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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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二语与外语克拉申理论习得与学得
现阶段英语教学涉及面很广，反映在外语学习或教学上就存在着许多看法和观点。由于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语言习得的机制对于我们显得既异常又熟悉，同时又是那么陌生。因此，作为一名英语教学工作者，本人一直希望能探索一条适合国人学习英语的捷径，但又始终有不尽人意之处。究其原因现阶段的英语教学，就自然会出现不同的着重点。本文就英语教学现阶段的语言“习得”和“学得”展开一些探讨。
一、现阶段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
现阶段的英语教学究竟是二语还是外语，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二者的差异问题。目前大家对此的看法比较一致(Stern，1999：16)。“二语”常常指两种情况：第一，任何一门晚于母语而被习得的语言；第二，从掌握语言水平的角度看，指的是一个人所讲的‘弱式’语言和“次要”语言。所以“二语”指的是在本国内，人们学习并使用的某个非自己母语的语言；第二语言一般指在本国与母语有着同等地位的一种通用语。“外语”指本国语言以外的语言，自己国家以外的某个言语社区所讲的、非自己母语的语言。因此，英语在我国不是第二语言，而是外语。在我国环境里进行的不是第二语言习得而是外语学习。或者说，中国的英语教学至少在目前仍属外语教学。
二、语言“习得”和“学得”理论
“习得”和“学得”是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Krashen提出的第二语言习得监控模式，是目前大家引用最多且建树最大的第二语言习得模式。大家引用“习得”和“学得”时，其内在含义大多是按照Krashen对两术语的界定标准。但是由于Krashen的理论由五部分组成，人们对其理论或假说往往也有侧重，对其理论有不同的叫法。“习得”指学习者在自然语言环境中，无意识地将隐性知识内化。他认为，在习得的过程中，学习者不注意话语的形式，只注意他们所要表达或理解的意义。“习得”是一个下意识的过程。“学得”是指(通常是在正式的教室环境中)有意识的学习语言规则的过程。这种学习是系统的、正规的。学习者通过教师的讲解或自己对语法书的阅读而了解到一些语法规则，并且能感悟和谈论这些规则。有意识学得的知识只能起到“监察”作用，即在说或写的前后监察言语输出是否合乎语法。他认为，只有潜意识“习得”的知识(隐性知识)才能使言语的输入和输出达到自动化，即能自然地运用语言；在使用第二语言时，“习得”看上去要比“学得”更重要。而“学得”的显性规则(语法知识)的作用不大。也就是说，一个已经习得语言的人在交际时，他可以对书本上的语法知识一无所知，但却能毫无障碍地进行交际。
因为我们如果用Krashen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其他相应的条件背景，做到前后一致，不歪曲别人，不能给别人的术语增添一些你自己强加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别人的理论和学说就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学术讨论必须有一个前提，你所用的术语是你自己创造的？还是引用他人的？如果使用某个术语时，加入了新的内容，就应该有所说明，或改换一种称呼。三、讨论与启发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就我国国情下大学生对英语学得和习得过程的理解谈以下几点。
1.Krashen的习得或学得理论是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产生的
应该吸收其中的合理且能适合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的那部分，不能照搬照抄。但也不能用中国的标准对其理论狂轰乱炸。比如，不少学者对Krashen的习得／学得区分学持批评态度，称他的这一区分缺乏科学依据。但如果我们按照Krashen思路理解其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语言习得过程和儿童习得L1和L2时的过程相似”(Krashen，1981：1)；“正式的学习环境对书面测试最好……有的研究显示非正式环境对促进真实语言的使用有优势，对习得有用。”这一点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有体会。但Krashen还说，“正式环境既对习得又对学得有促进的潜势”等(Krashen，1981：6)。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促进那种潜势？如何解决外语习得中的“僵化现象”或“高原现象”？这些都是我国外语教学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Krashen语言习得经验迁移到外语教学活动中，改良大学英语教学的模式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形成以任务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尽管母语已足以帮他们解决在一般社会活动中所谓遇到的种种困难。但随着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异族文化的交流，学生有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需要。由此，我们外语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运用外语做事的能力。
(2)建立愉快的学习环境。在课堂上，教师在言语、表情。姿态等方面都应表现出关怀、欣赏、肯定、鼓励学生，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减少学习压力，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3)模拟真实的语言情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往往远离现实生活，难以创造真实的生活情景。但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并不是没有真实性情景可依。一切与教学活动有关的因素都是体现真实情景的语料库。可是，这个“语境库”毕竟有极大的局限性。教师必须在“真实性”，与“无真实性”之间作出选择，模拟真实程度不一的情况情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语境库”的局限性，形成多层次情景。
(4)运用综合的信息源和媒体。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单一媒体传递单源信息，结果学生难以提高各种语用能力，获得真正的语言能力。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各种语言软件的开发，我们完全有条件为学生创立一个多媒体，多信息源的教学体系，使学生在仿真的语言习得环境中学习外语。
(5)提高语言的接触频率。外语学习同母语习得一样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它不但需要真实程度很高的活动空间，也需要一定量的活动时间。从某种角度来说，外语学习活动经历三个阶段：理解语言材料(信息输入)；丰富语言认知结构(知识积累)；运用语言实践(加工输出)。外语教学的成功与否是以前两阶段为基础，以学生语用能力的形成或提高为标准。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我们要保证信息输入的密度、语言操练的密度、实践活动的密度。
本文从“学得”和“习得”两个方面探讨了外语教学的中心应放在学生如何学方面，教师的“教”也要以学生如何学为基础，充分利用学生的自身优势，提高语言刺激质量，避免语言僵化。我国的英语教学不是Krashen式的二语习得，中国没有二语习得的环境。所以，我国的外语教学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第二语言习得／学得理论，而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逐步摸索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大学英语教学路子和习得模式。
参考文献：
[1]Hawkins，R.SecondLanguageSyntax：agenerativeintroduction[M].Blackwell.
[2]Skehan，P.ACognitiveApproachtoLanguageLearning[M].OUP，1998.
1.1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学前教育理论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与手段。主体指的是那些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而处于学前教育年龄阶段的适龄学童，自不必说，甚至连学前教育的规律都可称之为客体。那研究最多的当属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方式方法手段了。在何时何地设计什么课程，才能更好的作用于客体，取得更加显著的效果，让客体更好的成长呢?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于慧慧、王中华以宏观的大视角解读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的具体内容，坚持科学发展观，注意均衡发展，恰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充分利用和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是实现国内学前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3］。而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杨宁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动作和运动问题—四论进化、发展和儿童早期教育》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张往颖、张世锋的《英国开展儿童户外游戏的理论与实践》两文中，则是以微观的小视角具体分析了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对儿童教育的内容，杨宁认为儿童早期的动作发展不仅是其智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更是发展的普遍特征;除了对主体对客体的作用方式方法的研究外，也有研究学前教育理论中客体的文章，例如西南大学教育学院的张利洪、李静在探讨了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要回答学前教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经历了“规律说—现象说—现象及规律说—综合说”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从科学哲学、教育学与学前教育学的关系来看，把学前教育问题定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适宜的。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所谓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主体对一件事物的带有主观色彩的判断，在学前教育理论上各位学者也是如此。有学者认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有其独立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源自学前教育的独立价值，即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不依附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教育而独立存在的价值。田涛与吴定初指出，国内当前学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若干独立价值失落的现象，如超前的教育与强化训练，误读了基础，因而必须加强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也必须强化学前教育政策与制度的保障，来促使其独立价值的回归。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的朱家雄则更加准确的指出自己在学前教育理论中的价值取向，认为当前国内的学前教育应该由科学主义走向生态，科学主义取向的儿童发展理论是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但如果陷于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将无法解释和适应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康建琴与李志宇则从客观的角度分析了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层面在价值取向上冲突的原因，融合的方法。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理论的介绍者，更应该是理论的创造者、生成者;实践工作者不仅仅是理论的践行者，更应该是行动的研究者;管理工作者不仅仅是政策的传话者，更应该是政策的研究者、理论的解释者、地方课程建构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2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生本教育理论英语口语课堂教学
生本教育理论是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现今流行的一种教育理沦，它的主要思想是指为学生设计一种以学生好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整个教学的月的和教学的过程的终端，是学生的主动发展。生本教育的课程观主张“.立课程，大作功夫”。教给学生的基础知识要尽可能地精简;而腾出时间和精力让学生进行大量活动，体现“教少学多”的原则，主张学科内部整合和整个课程整合。在教学实践当中，笔者意识到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要摆脱以教师为本的教学模式，用一种以学生为本的教育观念来重新设计教学，以求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一、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障碍
1.1学生语言训练机会少
口语能力的提高必须通过大量的反复的练习，每个学生栩泌须有足够多的机会进行实践，但班级人数多就很不利于口语训练活动的开展，学生就自然难以提高口语能力。近年来，各高校扩招，一个班级学生人数都在5。人以上，有的甚至更多，或者把两个班合起来集中在一个教室，教师使用扩音机、投影仪和多媒体讲课，然而不论何种方式，都让学生很难有较多的机会练习口语。例如一个50人的班级，老师每次课给15分钟时间让学生做口语练习，最多有3人能够有机会，一周也只有C人，一学期完了每人也就最多得到两次机会，这对提高英语口语能力远远不够。
1.2缺乏英语语言环境
我国的大学生是在汉语的环境中学习英语的，每周就只有有限的几节英语课，课堂上的一点口语训练很难在课外得到巩固。同时，有些教师自身素质也存在问题，发音不够准确，不能流利或自如地用英语进行教学，这些都不利于口语能力的提高。更有甚者，有些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根本不进行口语活动。据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N12年初在我国3所院校的9(N)多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只有3%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开展口语活动，这样就造就了许多“说不出”、“不能交流”的人才代。
1.3学生本身存在语言和心理障碍
口语交流时，纯正而标准的发音，无语法、句普误，是每个学生的梦想，但他们英语基本功不扎实，语音语调不够规范，词汇量不够大，语法不够熟练。同时说话时还要受母语的影响，对要输出或输入的信息不能直接用英语思维，还要借助母语来认知，想表达却难于开口。这样就让学生产生畏难心理、怕说不好受批评，怕遭人耻笑，越怕越不说，越不说就越不会说，由此就慢慢地失去了说英语的自信心，也就失去了用英语与人交流的信念和渴望。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2.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所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就是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语言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2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优势
众所周知，课堂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如果老师采取“一言堂”式的灌输，学生就很容易厌倦，注意力分散，以致难以达到教学目的。在实际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让学生尽可能地参与语言活动实践，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必须体现学生的需求，为了满足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需求，教师就要为他们创造机会，用真情实景让他们运用巩固语言知识，让教师“寓教于乐”、学生“离学于乐”。现代教学法专家EarlStevick认为，教师不应当是课堂的中心，真正的中心应该是学生，学生应是教学的出发点，是教学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他还强调，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把“学习原则”(从学生的角度看教学)放到“教学原则”之前。当然，强调大学英语日语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教师就没有任务，或任务的减轻，相反，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如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
3.1营造活泼的语言环境，开展兴趣教学
学生讨厌书本一样的讲话，口语课堂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而更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培养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因此课堂活动设汁和课堂环境都十分重要。例如，老师在选择话题时，并非完全把书面材料运用于口语训练或完全局限于教材，而应选择一些时尚性、趣味性、常识性和贴近生活的话题，采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诱发学生思考、参与。如笔者在讲授《新编大学英语》第一册第六单元SHOPPING时，不是按照教材上的程序，而是先播放一小段录像片、刺激学生的感官，然后设计一个在超市购物的情景，给三分钟时间让学生发挥一下想象，就此情景进行实演(actout)，学生对此项活动很有兴趣，踊跃上台进行表演，活跃了课堂气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这样将使一种作为知识建构和再建构以及获得认识和理解的、主动进行的语言学习活动变得更加容易。
3,2分小组活动，是提高口语课堂教学的可行途径
语言学家Brumfit指出“小组活动最主要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讨论、会话激发自然的语言活动”。多开展小组活动，能帮助学生消除紧张感、拘谨感，做到畅所欲言，更重要的是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实践的机会。例如前面提到的50人的大班，把他们分成11个小组，每组5人，15分钟之内侮人都有机会说3分钟。这样的小组活动就能解决人数多，时间少的矛盾，高效率地利用了课堂时间，也能营造一个大家都来讲英语的氛围，让学生谈得尽兴，听得过瘾，使课堂变得真实自然。事实上，学生有要开口讲的强烈愿望，但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心理因素的影响而怕“出丑”了。而且在小组交谈中，面对的不是知识和能力处于优势的老师，而只是几个与自己水平相差无几的同学，气氛就不会紧张，学生就会增强自信心进行交流了。:
3.3教师积极纳入师生互动的语言活动中
我们都知道.师生之间的交往活动是教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是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的，要求在教学中实现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统一。在以学生为主体的口语课堂教学中，教师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设计者，是学生学习的诊断者和评判者。教师在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训练的同时，应始终保持和学生的平等地位，并把自己积极纳入语言活动之中。在学生讨论时，为了避免有的小组讨论激烈，而有的小组却冷场，要注意学生的搭配，同时，讨论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开口的会，教师在这时要起到监督作用，提醒那些不开口的学生，检查和帮助每一个小组完成讨论任务。重要的是，对于学生的错误，教师讲求方式，注意策略，适时适度纠正。对于那些不影响交际的错误，没有必要纠正。如果交际的错误次数太多，必要时提醒一下。对于影响交流的错误，要注意是应该在班上纠正，还是在小组中纠正，或私下纠正。要善于表扬、鼓励，捕捉学生发言中的闪光点，以免挫伤学生口语表达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讲，在师生的相互作用中，教师也会受到各方面的启发，对教师自身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前面已经提到过，单凭有限的英语课要提高口语，是不可能的。为此。一系列的课堂延伸活动是必要的。如英语竟赛、英语角、演讲比赛、通过网络查找各种与课题有关的材料信息等，让学生在课堂之外同样能接触到英语，也为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
(一)目标的一致性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一致的目标。“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治理的各参与主体都有自身的目标追求，这些目标的指向是多元的。治理就是要在多参与主体间通过协商、互动，构建起各参与主体都认同和支持的一致目标。因为，“目标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成员之间冲突的数量和强度，进而改善组织的总体协同”［2］。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成人教育班主任、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生、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这些参与主体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追求，但在增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和工作能力，提升成人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这种目标的一致性，构成了成人教育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班主任队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二)过程的互动性
过程的互动性是治理的基本特征。“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过程，不是权力的单向运动，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认同和达成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组织既定的目标。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必然要求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的互动。这种互动体现在:班主任队伍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行管理经验分享、工作体验分享等;成人教育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生把学习体验反馈给学生，班主任把管理心得传递给学生;成人教育学院与班主任之间的互动，学院把成人教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传递给班主任，班主任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学院;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之间的互动，任课教师把课堂情况反馈给班主任，班主任把学生的具体情况传递给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和成人教育学院之间的互动等。这种成人教育管理过程不断的互动，是推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基本条件。
(三)方式的协调性
方式的协调性是治理的必要条件。治理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树立协调的观念，保持有效的沟通，根据治理进程，进行不断的协调，从而为治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协调能促使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进程中步调一致、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同样需要采用协调的方式进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以退休返聘为主，学历不高，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成人教育学院要多和班主任沟通协调，以让班主任真正理解和支持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既定目标。同时，在成人教育进程中，各方参与主体要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协调，统一想法，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达到成人教育的目标。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需要治理理论的原因分析
(一)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参与主体性需要治理理论
班主任队伍成员、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他们要彼此帮助、互相依赖、互为依托，呈现出明显的多主体性特征。成人教育班主任是队伍建设的主体和对象，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需要每一名成人教育班主任主动适应成人教育现代化的趋势，认真学习现代成人教育理论，注重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和工作能力。成人教育学院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指导者和管理者，承担了明确队伍建设方向、规范队伍建设内容等工作。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外部参与者，是成人教育班主任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领域性需要治理理论
1.队伍内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内部建设包括班主任素质建设、班主任设置建设等。在队伍内部建设过程中，既需要班主任队伍上级部门的指导，也需要班主任成员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分析、互动，达成队伍建设的一致目标。
2.队伍外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外部建设包括密切联系成人教育学生、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在队伍外部建设中，需要班主任和相关主体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沟通协调，为培养优秀的成人教育学生贡献力量。
3.队伍文化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在队伍文化建设中，需要队伍内外密切合作，把为学生服务、实现国家成人教育目标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治理理论
从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现状看，队伍老龄化严重、管理观念陈旧，队伍整体学历不高，专业知识欠缺，服务意识不强;考核与激励措施不足，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复杂性特征，要求以治理的思维和视角考虑问题，通过持续的沟通协调，不断吸纳班主任的想法，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激发班主任的工作热情，让班主任在队伍建设活动中获得自我成长。
三、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思路
(一)培育各参与主体的治理观念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增强队伍凝聚力，培育出优秀班主任。这一目标既是班主任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如果各参与主体没有对这一目标达成共识，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就无法实施，可以说，目标一致观念是治理观念的首要因素。要达成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目标，互动协调是关键。具体包括:一是建立互动机制，在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具体问题上，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互动，为达成一致目标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对班主任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各参与主体要积极协商，通过不断沟通、协商，修正错误观念，达成一致目标。这种互动协调观念是建立在目标一致观念基础之上的，是治理理念指导下的互动协调，这与以往独立推进的互动协调有根本的区别。
(二)构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治理机制建设。“机制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使组织发挥更大的整体性作用。
1.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机制
一个优质的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活力机制，应该是队伍富有活力和极强的工作能力;上级管理部门的指导富有前瞻性;其他参与主体的意见富有启发性。
2.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育人机制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育人模式发挥作用不能单独依靠班主任自身，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要发挥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的作用，构建一套以成人教育班主任为主、借助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育人机制。
(三)搭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网络治理平台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一，教育是一种多维度的活动。从时间维度来讲，它是在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三个时间点上构建一个连续体，试图让过去在今天能够得以延续，让今天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让未来有过去和今天的烙印；从空间维度来讲，它是在社区、国家、世界这样三个范围大小不一的空间上构建一座桥梁，试图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身的位置，认识到三者间的有机构成等；从个人成长发展来看，横向上涉及人生活空间、生存方式和生活形态的各个方面，纵向上与人的成长发展史和未来发展密切相关。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我国的教育学大体走过了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大教育学──分化的教育学这样一个历程，也就是从刚传人的大教育学形态，到20年代以后教育学一分为多；从1949年重新采用教育学形态，再到70年代末以后大教育学瓦解，成为众多不同的形态。时至今日，教育理论的分化已为既定事实，先前的教育理论已分化为课程论、教学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几十门不同的学科。这正如日本《教育大事典》中有关“教育学”的条目所讲的：“现在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已分得很细，所以进行笼统的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已经很少。如果说到某人在进行教育学的研究，就必须问一问他是在研究教育学的哪个专业领域或哪个更加细小的分支。但……非常专门化了的研究恐怕也要犯视野狭小的毛病。为此，有必要对教育学的专业分化有个整体观，对诸多专业领域作综合治理。”教育理论的这种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教育理论分化了，先前的一些整体性的研究内容被各个分支学科“蚕食”了，这是不是如同剥笋一样，剥到最后，教育学自身也不存在了呢？并非如此。任何一门科学，其发展既离不开分析，也离不开综合。分析在思维中把事物加以分解，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综合则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体。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方法中不可分割的环节，两者是统一在一起的。对此。恩格斯曾有这样的论述：分析与综合“是必然地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简单化的思维式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的失语以及市场经济下功利化学术泛滥，职业教育及其研究边缘化，使职业教育理论呈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吃力感提出了建设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构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恢复发展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除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有日共睹的成绩外，我们也大致可以探察到以下儿个存在的问题一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实践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惟独没有完全的白我本色，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往往滞留于更新观念的层面，而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人探究;二是意识形态—反映论成为当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主耍的哲学依据，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简单化的思维模式也使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在一个狭小话语体系里运行，未能形成自己的话语运作规则和学术建设规范;，是改革开放以后西学强劲东渐，尤其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文化思想毫无遮拦地汹涌而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出现失语。恰如东施效擎、邯郸学步，巾国许多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者在高度亢奋地将西方形形的新潮职业教育理论和方法挨个操练一番之后便无计可施了，陷人了进展不理想的境地;四是市场经济浪潮搅扰了人们内心的平静，功利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逐渐增多。针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困窘，许多可贵的学术洁问、有益的学科研究与理论探索早己在职业教育理论界广泛而深人地展开，人们见仁见智，力图激活职业教育整个学科的生命力。笔者由此提出建构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搭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能潜沉思虑进一步强化理沦原创意识。
一、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
导引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一着，就是要构建职业教育理论的两条知识构建思路，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一是突破简单化模式。求索多样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学术根基的奠定须在两个层面展开，首先要突破简单化模式其次要突破生吞活剥。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跨人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也汇聚在思想解放的大潮流中新时期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重大功绩在于为职业教育正名，呼唤职业教育独特的理论特性改革开放初期的职封合理论研穷建设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价值观念更新，为研究进一步展开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的话语表征而承担某种启蒙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西方的种种职业教育理论思潮、流派、理论和方法蜂拥人境，在中国职业教育领域掀起巨澜，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潮研究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者多处于经验模造’，阶段，其理论研究大多是他者理论的移植或中国化翻版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现实使得我们有必要坚决摈弃对他者理论和方法生吞活剥的不良消费习惯，力图机智地吸纳其精华、壮己之筋骨二是加强理论与职业教育实践的联系。毋庸置疑使理论获得生成和提升的不竭源泉是埋论与实践相伴相生任何理论无不受具体实践的浸润、催发和孕育，井经此后繁富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和确证得以逐步发展、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理论应热切关注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尤其是当下的职业教育活动)，垂听职业教育实践的要求与呼声，并对新现象、新间题作出迅捷应答。强调和突出职业教育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既能够使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学时尊重客观、实事求是，避免主观臆断;又可以推动职业教育理论随实践变化而动态发展;还势必彰显职业教育理沦研究建设鲜活的时代性。当前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著作存在着“下少’。的现象，即成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界重要话题的少，被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者引用和摘录的少，作为私人购置藏书的少。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与职业教育实践和现实经验的架空、疏离而既不能使阅读“览无遗功”，也无法令批评“准的有依”，这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对职业教育实践指导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的任务并不是作孤立的事实分析，解释一个又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要将广袭的职业教育实际视为整体进行探究，以提取普泛的经与规律。我们着力强调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旨在由此拓展职业教育理论的探索疆域，开掘新的理论发展资源，提供更有效率的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指导。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思想政治素质包括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2］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和传统。历史教育中关于本国史的教育，可以借助对本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的学习来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进一步强化，有助于促使其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增强，从而增强其对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责任心。历史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才开始在学校课程中被重视起来，而其中一大重要原因就在于响应那时兴起的民族主义号召。可见一国的历史也就体现了一国国民的意志。通过历史教学便能促使学生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使其成为“国民理想”的拥护者。就道德意识的培养而言，历史一直以来都被用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孔子的《春秋》体现了对历史的道德作用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杜威认为历史学科作为促进人的道德品性形成的学科来说，无疑使最优良的。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有历史可以追溯的，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中都涵盖了类似的典范，同时得出了历史是永恒的道德遗产的结论，并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历史学科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丰富的内容。历史教科书中蕴含了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关于其品格高贵、情操高尚、意志坚强等方面的素材都是可以拿来借鉴，从而帮助学生获得美好、高尚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是较强的感染力。历史教学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道德形象是生动具体的，道德精神更富有感染力，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这样学生会更容易接受，同时也更容易引起学生内心的情感体验。
四、结束语
（一）主体不同
举例子的主体是教师，教师通过事例来论证观点，加深学生印象，以便学生理解。而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它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学生要根据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思考和讨论，通过学生自身的参与、开动脑筋，最终理解教育政策法规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二）地位不同
二者在教学中的地位不同，举例子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而案例教学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通过完整的案例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三）流程不同
举例子没有固定和程序化的流程，教师只要在某一个知识点讲解之前或之后都可以随时应用，一般用时比较短，而案例教学有完整的过程，包括案例呈现、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点评等基本的流程，因此耗时长，一般都在半个小时以上。
（四）作用不同
举例子的作用虽然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但它没有学生的参与，没有凝结学生自身的智慧和思考，因此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欠缺。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通过互动、研讨、查阅等方式来获得对知识和原理的理解。能够提高学生对知识理论加的理解及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的评论性、分析性、推理性的思维和概括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与《教育政策法规》课程的契合性
《教育政策法规》课程是教师教育类的必修课程，这门课程主要是让未来步入教师岗位的师范类学生，了解教育法的基本原理、掌握学校、教师和学生等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理解教育法律责任和教育法律救济等方面的主要观点，通过理论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对生活中的教育法律问题及教育法律现象依法进行分析与评论，提高其依法执教的能力，逐步形成和提高教育法律意识，最终理解并确立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和依法执教的教育法学理念。该课程理论性较强，特别是对一些教育法律条款，学生并没有最直接的感性经验。因此，如果单纯地用讲授法进行知识讲授，学生很难将知识内化，并且容易产生《教育政策法规》课程非常枯燥难懂的感受。不利于增强学生的教育法律意识，更不利于将所学转化到教育行为中去。而案例是沟通理论和实践的桥梁。通过案例教学法大大缩短了教学情境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对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中，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用教育法律原理分析教育法律现象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使其懂得了依法治教的重要性，并促使学生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层面上树立依法治教的决心。有位学生在《教育政策法规》课程快要结束时，这样总结：一直以为教育政策法规是很空泛的，离自己很遥远，其实不然，在教学过程中的很多鲜活生动而又震撼人生的案例无不牵动着我的心，于是，我开始思考，今后怎样去做一个好老师，关心学生，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任重而道远。
三、案例教学法在《教育政策法规》应用的四个基本点
（一）案例的选择和呈现
关于案例的选择，学术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案例时因注意案例的真实性、典型性、启发性等。在《教育政策法规》课程中除了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外，还会有意地从两个角度进行筛选。一是最新发生的案例，二是身边发生的案例。因为最新和身边发生的案例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让学生觉得教育法离自己并不遥远，违反教育法的现象和行为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犯罪的都得到了严惩，这样更有说服意义。另外，在教学实践中，还应注意教育政策法规的案例应有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的结合。呈现一定的反面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教育法律现象和问题，但如果过多地呈现反面案例，学生就只会注意到教育法律多么不完善，教育有多么黑暗，所以适当地加入正面案例能使学生在认识到现有教育法律不完善的同时，更能看到公平、正义和希望。在选好案例之后，要注意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可以教师自己阅读该案例，可以让学生自己来阅读案例，也可以通过课件呈现，还通过视频来呈现，也可以进行更创新的尝试，比如，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总之，要注意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内容案例呈现的多样化，以免总用一种方式呈现对学生造成单调刺激。
（二）精心设计问题
为促进学生对教育政策法规基本知识的理解和讨论的有效性，问题的设计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部分，设计问题时要根据问题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设计，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问题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对问题回答的要求不同为例，可把问题分为四类：一是判别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加以判定。代表性词语是：“是不是”？“对不对？”“、行不行、“”好不好？”“、能不能？”“、会不会？”等等。二是描述类问题：主要是对客观事物加以陈述和说明。代表性词语是“：是什么？”、“怎么样？”等等。三是探索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的原因、规律、内在联系加以阐释。代表性词语是：“为什么？”“、你从中能发现什么？”“、你该如何？”等等。四是发散类问题：主要是从多角度、多方面、多领域去认识客观事物。代表性词语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你是怎样理解的？”、“说说你的看法？”等等。教师在设计问题时，不要仅仅局限在一个层面上，要善于从多种角度问问题。
（三）组织好讨论
在讨论环节，应完成两个目标：一是任务目标，即根据教师提供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总结讨论内容，并形成结论。二是社交目标，即加强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的合作，包括表达、沟通、倾听、分享技巧。因为从理论上讲，案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与人沟通的能力，但实践中最终能不能培养出学生的团结、合作、交流、沟通能力，需要教师人为地设定社交目标。从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教师普遍重视任务目标，忽视社交目标。教师在明确提出小组的学习任务和目标的同时，教师还需要向学生解释小组活动的成功标准（例如，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讨论，是不是仔细聆听他人的观点等）。在讨论中，保证每一个学生的参与性。在每次小组讨论时，可以指派小组组长，并且不同的讨论问题小组组长轮流担任。请小组组长对每位同学的发言做好记录，最后由小组组长进行汇报。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参与机会不多，学生已经习惯了老师讲，自己听，也习惯了不经历自己的独立思考，直接由教师给出答案，所以在使用案例教学时，起初学生是有些不适应的，不敢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适当地设置一些考核方式和奖励机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以此来激励学生更好地参与小组讨论。
（四）教师的反思
(一)远程课堂以丰富的视听技术
极大方便了教师、学生的互相交流，扩展了教与学的时空，丰富了教与学的方式即时通讯技术的运用，教师与学生可通过音频、视频网络与教师、同学，包括其它地区的同学即时交流思想、学习中的体会、学习困惑等。在这里教师仍然起着引导课堂的主导作用。教师可以关照所有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直接与学生交流，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可通过视频将一些带有普通性的问题分享给所有的学员，供学生思考并讨论。通过虚拟的视听技术，师生更容易营造浓厚的学习气氛，缩短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教师与学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距离，但这并不妨碍融洽课堂气氛的形成，如利用得法反而更加容易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学习者通过音频、视频技术可以与周围的同学、远在异乡的同学等交流思想、互相认同、互相鼓励等，也可能因为“距离产生美感”，与远在他乡的同学更容易深入的交流。距离的原因既是远程教育课堂的缺点，在一定的意义也是优点。
(二)课堂教学仍旧是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远程课堂教学虽没有传统面对面教学那样直接、快捷，但随着远程教育网络技术及各种新的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远程课堂的即时性、直观性与传统面对面课堂教学非常相似。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93.6%的学生更愿意参加面授，而不是选用视听教材学习。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认为传统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二是面对面教学信息传递的速度快、更加即时，除此之外，教师的丰富的肢体语言、眼神交流等是其它课堂教学所不可比拟的;三是经济方面的影响。为了减少因学习而增加的开支，比如车旅费等，另外，相比较而言，面授课的费用会更高，学生选择远程课堂教学。四是学生思想交流以及寻求交往的需要。在远程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与老师、同学交流问题，互相提供联系方式，增加了交流的机会与空间，这是现代学生所渴求的人际关系交往的需要。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提出
尤•克•巴马斯基(1927年－1987年)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教学论专家，集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科学院副院长等身份于一身。在20世纪60年代，巴氏看到他生活的地区顿河———罗斯托夫地区的普通学校的学生大面积地存在留级现象，为了克服此种现象，在以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以该地区的普通学校为基地，潜心研究、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巴氏以其深厚的理论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及方法论，吸收并借鉴现代系统论的思想，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完整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在国际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①巴氏体会到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涉及到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手段的选取、教学条件、因材施教等多个方面。影响教学效果的方方面面都被研究，并将其在教学中的作用逐一分析，揭示在教学教程中作用与重要意义，最后，探明提出了一般教学过程最优化的规律。巴班斯基指出:“用辩证的系统观点评价现有教学任务的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乃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论基础。辩证的系统观点能保证针对当时条件选出最佳方案。”②“教学过程中的人(教师和学生)、条件(教学物质条件、教学卫生条件、教学的道德心理条件)，教学过程结构(包括教学目的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结果)以及教学实施的基本环节构成了教学系统。教学过程最优化思想就是把教学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并且对构成该系统的有机联系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综合考察。”③由此可见，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利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方法论，利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即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等，分析研究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效果的各个部分，使每一个部分互相配合，达到最佳的状态，选出最佳教学方案。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的限定
按照唯物主义实践的、发展的观点，任何事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同样，教学过程也不能例外。那么，教学过程“最优化”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最优化。教学过程最优化需要结合实际，在现有的条件下，提出某种评价标准，当然，该评价标准是一种相对最优的状态，然后在此标准的引导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达到一种相对“最优化”的效果。巴氏指出:从所提出的准则的观点出发，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现代化教学教育形式和方法、已有条件以及班级和个别学生特点的基础上，使教育过程最有效地(最优化地)发挥效能。④“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⑤由此可以看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对教学评价标准、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规律等影响教学效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对教学过程实施的一种综合安排与控制。在这里，教师起着主导安排与控制的作用，教师须有意识地、科学的组织教学，选择最适合学生、最适合教学条件的教学方案，并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对远程教育课堂管理的启示
(一)结合实际，研究学生
教学过程“最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指认，其前提就是对现实条件进行分析，研究学生、研究教学条件，制定合适的教学依据与评价依据。作为能动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他们的实际情况是整个教学过程的起点。巴班斯基也指出，教学须遵循“符合学生年龄可能性的准则”。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说不同素质的学生群体，其认知结构和水平，综合素质存在差距，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盲目进行教学，肯定不能有的放矢，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特别是对于远程教育的学生而言，更不比传统教学模式中的教师与学生面对面授课，如果教师不研究学生的实际情况，不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思想心理设定教学目标并安排教学活动，这本身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目前，很多教师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的研究，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反正不与学生见面，只要将课讲好既完成了教学任务。是故，远程教育更倾向于关注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等方面，而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基础知识等的研究较少，只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定教条式的执行，其结果导致教学工作陷入盲目性或者事倍功半。
(二)远程教育教学设计更需精心设计，提高单位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协作过程，需要各个要素的密切配合，且相得益彰，力争充分发挥各个要素的作用，使每个要素互相促进，达到最优化的效果。远程教育的中介环节更多，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学生的整体状况，就难以针对学生的情况设计好教学过程。教学过程是一个包括教学任务、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师与学生等方面，为了以上各个方面的密切配合，需要将他们看成一个整体，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的组合方式。远程教育课堂教学，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信息传递的效率比不上传统课堂教学，只有将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连续的、系统性的活动，设计出更适合远程教育的教学方案，才能事倍功半。教师要正确看待教学过程的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只有解决好每一节课的教学，才能解决好整体的教学效果。将一个学年的整个教学内容分解落实到每一节课中，对整个教学内容与结构进行宏观的理解，梳理出一条基本线索，结合每节课的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学过程中各个要素的作用，使其相互作用，在有效的时间内实现最优的教学效果。
(三)以最少的时间投入换取最好的教学效果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应有之意包含着以最少的时间投入换来最好的教学效果。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教学效率都不值得一提。没有了时间的限制，就无从谈起教学过程最优化，无法比较哪种教学孰优孰劣。远程教育课堂管理更应该视时间为教学的生命，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在教学的过程中，都应该考虑时间这一因素，系统考虑时间在课堂中的分配与占用，视时间为课堂教学的生命线。也只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教学目标，才能达到“合理的时间消费”。课堂的时间管理就是组织好课堂教学，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进行，不因其它不相关的事的影响。教师的时间管理就是在有限的课堂内将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以最佳的方式进行。学生的时间管理就是在有限的课堂内接受到最多的教学内容，并理解消化，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
四、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视域中的远程教育课堂教学管理
通过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我们了解到课堂教学是一个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过程，教学效果的优劣取决于多个方面的设计、控制与引导。考虑到远程教育的课堂管理的特点，远程教育更应该注重前期的对学生的研究、教学设计更加全面科学、教学手段丰富多样、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等，换言之，前期的准备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远程教育更似“一次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可弥补的机会少。因此，教学过程的控制、教学设计等是远程教育课堂重要的方面，这也是上文一直强调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教学活动在与教师对应的另一端———学生，不应该忽视教学活动中融洽的课堂气氛，这是教学活动能否取得成功的“软环境”，是教学活动的“保健因素”，这是也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特点关注的方面。
(一)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是远程课堂教育成功的关键内因
因为远程教育的特殊性，教师对学生的课堂管理手段欠缺，在此情况下，学生的自我管理就成了课堂管理的重中之重。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决定着教学效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前，远程教育的教师，倾向于教学设计，对于学生的管理暂搁一边。其实，教师不论如何研究学生，教学设计如何富有针对性与科学性，如果作为受体的学生不积极主动的接受，而是在课堂活动一边听课一边玩游戏，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是极其必要的。课程内容存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课堂管理就是要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资源，比如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兴趣等。惟其如此，学生以积极的心态进入学习情境，课程内容才能有效传递，才能在不同学生的知识背景的支撑下有效放大，产生内涵更丰富的理解。在学生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既是课堂纪律的自我约束者，又是知识被重构、被重新理解的组建者。课堂教学过程中多元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以其原有的知识、理解为背景，对新的知识加以甄选，然后重组进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在整个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督促者。因此，高职教师必须树立学生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的教学理念，不再搞灌输式的教育。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首先教师向学生讲清道理，引导学生树立起自我管理的意识。其次，教师逐渐改变教学方式，以开放的、平等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意识。
(二)构建和谐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远程教育课堂，教学活动的双方，教师与学生，本就通过网络以及多媒体的帮助实现连接，双方的思想交流以及情感的认同存在一定的障碍，教学过程脱离双方的情感认同之基础，教学活动还未正式进行，就已经中途夭折，教学活动陷入被动局面。“课堂活动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系统，现代心理学认为，教与学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实现的。课堂上，师生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情感交流。在与学生的实际交往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多元理解和独特感受，以平等的人格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敢想、敢做，追求卓越，营造宽松、和谐、富于人文气息的课堂氛围。有效的教学取决于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的人际交往。”⑥鉴于上述情况，结合教师与学生的时空距离的实现，要想实现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有一定难度，但不是没有办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穿插一些生活中的趣事，或者自己深有体会且有意义的人生感悟与学生分享，或者向学生提出一些自己设计好的问题，请学生回答，向学生请教，最终找到一些思想认识、价值观等方面的共同点，这样，便可以接近与学生的距离，为营造融洽的课堂创造了思想基础。当然，教师要不断的提升思想境界、人生的感悟、捕捉信息的能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养成高尚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不经意谈话间都可能流露出教师的综合素养。近些年来，教育界出现的一些有关教师的负面消息在一定的程度上透露出教师的职业道德、学术水准欠佳，这不利于教师形象的树立。因为没有哪一个学生愿意与一位职业水准不高、思想道德欠佳的教师进行思想交流，更遑论听其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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