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1 17:06:08
导语：在艺术社会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正确处理传统绘画基础和艺术设计基础教学的关系，强调艺术设计绘画基础教学的目的性。在艺术设计的绘画基础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运用恰当的评价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科发展更规范、更完善，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艺术设计人才。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美术高考热”不断升温，每年报考艺术类院校的考生日趋增加，艺术设计学科逐渐成为热门的学科，全国各大专科院校也纷纷增设艺术设计专业，如平面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包装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但对于报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生和已经进入高等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不能简单地把设计专业等同于绘画专业，尤其是在艺术设计专业中的绘画基础教学方面，不能轻易认为用绘画造型可以替代艺术设计中的造型基础，从而忽略艺术设计造型基础的独特个性。艺术设计中的绘画基础教学定位的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我们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
素描、色彩，是所有学习美术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绘画课程，在艺术设计教学体系中，把它们作为基础绘画教育课程，有我国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素描、色彩课程一直被认为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但在学习设计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很难把基础绘画课和设计专业结合在一起，只注重绘画写生和技法的训练，而忽视艺术设计的专业性，牵制了学生设计思维的发展。wwW.133229.cOm在过去，我们的艺术教育强调基础，强调绘画功底，在这种情形下着实培养了一批批写实功夫和艺术表现力过硬的画家，以至于这些画家至今还陶醉于花费数月表现一个比真的还真实的手工绘画作品的满足感受中。现在的书店里，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书籍被命名为“正规画法、正规范画”的字语，难道除了他们的画法外，其他人的绘画风格都是旁门左道吗？何谓“正规”，艺无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风格，即是走到了终点，接下来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这样艺术才能进步，我们才能创新。如今是一个数字技术、多媒体影像可以轻松去复制作品，可设计艺术却不能去重复、去拷贝，因为设计追求的是原创性和创新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设计、原创设计和国际上一些优秀的设计相比显得有些滞后，看看近年来一些产品造型专业的萎缩状况，一些大型的优秀建筑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都来自于国外的设计师即可而知。我们的一些设计师的创造力相对就显得有些苍白，这是不是过分强调基础忽视创造力培养的结果，是不是所谓“正规”的绘画基础教育造成的？这就需要每个从事设计艺术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们的“绘画基础”和功底的了。
过去，我们传统的素描、色彩绘画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过分强调物体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调子、质感、体积、透视关系等方面的要求，这在传统绘画教学中能体现出其合理的教学目的性，因为那毕竟是在培养画家；但在现在的设计教学中如果还过分强调虚实、强调素描明暗调子，而忽略艺术设计教学目标的目的性，忽视对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花上过多时间去进行追求光影的虚实和物象的体积、质感的表现时，会不会觉有些得太奢侈，会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呢？既然我们培养的是设计人才，而不是画家、艺术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对着物象去表现、再现，对着石膏像磨来磨去，会使我们学生失去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更谈不上创造、创新了。所以把传统的绘画基础课放在课下，把能培养学生快速造型的设计素描、设计速写、设计色彩放在教学首位，不失为一种目的明确的基础训练。
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和王树增的《》最后获奖。由于作家们对于题材对象的及时捕捉和深入开掘及激情的文学表现，使得这些作品都具备了一种现实、激情、厚重和动人的力量，读来使人情绪昂然、心灵震撼、见识扩大、深思绵绵，经历一次现实和历史社会生活的精神洗礼，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一种新的理解与感受。优秀报告文学的品质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报告文学的力量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纵观此次报告文学作品的获奖特点，评委李朝全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不断行进中的文学样式，它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社会生活及民族进步，与文学审美新变、受众阅读情趣口味变化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基本上可以归入主旋律范畴。五部作品全都深深印刻着作家感时忧世、爱国爱民、人文关怀的情结，体现和贯彻着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积极呼应时代、参与生活、干预现实的伟大禀性。作品情节细节丰富，生动好读，感人至深，具备小说等虚构文本所难以企及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谈到这5部获奖作品的各自特点时，评委会副主任李炳银说，这5部作品各有特点，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用最热切的赞美和最犀利的笔墨对陈晓兰这位具有天使般美好心灵和勇敢扶助正义的人物，给予了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同时，通过陈晓兰的真实打假反腐经历，表现了她惊心动魄的和医疗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情景，给予卫生医疗领域的丑陋腐败现象非常犀利的解剖和重击。作品在现实力量、战斗风格，担当精神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十分难得。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是一部现实的历史报告，作品对独臂将军余秋里在国家能源危机的时候，被中央高层点将出任石油部部长，尔后即统帅石油大军征战不歇，最后经过艰难曲折成功开发大庆油田，为年轻的共和国注入生命活力，创造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和壮丽业绩作了历史的表现和现实的解读。作家对于丰富纷繁的历史大事件的把握和对于人物情感的描绘，都十分成功，使人在感受历史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有一种现实的领悟。党益民的《用胸膛行走》，是作家在38次驻守和穿越之后，以自己真实的见闻感受和深刻的体验，对驻守在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沿线和整个地区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长期护路生活的动情描绘和文学表现。作家用一个个真实的生死故事，具体地诉说了在这个“生的艰难，死是容易的”地方，官兵们无私高尚的精神，勇敢牺牲的行为和丰富激情的内在思想情感世界，读来动人肺腑，泪水难禁，被他们的精神感情和命运紧紧的牵绕。现实的动人生活内容被作家激情的文学描述所点燃，使《用胸膛行走》成为了照亮人们精神的火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是在 如今依然困惑着人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及教育方式方法变革的时候，用心的、生动具体的通过认真的内外搜索和冷静的理性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正在发生发展的新教育风暴衍生和开进情形的报告。在大量的有关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教育习惯等的信息呈现、研究基础上，作家用自己智慧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不少对中国教育改革有益的见识。作品对现实的关注力量使这部作品很有社会影响力。王树增的《》，是作家在结束60年后对的一次文学的穿越。作品对大量历史人物事件和细节的把握充分，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上对进行了个性的新的诠释，在理想精神的力量和生理抗拒自然力量的顽强等方面，给以更加开放和现实的理解，使这样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真正具有了奇迹的意义。这是作家的一次精神和历史文学的旅行，也是一次史诗的追求写作，是截至目前表现的最具历史现实意义和史诗品格的作品。
参加此次报告文学评奖的评委们一致认为，获奖作品较好地表现了这两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水平。因为评奖篇目的限制，还有许多优秀作品未能入选。所以，通过这次评奖的检阅，在阅读了参评的125部作品之后，给人的感觉还是欣慰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有许多值得改进和发展的地方，但实际的情形，决不像有人惊呼的那样，真的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到了生死“沦落”的关头。很多人对于报告文学的认识是建立在粗糙的直观感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认真大量的阅读基础上，所以，认识的偏差也就难免。在评选的过程中，不少长期研究小说的评论家、编辑，对于报告文学的评价都十分良好，认为报告文学所包含的社会信息和力量，是十分丰富和有力的，阅读报告文学的感动和思考时常让自己兴趣盎然，心身感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时 间:2012年6月22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上午我讲了中国书法史的开头,主要是书法美学、书法形式的演变问题,它的发展背景是史前和商周秦汉魏晋上古书法史(上午的课题《用笔与结字:中国书法成熟的三大历史阶段》),涉及了当代书法与古代书法关系的问题。下午我讲书法史的结尾,即近古书法史的两个转折点和当代书法创作的趋势。
一、17世纪书法转折点不是清初与傅山
近古书法史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在哪里?是谁?它与我们当代书法史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不久前我访问英国拜会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柯律格教授时引出来的。
柯律格教授在中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他的博士生到北京访问时送给我的。我回赠了一本《书法艺术概论》,然后相约今年6月份在牛津会见。会见时,他又送了我一本书(这之前他寄了英文版给我),是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4月份刚翻译出版的,正好他的样书到了,就签名送了我。这两本书都是关于明代艺术史研究的,他运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很新颖、很精辟的看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我们会见时就谈到了明代书法研究的重要性和明代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把与柯律格教授见面的事跟苏立文教授聊了一下,他说:“他(柯律格)是研究图的,我是研究画的。”所谓“图”,就是在社会上使用的各种视觉的图像;所谓“画”就是艺术绘画。叶秀山先生曾提出艺术美学研究不外乎两种方法论:一种是艺术心理学,一种是艺术社会学。以此归纳,苏立文研究“画”大约属于艺术心理学范畴,柯律格研究“图”应该属于艺术社会学范畴。柯律格的研究也把“图”和“画”分开,谈到明代的图像,显然具有艺术社会学方法论的特征。
柯律格关于文徵明讲了什么问题呢?他讲的是关于文徵明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书名叫《雅债》,“债”就是一种商业性活动。书中他进行大量的文献考证,详细区分了文徵明的作品中哪些是送人的,哪些是卖钱的,哪些是巴结官员的,哪些是盐商们买去用于贿赂解决各种生存问题包括孩子读书升学等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于是我们就这个话题聊天,开始聊起中国的明代问题。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背景,因为最近两三年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本书,我看现在大专院校学生写论文和投稿参加书学讨论会的人,有事没事都爱引用。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正式提出:这本书有很重要的艺术社会学价值,写得非常好,但是它为中国17世纪书法艺术史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中国17世纪书法史的嬗变不是在清初和傅山,傅山只是中晚明书风的一个收尾,并不是一个开始。这本书讲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创者,但傅山只写过颜真卿的楷书,是唐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非常明确地对唐碑严厉批判,因为唐碑确立了主流书风中非常严格的形式法则。康有为所谓“尊魏”与“卑唐”之题,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唐楷法则,宣扬北魏碑刻的非唐新法则。所以,他把傅山临写颜真卿的唐楷作为碑学书风的行为示范,显然是与清代碑学书风形成、发展的历史相悖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本书写得很新,就在于它使用的艺术社会学方法论,因而更容易以较为详尽的“史实”误导对中国书法发展史的研究。
傅山一生虽然有一多半生活在清初,但他实际上是中晚明书法的殿军。而中晚明书法即17世纪书法史的关键人物,是徐渭和“晚明六家”的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和傅山。徐渭生活于16世纪后期,但他是17世纪前期晚明书风的引导者,而王铎是集大成者,傅山则是追随者。这个问题我在《中晚明书风的承袭与流变—以徐渭为例》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如果要对徐渭与傅山作一个比较文艺学研究的话,傅山在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更是远远不及徐渭。徐渭是阳明心学的直系传人,他“本色文学”的诗歌直斥“前、后七子”,其剧作《四声猿》及其戏曲研究的影响也非傅山可比,再则傅山之画在徐渭面前只能算客串水平。所以论中国17世纪的文艺发展史,徐渭远比傅山重要得多!若将傅山和王铎作书法比较研究,王铎也比傅山更重要,傅山只是王铎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傅山在17世纪书法发展史上没有作者所说的这么重要,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对艺术发展史的焦点视界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使我们对当代问题的视点也变得模糊起来。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傅山在近古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及徐渭和王铎的一半,所以他不是中国书法史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傅山的意义,更多在遗民文学、遗民文化艺术方面,他代表了在中国古代极为复杂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文人、学者、艺术家的文心与风骨的生存选择及其经典价值。
王铎与傅山均死于清初,但书风的更替并非与朝代兴替同步。是在傅山之后100年,即清代的乾隆、嘉庆时代,才兴起了碑学书风,而这个碑学书风的理论发起者是阮元和包世臣,创作上开宗立派的是邓石如,集其大成者是康有为。邓石如是取法北魏与秦汉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用羊毫写篆书、隶书和魏碑,开辟了一代新书风,被康有为评为“国朝第一书家”就在于这个贡献。所以说,《傅山的世界》说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拓者这个结论是一种误导。治艺术史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把每个艺术家恰当安置定位在艺术史的框架里。就像把文徵明怎么定位一样,并不是他卖字画以后就贬低了他的艺术史位置,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又恰恰映证了那个社会与文化潮流的变化。从他作品的流通形式,让我们找到了观察、研究他艺术的视窗。
1、Google Scholar
Google推出的免费学术搜索引擎，可以帮助快速寻找学术资料，如专家评审文献、论文、书籍、预印本、摘要以及技术报告。其免费的优势对那些并不富裕或没有相关学术图书馆资源的个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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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百度国学
百度国学目前能提供上起先秦、下至清末历代文化典籍的检索和阅读。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部。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
>> 旅游学学科树构建及旅游学研究的时空特征分析 评《旅游学学科体系框架与前沿领域》 试论旅游学的学科基础 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 基于《旅游学刊》关键词计量分析的旅游学科创新力及知识体系构建 旅游学的逻辑：在有关旅游学科问题的纷纭争论背后 从旅游研究博士论文看旅游学学科发展 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旅游学科核心体系的思考 八景文化的旅游学分析 基于CSSCI的2000～2010年旅游学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社会学视野下的回族学也谈回族学的学科属性 旅游学科建设与历史、地理学科的整合 探讨学科理论视野下的旅游学科建设 从体验视角看旅游的本质及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 旅游学科视角下的旅游文化概念研究 基于旅游业发展变迁的旅游学科知识体系建设 旅游人类学旅游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渗透 关于旅游学科基本概念的共识性问题 探析多媒体教学在旅游学科中的运用 旅游学的学科建设现状及改革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社会学框架下的旅游学学科属性定位分析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本文在假设旅游学是一门独立学科这一前提下，借用社会学关于学科属性定位的分析框架，对旅游学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分析。从学科的认知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软”学科；从学科的组织维度来看，旅游学是一门“分野度”较高而“城市化度”较低的学科。旅游学学科的这些属性的确定，为我们解释旅游学发展现状提供了基本依据，能够使我们明确旅游学的发展阶段、发展方向以及应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旅游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旅游学；软学科；应用学科；分野度；城市化度[中图分类号]P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6―0015―05
（1）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有多种定义。威廉斯认为流行音乐“1）意味着为多数人所喜闻乐见的。2）处在高级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比较之中。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自身自定的文化。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力”。《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认为流行音乐的形式在于“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综合以上界定，我们认为流行音乐，专指那些在我们当今生活中广泛流传、内容通俗、贴近生活，主要为青年人所喜欢，且伴有较强商业目的的音乐作品。（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指的是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具有意境美、语言美特点，高雅含蓄的流行音乐歌词。
2新时期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
（1）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产生与发展。古典美歌词是伴随着流行歌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沉淀。新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优秀音乐作品，较早的有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1983），收录的12首歌曲的歌词全部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里的名作。此外，还有香港的词作家黄霑的作品《沧海一声笑》和《梁祝》等。20世纪90年代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白云深处》《巴山夜雨》和黄安作的词作《新鸳鸯蝴蝶梦》等。随着流行音乐的不断发展，21世纪的词作家方文山、陶喆、王力宏等新一代音乐人也创作了大量的具有古典美的歌词，如《千里之外》《东风破》《青花瓷》等。最近又出现了霍尊的《卷珠帘》，被刘欢誉为“具备大家闺秀风范的中国风”。（2）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特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汲取了古典文化的长处，语言考究化、意象精致化、意境整体化、人文精神大众化，给人带来独特的美感享受。与很多流行音乐的歌词毫无意义，创作低俗、浮躁、无病、没有逻辑、无聊烦琐，意义表达模糊、感情表达直白低下，缺乏意境美形成鲜明对比。（3）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形式。在流行音乐歌词的创作中，不少词作者尝试着将古典文学、古典文化运用于歌词的创作中，不仅提高了歌曲的艺术欣赏价值，也从侧面间接地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古典文化元素的融合有以下三种形式：1）直接运用古典文学诗词。这类形式以邓丽君为代表，如《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独上西楼》的歌词出自《相见欢》等。在这之后，又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歌曲，如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诗词谱写的歌曲。这些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散发着浓厚的古典文学的清雅意境，最终成为经典歌曲而广为流传。2）化用古典文学诗句。作词家在创作中，将古典文学中的美词妙句穿插其中，使得歌曲意境优美，更符合时代特点。例如，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借用了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化用了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3）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或意境。词作家直接采用古典文学的形式意境进行创作，把中国文学含蓄、委婉的特点，巧妙地用于现代的白话文中，增加了歌曲的意境美。例如，由黄霑作词的《沧海一声笑》《上海滩》等，都模仿了古典文学的形式与意境；此外如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词，《发如雪》《千里之外》《台》《青花瓷》《东风破》等。这类歌词通过词中的意境或情境，体现了流行音乐歌词与古典文学的关联所在。
3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研究现状
根据掌握的文献，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邓丽君的歌曲和以方文山为代表的“中国风”歌曲上。由于研究点处于文学和音乐的交叉领域，研究者们有从音乐学角度出发，有从文学角度出发，还有从文化学或社会学角度出发来研究的。而对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研究者们大多从文学角度来加以研究。对从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的文章分类后，可以得到关于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曲的研究现状。对于邓丽君歌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音乐方面的研究，如杨艳丽《从城市民族音乐学视角看“邓丽君现象”——关于邓丽君歌曲在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流行原因研究》，黄金蝉、揭冰《邓丽君音乐形象的建构与塑造探析——以古典专辑<淡淡幽情>为例》、陈奕虹《邓丽君音乐中的美学研究》、彭英姿的硕士论文《邓丽君音乐对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影响研究》等。二是文学方面的研究，如陈湘辉《淡淡幽情声律兼美——邓丽君与张晓农古典诗词歌曲专辑演唱风格之比较研究》、庄宏道《一缕芬芳，几丝情愁——聆听<邓丽君歌曲精选80首>的随想》等。具有古典美的“中国风”歌曲的研究性论文，有以下几类：（1）音乐学研究。例如，潘存奎《“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和李娜娜《“流行歌坛中国风”歌曲的民族化研究》。（2）文学研究。例如，宋秋敏《试论周杰伦专辑中歌词意象的古典化倾向》、赵澜涛《日月潭洗青瓷——浅析周杰伦歌词对古典诗歌的传承》、罗涵的《从文学与语言的角度分析周杰伦成功的原因》、段丽的《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的艺术质感》等文章从古典诗词出发，阐释中国古典诗词对以“中国风”为代表的现代流行音乐歌词创作的影响，以及“中国风”歌词如何继承古典诗词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3）文化学研究。例如，黄彩萍《返回古典与文化乡愁——方文山歌词的文化阐释》、曹军英《论方文山歌词中的文化意蕴》等论文认为方文山创作“中国风”歌曲是一种文化上的“寻根”。（4）社会学研究。例如，马珺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文化研究》、赵[专业提供写作论文和 论文写作服务，欢迎您的光临dylw.net]朴的《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等论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经济和文化环境、传媒、明星影响力、听众的审美趣味、创作者的观念以及音乐方面分析“中国风”产生和流行的原因。
综合以上，从文学角度对具有古典美的流行音乐歌词的研究文献还很缺乏，尚存在较多的研究空间。参考文献：
雷蒙·威廉斯.文化社会的词汇山.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35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评论，2007（7）.
晨枫.中国当代歌词史.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刘芳智.方文山“中国风”歌词研究.湘潭大学，2011.
【论文摘要】：罗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机会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音乐的贡献。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舒曼则主张"感情论"具有特定的美学内容，带有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在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的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关于音乐美学的探讨大多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从十九世纪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音乐美学领域被哲学家独占的时代结束了，音乐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而德国的音乐家舒曼是勇敢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欧洲一种源远流长的音乐美学流派，成为十九世纪最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潮。情感作为音乐的内容，决定了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就将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取向表达的非常鲜明，他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在西方的音乐美学史中称舒曼是个“感情论”者。因为在舒曼大量的音乐评论文章里都贯穿着“音乐是感情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观念。舒曼身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音乐家，常常把现实同幻想对立起来，在艺术中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用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感情上的慰籍。用舒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艺术的幻想中寻找现实的幻想的代替物。在舒曼强调的感情表现及其所具有的幻想因素之中，有很强烈的主观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音乐别注重个人内心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发掘，而且更体现在题材本身常常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有直接的关系。爱情往往在这种经历和体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爱情与生活》是他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作品，其情感论音乐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舒曼的艺术歌曲大多是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为歌词的。舒曼将音乐与这些诗歌结合的天衣无缝。正如很多人描述的：“这些歌曲的音乐与诗歌的结合达到了水融的程度。他对诗词的敏捷而直接的洞察力，使他的歌曲形式富于变化、表情亲切，旋律热情而富表现力。”“也许由于舒曼有着更高深的文学修养，他在歌词选择方面非常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他希望通过音乐的手段，使诗歌焕发出了更加动人的诗意情趣来。”《妇女爱情与生活》这部声乐套曲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注重音乐情感内容并将音乐情感作为音乐审美的美学观。19世纪是各种音乐体裁极大发展的一个世纪。“舒曼的‘感情论’美学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思潮有血缘关系。然而，可贵的是舒曼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浪漫主义所束缚和被它所俘虏。舒曼不但在许多方面克服了浪漫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而且还能有所突破，同新的文艺潮流相接近。”
三、舒曼认为的音乐
“在舒曼看来，一部有价值的音乐作品必须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内容同独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那到底音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呢？舒曼坚持认为“音乐决不是供人娱乐，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种更高尚的东西。更高尚的东西是什么呢？用舒曼的话来说就是能”照明人类心灵的深处”的东西，能提高德国人的思想”，能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以“伟大的思想启导我们国家”的东西。这正是舒曼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和要求。无非是要求音乐应该具有真正能触动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内容。对于艺术形式的要求，舒曼指出：“艺术家必须上升到卓越的精神高度，把掌握技术性普遍知识不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必须具有的手段。”
舒曼之所以对音乐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的创作里有很多让人难懂的东西，甚至他的一系列关于音乐的评论都那么生动泼辣、尖锐犀利。问题大概就在于他的性格，他是那样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人，他的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来自与灵魂的创作，他的音乐美学包含着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社会在向前发展，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改变，然而，舒曼对于音乐的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对于我们以后研究音乐美学还是具有很现实的历史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帝姆·道雷.《舒曼》,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斯特.《李斯特论肖邦和舒曼》,音乐出版社.1962.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理工院校；就业竞争力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如何使专业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如何使理工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出路、使毕业生有就业竞争力，这些是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通过15年的教学探索，笔者认为，理科院校的文科专业只有办出特色才有助于专业的生存发展和毕业生的较好就业。为此，本文以成都理工大学社会学本科专业为例，对特色专业与就业的关系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以此为文科专业建设和就业提供借鉴。
一、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状况
目前我国有社会学本科专业共77个，分布于重点大学和一般本科院校之中。成都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社会学本科专业开设于1995年，属一般本科院校中的文科专业，有毕业生800余人，在校生267人，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从毕业生的就业追踪信息中获取就业和专业办学情况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为此于2010年5月至8月从1999至2010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取80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80份。男生占42.5%（34人），女生占57.5%（46人）；最大年龄32岁，最小年龄23岁。
就业竞争力是一种获取就业机会并适应职业发展的综合能力，包括基本求职能力、职业适应能力两个部分。基本求职能力是发现和利用就业信息并获得相应职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测量指标有三个：对就业形势的评价；第一份工作单位的时间、业务、职务；找到工作的途径。职业适应能力是工作过程中取得成绩和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能力，测量指标有三个：现在工作状况；工作变动情况；工作满意度。根据就业竞争力的测量指标，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状况调查结果如下。
1.基本求职能力
（1）就业形势的好坏是客观存在，但对就业形势的评价能够反映毕业生就业信息发现与获取能力，认为就业形势好的比例越高，越证明自己的就业竞争力强。认为自己毕业那年就业形势“非常好（1.3%）和比较好（26.3%）”合计为27.6%，“说不清”占30.0%，“不太好（38.6%）和非常差（3.8%）”合计为42.4%，这表明多于1/4的毕业生对当年就业形势作出好的评价，这部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强。但有超过四成的毕业生在就业信息发现方面的能力较低。
（2）毕业生第一份工作单位情况反映求职的起点，以每年7月底为分界线，之前的为毕业当年，之后的为延迟就业，毕业当年找到工作的学生比滞后找到工作的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强。从调查可见，近年来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当年就业的比例为90%，滞后就业比例为10%，高于全国大学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2001年6月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超过80%，2002年为80%，2003年为75%，2004年为73%，2005年72.6%，近几年为70.6%左右。[1]从第一个就业单位来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26.6%，在企业工作的占62.5%，在学校工作的占9.4%，自主创业1人，占1.5%。从具体业务来看，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41.3%，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58.7%。从职务来看，担任初级职务的占95.2%，担任中级职务的占4.8%。
（3）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是通过人才市场竞争获得，就业竞争力越强。调查表明，社会学专业毕业生通过人才市场就业的占65.6%，通过家庭、亲戚朋友就业的占34.4%。近2/3毕业生通过市场就业，就业竞争力较强。
2．职业适应能力
（1）经过若干年职业生涯的磨砺，截至2010年7月，毕业生的职业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占32.8%，在企业工作的占53.1%，在学校工作的占10.9%，自主创业的占3.2%。可见，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比例上升了6.2个百分点，在企业任职的比例下降了9.4个百分点。现在从事管理类业务的占57.8%，上升了16.5个百分点，从事执行类业务的占42.2%，下降了16.5个百分点。从职务来看，现在担任中级职务的占25%，上升了20.2个百分点，担任初级职务的占75%，下降了20.2个百分点。
（2）从工作变动次数来看，60.9%的毕业生工作变动1次以上，39.1%的毕业生至今没有变动工作。就变动工作的原因来看，寻求更好工作机会的占30%，通过变动工作积累经验的占25%，其他原因的占45%。没有变动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稳定，有预期的升迁机会。凡是工作稳定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变动都被视为就业适应力强的表现，可见毕业生的职业适应力较强。
（3）工作满意度是衡量职业适应力的重要标志，从现在工作满意度来看，“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合计为57.7%，“一般”的占34.3%，“不太满意”的占8.0%。这表明毕业生的职业适应能力较强。
可见，我校社会学专业毕业生的总体就业能力较强，尤其是市场就业能力和职业适应能力较为显著，能够凭借专业素质在人才市场上获得就业就会，并在职业实践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实现职务上升，由执行职位提升为管理职位，毕业生普遍对现在的工作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在最近几年的就业市场上，我校社会学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就业素质进一步优化，就业更有信心；二是就业方向更明确，能够根据职位提供相应的学习和技能简历，使学习和就业职位的相关性更高，就业成功率提高。三是一半以上的毕业生赞同我校社会学专业可以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方面办出特色。
二、特色专业与就业竞争力的关系
特色专业是在人才培养模式、培养质量等方面具备独特风格和个性特征的专业，其培养的学生在某些素质方面优于其他学校该专业学生，得到社会认可，具有较高声誉。特色专业的“特色”有三种表现形式：“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我校社会学2009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其特色归结为：（1）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有机结合，克服了社会学专业职业属性模糊的缺陷；（2）就业指向明确，应用性特征显著，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构建涵盖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程，以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会工作为特色的学科专业教学体系；（3）学生具有较强的职业变通和社会适应能力。特色专业建设对学生就业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1.彰显就业方向
高等教育大众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扩招导致专业趋同现象突出，专业特色成为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件，也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特色专业划分了人才市场的层次和功能分区，使得用人单位能够根据特色专业的优势选择到最佳的毕业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选择毕业生的直观标准。在明晰社会学专业一般属性的同时，增强了专业的就业指向，既使学生明确了专业的就业方向，也使用人单位对社会学专业有明晰的认识。
2.造就毕业生独特的就业素质和优势
特色专业独特的定位、培养方案和教学方式方法使得自己与其他同类专业有差异，形成鲜明的人才培养特色，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同时使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更加了解，有助于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学到实在的知识，培养过硬的技能，知晓专业优势，为就业方向打下坚实基础。
3.形成品牌效应
在专业趋同背景下，特色专业凸显高校之间的差异，特色专业就是学校的品牌，对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促进作用，也会吸引更多的用人单位到这类学校挑选毕业生。
三、社会学特色专业形成的路径
1.特色专业形成的内外环境分析
（1）就业市场行情分析。就业市场对人才需求的专业方向、数量和质量影响特色专业的选择方向。人才需求状况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我国目前奉行科学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社会学专业以其特有的调查研究技术、多元化的理论视角、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积极介入新型发展模式之中，就业需求和前景广阔。教育部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郑杭生教授2004年组织全国社会学系开展了关于社会学专业现状与前景的调查，结论是：未来社会发展对社会学人才培养的需求量将大大提高，人才分布的行业领域将更为广泛，人才质量层次也将大大提升。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具体分布领域是：各级各类研究机构和学校的社会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各级政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劳动管理、妇女工作、青少年工作、工会工作、老年工作以及犯罪矫治等具体社会工作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企业或公司等经济活动部门所需要的社会学人才。
（2）相关高校专业情况分析。要了解其他高校相同专业的情况，才能知己知彼，准确定位，实行差异化建设。目前四川省有社会学类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12个，其中本科专业11个，专科专业1个。有社会学硕士点的高校1所（四川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2所（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省级社会工作特色专业3个，我校社会学专业是四川省第一个社会学本科专业，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单位，在全国具有一定专业知名度，综合实力在四川省内高校位列第五，处于中上等水平。
（3）学校区位和学科优势情况分析。学校区位是影响专业建设的地理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总称，对特色专业建设具有导向功能。每个高校社会学专业都要在一般属性基础上思考和构建自己的独特性。如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注重法律社会学的特色建设。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着重发展城市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转型社会学3个方向。沈阳师范大学设立社会学学院，在社会政策咨询和社会服务方面在辽宁已开始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确立了以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学和信息社会学为重点的研究方向。优势学科和专业是影响学校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因素，对特色专业建设产生晕轮效应。结合我校资源环境、能源、地质灾害防治等优势学科和地处西部的区位特征，确立了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和科技社会学的教学科研方向，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社区调查、企业行政、市场开拓等方面培养学生实务能力。
（4）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分析。从毕业生的追踪调查中获取专业建设信息，从中知道专业人才的职业适应状况。通过对用人单位的访问，从中了解毕业生职业胜任状况，为专业建设方案制定提供了依据。
2.特色专业建设规划与实施
（1）优化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结构。在内外环境调查分析基础上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目标和方案。1）我校确定社会学专业建设的思路是：以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中心，增加专业属性和职业属性，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2）在190个学分中，必修课学分144.5，占76.0%，选修课学分45.5，占24.0%。理论学分139.5，占73.4%，实践学分50.5，占26.6%。3）优化课程设置，取消4门存在重复内容的课程：“管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人际关系学”、“法律社会学”。增设2门实务性和职业属性强的课程：“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压缩理论课时，增加应用型课程课时：“中国社会思想史”学时由72减为56，“心理学”学时由56减为48。“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学时由32增加为40。4）在课程体系方面形成了有机联系，凸显了社会学专业属性与职业属性的结合。设置了教育部社会学本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定的11门课程，奠定了社会学专业学科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在特色方向上初步形成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公共关系模块由“公共关系学”、“公关策划”、“公关心理学”、“广告学”、“组织行为学”等组成；社会调查模块由“高等数学”、“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与应用”等组成；社区服务模块由“社会工作概论”、“团体社会工作”、“个案社会工作”、“社区概论”、“公共政策分析”、“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组成。
（2）加强实验室、实习基地和第二课堂建设。建有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实验室，在专业主干和方向课程中设有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实验课程设计等环节增强学生应用能力。建有实习基地，使得学生在公共关系、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检验和运用。设立认知实习、科学研究、学年论文、教学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前后相继的实践环节，增强了大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学以致用的能力。另外，社会学专业所在的文法学院还有相应的学生第二课堂活动环节，如演讲比赛、暑期实践、志愿者服务、文化艺术节、魅力文法晚会、大学生记者站、勤工俭学、国旗班、心理驿站、农民工子女结对服务、党员服务队等，这些活动对大学生接触社会、感知人情世故、培养人际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第一课堂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和互补结构，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就业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3）促进教学与科研互动。本科教学质量是生命线，通过科研促进教学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一般规律。为此，充分发扬社会学专业教师科研优势，有意识地通过吸收学生参与科研、指导学生科研立项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研究能力。学生课外科技立项数量和质量近几年大幅度上升，并获得四川省和学校大学生科技成果多项奖励。学生在就业和工作中显著感受到科学研究和调查研究训练带来的好处。社会学专业教师在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优势领域开展研究。申报各种科研课题，提高学术水平。鼓励教师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编写特色教案、特色教材，通过校教学骨干和科研骨干培养计划，进一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注重科技哲学与本科相关课程的贯通，达到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
（4）开展社会服务以增强专业的应用性。建立社会学专业渗入社会相关领域的通道，在公共关系、社区服务、市场调查、新闻广告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锻炼学生能力。社会学专业教师承接“成都市工会县级工会工作社会化评估”项目，承接大足、安岳、乐至3县联合工作组办公室横向委托“关于修建成渝城际铁路的对策建议”，与四川省妇联合作开展留守妇女调查工作，参与成华区和谐社区建设调查工作，学生对专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学以致用的能力得到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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