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2:11
导语：在世界文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关键词：英美新批评派；有机形式主义；统一性；真实性
一、英美新批评派的历史渊源
新批评派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得名于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兰塞姆(JohnCroweRansom)1941年所著论文集《新批评》。这部文集赞扬托·斯·艾略特等人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见解，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l9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批评。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的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以及稍后—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Elias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二次就是出自于美国约·兰塞姆所著论文集《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
二、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误解误判
新批评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被引介到中国文学中来，八十年代更有系统的翻译和评论。但由于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迄今为止，新批评仍然没有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从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不论新批评在英美的兴衰荣辱如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批评家寥寥无几。
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新批评的实干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
三、英美新批评派的价值
新批评派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oc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批评的任务是对作品的文字进行分析，探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密的关系，称为“字义分析”。象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美学理论，字义分析是他们进行评论的具体方法。新批评的“细读法”(closereading)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 世界文学；国际视野；歌德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35-05
世界文学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蓬勃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学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不同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时尚的理论趋势，而是恢宏的国际视野。时下的理论多发端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或哲学等。其结果是批评话语因为远离文学本身，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已逐渐意识到，当下主要的问题是理论脱离文学。
作为今天的语言学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语言，尽管在过去这是“语言学家”一词的内在含义：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语言学形成了一套无关语言细节，自成一体的研究项目。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研究也似乎再无需提及文学作品。〔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著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 戈特弗利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约1315年-约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战后的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质疑。由此，比较文学逐渐将重点放到平行研究，特别是基亚所说的“美国时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过观念、形象和主题的类比，开启新的研究空间。不同文学艺术作品都存在类同性，然而这些作品之间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接触或影响。〔6〕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很难成为文学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一部莎剧是纯粹原创，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处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响的。诗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再创造而已。因此，对影响源头的探寻，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文学研究。韦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将其讥讽为“文学外贸”。⑤然而，鉴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时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学中所蕴涵的全球视野依旧是未能实现的理想；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依旧匮乏，比较文学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虽然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确实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愿望，当下的一些讨论却仍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下。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法国文学评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里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受政治经济法规制约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学国度。根据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卡萨诺瓦提出边缘作家只有通过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学当中。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的生成经历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三个重要时期。――译者注，及其形成扩展的历史过程，便是一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富于拉丁文化遗产而成为了第一个被认可的文学强国。接下来是法国。16世纪中期七星诗社兴起，开始挑战拉丁的霸权以及意大利语的推进，从而形成了跨国文学空间的第一个试验性框架。随后西班牙、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加入到文学“资产”（assets）和传统的比拼当中。到了19世纪，民族运动在欧洲中部兴起，同时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由此宣称了新的文学存在。最后，随着去殖民化，非洲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亚洲也开始要求认可其文学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萨诺瓦的呈现中，世界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后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的扩张，以及20世纪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而渐次向世界其他地区迁徙。她尤其强调了巴黎作为文字世界共和国首都的地位。在她看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空间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声称巴黎是文学的首都，并非基于高卢中心论，而是细致的历史分析的结果。事实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资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渐成就了它作为文学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类的历史显然远比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时期更久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中心也远比巴黎更大。我们不禁会好奇，对于希腊罗马的文学或是古旧的圣经文学，卡萨诺瓦会说些什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她是否意识到欧洲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强大的文化文学中心，如波斯、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它们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很久，就已经是东亚的中心了。笔者以为如此基本的史实脉络即便是法国高中也是要讲授的吧。那“细致的历史分析”又怎么会疏漏掉这些事实，对法国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呢？卡萨诺瓦的著作颇受热捧，被批评界视为对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或许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学空间能与可靠的世界历史地图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意大利裔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要想对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则必须抛弃文本细读。由此，他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的概念，即通过收集分析文学大数据来理解文学。他的《远距离阅读》一书获得国家图书批评界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于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创立了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通过计算机分析进行文学分析。――译者注是另一位世界文学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远距离阅读”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学阅读提供了一剂良方。世界文学之多，浩若烟海，即便是读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认为“远距离阅读能让你关注到比原文本更细微或者更宏大的部分：技巧、主题、比喻，抑或类别和体系”。〔9〕远距离阅读有助于辨析这些单元的模式，不过远距离阅读也必须辅以文本细读，以便给予每个文本及文本细节足够的关注。莫瑞提最大的贡献在于叙事小说领域，特别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研究。他认为在世界不同的文学中，小说的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即从注重都市文化的欧洲中心过渡到非欧洲的边缘。“……作为西方正统影响（通常指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和‘本土材料’相妥协的结果”。〔10〕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实用，但如果机械地照搬，则会使小说与本土语境间复杂的关系愈加模糊。小说作为文学形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本土的语境有其固有的叙事传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依据现代小说的形式进行被动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比《唐吉柯德》还早200年。中国18世纪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称《石头记》）几乎对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现代小说作为舶来之物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实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倒是古典的传统，特别是本土方言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学这棵勃发的大树的根茎，成为外来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础。即便是20世纪早期，中最激进的知识战将们也没有把小说视为西方正统影响而全盘接受。因为离开了本土传统的滋养，小说根本无法生长。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史之一。他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就是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1891-1962）倡导重新审视中国古典传统，从而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力。因此，边缘地区的现代小说史不仅是关于舶来的西方形式如何改变当地文学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叙事传统时，如何被改变，以及小说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如何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所观察到的，“……文学作品通过异质文化空间的接受而成为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空间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现今需求所定义的”。〔11〕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类别也适用于个体文学作品。
显而易见却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是一个地理学术语，它涵盖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无论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还是其他地区。严肃地对待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意味着两点：其一，任何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必须走出同源或从属的语言文化区域，如欧洲或东亚语言体系，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同时必须考虑到来自各大洲的文学。要确保提出的言论并非局隅于某一个区域，文化地图学就尤为重要。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即翻译在世界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并充分理解不同语言谱系的作品必然面临语言学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就是“在翻译中实现的写作”。〔12〕的确，正是翻译使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语境与读者对话，从而在不同的语言社区获得新的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不可翻译性及（具有误导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或是翻译者的主观性及（具有误导性的）翻译晦涩性的理论争辩，而是实际的翻译与质量的关系，是翻译与原文的对等，以及翻译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对等的问题。世界文学将引发关于翻译的全新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贡献、面临的挑战、翻译的功能性及其创造性。
世界文学方兴未艾，它正随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断改变。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容否认。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一方面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现今亚洲经济的腾飞，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将文化的嬗变仅仅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现状的苍白投射，却是一种浅薄的误解。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危险的。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关键不是用中国中心论或是其他种族中心论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及其国际愿景，这将帮助我们建构全球视野，多元世界观，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具有同等的意义，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学作品。这是局隅于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学作品时所无法实现的。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在力图超越民族文学的局限，那么，当今的世界文学则在为迎接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而蓄势待发。世界文学概念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视的区域的优秀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可能，它正扩展着我们的视野，有效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文学文化丰富性的认识。我们在当今世界所急需的国际视野正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Saussy， Haun.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M〕//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12.
〔2〕vo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M〕. Trans. and ed. by John Oxenfor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3： 212-213.
〔3〕Carré， JeanMarie.Foreword. Marius Franois Guyard.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6.
〔4〕〔6〕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M〕.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60-68.
〔5〕Guyard， Marius Franois.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7.
〔7〕〔8〕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46-47.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唐顺宗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由于保守势力与宦官的联合反攻，致使革新失败。因此，柳宗元被贬官到有“南荒”之称的永州。他在任所名为司马，实际上是毫无实权而受地方官员监视的“罪犯”。官署里没有他的住处，不得不在和尚庙——龙兴寺的西厢里安身。于是，他怀着幽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名诗。
这首诗之所以有名，是它具有高超的艺术。仅仅二十字，便勾勒出一幅精彩绝伦的图画，作者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深深包含其中，的确堪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梅尧臣）
但是，这首诗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试看：千山万径，白雪茫茫，飞鸟绝迹，行人无踪；如此天寒地冻，令人望之而心惊，哪里还有什么垂钓的渔翁呢？青壮年恐怕都不耐其寒，何况还是一个“翁”。虽然，南方的江水冬天不结冰，但在这种情况下，照样会“冻的个寒江上鱼沉雁杳”。（明?王磐）况且，以打渔为生的人，最讲究捕鱼的季节性，冬天鱼不好动（在摄氏零度时呈休眠状态），其腹不饥，懒于进食（南方的鱼性如此），根本就不是垂钓的好机会，在冰封雪压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这首诗虽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符合艺术的真实。诗歌是文学作品，允许艺术创造，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它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典型化的方法，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景物，拼在一起，创造出完整的诗的意境，以寄寓作者的思想。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作画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创作出一幅含意深刻的《雪中芭蕉图》（原名《袁安卧雪图》），但其拼凑痕迹明明白白，一见便知。而柳宗元这首《江雪》诗，却是巧夺天工，照样是拼凑，却不露丝毫痕迹。
那么，诗人又是怎样拼凑的呢？
首先，还得了解柳宗元的住处：“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东西墙谓之序）之西，属（连接）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高墙）以为户，户之外为轩（长廊），以临群木之杪（树枝末端），无所不瞩（注视）焉。”（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从柳宗元对住处的描述可知，他“无所不瞩”之景，无疑就是雪后的诗中之景。
然后，我们再来试想：诗人于当年冬天到达永州之后，心情怅惘，思绪万千，人地两生，四顾茫然。实是亲朋无一字，形影吊寒温。虽时过境迁，亦不能忘其恨。一天，寒风微动，大雪飞扬。诗人起坐无聊，出户立轩远眺。只见天地一色，茫茫无际。远处的山岭，参差错落，犹如玉砌银堆。再看那江上，水波不动，寒流无声，仿若素娟撕开偌大的裂口。在水湾深处，几株古树下面，系着一叶扁舟。又四下一瞧，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只飞鸟，只有诗人孑然而立。
如果没有雪景，诗人就不会联想到冷峻严酷的政治处境；如果没有孤舟，诗人就不会联想到渔翁。本来，披蓑戴笠的渔翁，是微风细雨时的装着。诗人为了既要写出冷酷无情的现实，又要写出自己孤芳自赏、顶天立地的个性。于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把一个平常的渔翁搬上船来。一幅极妙的大雪垂钓图便跃然纸上。
福建山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能力。①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于这种能力的教育和培养过程。要教育人们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各种媒介，从而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②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主张，是由英国学者和丹麦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提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由于商业化的发展，大众传播的普及，传媒热衷于制造一些庸俗、通俗的流行文化，而这些流行文化是一些肤浅的、平面化无深度的文化，英国学者担心长期接触这类文化会导致人的低水平的满足，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应该通过系统、体系化的课程教育，来提高青少年的分辨、分析、批判、质疑与反思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文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刺激—接受”“使用—满足”式的获得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对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批判，从而来抵制大众传媒对受众造成的不良影响，促使受众媒介素养的进步与提高。与此同时，丹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在中小学进行媒介素养知识的传授或者通过开设一些讲座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还是一个新兴领域，目前在这一领域里真正有新意的成果很少见。正是由于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不多，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普及开来。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对媒介素养教育方面重视还不够，目前还是处于比较零碎的阶段。受众的思想上也还没有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大学作为传播知识的高等学府，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但是，在我国大学里面，除了新闻专业学生对于媒体稍有了解之外，其它专业学生对于媒体知识几乎是不大明白。大学生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目前还处于自发而不是自觉状态，需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从而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大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或讲座，普及媒介素养知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福建山区高校也定期开办媒体知识方面的讲座。但仅仅只是让学生了解一些诸如新闻价值、新闻伦理、新闻道德等概念，而没有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批判质疑能力、创造创新能力，这样不利于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和发展。学生只知道了理论，而没有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学生对媒介素养的认识是肤浅的与感性的，而不是深入而理性的。这种对媒介素养的浅层次、低水平的认识，会使受众无法对媒体所传播信息本身进行评价，也无法对媒体的传播方式进行评价。因此，也就不能更好地使用和利用媒介。有人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意识方面，即培养公众注重积累知识的意识，认识和学习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识，加强质疑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使其能辨别“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第二是技能方面，即培养公众了解不同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和传播的信息的本质及其形式，学习有效和高效获取信息的方法，加强分析、判断、认识、组织、综合信息的能力；第三，评价方面，即培养公众正确评价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价值和力量，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增强与大众传播媒介互动的能力；第四，使用方面，即培养公众学会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帮助与促进自身的水平与生活质量，指导自身行为，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众事务，开展批评，实行监督。③显然，以上四个方面对于我们改善浅层次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媒介素养教育的空间有较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福建山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新课导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有效地构建愉悦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深深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诱导学生把学习新知的压力变为探求新知的动力,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教师对新授内容的巧妙的导入,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巧设悬念,创设情境
学生学习新知是一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感,它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在导入新课时,需要教者巧设悬念,精心设疑,创建“愤”、“绯”情境,使学生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必然促使学生自觉地去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使情、知交融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在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老师先写出一个数“321”,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经过计算后,学生回答:“能!”接着老师让每个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多位数,先自己计算一下能不能被3整除,然后来考考老师,每个同学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迅速判断出哪些数能被3整除,哪些数不能被3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似乎都想来考倒老师。但老师对学生所报的多位数都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能否被3整除,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接着,老师进一步质疑:“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3整除吗?”学生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被难住了。此时,掌握新知便成了学生们最大的愿望。
二、利用已学知识,启发学生的思维
数学学科的特点是逻辑性、系统性强,新知是旧知的发展和深入。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教者可以把它当成联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和桥梁。奥苏伯尔称之为“组织先行者”。
在教学“认识几分之几”时,老师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孙悟空分月饼”的西游记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位卖月饼的老爷爷,望着那香喷喷的月饼,孙悟空和猪八戒谗得直流口水。老爷爷说:“你们要吃月饼可以,我先得考考你们”。他拿出四个月饼,说:“四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两人很快答出。然后又拿出两个月饼平均分给两人。最后他拿出一个月饼问:“一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悟空和八戒回答说:“半个”。那么半个用一个数表示怎么写呢?这下便难住了悟空和八戒。这里利用学生们喜爱的西游记故事,很自然地从整数除法向认识分数过渡,利用旧知做铺垫,过渡到新知。真正做到了“启”而能“发”,激起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三、巧借实物器件,激发学生思考
学生学习新知总是在一定的情感中进行的。新授前,教者应构建“愉”、“悦”的教学情感,使学生在一节课开始,就被一种愉快和谐的气氛所陶冶。而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熟悉的事物、图画等教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
“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论述题汇总”怎么写呢，请看求学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范文
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论述题汇总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论述题汇总”，更多内容请点击求学网论文频道。
不管人愿意不愿意，人生的责任与生俱来盖棺乃止。农民工进城务工，尽管绝大多数人的初衷都是为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正如《无碑》的主人老乌所说他们这代人“离开农村，出门打工，就是在实现过好日子的愿望。”但是，在其离开农村走向城市那一刻，也就意味着其对所应该承担的大部分人生责任的抛却，这其中包括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生产责任等诸多方面。具体说来，以下两个方面是颇有意味而值得关注的:
(一)进城务工者潜意识里对农村生活中“责任”的逃避
刘高兴父母双亡尚未婚娶，无牵无挂，属于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事实上，像五富、黄八、杏胡夫妇、老乌、刘跃进、马曼丽等诸多人，或有家有室，或虽家庭破碎，但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育，或父母已经年迈需要照顾与陪伴，等等。可是这些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城里。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从更深层面看，乡下人纷纷进城，其实有一个相当重要却鲜被提及的原因，那便是对农业劳动的风险和家庭及乡村社会责任的逃避。如果真如有些专家所说，进城务工能让农民收入大幅度地增加，那么，农民的农村生活面貌应该一年更比一年好，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与呆在农村相比，进城务工能赚更多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现款，可是，城里生活需要现款应付的场合比农村多了何止几倍!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方方面面现款花销与农村相比，差距岂可以道里计。所以，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及其家庭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打工而得到明显改善甚至于还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农民，从刚刚成年(甚至未成年)的“新生代”到五六十岁的“暮年”，一有机会就往城里跑，务工生活的单纯，即不担责任与风险(用农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用操心”)恐怕是其中一个不可小觑的原因。刘高兴们进城拾破烂，每天几时开工几时收工，一天收多少，几乎都是随心所欲相当自由没有人会干预他们。所以，刘高兴经常有时间“胡思乱想”:“你有了这些破烂，我却有了一座城哩!”“我想去看看兴隆街所栽的那棵紫槐，悠然地拉着架子车，不紧不慢，蛮有节奏……能欣赏街巷两旁商店门头。”他甚至可以“一直追逐着一朵柳絮到了九道巷”，或是看鸽群“不断地在楼与巷道的上空盘旋”……而农村就不一样了。农业劳动是讲究季节性的，过了季节时序就不行，个中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紧张非亲身经历者不能体会;同时，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天吃饭”，而“天”又往往是变幻莫测令人捉摸不定的。所以，农业劳动风险很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千百个环环节节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能导致严重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万般辛苦就此付诸东流，那种无奈甚至锥心般的痛苦足以让人头撞南墙也不能缓解。所以，农民的思想负担是很重的。相形之下，进城务工，不论是进工厂、往工地、还是做“自由职业者”(例如拾破烂)，虽然劳动强度也不小，但是，那大多只是体力上的，“即便是每日累得发胀发肿，到晚上烧一盆热水泡泡也就是了。”(刘高兴语)思想上则比在农村时轻松舒服得多:天是老板的天，地是老板的地，纵使天塌地陷也有老板去独身挡双手擎，不干打工者什么事。自由职业者则可以躲进小窝(大多是租来的栖身之地)成一统，管他雨骤与风狂。刘高兴嘲笑“那些没来西安的清风镇人”:“一天干到黑腰累断手磨泡了工钱有多少?一天挣五元钱算封顶了吧?咱多好，既赚了钱又逛了街。”可是，他也许很少想过，进城务工的他们，在赚钱、逛街的同时，是将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育、夫妇之间相互的扶助等等他们本应该承担的人生责任一概抛却，最大的补偿不过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寄回数量有限的一点现款。可是，这些现款远远解决不了家庭中所有问题。小说中写到五富的老婆:“五富的老婆差不多是满头的白发，我们离开清风镇的时候，她的头发黑漆漆的，现在却花白成这样!”从“我们离开清风镇的时候”到“现在”，期间间隔的时间尚不到七个月!
(二)进城务工者在抛却人生责任同时也意
味着其失去了在“责任”中成长的机会人的成长贯穿一生且具有不可逆转的阶段性。而且，它是需要通过对人生责任的承担来实现的。没有承担人生所应承担的责任，成长也就因此失去了依托的根基而成了一句空话。例如，从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撑门立户、养老育小是成年男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三部小说中形形的人物在这些方面几乎都不够格。在我国，二十二岁即为男子法定婚龄之始，而父母双亡的刘高兴三十四五岁了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也就是说，在人生最好的年华里他没有经历婚姻家庭生活，何谓“责任”、何谓担当，他也许从未认真思考过，在农村婚姻受挫，他似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房子、土地扔下来到城里。来到城里以后，他更是无牵无挂天马行空，种种可笑的幻想甚至胡思乱想都明显地表现出不虑人间烟火特点。五富对老婆孩子与家庭的情感，他似乎一点都不能理解。当麦收时节，五富挂念老婆的艰难，神情黯淡地说“咱是不是该回去了”的时候，他居然说“不是有你老婆吗?”“就那几分地，你老婆还收割不完?你要是死了人家还不活啦?!”他虽然也“操心那五分四厘的责任田”，但是他很快释然———收下的麦子不够车票钱，不划算。他更是对因挂念老婆而流泪的五富进行冷嘲热讽。所有这些，都是因未曾承担过相关责任而来的简单思维的表现。而他那一心要成为城里人，而且要找一个穿高跟尖头皮鞋城里女人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更是不折不扣的幼稚。离异的刘跃进只身进城务工将未成年的儿子扔在学校，意味着将其作为一个父亲所应该承担的对儿子的教育责任抛向了虚无。那么，在教育子女中和子女一同成长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老乌出门在外因混得不如意过春节都不回家，作为儿子，他对年迈的父母所尽的义务与责任甚至比不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更不用说对农业生产及乡村公共事务的参与了。所以，老大不小的他，能给予父母的除了牵肠挂肚就是忧心忡忡，很明显，刘高兴、刘跃进和老乌们抛却了作为农民所应承担的家庭建设与社会生产及公共事务责任，其成长也就由此受阻甚至停滞了。
二、情感荒芜
抛却了与生俱来的责任，离开了家庭及所属的人群与生活方式，进城务工者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片荒芜。
(一)从家庭亲情看，距离会造成情感淡薄
虽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但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在中国，自古家庭盼团圆，“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之类诗句不计其数，表达的无一不是对家庭与亲情的向往与眷恋。而这些进城务工者亲人之间的情感表现令人感叹痛心:三部小说中出现的形形进城务工者，除了拾破烂的五富不时表现出对老婆的感情，其他人要么老大未婚且恋爱无望(刘高兴与孟夷纯之间的“爱情”根本就不能叫情而且前途灰暗);要么人到中年家庭破碎;要么婚姻名存实亡等等。同时，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正常亲情也所存无几。例如，刘高兴的侄儿进了城，“明明知道了我的住处却不来见我，能见韩大宝不来见我……”刘高兴从侄儿捡来的包里发现了一条项链，就说“这可是我发现的，最少卖了钱一人一半。”而侄儿的反应则是“他扔给我五十元，竟然用很鄙视的眼光看一个长辈。”叔侄间亲情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刘跃进辍学早恋的儿子来找父亲，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和对父亲的丝毫温情，只有对金钱的渴望溢于言表，老乌在心力憔悴时回到家乡，得到的更多只是父母的抱怨等等。个中缘由和他们进城务工，远离家庭时日既久而造成的亲人间情感淡薄是分不开的。
(二)进城务工者之间不存在真正友情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进城务工者，在四顾茫茫的城市里，“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经济或曰利益是他们之间最重要甚至唯一联系纽带。刘跃进和集贸市场的小贩老黄、吴老三等由于“天长日久”的买卖往来而“成了朋友”，可是，只是因为酒后“摸了吴老三媳妇满胸一下”，他竟被老黄“说合”赔了吴老三三千六百块钱，吴老三“从此买猪脖子和鸡脖子，都换了摊子。”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更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后来，落魄的刘跃进投靠任保良，在其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俟刘跃进酒后失言，将任保良蹲监狱的往事“顺嘴秃噜”了出来，两人就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原本打算不动声色地设计打发他滚蛋，只因为不让刘跃进买菜的那一个月，多花了两千多块的菜钱，任才重新“还政刘跃进”。由于实实在在的生活的艰辛，他们之间即使有些感情因素存在，那也是极其淡薄不堪哪怕是最轻一击的。例如，老乌在老板“黄叔”创业伊始，就一路与其同甘共苦，颇有患难之交意味，可是，老乌所经历的种种表明，他终究不过是“黄叔”的棋子一颗。拾破烂的刘高兴、黄八、杏胡夫妇之间也莫不如此。
(三)在进城务工群体中，言语交流也显得别样艰难
刘跃进所在建筑工地，“几百号人，全是男的”。他离婚数年，没有接触过女人。在工地做厨师的他空闲下来，固定的去处是同为进城务工者的马曼丽的发廊，他去发廊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听女声”，认识马曼丽之前，他为了“听声”，喜欢坐在地铁口。“一天忙完，听会儿女声，心里也安稳和平静许多”。而在拾破烂的刘高兴们看来拾破烂是世上最难受的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话少，让人“整天能憋死!”他们因此“就越发感到在街巷中收破烂的单调和寂寞……几乎一整天都不说话。”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发生了可怕的令人揪心的变化:“他们都有了一种心理，就是盼望街头有斗殴事件发生。”他们更会诅咒贫富差距还有城乡差别，进而是盼望天下大乱大家谁都别过好日子———所谓“怨不在大，可畏唯人”，作为一国之最普通民众，千千万万进城务工者此种心理所潜藏的负能量着实是最可怕的。
(四)进城务工者的“恋爱”，更令人唏嘘不已
刘高兴因为一次偶然，进到一家美容美发店收破烂，从而接触了孟夷纯，进而“爱”上了她。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这“爱”来得简直有点莫名其妙。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别无选择的结果———在他的生活空间里，除了破烂收售“业务往来”，平时和刘跃进一样几乎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到女人———可是，他却为此自豪不已:“一个拾破烂的还就爱上了城里的女人”。而实际上，孟夷纯也不过是一个进城务工者，而且是一个走上了邪路的“务工者”，根本不能算什么“城里的女人”，他们之间那种关系，也绝不是什么“爱情”，至多只不过是他感官的“单相思”而已。正如孟夷纯所说:“……我在你走后就觉得我可怜其实你也可怜，可怜人见着可怜人，或许我还能给你说更多的话。”相形之下，她说的句句是实话，而刘高兴则显得有些天真与幼稚。老乌同样非常渴望爱情，可是他先后接触的同为进城务工者的几个女人，带给他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感情伤害。后来，阿湘甚至将自己和香港司机的“非婚生子”扔给他一走了之，他为抚育孩子吃尽了苦头，而且因这个孩子，他失去了与阿霞结为夫妇的可能性。他与孩子之间有了胜似父子的亲情，可是，这时候，得了绝症的阿湘又将孩子硬生生地从他身边带走。已近不惑之年的老乌从此不知所踪。刘跃进离婚数年，没有接触过女人，“连个情人也没混上”。后来，他认识了马曼丽，心里有什么话都告诉她，还觉得他们俩“早晚会上床”。但是，马曼丽心里有话却不告诉他。马曼丽想结婚的对象是说话幽默的老袁，可是老袁在老家有老婆孩子，而马曼丽依然痴痴地等着其离婚再与她结婚。最终却发现老袁是“最大的骗子”，先后连续的三声“滚”流泻的是一个女人情感受伤后内心的无奈与绝望。
三、前路渺茫
现阶段的中国，绝大多数进城务工者前路渺茫，这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融入城市困难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结果。在社会生产力远未充分发展的当下中国，城乡差别有如天壤。所以，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历来是中国农民最大的人生梦想之一。在这方面，三部小说中，《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表现得尤为突出。出身农村的他认为自己和周遭的同类不一样———他“活该要做西安人”，他就是抱着“要做西安人”的梦想来到城里的。所以，当孟夷纯说他“不像个农民”，他就觉得“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年华老大的他在乡村婚姻受挫，他居然认为“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进城以后，尽管从事的不过是极其普通的拾破烂工作，但他从心底里无时无刻不在为成为城里人而“奋斗”。然而，在中国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城市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困难重重，这甚至可以说是刘高兴、老乌、阿湘们的宿命。其原因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他们无技术没资金不懂城市生活规则等方面，因为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有技术有资金懂得城市生活规则的。根本原因应该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城市尚无接纳他们的能力。刘高兴说“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可是，他似乎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的碟子都有装大菜的机会的。正如在刘跃进眼中，“中国别的不多，人多。”瘦猴们就感叹“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黄八们牢骚满腹:“这雨天……咱日他妈连饭都没啥吃，这政府咋不管呀，市长讲究深入基层哩，咋不到咱这儿体察民情呢?!”从理论上说，城市是应该“爱”刘高兴们的，政府、市长也是应该“管”黄八们的，可是，很多情况下，实在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在刘高兴眼中，“拾破烂是只要你能舍下脸面，嘴勤腿快，你就比在清风镇种地强了十倍，你也就饿不死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可是，这只是无牵无挂的他简单的思维而已:在城里，“能舍下脸面，嘴勤腿快”或许能保证一个人饿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证全家人“衣帛食肉不饥不寒”，能保证人饿不死，但不一定能保证人冻不死病不死愚昧不死。当下的城市需要外来务工者，因为它需要其拾破烂卸煤车出苦力扛重物照顾老弱病残等等。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城市也承认外来务工者“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同时，城市更多担忧的是他们“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毁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
(二)职业发展无望
大多数进城务工者从事的主要工作不外乎以下几种:首先是没有技术含量或技术含量很少的“苦力”工作。如建筑、制造、拾破烂、送水、送煤气等。这类工作是进城务工者从事的主要工作。一则人民网信息显示:“建筑行业由于劳动强度大，用工主力一直是外来农民工。如沈阳市建筑行业旺季时职工达到38．8万人，其中农民工36．2万人，占总数的93．3%。而剩余的6．7%的管理人员，大多是城里人，农民工的上升空间极为有限”［引自finance．people．com．cn。］;第二类是餐饮和养生休闲服务类工作;此外还有那些见不得人的“工作”等等。这种种工作或曰职业发展前途大多是无望的。第一类工作可替代性强，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终将被淘汰的多，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一般人无法继续干下去;第二类工作稍微有点“技术”含量，但是，由于服务对象与场所等因素限制，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技术提升难度不小。例如，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当厨子，顿顿萝卜炖白菜或者白菜炖萝卜，加或者不加猪脖子肉而已。其厨艺要得到明显提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刘跃进到老最多是开一家最低端的小饭馆而已———当然，在城里，即使是开最低端的小饭馆，仅有一点厨艺还是远远不够的。至于那些见不得人的所谓“工作”，和“发展”就更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三)回乡路途遥远
小学数学有着非常强的抽象性，而他们的主导思维是形象思维，为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需要创设关于教学知识的生活情境，进而让学生可以在轻松、快乐的学习气氛中学习数学知识。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有关“相遇问题”的时候，为了让学生迅速地学习与掌握“同向而行”“相背而行”“相对而行”的异同，教师能够在教学课堂上给学生安排下面的小游戏：学生几人一个小组，可以自由地进行组合，在学校内选择某个地点，为学生提供10分钟的游戏时间，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正确的演练，最后，教师集合所有的学生到教室互相沟通和交流。这样，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能够为自我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快乐和满足，不但将抽象的问题变得形象直观，激起了学生的学习欲望，而且还让学生真正地体会到了实际生活当中的数学原型，使学生切实掌握了有关的数学知识，也体会到了生活实际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数学，进而激发了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除此之外，针对教材当中一部分有着较强实践性的数学内容，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走出教学课堂，在教室外面开展教学，以使学生在实际的环境当中更加有效地理解数学知识。
二、跟实际生活相联系，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可以说，数学知识跟实际生活是统一体。例如，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年月日知识的时候，要求所有的学生说出自己真实的出生年月日，再要求学生间对自身年龄的大小进行比较，以使学生明确自己比其他的同学大多少或者是小多少，如此就能够使学生更加顺利地学习这一部分的知识，也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有效地跟生活实际相联系。为此，在教学之前，教师需要启发学生对生活实际的一些学习素材进行收集，以使学生累积更多的数学知识和数学问题，实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实践表明，倘若教师能够启发学生在实际生活当中探究数学素材，那么就能够让学生体会到实际生活当中时时处处都充满数学知识，学生的数学学习也会变得更加亲切和自然，学生仿佛置身其中，从而激发学生的主观学习意识，最终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