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07
导语：在民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民法价值的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民法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的发展促使安全和效益成为民商法的基础性价值和主要追求。在传统的民商法领域中，安全价值仅仅处于从属性和派生性的地位。在传统民商法调整的交易关系中，安全价值体现在信用安全、信息安全以及交付安全中，但是一般而言信息安全对于交易的影响比较小，甚至是在钱货当面交易中并不存在交易安全问题，相对于非同时履行交易行为而言，钱货当面交易更加具有安全性。对传统交易方式中出现的欺诈问题，当事人可以通过预期违约、不安抗辩权等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传统交易方式中，不仅交易安全比较有保障，并且交易双方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信用安全问题也并不突出。显而易见，传统的民商法调整领域中，安全价值并没有成为其调整的重点和规范对象。在网络环境和虚拟技术运用中，信息的交流需要传递才能实现，信息的安全取决于网络自身的安全性，网络开放性、虚拟性以及技术性等特性都增加了网络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基于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而形成的民商法调整平台对于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因此安全性成为民商法中的基础性价值因素是必然的。另外，民商事主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自身能力的拓展，为主体自由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民商法价值体系的重构和调整
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包括效益、平等、自由、安全以及公平，其中自由是民商法制定和调整的根本和目标；平等不仅仅具有目标意义，更加具有工具性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平等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安全在民商法体系中国具有基础性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不断凸显；效益同样属于基础性价值，在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传统民商法中，安全和效益在价值实现和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和效益得以找到平衡的节点，从而更好的促进了两者的平衡发展。
二、社会经济中民商法基本原则的变化和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中的发展，民商法中基本原则变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安全价值和效益价值重要性的凸显上。
（一）意思自治原则
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意思自治原则相对于传统民商法原则在相关内容上有所扩充，以不断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民商事行为，当事人在意思自治原则的指导下，依据自身的意愿实现一定的行为，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由传统领域向新领域的发展过程。
（二）平等中立原则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民商法的平等中立原则指的是在信息时代，民商法对于参与到交易当中的各个主体从事民商事活动需要的相关条件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出现偏爱或者维护，其中各种相关条件包括技术、交易平台等。平等中立原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全球性特点和技术性特点综合作用下的产物。例如，在电子商务法中，平等中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上的平等。平等对待各种各样的密钥和加密方法，避免歧视问题的产生；其次，交易媒介的平等，主要体现在通讯方面，包括无线、有线、广播通讯等；再次，实施的平等，不仅要保证电子商务法的实施，还应该平等保证民商法其他法律的有效实施，对本国和国际电子商务活动进行平等对待；另外，保护的平等。电子商务法要对经营者、消费者等参与者进行平等的保护。
（三）安全原则
安全原则是的是所有民商事活动将安全最为基础和前提，相关的立法体现、反映以及体现出对安全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安全原则的理解和定义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体现。对于民商法而言，安全原则不仅仅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目的，更加是民商法制定的基本原则。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发展中，高效化和快捷化需要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并且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安全尤为重要。安全原则内涵的主要体现在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调整和解决中：一是网络的物理安全设置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导致信息的泄露和丢失；二是在受到黑客袭击或者是非法拦截的人为行为影响下，已存储或者是传播的信息会无端被修改。由于以上问题的出现，在当前的立法中，应加强对网络物理安全的设置，从而更好的保证安全的实现。
（四）效益原则
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公平、公正，并且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影响，反映着不同时期统治阶层的利益诉求。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所制定的法律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反映着民众的权利诉求和价值需要。目前，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商法的效益原则要求民商事的立法以及司法活动都应该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触发，促进效益目标的建设，真正的体现新时期民商法整体效益和价值的体现。具体而言，要求民商法尊重并保护民商事主体的权益，避免行为漏洞和瑕疵的出现，提高民商事行为的效益。
三、社会经济中民商法范畴与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民商法更加适合时展的需求，使得民商法能够有效的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民商法的价值体系和基本原则产生影响，还造成了民商法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一）传统民商事权力体系范围的拓展
民商事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及法律事实所体现的基本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民商事权利体系范围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主要体现了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库的专用权。信息已经成为民商事活动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大部分民商事活动的关键问题和重要因素便是信息的提供和开发。因此，在民商事立法的过程中，应该对于从事信息库开发和投资工作并作出贡献的参与主体赋予必要的民商事权利，对其劳动成果进行保护，提高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商法中关于信息库专用权的完善。第二，域名的专用权。域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计算机访问网络；二是便于其他的计算机访问自己存储的信息资源。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域名的利用程度不断加深，促进了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域名凭借自身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使用功能成为商业竞争的有力筹码。在交易行为中，得到了关键域名的使用权就等于得到了域名的专用权。但是目前我国民商法中并没有对域名的专用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因此，在民商法立法和修改过程中，应该注重域名的特点，促进对域名专用权的规划和整合。第三，网络用户对信息数据的控制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作品和网络信息，例如录音、录像等。网络信息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和方式，在现实中往往是交互的。在立法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对作品或者信息的保护，保证权利人有效行使和保护自身的民商事权利。
（二）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扩大
相对于传统民商法，现有的调整对象有所扩大，最重要的随着网络的发展，建立起来新的信息关系，都纳入到民商法调整的范围之内。网络具有开放性，从而为信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互联网普及和完善，在信息的传递形式以及质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改善，从而将信息的价值不断提升并上升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主体。信息自身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人格性利益，在民商事活动中发挥着和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民商法应该加强对信息的重视，将通过信息所建立起来的联系以及相关的利益主体通过立法将调整原则和利益展现出来，以促进民商法对于社会新生关系的有效调整。
（三）民商法的统一化发展民商法
作为调整民商事活动中所有的权利和义务的规范的总称，在立法中是以民商事关系为对象。当国家的经济以单个独立的经济市场而存在的情况下，相对应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目前，经济的发展不再受地域的限制，跨国经济屡见不鲜，交通的便利、联系方式的优化以及网络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经济的推动下，使得民商事活动具有了全球化和统一化发展的特性，为了更好的对跨国经济关系经济调整，就需要民商法作出一定的修改，在法律理念的确定、法律原则的树立、法律标准制定以及法律实施中更加注重国际的统一化，从而促进民商发展的统一化。
（四）民商法的理性主义演进
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律的确立主要通过立法和法典的形式确立下来；二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其法律规定和原则主要通过判例进行确定。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司法实践而言，审判者习惯对新案件进行判定时借鉴过去的司法经验。而各国民商法的确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与社会习惯、风俗、惯例等有关，其中在社会经济中形成的各种规则和惯例对法律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定的民事习惯，产生于一个国家的一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并适应和满足此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商法的形成和发展。同时，随着国家之间经济交流活动的愈加频繁，会使得交易规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体现在法律上，便是法律适用的共通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大法系的融合。
四、总结
目前法学界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民商法信用定义，有的学者提出民商法信用主要是指对应于经济能力的社会经济评价，有的学者则提出信用主要是指民事主体自身经济能力获得的社会信赖以及社会评价。笔者综合当前相关的各种说法，关于信用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事实判断。也即是对民事主体偿还能力的判断，偿还能力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前提下，具体包括品德、能力、资本三个模块。因为这种评价存在客观事实性，因此民事主体具有权利对评价结构提出修改要求或者异议。②价值判断。主要是指第三方或者社会对于民事主体偿还能力的信赖以及评价，根据对民事主体信赖程度决定是否应该授信，以及具体的授信额度。这种判断具有主观性，因此一般民事主体不能对授信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根据以上两个判断可以看出，信用实际上也就是指民事主体需要履行的义务，民事主体需要为自己签订的合同以及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民事主体双方在进行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应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和途径深入、全面了解合作者的信用问题，将交易风险尽可能降至最低限度。
2.民商法信用体系构建
面临的问题及相应对策目前，民商界并没有对信用原则做出统一的界定，虽然很多人对信用原则价值内涵进行了分析、探讨，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观点，这样的后果是很多企业对于信用原则概念理解、界定模糊。虽然，目前我国民商法中将信用原则作为首要原则，但是并未将其作为指示性原则。目前，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信用市场发展以及培养方面也缺乏足够的经验，信用法律法规相对缺失。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完善。
2.1强化信用权构建
国家立法部门应建立专门的立法信用，从其他法律中将信用权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种新的人格权，这样有助于实现所有自然人、法人都平等的享有信用权，并且能够充分利用人格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而使市场交易都建立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中，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在我国民法草案中对信用权以及信用体系的相关问题作出了规定，主要是为了为构建信用体系提供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该立法目的完全符合现展需求，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2强化公司信用建设
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自觉履行自己的义务以及承诺，一旦违约的话，应自觉、主动承担赔偿责任。公司信用是现代社会信用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司信用水平对于公司债权人、利益相关人甚至社会之间的安全交流都会产生严重影响，不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公司信用的判断主要是公司履行义务情况以及公司清偿债务的能力，这两方面又主要和人为因素、资本因素有关。公司执行人的协调、平衡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决策正确性。而公司的静态、动态资本是维护公司信用的重要基础。因此，应从人为因素、资本因素两大方面切实保护公司信用，进一步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2.3强化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市场交易行为主体是个人，个人信用体系的完整度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在制定信用法规体系过程中，首先必须尊重个人权利。目前我国关于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立法比较缺乏，一旦个人隐私被泄露很有可能会对当事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因此立法机构应注重加强个人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具体而言，关于收集个人信息的方式、安全性及其目的应从法律层面进行考核，个人也拥有查询、修改自身资料的权利，个人信息一旦受到非法使用，并且侵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可享有相应的赔偿请求权。
2.4强化政府信用体系建设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02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造成民警因公伤亡数字居高不下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具有客观方面的，也有自身方面。
（一）客观方面：
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利益群体多元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治安形势愈趋复杂，刑事犯罪的暴力化倾向日趋突出，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等严重暴力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日益突出。而且犯罪分子多成帮结伙，携带枪支、匕首等凶器，暴力拒捕、袭击甚至报复公安民警的情况也十分突出。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持枪、持械、持爆作案，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使执勤民警遭到暴力袭击伤亡的情况不断发生，给一线民警执勤活动和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些犯罪分子穷凶极恶或抗拒民警执行公务或以抢劫枪支、以报复公安机关为目的，暴力袭警。据公安部指挥中心对2000年1月1日至5月20日接报暴力袭警的52起案件的统计分析，民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遭暴力抗拒案件32起，占总数的62%；罪犯以抢劫为目的的袭警案件9起，占总数的17%；罪犯以报复公安机关或民警为目的的袭警案件7起，占总数的13%；民警在追捕暴力时遭袭击的案件4起，占总数的8%。
二是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经费困难，装备和训练经费没有落实。目前相当多的派出所、巡警队、刑警队等基层实战单位，装备严重不足，有的基层科所队执勤民警达不到每人一根警棍，防弹背心、防刺服等装备基本没有。民警缺乏必要的警械、武器和防护装备。2003年1月份，仅辽宁省就发生民警未携带武器、器械遭暴力袭警的事件97次。交通工具落后，车况不好，“带病”车、拼装车、报废车仍在使用。因交通事故伤亡的民警比例大，1999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533人，仅在执行公务中因交通事故牺牲的就有236人，占牺牲民警总数的44.3%。
三是现有警力配置不尽合理，城市警力仍按常住人口配备。警力不足导致民警长时期超负荷工作，致使民警得不到及时的休息和调整，长年劳累，积劳成疾，也是导致民警伤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1999年至2002年，全国公安机关每年因病殉职的民警都超过了牺牲民警总数的三分之一。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人口与警察的平均比率是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是万分之五。一线民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小时。每年一个民警工作量超过3016个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也就是说一个一线民警一年干其他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大多数民警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导致机体功能紊乱、营养结构失衡等。
（二）自身方面：
一是部分领导和基层民警敌情观念不强，警惕性不高，缺乏必要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在战术上轻敌，缺少最起码的安全知识。在一些情况下，民警已经明显意识到被盘查、检查的对象有犯罪嫌疑，甚至已经获取犯罪证据，但没有按规定认真进行搜身、检查，并采取必要的约束或强制措施，对其控制不严或对其同伙未加防范。从而受到携带枪支、刀具的犯罪分子的伤害。
二是对基层民警缺乏战术能力的培训。有的从警多年没有开过一枪，不会擒拿格斗的技能，不了解在围堵、盘查中有关自我保护和技能。有的虽有培训，但培训教育与实战结合得不够，缺乏实战演练。一些民警执法、执勤战术动作不规范，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方法简单，方式单一，实战中造成许多不应有的伤亡。三是在处置严重暴力案件或突发事件时，决策、组织、指挥失误。处突预案形同虚设，方案考虑不周，或信息不灵，对敌情不明，仓促应战，以无备之已，对付有备之彼；或是协调不力，相互间配合不好，策应不及时，造成民警不必要的伤亡。
四是在实践中，对警察职能认识上此重彼轻，过多地强调了警察是刺向敌人的利剑的“制敌”功能，忽略了“盾牌”自身的安全，没有进行正确的“勇敢观”的教育。对发生了民警与歹徒搏斗伤亡的事件后，整理其正面典型事迹多，总结反思问题少，一俊遮百丑，一好百好。许多民警临战时没有携带警械、武器，也不懂得及时找个合适的器具作为武器，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鲁莽行事，赤手空拳地对付穷凶极恶的持有刀枪的歹徒，在“制敌”过程中敌我之间力量或器械悬殊太大，民警往往处于劣势，致使民警前赴后继，盲目冒险，无谓牺牲。柌
二、民警因公伤亡的预防对策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强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减少民警伤亡是最高的从优待警。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民警伤亡不断上升的问题，从根本上保障从优待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关心爱护民警，提高公安机关战斗力和公安队伍的长远建设出发，把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克服麻痹思想，对本地发生民警因公伤亡的事件原因进行分析。认真吸取外地区发生民警因公伤亡事件的教训，举一反三。借鉴国外警训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在教育、训练、装备、怃恤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民警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民警因公伤亡的发生。要建立和落实警务行动的安全责任追究制度，对民警因公伤亡情况实行责任倒查制。对由于领导和管理上的原因，导致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伤亡的，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规定》的要求，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要落实从优待警，关心爱惜民警，禁止安排民警参加非警务活动，合理安排警力，为一线民警提高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建立民警体检制度和在编民警健康档案，设立民警心理咨询中心，缓解民警的心理压力，科学组织实施民警年休假制度，保证民警公休日、节假日能得到休息。
（二）、强化管理，依法勤务，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警务工作规范。
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务用枪配备办法》、《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警务活动，充分依靠和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切实维护民警合法权益。公安部2003年2月1日起实施的“五条禁令”中有四条与民警伤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要以贯彻执行“五条禁令”为契机，强化枪支、车辆等警械装备的管理，杜绝因枪支丢失、被盗、被抢造成民警伤亡。要进一步规范民警在执行抓捕、巡逻、盘查任务时必须携带武器、警械等装备，着力加强对民警日常训练和警用装备使用情况的检查。要加强对民警交通安全教育，严防因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开“霸王车”、“带病车”发生交通事故。要防止和克服在贯彻“五条禁令”中，那种因怕枪支出问题，干脆“刀枪入库”的倾向，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和武器条例》、《公安民警违反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行政处分若干规定》，严格警械、武器管理的同时，切实保证执法执勤民警必要时能及时地依法使用枪支、警械，避免无谓的伤亡。
(三)、加强教育，严格训练，努力提高民警的战术素养和实战能力。
实战训练是警察的生命工程。要坚持“练为战”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警教育训练的长效机制，制定和建立民警必需的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和规划，切实增强教育训练工作的针对性、实战性，不断提高民警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要始终将基本功和应变能力的训练摆在重要位置。对从事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派出所等部门的民警要进行具有针对性、突出实战特点的战术训练、技能训练以及必要的心理训练、身体训练，使一线民警都能真正掌握到搜查、盘查、堵截、缉捕、押解等战术和警务驾驶、限时射击、警体技能。在招收新民警时，要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和基层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等部门的领导，也要进行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案件和处置突发事件现场指挥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和决策智慧水平。要注意培养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精通犯罪心理、熟悉公安业务、反应机敏的谈判人才，在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案件时，力争通过谈判缓解犯罪嫌疑人紧张和对抗的心理，为妥善处置争取时间，创造有利战机，减少民警不必要的伤亡。要严格按照《公安民警体育锻炼标准》组织民警开展“全警体育锻炼达标”活动，不断增强民警的身体素质（四）、更新观念，珍爱生命，增强敌情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自我防范是警务安全之本。要更新观念，珍爱生命，树立正确的“勇敢观”。在强调警察制敌功能的同时，重视对“盾牌”自身安全性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增强敌情观念，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执行搜查、盘查、讯问、堵截、缉捕、押解等警务和处置突发性事件前，必须认真制定行动方案或按照处突预案，精心组织指挥，妥善布置警力。在处置涉枪、涉爆、绑架劫持人质等严重暴力案件、缉捕重要案犯和处置突发性事件时，要充分发挥特警队、武警专业队伍的突击队和尖刀作用。并尽可能地要求“120”急救中心派救护车随警作战。参战民警要严格执行战术规范和要求。在执行盘查、搜查时，要明确分工、合理站位，注意观察、加强控制。在突袭缉捕目标时，要隐蔽接近，出其不意，方法得当，快速制伏。要把握好勇往直前与提高警惕的关系，既要发扬勇往直前的精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克敌制胜，又要假设几个意外情况下的对策，未雨绸缪，合理冒险；要把握好完成任务与保护自已的关系，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讲究防危技术和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在执行具体警务时，特别是在与一些亡命之徒斗争的过程中，为了最终制伏对方，必须有效地保护自己；要把握好明确分工与密切配合的关系。按照事前明确分工、协调配合，相互策应，形成合力。在明确分工与密切配合时，既要遵守纪律，履行职责，又要善于根据事态发展的变化，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机智灵敏，随机应变，保障能发挥最佳状态的整体威力。民警个人发现逃犯或现场犯罪时，不要莽撞行事。要冷静观察，及时报告，请求增援，伺机行动。既或是非立即制止不可的现场犯罪，也应临时找个合适的器具作为武器，而且出招要准，力求一招制敌。
（五）、加大投入，保障警务，提高警用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为一线民警提供防护保障。
要根据各地的实有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情况及具体区位，增加警力配置，解决警力不足的问题。加强民警防护，铸造护体金身。积极主动地向地方党委、政府汇报公安机关警务装备方面存在的经费困难，争取地方财政部门的支持，尽可能为基层实践部门配备性能好的汽车、摩托车。按照公安部规定，为刑侦、经侦、缉毒、治安、防暴、巡警、派出所等部门的一线民警配齐枪支、警械和防弹衣、防刺服、防割手套、防护头盔等必备的警械和防护装备。改进和完善警械、武器、防护器材等装备管理工作，适应处置紧急突发事件的需要。为一线民警提供防护保障。要在提高武器警械的先进性也就是在科技含量上多下工夫，提高武器警械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提高枪支使用的安全性和正确性。为刑警、巡警、防暴警配备具有驱逐性、制服性器械和自卫器。使一线民警不仅配有手铐、警棍、对讲机，而且还配有其他科技含量高的器械装备，如：同样可以起到阻止犯罪、抓捕犯罪嫌疑人作用的代替杀伤性较强的火药性枪支的“网枪”；在处置暴力事件时，用于驱散和防卫，能喷出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气体，对人体无害，但可抑制违法犯罪的自卫器（或胡椒粉未喷射器）；存储有枪支主人的有关信息，当主人用枪时，经该枪的电子识别装置检测确认无误方可击发的“智能枪”。为巡逻车辆配备“车辆电脑终端”和“车辆位置自动标识系统”以及改善通讯系统，建立起两人无线通讯网，提高内部通讯效率，确保在通报情况和互相支援时发挥作用，减少一线民警处于危险境地的可能。
一、欺诈行为的存在
法国学者指出，欺诈行为即当事人实施的某种欺骗行为。如出售汽车时调换发功机的牌号；为高价出售一幢湖边别墅，登报伪称在该湖中能钓到某种神奇的大鱼，等等。
欺诈行为同时包括物质的因素，精神因素和不公正性：
（一）物质的囚索
物质的因素即行为人阴谋策划，着手实现其欺骗的计划。仅以谎言而无其他外部行为进行欺骗，不构成刑法上的欺诈罪，但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如对欲出租的房屋的状态及其舒适程度作不真实的陈述等）。同时，一定条件下，对涉及相对方当事人利益的情况断然保持沉默，也可构成欺诈，此为消极的欺诈。
沉默（消极的欺诈）指当事人一言不发，未将有关合同的某些事项告知相对方当事人。
在法国，长时间以来判例不承认沉默也可构成欺诈，亦即“不说话就不存在欺诈”。其理由是：道德规范并不强迫人们作对白己不利的事，即不强迫当事人必须将合同中对相对方不利的因素告知对方。因为相对方的利益，应由相对方自己去保护。
但是，鉴于相对方当事人有时有可能根本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法庭根据立法上的某些规定，对上述原则的适用采用了灵活的方法。
事实上。法律规定某些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告知对方以必要的信息。例如，投保人如不将行可能引起保险事故发生的全部事实告之保险入，保险合同无效（如在订立火灾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说明在其投保的房屋附近有一汽油仓库。而对这些已被投保人所知晓的事实，保险人往往是极难发现的。又如，某些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也要求当事人必须将有关情况告知消费者（尤其是涉及到贷款的事项），因为后者往往不能正确地了解合同的有关条件，
依同样的原则，有关判例确定，在合同相对方不可能自行了解合同的某一有关事实的情况下，当事人保持沉默而不将该事项告知相对力，其行为构成欺诈。合同无效。这里可以列举的判例有；法国最高法院社会法庭1947年12月30日判决（关于当事人将出售的一匹用于农村工作实际上无工作能力的马）；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59年3月2日判决（关于出售的营业资产已因发明专利证书的转让而贬值）；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65年10月27日判决（关于出售的土地其可用于建立汽车加油站的许可已经过期）；法国最高法院第三民事法庭1971年1月5日判决（关于出售的土地有无可能获得建筑许可的可能性），等等。总之，当事人有义务将相对方不可能自己了解的事项告知对方。而这一义务的存在，常常与合同当事人双方在专业能力上的差别有关（例如，假若专业性商店未正确地将有关情况告知其不具有专业知识的顾客，该合同毫无疑问应归于无效）。
至于某一事项是否为相对方所“不可能自行了解”，其确定并非必须要求相对方“绝对不可能”以个人的方法了解该事项，而只须相对方了解该事项确有“严重困难”即可。
总的说来，在法国当代审判实践中，原来判例所确定的原则已经消失，沉默已经成为欺诈的一种普遍的类型。这就是说，在特定条件下，沉默较之谎言，具有同样的违法性。当然，在具体处理案件时，也应考查相对方当事人是否犯有“不可原谅”的轻率或疏忽，以此确定当事人的沉默是否构成欺诈。（3）
（二）精神因素
欺诈的精神因素是指行为人具有欺诈的故意，即有意使相对方上当受骗；
（三）不公正性
欺诈的不公正性是指欺诈应违反了道德的要求，即构成欺诈的谎言必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必须违背了商业习惯。所以，商品出售者在出卖商品时对其商品所作的吹嘘（细微的谎言）不构成欺诈。但是，如果商品出售者对其吹嘘的事项作了“担保”，则该出售者不再受法律保护。
此外，法国学者认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过分轻信谎言的当事人也不应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正如当事人“不可原谅的误解”不能导致合同无效一样，当事人任凭自己被谎言所欺骗，其订立的合同也不应归于无效。总的说来。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谎言如果已经具有“裸”的特点，则这一特点反而可以成为说谎者不受制裁的理由，因为人们不应当被过分明显的谎言所欺骗。
二、欺诈行为应为一方事人所实施
《法国民法典》第1116条规定：“如一方当事人不实施欺诈手段，他方当事人决不订立合同者，此种欺诈构成合同无效的原因”。亦即只有当实施欺诈行为的人系合同一方当事人时，欺诈才能成为合同无效的原因。“（4）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判例确定的原则，欺诈行为应系直接由一方当事人实施，如欺诈行为系第三人实施，则当事人仅有权要求第三人赔偿损失（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31年3月10日判决）。
法国学者指出，这一条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因为第三人所实施的欺诈行为，对受欺诈人的意志能产生完全相同的决定性影响，从而造成其同意的瑕疵。然而从道德的角度看则一目了然；合同的无效被视为对当事人过错所造成的损害的一种补偿。如果相对方当事人是无辜的，则不应承受这种制裁。
此外，在适用上述有关条件时，有下列三个问题应予注意：（5）
（一）关于合同一方当事人实施的欺诈行为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单方法律行为，但可以适用于单务合同（例如，主债务人实施的欺诈行为不能导致保证合同的无效）。但是，对这条原则，学术上倾向于不将之适用于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中，如果赠与人受第三人欺诈而为赠与行为，合同应归于无效。对于受赠人来说，合同无效并不使其原有财产遭受损失，而赠与人的利益则可受到特别的保护。
（二）当合同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时，由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行为应导致合同无效；
（三）由第三人的欺诈而引起的误解，其性质如属于可导致合同无效的误解范围（尤其是对标的物性质的误解等），合同应归于无效。但在引用法律规定时，应适用法国民法典第1110条关于误解的规定，而不应适用第1116条关于欺诈的规定，这样，当事人可对第三人的欺诈行为不负举证责任。
三、欺诈行为对合同的订立具有决定性作用
欺诈行为是合同订立的原因，即欺诈对合同订立所起的作用为主要作用而非次要作用。
在法国民法传统理论中，所谓欺诈的决定性特点，指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误解为欺诈行为所引起，如无欺诈行为，一方当事人就不会订立合同（《法国民法典》第1116条）。欺诈的这一特点，使之区别于所谓“次要性的欺诈”。在出现次要性的欺诈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这种欺诈，合同也将得以订立。只是合同的条款有所不同，即在经济条件上更有利于受欺诈人一方。次要性的欺诈不能导致合同的无效，但受欺诈一方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依不同情形，这种请求的满足，可以表现为对合同确定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对于上述传统观点，法国现代学者中不少人持反对意见，认定决定性的或次要性的欺诈的区分，既不现实，又过于抽象。（6）他们认为，所谓次要性的欺诈，事实上完全应当成为合同无效的原因。因为如无这种欺诈，当事人也同样不会订立“该项”合同。而法国最高法院第一民事法庭1954年12月22日的判决也肯定了这种意见（但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后来的另一判决却提出了相反的原则。该判例中，受欺诈的当事人同时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及损害赔偿的请求，但基层法院以“考虑到不存在导致受欺诈一方的同意的瑕疵的误解”为由，仅只判决受欺诈一方获得损害赔偿。对当事人的上诉，法国最高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超级秘书网
法国学者指出，实际上，只有受欺诈一方才有权决定合同是否无效，亦即该当事人可以仅仅要求损害赔偿（即追究另一方实施欺诈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而保留已订立的合同关系。对当事人的这种请求，法官无权拒绝。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区分“决定性欺诈”与“次要性欺诈”也是毫无必要的。
当事人因受欺诈而产生的误解与当事人“自发”地产生的误解，其法律效果是有区别的：在对标的物价值发生误解或对决定订立合同的动机发生误解时，如当事人的误解系“自动”发生，不能导致合同无效；如当事人的误解系受欺诈而发生，则可引起合同无效。
例如，某公务员误认为其将被任命到某城市工作，遂在该城市购懊了一套住房。这一买卖合同有效。但如果该公务员是受欺诈而误认为自己将被任命新的工作，则在同时具备因欺诈而无效的合同的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该合同归于无效。
此外，“自发”的误解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只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但欺诈产生的误解，降导致合同无效外，如果合同无效尚不足以弥补受欺诈一方所遭受的损失（如受欺诈一方为订立合同而支出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受欺诈一方因该合同的履行而应当获得的利益等），则受欺诈当事人还有权要求欺诈方当事人进行损害赔偿。但是，上述区分也并不绝对：某些情况下，“自发”的误解在引起合同无效的同时，也可伴随出现损害赔偿。例如，一方之所以发生误解，是由于相对方因疏忽大意而未告知其合同的某些条件。这种情况，除合同无效外，有过错一方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欺诈而引起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更为容易也更为经常地承担这种赔偿责任。（7）
注释：
（1）CARRONNIERA.Lesobligations.PUF·Paris，1994.P99
（2）参见CARBONNIER，Lesobligations，P99-100
（3）FLAURetAUBERT，Lesobligation，A.C.E.1992，PARIS.P.165
（4）但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1971年4月26日判决及1973年6月18日判决，合同因一方当事人实施欺诈行为而无效，其无效不得对抗第三人，学者认为，这一原则有可能是根据公司法的特殊理由而确定的。（FlouretAubcrt，P.168）
（5）FLAURetAUBERT，Lesobligation，P.168
国家出台了法律法规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使得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障。那么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是否就等于得到顺利实现了呢?很显然事实并不与之相符。虽然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障，但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要得到事实层面上的顺利实现还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首先是用人单位是否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其次是尽管法律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但是是否将发生工伤事故的农民工个人纳入了保障范围，再次是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或职业病时用人单位是否为其申报，并能否成功进行工伤认定，最后是能否成功获得工伤待遇索赔，而其中任一过程对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顺利实现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二、农民工在实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一)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90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314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71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52万人。全年认定(视同)工伤117．4万人，比上年减少2．8万人;全年评定伤残等级人数为51．3万人，比上年增加0．3万人。全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为191万人，比上年增加28万人。而对于2012年我国农民工达2．6亿的总量来说，雇主或用人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24%，可见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参保率虽然逐渐上升，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
(二)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申报率较低
虽然法律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即使用人单位也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就得到了实现。事实上，即使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而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之后也未能很好地实现其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用人单位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并未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使得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成了空谈。
(三)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顺利实现的制度障碍
农民工在实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道路上还遇到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法律体系上存在尴尬之处。在法律层面上虽然赋予了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障范围并未涵盖所有农民工，工伤保险的覆盖面并不与《劳动合同法》完全相同，这会导致出现某些职工属于劳动者却不能参加工伤保险的不合理结果。二是工伤认定困难。农民工要获得工伤保险待遇，首先要申请工伤认定，而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以及用人单位刻意回避双方劳动关系，使得劳资双方劳动合同的签订比率较低。如果劳资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而农民工又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会推脱责任，使得劳资双方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并且在此过程中，用人单位极有可能阻碍农民工提供能够证明双方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据，使得农民工顺利获取工伤保险待遇陷入僵局。三是农民工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农民工在经历工伤认定之后还得经历繁琐的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程序。所有程序走一遍，普通时间大概在3年9个月左右，最长时间可达6年7个月左右，甚至更长。由于工伤保险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农民工必然会耗费过多精力以及时间成本，使得农民工在工伤待遇索赔过程中戛然而止。
三、农民工在实现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过程中遇到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意识上的偏差
1．农民工缺乏维权意识
一方面，农民工本身文化素质偏低，对工伤保险政策的认知途径相对单一以及安全意识不高，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极为普遍。另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缺乏，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是否拥有工伤保险而是在发生工伤事故后通常选择私了的方式直接找老板理赔。如果农民工因工伤保险而减少了工作机会，那么他们会视工伤保险为累赘，进而主动放弃相关权益。另外，繁琐的维权程序和沉重的维权代价都会迫使农民工选择私了、和解以牺牲自己的合法权益来换取尽早拿到少额的赔偿，甚至直接放弃权利或选择一种极端却主观上认为更有效的维权方式，如聚众闹事等。
2．雇主存在主观意识上的偏差
用人单位作为经济“理性人”，在主观上不愿为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或者不愿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工伤事故。很多用人单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通过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只签订口头合同等方式逃保漏保，以降低企业成本。另外，企业在主观上对参保欠缺积极性以及抱有逃保漏保的投机心理，部分企业甚至采取不署名投保方式，为部分人投保，若发生工伤事故再进行署名，利用制度的空子以此降低成本，而忽略了对农民工工伤保险合法权益的保障。
(二)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之处
一方面，农民工工伤保险在制度设计上无法适应农民工季节性强，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不高等特点。另一方面，工伤认定困难，工伤赔偿程序设计过于复杂、时间过于漫长，工伤赔偿待遇的计算标准与支付方式都与农民工居住地不固定和月收入不稳定的状况不适用。农民工大都希望在发生工伤事故后能按规定及时得到经济补偿，但是由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争议处理程序过于繁琐，一次性支付往往成为“空头支票”。
(三)法律监管不到位
1．立法层次不高
从现行工伤保险法律体系可看出，虽然《社会保险法》于2010年10月28日得到了通过并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但其对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保障范围及保障力度却明显不够。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主要包括:《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4］18号)等，主要构成多是行政法规，在法律效力上远远不及普通法律，缺乏对企业的约束力与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权威。
2．对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
我国的工伤保险属于强制性保险，用人单位必须为其职工缴费，但法律对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处罚力度不够，反而助长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工伤保险条例(修订)》第62条规定:“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参加，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对用人单位的处罚方式无非是责令限期改正与强制征缴，而这些处罚方式都仅囿于用人单位履行自身义务而对相关责任人处1万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措施，对用人单位而言更是无关痛痒。
(四)政府执行缺乏力度
1．宣传上的不到位
政府部门缺乏宣传，使得农民工认知工伤保险政策的途径比较单一与自我保护意识不高。绝大多数农民工对《工伤保险条例》等其他工伤保险政策的认知情况都缺乏了解，甚至有不少农民工未听说过工伤保险相关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对企业看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正确引导:一是未能让企业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是自身应履行的法律义务;二是为农民工参保能够提高其积极性与工作热情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三是忽略了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企业应保障他们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
2．监管机制上的不健全
造成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劳动部门监管的力量有限，专业化机构及人才队伍缺乏且不稳定，处理工伤事故效率低，导致企业逃保漏保现象普遍，监管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在客观现实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民工数量庞大、监管任务十分繁重，这些都对劳动部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未能很好得到实现。三是涉及到与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加大了劳动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违法处罚的难度。3．监管执法上的缺位。法无禁止即可行，即使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假设没有劳动执法部门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加以惩罚与规范，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就成了“纸上谈兵”。由于政府相关部门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企业的违法成本过低，屡犯不改，即使是在农民工权益受到损害后，政府也未能主动向农民工提供必要的援助，易将农民工排斥在工伤保险体制之外。
四、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实现的策略
(一)转变意识观念
1．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转变就业及维权观念
为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促进自身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得到实现，农民工不仅要提高自身素质，严格遵守安全作业章程，还必须转变观念。首先，农民应转变就业观念，不应将自身合法的工伤保险权利视为寻求工作机会的阻碍门槛，应该认识并珍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非主动将其放弃，这只会助长企业逃保漏保的投机心理。其次，农民工应该转变维权观念，提高法律意识，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应该合理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而不是选择与企业私了或者一些极端方式。
2．企业应注重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首先，企业应加强安全作业的岗位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安全作业能力，重视工伤事故的预防，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伤事故预防及处理机制。其次，充分发挥企业工会的力量，提高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人本意识”，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是自身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应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以实现劳资双方的共赢。再次，应认识到为农民工参保能够提高其积极性与工作热情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二)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设计
首先，简化繁琐的工伤认定程序，建立工伤保险案件数据库，对于近似案例总结出一定模式并进行模式化处理，设置专业机构处理相关的劳动争议案件，达到专业分工、高效运行的效果。其次，调整工伤保险差别费率与浮动费率机制。农民工所从事的煤矿、建筑等高危行业通常是以农民工的工资标准为缴费基数的，但费率设置等级单一。针对不同的行业应实行差别费率机制，根据行业安全状况及工伤保险费用的支出状况作出适当的费率调整。其次，设计符合农民工特点的工伤保险机制，将农民工队伍进行分类，可分为城市化的农民工，流动性的农民工，季节性的农民工三大类，根据其特点制定相应的工伤保险规定。最后，建立预防—补偿—康复三位一体的机制。对于工伤事故多发的高危行业，应注重预防工伤事故的发生，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防范与应对事故的意识和能力。在工伤康复方面，可建立专门的康复医疗机构，提供完善、专业的康复治疗，加大对康复资源的投入，注重对农民工心理创伤的康复治疗。在工伤费用的支付方面可实行“先行赔付”的举措。
(三)政府加大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力度
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工伤保险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以及对工伤保险的认知，进而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调整工伤保险条例的不合理之处。再次，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在执法上劳动执法部门要重视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的相关法律的实施，建立专门机构培训专业监管队伍。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企业要采取严厉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加大其违法成本，以保证农民工的工伤保险社会保障权能够得到全面实现。最后，可以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基金利息以及被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农民工工伤保险基金全部由企业缴纳;对高风险的企业、行业多征收，反之少征收;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应该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五、结束语
交际法(CommunicativeApproach)起源于70年代语言雪茄海姆斯和韩礼德，是全世界影响较大的教学方法。交际法重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主张将教学过程交际化。通过小组活动形式，大量的言语交际活动，运用真实的语言材料和句型，在接近真实的交际情景中进行练习学习语言，鼓励学生多多接触和运用语言。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为学生的交际需要服务。
2.交际法教学的必要性
结合上述对于民办高职院校专业英语特点以及现状的分析，交际法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民办高职院校学生英语学习积极性不高，交际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使其在一定的场景中学习和运用专业英语。与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相比，交际法使学生充分参与课堂，有了极大的主动性，进而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
3.交际法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
（一）高考选拔制度的隐性不公使农民工子女“学途坎坷”。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其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地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有的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对这些制度加以渗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入学机会，而农民工阶层则因缺乏此类资源而处于劣势。再次，农民工子女跨省异地读书，却要回原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这不仅造成异地读书、原籍高考的成本增加，也使考生“水土不服”，影响考试成绩。
（二）心理问题使农民工子女与大学“擦肩而过”。农民工子女来到城市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全新的环境，城市的繁华取代了农村的破旧，城市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农村的低矮草房，城市商品的琳琅满目取代了农村的凋零萧条，这一切对农民工子女来说都是新鲜的，但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等与城市孩子完全不同，如语言等诸多问题困扰着他们，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却想极力维护自尊。为了减少伤害，他们常常将自己封闭起来，不爱与人沟通，沉默不语，遇到困难或委屈不找人倾诉，憋在心里，自我封闭。又由于生活的不稳定，家庭的贫困以及学习环境的简陋给他们造成了阴影，与家境好、吃穿住行各方面生活条件优越的城市大学生相比，他们自惭形秽，加剧了农民工大学生的自卑感，别人的鄙夷和漠视使自己觉得低人一等，直不起腰板，在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一份首都高校贫困农民工大学生状况调查资料表明，有60%的大学生因贫困而感到羞愧难当；22.5%的贫困生感到很自卑，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师生间善意的同情；42.2%的贫困生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求助，不愿意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生活相当封闭；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不高；近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响了心理健康。久而久之，他们会对金钱产生一种很大的欲望，他们会由于迫切想改变贫穷现状而放弃上大学，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早点到社会上打工挣钱，因此而与大学擦肩而过。
二、对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降低高等学校收费标准,切实减轻农民工家长经济负担。降低高校学费后，国家应逐步增加高校教育经费。高校也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经费监管，坚决杜绝截留、挪用、挤占和滥用教育经费现象的发生，努力降低办学成本。
（二）规范高校招生程序。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尽量多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考虑。
（三）选择合适的大学学校。农民工子女在选择大学学校时，应该摆脱封建“官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可以尽量报考一些免费师范院校或公费院校，为父母减轻学费负担，也可以选择上一所职业技校，掌握一门核心技术，做到“术业有专攻”。有些农民工子女片面地为追求名牌大学而苦苦复读，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增加了父母的负担，而且浪费了自己的大好青春。所以，农民工子女务必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放宽视野，全面分析社会需要和时代特征而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
（四）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大学生心理档案，开展大学生心理咨询，依据农民工大学生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应引导教育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刻苦，自强不息，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自勉，敢于面对现实，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要根据他们的性格、家庭背景、情趣、爱好、个人经历等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和开导；教师和学生都不能对农民工大学生有任何偏见，在学习上要支持和帮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要鼓励他们参加或放手让他们去组织，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把他们塑造成能独立进行道德判断抉择、道德自律并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的人。
（五）大力加强舆论宣传。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是我国教育面临的一个新情况新问题，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全局性。引导媒体在关注存在问题和不足的同时，应加大对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大学问题的正面宣传力度，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宣传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宣传社会各界对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各种关爱行动，关注农民工子女入学后的学习、生活情况，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为农民工子女快乐生活、健康成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六）健全对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通过建立奖学金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困难补助制度、社会资助和师生、学生互助等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的帮困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上大学的帮困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工大学生的经济压力，帮助解决他们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勤工助学不失为农民工大学生自行解决眼前困难的有效办法。
论文摘要：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民法、商法及经济法的繁荣,最终将建立三个法律部门间的和谐互补关系。在研究外国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经济法,使其能够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前经济法研究存在着几个基本的理论误区,它涉及到经济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这一直是法学界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将直接影响经济法概念的理解,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以及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和功能等。
从本质属性看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第一,经济法属于社会领域;第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基石范畴使经济法兼具“社会性”和“经济性”这两大根本属性;第三,它的价值理念以“社会主义”和“社会效益”为核心;第四,它的内容具有强烈的经济性,其具体制度设计应以对经济规律的充分认知为基础;第五,它的调整机制具有综合性的特征,集中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等多种手段,为经济性、私法性、公法性、弹性调整的并用。民法和商法是传统私法的典型代表,高举个人权利的大旗,弘扬平等、自由的精神,是规制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与经济法相比:第一,民法和商法是以“私法自治”为核心,个体的权益为其终极关怀,维护着市场主体对“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虽然在“社会化”的思潮冲击下有所修正,但它“个人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个性与以“社会本位”为其个性定位的经济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照;第二,民法和商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和以商主体的“营利性”为核心的商事关系,而经济法以国民经济调控管理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以整个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运行为其关注的核心;第三,从内容体现的经济性来看,民法和商法作为规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法律,应体现出较强的经济性,相比之下,经济法作为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整机制,它的经济性应充分体现于整部法律之中,而且该法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要直接具体;第四,从调整手段上看,民法和商法单一的私法调整手段与经济法的综合调整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民法、商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作为经济法律主要组成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在作为法律制度的经济功能上具有很大的共同性,主要表现在:第一,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费用是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的基本作用。第二,提高经济效益。法律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法律权利义务结构来影响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偏好,进而对经济主体产生一种激励机制。第三,促成合作。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合作行为较人们之间的竞争,前者对人们的效率更大,即合作总是有效率的。民法、商法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在这一方面体现为依法使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趋向于一致,并达到合作境地。超级秘书网
笔者认为,经济关系不可分割,而由经济关系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则由于其利益和意志的不同是可以划分的。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而不是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在此意义上,调整对象说才不失为确立经济法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但是,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属性必须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深入研究,突破过去简单的理论筐架进行深化;经济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既然为互补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都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渗透,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准则。尤其是形式意义上的各法律部门的法律法规,民法、商法、经济法规范以及其他部门法规范共同存在于一个法律文件中更属常见。经济法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从具体的法律规范中抽象出经济法规范的基本运动规律和与其他部门法规范的普遍联系,确立经济法研究范围。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民、商法极不发达,因此,过去我们在计划体制下制定和研究的经济法并非是以运用国家权力调控和规制市场为己任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所讨论的民法、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也只能是表象关系。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带来民法、商法及经济法的繁荣,最终将建立三个法律部门间的和谐互补关系。但在目前新旧体制转轨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法所经历的发展方向应是由高度集中到简政放权,这与西方国家经济法经历的从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是完全不相同的。因而,在研究外国经济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经济法,使其能够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而且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法律与经济将更加紧密结合。法律到处都建立在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而且这种经济利益决定着法律的结构。可以说在法律自身和它所吸收的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分性。现在把法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已普遍存在。那种怕在法律的基因上播种经济的染色体,或者怕在经济的基因上播种法律的染色体都是违背客观事实的。现在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携手联合的时候了,应当在经济现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架起一座互通彼岸的桥梁。在这里,笔者借用德国学者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19世纪的民、商法,就是20世纪的经济法。
参考书目:
1.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出版。
2.李正义、俞木传:《经济法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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