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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英美新批评派；有机形式主义；统一性；真实性
一、英美新批评派的历史渊源
新批评派是20世纪20至50年代英美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得名于美国梵德比尔大学文学教师约·兰塞姆(JohnCroweRansom)1941年所著论文集《新批评》。这部文集赞扬托·斯·艾略特等人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见解，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l9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批评。兰塞姆在书中用“新批评”来指称T．S．艾略特、I．A．瑞恰慈和I．温特斯三位批评家，但后来“新批评”的帽子却落在了兰塞姆和他的几个学生的头上，进而成为一个方便的标签，用来标志一大群观点各异甚至互相矛盾的批评家。现在一般公认的新批评家是兰塞姆、艾伦·塔特(AllenTate)、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Brooks)、罗伯特·潘·沃伦(RobertPennWarren)，以及稍后—些的韦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和雷内·韦勒克(ReneWellek)。“新批评”这个词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美国文论家乔·艾·斯宾岗(JoelEliasSpingarn)于1911年出版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一书中提出的。斯宾岗的“新批评”指的是克罗齐美学。第二次就是出自于美国约·兰塞姆所著论文集《新批评》。它是一个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派别。这个派别一、二十年代在英国发端，三十年代在美国形成，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取得主导地位。第三次是五十年代法国出现的“新批评”。它是指当时法国文学理论领域内纷纷涌现的各种学派(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总称。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从欧洲大陆进口的各种新潮学说的风行，以及欧美各种社会运动的勃兴，新批评逐渐失去了往日受人瞩目的光彩。
二、英美新批评派在中国的误解误判
新批评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被引介到中国文学中来，八十年代更有系统的翻译和评论。但由于新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所以迄今为止，新批评仍然没有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新批评派成员众多，主张庞杂，从国内有关新批评的一般的论述来看，新批评被认为是一种狭隘的形式主义文论，它专注于文本本身的细读分析，把作品看成是一个自足、封闭的体系，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甚至不要作者、读者和社会历史研究。尽管只要认真读一读新批评的论著，这种误解和歪曲就会不攻自破，但强加在新批评之上的错误印象却始终摆脱不掉。不论新批评在英美的兴衰荣辱如何，新批评在热衷追逐西方话语的中国文坛的确没有多少正面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批评在”新时期”的文坛中主要局限于理论探讨的范围，运用新批评的理论方法对当下的文学现实做出切实评判的批评家寥寥无几。
在反对新批评的声音中，还有一种奇怪的论点，就是认为新批评只适用于短小的诗文，不能对长篇巨制进行条分缕析的细读和评价。新批评的实干家们没有用他们的理论方法做过长篇小说的分析研究，但他们的经典论著给广大文学读者提供了分析原则和方法的良好示范。从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的观点出发，考察长篇作品的“统一性”、“连贯性”，分析其情节结构、修辞手法，探求作品意图，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说都是可行的。新批评的当事人对这种批评方式的潜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正如韦勒克所说：“我们应想到世界文学的无穷宝藏在用许多种语言对我们讲话，大声要求我们去诠释和评价”。误解和误读只是导致新批评在当代文坛遭受冷落的一个因素。各种新兴的理论流派对新批评的攻击责难也很多，并且在很多新派理论家的眼中，新批评是一种过时、偏颇、必须要超越的批评流派。这个背景对中国的接受者来说，多少影响了他们运用新批评的兴趣。
三、英美新批评派的价值
新批评派从象征派的美学观点出发，把作品看成独立的、客观的象征物，是与外界绝缘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称为“有机形式主义”。在文学标准的问题上，新批评家们坚持“有机论”(organicism)的观点。他们认为，一部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一定连贯性和完整性的语言结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作品的全部意思正是这种“语境”(context)的产物。“有机论”的观点使新批评家拒绝了对作品做“形式”和“内容”这样传统的二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形式”正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作品的意思。形式就是意味，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的。从有机论出发，新批评反对图解概念的作品，而要求主题找到恰当的象征体、“客观对应物”。与“有机论”紧密相连的，是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真实性”、“合理性”(ocherence)的要求。如果诗人、小说家讲话的方式得当，叙述得成功，那么作品所传达的经验便会合情合理，整部作品也就具有了真实性。
新批评派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批评的任务是对作品的文字进行分析，探究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隐密的关系，称为“字义分析”。象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美学理论，字义分析是他们进行评论的具体方法。新批评的“细读法”(closereading)常常能够帮助读者深刻把握即使是晦涩难解的作品，也能够在对作者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解读其作品，发掘其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 世界文学；国际视野；歌德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35-05
世界文学不仅在欧美，而且在中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蓬勃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世界文学正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它为不同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的不是时尚的理论趋势，而是恢宏的国际视野。时下的理论多发端于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或哲学等。其结果是批评话语因为远离文学本身，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质。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已逐渐意识到，当下主要的问题是理论脱离文学。
作为今天的语言学家，你不一定要了解很多的语言，尽管在过去这是“语言学家”一词的内在含义：在过去的五六十年，语言学形成了一套无关语言细节，自成一体的研究项目。与此类似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文学研究也似乎再无需提及文学作品。〔1〕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著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 戈特弗利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约1315年-约1390年），著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民族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战后的学术研究中受到了质疑。由此，比较文学逐渐将重点放到平行研究，特别是基亚所说的“美国时代（American Hour）”④，以期通过观念、形象和主题的类比，开启新的研究空间。不同文学艺术作品都存在类同性，然而这些作品之间却不一定有实际的接触或影响。〔6〕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影响很难成为文学生成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没有一部莎剧是纯粹原创，或者说莎士比亚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有出处并受到前人或前期作品影响的。诗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独特的再创造而已。因此，对影响源头的探寻，严重地制约了比较文学研究。韦勒克（René Wellek）甚至将其讥讽为“文学外贸”。⑤然而，鉴于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全球政治经济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权力的不均衡，时至今日，歌德世界文学中所蕴涵的全球视野依旧是未能实现的理想；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依旧匮乏，比较文学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虽然在新的世界文学概念中确实表达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愿望，当下的一些讨论却仍笼罩在欧洲中心论的阴影下。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所描述的文字的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法国文学评论家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在她的著作《文字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里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不受政治经济法规制约的，高度自治的世界文学国度。根据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卡萨诺瓦提出边缘作家只有通过作品在大城市的流通，融入世界文学当中。在卡萨诺瓦看来，世界文学的生成经历了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三个重要时期。――译者注，及其形成扩展的历史过程，便是一例：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因富于拉丁文化遗产而成为了第一个被认可的文学强国。接下来是法国。16世纪中期七星诗社兴起，开始挑战拉丁的霸权以及意大利语的推进，从而形成了跨国文学空间的第一个试验性框架。随后西班牙、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相继加入到文学“资产”（assets）和传统的比拼当中。到了19世纪，民族运动在欧洲中部兴起，同时北美，拉美也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由此宣称了新的文学存在。最后，随着去殖民化，非洲国家，印度次大陆以及亚洲也开始要求认可其文学的存在和合法性。〔7〕
在卡萨诺瓦的呈现中，世界文学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而后随着19世纪欧洲列强的扩张，以及20世纪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而渐次向世界其他地区迁徙。她尤其强调了巴黎作为文字世界共和国首都的地位。在她看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空间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声称巴黎是文学的首都，并非基于高卢中心论，而是细致的历史分析的结果。事实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文学资源在巴黎的聚集，逐渐成就了它作为文学世界中心的地位”。〔8〕然而，人类的历史显然远比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时期更久远，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有多个重要的中心，这些中心也远比巴黎更大。我们不禁会好奇，对于希腊罗马的文学或是古旧的圣经文学，卡萨诺瓦会说些什么？我们也不禁要问，她是否意识到欧洲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强大的文化文学中心，如波斯、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它们早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很久，就已经是东亚的中心了。笔者以为如此基本的史实脉络即便是法国高中也是要讲授的吧。那“细致的历史分析”又怎么会疏漏掉这些事实，对法国以外的世界视而不见呢？卡萨诺瓦的著作颇受热捧，被批评界视为对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或许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但只是希望她眼中的世界文学空间能与可靠的世界历史地图更加吻合才好。
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弗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意大利裔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他认为文学批评是一门科学而非艺术，要想对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则必须抛弃文本细读。由此，他提出了“远距离阅读”的概念，即通过收集分析文学大数据来理解文学。他的《远距离阅读》一书获得国家图书批评界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基于这一理念，2010年莫瑞提创立了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通过计算机分析进行文学分析。――译者注是另一位世界文学研究的巨匠，他所提出的“远距离阅读”为完成浩瀚的世界文学阅读提供了一剂良方。世界文学之多，浩若烟海，即便是读完其中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莫瑞提认为“远距离阅读能让你关注到比原文本更细微或者更宏大的部分：技巧、主题、比喻，抑或类别和体系”。〔9〕远距离阅读有助于辨析这些单元的模式，不过远距离阅读也必须辅以文本细读，以便给予每个文本及文本细节足够的关注。莫瑞提最大的贡献在于叙事小说领域，特别是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研究。他认为在世界不同的文学中，小说的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即从注重都市文化的欧洲中心过渡到非欧洲的边缘。“……作为西方正统影响（通常指法国和英国的影响）和‘本土材料’相妥协的结果”。〔10〕这种中心-边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实用，但如果机械地照搬，则会使小说与本土语境间复杂的关系愈加模糊。小说作为文学形式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本土的语境有其固有的叙事传统，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依据现代小说的形式进行被动造型的“本土材料”。
例如，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早在14世纪就已经出现，比《唐吉柯德》还早200年。中国18世纪伟大的小说《红楼梦》（也称《石头记》）几乎对所有中国现代作家都产生了影响。现代小说作为舶来之物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实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倒是古典的传统，特别是本土方言小说构成了中国文学这棵勃发的大树的根茎，成为外来形式得以嫁接的基础。即便是20世纪早期，中最激进的知识战将们也没有把小说视为西方正统影响而全盘接受。因为离开了本土传统的滋养，小说根本无法生长。鲁迅（1881-1936）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史之一。他那些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就是古典与现代的巧妙融合。（1891-1962）倡导重新审视中国古典传统，从而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方法，直至今日仍颇具影响力。因此，边缘地区的现代小说史不仅是关于舶来的西方形式如何改变当地文学面貌的故事，更是，或许更有意义的是，西方形式自身在遭遇本土叙事传统时，如何被改变，以及小说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如何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故事。正如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所观察到的，“……文学作品通过异质文化空间的接受而成为了世界文学。这一文化空间在很多方面是由本土文化的民族传统及其作家的现今需求所定义的”。〔11〕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类别也适用于个体文学作品。
显而易见却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是一个地理学术语，它涵盖的是全球，而不只是某个部分或某个区域，无论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还是其他地区。严肃地对待世界文学中的“世界”意味着两点：其一，任何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必须走出同源或从属的语言文化区域，如欧洲或东亚语言体系，以覆盖更广阔的领域；同时必须考虑到来自各大洲的文学。要确保提出的言论并非局隅于某一个区域，文化地图学就尤为重要。这就引出了第二点，即翻译在世界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并充分理解不同语言谱系的作品必然面临语言学困境，要解决这个问题，翻译的作用不容小觑。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就是“在翻译中实现的写作”。〔12〕的确，正是翻译使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走出其最初的民族语境与读者对话，从而在不同的语言社区获得新的一席之地。这就意味着翻译是世界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但世界文学关注的不是不可翻译性及（具有误导性的）文化的不可通约性，或是翻译者的主观性及（具有误导性的）翻译晦涩性的理论争辩，而是实际的翻译与质量的关系，是翻译与原文的对等，以及翻译如何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对等的问题。世界文学将引发关于翻译的全新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文学翻译的真正贡献、面临的挑战、翻译的功能性及其创造性。
世界文学方兴未艾，它正随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断改变。文学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不容否认。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一方面对欧洲中心论颇有微词，一方面又津津乐道于现今亚洲经济的腾飞，南半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蒸蒸日上。然而，将文化的嬗变仅仅看作是全球政治经济现状的苍白投射，却是一种浅薄的误解。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何时出现都是危险的。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关键不是用中国中心论或是其他种族中心论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提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及其国际愿景，这将帮助我们建构全球视野，多元世界观，认识到所有的文学具有同等的意义，从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欣赏不同的文学作品。这是局隅于民族疆界，孤立地看待文学作品时所无法实现的。如果说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一直在力图超越民族文学的局限，那么，当今的世界文学则在为迎接全球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而蓄势待发。世界文学概念上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使以往被孤立，被忽视的区域的优秀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可能，它正扩展着我们的视野，有效地改变着我们对世界文学文化丰富性的认识。我们在当今世界所急需的国际视野正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相关性。
〔参考文献〕
〔1〕Saussy， Haun. 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M〕// 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12.
〔2〕von Goethe， Johann Wolfgang. Conversations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M〕. Trans. and ed. by John Oxenfor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3： 212-213.
〔3〕Carré， JeanMarie.Foreword. Marius Franois Guyard.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6.
〔4〕〔6〕Guillén， Claudio.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M〕.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1， 60-68.
〔5〕Guyard， Marius Franois.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1： 57.
〔7〕〔8〕Casanova， Pascale.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M〕.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 46-47.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唐顺宗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由于保守势力与宦官的联合反攻，致使革新失败。因此，柳宗元被贬官到有“南荒”之称的永州。他在任所名为司马，实际上是毫无实权而受地方官员监视的“罪犯”。官署里没有他的住处，不得不在和尚庙——龙兴寺的西厢里安身。于是，他怀着幽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千古传颂的名诗。
这首诗之所以有名，是它具有高超的艺术。仅仅二十字，便勾勒出一幅精彩绝伦的图画，作者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深深包含其中，的确堪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宋?梅尧臣）
但是，这首诗是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试看：千山万径，白雪茫茫，飞鸟绝迹，行人无踪；如此天寒地冻，令人望之而心惊，哪里还有什么垂钓的渔翁呢？青壮年恐怕都不耐其寒，何况还是一个“翁”。虽然，南方的江水冬天不结冰，但在这种情况下，照样会“冻的个寒江上鱼沉雁杳”。（明?王磐）况且，以打渔为生的人，最讲究捕鱼的季节性，冬天鱼不好动（在摄氏零度时呈休眠状态），其腹不饥，懒于进食（南方的鱼性如此），根本就不是垂钓的好机会，在冰封雪压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这首诗虽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却符合艺术的真实。诗歌是文学作品，允许艺术创造，决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它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典型化的方法，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景物，拼在一起，创造出完整的诗的意境，以寄寓作者的思想。被称为“诗佛”的王维，在作画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创作出一幅含意深刻的《雪中芭蕉图》（原名《袁安卧雪图》），但其拼凑痕迹明明白白，一见便知。而柳宗元这首《江雪》诗，却是巧夺天工，照样是拼凑，却不露丝毫痕迹。
那么，诗人又是怎样拼凑的呢？
首先，还得了解柳宗元的住处：“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东西墙谓之序）之西，属（连接）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高墙）以为户，户之外为轩（长廊），以临群木之杪（树枝末端），无所不瞩（注视）焉。”（柳宗元《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从柳宗元对住处的描述可知，他“无所不瞩”之景，无疑就是雪后的诗中之景。
然后，我们再来试想：诗人于当年冬天到达永州之后，心情怅惘，思绪万千，人地两生，四顾茫然。实是亲朋无一字，形影吊寒温。虽时过境迁，亦不能忘其恨。一天，寒风微动，大雪飞扬。诗人起坐无聊，出户立轩远眺。只见天地一色，茫茫无际。远处的山岭，参差错落，犹如玉砌银堆。再看那江上，水波不动，寒流无声，仿若素娟撕开偌大的裂口。在水湾深处，几株古树下面，系着一叶扁舟。又四下一瞧，没有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只飞鸟，只有诗人孑然而立。
如果没有雪景，诗人就不会联想到冷峻严酷的政治处境；如果没有孤舟，诗人就不会联想到渔翁。本来，披蓑戴笠的渔翁，是微风细雨时的装着。诗人为了既要写出冷酷无情的现实，又要写出自己孤芳自赏、顶天立地的个性。于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把一个平常的渔翁搬上船来。一幅极妙的大雪垂钓图便跃然纸上。
福建山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
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的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思辨应变能力，以及创造和制作媒介信息的能力。①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对于这种能力的教育和培养过程。要教育人们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各种媒介，从而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②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主张，是由英国学者和丹麦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提出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由于商业化的发展，大众传播的普及，传媒热衷于制造一些庸俗、通俗的流行文化，而这些流行文化是一些肤浅的、平面化无深度的文化，英国学者担心长期接触这类文化会导致人的低水平的满足，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特别是对青少年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他们提出应该通过系统、体系化的课程教育，来提高青少年的分辨、分析、批判、质疑与反思大众传媒所提供的文本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刺激—接受”“使用—满足”式的获得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对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批判，从而来抵制大众传媒对受众造成的不良影响，促使受众媒介素养的进步与提高。与此同时，丹麦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在中小学进行媒介素养知识的传授或者通过开设一些讲座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还是一个新兴领域，目前在这一领域里真正有新意的成果很少见。正是由于对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不多，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普及开来。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对媒介素养教育方面重视还不够，目前还是处于比较零碎的阶段。受众的思想上也还没有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大学作为传播知识的高等学府，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精英人群，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但是，在我国大学里面，除了新闻专业学生对于媒体稍有了解之外，其它专业学生对于媒体知识几乎是不大明白。大学生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目前还处于自发而不是自觉状态，需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从而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培养与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
大学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或讲座，普及媒介素养知识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福建山区高校也定期开办媒体知识方面的讲座。但仅仅只是让学生了解一些诸如新闻价值、新闻伦理、新闻道德等概念，而没有让学生掌握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批判质疑能力、创造创新能力，这样不利于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和发展。学生只知道了理论，而没有把理论运用于实践，学生对媒介素养的认识是肤浅的与感性的，而不是深入而理性的。这种对媒介素养的浅层次、低水平的认识，会使受众无法对媒体所传播信息本身进行评价，也无法对媒体的传播方式进行评价。因此，也就不能更好地使用和利用媒介。有人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意识方面，即培养公众注重积累知识的意识，认识和学习理性地辨别信息的意识，加强质疑大众传播媒介的意识，使其能辨别“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第二是技能方面，即培养公众了解不同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和传播的信息的本质及其形式，学习有效和高效获取信息的方法，加强分析、判断、认识、组织、综合信息的能力；第三，评价方面，即培养公众正确评价大众传播媒介信息的价值和力量，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增强与大众传播媒介互动的能力；第四，使用方面，即培养公众学会有效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帮助与促进自身的水平与生活质量，指导自身行为，能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参与公众事务，开展批评，实行监督。③显然，以上四个方面对于我们改善浅层次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媒介素养教育的空间有较大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福建山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小学数学教学新课导入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创设和谐的教学氛围,有效地构建愉悦的教学情境,使教学内容深深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深处,诱导学生把学习新知的压力变为探求新知的动力,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教师对新授内容的巧妙的导入,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习的能动性、自主性,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巧设悬念,创设情境
学生学习新知是一种特殊的情、知相伴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属于非智力因素范畴的情感,它是学生智力发展的内驱力。在导入新课时,需要教者巧设悬念,精心设疑,创建“愤”、“绯”情境,使学生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这必然促使学生自觉地去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使情、知交融达到最佳的状态。
如在教学“能被3整除的数的特征”时,老师先写出一个数“321”,问学生这个数能不能被“3”整除,经过计算后,学生回答:“能!”接着老师让每个学生自己准备一个多位数,先自己计算一下能不能被3整除,然后来考考老师,每个同学报一个数,看老师不用计算,能不能迅速判断出哪些数能被3整除,哪些数不能被3整除。这时,教室里气氛十分活跃,大家似乎都想来考倒老师。但老师对学生所报的多位数都能快速准确地判断能否被3整除,学生们感到十分惊讶。接着,老师进一步质疑:“你们自己不用计算,能准确地一眼就看出一个数能否被3整除吗?”学生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被难住了。此时,掌握新知便成了学生们最大的愿望。
二、利用已学知识,启发学生的思维
数学学科的特点是逻辑性、系统性强,新知是旧知的发展和深入。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同化理论,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观念,教者可以把它当成联接新、旧知识的纽带和桥梁。奥苏伯尔称之为“组织先行者”。
在教学“认识几分之几”时,老师先给同学们讲一段“孙悟空分月饼”的西游记故事。唐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一位卖月饼的老爷爷,望着那香喷喷的月饼,孙悟空和猪八戒谗得直流口水。老爷爷说:“你们要吃月饼可以,我先得考考你们”。他拿出四个月饼,说:“四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两人很快答出。然后又拿出两个月饼平均分给两人。最后他拿出一个月饼问:“一个月饼平均分给你们俩,每人得几个?”悟空和八戒回答说:“半个”。那么半个用一个数表示怎么写呢?这下便难住了悟空和八戒。这里利用学生们喜爱的西游记故事,很自然地从整数除法向认识分数过渡,利用旧知做铺垫,过渡到新知。真正做到了“启”而能“发”,激起了学生探求新知的欲望。
三、巧借实物器件,激发学生思考
学生学习新知总是在一定的情感中进行的。新授前,教者应构建“愉”、“悦”的教学情感,使学生在一节课开始,就被一种愉快和谐的气氛所陶冶。而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观察自己熟悉的事物、图画等教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应用数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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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师融入行业企业，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是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前提条件。当然，这种融入，并不只是走出去几次的融入，更是一种心的融入、情的融入。
1.夯实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
源于对文化育人功能、高职优势竞争力打造、高职校园特色文化建设、高职教育本质特征、行业企业用人信息反馈、高职生就业准备等诸多问题的关注及德育课程教改的思考，近几年来，我们关注行业企业文化建设进程，尤其是与学院校企合作比较紧密的单位的建设类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现场参观、座谈访问、资料征集、书面问卷、网站跟踪等方式多种途径开展企业文化调研活动。我们通过调研所了解的行业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成果、所见证的企业文化的功能作用、所把握的企业用人理念及对人才职业素质中观念态度精神类素质的要求，夯实了德育教师在高职人才培养中加强校企文化对接的认识基础，从而为探索优秀企业文化走进德育课堂的实践路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实践证明，教师融入行业企业，收集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人才素质培养信息，能使学生切实感受到德育课堂的教学内容及所传递的信息与自己现在的学习与未来的入职及职业发展有紧密联系。这是增强德育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的重要基础。
2.丰富德育课堂的育人资源与内容。
优秀企业有着融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教育因素于一体的品格，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德育基地。尤其是现代制度下的企业，更是学生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广阔天地，是学生职业体验和职业素质养成的重要舞台。一流的企业，有一流的风范、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作品，就如“亚厦”装饰总经理丁海富在评述公司总部大楼办公室的装饰效果时所说，这里的每一件装饰用品乃至灯光的配置都在无声中展示着亚厦、彰显着亚厦的品位，展示他和亚厦的奋斗历程、经营理念和未来蓝图。优秀企业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德育内容，对高职人才培养来说，是很接地气的德育资源。如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使命、职业精神、职业责任、职业诚信、职业价值观、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等在一个个优秀企业中都有比较全面的涵盖和体现。如歌山集团的“豪迈如歌，诺重如山”、“务实，诚信，向善，进取”的核心价值观；如亚厦装饰的“装点人生，缔造和美”的企业愿景，“为员工创造平台，为企业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美丽”的企业价值观；如五洲项目工程管理公司的“两富五洲人：知识精神富有，物质富裕”的企业目标，“想做好，不想混”的核心价值观”，“廉洁是最好的信用”、“廉洁自律，干净从业”的廉洁文化；绿城的“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代企业的生动实践，是增强学校德育教育针对性和感染力的德育资源和教育内容。
二、融入课程设计
在德育教育中，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载体，将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元素融入课程整体设计，是实现优秀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的重要路径。我们尊重高职教育不同参与主体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探索和谐德育目标实现的课程教改思路，以“校园人”与“社会人”、“职业人”的结合，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的统一为主线，从课程的基本定位，到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教学方式与考核的改革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设计。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是三个结合。
1.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
在遵循教育部、有关精神的前提下，我们从用人单位对高职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出发，系统设计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目标，以知识传授为基础、能力提高为重点、素质培养为根本，强调德才兼备，以德提才、以才强德，培养学生优良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价值观，实现基本理论教学与职业素质培养的有机结合。
2.基本理论传授与职业人生指导相结合。
我们从学院所依托的建设行业发展对建筑人的素质要求及所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出发，结合高职学生思想道德形成和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整合课程内容体系，有针对性地回答高职学生在成长成才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有关人生、事业、理想等方面普遍关心的德行修养和职业现实问题，如就业准备、
创业实践、职业选择、生涯规划、文化适应等。我们配合专业教育，实现职业指导的零开始，服务学生顺利就业、成功就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3.基本理论传授与实践体验参与相结合。
根据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规律以及高职教育与实践一体化的要求，我们应对高职教育主要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教学实施中，我们要突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整体设计与安排，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进企业，促进学生在实践体验参与中增强感性认识，提高思想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效果。
三、融入教学过程
遵循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融会贯通、自然地融入优秀企业文化的各种元素，是实践企业文化进德育课堂最便捷的通道。
1.优化整合教学内容，实行模块化教学。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基础》课教学与高职生的实际生活联系普遍不足的情况，学校应从加强高职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入手，优化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将全国统一的教材理论体系转化为有层次的课堂教学内容体系，实行模块化教学，把教学内容分五个教学模块，即领航导引模块、理想情操教育模块、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模块、道德观教育模块、法治观教育模块。在教学内容的五个模块中，教师要自然地融入校园人、社会人、职业人相结合及好学生、好公民、好员工相统一的育人目标，多视角地诠释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内容与要求。
2.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要求的结合点。
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寻找与行业企业发展需要的结合点，不仅把调研中所汇集的行业企业发展的信息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在课程教学的五个模块内容中进行有机渗透与融入，而且还将理想情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教育等问题放到行业发展的现实环境中去把握，积极引导学生直面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组织学生开展企业文化调研，引导学生在调研中去感知行业企业发展的需要，感受优秀企业文化的力量。教学中，教师将优秀企业的用人理念，企业的愿景使命，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等，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教育内容，有效地实践了职业院校德育工作的“工学结合”，是比较“接地气”的德育课程教改探索。
四、融入活动开展
【关键词】语文课堂教学节奏
语文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情景交融，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学效果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养和个人魅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和学习情绪。语文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也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与审美情趣的关键学科。语文教师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与组织者，如果能够用教学语言或教学行为有节奏地调控课堂教学，势必会激发起学生潜在的学习欲望，从而轻松、愉悦地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
一、课文结构起伏的节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节奏韵律无处不在，诚如郭沫若所说：“……譬如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四时代序，这便是节令上的节奏；又譬如高而为山陵，低而为溪谷，陵谷相同，岭脉蜿蜒，这便是地壳的节奏。”做艺术家的人就要在一切死的东西里面看出生命来，一切平板的东西里机看出节奏出来。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亦应如此。如果整个教学过程如同一潭死水，无风无浪，便失去了吸引人的魅力。“文似看山喜不平”教学如文，或有风过悬崖，猿攀蜀道之势，或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之雄壮；或如蜿蜒起伏之陵脉，连绵不断，迭起；或如《清明上河图》在形象排列上由静到动，由疏到密的节奏；或如板桥老人的无根兰花在形象排列组合中所表现的那种充满情感的节奏，才能紧扣学生心弦，吸引学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设计课堂结构时，充分考虑不同的文件特点，力求节奏鲜明，拨动学生的心弦。
二、在教学态势的处理上，要符合学生的思维节奏，做到起伏有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课堂教学活动本质上是学生思维的活动，学生思维活动的质量如何，是衡量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调查表明：一节课当中，学生的认知积极性呈现一个波形，最初的3～5分钟注意力不稳定，其后的30分钟是一般学生进入注意力最积极的时期，下课前7～10分钟注意力又开始逐渐趋于衰退，这为我们设置教学起伏划定了大致区域。在一堂课的开头，设计的问题要难度适当，于不知不觉中激发起学生学习的热情；而那些要求较高、强度较大的思维训练，要放在学生思维活动最积极的时间内进行；至于下课前几分钟，不妨安排一些听说读写的小活动，以达到在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的目的。
三、在教学方式的运用上，注重动静相生
教师课堂教学方式的间隔变换，有助于学生消除疲劳，保持注意力，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教师组织教学时，要巧于安排教学方式，使之有动有静，动静结合，如把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演示学生观察、教师提问学生回答、学生动手教师指导、学生自学教师辅导等教学双边活动，按照科学顺序有机组合起来，使教学活动在动静交替中有节奏地进行。如教学《钱塘湖春行》，教师先点拨各诗句的关键词含义，然后鼓励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中发挥想像，之后因势利导展开“说美”“唱美”，男女生分组比赛，看谁能把西湖的美说得透彻，看谁能为此诗谱曲。“想美”为静，学生沉浸在美的氛围中；“说美”“唱美”为动，学生深刻领会全诗，且此诗套用《同一首歌》的曲调后琅琅上口，背诵如流。
四、定位教师角色
教师职业是服务性事业，树立起全新的服务意识，就是尊重学生的发展需要，把学生当作教师的热心顾客，学生的成长既是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人，要把传统的学科本位，教材本位，转移到以学生为本位，为中心的课堂，也只有这样才能定位我们的教师角色。即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在《课标》中明确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主动共同发展，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学习。”教师是学生探究的合作者，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强调学生通过实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发展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在学生的探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应成为学生的亲密合作者。教师是学生发展的引导者，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为经验、主动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教师是个性化教学的创新者，教师不是被动地对课堂和教材进行执行，而是一个主动的决策者和建设者，同时也是专业知识的发展者。于是教师服务意识的增强，才能促进教师角色的定位，教师角色的定位，才能随时踏着课堂的主旋律而进行教学，有效地把握课堂的教学节奏，也才能提高教师的服务质量。
五、在教学的情感把握上，要自然流露、同频共振
语课堂教学中的感情节奏不单单表现为感情强弱的变化，更表现为各种不同感情的转换和变化，如：激昂、平静、愉快、悲哀、得意、紧张、悠闲、愤恨、同情等，这种感情的变化形成课堂教学的感情节奏，使语文课堂教学的美育效果得到充分实现。在情感节奏把握上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总体而言，无论教什么课，课堂的感情节奏应和文章的感情相吻合，当喜则喜、当怒则怒。第二，师生感情节奏应完全一致，只有如此教与学才能达到同频共振，才会有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我们不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做“听客”和“看客”，要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动口、动手、动脑，亲身参与课堂实践，包括知识的获取、新旧知识的联系、知识的巩固和应用的全过程。要强调：凡能由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要由教师提出；凡能由学生解的例题，不要由教师解答；凡能由学生表述的，不要由教师写出。
六、结语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在语文教学中，教师结合根据教材内容的难易度以及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把握好课堂教学节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周艳. 语文课堂教学节奏的审美性[J]. 中学语文教学. 2010（11）
[2] 胡国初. 如何把握语文课堂教学节奏[J]. 湖北教育（教学版）. 2008（10）
[3] 李学琼.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节奏的艺术[J]. 学语文. 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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