落发展趋势及其对遗址的影响，提出解决聚落搬迁问题的措施[35]。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应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创新展示与利用模式[22]”，近年来各地在不断摸索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思路。2001年浙江批准设立“良渚管理区”并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创新管理模式[36]；还有人建议在大遗址密集地设立国家级保护区[37]，认为有利于统一保护利用、取得政策技术支持等。
三、总结与展望
总体来看，关于遗址遗迹类资源与旅游业的研究仍有限，但涉及面广，已有一定建树。从文献来源看，近年来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多，涉及各个领域（表2）
（一）研究对象
纵观全文，目前遗址遗迹类旅游资源文献多集中于旅游市场及目的地研究、旅游资源、综合规划、旅游与环境及社区的关系等；而有关旅游者心理及行为、线路设置、旅游产品开发等则是今后需要关注的方向。
由于遗址遗迹类资源研究处于学术交叉领域，文献多以建筑类、高校学报及综合性杂志为主，纯旅游研究型杂志寥寥无几。作为旅游研究的前沿阵地，旅游学术刊物应更加重视遗迹类旅游资源在旅游业中的重要地位。
（二）研究方法
未来旅游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实证研究，可进一步分为数理研究、案例研究等，要求研究者能够提出假设并加以验证。相对于国外同类文献以实践性强、视野广阔著称的特点，国内文献目前仍停留在感性阶段，以理论构建与前沿性研究为主。近年来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已有长足进步，多为定性与定量方法兼备。但研究方法、研究领域等略显单一，且多照搬国外相关经验。这也反映了中西方旅游课程教育模式的不同。
（三）研究区域
目前研究以中东部旅游较发达省份最为活跃；西部地区则以大遗址领域为主，综合型研究仍然匮乏。西部民族区域（、青海、新疆等）拥有丰富古迹资源及特色文化，近年来随着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当地旅游业发展如火如荼，相关文献已有一定数量，如罗会光（2008）分析新疆新和县文化古迹资源开发利用的利弊[38]；次旺（2011）就的古迹资源及开发价值作了初步探讨[39]等。受环境及研究方法所限，以基础型研究为主，实证分析尚不深入；涉及宗教旅游、生态等专题性研究也相对缺乏。填补相关空白有助于全社会更好地了解当地旅游资源及旅游业。
（四）研究展望
随着全社会对于遗址遗迹的讨论不断升温，良好外部环境有利于推动相关研究进展。
我国拥有日益庞大和完善的旅游市场，面对剧增的境外旅客，遗址遗迹类资源日益成为对外宣传本国悠久历史及特色文化的重要基地，地位愈加明显。在深入基础研究的同时，以资源密集区为重点、以国内外相关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拓宽视野和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通过回顾十余年来研究轨迹，旅游资源、旅游产业、旅游规划等传统领域仍占据主流；有关交通设施、旅游者特征、市场营销、产业政策等新兴研究仍具发展潜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旅游业快速发展，遗址遗迹类资源商品化、产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由于各地的资源在规模、价值及功能上各不相同，如何合理选择及评价开发方向、开发模式，值得探讨。
从研究方法上看，针对前沿理论的综述、定性研究将趋于稳定；针对实证的定量研究及混合研究将持续增长。由于研究对象的随机性及建模的不严密性，研究结论存在局限。因此某些开创性研究仍有必要深入开展，在不同区域和文化环境中接受更多验证。
从政府及社会扶持力度来看，近年来源于各级科研基金、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正在增多，对旅游学术研究的重视度在加大。未来针对遗址遗迹类资源的研究需要更多联系实际，真正服务于旅游学科及地方旅游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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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环渤海考古学研究；论文综述
2012年11月21日至25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协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在石家庄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考古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等团体会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成员，以及河北省各文博机构列席代表共23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主持，河北省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孙士彬，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等出会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大会共收到论文及摘要139篇，根据提交论文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及研究方向，与会代表分六个小组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与会的专家学者本着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大会主题“环渤海考古学研究和其他考古学问题”展开认真研讨，会议讨论气氛热烈，收获颇丰。现就本次年会的主要研究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环渤海考古学研究
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是第一次在河北省召开，而以环渤海考古为主题的考古学会议，自1986年由苏秉琦提出以来，已先后在长岛、临淄、大连、石家庄、天津举行了五次，这是第六次召开。
（一）整个环渤海地区
甘才超在《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及相关问题探讨》中，系统介绍了环渤海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归纳出了这一区域内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些阶段性特点，并探讨了该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变的关系。周向永研究了环渤海背景下的辽北史前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历程。在《环渤海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研究》一文中，霍东峰将环渤海沿岸地区划分为六个地理单元，把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大阶段五期，构建了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考古学文化、文化圈、文化系统三个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段天在《夏时期环渤海地区文化互动的考古学观察》中，对环渤海地区夏时期诸考古学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环渤海地区东部的泰沂山地、胶东与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东北部的下辽河平原与辽东丘陵北部、环渤海地区北部的燕山以南地区、环渤海西部和南部的华北平原等文化区域，揭示了各区域的文化结构和特征，并考察了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姚乐音的《试析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一文，从史籍记载的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考古资料，如都城形制、墓葬形制、陶器类型等方面，展现了渤海文化的多元化，重点探讨了渤海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王永波认真研究了黄、渤海两岸考古学文化与古族关系。
（二）燕赵地区
关于燕赵地区的考古文化研究。郭明在《燕山南麓筒形罐遗存初探》中，对燕山南北出土的筒形罐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山南北地区人群的交流方式存在差异，在较早阶段筒形罐特征的相似性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北方地区持续影响的结果，而在相当于赵宝沟文化时期的第三期则表现出了燕山南北地区相互影响的态势，最终燕山南麓地区逐渐脱离了筒形罐文化区。在《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初探》中，乔登云对冀南豫北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探讨了该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点、文化源流及年代、文化命名等问题。张晓峥在《试论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中，将邯郸地区漳河型下七垣文化遗存分为六段，合并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早段，中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至四期早段，晚期遗存年代定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至早商文化一期。徐海峰根据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以唐河为界，将冀中地区分为南、北二区，冀中北区夏时期存在下岳各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大坨头文化，冀中南区以南马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地带。石磊从燕的兴起与灭亡、构成燕文化的要素、燕文化的特征等方面，阐释了燕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诸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更大的统一。张星德在《西寨遗址陶器再认识――兼谈赵宝沟文化起源》中，对西寨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了详细分期，探讨了其文化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早、晚期的对应关系，认为西寨遗址遗存属于赵宝沟文化，而赵宝沟文化是兴隆洼文化三期与磁山文化碰撞的结果。在《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魏营子文化、凌河类型新考――关于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性质的再认识》中，赵宾福对辽西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性质提出了新认识：富河文化是赵宝沟文化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一个地方类型；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中晚期同时，并且是红山文化的平民遗存；魏营子文化是高台山文化晚期拓展到辽西地区的一个地方类型；凌河类型是双房文化拓展到辽西大小凌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赵晓刚在《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初识》中，从对新乐上层文化遗址在分布和选址，聚落内部环壕、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形态和聚落布局等方面的分析，总结出了新乐上层文化聚落形态的一般特点，并对其中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或社会结构等进行了探讨。张翠敏在《论双砣子一期文化》中指出，小珠山三期文化与双砣子一期文化是深受山东龙山文化强烈影响的同一文化谱系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主体均属于辽南土著文化系统，双砣子一期尚未进入青铜时代。贾笑冰以近年在辽东广鹿岛小珠山、吴家村和洪子东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序列和谱系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朱乃诚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与反映红山文化文明化进程有关的一些考古学现象，探讨了辽西地区早期文明的特点及相关问题。杨建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欧亚草原的远程交往》中，将图瓦阿尔然大墓与夏家店上层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多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了它们可能通过技术转让或者文化认同的方式进行了远程交往，但它们的起源是各自独立的。洪猛的《浅析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探析了以冀北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与玉皇庙文化发展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演进、生业变化和族属等问题。在《昌平张营遗址与周邻早期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郭京宁对北京市昌平区张营遗址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比较其与夏家店下层、朱开沟、岳石、下岳各庄、晋中、下七垣诸考古学文化与地区的联系，总结了张营遗址与外界交流的特点及原因。王嗣洲以辽东半岛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为基础，分析了其文化发展的强弱态势和内在关系。肖景全、郑辰以抚顺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的遗址、城址研究。王法岗、谢飞在《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指出，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石器工业可以归为石片石器的工业类型，属于中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主工业类型，表现出很强的继承性，体现出区域渐进的特点。盛立双、王春雪在《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的初步研究――兼论与环渤海地区石器工业之间的关系》中，对天津地区旧石器材料及石器工业类型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地区和泥河湾盆地、东北地区南部等环渤海地区在文化面貌上有着密切联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区，这种文化上的相似，应理解为类同，而非趋同，是某种文化特征在时空上连续分布所造成的传播迁徙。赵春青在《动态解读北福地一期聚落》中，探析了北福地一期聚落的布局、动态变化过程，认为北福地聚落开创了凝聚式、向心式聚落布局的先河。邢台市文物管理处介绍了邢台任县南宋村商周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对廊坊地区史前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梳理。张童心、王斌对河北元氏龙正遗址与汉常山郡（国）发掘所出器物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龙正遗址可能为常山郡（国）周边一处制陶作坊遗址。张守义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及相关史料，对太子山在地理上的定位进行了考证。白瑞杰对丰宁境内辽金时期的古城址、遗址、墓葬、塔址等进行了研究。田淑华、白瑞杰对承德辽金元时期的重要窖藏做了概述及考证。陈山、刘明对辽阳、沈阳、抚顺境内的部分明代城址的规模、结构、功能和历史沿革进行了研究。田立坤在《金岭寺建筑址为“庙”说》中，对金岭寺建筑址的年代及性质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年代上限当晚于龙城始建的341年，是礼制性建筑，为“慕容庙”。胡强对州的历史沿革及其官署遗址出土的建筑遗物进行了研究。刘子龙根据平泉会州城城址的现存遗迹、城内出土的文物和标本及附近的古遗迹情况，对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徐文英对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的异同进行了细致比较，并分析了其形成原因。陈伟、雷建红的《论战国中山灵寿城的“市”》指出，《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中九号、十号夯土建筑遗迹的性质为“市”，并依据城址出土的相关遗物和遗迹，进一步探讨了灵寿城内“市”产生的原因。黄信在《论河北的宋元考古――陶瓷、城市、冶金》中，回顾了河北的陶瓷、城市及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对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看法。田建文通过对柿子滩遗址与南庄头遗址进行细致比较，得出柿子滩遗址群可分三期的结论。
关于燕赵地区出土器物的研究。王继红在《玉皇庙文化青铜带钩研究》中，对玉皇庙文化的青铜带钩进行了分类及分型分式，并对其分布地域和分期断代进行了研究，从而总结出不同类别的几种主要型式的带钩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性特点，并就青铜带钩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略论大凌河流域商周窖藏铜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胡传耸考察了辽西大凌河流域的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小波汰沟等地先后发现的六处商周时代的铜器窖藏，对这六处窖藏集中形成于西周前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它们可能分别形成于商代后期、西周前期和西周中期等三个时期。秦进才对满城汉墓铜器铭文纪年进行了研究。相军在《京津冀地区两汉诸侯王墓随葬陶器和车马研究》中指出，西汉中期偏早阶段的仿铜陶礼器在陶器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中期早段全国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车马随葬制度，至西汉晚期，车马随葬制度逐渐统一。刘成文、孟繁峰研究了井陉盘龙冶炉前押官周承遂妻李氏墓随葬的精美陶瓷器的具体出土地点、窑口、产地、特征、窑口性质、意义等，这对进一步认识井陉窑具有重要意义，且为唐与五代陶瓷器的形制演变和年代划分提供了重要依据。王蔚波的《北宋皇陵出土定窑白瓷及其相关问题》认为，北宋早期定窑就已发明了覆烧工艺。在《我国北方瓷器出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以窑址为中心》中，王建保通过对临漳曹村窑和巩义白河窑等北方早期窑址的考察和初步研究，认识到北方青釉瓷器有自己的发展路径，而白釉瓷器则是沿着“化妆白瓷”和白胎白釉瓷器两个轨迹发展。韩维龙、冯永驱在《河南境内发现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系瓷器的考古学观察――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顶山段考古发现为例》中，从种类、器形和装饰等方面，将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属于磁州窑系的瓷器与河北观台磁州窑的瓷器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宋金元时期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墓葬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韩立森在《赵王陵陵园规制初探》中，从陵区选择、陵园布局和形制、陵区的防御设施、陵园建筑和陵墓形制等方面，分析了赵王陵的陵园规制。成瑭重新审视了燕下都辛庄头30号墓的年代与性质问题，认为该墓葬的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墓主应该是与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有密切联系的燕国将领。滕铭予、张亮在《葫芦沟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指出，葫芦沟墓地的年代跨度大体上从春秋中期晚段到战国早期，墓主很可能是与同墓地其他墓葬以及玉皇庙文化其他墓地墓主人不同的人群，二者之间既有很紧密的联系，又有所区别。张瑞在《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类型分析》中，从墓葬形制和神煞俑两个方面，对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纪年墓葬的类型进行了详细分析。郭济桥在《河北隆尧唐陵平面格局暨名称考略》中，介绍了河北隆尧唐陵的勘探成果，确定了其范围、布局。梅鹏云在《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大曲”说辨析》中，分析和研究了宣化辽代壁画墓乐舞的情况，对“大曲”说表示质疑，并提出了新见解。在《试论大兴北程庄辽墓墓门建筑》中，于璞就北京大兴北程庄墓地中发现的辽代墓门仿木建筑进行了探讨，将墓门的建筑情况分为四型，提出墓门的结构、装饰与墓葬的年代有关，可能是建墓时所参考的现实中的建筑有所差异造成的。张林虎对2003―2004年石台子山城墓葬出土人骨进行了研究。
关于燕赵地区长城研究。李文龙在《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兼论东周燕文化的北渐》中，对河北北部战国燕北长城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燕国北长城不是以“复线”的方式修筑了南北两条，而只有南面一条，北侧的“赤北长城”是秦代所修。郑立新梳理了河北明长城碑刻，重点从功能和形制上对其进行了分类。郑绍宗在《河北省古代长城综合研究》中，详细介绍了河北近年长城调查的情况，对明代之前的长城分布、走向以及长度、形制作了具体的介绍，特别是对长度的测量已十分精确。朱永刚探讨了燕秦汉长城与东北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燕赵地区动植物研究。罗运兵在《华北地区先秦时期鳄骨遗存解析》中，对鳄骨骸遗存进行了分类梳理，着重讨论了鼍类在华北的生态分布及其开发利用情况，特别是有关墓葬中出土的鳄皮制品，并对相关的古史传说（如豢龙、御龙）作了解析。高建强等在《中国家猪的起源驯化研究――来自磁山遗址古代猪遗存的信息》中，分析了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约7400年的7个古代猪遗存的考古学信息和线粒体DNA，推测黄河中游以北的河北磁山遗址和以南的河南贾湖遗址范围内，可能正是中国北方地区家猪的起源驯化中心。
（三）齐鲁地区
关于齐鲁地区考古文化的研究。刘延常、徐倩倩在《山东地区燕文化遗存分析》中，探讨了燕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在《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中，王富强梳理了胶东地区周代地方文化遗存的聚落分布和特征，指出珍珠门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虽然发现了少量齐文化的绳纹陶器，但也只能看作是齐文化的影响所致，齐文化真正对东方的经营应该是从西周中期开始。
关于齐鲁地区遗址、城址研究。曹斌的《试论高青陈庄遗址的性质》讨论了该遗址的性质，认为是西周前期（武王至恭王）周公翦灭薄姑之后，将太公庶子封于此地坚守的边防要地。高明奎、郑同修则讨论了高青陈庄西周祭坛的性质，认为它是祭祀地的社坛，城址为齐国卿大夫级的城邑，故社坛可能为“置社”。方辉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地望、墓地延续时间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及海岱地区商末周初聚落形态的变迁，推断其属于商周时期的薛国遗存。在《营丘考疑――昌乐营陵城新探》中，魏成敏认为营陵故城不可能是太公所都之营丘，也不会是春秋时期杞国之都缘陵，营陵城营建于西汉早期，或为始建于西汉早期的营陵侯国之都城，或为北海郡所营建之郡城。
关于齐鲁地区的器物研究。陈雪香、方辉介绍了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的商代陶范，曹锦炎对齐侯子仲姜鬲进行了考证。
关于齐鲁地区的盐业考古。党浩在《齐国制盐业探析――从昌邑盐业调查看起》中，依据山东省昌邑市大规模的周代盐业遗址群的调查材料，对周代齐国的盐业发展状况作了细致分析。
关于齐鲁地区的动植物研究。宋艳波在《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鱼骨研究》中，运用动物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先民对鱼的使用情况。王芬在《即墨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食物结构考察》中，提出北阡先民主要采用渔业和农耕为主、狩猎或养殖为辅的生活方式。靳桂云、王海玉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对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才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作为海岱地区核心地带的山东高地周围8000年前的遗址中已经有稻遗存出土。
二、其他考古学问题
本次年会除重点讨论环渤海地区考古研究成果外，也涉及我国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和方面。
考古文化研究。冯小波以湖北省郧县人遗址和广西百色盆地那赖遗址为例，总结了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的特征。高峰、何林珊在《中国南方的新石器文化》中，对世界范围的人类起源和南方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西方提出的“中石器时代”应该摒弃，重新解读了“新石器时代”的概念，提出新石器起源于最后冰期最大值前后时期的中国南部和东南半岛的北部区域，为掌握和平工业技术的北部边缘人群，也即我们炎黄和百越民族的祖先的结论。何金龙探讨了哀牢国的发展历程，认为哀牢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境内存在过的唯一由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民族建立的古国。刘晓东认为，松花江上游的遗存主要有榆树老河深上层遗存、永吉杨屯三期遗存、永吉查理巴墓葬，贯穿了勿吉后期至渤海建国时期，存在鲜卑、高句丽、三种文化因素，进而对遗存中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期研究，并讨论了这几处遗存在文化中的年代位置，及各分期与各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刘志岩梳理了金沙江下游地区新石器至汉代遗存，初步建立起了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时空框架。陈淑卿以大南沟、姜家梁、哈喇海沟墓地为例，对小河沿文化性别进行了研究，认为前人所谓的小河沿文化“社会生产男主女从、社会地位男高女低”的结论并不成立。陈祖军通过对曲贡遗址早期遗存出土的陶器在器物形态、类别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重新划分了器物类别与型式，结合器物出土层位关系、组合与型式演变趋势，认为曲贡文化可划分为二期三段。赵东升研究了商王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进取模式和统治策略，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深层原因。
有关遗址、城址研究。王新金、陆永福、李文鑫通过对贵州省贞丰县鲁容乡洒若桥史前文化遗址所获材料进行器物分类、特征描述、对比分析，探讨了该遗址的文化特性。徐长青以靖安老虎墩考古发现为基础，推断老虎墩上层文化遗存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距今约5000―4500年左右。林强对广西近年出土的一种极富特点的大石铲及相关遗址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起源、原料选择、加工技术、文化性质等问题。何艳杰在《商代祭祀中“毁庙”遗迹假说――从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青铜构件谈起》中，对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建筑构件的实物形制、埋藏地点、废弃原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此建筑构件应该是檐饰，是人为废弃的，废弃原因一是因为商代可能存在“毁庙制度”，另一原因是“九世之乱”中的人为毁庙。潘玲对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境内八个与鲜卑相关的遗存年代进行了探讨。魏坚、张晓玮从古城形制和建筑规模入手，对比居延地区调查测绘的汉代边城考古成果，认为该城始建于汉代，并是汉代这一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以后沿用。何继英对上海志丹苑发掘的元代水闸进行了细致研究，梳理了文献资料，对建筑工艺以及成就形成了结论。王元林对东亚早期建筑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进行了考古学考察。楼建龙对福州城市考古进行了综述。王志刚重新审视了国内城的年代问题，认为城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4世纪。孟华平探讨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原因。王育龙对西汉时期的儋耳郡城与珠崖郡城城址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讨论了两郡郡治尤其是珠崖郡治的具置。田亚岐从考古学视角分析了秦九“都邑”所显现出的不同功能所形成的层次结构，提出它们分别是秦都城、秦城与秦邑三类。戴向明介绍了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近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惠夕平介绍了荥阳官庄遗址2011―2012年的重要发现。何国俊就海南昌化江流域史前遗存考古调查的初步收获做了简述。高大伦介绍了米仓道考古探险调查的主要收获。
出土器物研究。崔兆年对青海史前文化的玉石器进行了探讨。李新全通过对神树纹瓦当造型与纹样的研究，揭示了天圆地方、两极、统一等思想，并指出其源头在古蜀国，而不是燕国。宫希成介绍了安徽出土的5件铜铙，对它们的年代即“最早为商代，最晚为春秋”提出了质疑，认为应是商代晚期，并探讨了铜铙的功能，认为小铙是用来演奏旋律的，大铙是用于祭祀山川、湖泊、风雨、雷电、星辰之神器。聂菲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了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霍巍在《试论考古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中，对近年来考古出土的早期金属器进行了考古学的年代学、类型学分析，认为从进入金属器产生和流行的时代、金属工艺的表现形式、金属器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等各个方面，都与周边地区大体上同步或仅仅稍晚，其间并不存在巨大的落差。梅建军探讨了我国北方系青铜器科学价值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看法。闫介绍了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比较了它与青海史前细石器之间的异同，认为长宁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归属于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延续，青海齐家文化的细石器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和甘肃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的细石器工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代表了青海齐家文化的地域特点。韩金秋在《从靴形器看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出现和扩展》中，对1978年山西省柳林高红墓葬出土的铜靴形器进行了研究，揭示出高腰皮靴的兴起与北方地带传统的低腰皮靴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高红靴形器的出现与商周之际北方民族游动性增强的趋势相符，以高红墓葬为代表的人群可能直接导致了此后骑马术在北方地带的扩展；靴形器在中原的出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的直接反映。黄锦前在《说“盏盂”――兼论楚系盏盂的形态与功能》中，从文字和器形两方面加以考察，认为作为器物自名的、等字，应释作“盂”，进而主要据楚系有自名的盏的有关材料，从器物形制、自名及古书的相关记载等方面作了综合分析，认为盏与鼎、盆及盂等器类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盏虽系楚系铜器中所特有的器类，但其部分类型明显受同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在礼器中的功用与地位大致与敦、相当。院文清对仿铜漆礼器的类别、造型、组合、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胡金华在对已发现的西汉黄金货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汉麟形象的考证，重新对《汉书・武帝纪》中记载的西汉麟趾金进行了辨析。魏曙光在《汉代出土陶圆炉的发现与研究》中，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陶圆炉进行了梳理，认为陶圆炉的时空分布特点的形成是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同时其时空分布的变化是与汉代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产物。梁志龙根据带扣外部扣环的形状，结合扣舌的形制、位置及安装工艺等的不同特征，将高句丽带扣划分为四种类型。丘刚依据海南岛的出土文物，研究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陈杰、夏浙新从考古实证与文献资料两方面，对历史时期琮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研究，认为琮在传播的过程中虽然逐渐丧失了良渚文化时期原有的宗教观念，但是作为玉礼器之一，却被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不断强化，成为中国玉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林强、何安益根据历年调查、发掘、研究的相关成果，从广西永福窑田岭窑址青瓷器所体现的工艺特征角度考察，尝试梳理该窑址的青瓷器技术发展脉络，认为窑田岭窑址不应完全归入耀州窑系。
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蒋志龙分析了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石寨山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党社探究了马家塬战国墓地发掘的意义。丁岩以咸阳原战国秦陵园布局模式为例，认为王后合葬、妃子葬的形式是秦陵园布局模式的新发展，汉承秦制，西汉也实行帝后并穴合葬、妃子葬的陵园布局形式。孙伟刚从建筑结构、特点及管理等方面论述了秦汉帝陵寝园，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开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封土北侧西部的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为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并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各朝代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申茂盛通过对秦陵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整合，认为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中必须建立起陵区、陵兆域、陵园、帝陵园的概念，明晰它们各自的范围，理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秦始皇陵应该是四墓道的“亚”字形大墓。田正标对浙江先秦墓葬的形制变迁与越国墓葬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梁云对泾河上游西周时期的殷遗民墓葬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这些墓葬的年代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为周王朝戍守北疆的武士或周王朝直属部队的军事将领，墓地的分布大致反映了王朝戍边部队的驻地范围。郎旭峰、杨金东从土墩墓的形制与结构、随葬品组合及其演变规律、墓葬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杭州萧山柴岭山、蜈蚣山土墩墓群的分期和年代，认为这批墓葬可分为七期，年代从商代中晚期延续到春秋末至战国初期。李东通过对自己发掘的扶余明墓的整理研究，对以往所谓的“至正”款玉彩瓷器的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修正了将其认作元代器的观点，认为岱吉屯、欢迎砖厂墓地和扶余油田砖厂墓地均为明代中晚期的墓地。吴松岩通过对内蒙古中部早期鲜卑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品以及文化因素的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些墓葬是拓跋鲜卑联盟时期的遗存，即以拓跋鲜卑为主体，同时包含匈奴、乌丸等其他民族在内的联盟组织，年代应该在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吴荭对河西魏晋墓葬的照墙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索了其墓葬特征及年代。赵永军在《金墓中所见墓主人图像释析》中，对金墓中以壁画、石刻等方式体现的墓主形象题材进行了排比、分析，认为对墓主人进行供养，是这类墓主人图所折射出的基本主旨和内涵。王会民、马冬青提出在中国古代夫妻墓葬中，由于男女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和“男尊女卑”等观念的影响，埋葬时的相对位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不尽相同的特点，主要经历了一个从葬位尊卑不明显到右尊主流再发展到左尊主流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
一、乐器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研究现状
国内有关乐器学综合研究的著作比较罕见，台湾音乐学者郑德渊在1984年曾出版了《中国乐器学——中国乐器的艺术性与科学理论》，为目前我国比较全面的中国乐器学研究著作。全书由五编组成，第一编简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到近现代乐器的沿革与发展。从第二编开始按照我国传统的民族乐器分类法分别介绍了“擦弦乐器”、“弹拨乐器”、“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四大类，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将我国传统的“吹、拉、弹、打”中的“拉弦乐器”更名为“擦弦乐器”，使得乐器分类更清晰科学。②这是笔者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学著作。该著作的特色在于除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发音、音域、定弦、艺术表现等“乐器法”常识之外，还对其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尤其对于中国乐器的形制、制作材质、音响、声学原理及乐器改良等多方面问题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虽然还远不能涵盖中国56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乐器资源，但是这部著作对于我国乐器学研究的创建与发展必然具有开创性意义。而目前国内外对于乐器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各分支学科之中，包括以下几个领域：
1.乐器分类法如何对世界各地的乐器进行系统、科学、正确的分类始终是中外音乐学家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在此领域的主要著作是郑德渊先生著《乐器学研究——乐器分类体系之探讨》。③而国外乐器分类法研究的专门著作则有澳大利亚音乐学家玛格丽特J.卡托米（MargaretJ.Kartomi）著《乐器的概念与分类》。④两部著作虽侧重点稍有不同，但研究成果却有殊途同归之感。而除这两部著作之外，目前中外学者对于乐器分类体系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大量音乐史学、乐器学著作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八音分类法：中国的《周礼》中首次全面记载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乐器分类方法——八音分类法。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国内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同这是按照乐器材质进行分类的方法。美籍华裔著名音乐学家程贞一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则提出了与多数学者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八音分类是音色的分类，并不是乐器的分类”，他认为古人在很早就注意到发音材料各具其本质的特定音色，并产生了以发声材料来分辨音色的措施。⑤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八音分类法无疑是一次全新的理解。（2）管弦乐队分类法：该分类法起源于欧洲，是随着西洋管弦乐队的诞生和成熟逐渐形成的一种按照乐器声部进行分类的方法。该方法将乐器分为弦乐器、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存在明显的问题：弦乐器和管乐器是按照乐器本身的结构特点分类，而打击乐器又是按照演奏方式分类。而我国的民族管弦乐队的分类则完全按照演奏方式分为“吹”、“拉”、“弹”、“打”四大类。（3）印度的四分法：印度早在笈多王朝（公元320-495）时期就已出现了四分法，印度著名的梵文著作《戏剧论》（Natyāsastra）中在章节的划分方面已经有意识地将当时的乐器分为弦乐器、气乐器、皮乐器。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经过多方面考证得出结论：印度早在笈多王朝时期已经将乐器归纳为弦、气、皮、体四大类⑥。（4）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分类法：在印度分类法的基础之上，比利时人马伊永（V.C.Mahillon）将乐器分为体鸣乐器、皮乐器、气乐器和弦乐器四大类，这是根据发音体的物理性质确立的分类体系。在马伊永的基础之上，德国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E.V.Hornbostel,1877-1935）和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增订创立了著名的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分类法（Hornbostel-Sachs，简称H-S分类法）。该分类法具有逻辑清晰，涵盖范围广泛的特点。尤其在世界民族乐器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台湾学者吕锤宽在他的著作中将其称为“博物馆式乐器分类法”。他认为该分类方法具有细腻性和科学性，但是从知识性或实际音乐生活的角度而言，该分类法的作用仍有待观察。⑦国内也有学者和他具有相似的观点。然而随着乐器分类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普遍意识到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分类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世界范围的乐器中，发音体也不是单一的。如单簧管等簧管类乐器的发音就是人体口腔喷出的气流（即气鸣）和簧片振动（即体鸣）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严格上应将这类乐器归类为气鸣与体鸣相结合的乐器。（5）其他分类法：除了上述乐器分类法之外，世界范围内还广泛存在多种乐器分类体系，如阿拉伯的二分法，即把乐器分为固体乐器和空穴乐器两部分，所谓固体乐器包括：击奏、弹奏、擦奏乐器；所谓空穴乐器主要指有共鸣腔的吹奏乐器。我国的著名乐器学专家应有勤教授认为“任何乐器上都有一套操作决定音高的系统，它可以位于乐器的发音部位，也可以位于乐器的不发音部位，是为演奏者编排的音高信息界面，由演奏者的操作来决定音高的系统。”[4]作者从乐器的音位模式、音位特性、音位激发因素和运行因素出发，并把它们作为分类的阶元，从而在乐器学上形成与民族音乐体系相关的分类法——乐器音位分类法。此外，近年来国外对于乐器的分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创立了音区分类法、频谱分类法、声功率分类法、元素分类法等多种分类方法。但这些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仍然有待实践的检验。
2.乐器史学乐器史学是研究乐器起源、产生、发展的学科，属音乐史学下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乐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器历史的研究必然与乐器形制的变迁、乐器所蕴含的民族、民俗等问题密切相关。但是由于乐器本身所蕴含的有价值的信息远不如古代文献那么直观，且乐器的种类纷繁复杂，因此对于乐器史学的综合研究目前在国内外仍是一门难以触碰的学科。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最为权威的乐器史学著作是世界著名的美籍德裔音乐学家科特•萨科斯（CurtSachs，1881-1959）于1940年完成的著作《乐器的历史》⑧。该书是首次全面介绍世界范围内乐器历史的著作。全书阐释了乐器从远古到近代演变的过程，融入了音乐学、美术学、人类学等多门相关学科，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乐器学著作。上世纪90年代，美国音乐学家AnthonyBaines完成了两部乐器史学著作，分别是《WoodwindInstrumentsandTheirHistory》（《木管乐器及其历史》）⑨和《BrassInstruments:TheirHistoryandDevelopment》（铜管乐器：历史与发展）⑩两部书分别阐述了对西方音乐产生深远影响的两类不同材质的乐器发展史。书中将木管和铜管乐器的历史与当今使用的各种乐器的解释与图样相结合，对乐器的制作工艺和乐器的发音原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亚洲，日本的乐器史学研究较为深入。1948年，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的著作《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亚洲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区域性乐器史学著作；著名音乐学家林谦三于1956年完成的著作《东亚乐器考》则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亚和部分东南亚地区乐器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该著作汇集了作者针对东亚各国——主要是中国，以及日本、印度、朝鲜、缅甸、柬埔寨诸国的古乐器的著述考据论文共四十篇及附论四篇，作者采用乐器分类法的四大纲目，针对前人之所未致，论述了“体鸣乐器”、“皮乐器”、“弦乐器”、“气乐器”中各种乐器的起源、沿革、乐律以及乐器名称的语源等问题。在我国，1996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部门共同发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开始出版。该项目以音乐学家黄翔鹏为总主编、王子初为执行副总主编，汇集了全国数以百计的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方面专家指导或参与编撰工作。2006年，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推出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也陆续出版。这部鸿篇巨制按省份分卷，每卷均有对该省音乐文物按朝代划分的综述，及出土的乐器、图像等多方面文物图文并茂的阐述和研究。中国大陆对于乐器史学的研究主要散见于多位学者的论文中，这些论文主要针对的是乐器个案或某一类乐器个案的历史研究，包括琵琶、卧箜篌、笛属乐器、拉奏弦鸣乐器等方面。
3.乐器声学乐器声学是乐器学理论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从理论上阐明乐器的发音原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而在实践方面则对乐器工艺学与乐器演奏学等学科的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我国是乐器大国，各民族都有着丰富多彩的乐器，同时又是乐器生产大国和乐器销售大国，但是对于丰富多彩的乐器的声学性能却罕有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目前我国对于乐器声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罕有专门的乐器声学著作，一般相关的内容都散见于音乐声学著作中的“乐器声学”章节，以及对乐器个案的声学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乐器声学著作是中国音乐学院韩宝强教授著《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该书为目前为止国内最权威的一部音乐声学的专著。在著作的第三部分“音的色彩”第九章至第十四章中运用了大量的篇幅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乐器声学的基础知识。而在国外，有关乐器声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著作较多。澳大利亚音乐学家NevilleH.Fletcher和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科学家ThomasD.Rossing合著的《乐器的物理学》，它和日本音乐学家安藤由典著《乐器的音响学》均为全面介绍各类乐器声学特性的权威著作，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而针对某一类型的乐器声学研究方面，该著作的其中一位作者ThomasD.Rossing还著有《打击乐器的科学》，该著作与美国音乐学家CornelisJ.Nederveen的著作《木管乐器的声学领域》同为对某一类型乐器的声学原理的研究。国外的音乐声学著作中也有大量关于乐器声学研究的章节。早在上世纪20年代，ThomasD.Rossing就曾参与编著《声音的科学》一书，书中运用五章的篇幅分别介绍了不同类型的乐器的声学原理，如今已推出三版；美国的约翰•巴克斯教授在他的著作《音乐声学基础（第二版）》第四部分“音乐声音的产生：乐器”中用了6章的长大篇幅介绍了弦乐器、木管乐器及其他、铜管乐器、钢琴及其他、打击乐器、电声乐器的发音原理及音响特征。到了80年代，美国的多纳德•E•赫尔教授在他的著作《音乐声学》中也运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常规乐器的声学特性，包括“打击乐器及其自然模式”、“钢琴与吉他琴弦”、“弓弦乐器”、“吹管乐器与长笛”、“簧片乐器”、“人声”等多个领域。英国音乐学家戴维•霍华德和电子学家杰米•安格斯合著的《音乐声学与心理声学》也在第四章“乐器的声学模型”中介绍了各类乐器的发音原理。该章提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黑盒子”模型的概念。作者认为所有的声学乐器都由两大部分组成：声源（即乐器的振动源）和声音修饰器（即乐器的其他部分），在简单模型中将声源称为“输入”，声音修饰器称为“系统”，输入系统后产生的效果称为“输出”。运用这一模型可以分析任意一种乐器的声学特征。作者有意忽略了乐器在结构上产生的复杂的声音变化过程，只关注乐器的声源和乐器产生的效果，运用这种简便易于理解的模型可以针对弦乐器、管乐器、打击乐器以及“歌声与语声”（即嗓音乐器）的声学原理进行系统化的分析。从近几十年来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国内对于乐器声学研究主要经历了由普及基础知识到微观的乐器声学个案研究再到宏观的乐器声学体系的创立三个层面的研究过程，体现了我国在乐器声学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快速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的包紫薇教授就曾在《乐器》期刊中编译发表了《声学和音乐》的连载文章，对于普及器乐声学基础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国内的一些相关专家也开始关注乐器个案的音响分析与研究。1978年，随着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国内专家展开了对编钟这一古代重要青铜乐器的全面分析研究，而对于该乐器音响层面的研究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果丰厚。除编钟之外，上世纪80年代之后出土的其他乐器中大部分都进行了测音研究。如贾湖骨笛、良渚文化玉璧、三星堆乐器、青海喇家遗址玉石器等，这些测音的研究对于我国音乐考古事业尤其是古代乐器音响标准化的认识都起到重要作用，相关著作如《曾侯乙编钟研究》、《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列出了切实可靠的数据，成为至今都被学者广泛引用的重要参考信息。此外，国内对于乐器声学的个案研究还包括弹拨乐器（以琵琶为主）、拉弦乐器（以二胡为主）等领域，对于管乐器和嗓音乐器的研究则相对偏少，而对于我国各地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乐器研究则更显单薄，仅限于新疆维吾尔族的个别传统乐器声学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者在关注乐器声学个案研究的同时，开始关注从宏观角度探讨民族乐器声学问题，即如何运用乐器声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切实保护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乐器。目前对于民族乐器声学领域的关注层面主要集中在民族乐器声学品质问题、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化问题、民族乐器改良过程中的声学问题，直至“中国民族乐器音响标准库”的创建问题等多方面。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对于民族乐器声学的理念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乐器工艺学乐器工艺学是研究、总结利用材料的自然属性，以建构集中产生声音能量的乐器的工艺化过程和工艺形态的规律，及其所蕴涵的人文特色和科技因素的一门应用性学科[5]。乐器工艺学是乐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乐器材料、乐器制作、乐器装饰、乐器改良等多层面问题，又与乐器声学等上述多门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上世纪70年代末，由CharlesFord主编的《制作乐器——弦乐器与键盘乐器》是一部较早的介绍弦乐器和键盘乐器制作工艺和技术的书籍，全书由5位乐器制造师根据自己不同的技术背景，分别介绍了维奥尔琴、琉特琴、小提琴（含巴洛克时期的小提琴）、古典吉他和羽管键琴的制作工艺和流程，并配有插图。最后一章则介绍了古乐器的复原与保护。美国音乐家、乐器设计师BartHopkin（巴特•霍普金）1996年完成的著作《Musi-calInstrumentDesign——PracticalInformationforInstru-mentMaking》（《乐器设计——乐器制作的实践信息》）是一部通俗化的介绍乐器设计、零部件构造和制作工艺的书籍。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乐器项目课题组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500多种乐器中遴选了23个少数民族的69种乐器进行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作，并重点对每一种乐器的形制结构、材料的选取，工艺流程，重要技术参数、特色生产工具和演奏技巧进行捕捉，并对每种乐器从材料到成品的全过程用文字和图片加以记录和整理，并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保护工程第三期工程——民族乐器》一书。该工程的实施和著作的完成无疑是对我国少数民族乐器制作工艺技术的全面“普查”，对于研究国内民族乐器的制作与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近年来学科发展概况
1.国内举办的学术会议概况学术会议的召开是体现某一学科发展最新动态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内主要举办过三次全国范围内的乐器学研讨会。（1）2006年上海研讨会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主办的“乐器学在思考——乐器研究的挑战与转机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22日-23日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参会人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乐器学研究专家学者。各国学者们分别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研究角度，从乐器学的研究主体、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来呈现乐器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2）2010年北京研讨会2010年9月18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了“乐器学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美国和香港的二十余位专家参会。此次研讨会针对乐器分类学的新方法、乐器与文化、乐器考古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3）2012年北京研讨会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主办了第三届全国乐器学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吸引了国内15所高校的20余位专家、教授，以及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多位音乐声学专业和乐器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他们针对乐器学学科建设、乐器与文化生态、乐器学专题研究等方面问题进行10余场学术报告，所涉及具体内容包括乐器学专业学科建设、乐器分类法研究、乐器生态、乐器文化、乐器工艺学、乐器声学、乐器史学、电子乐器等。2.国内乐器学学科概况在乐器学学科的创建方面，国内在上世纪90年代的各大音乐学院中已开始有钢琴调律和乐器制作方面的专业，但是系统从事乐器学研究的专业还未出现。走在前列的主要是沈阳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专业音乐艺术院校。沈阳音乐学院与2000年成立了乐器工艺系，发展到今天主要设钢琴调律教研室、弦乐器制作教研室，主干课设有乐器声学与律学基础、乐器木材学、计算机制图与力学基础、手工工艺基础、乐器修理修复、油漆工艺等；南京艺术学院在以陈建华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下，已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乐器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乐器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国音乐学院于2011年创立了音乐科技系，并已开始招收了乐器学专业的本科生。这些学科的发展对于培养我国乐器学的专门人才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创新社会管理；成人通识课；开放教育；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58x（2013）04—0058—05
一、成人通识课教学模式
改革实践的背景与目的
全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公民素养和就业竞争力直接影响到创新社会管理成效。成人教育“以个人的发展与完善、适应社会变化、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目的，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重任”[1]，在创新社会管理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识教育是近代西方大学普遍推崇的教育方略和教育思想，它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知识和所有学科准确的一般性知识的教育，是把有关人类共同生活最深刻、最基本的问题作为教育要素的教育”[2]，是“人人必须接受的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3]，是为培养当今社会需要的“厚基础”、“宽专业”的合理知识结构及终身学习能力的“全人”教育。相对于“有用有所难用”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无用无所不用”，是高等教育“培养人”的使命所在。在成人教育中融入通识教育，提升成人基本素养和通用能力，抵御职业风险，增强就业竞争力，是教育目标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也是成人高等院校突破发展瓶颈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
通识教育在西方各国研究和实践较早，被许多学者广泛地应用于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北欧各国有专门的成人通识教育机构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国内通识教育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晚，据1994年以来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显示，1994—2000年间理论界对通识教育关注较少，2000年发文数量有所增加，2003年发文数量相对大幅上升，每年发文数量在40篇左右[4]，普通高校2006年前后开始普遍关注和重视全日制高等教育中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当前，国内成人通识教育研究和实践刚刚起步，只有少量成人通识教育研究论文散见于各种刊物，所实施的通识教育处于专业教育的点缀或装饰阶段，已有实践甚至未触及通识教育的根本精神，成人通识教育理论和实践严重滞后于成人教育发展。
成人教育的龙头学校——中央电大为提高成人开放教育学生的基本素养和满足更多学生兴趣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在2009年秋季开放教育本、专科教学计划中首次设置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与技术、个人发展与兴趣等四大类共80门通识课程目录，由各省级电大自主选择课程并负责课程资源建设。台州电大隶属的省级电大——浙江电大从本、专科80门课程中选取并建设了20门课程供全省电大系统各级学校自主选课。开放教育通识课程由于开设时间短，理念认识和理论研究相对缺失，课程资源比较缺乏，部分师生不够重视，有的粗浅理解为是在原来教学模块中另选一门选修课而已，甚至有“2个学分随便应付”的心态。理念上的认识不足和科学理论指导的缺乏使教学实践中随意性、盲目性、片面性和被动性时有发生。为使全校开放教育学生能学、可学、乐学通识课程，探寻成人通识课程教学实践经验，向通识教育目标迈进，台州电大在2010年秋季开始把开放教育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列为重点教学改革项目（以下简称教改项目），成立教改项目小组，探索构建成人通识课的教学新模式。
二、台州电大开放教育通识课
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一）调研论证，明晰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的理念与目标
台州电大教改项目团队成员查阅大量国内外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的成人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了解国内各级电大开放教育通识课教学现状，并就本校全体开放教育学生的通识课学习意愿与要求进行问卷调查和代表座谈。根据调研论证和开放教育学生现实需要进行开放教育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以“人人能学，人人可学，人人乐学”为导向，让学生通过通识课程学习和训练，使其具有“可以发掘更多知识的能力，具备可迁移的跨学科的适应能力”[5]，为成人教育发展提供新的活力与动力。
（二）整合资源、多元教学，建构通识课教学新模式
1.“整合资源”主要表现为“课程开设统筹，教学师资共享，教学服务协作”
依据通识课教育本质和学生规模，为优化教学，学校通识课程开设本、专科两个层次，学生选修课程时只分层次、不分专业。打通不同专业通道，即同一层次选修学分的课程不受专业限制，每学期为要修学分的同一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统一开设课程，具体课程选择根据学校教学实际和学生学习需求统筹安排，每个层次在省电大提供的10门通识课程中按需选择课程。教学根据课程特点从全校师资中择优安排，有些课程聘请校外优秀师资参与教学和实践活动。教学服务协作是教学、教务、学生管理等各部门通力合作，为通识课教学改革实践提供支持服务。
2.“多元教学”即采用“专题讲座+社会实践考察+学习辅导”等多种教学形式
一是专题讲座，普及、激趣。由于开放教育学生面授学习时间有限，而且通识课选修人数较多，精彩的讲座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知识传递和兴趣激发的最佳效果。教改项目团队深入研究，精心策划课程讲座的选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听讲人员积极性和教学目标的实现。单门课程在讲座内容设计上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并往系列主题纵深拓展。如《地域文化》课程系列讲座之一的主题是“浙江地域文化入门——从我们百代之前的祖先谈起”，即以浙江良渚文化为切入点，激发学生对文化源头的好奇；《地域文化》课程系列讲座之二的主题是《台州文化漫谈》，则侧重对台州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本土名物的介绍，激发学生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课程综合选择上力求统筹兼顾：既关注社会热点，如2011年春季《经济学与生活》课程讲座主题是“通货膨胀！政府怎么办——通货膨胀的影响及货币政策”，2011年秋季《实用法律基础》课程开讲“婚姻财产漫谈”；又聚焦日常生活，如《科学的生活方式与健康》、《个人理财初探》、《如何爱孩子》等主题；还考虑个人发展与兴趣，如《社交礼仪》、《领导科学与艺术》、《演讲与口才》。精心选择主讲人，要求知识与口才并重，专业与普及兼顾，避免学究式的高深知识介绍，代之以主讲者的深入浅出及风趣幽默的个人魅力，让讲座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二是社会实践考察，体验、反省。社会实践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身处实地的考察，体悟山水人文精神，反省自我，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改善品质。一个主题就是一面旗帜，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即包含其中。如《地域文化》课程实践考察活动设计的“走近佛国仙山，探访诗踪道源——天台山文化实践考察”，重在探寻台州文化中的佛道渊源；设计的“千年府治，文物日常——临海古城文化实践考察”，重在体验文化在当下的影响及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了解台州文脉的绵延。实践考察时除了课程责任老师和旅游、中文等专业教师随队指导，还特邀当地有名望的地域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实地讲解介绍，以期更好地深入理解文化的精髓。
三是学习辅导，系统、深化。每门通识课程除讲座外均安排适量面授辅导课，为学生构建系统课程知识，为自学解疑答惑，指导学生完成形成性考核测试。另一方面安排远程教学辅导，由课程责任教师通过电大在线和QQ群及微博等途径为学生提供日常答疑和自学指导服务。
（三）团队攻坚、整体运作，构建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保障体系
1. 组建教改项目研究和管理团队
团队以教改项目小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构成，分别是主管教学副校长、学校教务处长和开放学院院长、主管教学副院长、教学科长、课程骨干教师等。他们长期从事开放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对开放教育有较深入的研究，对成人通识课程教学研究充满热情。合理的研究和管理团队结构不仅保障了教学模式创新研究的科学性，也为教学模式改革实践顺利推行提供了组织保障。教改研究团队定期召开研讨会，对教学模式以及相关的教学组织、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坚持每学期对开放教育学生、课程责任教师、外聘专家、管理人员及班主任进行调查，收集反馈，在每学期通识课程教学结束后总结经验并进行新一学期的选课、选师及主题讲座、社会实践考察等有关工作的安排部署。
2. 组建教改项目执行团队
通识课程开设统筹安排后采用多元化教学，选修学分的人数较多，加上又倡导不修学分学生跨专业、跨层次参加每学期通识课的学习，使得专题讲座和社会实践考察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的艰巨性尤为突出。为保障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的顺利推行，组建了项目执行团队，以教学科、教务科、学生科负责人和课程责任教师、班主任构成。具体执行工作由教学科牵头负责，课程责任教师负责具体课程，其他人员负责执行性事务，团队成员分工合作，责任到人。为集聚讲座和参加实践活动的人气，每学期第一次通识课讲座前都专门召开团队成员会议，要求精心安排、多管齐下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如张贴讲座宣传海报；通过班级QQ群、群发短信、电话等通知；社会实践考察则在主题设计、任务布置、指导人员配备、学生组织、交通服务等各方面都详细地计划和安排。
3. 制定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的制度规范
2011春季学期结束前，教改项目研究和管理团队根据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实际情况和调研、座谈反馈结果，对课程的开设、教学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制定了《台州电大开放教育通识课程开设及其管理办法（试行）》，较详细的规定了课程开设方式与流程、课程讲座和实践考察的组织实施、相关人员的职责分工等，使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步入初步规范化阶段。2012秋季学期，在总结4个学期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基础上，制定了《台州电大开放教育通识课程开设及其管理办法》，对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进行了更加全面和具体规定，执行性更强，使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进入规范化阶段。
（四）优化师资、拓展资源，实现教学模式改革实践可持续性
为优化师资结构，针对课程特点首先对校内优秀师资进行专业摸底；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寻与课程相关的校外专家、学者、专业人士以及职业经理人的信息并建立联系；三是要求课程责任教师随堂听课观摩学习，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截至目前，针对现有课程建立了备案登记在册的校内外近40人的优秀师资库。
在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中注重课程资源库的建设拓展和丰富通识课程学习资源。教学过程中对每门课程的讲座和实践活动进行整体规划，分步推行，每次讲座与实践活动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点，又是课程系列主题的一部分。每次讲座和实践活动都安排专人全程录像，并刻制成光盘收集归档和上传电大在线学习平台，积累和拓展课程学习资源。此外，鼓励课程责任教师自建和参加省级电大课程资源建设。
（五）营造氛围、创设条件，发挥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的放大效应
讲座现场悬挂主题横幅，讲座和实践活动现场摄像与全程录像，学校或学院领导主持讲座并参加听讲，全体选课班级专职班主任随堂听讲，任课教师参与听讲，教改项目小组成员与开放教育学生一起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等，营造了良好的教学氛围，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
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要求在通识课程面授、讲座和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全校开放教育学生都不开设其他课程，动员和鼓励不修学分的学生参加学习。同时在“台州电大在线”平台专门开设了“通识课程与讲座”专栏，及时将讲座和实践考察活动视频上传，供学生随时点播学习与观看。按照每学期2-3门课程计算，学生从入学到毕业两年半的时间除了要求必选一门通识课程外，还有机会选听10余门不同课程的专题讲座和参与多次社会实践活动。
三、台州电大开放教育通识课
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成果与反思
（一）教学模式突出特色、彰显文化，向着通识教育目标迈进
打通专业通道，整合资源，统筹安排，根据现有条件和学生现实需要有所取舍选择课程，合理安排课程学习时间，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形式，多元化教学，拓展学习资源提供等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丰富了通识课程的学习内容，增加了学生学习通识课程的机会，激发了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和自主性。精彩的主题讲座和亲临其境的实地考察交流体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学习课程的热情倍增，在全体开放教育学生中产生了鲶鱼效应，由不参加到开始参加，由一次到多次，不能参加面授和实践活动的到电大在线平台参与视频点播学习也变得积极了。近4个学期学生参加讲座签到、参与实践考察和视频点击等统计数据显示：学生听讲座到课率呈持续上升趋势，从改革初第一学期到第四学期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超过50%，远超此前作为一门普通选修课程时30%左右的到课率，位居开放教育所有面授课到课率前列；视频点击率呈倍增趋势；参加实践考察人数成倍增长，详细数据见表1。这种教学模式不仅有助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养和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而且发挥了实体校园和远程网络校园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促进开放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开放教育学生讲座文化正在形成，通识课教学的正能量效应不断放大，向着通识教育目标迈进。
（二）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成果具有应用推广和共享价值
为了解教学模式改革实践成果的应用价值，在每次通识课讲座、实践考察结束后及学期末三个时间段，向学生发放“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满意度评价表”，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与探索的持续推进，新的教学模式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和高度认可。按照满分5分计分，评分在2分以下的只占10%左右，评分在4分及以上的超过70%（见表2）。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与管理方法可为其他基层电大通识课教学以启示和借鉴，从而共同推动开放教育通识课教学改革。另一方面，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通识课课程资源可以共享，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通识课程学习资源。此外，通识课教学模式改革成果可为探索其他课程模块的教学改革提供启发，使开放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陈出新。
（三）教学模式改革促进了教学、科研良性互动和教学、研究人员的发展
一方面，教改促科研、科研为教改服务。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中出现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提供对策，促使教改研究人员不断主动学习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思考和创新，认真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教学策略，教学模式改革实践研究有效促进了教学质量提高和学生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教学模式改革实践与研究过程促进教学、研究人员教育观念的转变，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启示，发展了他们的专业能力，提高了教学和科研水平，个人整体素质也得到全面提升。在近两年的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过程中，教改项目小组成员进行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科学研究，为教学模式实践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具体研究成果见表3。
关键词：河口湿地 服务功能 价值评价
中图：X826
湿地是具有独特功能的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之一。国际《湿地公约》将湿地定义为:“湿地是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湿原、泥炭地或水域，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海域[1]。”
河口湿地是指位于河流入海口的湿地，是我国湿地类型中的3个大类之一。河口是许多迁徙生物的栖息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它较易受到人为开发的影响。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是咸淡水交汇、陆海邻接的交错区，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由于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重要性，使得河口湿地已经成为当前湿地研究的热点。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强调人类的需求及在生态系统中的获益[2,3]。湿地对人类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由于人类的破坏性使用，有些湿地生态系统已失去了基本服务功能，严重影响了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根据生态学、经济学原理对湿地服务功能进行研究和评价，对湿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河口湿地的基本特征为出发点，从资源、环境和人文功能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内外河口湿地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价研究的内容，为科学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河口湿地资源提供依据。
1 河口湿地的基本特征
尽管对河口湿地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一般而言，众多学者都认为河口湿地是一类内部过程（生物过程；化学过程；物理过程）长期为水所控制的海陆过渡的复合生态系统。它是既不同于海洋，又不同于陆地的特殊过渡类型生态系统，为海生和陆生生态系统界面相互延伸扩展的重叠空间区域。
如同所有的湿地一样，河口湿地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湿地必须有水的存在；（2）湿地常常具有独特的土壤条件而区别于相邻的高地；（3）湿地生长着适应湿生环境的植被，缺乏不耐水淹的植物[4]。
1.1 河口湿地水文
水是湿地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物质迁移媒介，水文过程如降雨、地表径流、地下水、潮汐及河道的溢流水将能量及养分传输至湿地或由湿地中带走。水深、流况（流量和流速）、延时及洪水频率等湿地水文条件是水文过程的结果表征，能够决定湿地土壤、水分和沉积物的物理与化学性质，进而影响物种的组成和丰富度、初级生产力、有机物质的积累、生物分解和营养循环及使用，进一步影响到湿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5]。
Freeman C等[6]和Alm J等[7]的研究都表明，土壤CO2通量与水位高度变化呈负相关关系。吴春笃等研究了镇江北固山湿地水文情势与植被分布的关系，得出不同淹水深度、淹水时间及其季节变化模式是控制湿地植被分布的关键因素的结论[8]。白军红等发现土壤解冻期霍林河不同淹水频率的泛滥平原中沼泽土壤无机氮含量空间分布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淹水频率的影响[9]。
1.2 河口湿地土壤
湿地土壤是构成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环境因子之一。在湿地特殊的水文条件和植被条件下，湿地土壤有着独特的形成和发育过程，表现出不同于一般陆地土壤的理化性质。
湿地土壤对湿地植物有重要的影响，焦玉木等从湿地海拔高度的不同及土壤含盐量的差别两个方面综合分析了影响河口湿地植物多样性的原因[10]。徐治国等通过研究发现，湿地土壤pH值的变化与物种丰富度有密切的关系[11]。湿地土壤对湿地水文过程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土壤的理化性质会直接影响到界面水文通量和水质[12]。Reeve A S等认为泥炭湿地的地下水流主要由土壤的渗透性决定[13]。
1.3 河口湿地植物
湿地植物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能从无机环境中吸收众多元素，其中包含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及一些重金属元素，并且湿地植被对湿地水循环的各个环节如降水截留、湿地蒸散发、径流过程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吴沿友等通过比较春季和秋季的不同植被下不同层次的土壤金属元素有效态含量可以看出，不同的植物对土壤有效钾、钠、钙、铜、锌、铁、锰的空间分布有着差异显著的影响，而对镁的空间分布不存在春秋两季的差异[14]。陈刚起在三江平原沼泽径流的实验研究中认为，当大气降水和地表径流补给沼泽湿地时，来水首先为草根层所吸收，随着补给水量的逐渐增加，直到整个草根层饱和、潜水位到达沼泽表面时才产生表面径流[15]。Hayashi M等研究加拿大Sakatchewan流域湿地蒸散发时，发现湿地蒸散发比同地区大湖的蒸散发小，原因可能是湿地周围森林植被减小了湿地空气的流动和水汽湍流传输[16]。湿地植被可以减缓洪水流速，使洪水以表面水或地下水的形式储存在湿地中，从而直接推迟了洪峰的推进时间，减少了下游的洪水量[17]。
2 河口湿地生态服务功能
Costanza等（1997）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划分为17类，即大气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调节、水供给、侵蚀控制和沉积物保持、土壤形成、保持营养循环等[18]。参考Costanza等研究成果，并根据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类型、结构及生态过程特点，将河口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划分为三大类九小类：①资源功能――物质生产、成陆造地；②环境功能――大气调节、水文调节、污染物净化、生物栖息地及护岸减灾；③人文功能――科研教育、旅游休闲（见表1）。
2.1 资源功能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资源功能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可以直接利用的实物资源，如湿地生态系统的植物资源和由滩涂和水域内自然生长或人工养殖的经济动物资源，鸟类、哺乳类动物等动物资源。二是生态系统资源的存在，使人类可以在此进行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主要是成陆造地功能。
2.1.1 物质生产功能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蕴藏着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许多资源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物质生产功能。物质产品包括直接获取于湿地内的所有动物、植物和矿产物。主要有：木材、鱼类、鸟类、芦苇、藻类和药材等等。
上海长江口海域渔业资源丰富，该区域渔业水域面积超过2000km2，提供了大量的水产品，包括淡水鱼种、半咸水鱼、溯河性和降海性鱼种、海水种，同时又是中华绒螯蟹和日本鳗鲡繁殖的天然的优良场所，盛产大量的蟹苗、鳗苗等， 丰富的水产品为当地居民创造了生产价值。此外，河口地区的植物如芦苇、海三棱草等为农业提供了饲料，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19]。双台子河口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的物质产品主要包括芦苇、水稻、水产品(淡、海水产品)及原盐。水产品种类繁多，淡水鱼类67种，海域鱼类120种，此外，还有虾蟹贝类及海蛰等。芦苇湿地是全国最大、世界第二大苇场，国家重要的造纸原料基地之一。水稻经济居全市农作物经济之首，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20]。
2.1.2 成陆造地功能
由于径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口沉积，河口岸线有不断向外海淤长的趋势，通过成陆造地可以为河口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吉余等人在对长江河口治理研究中指出长江口湿地年自然造地15～30 km2／a，而通过围垦，使长江河口湿地的成陆造地最终得以实现，从而缓解了上海市人口增长队土地的需求[21]。黄河水携带大量的泥沙(37 kg／m3)，平均每年有12亿吨的泥沙在黄河口地段堆积，河口不断淤积延伸，每年以5 km的速度向渤海推近，年均造陆32．4 km2[22]。
2.2 环境功能
湿地与人类的生存、繁衍、发展息息相关，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和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种资源，而且具有巨大的环境功能和效益。在大气调节、水分调节、净化水体、生物多样性以及护岸等方面有着其它系统不可替代的作用。
2.2.1 大气调节功能
湿地内丰富的植物群落，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并释放出氧气，能改善区域环境的空气质量，但是同时湿地生境也会释放甲烷、氨气等温室气体，对空气具有负面影响。长江河口、黄河河口、辽河河口等河口湿地的绿色植物通过光和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气交换CO2和O2，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大气中的CO2和O2的动态平衡。
2.2.2 水文调节功能
水分调节是湿地的重要功能之一，湿地具有巨大的渗透能力和蓄水能力。由于湿地植物吸收、渗透降水，可以储存暴雨和河流涨水期过量的降水，均匀地把径流放出，减弱危害下游的洪水。
湿地滞洪蓄水功能早已被人类所认识，我国1998年发生在长江和嫩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再一次从反面证实了湿地的水分调节功能，并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和反思[23]。研究表明，吉林省西部大面积天然湿地在洪水调节方面所起的作用极为显著，霍林河和挑儿河流域的湿地在1998年洪水期间，共蓄积洪水达60×108，其蓄积能力相当于一个大型平原水库[24]。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沿着主水道的800hm2湿地，以其天然河谷储存大量洪水，如果该湿地被开发，洪水造成的损失每年可达到1700万美元[25]。
2.2.3 污染物净化功能
湿地有助于减缓水流的速度，当含有毒物和杂质（农药、生活污水和工业排放物）的流水经过湿地时，流速减慢，有利于毒物和杂质的沉淀和排除。此外，一些湿地植物（芦苇、水湖莲、香蒲等）能有效地吸收有毒物质。
曲向荣等通过对辽东湾芦苇湿地对陆源营养物质净化作用的初步研究发现， N、P营养物质经湿地系统过滤后可满足海水水质2类标准[26]。乌干达坎帕拉附近的天然湿地可以用来吸纳污水和净化水质，是一种廉价的污水处理方法，可以代替污水处理厂[27]。由于以色列Hulavally（呼拉河）流域的Papynls湿地被排干，造成这个沼泽湿地过滤能力的丧失，导致下游Lake Kinaeret中沉积物三角洲的形成，使湖水浑浊度增加，水质下降[28]。Nedwell认为，红树林湿地扮演污水营养“窟”的角色，将已经初级处理后的污水排放到红树林系统内，能有效地减轻污水的富营养化效应[29]。
2.2.4 生物栖息地功能
河口湿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生境为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是珍稀野生生物的天然衍生地，是鸟类、鱼类、两栖动物的繁殖、栖息、迁徒、越冬的场所，特别在保护珍稀、濒危物种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贾文泽等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得出黄河三角洲在区域上生物多样性较高，特别是鸟类，无论其物种的多样性还是珍稀性价值都很高[30]。杭州湾河口海岸湿地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河口性鱼类丰富，是多种降河性洄游鱼类产卵生活的场所，盛产鳗鱼苗，冬季水鸟富集；植被共有5个主要群落类型，以互花米草群落、海三棱蕉草群落和芦苇群落居优势[31]。
2.2.5 护岸减灾功能
湿地中生长着多种多样的植物，这些湿地植被可以抵御海浪、台风和风暴的冲击力，防止对海岸的侵蚀，同时它们的根系可以固定、稳定堤岸和海岸，保护沿海工农业生产。
大丰市滩涂生态系统有着宽阔的滩面，成为风瀑潮灾害的天然缓冲区，有利于减缓风瀑潮灾害，防止海堤直接受到海浪攻击，并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境与栖息地，提高了生物多样性，成为大丰市城市发展的生态屏障[32]。2005年1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海啸专家会议上，科学家认为，在海岸地区种植红树林可以有效减轻海啸的灾难程度。与会科学家认为，红树林可以起到生物“盾牌”的作用，减缓海浪的速度，同时还可以减轻海岸地区遭受飓风、海岸暴风雨袭击的程度[33]。
2.3 人文功能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不仅给人类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实物资源；提供了环境调节与维护的一系列生态服务功能；还以其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给人类提供了一系列的人文功能，包括文化科研和旅游功能。
2.3.1 科研教育功能
河口湿地复杂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动植物群落、珍贵的濒危物种，在自然科学教育和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为教育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对象、材料和试验基地。有些湿地还保留了具有宝贵历史价值的文化遗址，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场所。
扎龙湿地原始的湿地自然景观、丰富的生物资源、重要的鹤类保护区，吸引着国内外的学者对扎龙湿地进行科研考察。其中东北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都在扎龙湿地设立了研究站，对湿地的水文、地貌、鹤类资源等进行研究，对湿地的保护和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34]。双台子河口滨海湿地内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其独特的生境与生物多样性，以及复杂的结构和过程，是从事近海海洋研究、内陆湿地生态系统研究、内陆和海域交错带生态系统和物种生态研究的最佳基地，具有极高的科研教育价值，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和相关组织的关注，中科院、国家林业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也对其展开了研究[35]。太湖湿地区广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的古文化遗址。现已发现200余处。在马家滨文化遗址中发现典型新石器和泥质黑陶、红陶、四不象鹿、水牛、亚洲象等20多种动物化石及稻谷等，该区良渚文化遗址有130处，发现有砂陶、稻谷、绢片、麻布、竹编等，这对研究该时期人类文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36]。
2.3.2 旅游休闲功能
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休闲、娱乐和美学享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人们渴望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与自然和谐相处，享受她赐予人类的各种休闲、娱乐活动和美感体验。丰富多样的生物，优美的环境，使得湿地成为了为人们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蜚声海内外的红海滩，世界第二、我国第一的芦苇荡，盛产“天下第一鲜”文蛤的蛤蜊岗以及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濒危鸟兽类资源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客到此驻足观光[20]。扎龙湿地建成了以保护区管理局为中心的人工园林，1984年开辟了3条观鸟线路，形成了以观鸟和湿地观光为主的网络结构，游人可步行或乘船以观赏原始的湿地景观[37]。美国的佛罗里达、泰国的普吉岛、新西兰的北奥克兰半岛、孟加拉的申达本等都开展了红树林生态旅游[38]。
3 河口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湿地功能评价是湿地功能研究的重要方面[39]，主要是针对湿地本身内部过程的分析，以此来评价湿地的作用与特性[40]。服务价值的评价主要以人的支付意愿为根本出发点，同时结合区域的社会、环境条件，它可以反映区域社会需求和资源（服务）的稀缺性特征。
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多种多样，既有直接产品与服务，又有生态环境功能作用，还有文化旅游功能作用。根据湿地的地理位置、规模、生态特征以及所处的人类社会经济环境来确定湿地的服务功能的种类，并选择适合的评价方法。就河口湿地而言，其功能价值评价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生产成本法和价格替代法等进行评估
3.1 资源功能评价方法
资源功能价值主要指湿地生态系统产生的产品的价值，一般采用市场价值法来估算。市场价值法适用于没有费用支出的但有市场价值的环境效应价值核算，这些自然产品虽然没有市场交换，但它们有市场价格，因而可以按市场价格来确定它们的经济价值。
3.1.1 物质生产价值
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物质产品的功能最早被人类认识和利用，其价值可以使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价。市场价值法是对有市场价格的生态系统产品和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价值估算的一种方法，公式如下：
其中V表示物质生产价值，Si表示第i类物质生产面积，Yi表示第i类物质单产，Pi第i类物质市场价格。
辛琨等在香港米埔湿地生态功能价值估算研究中得出，米埔红树林湿地的物质产出主要包括人工鱼塘、基围虾塘每年的水产品产出以及为栖息的鸟类提供食物两部分，物质生产总价值为HK$20.93×106[41]。翟水晶等对泗洪保护区物质生产功能价值从渔产品，水、湿生植物产品，木材3个方面进行估算，得到物质产品价值约0.66亿元／a[42]。李建国等以白洋淀湿地主要物质产品芦苇和养殖水产品为评价对象，计算出白洋淀湿地的物质生产价值为1.82×108元／a[43]。
3.1.2 成陆造地价值
成陆造地价值多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评估，成陆造地价值（V）计算公式如下：
V=当地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每年造地面积
吴玲玲等人在对长江口湿地成陆造地功能的评估中，采用了市场价值法，以当地平均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450000元与每年造地面积2000 hm2的乘积作为其经济价值[44]。韩美等根据东营市土地利用现状及潜力分析，东营市沿海新增加的土地每公顷使用权转让价格为300~1500元，取其平均值900元／hm2，每年新增土地面积取平均值2 650 hm2，计算出黄河三角洲湿地每年造地价值为0.024亿元[45]。
3.2 环境功能评价方法
湿地生态系统环境功能产生的效用无法商品化、缺乏实际市场，但具有替代市场的那部分功能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从市场上寻求替代产品来估算，其评估需根据各自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估算。
3.2.1 大气调节价值
大气调节功能分为植物固定CO2、释放O2以及排放温室气体三部分。由于温室气体对大气环境具有负面效应，所以大气调节价值＝植物固定CO2价值＋释放02价值－温室气体排放价值。根据光合作用反应方程式，植物每生产1 g干物质可以固定1. 63 gCO2，释放1. 19 gO2。
采用中国造林成本250元／t和国际惯用的瑞典碳税150美元／t（按2005年人民币汇率1:8计算，折合人民币1200元）的平均值725元／t作为碳税标准，释放O2价值采用O2造林成本352.93元／t和工业制氧价格0.4元/kg的平均值376.5元/t计算。
吴玲玲等认为湿地温室气体排放价值为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与排放时间、自然湿地面积、温室气体散放值四者乘积[44]，即：
V气=Q通×T×S×V散
式中，V气为湿地温室气体排放总价值；Q通为温室气体排放通量；T为排放时间；S为湿地面积；V散为温室气体散放值。黄国宏等对辽河三角洲苇场195天内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观测研究，得到CH4和NO2平均排放通量分别为0.52mg/・h和0.029mg/・h[46]。
杨慧玲等在双台子河口湿地服务价值评估中计算出湿地固定CO2价值16.61亿元；释放O2价值6.35亿元；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0.09亿元，因此得出双台子河口湿地的大气调节价值为22.87亿元[35]。韩美等计算出黄河三角洲湿地每年固定CO2为9.52亿元；释放O2的价值为8.35亿元；甲烷排放造成的经济损失为79.17万元，得出黄河三角洲大气调节功能价值为17.86亿元[45]。
3.2.2 水文调节价值
水文调节价值利用影子工程法进行计算。影子工程法是假设当环境破坏后，用人工方法建造一新工程来替代原来生态环境系统的功能，然后用建造新工程所需的费用来估计环境破坏（或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一种计量方法。通过建立蓄水量1t水库影子工程的费用来估算涵养水源的价值，水文调节功能总价值为总水分调节量与单位蓄水量的库容成本二者的乘积。
湿地的总水文调节量Q可以根据如下公式求得：
式中：Q为总水文调节量，S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Di为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蓄水深度。
单位蓄水量的库容成本以1988～1991年全国水库建设投资计算，以每年新增投资量除每年新增库容量，计算出每建设1m3库容需投入成本为0.67元，目前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多采用此数据。
刘红梅等按平均蓄洪水深度2 m计算，得到崇西湿地可蓄洪0.06亿m3；单位库容需年投入成本按0.67元计算，计算出崇西湿地蓄水功能价值为402万元／a[47]。陈庆等将蚌埠市三汊河自然湿地的最大蓄水深度计为2.5m，得出蓄水总量为8.40×106m3，根据以上公式估算出自然湿地的水文调节功能价值为56280万元[48]。
3.2.3 污染物净化价值
湿地的净化水体的价值为湿地去除营养盐和重金属的价值之和。运用生产成本法来估算长江口湿地生态系统去除污水中营养盐价值；运用专家评估法来估算去除重金属的价值。生产成本法是通过为恢复、保护和或重建被破坏生态功能而实施的工程或项目所需费用估算，获得生态功能价值的评价方法。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去除营养盐价值：
式中，Et为湿地净化N、P的价值（元/a），Ej为湿地净化河流污水的量（t/a）。Pj为污水处理厂去除污水单位费用价值（元/t）。Tj为湿地去除N、P的量，Nj%为河流污水中的N、P含量，Tj／Nj%的最大值为湿地净化河流污水的总量即Ej。
根据专家评估法，以湿地去除重金属的环境效益价值占总环境效益价值的40%来获得去除重金属的价值。
辛琨等在对海南东寨港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中，估算出土壤吸附重金属的功能价值为5462万元[49]。刘广平等根据以上公式得到长江口湿地去除营养盐价值为1.33 亿元／a；此外，根据专家评估法，以湿地去除重金属的环境效益价值占总环境效益价值的40%来估算去除重金属的价值，也就是说湿地去除营养盐的价值占60%，则湿地去除重金属价值为0.887亿元／a。湿地水质净化的总价值约为2.22 亿元／a[50]。
3.2.4 生物栖息地价值
生物多样性价值常用价格替代法进行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V生 =V单×S
式中，V生代表生物多样性价值（元），V单代表单位面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元／m2），S代表湿地面积 (m2)。
童春富在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服务中，对长江口湿地栖息地价值评估参照Costanza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其中盐沼／红树林栖息地价值为169美元／(hm2・a)。根据上海地区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行换算，长江口地区生物栖息地价值为912元／(hm2・a)，最后得出长江口湿地整体生物栖息地价值应为4.38×104万元／a[51]。侯春良在唐海湿地栖息地功能价值估算中采用Costanza研究得到的单位面积湿地栖息地功能价值$3191／hm2来计算，在唐海湿地中，动物栖息地以苇地林地为主，苇地林地面积为4200 hm2，由此可得到唐海湿地栖息地功能价值为1.11亿元[52]。
3.2.5 护岸减灾价值
护岸价值评估目前多采用Ledoux L的研究成果[53]，即岸滩防御风暴潮的价值为9140$～30,760$／hm2。计算公式如下：
V护=V单×S
式中，V护为湿地护岸价值；V单为单位面积湿地防风暴潮价值；S为湿地面积。
陈鹏认为厦门湿地中具有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功能的湿地类型包括滩涂、沙滩，面积为88.43km2，按照Ledoux L的研究成果估算出两类湿地每年该功能的服务价值为15.82亿元；红树林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功能价值为24.42万元，最后得出厦门湿地消浪护岸和抵御风暴功能的总价值为15.83亿元[54]。据范航清研究，红树林对岸堤的生态养护功能可新增效益64.7万元・km-1・a-1，该值乘以红树林岸线长得红树林的生态养护功能总价值[55]。
3.3 人文功能评价方法
人文功能价值是既缺乏实际市场又没有替代市场交换商品的功能价值，是类似生态资产这样的“公共商品”的价值，其价值评估方法多采用价格替代法来评估。
3.3.1 科研教育价值
文化科研价值评估目前多取我国单位面积湿地平均科研价值382元／hm2和全球湿地科研教育功能价值861$／hm2 （即6888元／hm2）的平均值3635元／hm2作为计算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V研 =V单×S
式中，V研为湿地教育与科研价值；V单为单位面积湿地的科研价值；S为湿地面积。
索安宁等对辽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时，辽河三角洲湿地类型总面积的文化科研价值为1.543亿元[56]。高元竞在对闽江河口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价中，以881美元／hm2作为闽江口单位面积的科研价值，根据闽江口湿地保护区的面积得到其文化科研价值为1821.39万元[57] 。
3.3.2 旅游休闲价值
旅游价值一般采用价格替代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V旅=V单×S
式中，V旅为湿地旅游价值；V单为单位面积旅游效益；S为湿地面积。
加拿大的Yound选择了加拿大西部省Saskatchewan的Lost River湿地和King George湿地为研究对象进行湿地功能与评价研究，得出这两个湿地的年均娱乐效益为1.40×104加元[58] 。曹月采用辽宁省2000年单位面积旅游效益223.1元／hm2作为辽宁省湿地旅游价值的估算参数，计算出辽宁湿地的休闲旅游价值为2.72亿元[59] 。
4 存在问题及展望
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独特的、脆弱的生态系统，容易受到人类开发活动的影响，在河口湿地服务功能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差异导致了物品、人力、资本等要素并未真正的全球流通，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只能做到国家统一或地区统一。因此，需要对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建立一整套完备的评价理论和指标体系。
2）国内外对于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价值评估集中在资源和环境功能价值，主要探讨了物质生产、大气调节、水文调节、污染物净化、生物栖息地等主要功能，而对于科研教育、旅游休闲等人文功能价值，计算方法比较单一，不能真正体现各项功能的真正价值。因此，要得到更合理的估算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功能的评价方法，形成合理可行的评价体系。
3）目前河口湿地的评估主要侧重于静态评估，动态研究较少，伴随3S技术的发展，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动态变化研究将会越来越多。
4）河口湿地服务功能评估较少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评估结果缺少说服力。故应该把人类活动对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考虑进来，为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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