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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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的概念，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论断据说是最早的文化定义之一：“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这是一个偏重于文化精神方面的定义。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起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这个定义偏重于文化的物质方面。把文化理解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写道：“文化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文化是特定个人所达到的生活方式，并且是由他们保存下来作为社会其他的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文化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广泛的社会现象，仅仅从某一角度对文化下定义是很难的，必须从社会的精神、物质和行为三方面来界定文化。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传统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里，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体系，主要包括物质的、思想的、制度的三个层次。
如果把社会文化整体比喻成为一个圆，那么，从圆心到圆周，大体以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为序，即精神文化是文化圈的内核，可称为文化的深层结构，行为文化称为中层结构，物质文化称为表层结构。
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
语文包含于文化之中，语文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文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文化与语文教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语文传播、继承、发展文化，语文教育的内容承载着民族文化，深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语文教育体制，不同的文化决定不同的选拔机制。教育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不仅仅是保存民族文化传统，更主要的是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活化文化的方式来保存文化传统。
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定内涵，需要通过教育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民族文化传统将大大影响人们对教育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价值观念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部分，沉积于人们深层的心理结构中，成为衡量事物的基本尺度，将极大地影响人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及方式方法的看法，从而使语文教育体现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语文教育对文化也有体现作用。它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体现文化的特征。下文从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关系、中西不同文化与语文教育的关系这两点加以说明。
1.儒家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古代，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化中，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一个短命的秦朝主张法治、废除儒术以外，其他历朝历代没有不崇尚儒家思想的。从春秋战国的儒家到秦汉时期的经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到隋唐时期的佛家，再到宋元时期的理学、明清时期的科举，几乎无一不与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积淀，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
（1）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对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关注，“仁”和“礼”是这一伦理本位文化的两大范畴。“仁”主要指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和要求。它以“爱人”为核心，包括礼、智、信、义、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孔子曰：“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诸多道德伦理原则中，儒家极为重视“孝悌”这一维护宗法血缘关系的纽带，认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把这种家庭伦理层面的孝悌观念推及社会政治，于国家社稷而言，就是忠君爱国。“礼”是指维护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成为对人的一切行动的约束准则。孟子在此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宋明理学提出的三纲五常，实质上是对儒家政治伦理化统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儒家的“仁”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原则，而“礼”则是利用血缘宗法关系维护既定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
（2）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人合一”代表了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它力图探求天与人的相通之处，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以达到天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内容包括孔子的“天命观”、孟子的心性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及宋明的“天人一道说”。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内容十分广泛，但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便达到一种道德伦理层面人与人的和谐，最终实现天下稳定太平、统治秩序坦然的社会发展目标，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
2.儒家文化对传统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承载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是巨大的。下面就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几个方面来谈谈儒家文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
（1）对语文教育理念的影响
儒家文化具有以伦理为本位的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的思想文化渗透着古代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德育为本的教育思想。这一教学理念强调德、智是衡量人才的两条最重要的标准，故而要求德育、智育能够同时得到发展。儒家思想认为，德育的实施也能够促进其他教学。儒家教育不仅肯定德育的核心地位，而且将智育视为德育的手段。这一原则对纠正或防止片面的知识化教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导致重德轻智，过分强调语文教学为伦理、政治服务，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隋唐，学校教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语文教学只重视写作，以八股文取士，使人们思想僵化。顾炎武曾经批评，这种文章训练的方法使“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
（2）对语文教育内容的影响
我国古代没有单纯的语文教育。古文教育是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一种综合性学科教育。比如我国奴隶社会的六艺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的综合性内容。春秋战国之后，教材主要是《五经》《四书》。《三字经》有言：“凡训蒙，须讲究，讲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古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学科和古代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顺序，即：小学―四书―孝经―六经―子书―史书。
古代语文教育之所以选择《四书》《五经》作为主要教材，是因为：《四书》是儒家正统思想的精华，体现了由孔子经过曾参、子思、孟子一脉相传下来的儒家思想。其中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伦理思想、哲学观点和教育教学思想，历来被统治者所推崇，并规定为一切官办学校、私塾的基本教材。《五经》也是历代各朝宣传封建宗法思想的重要根据。《诗经》相当于文学课本，《书经》相当于政治课本，《礼经》相当于道德伦理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可见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就连当时的蒙学读物“三、百、千”也是识字教育与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阐述的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
（3）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
儒家教育家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摸索、采用了许多教育方法，并对他们进行了许多理论性的探讨和总结，如问答法、讲授法、论辩法、诵读法。这里仅以诵读法为例来说明儒家文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影响。两汉时期为什么流行诵读法呢？因为内容多是《四书》《五经》，而儒家特别强调诗书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天下”“以论语治国”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当时盛行记诵法。
3.儒家文化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有着巨大的渗透力和传承力，对当今的语文教学也会产生很强的渗透作用。儒家文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其中的精华部分，如重人伦、中庸和谐、自强不息等精神，对语文教学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其中的糟粕部分，如过分注重伦理、忽视新知的探索等，对学生创造性人格的培养有负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如传统的德育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使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对国家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始终是我们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传统德育的方法如讲求“克己”“慎独”，对于学生养成自我约束、爱护集体的习惯，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又如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如“头悬梁，锥刺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对于励志、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有深刻的意义。
三、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对语文教育的思考
如今，多元文化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这种景象呈现了对立碰撞而走向统一融合的多维形态。多元的文化背景促使语文教育不断更新其课程内容、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中理应填充新鲜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观念。
在课程设置上，应打破旧有的模式框架，恢复语文教育应有的鲜活生机、朝气洋溢，为各种文本内容充分碰撞、交流和对话提供广阔的天地。语文教育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应当反映当今社会时代的精神内涵，更有世界范围内优质的异国文化，促使我们的语文教育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对国外的教育理念，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吸收扬弃，取长补短，以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
参考资料：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1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分析
摘要：近年来，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低碳经济成为引领当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带领下，我国的经济也在逐渐实现转型，而这种转型对环境安全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随着低碳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加入到这种新型的发展模式中来。旅游业作为嗅觉最灵敏的行业领导者之一，自然也率先引入了低碳概念。随着人们出行观念的改变，低碳旅游已然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首选。在茶文化旅游中，低碳经济的引入也更加契合茶文化发展的模式。本文首先对低碳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体的概述，接着对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能够改变当下茶文化旅游存在的不良现象。
关键词：低碳经济;茶文化;旅游
当下，旅游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之一。每逢节假日，与家人朋友外出游玩也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我国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而与之前的传统旅游方式相比，现在的人们却愿意选择更节能环保的方式。作为节能减排的代言人，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引领了一股新的旅游风潮，在低碳经济理念下，旅游业变得越来越绿色环保。而低碳旅游的发展对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大有裨益。茶文化旅游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生态化的旅游乐国，它不仅能够让人们看到恬静的茶园景色，也能够加深人们对于茶文化的了解。因而，在此背景下，分析低碳视角下的茶文化旅游将会为经济旅游模式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1低碳经济与旅游的关系
1.1低碳经济概述
20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经济首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与之前只顾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相比，低碳经济将环境保护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因此，低碳经济的主旨是低排放、低污染、低耗能，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更好的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能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土壤。在全民上下高度关注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也由思想意识高度上升到国家的政治高度。低碳经济模式的实施也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态度，表明了我国在环境保护上的决心。可见，低碳经济不仅是某个人的事情，或者某个组织的事情，它更应该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达成的共识。在全球化经济融为一体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改变某些国家对这方面认识的不足，提高他们对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的意识。
1.2低碳经济对旅游业的影响
在低碳经济的影响下，旅游业也迅速的改变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朝着更加绿色、更加生态的发展模式前进。在有限的全球资源下，如何制造可再生的能源，实现经济的可循环利用也成为时代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也更注重提高自己精神上的幸福指数。因此，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理念也为构建合理的生态旅游产业链，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做出了不少贡献。而将低碳经济引入到旅游业中，也必将为旅游业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2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茶文化旅游
茶文化旅游是在当地茶叶资源以及茶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整合当地的特色产业，为人们打造的一个更为贴心和环保的茶旅游方式。相比于其他行业，茶文化旅游本身就具有节能环保的特点，能够给人们带来更为自然的生态环境，而在低碳经济发展理念下，茶文化旅游也开始着手筹建新的发展项目，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饮茶不仅是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活动，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无论是在重要的商业密会还是在老百姓的家中，都有以茶会友的习惯。可见，茶文化早已经深入到我国人民的心中，与人民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以茶叶为主线，结合其他产业共同发展，不仅能够大大的增加当地的经济，更能促进当地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促进茶文化的弘扬。而茶叶生长的环境大都温度适宜，环境优美，这些先天性的条件也为茶文化旅游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同时，茶文化的内涵也为当地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底蕴，这都为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条件。
2.1合理配置：科学设计茶文化旅游的路线
对于旅游业而言，旅游路线的规划往往直接决定着旅行的舒适度。因而，茶文化旅游项目以及路线的规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为了制定合理的路线，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每个城市茶文化的特点，才能够利用这些优势打造专属的特色。中国地大物博，与茶有关的城市也有不少。而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土壤环境的不同，茶叶的味道也各有千秋。为了凸显当地茶城的特色，我们一定要对当地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的配置。在设计茶文化旅游路线之前，我们要对茶城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调查，包括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其次，我们要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的搭配，并进行进一步的修饰和删减，当然，这其中涵盖着可能对茶文化旅游造成污染的项目，也包括了可能破坏当地茶文化特色的因素。剔除了这些不符合低碳要求的项目之后，我们才能打造一条低碳环保的茶文化旅游路线。而适度的开发机制也是维持茶文化旅游城市长久发展的前提。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对茶文化旅游区的开放程度进行慎重的考量，并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测试，才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路线的优化升级。
2.2主打特色：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
在旅游中，旅游产品的开发至关重要。茶叶作为茶文化旅游的标配，成为了带动茶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必需品。与茶叶有关的药品和保健品业已经成为旅游业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当然，在研发与茶叶相关的新产品中，我们一定要将绿色安全、低碳环保放在首位。因此，在产品的生产环节，我们也要对产业链进行严格的把关。同时，在包装销售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资源的浪费问题，特别是包装纸的运用。践行低碳节能的发展理念，使用循环可再生的材料作为茶叶包装，突显旅游产品的茶文化特色。当然，同花哨却毫不实用的包装纸相比，人们更愿意购买环保实用的材料。所以，绿色节能的茶叶包装更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茶文化低碳旅游模式下，有的城市还开发了茶文化生态游、茶文化健身游的项目，这些项目符合了低碳茶文化旅游的主题，能够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游客前来游玩。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下，有的茶城还将当地的茶叶制成低碳茶饼，不仅方便收藏，更能够吸引游客的兴趣。可见，开发低碳的茶文化旅游产品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的专属茶文化特色，更能为游客量身定制专属的旅游路线，为他们留下愉悦环保的旅游体验。
2.3保护底蕴：深入挖掘茶城的文化内涵
旅游中真正打动人内心的绝不仅仅是美食的诱惑以及别外洞天的美景，在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之后，茶城如果想要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历史所赐予的文化优势。例如：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之中，与色彩绚丽的服饰相比，更让人心之所向的是一段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可见，文化内涵能够为这个城市建造坚不可摧的城墙。这是任何事物都替代不了的，而这些不仅能够牵动人最敏感的神经末梢，更能为我们带来精神上以及心灵上的鼓舞。民族文化特色是强烈的印记，而少数民族自然的生活状态也能够增加茶文化旅游的魅力，让茶文化旅游低碳的主题表现得更为明显。深入挖掘茶文化也能够让本地悠久的茶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让这些尘封起来的传统文化重新被人们熟知，这对于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侨香风情，文化圣海，人们在获得了低碳生活的感受之后，更获得了心灵上的低碳享受。
2.4贴心服务：营造轻松自由的旅游体验
传统旅游之所以被人所诟病正是因为大量的被迫消费。强制性的消费行为不仅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也使得旅游的质量大大的下降。因而，基于低碳经济下的茶文化旅游一定要改变传统高消费给人带来的感受。在低碳经济的引导下，茶文化旅游应该是轻松自由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美好的低碳体验外，其他任何不好的印象都不能留下。而贴心的服务不仅能够给人们留下美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沉浸在自然的茶园美景之中，更让人们不受强制消费的迫害，有了欣赏美景的心情。
2.5立足创新：打造茶城文明的茶文化品牌
旅游是城市对外宣传的平台之一，在当前的社会媒体中，仅靠电视以及网络等新媒体往往不能够让人们全面的了解当地的茶文化，只有亲身进入到当地，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才能够在不经意之间发现茶文化的韵味。在茶文化旅游中，茶城应该注重打造自身的专属茶文化品牌。例如：加强对茶叶质量的监测，打造家喻户晓的茶叶品牌;注重茶叶食品的开发，为人们献上风味独特的茶餐饮。这些不可替代的茶文化特色都能够为茶城不断积累名气，也为茶城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通过一个品牌了解一座城市，这才是茶文化旅游对于这座城市最慷慨的回礼。而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低碳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才能让人们得到最舒服、最自在的体验，才能够让每个人成为城市的发言人。这种力量要比广告强得多，通过亲身经历建立的信赖提升城市形象，从而让茶乡的知名度愈来愈高。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低碳经济的引领之下，茶文化旅游如果想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就应该深入的挖掘当地茶文化的内涵，构建合理的旅游路线，搭配自由轻松的旅游体验，并在其中建立具有形象力的茶文化品牌，才能够使茶城的形象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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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游与茶文化的论文2
茶叶节发展中茶文化旅游开发思考
摘要：茶叶节是茶产业的经贸交流活动，也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对茶叶节进行了介绍，然后对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提出了几点看法，希望能够对茶文化旅游领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茶叶节;茶文化旅游;经贸展会;茶乡经济
文化旅游业是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对于茶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讲，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体，是一种新型旅游业。茶文化旅游业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业的品质，同时也借助旅游业的形式给当地的茶文化交流创造了许多机会。由于茶叶节主要是针对茶叶经济贸易展开的，所以茶叶节中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们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提升茶叶节的文化意蕴，将茶叶节的发展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
1茶叶节概述
茶叶节事实上是茶文化和茶业发展的产物，是茶叶行业的大型经贸活动，是茶企茶商贸易交流的平台。茶叶节的开展不仅针对茶商和茶企，其还为喜爱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茶叶节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和特色茶乡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茶乡及该地茶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对茶产业快速的发展，茶乡经济的兴起有着较大的帮助。我国有着许多茶区，这些地区有着举办茶叶节的经验。比如说，凤庆县就曾经举办过21届的茶叶节。由于凤庆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因此该地区举办的茶叶节也吸引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参展商的前来，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凤庆县茶叶的知名度，同时还使茶叶贸易变得更加频繁。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展会，比如溧阳茶叶节等。国内茶叶节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且极具文化意蕴。此类大型茶叶节的举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2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茶文化旅游属于文化主题旅游，旅游者在茶区可以欣赏茶园风景，体会茶区文化百态。当然，旅游者参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为了欣赏茶文化的魅力。茶叶节是茶文化与现代经贸相互融合的产物，茶叶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对于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帮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开展茶叶节时茶文化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要是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就会使茶文化旅游开发受到阻碍，这对于茶区经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叶节中的茶文化内容不突出
国内一些产茶区开展了茶叶节，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茶文化交流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虽然茶叶节对于茶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区在举办茶叶节时忽略了茶文化内容的导入，这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一些茶区举办的茶叶节主要只注重展会活动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广和宣传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叶节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游客的减少会给当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最本质的文化意蕴，就极有可能给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创。
2.2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明显
茶叶节不仅仅是茶业产区的重大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种理念下，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文化兴旅”等。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出发，经济效益应该与文化效益齐头并进。就国内茶叶节相关资料记载分析，很多地区的茶叶节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化价值，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茶叶节并不能对当地茶文化旅游业的开展起到任何帮助。事实证明，茶叶节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导入，就会使当地茶品牌的美誉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使游客的数量减少。
2.3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
就有些地区的茶叶节情况来看，前来茶叶节参与文化经贸交流的茶叶展商主要为该地区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茶叶并没有登上其他地区茶叶节的舞台。这些因素都是对当前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的有力证明。那么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前茶叶节的宣传力度缺乏?”茶叶节的宣传力度低，主要可以归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叶节组织单位的投入资金较少，使得茶叶节的规模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规模自然也较难换来宣传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叶节中茶叶市场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这给茶叶节的举办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茶叶节的推广效果。第三，茶叶节通常作为展销活动开展，这就是茶叶节的参展对象，主要集中在茶叶参展商领域。很显然，参展商的人数较少，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
3.1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
茶叶节是茶叶展商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很显然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很多行业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对茶叶节文化价值的不重视会使茶文化旅游的质量大大降低。该地应该在确保茶叶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提升茶叶节的文化价值，确保茶叶节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当然，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茶区经济的兴起，同时还能够提升茶区知名度。
3.2注重茶区特色品牌开发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品牌优势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直接将品牌开发作为公司头等大事，因此品牌优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区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就是该地的茶叶，要是茶叶的质量都不过关，或者茶叶毫无口碑，那么该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茶叶是茶文化旅游开展的基础所在。茶区应该重视特色茶叶品牌的开发与打造，并学会利用品牌优势提升茶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优势与产业链的形成是相关联的，茶区管理人员应该借此积极打造特色茶叶品牌，通过推广和宣传有效提升茶叶品牌的口碑。
3.3多层次开发茶区茶文化
事实上，茶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中层次茶文化资源和低层次茶文化资源。其中，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指的是茶艺表演，比如采茶戏。中层次的茶文化资源主要包含茶文化习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物质范畴，比如茶具和茶园等。传统的茶文化开发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层次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业产业链的发展。开发者应该注重茶文化的多层次开发，在开发中低层次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兼顾高层次茶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
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而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将茶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茶文化相结合，塑造出适应茶人与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环境。当然，开发者在营造茶文化氛围时不仅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应该在环境中导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间休闲功能的开发，使游客更好的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围的营造需要充分考虑茶文化要素，确保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天人合一”的乐趣。
3.5有效结合其他旅游形式
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茶文化旅游领域而言，茶文化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属于与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茶乡地区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而应该有效结合茶文化旅游形式与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说，要是该茶区有着夏日清幽的特点，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该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乡地区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产，比如我国景德镇地区具有丰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开发者就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与陶瓷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旅游形式的结合对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
茶叶节存在宣传力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区经济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针对该问题，开发者有必要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首先，茶叶节组织者应该增加资金投入，延长茶叶节的举办时间，不断丰富茶叶节的内涵。其次，还应该注重解决茶叶市场管理漏洞，给茶叶节的开展扫除障碍。再次，还应该将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通过茶叶节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档次，并通过游客推广和宣来提升传该地的茶文化和茶叶品牌。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许多问题，茶区管理者应该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和茶区特色品牌开发，同时也应该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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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是通过对幼儿这一群体生命与成长的关注来实现诠释现实中的教育品格；在培养精神层面的发展以及深化文化内涵的同时，提出发展与创新文化的可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创新，优势与目标更多的蕴藏在幼儿这一群体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融汇了中华节日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中华艺术与游戏文化启蒙教育、中华礼仪与民俗文化启蒙教育、中华人物与发明创造文化启蒙教育等多种形式与类型的教育领域。
（一）丰富中华文化的课程资源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开展传统文化启蒙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模式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也能够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找到更适合的途径和新生力量。我国传统文化只有依靠民族、社会和家庭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断延续、代代相传。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课程设计环节，从不同领域丰富幼儿日常的学习氛围，为幼儿成长增添更多的活力与动力，作为受教育者既可体验中华文化教育层面的意义，又为自身的成长发展吸收多元化的文化气息。
（二）促进幼儿民族情感的形成
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误解，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让孩子花时间和传统文化接触有些落伍，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学习外语等方面更务实。对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了目前幼儿教育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出现了偏差和缺憾。其实，中华文化中乐观辩证地看待周围事物的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孩子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正确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民间谚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与目前的知识时代提倡的终生学习观、换位思考、坚守诚信等不谋而合。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开阔幼儿的眼界，同时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情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引导幼儿切实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道德感形成的影响
幼儿的道德情感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经过不断地社会实践逐步产生发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对一些行为产生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感受，从而认识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尝试着采用一些道德方式去接触周围环境，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道德结构。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展开，进一步为幼儿提供了道德情感体验的社会性刺激，使幼儿在成长中获得具体的情感感知，使得个体道德要求与社会道德要求一致，丰富与提升幼儿的道德情感。
（一）丰富幼儿民族道德情感认知
中华文化在华夏民族传承发展中，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象征性，通过认识雄浑奔放的黄河，了解北方的中原文化；认识清奇秀丽的长江，了解南方的楚文化；认识广阔的大草原，了解西部的游牧文化。同时，幼儿对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等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可借此来进行道德感教育，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传统作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幼儿来说，贴近生活，更贴近他们自身的道德需求，使幼儿在领略中华文化的同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幼儿在成长中拥有自身的道德情感经历。根据幼儿道德发展水平与特点，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知识以容易被幼儿理解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提升幼儿对道德知识的获取。在成人的道德评价和各种榜样作用的影响下，幼儿自身的民族道德情感逐步形成，对于道德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从初步区分好坏的标准开始的。从最初只有同情感与怕羞等道德情感的萌芽，到集体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掌握，是幼儿道德情感认知结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要素在幼儿成长经历中的渗透，对于幼儿道德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以传统道德精神的存在影响幼儿民族道德认知的形成。
（二）帮助幼儿民族道德感行为的养成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可以培养和熏陶人们的社会规范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对良好社会行为培养的影响。改善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在家庭生活环境日益优越的情况下，幼儿与家长、伙伴交流的话语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家庭中幼儿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缺乏与他人分享、关心他人、主动去服务他人的意识。以上现象中的幼儿社会行为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孔融让梨》的古典故事、《三字经》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刚友，弟刚恭，长幼序，友与明，君则敬，匡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等都体现了文化精神中的友爱与谦让、忠孝思想，有助于提前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相关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懂得相关的礼仪，尊敬父母，更易于其认识如何表达关爱，最终帮助幼儿逐步养成关爱他人与生活的良好行为。同时，在现实生活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观念中，从幼儿阶段着手进行感恩教育的想法较少，从而导致幼儿只知索取不懂回报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让幼儿学会尊敬老人、体谅父母、为家庭分忧解难，培养幼儿感恩意识并实现幼儿感恩行为的强化。
（三）促使幼儿民族道德情感提升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不仅能使幼儿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还能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伴随道德观念所带来的愉悦情感。可通过情感环境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质，实现民族情感的培养与表达。在新年吃年夜饭、拜年、走亲访友中，幼儿能感受到亲友邻里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谐安定，从而学会处理与父母长辈间的关系，实现与他人的情感对话与表达。在团圆的人伦精神影响下，体验节日中的真实情感，在意识到被爱的同时，学会如何更好的爱他人。
三、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理智感形成的影响
（一）激发幼儿民族智慧潜能
引导幼儿开展古诗吟诵、童谣吟唱、绕口令、歇后语活动，进行创编儿童诗、顺口溜、相声，听成语故事、说成语活动，感受语言产生的魅力，对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开发幼儿智慧有重要作用，以不同的视听效果及传统文化气息感染幼儿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幼儿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对传统艺术好奇与热爱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与模仿好玩的情节，开阔眼界，同时领略中华民族地方特色语言的丰富化，并根据自身兴趣深层次接触这些文化，产生对家乡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并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民间艺术的发展历史与价值，从语言、思维及艺术方面实现智慧的发展。民间游戏同样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资源，有利于幼儿体能、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游戏成为幼儿快乐成长的关键内容，为幼儿提供更充沛的探寻机会，为幼儿智慧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条件。例如，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幼儿借助游戏去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道德认知，了解危险及安全的常识，已达到提升自身机敏灵活、判断能力的目标。
（二）促使幼儿民族理智感行为的养成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因为环境与游戏的需要，幼儿会一起制作相关民俗事物。在端午节时，幼儿可通过参与包粽子、品尝粽子、做粽子形状的艺术品，去体验传统节日活动的丰富性。在此过程中，幼儿需要仔细倾听，观看教师操作时的动作，并在自己操作时锻炼动作的灵活协调性。这一过程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具有较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使其顺利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操作认知活动。通过融入活动并体验活动的乐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实现理智行为的养成。幼儿在认知基础上实现自己理智思维活动的形成，再协调动作综合完成活动的进行。更多的传统民俗活动倡导尊老爱幼、惩恶扬善、文明礼貌等传统美德，同时会体现人们对祥和乐利等方面的美好的愿望。在中华节日启蒙教育实施过程中，成人积极的情感态度对幼儿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同时促进幼儿的认知活动。幼儿在学习与接触过程中，不但认识中华文化，而且满足理智情感方面的需要，诱发探究与学习热情。
四、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影响
（一）促使幼儿形成民族归属感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根据年龄分期使幼儿体验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为幼儿自身创新与创作思维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源泉。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融入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可使幼儿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以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注入代表本地域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色彩，通过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幼儿教育领域的文化发展空间，实现幼儿群体的文化交流、传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以启蒙教育的形式传承传统文化，目的在于拒绝文化的中断与消失，通过优秀文化的渗透和有目的的创作实践实现传承。例如在幼儿认知自己民族的艺术作品时，通过动手制作简单的作品、展览与点评作品来增强民族意识，深刻感受自我创作所蕴含的民族情意。
（二）帮助幼儿增强民族使命感
中华文化中的审美教育培养人们欣赏美的能力，提升审美创造力，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营造美的世界、生活及作品。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创新是更高意义的能力与精神，可以充分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已有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思维运用到各种活动中，实现创新实践与创新思维的结合，对于幼儿心智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使他们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去完善自身的成长，为民族发展增添创新的元素与思维，从而逐步培养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责任意识，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所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三）促使幼儿体验民族自豪感
不同民族在交流互动时，通过对语言、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异同程度的观察、比较会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意义的认同，进一步形成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各民族会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形成自己固有的特征，形成容易辨别的民族属性，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而内化为民族的象征、民族个性。幼儿正是在逐步感知民族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意识及民族自豪感。将生活与艺术结合起来，并把民族文化象征深化为自我创造的资源，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使幼儿主动认识并选择民族文化中感兴趣的方面，围绕兴趣点去进行探究与创新，从实际操作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体验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与趣味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五、结语
【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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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词汇以及习语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中文中的黄色影片在英语里可用bluefilms来表达。Blue翻译成中文是蓝色的意思，和中文中的黄色含义截然不同。好多英语学习者因为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可能会用Howoldareyou?来表示对英美人士的关心，或者是在没得到允许的前提下翻看英美人士的相册，这些事实上都侵犯了其隐私，成为跨文化交际的阻碍。学习语言的最终目的在于交际。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当我们与西方人交流时,我们所面对的是陌生的国家文化、思维模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这时交际就不单单是掌握一门语言知识那么简单了，还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因此，英语学习者必须深入了解这些差异才能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二、西方文化教学的必然性
不同的民族可能在与大自然的共同斗争中有相似的经历或者体验，这就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例如：中文中有“同舟共济”，英文中有“inthesameboat”；中文中的“蓝图”，英文用“blueprint”来表达。但是，由于不同的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或者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导致他们对相同的事物和经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英文中的Heisawolf表达的含义是他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不过英语学习者不知道相关的文化背景就会以为“他是一个很凶的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在不断增强对西方各国的文化深入了解的同时，不断强化英语水平，这也是对我国英语教学提出的要求和目标。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任何一种语言的背后都是某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我们只有了解了语言中隐含的文化内涵，才能真正了解语言所承载的真正含义，我们才能够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目前，由于大部分英语教师在英语课堂上过分侧重语法、词汇的讲解，而忽略英美文化的灌输，导致我国大部分英语学习者综合运用英语的能力较为低下，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这是我国目前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匮乏，导致英语学习者对中西文化差异缺乏敏感度、洞察力和识辨力。例如，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对一名美国女士说Youlookstrong，这种说法让这名美国女士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因为strong这个词过于男性化，如果把strong改为healthy则表达的更准确，也会让这名女士感觉很开心。因此不进行文化教学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在交际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另一方面，使用中文习惯进行表达，造成语用失误、交流受阻。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强化英语运用的能力，还要不断增进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语言有各种适用的场合。我们要用心体会语言的真实语义，就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什么情形下该说什么样的话，什么话题是禁忌话题，都和他们的文化背景有深刻的关系。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同时跨文化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英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相当重要，因为英语学习者只有了解了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含义，才能对西方人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深有体会，才能掌握地道的英语。
三、西方文化教学的新途径
西方文化教学的进行可以通过以下途径。首先，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有优势或劣势。我们在继承、发扬和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要不断了解西方各国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其次，英语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不断融入西方文化教学。教师在制定教学目标时，除了明确语言点以外，还要明确文化点。文化点应主要围绕影响语义和语用的各种文化因素进行讲解，包括语言承载的文化内涵以及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等。教师在课堂上应强化学生语言的运用。教师应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进行分组会话、分组讨论或演剧目等。在进行不同典型话题的语言运用过程中，比如如何问候、表达谢意祝福等，学生会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培养学生对语言所蕴含文化的敏感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通过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佳作，学生不但可以了解该作品体现出的某个民族的文化，还可以学会如何鉴赏文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应该相互渗透，有机结合。最后，教师在充分利用课堂时间之余，还应多组织英语课外活动，例如举办英语晚会、英文歌曲比赛、英文脱口秀、英文话剧、英语知识竞赛、英语辩论赛、英美文化专题讲座等。但这些活动的组织安排也应遵循一定的规则：英语课外活动应与课堂教学同步进行；教师只是活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才是参加者和主导者；一切的活动要尽量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时间的安排要恰当合理。
四、英语教学改革的启示
传统的只强调语法、词汇等的英语教学已经不再适合时展的需要，我们需要对英语课堂教学进行改革。1.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教师想要向学生渗透西方文化，就必须自己先找到相应的文化点，并具备介绍和说明这些文化点的能力。因此，教师在具备扎实准确的英语语言基本功的前提下，了解西方文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同时也要让学生不断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学生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才能达到用英语交际的正确有效。2.教师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教师应努力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尤其是培养在课后积极主动丰富西方文化知识的意识，这种意识的提高会增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3.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教学任务的决策者和教学内容的改革者。教师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对学生西方文化知识的灌输，并通过制定合适的教学任务和实行可行的改革方案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4.教师要加强研究文化与语言、交际及英语教学工作的关系，不断丰富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教师在课堂上如果只教授英语的单词和语法，忽略文化知识的传授，学生就会感到枯糙乏味，跨文化交际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再加上我们的学生身处中国，很难有机会去英美国家学习英语和感受英美国家的社会文化，所以教师应尽力引导学生沉浸到英美文化中，最大程度地理解英美文化的内涵。教师的英语教学应针对课本内容和日常交际需要进行，将中西文化共性和中西文化差异融会贯通，从而使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有机结合。在课堂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应尽最大可能在教学中融入英美国家历史和社会生活全貌，最好配备DVD光盘，通过影像和声音传递文化信息，使语言教学的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具有新颖性和趣味性的影像资料应展现英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自然景观、民俗风情等。这种展示将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在实际场合中的应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设置合适的语境，组织一些可涉及英美国家社会文化层面的分组讨论或会话，话题尽量是学生感兴趣的，激发他们讲英语的欲望。
五、结语
1.母语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教育较为欠缺。这主要是因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我们对于“文化”的概念较为片面，认为所谓的文化仅限于英语文化，而根本没有考虑到母语文化。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学生对于母语文化的英语表达力低下的问题。在现阶段，国内英语教材中很难见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而英语课堂教学也基本采取交际教学法，通过对英语国家的文化风俗进行讲述而展开教学。很显然，再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学生较难接触到母语文化，毋宁说结合英语和母语文化进行日常交际。
2.母语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1)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基于母语文化教育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报告，我们可以知道大学英语教学旨在帮助学生加强综合应用能力，培养综合文化素养，从而为国内国际上的经济社会交流做好准备。就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来讲，可以划分为三点：交际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
(2)母语文化教育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众所周知，凭借着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国属于四大文明古国。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外国人的青睐。而在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交流时，有些涉及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较难翻译，这就需要我们对母语文化进行全方面的掌握，才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文化精髓。所以对于母语文化教育的掌握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3)母语文化教育有利于综合人文素质的提高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特别是想在我国这样的非英语国家进行英语教学时，会通过母语对英语进行理解和吸收。在对英语进行学习时，国内学生偏向于先对比两种语言，讲英语翻译为我们自己的母语进行理解。所以针对于理解层面，本民族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有利于对外国文化进行理解。同样学习和理解外国文化有利于对本民族文化加深理解。
二、跨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和重要性
1.跨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对于学习英语的大学生而言，跨文化教育指的就是英语文化教育。总体而言，国内的跨文化教育还停留在较为落后的层面。举例来说，在进行对话练习时，学生会以中文的思维进行日常交流。比如“你吃饭了没？”这句中文打招呼用语，有的同学直接将其改成“Youhaveeatenornot?”。很显然这是不地道的，将其改成“Howareyou?”才符合英语国家交流的习惯。还有的学生直接用“Howoldareyou?”询问英国人年龄，虽然这句话并没有错，但事实上英国人忌讳被人问起年龄这点，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自身的隐私。虽然语法是正确的，但却违背了文化原则。像上面列举的两点均属于中式英语概念，这种现象在我国高校中十分常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英语文化教育的欠缺。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相关的资料，可以总结出5点原因。第一，传统教学模式对英语文化教育不够重视；第二，英语文化教学模式不够成熟；第三，英语文化交际教学被大大忽视；第四，师生缺乏直接接触英语国家文化的机会；第五，评估文化能力的标准不够完善。
2.跨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根据交际法理论可以得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讲授标准的语言形式及其功能，从而帮助学生根据场合、交际对象和交际需要进行跨文化交际。事实上，在《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这片文章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对跨文化教育进行了定义。对学生中进行跨文化教育可以极大地丰富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培养跨文化观念和世界意识，从而尽最大努力使文化冲突消除，使跨文化社会走向和谐化，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三、文化教育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相关实施原则
1.同时兼顾母语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
在现阶段，许多高校在进行英语教学时通常只重视英语文化知识，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母语文化。虽然在英语课堂上讲授英语文化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我国已经明确了英语教育的目的就是对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培养。所以片面注重英语文化知识是对没有充分认识到英语教育的最终目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需要交流者相互交换自己语言的文化信息。英语可以说是一种对外交流的工具，通过对英语的学习和应用，我们能够更好地对外来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行借鉴，同时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所以这意味着在进行英语教学时，教师应该同时兼顾母语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向学生讲述英语文化知识和如何向外国人介绍本国文化的方法。只有保证两方面的文化教育，学生才能更好地接纳英语文化，从而避免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症的问题。
2.层层推进文化教育
文化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所涉及的方面十分繁复。所以教师在大学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层层推进文化教育的原则，从交际文化因素开始讲解，由浅入深。交际文化内容是跨文化交流最为基本的内容，主要涉及到英语和汉语交际文化知识两方面。教师应该向学生讲解如何克服跨文化语用失误，同时间接向学生表达其中所包含的交际文化因素，这样做就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支配交际文化的知识的理解程度。文化包括表层、中层以及深层文化。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传授文化知识时应该从表层文化进行传授，帮助学生认识和英语文化相关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其次，教师应该对中层制度文化进行讲解，帮助和引导学生认识人际交流中所必须遵循的相关体制和习俗等。最后，教师应该对文化深层部分进行讲解，也就是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进行讲解。根据对大学英语教育的相关调查，我们可以发现，起初学生对英语文化认识不深，教师应该在这一阶段对英语文化进行讲授，将英语文化作为主要方面进行教授。在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之后，学生在英语文化有了一定的掌握，在这一阶段教师应该把握好两种语言文化的比重，将以英语文化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英汉文化并重的教学方式。同样的英语教学，为什么要加以区分呢？原因在于以英语文化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生在英语学习的初期少受到母语文化的干扰，从而更好地进入学习状态。而在第二阶段，对于母语文化比重的加大，不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
3.比较母语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
通过比较，学生可以更好地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从而更好地进行区分和掌握。比较两种语言文化有利于文化本质的揭示。在学生学习初期，教师以英语文化为主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是学生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英语文化和自己母语文化的不同之处，从而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而在学生对英语知识有了一定的掌握之后，教师以英汉文化并重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时学生通过比较两种语言的差异，可以得到较强的文化意识。比较母语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有效认识英语文化的特殊属性，并对汉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通过比较，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从而全面理解母语文化特征。可以说这是一种双文化意识的体现，有利于学生创造潜力的发挥。
四、结语
关键词：福柯；话语理论；文学研究；文学接受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凭借其深邃独到的思想、宏大的著作、难懂的语言和不羁的个性闻名于世，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柯的一生，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跨越了文学、历史、医学和社会学等；著作也极为丰富，包括《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其思想的深邃独到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纵观福柯的思想轨迹，其核心部分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话语理论，探寻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指出，话语不仅存在于文本上，它更包含了支配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法则和规范，“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
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福柯的话语理论受到了诸多领域的尊崇，文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话语理论既能对正确剖析文学作品提供指导，又能为深入研究文学作品提供有效的方法，有助于研究者摆脱文本的局限，而把视野拓展到更为宽广的历史和社会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解释作品的产生过程与内在意义；与此同时，话语理论也赋予了读者以一定的话语-权力，使其在文学接受中摆脱了完全被动的地位，也能够凭借自身的话语-权力，质疑和反抗创作者的原意，而这种对文学作品与读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一、文学创作与话语-权力
话语-权力关系是福柯理论体系的核心，米歇尔・福柯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话语（discourse）与话语构型（discourse formation）的操纵。他认为现实产生于权力，而权力是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我们赖以信仰的知识和真理，因此，话语和知识是被权力构建的，话语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争夺。福柯通过对医学、人口统计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社会学、犯罪学和政府管理等进行考察和研究，揭示出并不存在纯粹客观的知识和真理，因为看似客观的疯狂、犯罪和性等都是由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权力构建的。他的话语理论最初是针对医学、政府管理等领域的，他所关注的话语也都是具有鲜明实践性特征的领域，而非单纯“形而上”的理论，他发现了曾经被奉为“真理”的“客观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但由于话语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文本和话语，它在被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迅速吸纳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学领域的重视。
福柯的话语理论迅速掀起了轩然大波，他指出正是“权力”赋予我们说话和写作的“权利”，为我们可以诉说的内容作出了限制，他认为一切社会文化问题的症结，都在于“语言话语”以及各种话语的实践和运用。而随着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出版，后殖民主义也方兴未艾，福柯的话语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进一步为人接受。萨伊德在其书中对虚构类文艺作品进行了解读，揭示了西方对于东方进行虚假想像，从而为其侵略占领东方提供道义支持。萨伊德指出，西方社会的理性、优秀和发达与东方的古怪、落后和贫瘠，都产生自“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正是西方行使其“话语-权力”的结果，萨伊德等人的后殖民主义明显受惠于福柯的话语理论。继之而起的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研究等，更使福柯的话语理论蔚为大观。至此，话语理论终于在文学研究领域成为“显学”，研究者纷纷发掘曾经被湮没的声音，第三世界文学、女性文学、黑人文学等都纷纷登场。而随着改革开放后欧风美雨再次洗礼中国，话语理论也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悄然落地生根，现实主义不再是文学研究领域唯一的尺度，甚至有人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福柯在话语理论中提出，“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分别是赋权、限制和建构” 。研究者们在文学研究中逐渐注意到了话语-权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们基本有两个着眼点：一是对文学作品本身暗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揭示，二是对不同版本的翻译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前者对文学作品内在的人物角色和创作者对他们的情感评价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权力角度及对话语权力的运用。虽然不同研究者针对的是民族、性别甚至时代特征等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秉持的都是作者对一方话语-权力的赋予和对另一方的话语-权力的剥夺。例如：学者宁俊红在《女性形象漫说―兼谈的“话语”》一文里，对《水浒传》中典型的女英雄形象和、形象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作者在创作时所持的男性权力的观点，因为其中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她们也具有了武艺高强、讲求义气等男性特征，而则都是阻碍男性追求“义”的绊脚石。宋来根在《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中揭示了福克纳对南方种族关系的忧虑与无奈，小说正是通过《去吧，摩西》的主人公麦卡斯林最终无法挑战根深蒂固的黑人异质性话语来表现作者的忧虑。相比于直接探讨文学作品内在的权力-话语关系，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或许更能说明文学创作中的权力。翻译的母本固然是相同的，但是由于翻译者对原著的不同理解、翻译者的不同立场和所处时代都可能导致译作的差异。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权力话语的视角下，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游戏，而被赋予了一种政治权利功能，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在有意无意地行使其话语-权力。例如闫玉在《从的翻译看译者话语权》中，比较了不同译者、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译本所蕴含的译者权力，而刘娜则在《从的三译本看时代权力话语》中指出，不同译者不仅受到自身话语权力的影响，还往往受到译者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正是处于不同背景下的翻译者的不同，才导致了不同译本的产生。
福柯的话语理论使研究者们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顶礼膜拜，特别是对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文学作品的无上尊崇，使他门能够深入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凸显和隐藏的内容，揭示出文学作品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使得文学研究不仅有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阐明了文学作品所能发挥的实践性意义。
二、读者接受与话语-权力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域，也有助于读者的文学接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并不能完全放松，而应该提高警惕，才能发觉并反抗创作者的话语-权力。在这层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收，就是创作者与阅读者的话语-权力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博弈。“话语生产、传递并强化了权力，却也在同时破坏并揭穿了权力，使人们看到了权力的脆弱和反抗的希望” 。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读者并不一定必须遵从创作者的原意，而是可以基于自身的立场，对创作者隐含的话语-权力进行批驳和反抗，这也是后现代社会多元主义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读者在运用自身的权力时，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文学作品的话语建构，这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含义，也是打破作者中心主义、破除创作者主观偏见、揭示作品真正含义的必由之路。
三、话语理论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方法
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福柯是通过知识考古学，对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日常行为进行历时性考察，追踪各种“真理”和“知识”等话语的痕迹，从而揭示出其中的话语-权力关系。虽然福柯更多着眼于“真理”等看似客观的话语，但是其深入不同文本的内部、比较分析它们异同的方法，为众多的文学研究者采用。例如上述论文中对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话语体系进行对比，就化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于拥有数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尤其是存在众多版本文学作品的传统社会，知识考古学更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历时性考察中，福柯重点分析了“话语的形成”过程，即为什么最终会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文本和话语形式，这也为深入分析文学作品与作者提供的方法。作为艺术的文学领域，人们往往把文学中的人物角色、地理环境的描写和评价看成是创作者无意地流露或者看成是为了增强作品艺术性，因而不会过多地牵涉到政治或权力。但福柯的话语理论打破了这一“神话”，话语无处不在，正如权力无处不在一样，甚至正因为文学的艺术性、阅读者在欣赏时也更为放松，它在运用话语-权力时也更为隐蔽而不为人知，其权力的行使也从而更为有效。例如，在《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中，诸葛亮的仁义与智慧为人津津乐道，但深入分析文本，作者的汉族立场就昭然若揭：汉军多从高地上俯看孟获的军队；南蛮的丑陋“不类人型”；南蛮地区蛇蝎遍地；而南蛮的结局就是被汉人“规训”，这一切都是作者行使话语-权力的体现，而只有基于话语理论，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去发现这类文本中暗含的权力。
由此可见，话语理论指导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挖掘，不仅仅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是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主动与被动等进行揭示，从而发现创作者的立场，这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给文学研究提供的方法论意义。
综上所述，福柯的话语理论，阐明了权力与话语的内在关系，为研究文本、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开辟了新的境界。福柯话语理论在文学领域的运用，揭示了作者在文学创作中话语-权力的行使，从而为拓展研究领域、挖掘内在意义提供了借鉴；福柯对文本进行历时性考察从而提出话语理论的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此同时，福柯高度重视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为读者在文学接受中赋予了更多的主动性和权力，这也是进一步完善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把福柯的话语理论放置在后现代社会文学研究之中，其认识意义和方法论意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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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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