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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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关键词 计算构建哲学
1 引言
计算学科的飞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计算意味着什么？计算学科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成为哲学工作者和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人员必须面对的重大的元问题。建构计算学科根本问题的理论框架，形成计算学科的元理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从哲学的层面对计算机文化现象与计算学科的重新定位和反思。
2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出的客观依据
2.1 计算学科的发展要求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进行理论阐释
计算学科包括算法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的研究。全部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能（有效地）自动进行，什么不能（有效地）自动进行，它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学科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主要体现在三大层面：
（1）计算学科的应用层。它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与系统，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移动计算、计算可视化、科学计算等计算机应用的各个方向。
（2）计算学科的专业基础层。它是为应用层提供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层面，包括软件开发方法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电子计算机系统基础。
（3）计算学科的基础层。它包括计算的数学理论、高等逻辑等内容。
还有支撑这三个层面的理工科基础科目，包括物理学（主要是电子技术科学）和基础数学（含离散数学）等。
从计算学科这一庞大知识体系中不难发现，它欠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支撑。计算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哲学层面对计算学科中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分析和评价。因而提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计算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计算教育的现状催化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
ACM和IEEE/CS是美国在计算教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组织。在1989年ACM提交的《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报告中，它不仅第一次规定了计算学科的定义，回答了计算学科中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为计算教育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a new way of thinking），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是对计算教育科学几十年来的概括和总结，也是美国ACM和IEEE/CS联合发表的《Computing Curricula 1991》报告（简称CC91）以及《Computing Curricula 2001》报告（简称CC2001）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这种“新的思想方法”的实质就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内容。
在国内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以ACM和IEEE/CS的报告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组织了“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以及“CC91”的系列研讨活动，对CC2001进行跟踪研究，并分别推出中国“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1993”和《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提出和完善了具有哲学性质的核心概念的思想。
然而，所有这一切关于计算学科的研究还停留在计算学科方法论层面，没有进一步站在哲学的高度，从新的视角，实现计算机和哲学的有机结合。
3 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
3.1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发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及其方法论是在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它直接面对和服务于计算学科的认识过程，使人们对计算学科的认识逻辑化、程序化、理性化和具体化，它有助于我们在计算学科的研究中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从学科的核心概念、学科的形态、学科的根本问题、学科的方法等方面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计算学科的本质，提升对计算学科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对培养计算专业人才也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加速其成才。
3.2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创新方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的迷人之所在。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最后还有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的计算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等哲学问题。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能为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
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也为哲学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为哲学探究准备新颖的主题、方法和模式提供新的哲学范式，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 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4.1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定义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的事。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的重要问题、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阐释和评价的。它像数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元理论方法。它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功能。因而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可以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计算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以及对计算学科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目的是为计算学科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从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
4.2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它包括四个层次和七大方面。
（1）四个层次
①寻求统一计算理论，是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计算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计算学科的发展和应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计算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
②创新。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计算理论提供哲学方法。创新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③体系。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
④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创新为基础，对计算学科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2）七大方面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除四大层次外，还应包括以下七大方面。
①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包括：计算是不是一门学科？学科的本质是什么，学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核心是什么？等等。
②计算学科的思维方式。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基本上是模拟人类大脑解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分析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以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活动的。
③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基本问题是反映计算学科本质的，能对计算学科各分支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所具有的共性进行高度概括。重大问题是计算学科中的重要的理论模型的瓶颈问题及其未来走向。
④计算学科的创新及其素质要求。计算学科的创新，就是要围绕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走向问题、热点问题以及阻障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深入探讨和哲学评价，以期推动计算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就提出对从事计算职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的研究。
⑤计算学科的方法论分析。计算学科方法论是关于计算领域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一般方法的含义、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系统研究。
⑥计算学科的价值原则、伦理原则。价值原则和伦理原则是指对从事计算职业的人员的价值观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的研究。
⑦计算学科重大成果的哲学分析。如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哲学问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内容、形式语言和超文本理论的哲学问题等。
5 小结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重点是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如寻求统一的计算理论，对计算本质的理论反思等。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难点是创新，是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以及计算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分析等。（本文获“2005年全国青年教师计算机教育优秀论文评比”三等奖）
参考文献
1 Denning P J. Computing as a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89，32
2 Carl K Chang. Curricula 2001: Bringing the Future to the Classroom. Computer,1999，32
3 Tuning A M.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Vol. LIX
4 Chungang. Theoretical Models of Whistleblowing: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998
5刘钢.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9
6刘钢.当代信息哲学的背景、内容与研究纲领.哲学动态，2002，9
7郝宁湘.计算哲学：21世纪科学哲学的新趋向.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6
8郝宁湘，郭贵春.量子计算机动摇了丘奇-图灵论了吗？.科学，2004，6
9郭贵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发展展望.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5
10陈火旺等.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8
11赵致琢.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认知问题的研究简报（Ⅰ,Ⅱ）.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01，1
12赵致琢.计算科学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8
13董荣胜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9
14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
15范辉.打开计算学科知识殿堂之门.中国大学教学，2003，4
16范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方法论探索与实践.计算机科学，2003，5
17郭玉刚，范辉.论计算学科方法论的作用及构建.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3
[关键词]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
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然趋势，又是图书馆实践深入和理论提高的迫切需要，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认识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这为开创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其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正确引导图书馆事业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和应用的现实意义。
1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吴慰慈发表的论文《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图书馆哲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引起我国图书馆界的关注。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图书馆哲学的内涵进行探讨，关于什么是图书馆哲学。从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图书馆哲学的论文来看，其理论体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应致力于探讨图书馆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这才符合科学发展的综合与分化的规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且指出当前研究的任务和方向。图书馆哲学研究是图书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课题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存在具有哲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问题，例如：图书馆是什么，图书馆精神是什么，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馆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图书馆的知识观、学习观、价值观、人文观、科学观、管理观和发展观等问题。这类问题与图书馆的存在和发展，与图书馆人的前途和命运都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探究和解决，因此我们选题为图书馆哲学的问题研究。提出以问题研究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为目标，探讨问题研究的特征、程序、内容和意义。在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的研究状况和问题。在我国图书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升华理论、抽象概括，理解图书馆哲学概念及其内涵、明确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组织体系结构、把握相互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合理逻辑论证，在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过程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
2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组成部分。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现实与目标之间差距上的障碍和矛盾，在认知主体头脑中的反应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导向性、系统性和建构性的特征。问题研究属于方法论范畴，是向往目标而进行的认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建立问题研究的运行机制，发挥其功能作用，达到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
2．1问题研究的特征
问题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图书馆哲学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引起人们关注和思考，产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动力。问题是新知识的生长点，科学理论始于问题研究，其发展和完善在于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进程中，从未知达到已知，又从已知向往未知，不断地进步、不断地丰富、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创新，从而获得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理论。
问题研究具有导向性和系统性的特征。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它似触角伸向研究领域各个方面，探寻前进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扩展研究的范围，进行有序性、相关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活动，具有导向和系统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的进程是从一个问题的提出，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导出相关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展现出问题的问题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系统。
问题研究具有建构性特征。它把研究对象、经验事实、理论观念、研究途径与研究方法等各种要素进行协调组织，把理论与实践、思维与经验、认识与发展等各种关系进行相互联结，在问题研究中发挥具有组织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项主动建构的认知活动。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对问题进行研究，采取观察判断、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反思评价、综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维方法，获得新的认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实现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2．2问题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设计程序为提出问题、假说生成、检验论证和应用发展等四个阶段，形成组织有序性、连贯协调性、互动促进性、整体优化性的运行机制，具有阶段性、周期性和循环优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通过有目标地观察图书馆的现象，发现和提出有研究意义和价值的问题。由此进行解析性思维，确立研究的主题，明确其核心概念。假说生成：根据科学原理和已知理论对问题的论题，进行假定性说明。开展理论陈述和逻辑推理活动，经过由抽象到具体、模糊到清晰、高层向低层进行分解、扩展和转化的过程，产生新的观念、理论和模型，是一项富有建构性的思维活动。检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生成的假说进行科学实践的检验和逻辑分析的验证过程。这需要搜集证据材料，进行理性思考和判断，获取分析结果，正确和准确地表述生成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形成关于解决问题的科学结论，达到假说生成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完整性。应用发展：经过验证的假说，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断提高，上升为科学理论。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并且在应用中发展，以提高理论的高度、广度、精度和系统度，发挥建构和完善科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达到问题研究设定的目标。
3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的研究
在图书馆哲学问题系统研究过程中，各个问题之间存在着时序性、层次性、从属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等关系。这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各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确定研究的具体内容，提出和解决问题的顺序、途径和方法。我们设定问题研究的目标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确定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及其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主要研究图书馆哲学本体论、图书馆价值论和图书馆发展论等问题，它们相互独立、联系和作用，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其具体问题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内容。
3．1本体论问题
图书馆哲学本体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它属于认识论范畴，这是关系到图书馆哲学命题自身成立的根本问题。我们认为图书馆哲学产生与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科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关系作用。图书馆哲学生成是这两种需要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及其研究内容等问题，是解决本体论根本问题的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图书馆哲学思想是图书馆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反映，经过认识的飞跃、理论化、抽象化和系统化而逐步形成的。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分析我国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联系与图书馆关系密切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中，寻找我国图书馆哲学思想的源头和发展的历史脉络，认清其思想观念，发挥其时代价值，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科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形成既有层次又有交叉的科学体系。具体学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图书馆学等，是从哲学逐步分化出来的，为了解决本学科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它们上升层次与哲学联系和结合；同时，哲学也需要各具体学科提供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并且给予指导和关怀，出现学科分化和综合的发展态势，产生了部门哲学学科群，这是哲学和具体学科互动发展、共同需要的结果。图书馆哲学与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和管理哲学等同属一类，都是哲学的部门哲学，具有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是各自具体学科及其含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在科学体系的层次上，它们都低于哲学层次而高于各自具体学科的层次。在学科功能上，它们对各自的学科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发挥特有的应用作用，并在应用中自我发展和完善，同时为哲学母体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图书馆哲学的产生是图书馆实践和理论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扩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动促进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我们运用哲学的原理、观点和方法，在图书馆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在“学”和“问”的互动促进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经验知识，提高到哲学层面上进行理论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统化，形成一系列图书馆观念，集合为图书馆观，它们有机地结合构成图书馆哲学的学问。我们定义图书馆哲学概念为“关于图书馆观的学问”，它是探索图书馆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图书馆认识论、价值论、发展论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3．2价值论问题
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关于图书馆物质价值、图书馆精神价值和图书馆人的价值关系作用的问题，它属于价值评价范畴。人和社会的需要和满意程度是评价图书馆价值的标准。图书馆价值论是图书馆物质、精神和图书馆人的价值转化及其图书馆整体价值生成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一种文化组织机构，它符合人类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存在，必须为人类和社会服务而发展。文化是图书馆根本属性，图书馆物质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物化形态，包括图书馆建筑、文献、设备、环境等要素，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图书馆价值的基础，文献是其价值的核心要素，文献的知识是图书馆的本质属性。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图书馆价值观、知识观、学习观、教育观、管理观、服务观、人文观、科学观和职业道德观等要素，体现图书馆哲学的思想观念，对图书馆物质基础建设和图书馆人的活动具有指导和规范的价值作用，是图书馆价值的上层建筑，知识服务观是图书馆价值的核心观念。图书馆人是图书馆价值中最活跃的要素，在图书馆物质和精神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价值作用。图书馆人指具有图书馆相关的知识、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从事图书馆实践和科学认知活动的主体。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与研究中，发挥着图书馆物质和精神的价值转化和促进的中介作用，其价值具有潜在性特征，体现在开发组织文献知识和促进文献知识利用，转化为现实的个人价值和社会的价值中。同时，树立图书馆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确认识人生价值的取向，体现个体与群体、图书馆与社会相统一的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图书馆物质、图书馆人和图书馆精神相互关系作用的协调统一，形成图书馆价值转化运行机制，产生和提高图书馆整体的价值性，是社会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图书馆价值论问题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问题。
3．3发展论问题
图书馆发展论是关于图书馆发展观、发展目标、发展道路、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图书馆发展论是根据图书馆过去和现在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状况，预见它的发展趋势和思考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图书馆发展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图书馆发展论的核心问题，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观是图书馆发展论的重要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图书馆发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观念、明确目标，制定策略，逐步认识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和正确方向，逐步建立图书馆发展的科学理论。
人和社会的需要是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图书馆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的创新是图书馆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动力。图书馆发展要符合人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图书馆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时代精神，保持健康发展的状态，促进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图书馆发展趋势表现在图书馆文献以藏为主的“书本主义”向以用为主的“人本主义”观念发展，局部范围开放向社会全面开放发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协调化、资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务平等化、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应用化的方向发展。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图书馆与人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图书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知识与载体形态发展变化的关系问题，客观知识和主观知识的关系问题，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图书馆发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树立图书馆可持续发展观，做好可持续发展策略准备，以保证图书馆进入最佳的发展状态。
4图书馆哲学问题研究的意义
4．1理论意义
针对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问题研究是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问题研究的特征、设计程序、建立运行机制，发挥其建构图书馆哲学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问题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获取科学认识、建构理论体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问题系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图书馆哲学研究的目标、性质、特征和内容，对其本体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等主要问题进行探讨。以哲学原理、历史唯物观和科学发展观，论证图书馆哲学命题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明确了图书馆哲学的概念定义及其内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内容及其研究方法。在问题研究过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观念和理论，采取“抽想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图书馆哲学理论的体系结构，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展现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教育技术定位；教育技术目的；教育技术问题分类；教育技术活动原理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16-0004-05
一、引言
教育技术学及其学科的定位问题是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基石，而其他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石上的大厦，如果地基不牢，大厦随时有坍塌的危险。[1]自从电化教育在国内开展以来，我国教育技术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理论体系去指导教育技术实践的开展，不明确自身在信息化教育实践中的定位。[2]定位是否准确，关系到学术的方位、工作的效应乃至系统的正常运转，如果定位错误，就不能司其本职，造成整体的紊乱，[3]甚至陷入一种“被寄予对教育进行革命的巨大期望―在学校中大规模实施尖端技术―数十年后被证明期望落空”的怪圈之中。[4] 因此教育技术的定位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对已有的定位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刘美凤指出教育技术定位于技术（这里的技术不仅包括信息技术，还包括观念形态的技术，如各类教学策略、设计模式、开发流程等）。 [5]张祖忻进一步指出，教育技术不同于教育领域其他研究与实践的独特之处是其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把教育技术作为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来定位。[6]梅家驹同样认为“教育技术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而它的定位却在于技术，它涉及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研究和实践‘如何做’的问题，并不是一种纯科学的概念”。[7] 但关于这个问题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李龙指出教育技术不应该仅仅定位于“技术”，还因为它逻辑起点的双重性，既是教育学学科的分支学科，又是技术学学科的分支学科。[8]本文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提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尝试着对教育技术问题进行分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笔者的观点给予论证。
二、问题的科学哲学观点
当代许多有见地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问题”推动研究、指导研究，问题的深入就是研究的深入。[9] 爱因斯坦在与英菲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将“问题”看作是科学发展的契机，把物理学进化的历史看作是问题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历史。希尔伯特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也同样把“问题”看作科学和数学发展的灵魂。杜威在他的《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将生活看作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十分强调研究要从考察问题境况入手，人的思维、实践活动是从疑难情境（困难、问题、疑惑）开始的。陶行知曾说，创造始于问题，有了问题才会思考，有了思考才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有找到独立思路的可能，有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造，但没有问题一定没有创造。[10]武法提认为，教育技术应坚持学科的应用属性，其使命是从教育技术的视角、用教育技术的方法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技术应该放在解决教育问题的大背景下去思考。[11]同样有学者认为学术发展史就是问题发展史，并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教育学是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同样可以引申为“教育技术是以教育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三、 问题及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1. 问题的一般分类
问题的分类方法和标准有多种，笔者列出了一些主要分类：
（1）按心理学可以将问题分为良构问题和非良构问题。良构问题是非真实情境的、解法同一且具有唯一解的问题，非良构问题是基于真实情境的，有多种解决方法且没有唯一解的问题。但在实际过程中，人们遇到的问题是良构和非良构问题的综合元问题（mete-problem）。[12]
（2）按系统科学方法可以将问题分为硬系统问题（以霍尔系统工程方法为代表）和软系统问题（以切克兰德软系统方法为代表）。[13]
（3）按学科内容可以将问题分为物理问题、化学问题、生物问题、数学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等。
（4）问题主要由4个要素组成：目标、个体的现状、从现状到目标的障碍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按障碍要素分类，可以分为3类： “内插障碍”的问题、“合成障碍”的问题和“辩证障碍”的问题。[14]
“内插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问题解决只需要对已知操作进行正确组合和排序。 “合成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与问题的期望状态Sw是已知的，但是有效操作的具体组合是未知的，并且有几个操作本身也是未知的，因此问题解决是找到有效操作并将它们通过正确的方式组合起来。 “辩证障碍”的问题是指问题的初始状态Sa是已知的，但问题的期望状态Sw只有一个整体性的标准，而且其标准和程度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问题解决需要考虑主观层面上最令人满意的方法。
障碍的类型决定于问题解决者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不同。一个问题一般不会只有一种类型的障碍，教育技术问题一般是多种障碍混合的复杂问题。
（5）按问题解决的方法分类，可以把问题分为简单问题（用简单方法可以完美解决）和复杂性问题（用复杂性的方法论可以改善）。
2.教育技术问题的分类
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研究的对象。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教育技术问题：网络课程开发问题、知识管理和知识工程问题、绩效技术问题、网络教学问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问题、教学设计问题、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利用教育技术提升学生学习水平问题、多元教学评价问题、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远程教育问题、移动学习问题等等。
根据何克抗的观点，也可以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益、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问题。[15]效果即改进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水平，如乔纳森的技术支持下的问题解决、技术支持下的思维建模、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基于设计的学习、基于案例的推理、技术支持下的知识建构、虚拟创客空间与创造性学习；效益体现在用较少的资金投入获取较大的产出，即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如网络学院和开放大学利用信息技术突破时空扩大招生规模；效率则体现在按质按量地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只需较少的时间，如利用网络查阅教学资料，可省时便捷；网络环境中的协作问题解决可跨越时空，节省了大量时间。
按学科内容，依据AECT94定义，笔者把教育技术问题分为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和混合问题两个大类。基本问题又分为两个小类，即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网络课程开发、移动学习、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等）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情境教学的设计、网络环境中的自主学习设计等）。而混合的教育技术问题（如绩效技术、网络教学设计与开发、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问题、远程教育环境建设等）一般是上述两类基本问题交织、混合而成。
教学技术问题的解决进而可推动教育的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学水平和效率，使终生学习的理念变为现实。
3.问题导向的教育技术
张掌然在《问题的哲学研究》一书中将问题的功能分为以下四种[16]：
（1）导向功能：问题的导向功能是指问题大致规定了认识的方向，规划了探索的大致范围，指出了思维的基本视角。
（2）组织功能：认识活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经验事实、理论观点、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与方法等诸多因素以问题解决为核心被组织起来。
（3）激发功能：问题具有挑战性、刺激性，能激发我们探索的积极性。
（4）评价功能：问题能够作为评价认识、思维和理论以及人的行为和境界的尺度和标准，以至于波普尔和劳丹都把问题看作科学进步的评价标准。
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教育技术问题具有导向功能，即教育技术问题管控着教育技术活动，教育技术活动应该围绕教育技术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教育技术活动是否有效应该进行评价方可知晓。而教育技术的评价应该依据教育技术问题解决设定的目标。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四、从学者的观点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手段
从问题的科学哲学方法论视角，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看法，与以下学者观点一致：
埃林顿认为，作为教育技术就是解决问题的系统、 科学的方法；海涅克也提出教学技术最基本的前提是策略，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里的教学技术也可以理解为教育技术；罗米斯佐斯基在关于教育技术及其学科的认识上强调教育技术是科学的方法，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指出了教育技术定位在“ 技术”、“ 策略”、“ 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杰恩瑞也提出教育技术的实质是理性地运用人类对教与学的研究成果解决实际的教学问题。[17]同样，焦建利教授也认为教育技术问题是教育技术学研究的起点。[18]张祖忻教授提出，国外教育技术文献上常认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是“问题解决者（problem solver）”。[19]任友群也认为，“所谓教育技术，是指为解决教育问题而采用的教学的、学习的、开发的和管理的技术的集合。”[20]杨开城在《教育技术学――“开发取向”的教育理论探究》一文中提到，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开发取向” ，使教育技术学必然成为一门通过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验达到对教育教学系统运行规律的自为性理解的学科，这里的“开发取向”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形态的技术。甚至，杨开诚也明确提出，“教育技术自始至终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而存在的， 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方法和技巧”。[21]这些说法都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的观点。
不仅如此，刘美凤还认为，多媒体课件开发也是解决相应教学实际问题的手段。[22]高文认为教学设计是一种教学“问题―解决”的工具。[23]除此之外，张祖忻也提出，教育技术领域使用最广泛的九四定义强调的五个范畴：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其实就是一种系统技术。[24]这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从侧面论证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
另外，从宏观层面看，现今发展迅猛的网络教育也可以借助技术整合优秀的师资力量，平衡教育资源，为解决教育问题提供契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波认为，通过网络实现的廉价和便捷的教育资源可以为教育公平问题带来实际上的改善。网络教育的发展也为学习的个性化、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这些观点都为“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
五、从中外的一些典型案例看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斯坦福大学创新学习中心主要负责人之一、学习科学与技术设计项目主管罗伊・庇（Roy.D.Pea）从1981年开始研究信息技术如何支持与提高学与教（教学过程优化问题），目前的项目WILD从1996年开始促进学生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中的重点难点；[25]
温特贝尔特大学的认知与技术小组（CTGV）从1984年开始研发有技术成分的教材（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该中心开发的贾斯珀系列有利于创造培养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学习环境；[26]
美国学习技术中心（CTL）所做的EETI项目致力于提高技术在促进教与学上的有效性（教学过程优化问题）；CLNet项目致力于帮助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中进行高质量的基于一定标准的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7]
《E-learning：在数字时代传递知识的策略》（罗森伯格著）是E-learning领域里第一本描述如何发展一种全面的组织型学习策略的书（教学过程优化问题）；[28]
《学习环境的理论基础》（戴维.H.乔纳森著）一书中，笔者提出用活动理论创设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学习（混合问题）；[29]
《教学设计原理》（R.M.加涅，W.W.韦杰等著）阐述了如何根据不同的学习结果类型创设学习的外部条件，从而引发学习者学习的内部条件以促进学习（教学过程优化问题）；[30]
《教学系统化设计》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Dick&Carey教学设计模型（教学过程优化问题），这些成果都致力于解决特定的教育教学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手段；[31]
MOOC提高教学效益和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推进终生教育的实施；翻转课堂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促进了学生的知识建构。
任友群根据一些国内教育技术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发表在相关教育类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归纳总结了目前国内教育技术界研究的热点[32]：
（1）学习技术系统（基于语义网络Semantic Web、虚拟现实技术等）的创建，研究如何用技术激发学习动机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支持自主学习，支持探究学习、协作学习、反思学习、体验学习（如怎样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促进学习，知识管理技术在促进学习中的作用）。
（2）研究网络教学的问题，如网络教学资源的共建与分享（开放式教学资源网络管理平台的研究与实现），基于网络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的创设（WIKI在教学中的应用），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网络课程设计（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网络课程设计以及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3）研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
（4）研究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目标导向情境学习的教学设计应用研究）。
（5）学校教室中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问题（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白板、多媒体教室解决方案、数字化语言实验室）。
（6）教学互动分析技术问题（混合问题，如借助课教光盘直录系统）。
（7）利用教育技术培养学生有关思维能力的问题（混合问题，如应用培养创造性思维元素的教学策略与方法等技术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学设计的过程模式》）。
（8）多元教学评价与教学评价自动化问题（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计算机辅助评价中的技能性非客观题的自动测评和主观题的自动化测评问题）。
（9）教师教育研究问题（教学过程优化问题，如研究教学中的提问）。
（10）计算机的网络技术新进展在促进学习中的应用问题（混合问题，如网络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在网络课程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11）视频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有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如交互式流媒体课件的开发、任务驱动与流媒体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点都放在解决教育技术领域内具体问题的基础上，因此笔者认为，教育技术是一种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技术手段。
六、小结
本文简明扼要地论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哲学方法论，尝试性地将教育技术问题分为基本问题（包括适合技术支持的教学资源建设问题和教学过程优化问题）与混合问题两大类，提出了以教育技术问题为导向的教育技术活动原理。同时，引用教育技术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和国内外教育技术的典型案例对教育技术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的观点给予了论证。
参考文献：
[1]刘美凤.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2]熊冬春.从历史使命谈教育技术的定位[J].电化教育研究，2008（4）：21-24.
[3][7]梅家驹.教育技术的定位与错位[J].中国电化教育，2000（1）：9-11.
[4]任友群.理论 实践 方法――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国教育技术研究的趋势展望[J].电化教育研究，2010（9）：29-33.
[5]乌美娜，杜媛.科学探讨定位与内涵，促进教育技术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教育技术学学科定位问题研究》评介[J].现代教育技术，2006（3）：79-80.
[6][19][24]张祖忻.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 ――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一）[J].现代教育技术，2006（2）：5-10.
[8]李龙.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二论教育技术学科的理论与实践[J].电化教育研究，2003（11）：18-22.
[9]林定夷.问题与科学研究――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社，2006（1）：8.
[10][11][12]武法提.目标导向的网络课程设计[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
[13]苗东升.系统科学大学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200-235.
[14][荷]山尼.戴克斯特拉，[德]诺伯特.M.西尔，[德]弗兰兹.肖特等主编.教学设计的国际观（第2册） 解决教学设计问题[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07.
[15]武法提.网络教育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
[16]张掌然.问题的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230-237.
[17]刘美凤.教育技术的定位――美国学者的观点[J].中国电化教育，2003（3）：8-12.
[18]焦建利.教育技术学元研究论纲――教育技术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索[J].电化教育研究，2004（4）：8-13.
[20][25][27][28][31][32]任友群.技术支撑的教与学及其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11.
[21]杨开城.对我国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发展现状的反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39-44.
[22]刘美凤，康翠，吕巾娇等编.多媒体课件教学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3]高文.试论教学设计研究的定位――教学设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之二）[J].中国电化教育，2005（2）：13-17.
[26]美国温特贝尔特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著，王文静，乔连全译.美国课程与教学案例透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应用比较起来，社会科学的发现似乎只具有较少的原创性。但吉登斯认为，这并不能说明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社会科学具有本质上的实践性品格，所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某种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它参与到了社会生活的反复不断的建构过程中。比如没有社会科学“主权”、“民主”等现代概念，现代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针对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或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两个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会物理学”研究理路，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应当而且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他称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社会事实”(socialfact)。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客观性、强制性以及社会性。而在吉登斯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及其理论传统，对社会学来说本身就是错误的，它们仅仅是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在社会学领域里的一种深层反映。因此，这样的社会学方法论必然无法解释、说明和把握社会的真实结构，必须用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去超越上述方法论的对立。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针对帕森斯、墨顿等人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方法论的。他试图努力打破功能主义神话，在关注社会宏观结构中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机整合。其实，针对社会学方法论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元论研究倾向，很多社会学家表示出越来越多的不满，试图用一种新的理论统一社会学二元论。同时，社会变迁的现实也需要对传统社会学方法论进行变革。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针对“二战”以后欧美各国社会变迁的实际。他试图超越“左”和“右”，寻求社会变迁的“第三条道路”，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自我认同。与哲学方法论所追求的形而上学不同，社会学始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注重“经世致用”。因此，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社会发展问题也就成了社会学关注的对象。
二、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思想是有内在呼应的。
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进一步阐明了结构和人的能动之间的互相生成的关系。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因此，结构并不是对人的行动的一种制约，它更多的表现为某种使动性。可以看出，吉登斯是试图重新界定结构的概念，以“二元化”来代替“二元对立”，以实现社会学方法论中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统一。 吉登斯认为，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会从宏观结构层面上对个体的制约，也有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这两者相互统一于社会有机体中。她主张抛弃个体与社会的二元论，因此行动就必定是一个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的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认为:“在社会研究里，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千差万别的时空跨度中存在着相当类似的社会实践，并赋予创门以‘系统性’的形式。”这样一来，吉登斯就将这样两对关系化约为一对关系—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的关系，并试图在这二者之间实现架通。他主张用结构二重性代替二元论。认为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渐开始撩起他结构化理论的神秘面纱。他承认结构在整体上对作为个人存在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行动具有某种“强制性”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选择性，但却不像涂尔干那样，强调前者对后者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他承认无论思考多么宏观复杂的社会问题，都要对主体以及主体的能动性有精微确切的理解，但却不像许多解释社会学家一样，一味强调个人是社会的惟一构成要素，埋头于人的具体行为、动机而不顾整个社会系统的反应。他坚持认为在社会理论中“结构”是一个必须的概念，但他关于这个概念的观点与英美功能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是作为一个“描述性”术语出现的，法国结构主义是以还原的方式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他认为“结构”概念的这两种使用方法将导致从概念上模糊能动的主体。
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作是分散的实体。理性、动机和意图等，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个行为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地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反思性指“持续发生的社会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实践将能动者与结构、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的过程。人的行动是有意图的，但结果却并非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动的结果。而正是存在着意外后果，才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与系统的再生产有了存在的意义，保证了社会与系统生产的非复制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不断演进与社会的变迁。因此“能动行为”和“行动”的问题就在吉登斯的整个分析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社会再生产，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系统再生产则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这两者来化解微观和宏观的对立。系统整合的机制是以社会整合的机制为前提的，时空的伸延与扩展将二者联结起来。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由于时空的有机统一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使得系统整合从属于社会整合;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产生了时空分离以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民族国家的兴起。在吉登斯看来，宏观社会结构的力量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一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至于马尔库塞那里集中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和更为具体地对作为启蒙大旗的理性的批判。以前者观照，启蒙所鼓吹的原则以现实的同一性统领甚至代替社会科学的对普遍性的强烈追索，把社会科学看作只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切记述和客观摹写，并因而摒弃了社会发展的否定辩证法的问题，不自觉地充当了现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这样，启蒙由于无限制地扩张而倒退成了关于自身的神话、启蒙由于对自己过分地自信而导向畏惧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后者观照，随着启蒙的辩证发展，人们以个人利益的算计代替了对理性价值本身的追求，这样，理性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客观理性就为主观理性所代替；由于这种主观理性本身只不过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脱离了客观理性本身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启蒙和理性的大纛曾经一度把人从蒙昧主义的暗夜中引领出来，现在却又把人推向神话和工具理性的深渊，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辩证法。无疑，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功绩获得如何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从社会批判的理路上来说，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使它在语言学转向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代思想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前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从它脱离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抽象而无根的；从它内在于主体意识和历史哲学、艺术概念之中的角度来看，它拒绝明确日常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这种理性概念是“理性的哲学一历史概念”，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在谈到意识哲学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发生了关系。”
由此看来，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客观理性概念仍然作为一种抽象的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而存在；它仍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理性活动既表现为整体的反思，也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的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理性蕴藏于哲学和艺术之中并且能够在历史中实现它的潜能。这就是说，合乎理性标准，而非合乎常识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合理的。而所谓真正的理性标准从何而来呢?除了绝对理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黑格尔坚持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完全同一，即精神在现实中确认自身。但是，他是以精神自身的主导运作为基础的：现实是在作为精神的工具的意义上才是和精神相契合的；而精神只有在辩证运动中才能和现实同一起来。按照分析学者埃尔斯特的理解，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人把主观精神向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理性观念仍然居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存在于自然及其表现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概念无法解决它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烈反对现实能够完全实现理性，他认为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是对现实的实证主义式的辩护。他认为，即使现实完全背离理性，理性本身仍是存在的。这样看来，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本身既具有意识哲学的内在特征，又是无根的。这样的理性概念必定拒绝明确的日常语言分析。
第二，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找到克服这一抽象真理观的现实机制；它反对主观理性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冲破由主体性编织而成的自我持存的藩篱，这道藩篱使个体为了自我捍卫而对他者采取策略行为而非追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体间性范式的缺位使得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观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甚至跌进它所批判的理论陷阱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并且“从未将它扬弃”。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做出足够明晰的阐释。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是从旧社会批判理论仍然处于意识哲学范式之中这个总体判断人手来批判它的真理观的。事实上，即使仅仅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来看，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和实效主义的真理观一起被批判了的，尽管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结果来看，它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先在性；黑格尔的真理观是目的论的真理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虽则精神在运动中达至真理，但真理却停滞于意识于自我意识的统一之中；否定性被肯定性的锁链闭合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这个判断用于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合适的。《启蒙辩证法》还批判了真理的实效论，认为把“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同起来，“显然是无稽之谈”；它同时反对“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和真理“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命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真理观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只有一种表达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用一句浅明的话来说，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出路。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真理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它未能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真理概念。这种真理概念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的交往活动之外的真理标准。哈贝马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论证，真实性和有效性至少在商谈的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当主体视角为主体间性视角所改造的时候，全体和部分的冲突也就被超越了。另外，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治国的程序民主、话语民主以及道德范畴给传统哲学的范式变革提供的契机，因而也没有为社会批判找到新的话语切人点；除了否定性的批判，它在现实面前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批判，与对理性的内在主体性的意识哲学特征的批判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体制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形式化和程序性的特征。在民主法治国中，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思想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用话语解释和论证的优点，相应地，也具有可用话语批判的优点。而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道德范畴具有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特征，它从本质上拒斥主体间性的话语论证，并因之而大大削弱了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构造性能力。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范畴的优越性和它们的话语论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种话语论证性的基础上，道德一实践领域通过人们的学习能力而获得进步，这种进步是技术理性的进步所不能取代的。
二交往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引入与推进
现象学哲学家施特拉塞尔认为，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梅洛一庞蒂四位哲学家都强调理解的概念；倪梁康教授亦明确地指出，不仅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当下影响也规定着哈贝马斯思维内容。
这两种思路都把哈贝马斯放到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对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明确的自觉。在谈到交往理性概念的建构时，他认为自己“既吸取了释义学的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的邂逅对于理论双方都是重大的事件：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据点，而语言哲学摆脱了纯粹语义、句法和语用分析的形式主义面孔，发生了从真值有效性向陈述的真实性、言说真诚性和社会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展。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他借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论精髓，结合中国的儒家思想创造出自己的人本理论。他认为人道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并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但又是不断运动进化的，这种进化是道德的进化，而道德则是价值论的实现者;推动道德由小己一社会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是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永存的意识和意志。
(1868-1940)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一生伦理学著作很多，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其特点是‘兼容而并包”。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他处于国弱民穷、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为了救国图强，从英法哲学到德美哲学，从康德、叔本华到杜威和罗素，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进化论到空想社会主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吸收。从主观上说，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之道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长处是能集众家之长，补充、丰富和提高自己;短处则是博而杂乱，甚至自相矛盾。然而，仔细考察，笔者以为贯穿于其伦理思想始终的红线是人本思想。
一、借鉴资产阶级人本精髓，结合儒家思想创出自己的人本理论
特别推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他在其《传略》中宣称:“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对法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国回吞枣，而是按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消化改造，成为他自己的思想。
第一，在人道主义的涵义上，其独特见解为，人道主义有广狭两义:狭义就是专指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特别是追求人类全体幸福的思想;广义则是以“‘凡识论’为标准”，即所谓宇宙万物以至人类都是“有识者”，都有“盲警的意志”。人道主义不仅关乎人类自身，而且还关乎宇宙万物。因此，他主张世界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提倡蔬食主义，爱及禽兽。
第二，注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他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悠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自由就类似儒家的“义”。所谓平等，他认为“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就相当于儒家的“恕”。而博爱，就是要“爱大’，相似于儒家的“仁”。这样一来，把先秦儒学中“仁”、“义”、“恕”等观念所包含的人道因素引人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中，使之适应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并找到了它的历史根源和中国土壤，符合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特点，更易于传播和接受。
第三，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于其伦理思想的始终，他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他的首要纲领，统领各种人道主义的原则和规范，他根据人道主义精神，提出群体主义道德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三个层次:自他两利原则、利他主义原则和绝对利他原则。在国际关系上，他主张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提倡世界主义;在两性领域，他主张男女平等，友爱互助，婚姻自主，离婚自由;在道德教育匕，他主张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内容，造就全面人格的资产阶级新人;在道德修养上，他主张科学修养，克己博爱，达到人道主义的理想境界。
第四，不仅把人道主义建筑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而且还在人道主义中引进了进化论的思想。同法国启蒙学者一样，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如他说:“人类本平等”，“抱不平之心，则人所皆有”，“人苟有亲仁之心”，“人生而有爱已爱他之心象”等等。同时，他认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本兼有竞存与互助，互助是人类本性，是人道主义的自然基础。把他的人道主义和进化论的互助主义融为一体，从而使他的人本理论独具特色，可称之为进化论的人本理论或互助论的人本理论。
二、从人本理论到道德进化论的升华
从进化论的人道主义出发，看到，道德发于人的天性，但是它又是运动进化的。道德的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描述为:小己一社会，人道主义。
认为，小己是道德进化的最低阶段，从道德上对小己阶段进行价值判断应当具体分析。
(1)首先，他认为以自我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己主义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它违背人道主义精神。其次，他认为以他人之小己为最高价值的利他主义也不能成为道德的最高目的和最终归宿。因为第一，他人之小己的相加，其价值仍然等于他人之小己;第二，这种利他主义的前提和归宿，都是自我之小己。因此，这种利他主义实质上“不过利己论之扩充者耳。”
(2)他提出另有一种纯粹利他主义，其根源不在于以自我为目的而利他，而是出自人类天性，即人类天生具有的利他本性。对于这种利他主义，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应以人性为标准，凡是符合人性，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则有道德价值。在客观上，以社会贡献为标准，贡献愈大价值愈高。
(3)他认为，小己阶段的道德价值也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价。在主观上，无论是自存、自利还是自成，都是从自我出发，追求个体幸福，因而“无所谓价值”。在客观上，“则对于最大之鹊的，而自有一种相当之价值。”自存、自利的价值，因局限于个体幸福，“皆不免随历史而消亡。”惟有自成，因利他，助进化，合人道，所以具有道德价值。“惟自成主义，则与人道主义之鹊的，相为关系焉。”这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尽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在基本精神上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道德向前进化，由小己到社会。社会的道德价值，可分为公众幸福为目的，又能集中公众意志推动公众进化。社会的范围愈大，个体为社会进步和公众幸福作出的贡献就越大，道德价值也就愈高。尽管在社会阶段上，人们的道德价值要远胜于小己阶段，但是以社会为道德最高目的仍有局限。因为在社会范围内，道德价值不仅在空间上受到一国利害之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受到国家谋划久远的制约，因此“社会之生命，在吾人意识中，仍不能不有制限也。”
既然社会也不为人们道德之最高目的，那么就必然向前进化，从而进人人道主义阶段。人道主义，不仅追求人类全体幸福，还要涉及宇宙万物。人道主义在空间上包揽一切，无边无际;在时间上无限久远，永无终极。因而，一切以人道主义为最高鹊的道德行为都具有永垂不朽之道德价值。“如是，则一切小已，虽推之无涯之远，无穷之久，而无不包括于此主义之中。吾人道德之行为，以是为鹊的，则庶乎所致力者，永远无消歇之顾虑矣。”然而，人道主义的大鹊的，在实际上是永远也达不到的。因为第一，人道主义在时空上是无限的。第二，人道主义作为全世界共同之关系，必须合全世界而共同经营才能达到，但是，“人类所具之道德心，与其所处之地位，常不能一致。”第三，从历史上看，真正以人道主义为鹊的“而直接尽其达此鹊的之义务者，常旷世而一遇。”因而，人道主义之大鹊的，只是一种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它只能逐渐接近而不能达到。这样一来，人道主义之大鹊的，是无法以理性和意志来把握的，而“止能以清感迎合之”。在那里，理性的形式是哲学，意志之形式是伦理学，情感的形式是美学。因此，人道主义这种最高道德价值的实现，只能通过美感教育来完成。因为“人道主义之最大阻力，为专己胜。美感之超脱而普遍，则专己胜之良药也。”在看来，任何伦理道德都关乎功利，唯有美感，一是超脱功利，全无利益之关系;二是人心所同;三是无鹊的之可指，而自有其赴的之作用;四是人哇所固有，而无待乎外砾。所以，人们要达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境界，美感教育是唯一途径。
人道主义既然不能以知识概念来把握，只能凭借信仰和情感才能达到，这样，人道主义最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彼岸物，这无疑是深受康德等人影响的结果。也和康德一样，把世界划分为现象和实体两部执然而，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其本质都是意志。实体世界有一个最高的盲警意志，主宰一切;现象世界有无法计量的、大小不一的、各有自己特性的意志。但是，“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固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鹊的。”实体世界是人类追求、信仰的最高理想境界，州门的精神只有最终超脱现实的一切，才能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鹊的。然而，他那个实体世界，由于客观上并不真实存在，因而他关于实体世界的描述也就不可避免地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道主义成为一种宗教物。当然，他的人道主义的宗教蒙昧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他主张“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种作用。”
无疑，的人道主义中的这种矛盾，是基于其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如同他把世界的本质看作是意志一样，在伦理道德上，也把道德价值看作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何谓价值?不外乎意识中悬一种之鹊的，而欲有以达之，事物之与意志及情感无关者，即无所谓价值……然则事物之价值，无不由主观之意志而发生，明也。”虽看到了价值的主观性和相对性，但他把这种主观性和相对性过分夸大，从而否定了价值的客观性和绝对性，走上了唯心主义的道路。
正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把推动道德由小己一社会一人道主义不断进化的内在力量，看作是人们一种不断追求道德价值永存不来的意识和意志。这种意识和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心理养成。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自我超脱，从小己进而社会，再进而人道主义。他说:“然则吾人所超越小己之鹊的而擅于社会者，以为小己之意识，而于一时，不若社会之久远。以社会为道德行为之效果，仍不能不有一种消灭时期之意识，此又非吾人所能满意也，于是进而为人道主义之鹊的。”这样一来，他就把道德进化和发展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人的意识和意志，从而过分地强调了人类自我完善的内在心理要求，掩盖了社会客观存在和社会经济状况对道德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使其道德论滑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一利!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论。
关键词：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计算思维；抽象；能力标准
“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是以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为目标的[1]。而计算思维作为人所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这是因为计算思维说到底就是一种方法论的思维。陈国良院士指出，计算思维无处不在，当计算思维真正融入人类活动的整体时，它作为一个问题解决的有效工具，人人都应掌握，处处都会被使用。自然，它应当有效地融入我们每一堂课之中[2]。我们认为：“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可以理解为对计算思维的内涵和外延的准确解读，建立计算思维在课程中的表达体系，将其映射和融入课程知识点和技能点结构体系中，以能力标准作为计算思维在课程中的落脚点和表现形态，通过能力要求来助推计算思维品质的提升，是将计算思维的理念、方法落在实处的有效途径。
一、计算思维的培养是通过能力的培养来践行的
思维是智力与能力的核心[3]。思维作为人的一种特质是内隐的，而各种能力是不断通过行为和活动成为外显的。例如：对言语信息的感知、对知识概念的记忆和关联想象可称为知识技能；对技术方案的实施、掌握与控制称为操作技能；对问题解决过程中主体的思维定向、控制和调节称为策略技能。上述能力概莫能外地围绕着思维来开展。也就是这些能力臻达了思维的本质与效用。
计算思维就是将所研究的问题抽象表示为形式化、程序化和机械化的对象，成为可以用于机器做批处理的对象，这种抽象也就是计算思维的精髓。从知识体系中将具有本质属性的知识抽象出来，不再依赖于背景知识；在工具操作中将具有本质属性的操作抽象出来，不再受制于工具功能；在问题解决策略中将具有本质属性的策略抽象出来，而不再局限于问题本身。从而避免了对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不加以区分，将所有知识、操作和策略“头发胡子一把抓”。这种关于抽象的操作机理内化到人的意识、行为、习惯中就是能力。应当反复强调的是：“能”有别于“技”的最大差异就是“能”更注重于问题的本质属性及其与非本质属性的区别，通过概括和迁移，内化为一种心理机制，即使是面对陌生问题也有一定思维指向作用。只重“技”不重“能”的后果注定要沦为工具论的受害者。
二、计算思维的能力培养形态及其体现
人类学习的结果是其性能发生相对持久的变化，加涅（R. M. Gagne）称其为习得的性能（capability）[4]，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学习者的能力培养。计算思维在“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和建设中的体现最终将落实在对知识、操作和策略进行抽象加工的能力培养上，而有一定目标和指向性的能力标准则是培养过程的具体化，是参照点和执行依据。课程改革应当从能力标准入手，开展知识的重组、活动的设计以及资源的开发建设。参照加涅的学习结果分类，这种基于抽象的能力标准可以归结为三个维度来展开：（1）知识重组与结构化；（2）技术操作与控制；（3）问题解决策略。分别对应如前所述的知识技能、操作技能和策略技能。
1.知识重组与结构化
课程知识、教材知识以及课堂讲授知识作为学习者知识的输入成分，是学习的外部基本条件。这些输入知识实际上就是学科知识的某种组织。这种组织不仅意味着学习活动的顺序，更为重要的是在课程中、教材中、授课中将知识包装成某种对象，这种对象形成了各种学习内容、学习资源以及评价方式。而后，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对输入知识进行认知加工，这种有学习者主体直接参与的加工过程所形成的结果才是学习者的知识技能。
从学科知识到课程知识，再从课程知识到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实际上是经历了两次重组，或称为两次知识的再组织。第一次重组是教师“教”的活动，第二次重组是学生“学”的活动。很明显，第一次重组是第二次重组的先决条件，课程知识、教材知识以及课堂讲授知识的重组为学习者认知活动奠定了基础。第一次重组的思维理念将注定会影响和渗透到第二次重组中。在这里，“教”的活动是因，“学”的活动是果。没有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因，何来计算思维能力养成的果。
当然，重组是手段，建构是目的。课程教学最终的任务就是知识的结构化，也就是所谓知识建构。一个结构的构成必须是相对稳定的、自洽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大学计算机课程建设和改革就是要了解学习者的建构规律，顺应这些规律，为学习者知识建构提供条件，适时推送易于重组和建构的以及引领其建构的知识，帮助学习者分析和探究其中相对稳定的部分。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将课程知识重组和结构化以帮助知识建构。知识重组与结构化可以体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对课程知识的深入理解，对知识点之间、知识单元之间以及知识领域之间的关联，对上下位关系、并列关系以及网络关系有一定的领悟，厘清其关系中的因果性、共存性、共通性、互动性等。
例如在讲授文字处理Office Word 2007的文档编辑时，在教学中必将涉及许多文本编辑和格式设置的子知识点的讲授。表1中的几个子知识点是必然讲授到的。
表1 生成规范格式文档所关联的子知识点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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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常见的教材和课程教学中，按照菜单、命令的界面排列位置分别介绍命令的效果，或者按照文本编辑手段分类分别讲授各自的功能。个中的问题就在于分立的效果或零散的功能之讲授是否有利于记忆和掌握，是否有利于知识的建构和应用，是否有利于抽象与内化。
试想：以生成一个规范的文件或论文格式为任务，将表1中的各个子知识点用一个任务关联起来，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按照一定的因果关系，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组织或结构，既凸显了每个子知识点在具体任务中的角色作用以便于记忆，又将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子知识点重新组织了起来。而最关键的是帮助学习者将很多知识点或子知识点形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网络。
（2）将课程知识中的可复用性加以概括。课程改革应当重视知识体系的沿革与进化过程中不变的结构成分。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工具软件层出不穷，软件功能不断提升。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内容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纵观近20年来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内容及教材，应用软件的变化，软件性能的变化，操作界面的变化已经发生过多少次变革数不胜数。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基本不变的，像基础概念中的数制和运算、计算机硬件体系结构和软件系统基本构成、应用软件的分类、程序语句结构中的方法（如：递归、循环、中断和跳出）以及在数据组织中的队列、栈、树等是稳定不变的。课程中，像文字处理中的文本基本编辑、文本查找替换、格式设置以及图形表格等对象的操作，尽管方式方法不断改变，但基本功能并没有大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到，各种文字处理系统如微软Word、Adobe Acrobat、Science word、金山WPS甚至CAJViewer等所有具有文字处理功能的系统，都具有上述这些基本不变的功能。对这些在工具进化中稳定不变的功能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本质属性的抽象。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避免就事论事，避免被动的教与学，避免追着软件走、追着版本走、追着菜单走。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被动的学习虽然也是知识的学习，但脱离了特定的条件，如软件的变更、版本的升级、菜单的更新，就注定造成知识的提前老化。鉴于诸如此类问题，在课程教学中对各种文字处理系统、各种电子表格系统、各种数据库系统、各种程序语言环境等做一定的总体分析，俯瞰可复用知识的本质，其抽象、概括的思维意识会得到训练和提高。
2.技术操作与控制
大学计算机课程作为高校基础课程的起始课，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综合性课程。在教学活动中，操作技能中所包含的动作技能被模仿、被重复、被强化和熟练。教材的引导以及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注意力多致力于营造操作型课堂，教师习惯于下达各种操作口令。在紧张而单调的训练中，学生紧盯屏幕上的菜单和命令，机械地操作着鼠标和键盘，思维逐渐变得迟钝僵化。这种教学方式省时、省力、省脑，教师习以为常，学生司空见惯[5]。从记忆型学习和跟随型操作中走出来的学生，缺乏自主思考、独立面对的能力，在新问题和新技术面前难以产生有效的应对策略。问题的缘起还是课程的工具论诠释，正是其工具性、操作性显而易见，使得技术操作中方法论属性往往被忽视，比动作技能更高的境界——逻辑技能和技艺技能，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操作技能中的动作技能要通过练习和实践来掌握，但绝不意味着就是单纯的重复。表2列举的都是操作技能要求比较高的技能点。很多学校的课程对此没有明确的要求，课程大纲中也不一定都要求在课上讲授，而实验环节中更不一定要求必须练习。可以看到，每个技能点由多个子知识点或有关操作组成，同样也可由它们替代和分别实现，至少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设想：不在Word中使用模板技术，通过一次次地各种设置也可以达到其作用；不在PPT中使用母板技术，通过手工设置也可以达到其效果；不会硬盘分区，就只是用一个C盘而不做其他分区，也并不影响机器运行。但是，课堂必讲的知识操作却不能更高效、高质地完成任务，不能将动作技能转换成更高级的技能。
表2 由多个知识点组成的技能点在当前教学中的常见处理方式
技能点 教学要求 练习要求
信息检索中使用多关键字、逻辑算符 必讲 选做
使用专业网络数据库 选讲 选做
硬盘合理分区 必讲 无
Word中使用模板 选讲 无
PPT中使用母板 选讲 选做
Excel中使用函数和逻辑表达式 必讲 部分选做
在教学中单纯讲授和练习动作技能，尽管学习者可以掌握此操作本身，但这种技能只有“技”的成分，而没有“能”的成分，不能达到熟能生巧，将一般的动作技能上升为高级技能（如逻辑技能、技艺技能）。由于高级技能是在一般应用技能之上的带有一定技巧和难度的高级使用，是通过学习主体思维加工后的具有更高操作技能要求的动作技能，所以不仅要有操作练习，还应当有教师的引导，因为教师的点化是可以起到点睛之功效的，毕竟教师得道在先。不能否认，逻辑技能和技艺技能，尤其是后者有时是靠顿悟产生，但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其中，教材、教师、课堂甚至同学的作用就是不容忽视的。
教学中的应用案例就是这种技能方法综合运用的承载对象。对于操作技能特点突出的案例进行教学，首先选择一个任务（或技能点），然后明确以不同形式表现出的操作对象和操作目标，在任务目标驱动下比较各种技术方案，优选最理想的，进而设计最合理的技术路径，聚焦最关键的控制环节，并以高效的操作方式、方法完成任务。与此同时，也应当归纳总结各种不同方案的共同之处，认清各种方案的本质属性，这就形成了逻辑技能，分析各种方案的差异之处，发现其优劣，择其优者，就形成了技艺技能。教学实践表明，运用恰当的综合案例将涉及的操作技能有序合理地运行，对操作控制能力的实际提升是行之有效的。
3.问题解决策略
问题解决策略是在知识技能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综合性很高的技能。梅耶（R. E. Mayer）对其定义为：学习、记忆或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包括应用策略进行自我监控[6]。问题解决能力来自于记忆中知识结构的复杂的相互作用[7]。依据广义知识观的观点，策略性知识是知识结构中最高层次的知识。问题解决策略的形成和掌握不仅对学习者当前习得的知识的“量”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对知识运用的熟练程度，即“质”，也有很高的要求，有理由认为这是计算思维体现的最为充分的技能方面。同样也是大学计算机课程要求的最高层次。尽管如此，问题解决策略技能也还是随处可见的。小到选择合适的方式来陈述一个问题，使其成为计算机处理的问题，即问题的机器化表征；大到对一个领域的相关方面建立模型使其能够用机器程序来处理。
乔纳森（Jonassen）从细化问题解决过程的信息加工模型出发，提出了结构化问题解决的教学策略步骤：（1）复习概念、规则与原理；（2）呈现问题领域的概念模型或因果模型；（3）出示样例；（4）呈现练习问题；（5）支持搜索解法；（6）反思问题状态与问题解法[8]。参照此策略，在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教与学的活动中将课程知识用知识网络关联起来，将关键知识点和技能点作为知识网络的节点，其连接的另一端就是关键知识点的相关知识，而关联方式也具有前提关系、包含类关系、同位类关系、例证关系或属性关系。所形成的结构就是知识模型，这种模型不仅可以对知识进行机器管理和表述，而且可以有利于学习者按照上述策略，结合知识网络结构从宏观到微观的结构层次进行分析、求解、应用和反思。
例如对应乔纳森策略步骤2的教学活动中，将数据库课程中的功能表述为五大基本功能：用数据定义语言（DDL）建立数据库结构并保存在数据字典中；用数据操纵语言（DML）对数据的存取、检索、插入、修改和删除进行操作；运行中的数据控制，即对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等进行有效管控；建立和维护功能，如数据的初始装入、转储、恢复、重组以及性能监视、分析等；数据传输，实现用户程序与DBMS之间的正常通信以及与操作系统协调等。这五大基本功能模块不仅仅是各种数据库都具有的基本功能，而且是各种数据库的基本结构的依据，实现知识网络化、模型化之后可以对知识结构有深入的了解，随时认识当前的知识点位于知识网络的什么位置，与其他知识点有什么关系。
对应用策略的过程所蕴含的一些重要规律加以总结归纳，所形成的就是问题解决策略技能。课程改革应当将重点放在养成策略运用的意识和积极发现策略运用规律的意识。
三、计算思维的能力培养取向
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的落脚点定位为基于抽象的能力的培养，而这种能力的发展最终绝不会满足于解决知识获取的问题，而应当是形成一种方法论的思维。方法论可以理解为：在反思和批判“方法的效用”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的原理。方法论思维的视野将扩展到学习主体的学科专业领域中。如果说基于抽象的能力培养是计算思维下位的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方法论意识则是计算思维上位的指导思想层面的问题。方法论意识从哲学层次解读了计算思维的价值并将其渗透到专业学科发展的各个方面，如：丰富和深化学科领域的研究范畴，改变学科领域的发展模式，拓展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体系。即对学科发展的范畴、模式和方法三个方面有实质性的贡献。
2012年教育部高教司组织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文科计算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研究。同我们一直以来的教改指导思想和工作侧重点所不同的是：本次改革项目旨在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通过能力培养，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改革，而不再将问题局限于课程知识体系的完善和细化、聚焦于分类指导的学科专业要求。课程改革在人才能力培养方面的长远目标将是使学习者具有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计算思维品质和素养，能够形成丰富和深化学科研究范畴、改变学科发展模式以及拓展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方面的核心能力。只有看到了这一方向性的目标，才不至于只专注于课程内容的细枝末节、教学方法的工具操作、课程体系的面面俱到，造成教学模式的低层次徘徊。
参考文献：
[1] 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J]. 中国大学教学，2010（9）：4.
[2] 陈国良，董荣胜. 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J]. 中国大学教学，2011（1）：7.
[3] 林崇德. 学习与发展[M]. 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2：148.
[4] 罗伯特·米尔斯·加涅. 教学设计原理[M]. 皮连生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11.
[5] 谢宝荣. 探讨操作与思维互补的教学方式——对“计算机应用基础”教改的新思考[J]. 计算机教育，2008（20）：74.
[6] 皮连生. 智力心理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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