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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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艺术，是人人都知道，且经常使用的字眼。但只有少数在此范畴中深入研究的专家，或艺术家敢于自称了解它的意义及意指。当然，也有某些我们不便同意的论据；我们也看到许多互相指称「误解，甚至直斥为「伪艺术的情况。要从这些众说纷纭的论述当中，求取一个确定的答案，或找到自己可以毫无疑惑依循的中心思想，是极不容易的。
尽管我们不能十分清楚，艺术究竟是什么?但我们依然承认艺术是存在的，且是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大多数的人不能肯定地自谓懂得「艺术，但又不稍迟疑的认为自己或多或少也能欣赏一些「艺术或「伟大的艺术品。那么，先不论不懂艺术的人到底可不可能欣赏艺术，或他们欣赏的到底是什么；艺术之包含主观成份是没有问题了。它既没有数学的准确性，也缺乏物理学的验证性；它容许某些「误差，容许独特的个性，并以此为其基本的质素。如果「艺术不为「独特，那便容许被取代，则其似乎只能算是一种技术；也可以被完全的分析，亦即我们全然的掌握它的构成，或者可以控制它的效果、影响；如此，则「艺术是可以预期的，可以被精密计划的，且有理由为求取群众间最广大的感动而制作；这样说来，艺术并不需要独立个性，而是以群众心理为依皈。那么，便只能说是一门实用科学。
但则，艺术容或是一种主观的认知，却又绝非如此单纯。当我们承认某作品为「艺术品时，艺术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普遍性了。如果说，艺术是全然独特的，绝对的不与人同，则艺术不单背离了文化，也并非人「类活动，这样，它便消失于人群之中，而我们竟无法承认艺术是存在的了。因此，尽管我们不认为完全取决于大众口味的作品可以构得艺术的资格，也赞同「独特才是艺术所在，但这种「独特是必须他人可以，或可能感知的；这毋宁说是对于所见、所感的一种不落俗套的见解。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独立个性是所谓「艺术的基本质素，这就是说，艺术虽然不能脱离人类文化，但它的精义正在于能(无论我们是否为此目的)超脱并提升人类文化，它的地位必得处于高过「普遍性之上的境界；那么，我们当研究的，是否应该仅是其价值所在的此种「独特，而非它的客观原则?这却是一种含混的意解，「独特并非就不能具有客观原则，如果我们从它的相对面来探讨的话，将可更容易明白，而不致为词意所误。「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概念，那必是因为它不同于其它概念；如果我们要辨明什么是「独特的，至少要对什么是「一般的，求得一个明确的概念。「独特不能舍「一般成立，假使「一般并不存在，则所有的造型、符号皆为「独特，亦皆可称为「艺术，则我们实在并不需要「艺术这个词汇，但这显然是荒谬的。而我所说的艺术的「客观原则并非在说明它的「一般性；相反的，正在基于「一般性来探讨艺术所以「独特的原理，把「其所以为独特从我们所见的表象由概念中抽离出来，看看它们的性质维何。在「不外于所见的表象中「为什么这是艺术?，「为什么那是艺术?，如果这些的「为什么具有相类或呼应的理路(所谓「客观原则)，则「什么是艺术?就并非不可以概念化。
我们已经知道，「独特，是可以用来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艺术指的是什么?
所谓「艺术(Art)一语，源自拉丁文Ars，原意近于「技艺之属。大凡意指手工、冶铁、外科手术、雕塑、制器等等的技术。亚理斯多德(Aristotle)说:「艺术是自然的模仿，这里面含有一种「根据规则(Rules)的意思。在希腊、罗马时代，人们还没有与技艺不同而我们所称之为艺术的观念。
到了中古拉丁语的Ars，则类似早期英语的Art，指任何型式的书本学问。例如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剧作“TheTempest”(或译「暴风雨)中，潘鲁庇罗(Prbspero)，脱下法衣时，说道“Liethere，myart”(躺下吧，我的法术)；到了十八世纪，兰姆姊弟(MaryLamb与CharlesLamb)作「莎士比亚故事集时，也还把Art这个字当作「学问来使用(如:theknowledgeofthisart)。可见当时，艺术只是隐藏、寄托在其它的学问之中，并未被充分的认知、探讨。迟至十八、九世纪，「实用艺术与「优美艺术的分野愈趋明朗，最后，艺术在理论上，终于完全从技艺中分离出来了所以，我们当清楚，「艺术的意义，不在它原来是什么，因为它原来也并不是什么。「艺术不像花、草、树等，经由观察、归纳而赋予的名称。它是纯然人为的，我们用它特指一种我们所要指称的意态；然而，它虽然可以是一种「概念，我们又无法分析它的构成(如前所言)，则我们竟无法说明「艺术是什么么?亦不至于此，诚然我们不能解剖「艺术的内蕴，但且让我们像伟大的达芬奇(LeonadoDaVenci)所做的，微笑的蒙娜丽莎是可描摹的；至于她的微笑，让画中的蒙娜丽莎自己表述罢!
艺术与艺术媒介
当一件作品发生「非艺术与「是艺术的争议时，通常我们是在说，这个形象或意象的建构，只是一种技艺的完成；或是它并不代表技艺本身，而是另有所指。我们认为精良的技艺绝非艺术，但我们又为何常常须要在这当中将之区别开来呢?可见技艺与艺术间确有某种重要的连系。
艺术为何总是不能摆脱与技艺的纠葛呢?或许是我们误解了，其实它与技艺之间的关系不如我们想见的暧昧。
克洛齐(BenedettoCroce)在其著作「美学原理中提到:
审美的全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诸印像；二，表现，即心灵审美的综合作用；三，的陪伴，即美的，或审美的；四，由审美的事实见到物质的现象翻译(声音，音调，动向，线纹与颜色的组合之类)。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真正可以算得审美的，真正实在的，那首要点是在第二阶段…。
------第十三章
审美的事实在诸印像的表现工夫之中就已完成。我们在心中作成文字，明确地构思一个图形或雕像，或是找到一个乐调，这时候表现就已产生而且完成了，……艺术作品(审美的作品)都是「内在的，所谓「外在的已不复是艺术作品。---------第六章
这个看法是实在的，但只说明了部分的事实，我们承认艺术本身是「内在的，但不能同意「艺术作品也是「内在的。「作品的本身就是外在行为，是一种传达艺术的媒介。
丰子恺谓:「艺术品尚潜伏在艺术家心中而未曾表现于外部时，叫做『内术品。表现于外部，称为『外术品。是。
「艺术是独立的意象，如果不经传达，虽不为人所知，却也不能就说它是没有的。而「艺术品并不等于「艺术，敷于造型，它只是石块、泥团或铁堆而已；敷于音乐，它只是具有某些规律的一串声响而已；敷于文学，它只不过是一些纸张、墨水而已；敷于戏剧，又不外是一群活动的人偶。它们的价值全在忠实的模仿或传达艺术，所以它们的价值可上拟艺术，但终究不是艺术本身。
如果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已然断臂，或贝多芬(Beethoven)在失聪之后，并不将他的感受再度化为具体形质(这里是说声响)表现出来，亦不因此就说他们已经失却了「艺术，这是极容易明白的。
因此，艺术是艺术，要将艺术近于真实的传导出来，就得依赖精湛的技艺为之，藉由一个技艺的表象--我们所制造的艺术媒介，来传达艺术。
英人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曾对技艺与艺术之关系作过一番明白的剖析，他认为:
称一幅肖像是艺术品时，我们所指的东西比这幅肖像更多。我们除了指画家屈从于描绘逼真任务的艺术技巧之外，还指高于逼真任务的进一步的艺术性。
---------艺术原理.第三章.第二节
这就是说，技艺与艺术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然而技艺却可以为艺术服务。经由艺术的主导，借着技艺的表象完成艺术创作。因此，技艺是达成实用目的的手段，且我们将「艺术的传达看做一种实用目的，并由技艺负责执行。
这里，我节录罗丹(AugusteRodin)的遗嘱来阐明技艺对艺术所做的供献:
艺术就是感情。如果没有体积、比例、色彩的学问，没有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最伟大的诗人，如果他在国外，不通其语言，他能做什么呢?不幸在新一代的艺术家里面，有不少拒绝学习怎样说话的诗人，所以他们只能含糊其词了要有耐心!不要依靠灵感。灵感是不存在的。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意志。像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
你们要真实，青年们；但这并不是说，要平板的精确。世间有一种低级的精确那就是照相和翻模的精确。有了内在的真理，才开始有艺术。希望你们用所有的形体，所有的颜色来表达这种情感吧。
------------------PaulGsell笔记
在这段话里，罗丹把艺术叫做「情感、「内在的真理，而「体积、比例、色彩的学问、「灵敏的手、「学习怎样说话、「像诚实的工人，这不是在说「技艺么?这不正在说明技艺的重要，与技艺及艺术之间的关系么?且「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只是瘫痪，不是没有)、「他能做什么呢?、「来表达这种情感吧，又不正表示艺术的传导正是一种实用目的么?至于「平板的精确、「低级的精确，实在就在说技艺之所以为技艺，技艺之所以不为艺术。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所谓的「技艺、「实用目的等，只发生在「传达之过程--即艺术的创造过程与艺术欣赏的实现。例如作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意象，甫一构思，便流入理性，亦开始了传导的过程，直至得句、推敲、完句(此时亦可能得到更多意象)，乃至他人吟哦讽诵，这些都包含在艺术活动当中；但自从「甫一构思开始，到「他人吟哦讽诵的这一串内、外行为，都应算是传达的过程，它们不是艺术，而是技艺。至于被传达物--「艺术则非如此。艺术的位置在本初的意象，衍生的意象，及「吟哦讽诵后产生的意象。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艺术、「艺术品与「非艺术(技艺)的区别及关系，将这些经常混迹于艺术概念中的杂质廓除后，便可对于「艺术是什么?好好的探索去。
托尔斯泰(LeoTolstoy)在他的「艺术论里说道:
祇要视者听者能感到创作者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艺术。
艺术行为是引出自己所受的情感，而借着行动、线、颜色、声音以及语言所显出的样式，来传达情感于他人。艺术是一种人类行为，其中一人以一定的外部标准传达所受的情感于他人，他人对这种情感也同样的感受起来。
-----------第五章
艺术真是这样的吗?果是如此，则艺术可以「感同身受一语括尽。托尔斯泰认为，艺术不但与「美无关，也并非人类疲劳余暇的游戏、情绪的发散、快乐等，而是「为人类生命及趋向幸福宜有的一种交际方法，使人类得以相联于同样的情感之下。
这的确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但这只能说明艺术之可以传达与艺术传达的目的；重要的是，他厘清了其余心理活动对于艺术涵义的不必要联系；不过，这犹不足以描摹艺术的形貌，且立论也嫌粗略。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即「艺术是感情的精确传达，并引发相同感受。他又说道:「区分艺术真伪的唯一标准是它的传染性。(「艺术论，第十五章)然而，有时我们有些简单的情绪或浮浅的感受，未始不能透过既有的、俗套的型式清楚传达。例如「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设使这句话真是一名男子的心声，同时，作为对像的女子也感到「我真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此时是否就构成了艺术?如果这对男女的心意都是真诚的，我们可以承认这当中的确带有某些类似艺术的成份，但真正的艺术则远较为深刻。我们在前面说过，艺术必须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否则便落入现实生活的实用性，而非较高的精神层面。在这一方面，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有比较深入的发挥:
艺术家当作描写的目标的艺术对象，从柏拉图的立意来讲，说穿了就是一个理念，再不是别的了。对艺术对象的认识，必须在艺术家的作品以前，而形成为它的根本、它的来源；这个对象不是特殊的事物，不是普通体会的对象，也不是概念--那科学与理性思考的对象。……概念是抽象的、反省的，在概念的领域内它自己完全不能被决定，……理念，或许可以当作概念适切的代表来定义，它是绝对属于知觉方面的，……只有那把自己超然高举越过了一切意志活动、一切独立个体性而达到了纯粹认知主体的人，才把它认知(理念)。……艺术作品中体会出来重复出来的理念，只按照每个人自己智能高低的水准，而对他有或多或少的吸引力。-----------意志与表象的世界--49节
艺术是「理念，但他所说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概念是综合的思维及判断，像个死板的容器，除了你放进去的，再也不能产生其它什么。「理念则像有机的生命，自己发展，并孕含创造力。模仿者、讲究形式的人，从概念来制造他的作品，他们注意到什么是讨喜的、感人的，并将之固定在概念中，故其作品是没有生命的，且无法消化，其杂质总是存在，只能是时代的产物。「天才正为相反，他透过知觉的印像(理念)来转化所吸收的东西，创造新的出来；最高度的文化熏陶也不致干扰他的创造性、原始性，这样的艺术可长可久，永远保有新鲜的吸引力。
例如我们常言的「空、有义。设若杯为「空器，水为「有物；当「空、「有为「概念时，它只是一种相为对待的关系，即空则不有，有不为空；我们以为这已经明朗清楚了，就「概念(这是「物象)而言，是的。「理念(此为「物情)却不从此见；「杯中无水是「空的「物象，但其「物情则同时包含「空、有；杯中无水固成其「空，但因此「空恰为盛水之因(空才有盛水的可能性)，故已具「有性，而若执此「空不令为「有，其与「有同，失去「空性，亦落「有；亦即执「空不使水入，此与「水满不复得入同，皆为「水并不入，故称「已有。「有性亦是，如水旋入旋倾，则此杯等如空杯，因其保持「可令水入的状态；若执「有不令水入，其性又与「空同，「空为水不入，「有则水不得入，二者水皆不入，为同一「物情。是故，以理念而言，「空、有的概念只是对「现象的一种浅薄认识而已，且所有的概念亦都是一种浮浅的「计执。
我们当明白，「概念是死的，是「执着的，它是一种「理性的了别，尽管工夫做到极端的细密，至多能让我们组织一个「物理式的心理结构，它能助我们初步的掌握物象，但也就是如此了。「理念的看待世界则是「了然对境，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可以终日随缘，终日不动。因为「理念是对物的一种超脱「自我意志的观察及觉知，它用「世界的意志来看世界，所以能够尽得其情而无所偏颇；也唯有心灵的「自我意志泯灭净尽，才得一见「纯然的理念。
定论艺术
因此，艺术是一种心灵高度的、纯净的发挥；它是一种对事物超然的感受，一种完全脱离社会观点、理性思维的观照；它之所以「独特，在于断然去除一切人类习性的沾染，它只是把事物本身，干净的还给我们而已；它既不在意既成的概念，也不屈从于普遍的误解。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纯然的艺术(无论是原创或被传导。就另一个角度来看，感知只能是相类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感受事实上也正在创作。)，这个时刻，我们是清净无瑕的，是卸去「原罪的；道家的「能婴儿乎与佛教的「直观可说是相类的境界。正如华格纳(RichardWagner)所言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是「通往天国之钥。然而，这样的陈义，是否太高，而自绝于群众?纵使真是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堪称「艺术的，原本不多，能达到艺术顶峰的，更是难得一见；这是为什么绝顶的艺术总是不被了解，甚至不能为其时代所认同。只是，我们要说，艺术其实是有程度等差的，绝对纯然的艺术可说是绝无仅有，若不是相攘的心灵也无从判断起；且艺术也不应被赋予「难、易的概念，只能说是心灵如何，便感受如何。一个心灵高渺的人，当他接触到较近于通俗的艺术时，通常感知到较多的杂质干扰，便不易感动起来；这是因为此艺术纯化的程度原本较少。而凡夫日日浸于此类杂质之中，亦不能觉其不妥处，对于其中偶有的数笔超脱处反能认真的咀嚼一番，领略一番，而觉其颇堪玩味。反过来说，一个俗子不意进入艺术殿堂，由于彼此心灵相距太远，至于完全不能契合，便得入宝山空手回而不自知；这中间的信道是截然不通的，并没有难易之别。而具此心灵的人则自能领受不尽，亦没有难易。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心灵越能纯化、净化，则达到的艺术境地也就越高；我们的心灵越明澈，我们的直觉就越不受到杂质的干扰，越能让事物的本相不经扭曲的照入，即是，不受「自我意识的扰乱，例如我们以为玻璃是完全透明的，不知它正造成折射而我们并不自觉，这就是「观的障碍；此时，我们与外界其实是隔绝的，观察不清的；当我们越能打破这层层障碍，就越能认清世界；果能彻底破尽此种障蔽，便与万物打成一片，水融。所以，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我们摆脱固有的或被形成的个性(意志)的一种成就。是以，我们且不要过度注意艺术作品的外在面貌，如梵谷(VincentVanGogh)的炽烈，拉斐尔(Rapheal)的静谧，这当然是感人的或可喜的，且这是他们为人们揭示艺术秘奥与自然真理的方法，我们固然赞叹这些方法运用得如此高妙，但这还只是意志的一种表象，柏拉图(Plato)说:「人们应该观察的，并不是那些被称之为美的个别对象；而是美。艺术也一样，一幅画作，就是一个画家的心血所寄；就像一个学者的文凭，文凭或许是我们评判的标准，但重点是，所以造成文凭的学识究是那些?这才是价值所在，我们能够追究出来么?「艺术作品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我们要是能够观察到它的「艺术所在，也就是对于我们的心灵做一番洗涤了。
尽管艺术外显的形貌依着人文发展而时时变动，它却始终是人类对于洗净不绝沾染、累积的尘垢所做的努力。
余渖附笔
(一)中西方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汉民族的综合型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以多归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语序，横向铺叙，层层推动，归纳总结。形成“流水型”句式结构。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惯于“由一到多”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统摄各种短语和从句，由主到次，递相迭加，结构复杂，但形散而意合，形成“树权形”的句式结构。下面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句子在霍克斯(DavidHawks)和杨宪益两种英译本中的译法。
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
霍译：Thefirstgirlwasofmediumheightandslightlyplumpish，withcheekaswhiteandfirmasafreshlycheeandanoseaswhiteandshinyassoapmadefromthewhitestgoose-fat.Shehadagentle，sweet，reservedmanner.Tolookherwastoloveher.
杨译：Thefirstsomewhatplumpandofmediumheight.Hercheekswerethetextureofnewlyripenedlichees,hernoseassleekasgoosefat,gentleanddemure.Shelookedveryapproachable.
仅从两个译文与原文的对比就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再比较两个译者的不同，霍译在第一句中仅用了一个with引导的伴随状语就一气呵成地将迎春姑娘的外表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之后他又用一个简单句表达了她的性格。而在杨译中，他用了两个句子，按照由大方面到小方面的顺序描述了迎春姑娘的外表特征。可以说这两种译法只是译者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习惯的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文的表达形式作相应的调整，以使译文通顺，语意畅达。
(二)中西方文化意象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意象是凝聚在各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中的结晶。在中国文化中“龙”备受推崇，与龟、凤、麒麟合称四录，龙代表帝王，象征吉利的动物，如：“龙眼识珠，凤眼识宅”、“龙投大海，虎奔高山”。西方人却认为dragon(龙)是邪恶的象征，认为龙是凶残肆虐人的动物，应予消灭。龙被称为怪物，恶龙。中国画上的龙没有翅膀，西洋画的龙却是有翅膀的怪物。如“dragon’spondandtiger’scave；dangerousplace”(龙潭虎穴)。在文学翻译中也有这样的翻译，如《红楼梦》中有一句：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如今来了个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霍译：“...Andnowthisnewcousincomeherewhoisasbeautifulasanangelandshehash’tgotoneeither，so...”
杨译：“?Eventhisnewlyarrivedcousinwhoislovelyasafairyhasn''''tgotoneeither，...”
在这里，当宝玉指到美丽可爱的林妹妹时，他说是个“神仙似的妹妹”。在汉语文化里，当指及某人漂亮时，我们会说真是“美若天仙”。这里杨宪益按照汉语文化中的意象将其译作“lovelyasafairy”，准确地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色彩。霍氏将其译为“asbeautifulasanangel”.我们知道西方文化的主源是希腊神话和圣经，angel在这些文化中是智慧与美丽的象征。霍氏考虑到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民族心理，采用了意译的手法将原文中文化转移为西方基督教文化观念，便于读者理解，因此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来源造成了他们译文的不同。以上的翻译中，两位译者由于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采用了不同的译法，杨氏虽忠实地翻译了原文，而且在译文中采用与原文同等的文化意象，但由于面对的是译语读者，因此，相比之下，还是霍氏的译文更地道，更易于接受。有时一个文化意象是无法译出的，在翻译时，需要加脚注注明，或给予必要的解释。如：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霍译：ShehadmorechambersinherheartthanthemartyredBiGan；AndsufferedatthemorepaininitthanthebeautifulXishi.
杨译：ShelookedmoresensitivethanPikan[1]，moredelicatethanHsiShih[2].
[1]AprincenotedforhisgreatintelligenceattheendoftheShangDynasty.
[2]AfamousbeautyoftheancientkingdomofYueh.
对于我们汉语读者来说，都知道“比干”是智慧的象征、“西施”是美人的象征，然而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却不一定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杨氏以加脚注的方法介绍了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让译语读者充分了解到“比干’’“西施”等人物传说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转移，而霍氏的译文只会让人得知BiGan是martyred，XiShi是“beautiful”，而不知道其文化来源，因此，使原语的文化信息不能完全传递。
二、文化背景及语言表达差异中翻译的基本技巧
在汉英互译过程中，除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外，如能对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有所了解，对于提高翻译技巧将会大有裨益。(一)意合句转化为形合句
属于不同语系的英语和汉语在句法上各有特色，差异甚多。当代美国著名翻译家Nida在其TranslatingMeaning(1983)一书中提出：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英语重形合(b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一般都用适当的连接词(connectives)组成复合句，形式上比较严谨，但缺乏弹性；而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成复合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在汉英翻译中如果了解了上述差别，翻译在构句上就有了基础。例如：Ifonedoesnotenterthetiger''''sden，howcanhegetatiger''''scub?“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隐含“条件”从句的汉语意合句，翻译时，这个if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违反了英语的表达习惯。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往往需要将意合旬转化为形合句。译者头脑中的形合、意合的意识是否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翻译句的质量。
(二)力求避免词词对应是汉英翻译技巧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另一种语言文字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故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摆脱原文字面的束缚。例如：
第一，翻译注意词与词的机械对应。在汉英互译技巧上，要力求摆脱汉英两种语言原文字面的束缚。因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两种语言中才有完全相等或近乎完全相等的对应。例如，“不要碰它”(“Donttouchit”)；“请填表格”(“Pleasefilltheform”)等等。但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不正确的或机械的对应。例如，“精神文明”被译为“spiritualcivilization”，单从表面上看，似无懈可击。问题出在“spirit”一词。LongmanDictionary第一解释为：“apersonapartfromthebody；one''''smindorsou1.”是指与“肉体”相对立的东西，除“精神”外，尚含“心灵”“幽灵”等意思。另外，在强调“spiritualcivilization”时，仿佛只注重心灵的净化而不求身体力行。
关键词：谚语；翻译因素；翻译方法
一、引言
英国作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曾经说过：“Thegenius，witandspiritofanationarediscoveredinitsproverbs.”谚语是一个民族天赋、智慧和精神的体现。谚语是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的民族形式和各种手段的集中体现，是语言中的某些部分经过长期反复使用后自然沉积而形成的形式固定，简洁明快，寓意深刻的语言精品。谚语是人类语言文化大树上硕果累累的一枝，是语言白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何为谚语呢？《谚语·歇后语概论》给谚语下了如此定义：“谚语是人民群众生活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传授经验和教训劝戒功能，流传于人民群众口头的话语”。英语一则谚语告诉我们：“Proverbsarethedaughterofdailyexperience。”（谚语是日常生活的产物）英国搜集家ThomasFuller曾对谚语作过描述：“众多的事理经过煎熬，凝练成寥寥数词，这便是谚语。”英国首相JohnRussel认为谚语是：“众人的智慧，一人的妙语。”
以上观点虽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谚语的特点：1、智慧的闪光2、经验的结晶3、精美的语言4、人生的启迪5、无翼的飞翔6、真实的写照。一般我们对谚语的含义理解为谚语是意义相对完整的句子，是语言中一种重要的熟语。大部分谚语是人民生活经验的结晶。人类智慧的闪光，它启迪人生，指导人们的行为。
学习英语语言不可能不学习英语谚语，但是英语谚语是几千年英美文化的沉淀，特别是英美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差异增加了我们学习和理解的难度，尤其是谚语的翻译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谚语本身的含义及其折射出的民族文化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人试图从影响英语谚语翻译的因素和英语谚语的翻译方法两个方面对英语谚语的翻译策略做一些浅层次的探索。
二、影响英语谚语翻译的因素
谚语是语言的核心和精华，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谚语的翻译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为了能够反映其特有的文化特色，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寓言神话等方面全方位考虑影响其含义的因素，正确理解和翻译谚语自身所蕴涵的深刻含义。
历史背景
社会历史的发展对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旧的语言逐渐衰亡，新的语言不断产生。在历史的进程中，谚语好比一面镜子，能清楚地反映其历史的变迁。因此我们在翻译谚语时需要考虑其历史背景，才能正确理解谚语的含义。
公元前55年，古罗马统帅恺撒征服不列颠岛，而英国历史上真正的“罗马人的征服”（RomanConquest）是在公元43年开始的。从此罗马人占领不列颠400年之久。罗马人的文化对不列颠的影响仍留在岛上，在今天的英语谚语中仍然可以找到历史的痕迹。例如：
DoinRomeastheRomansdo.在罗马就要过罗马人的生活。（喻：入乡随俗。）
Romewasnotbuiltinaday.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喻：伟业非一日之功。）
AllroadsleadtoRome.条条道路通罗马.(喻:殊途同归。)
这三条谚语足以反映出“罗马人的征服”（RomanConquest）对英语谚语的影响，足以反映出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
地理环境
谚语的产生与人们生活和劳动的地理环境习习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位于欧洲西部大西洋中的不列颠诸岛上，南面有英吉利海峡（theEnglishChannel），多拂尔海峡（thestraitsofDover），东面隔北海（theNorthSea）。这里的海上运输业和渔业特别发达，因此留下了不少与航海业和渔业有关的谚语。例如：
Allisfishthatcomestohisnet.进到网里的都是鱼。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是“任何有用的东西或有好处的东西都来者不拒”，含有贬义。
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不要教鱼儿游泳。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是“不要在行人面前卖弄自己”。相当于汉语谚语“不要班们弄斧”。
Hewhowouldcatchfishmustnotmindgettingwet.要想抓鱼就不能怕弄湿衣。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与汉语谚语“要吃龙肉，就得亲自下海”的比喻意义相似。
Thegreatfisheatupthesmall.大鱼吃小鱼。
这条谚语形象的描绘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激烈斗争，相互倾轧的状况。
Hethatwouldsailwithoutdangermustnevercomeonthemainsea.谁在航行时不冒险，他就永远不要来到大海上。
这条谚语比喻“不付出就没有收获”，相当于汉语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不列颠岛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风大雾多，降雨量特别大。因此产生了一条谚语：Itneverrainsbutitpours.（不雨则己，一雨倾盆）。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是“倒霉的事情总是一起发生的”，相当于汉语成语“祸不单行”的意思。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的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的东西很多，涉及生活的各个地域。它既受到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方面的影响，又必然反映出该民族的风俗习惯，谚语更是与风俗习惯紧密相关，英语谚语的翻译离不开对英美风俗习惯的了解。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因此宠物文化有鲜明的地域性。中国人一般都鄙视狗，常用狗来比喻坏人坏事。但英美国家大都对狗有好感，认为狗是忠实可靠的朋友，其中一部分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没有贬义。在英美文化中，“狗”经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派生出许多谚语。
Everydoghashisownday.(每只狗都有他的好时光。)
这条谚语比喻“人人都有得意的一天。”
Anolddogbarksnotinrain.(老狗不乱吠。)
这条谚语比喻“老年人做事有经验。”
Dogdoesnoteatdog.(狗不吃狗。)
这条谚语比喻“一个人不应该攻击或伤害同伙，或赚他的钱。”与这条英语习语相近的汉语有：“同室不操戈，同类不相残。”
Loveme,lovemydog.(喜欢我，也要喜欢我的狗。)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思是：任何希望与我保持友谊的人，都必须接受和容忍所有属于我的东西。我的个人爱好和我的观点意见。同这条谚语相近的汉语习语有“爱屋及乌。”
Hethatliesdownwithdogsmustriseupwithfleas.(与狗同眠的人身上必然有跳蚤。)
这条谚语的比喻意义近似与汉语谚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猫也是英美文化的宠物，多用来比喻女人，猫和狗一样，常被比喻成人，自然也引出不少谚语。
Allcatsaregreyinthedark.（所有的猫在黑暗中都是灰色的。）
这条谚语比喻“人在未成名时，很难看出有什么区别”。
Acathasninelives.(猫有九命。)
在英美文化习俗中，传说猫天资聪明，动作灵敏，在很多其他动物会被伤害的情况下，猫都能逃脱劫难。这条谚语比喻“生命力极强”。
Acatinglovescatchesnomice.(戴手套的猫捉不到老鼠。)
这条谚语比喻“四肢不勤的人，什么事也做不出来”。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谚语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更能折射出宗教对谚语的影响。英美国家，基督教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很多谚语源自《圣经》，或与基督教有关。了解英美人的信仰对翻译相关谚语起重要作用。
Theheartknowshisownbitterness.《圣经·箴言》
一颗心知道它自己的痛苦。
Everymanmustcarryhisowncross.(每个人必须背他自己的十字架。)
这条谚语来自《圣经》，cross（十字架）是耶稣走向死亡之地所带的十字架，钉上十字架而死。cross一词就有了“苦难”的转义。这条谚语的意思是，人人都要忍受生活中的苦难，承担自己的生活负担。
Forbiddenfruit（禁果）一语也出自《圣经》，并为众人所周知。在《创世纪》中，亚当在伊甸园所吃的苹果是禁果，这个典故使“Forbiddenfruit”一语获得“因被禁止反而想弄到手的东西”的转义。从而产生：
Forbiddenfruitissweet.
禁果是甜的。这句谚语表示“不让得到的东西格外有诱惑力”。
在英语谚语翻译的过程中，除了以上四个主要的因素需要认真考虑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寓言神话、文学艺术和体育美术等因素还会影响到我们对英语谚语的翻译和理解。
三、英语谚语的翻译方法
卢梭说过：“谚语是一个人的机智，所有人的智慧”。既然谚语反映的内容是经验的结晶，智慧的闪光，历史文化的沉淀，那么谚语的翻译也是必然要反映谚语的本质，揭示谚语的内涵。著名美国翻译家奈达（Nida)指出：“所有的翻译，不管它是诗歌还是散文，都必须关心接受者的反应；因此，翻译的最终目，从它对观众产生的效果而看，是评价任何翻译最基本的因素。”所以我们应是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再现英语谚语的内涵和本质，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针对不同的谚语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
直译法
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直译法更好地保留了英语中“原汁原味”的成分，因此，如果读者能对译后的谚语寓意一目了然，我们首先用直译法。例如：
Ahomewithoutloveisnomorethanababywithoutasoul.(没有爱的家庭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
Helaughsbestwholaughslast.（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Knowledgeispower.（知识就是力量。）
Timeismoney.(时间就是金钱。)
Lifeisshortandtimeisswift.（人生苦短，岁月易逝。）
Theeyeisthewindowofthemind.（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可见，直译法保留了原文的形象和比喻，保留了其表达手法，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意译法
所谓意译是指用译语常用的语言和熟悉的形象来翻译英语谚语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因此其表达方式和汉语有着某些差异。当原文的意思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矛盾不宜采取直译法处理，或用直译法处理会给读者带来歧义时，就应采用意译法。例如：
WhenGreekmeetsGreek,thencomesthetugofwar.(两雄相遇，必有一争。)
Nothingventured，nothinggaine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Everybeanhasit’sblack.(凡人各有其短处。)
Anewbroomsweeps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
直译兼意译
有时在翻译英语谚语时，单纯的直译或意译都不能确切有效地表达原来谚语的含义，这时可采用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以弥补直译难达意，意译难传神的不足，在直译后再加上谚语的真实含义，“以期收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曾自立，1983）。例如：
Cutyourcoataccordingtoyourcloth.(量布裁人，量入为出。)
EvenHomersometimesnods.（荷马也有瞌睡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daughterisfairerthanfairmother.（女儿比母亲更漂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释意法
释意法就是指在对一个谚语翻译的同时，其后再附上注释或解释，以便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该谚语的内在含义。在英语谚语中有一些本民族持有的人名、地名和历史典故等，给我们的理解和翻译带来一定的困难。在直译和意译都不能完全达到翻译准确的情况下，笔者认为翻译时需要用一定手段来补偿，可采用直译加注释，意译加注释或直译意译加注释的方法，达到对谚语原文化内涵的全面理解。例如：
Iftheskyfalls,weshallcatchlarks.(天塌下来正好抓云雀，意指：何必岂人忧天。)
BacchusbathdrownedmorementhanNepture.（酒比海淹死的人多，Bacchus-酒神，Nepture-海神。）
Whatisaworkmanwithouthistools.(没有工具的工匠有什么用，意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HethatliveswithMuseshalldieinthestraw.（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的女神。文学艺术家生前大都穷困潦倒，不受世人的重视，只有死后才出名。）
四、结语
英语谚语是英美文化宝库中的一笔可贵的财富，是英美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它经过历史的演变把丰富多彩的内容浓缩在精炼的形式中。所以在翻译时我们必须全面考虑到其历史演变、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语言神话等因素，灵活地运用直译法、意译法、直译兼意译法、释意法等方法，力求准确表达原文的意义，全面正确理解谚语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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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田静.试析英汉谚语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J].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学报，2005(1).
[9]彭光谦.《英语谚语》[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
旅游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涉及旅游与文化的翻译。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旅游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应顺应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从单纯语言形式的对比和转换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对比的高度，揭示语言形式与文化隐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真正使翻译活动成为跨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打响自己的旅游品牌。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1]。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2]。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信息进行全面研究,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视读者反映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通顺自然的。通顺自然的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顺可以看成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只是表现出在处理原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刻意的异化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甚至会闹笑话。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异化寓于归化之中,归化中也包含着异化,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说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是就译者的倾向性而言,即或异化为主或归化为主。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是依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显示为现实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四、旅游文化翻译对异化与归化的动态选择
1.旅游翻译目的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汉斯·威密尔(HamsVermeer)从行为学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3]（笔者译）因此旅游资料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有关信息，让国外普通旅游者读懂、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
就保留源语旅游文化而言，异化翻译有利于保留我国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并以之打动目标读者的心，激发这些潜在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其缺陷在于：由于异化翻译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追求一种不透明、不流畅的言语风格，且译本中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晦涩难懂，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国境外旅游客源的减少。
归化翻译则因遵循目标语言规范并用目标文化材料替代源语旅游文化，译文流畅，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比异化翻译更能吸引潜在外国游客。归化翻译的弊端也很明显：过分倚重目标语言固有表达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译语旅游文化替代源语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国悠久、独特旅游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错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类型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纽马克(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归化”性手段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这类文本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用“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因为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译文的信息准确并感染受众,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综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点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呼唤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侧重于归化，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动态地穿行,这在翻译实践中已屡见不鲜。
旅游文本中大多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该文本的使用语境及其具体功能,灵活选择翻译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点、风俗等具体的介绍,由于缺乏文化对等词,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译加解释等方法充分解释其意义和内涵;而对号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点、旅游广告语等,可以使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词来进行类比,以激发读者的兴趣,达到推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终极目的。根据归化和异化动态统一，笔者对旅游文化翻译提出如下翻译策略。五、异化与归化理论指导下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1.文化信息内容的补偿和增添
英美读者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我们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便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者之一）,应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悬崖绝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洞高7米,深逾14米。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纯阳(洞宾)石雕像。洞深处,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这便是《后汉书》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骑牛雕像。景区内还有石松、御碑亭、访仙亭等景观。区内游步道为1452米。
译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这段译文中吕洞宾、老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译中应添加补充信息,使译者有所了解。而且访仙亭等景点的翻译可以补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这样更好地达到交际的效果。
2.文化专有名词的注释性加译
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6]。
“百鸟朝凤”原译:“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拟译:“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3.文化类比
类比也是一种巧妙的寻找最佳关联点的译法。文化交流过程中,类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实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着一柄长舵,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7]。其中“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么译?试比较一下两个译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译文A运用解释性增译,文字累赘,没看过或不了解有关关羽的京剧情节的外国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译文B将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龙偃月刀与他们的餐具联系在一起,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关联,照顾了游客心境,达到“导”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农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两例翻译,抓住中国火神祝融与古罗马传说中为民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相似点,照顾了西方游客的认知环境,因关联而语境效果突出,译文的语用语言等效达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类比能大大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绍苏州时,因苏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个湖泊环抱而成,可以称之为“VeniceofChina”。
4.适当删改汉语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除和更改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删改的是多余的对译文理解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中西文化的差异难免会造成文化冲突,一些汉语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译难以让外国游客接受,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因此在处理旅游文化翻译时必须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与目的语的逻辑结构,对原文结构进行语式分析,根据目的语思维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考虑作适当的删改以突出主题信息,从而软化僵硬呆板的宣传语气。如：
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上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8]。
译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原文过度修饰,言辞华丽,若直译则使译文累赘冗长,令人厌读。为有效传达其中文化信息,译者灵活处理了中英文在行文习惯上的差异,将原文两句改译为三句,调整了句子长度;删去了“呈现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风采奕奕”、“威面八风”等词句,通过“gailydecorated”和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以简洁明快的语句,表达原文中龙舟赛场壮观热烈的气氛和千姿百态的龙舟风采。通过改译后的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又保持了原作的韵味。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原型；意义推断：对比分析；相关分析
一、引言
原型理论源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和Rosh的意义理论。Kleiber指出原型理论是针对传统释义方式的缺陷而提出来的，原型语义学的建立是与传统的充分必要条件从根本上决裂的。原型理论从认知的角度对词义的推断和延伸赋予了新的阐释：即每一个词汇均代表了一个语义范畴，在这个特定的范畴中，推断总是从最典型的成员到非典型成员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来实现。
从原型理论提出之始，就有一些语言学家阐述了将原型理论运用于语义研究的各种设想，把它作为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义学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多义词的处理方面，原型理论弥补了传统理论充分必要条件解释方式的不足，“原型理论在词义方面的运用为原本混乱的领域建立了秩序”，“心理学的范畴模式，尤其是原型理论……等对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和语法范畴分析具有最大的影响”。
意义推断一直是用原型方法研究语义学的中心议题，根据原型理论，从典型成员向非典型成员的意义推断模式如图1所示：
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对原型理论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引进介绍了原型理论及其发展和应用，赵艳芳、周红通过对两个中文字“头”和“在”证实了原型理论，即语义范畴中的成员具有不同的地位，同时也证明了不同语义是通过隐喻和转喻联系起来的：黄丽华发现原型词汇要比非原型词汇更容易习得等。
Taylor指出，两个词可能在所指与使用范围方面对等，但是它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原型意义，尤其是当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使用同一词汇之时更是如此。到底这种概念中心(coneeptulcenter)的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交流甚至导致了误解仍然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因此，在原型理论用于第二语言教学之前，如下问题需要探讨和澄清：首先，二语和母语对于词的原型意义认识是否一致，这是意义推断的基础；其次，如果原型识别一致，学习者在意义推断过程应重点学习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的不同，如果原型识别不同，则意义推断的重点应首先在于对原型意义的学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文以动词break为例，重点调查如下四个问题：
1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对该动词的原型识别是否一致：
2二者的意义推断有无显著差异：
3冲国英语学习者对该动词的意义推断是否受到母语原型识别的影响：
4意义推断的指导机制。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某大学110名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和34名不同职业背景的英语本族语成人。
(三)测量工具
Lakoff简要总结了Rosch的实验，包括典型性判断(Di-feetRating)，举例(PreductionofExamples)，反应时(ReaectionTime)，信息推论的不对称性(AsymmetryinGeneralization)等，本研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如下测量工具：
自由造句测试(FreeElicitationTest)：要求被试用break造句，以此调查其对动词break的原型识别。
典型性判断测试Crypicality-RatingTest)：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要求被试判断break语义范畴成员的典型性，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属范畴的好的例子，如breakthecup，借以了解被试对该动词的原型识别以及其推断意义用法的判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可译性测试(TranslatabilityRatingTest)：用五级量表的形式要求中国学生进行可译性判断，如用break来翻译“杯子破了”中“破”的可能性，以此调查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该动词的意义推断是否受到母语原型识别的影响。
(四)数据统计
对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如下的处理：对自由造句结果进行频率描述和对比分析：对中外被试的典型性判断结果利用SPSS软件的T测试进行对比，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对中国学生的典型性判断结果和可译性判断结果进行相关分析。
三、结果
(一)自由造句测试
本研究主要通过动词的谓宾结构来判断其原型意义及意义推断，因此，首先将测试结果分为习语和非习语用法，后者为本次研究的重点。这样分类的原因在于。Aitehison指出心理语言学研究证明习语“是被人类作为普通的，单独的词汇形式对待”。笔者在英语教学实践中也发现，习语是在不强调单个单词意义的情况下作为单独的词项来教学。如，Thebicyclebrokedownonmywayhome中的短语breakdown。
非习语形式按其动宾搭配分类如下：1、break+有形的实体中hysicalobjects,以下简称PHY；2、break+抽象的内容(non-physicalobjects,下文简称NPHY)；3、break的名词用法，意为“rest(休息)”(下文简称RESF)；4、其他(简称OTHERS)，主要是意义模糊的答案，如breakit，另外NS和NNS分别指的是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即中国英语学习者。
从图2可以看出中外受试的造句结果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PHY都占了最大的比例，分别达到56％和51％，根据原型理论，被试就某一范畴举例时，首先想到的并具有较高一致性的项目即该范畴的原型。由此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对动词break的原型均为break+有形实体，如Don’tbreakyourcup，二者原型判断一致。
(二)典型性判断以及可译性测试结果对比分析
表1对比显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对动词break用法的典型性判断测试，该动词用法的选择以英语国家语料库(BritishNadonalCorpus,简称BNC)的“简单检索(SimpleSearch)”(网址：thetis.bl.uk/lookup.html)和学生作文为基础随机选择。
表1典型性测试结果描述[本族语者(NS)与中国英语学习者(NNS)的对比。
表中描述项目按照平均值的递减顺序展示。通过分值的平均数和众数来判断范畴成员的典型性，并将频率、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作为受试在范畴成员典型性认定一致性的参照。
可见，所有受试对break的原型识别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众数都是5而且选择5(非常典型)和4(典型)的累计百分比分别达到了100％和89.2％：但对于具有争议的用法和非典型的用法，受试的判断差异很大，该结果印证了自由造句结果。
(三)独立样本T测试
本研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对比中国英语学习者和本族语者对动词break的意义推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显著性概率值为000(p＜0.05)，小于，05的显著水平，同时可信区间值不包含0，可见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意义推断与本族语者的意义推断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支持和验证了自由造句测试以及典型性判断测试所呈现出的差异。
(四)皮尔逊相关分析
为了判断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意义推断与母语思维模式是否相关，对数据结果作了相关分析，如表2所示。
表2典型性测试——可译性测试相关系数表
**表示该相关系数在a=0.01水平上是显著的(双尾检验)。
结果显示，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于break用法的典型性判断测试与可译性判断呈正相关。可见，虽然两种语言背景的受试对于多义基本动词break的原型识别一致，但是二者的意义推断却有本质的差异，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确认了母语是影响意义推断的因素之一。这一点也证实了Kellerman的观点，即：语言学习者的母语意识与可译性相关。Qi也有类似的阐述：当解释和使用第二语言时，学习者可能会通过使用同源词或翻译对等词汇来启动其现有的社会、心理、语言机制。
四、数据统计主要结论
本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果归纳如下：
(一)Aithchinson通过对比欧洲的英语学习者对家具、蔬菜等范畴的原型识别与英国本土者的不同，发现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人们对某一范畴原型的识别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成人语言学习者，即使其语言水平已经很高，其原型识别仍然受到其文化和语言的影响。
但是本研究发现，对于动词break的多义范畴而言，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它的原型识别与本族语者一致。
(二)虽然对于该动词的范畴原型识别一致，但是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者对其意义推断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部分证实了以上所提到的Aitchinson的文化影响原型的观点，但是凸显了文化与母语对多义词汇非原型意义推断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点也被可译性测试与典型测试结果的正相关证实。
五、启示与讨论
(一)中国学习者的语言推断特点
一万多字的某重点大学学生作文和中国学习者语料库调查(CLEC，ChineseLeamerEnglishCourpus)结果都显示出以下明显的特点：
1、中国学习者总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掌握语言思维与母语绝对对等的用法和搭配，如breakthecup,breaktherecord等，而当词汇的中英文意义推断不能完全对等时，学生选择了错误的搭配或者放弃使用，如breakthelink、breakthenews等。
2、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能够掌握那些在课本中以词组或固定搭配反复出现的搭配，虽然这些用法并不符合母语的思维习惯，如breakthelaw，breakthepromise，breaktherule等。对比BNC(BfitishNationalCorpus)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学习者的意义用法缺乏意义推断认知机制的激励，而出现孤立选择和反复、机械使用的特点，而本族语言中该动词的使用则更为广泛和灵活，并且可以看一定的推断规律，如breakthechains，breaktheprinciple，breakthehabit等。
(二)本族语意义推断的指导机制
对比BNC和CLEC，可以看出本族语者的意义推断虽然并非完全能够预测，但绝对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动词break的多义范畴是以其接物理名词为原型，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的激励而实现的，如从打破有形的杯子到无形的锁链(chains)，习惯(habit)等对人构成束缚的东西，从人的身体的受伤(如breakaleg)到人的精神的崩溃(Shebrokedownunderpressure)。
本文作者：莫晓乡周家福工作单位：广西防城港市中医医院药学部
临床药学只在大型医院和教学医院中被重视，但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还是比较落后。临床药学服务的核心未能真正开展，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⑴基本教育不足，药师专业水平不足；⑵重医轻药的传统观念影响了药学服务的发展；⑶医院的辅助设施不足，由于文献、书籍、网上查询等设施不足，这对药学服务、用药咨询和医务人员再教育不利[3]；⑷法规不健全[4]；⑸临床药师缺乏临床经验[5]；⑹缺乏必要的投入[6]。我院临床药学开展之初，并不为所有医生所认同。绝大多数医生认为药师参与临床查房是例行公事，形同虚设。对于临床药师的用药建议将信将疑，这是临床药师走入临床遇到的最大困难。临床医生用药知识的良莠不齐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医生不熟悉抗菌药物的抗菌谱，对于抗菌药物的治疗规范不明确，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仍时有发生。另外，临床药师仍缺乏临床经验，专业技术水平仍有待提高。
因此加强医院临床药学发展，首先必须要从用药咨询工作开始[7]。我院2005年已开展用药咨询工作，分西药、中药、中西成药类别，其中包括面向患者、面向医护人员的用药咨询。形式多种，有窗口坐台咨询，有医护人员直接电话咨询，临床药师一律耐心细致回答，达到解决用药问题的目的。减少专业药学人员药房工作时间，增加临床学习机会；增加外部专业培训机会，提高临床药师综合素质[8]。建立临床药师队伍培训机制，开展临床药师培训工作，努力提高药师的基本素质，使药师真正能参与临床工作并能在具体临床实践中提出建设性合理用药意见。加强与临床医护人员的沟通，这是走入临床的关键一步临床药师开展工作之初，会遇到临床的重重阻力。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并不十分了解并接受临床药师的工作。笔者认为，提供合理化的用药建议，给予临床实实在在地帮助，是化解一切疑虑最好的方法。临床遇到用药上的困难，首先认真听取医生的想法及意见，充分尊重临床医师，针对疗效不佳的用药方案跟医生沟通之后给出临床药师的建议。经过临床药师参与制定治疗方案，收到良好的临床疗效后，医生对药师的信赖感倍增，对于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打开良好局面。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指导合理用药医院是药品流通的终端，而且通过药物的费用-效果分析，可以为药物在使用上达到高效、安全、经济、适当以及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和毒副反应最小等提供科学和客观的依据；在相同疗效的情况下，选择最经济的给药方案，为卫生决策者和社会医疗保险提供参考，促进合理经济用药[9]。配备优质的药学信息软件通过配备优质的药学信息软件，可以使基层医院的药师们方便地查询医药信息，通过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出版的文献资料、以及最新药物的涌现和药物新不良反应的发现，及时把了解和掌握的信息向医师和患者提供咨询服务，提高医院的临床药学工作成效[10]。加强人才的培养培养一批优秀的药学人才充实到临床医疗中。药学专业分科不细，培养的人才不精，导致临床药学人才的匮乏，发展药学就要改革药学人才的培养，以能够参与临床医疗为育人目的，培养一批合格的医院药师和具备一定诊疗和用药水平的临床药师[11]。我院开展临床药学工作至今，得到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临床医师的普遍认可，医院肯定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治疗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为提高临床药师的整体水平，今年继续派药学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并引进临床药学专业的毕业生，为进一步开展临床药学工作提供技术力量。明确规定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药师具体职责和权限必须明确规定药师的参与临床工作的具体职责和权限，才能使药师在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过程中有章可循。具体规定应当包括进行临床合理用药指导的药师职称、用药专长及工作经验、工作权利等[12]。我院制定了临床药师的工作制度，每周参与外科与骨科的查房，参加全院及其他科室的会诊，为临床制定个体化用药方案。对于临床药师参与治疗的特殊疑难的病例，还需要书写药历记录用药监护过程。临床药师负责向临床提供合理的用药方案，但是不具备用药的处方权，所有的用药建议仅供临床医生参考，这是在临床实践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临床药学是在药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患者利益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以提高临床用药质量为目的，重点研究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方法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临床药师参与临床药物治疗对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和防止药源性疾病及药疗事故的发生是不可缺少的。医院药学工作模式的转变是医院药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医院一定要立足长远，切实认识开展临床药学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加大投入，协调好医师、护士、药师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临床药师的工作积极性，使临床药学工作能够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使得临床药学工作更好地服务临床、服务患者，全力提升医院药学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为医院药学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空间。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族服饰因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服饰语言文化，因此，民族服饰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
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第一
回顾历史，先秦时期盛行的具有粗犷之感的粗亚麻布装，隋唐时期质地细腻的丝绸、锦缎等服饰，这些都从某一侧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我国早期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纺织业及服装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以其特有的艺术气质及艺术表现语言，准确地传达服饰的结构美和纹饰美，以及服饰本身所蕴含着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思想语义。因此说，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尽管民族服饰在人类文化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类历史所禁锢，被人们的观念所束缚，被生产工艺所限制，被文化、环境、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素所制约，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及表现形式的不完整性。
中华民族服饰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造物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各族人民在这个过程中，依据本民族的习俗、思想、情感以及欣赏习惯，不断变更着式样、色彩、材质、结构等构成要素，满足探寻美、创造美的欲望，促进了情感的抒发和新的审美形式的变化和发展。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论文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
因此说，中华民族服饰是各族人民情感的表述和记录，它的历史流变，记载下了一部广大劳动人民情感积淀、凝聚、物化、释放的演变史，是民族造物工艺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以最初的物质文化功能，即服饰的使用功能为主导、转向追求精神愉悦及阐释审美情感为主流的装饰欣赏功能，从朦胧意识的纷乱状态，走向视觉语言定位传达的历史性突破和划时代的变革，从一个侧面演绎出工艺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而且情感的视觉化、形象化表述只能依附于具体的形态。“造型是运用艺术手段依赖美的规律，将处于变化运动中的事物予以概括、综合、凝聚、固定的物化与升华的过程；创作过程中对形象的提炼，加工以至必要的夸张、变形，都是为了更有效地突出形象本身审美特点；造型不是创作的最终目的，而是揭示艺术基本主题的手段”。[1]
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而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换言之，外在表象因素的表情也起着重要作用，正确地把握其形体的性格特征，有利于更准确更恰当地传达视觉信息，从而减少与观众沟通的障碍，更好地进行情感交流。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如我国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可见到小孩穿的“虎头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质朴，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装饰风格，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心，通过特定的极度夸张的外形特征，张扬事物的真、善、美，舍弃老虎的威猛凶暴，以猫温柔可爱的品格取而代之，没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机、活泼、纯朴、天真，是一派生机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2]在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倾吐内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头虎脑、无病无灾、健康快乐成长，表达了母亲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护生的民俗心态。不仅如此，细心的母亲还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翘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这又将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有机完美地融合于一体。
在我国民族服饰中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充分显示出母爱的细致入微，博大无私。从艺术角色看，虎头鞋的造型，凝结的是情感审美艺术物态化的表现形式，整个造型交织着情和爱，体现出审美情感与实用艺术、平面装饰造型与立体空间造型完美结合的现代设计理念，透射出浓烈的民族情感和炽热的艺术激情，是我国劳动人民朴素、纯真、善良、憨厚优良品格的真诚流露。
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国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来自:第一
图案是民族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服饰乃至整个民间美术体系中都起着传情达意的作用，它不是简单地模拟对象形体的外形，而是同民族服饰整体造型艺术一样，以舍形取意的方式，视对象为传达审美情感和文化的视觉信息符号，传达一定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人的审美情感。不同民族的宗教信息、崇拜偶像均不相同，这些信仰和图腾文化在民族服饰文化体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民族服饰的图案造型设计，均与民族心态、民族习俗紧密相连，重在表达一种审美思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态崇尚吉祥、喜庆、圆满、幸福和稳定，这一理念反映在民族服饰图案上，则表现为追求饱满、丰厚、完整、乐观向上、生生不息的情感意愿，通过图案造型，向人们展示民俗文化理念的深层底蕴和生命情感。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色彩是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传达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民族服饰色彩语义的传达依附于展示媒体，通过视觉被人们认知，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因而具有了冷热、轻重、强弱、刚柔等色彩情调，既可表达安全感、飘逸感、扩张感、沉稳感、兴奋感或沉痛感等情感效应，也可表达纯洁、神圣、热情、吉祥、喜气、神秘、高贵、优美等抽象性的寓意。民族服饰色彩多运用鲜艳亮丽的饱和色，以色块的并置使色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视觉美感，明亮、鲜艳、热烈、奔放，显示出鲜明的色彩对比效果。
民族服饰的图案色彩经营，完全脱离了事物原始图像的固有特征，自然界中的红花绿叶，在民族服饰图案中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转变成为纯粹的色彩情感信息符号，一切为表现审美情感服务，“画画儿无正经，好看就中”，民间艺人们正是依据这一原则随心所欲地驾驭色彩，以满足人们的情感欲望。
民族服饰色彩的形成和传达，在很大程度上，受独特的人文意识的渗透和民族习俗的影响。
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以“人—地—天—道—自然”五位一体的宇宙观，追求素朴天真的自然之道，成为民族文明的主流意识。这一哲学理念反映在对民族服饰色彩情感的感悟和表达上，常以青、白二色为服饰主色调，表达一种质朴浑厚、洁净爽朗、简朴素净的自然之美，再辅以红、黄、绿、紫等为装饰对比色，在使用面积、色彩冷暖和肌理纹饰等方面，既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又协调统一，体现出承载实用文化精神意义上的审美品格。
民族服饰视觉情感语义的准确传达，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表达方式。
民族服饰的表现材料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它的运用、发展和终结，均与各民族服饰的民族审美意识和民族心理密切相关。材料的更新替代，始终以审美信息传达为中心并为之服务，式样、色彩、纹理、结构等构成元素的变更，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艺术交流语言，这些艺术语言即构成了不同民族特定的造物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又与服饰文化、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民族意识等相互交织、渗透、聚积和综合反应，促进并形成富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审美文化体系的历史延续。织花、刺绣、蜡染、挑花、银饰等多种材质及形式混合并置，传达着共同的主题思想。但无论采取何种材料或何种表达方式，都具有装饰和表意的双重功能，具有符号性的表征意义及明显的地域特征，甚至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保险利益；射幸性；立法意义
保险合同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完全履行，因为它不仅是当事人满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体投保人精诚合作、分担危险之必要途径。依照各国保险法的规定，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人必须是受到实际损害的人，因为补偿是保险的基本职能。那么，保险上的损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现的呢?又如何来量化呢?这涉及到保险制度的核心内容——保险利益原则。
所谓保险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称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见于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案》。该《法案》第一条要求被保险人对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险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对保险利益的含义并无界定。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均没有保险利益这一用语，但在理论上却对保险利益制度有系统研究。就我国研究现状来说，理论上将保险利益描述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一种利害关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受损，或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同时将保险标的根据其性质不同分为财产及人的寿命和身体，并相应地把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以此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保险利益，但并未就两者做出进一步详尽规定。
一、保险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险制度发端于贸易发达、风险巨大的海上运输。在13世纪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险中，保险人假装称已从被保险人处受领一定金额之贷款或以信用方式赊购被保险人之货物，约定若船舶未安全抵达时，将该款项返还给被保险人或支付价金。实际上是使被保险人在货物损失时可从保险人处获得一定金额之价款。这种约定中，未来船舶是否发生危险事故无法安全抵达或危险事故何时发生不确定，保险人是否给付保险金取决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这种所谓的保险和赌博有着相似的机理。两者都决定于偶然事件的发生。显然，赌博是为社会公益所排斥的。它变一定（原有之赌本）为无定（输或赢），[2]是一种参加者创造风险的活动，鼓励利己主义、贪婪和不劳而获，使偶然性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宰者，破坏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产生这样的问题：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是船舶未安全抵达会受损之人？被保险人获得的价款是否应不超过其货物损失？据此，有学者提出，因保险行为而请求保险金额的，被保险人应证明保险利益之存在，强调约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损害者才能获得价款且价款不得超出损害金额，以区别于赌博。从此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即填补损害制度。[4]保险利益理论也由此开始发展。
二、保险法上对保险利益的概念定位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际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将法律上权利稍稍扩大至法律承认的权利和利益，对保险利益并没有给予充分说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保险利益给予分析。
理论上，学者众说纷纭，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学说：
第一种是价值说，或称经济利益说。此学说认为，保险的本质乃在于补偿经济损失。换言之，即在于填补所灭失或所减损物上之价值。因而认为有利益才有损害，有损害才需要补偿，故认为保险合同之对象为保险利益，即保险利益就是保险标的物上的价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物不安全而受损，或者因为保险标的物不发生损害而受益。[5]依价值说，构成保险利益需具备三个要件：(1)须为经济利益。保险是以补偿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目的，保险利益须属于经济上的利益或以与经济上利益有密切关系且可以货币量化为限。(2)须为确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确定或可确定。(3)须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规定。价值说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能进行科学的解释，国内学者多持此学说。[6]价值说比较重视保险标的物的价值因素，突出了保险合同的经济补偿功能。第二种是关系说。在人身保险中，由于人的生命、身体、健康为人格权的内容，无法以金钱价值对其加以衡量，故价值说无法解释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于是关系说乃应运而生。该说认为，保险利益乃是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此种利害关系，包含有经济上之利害关系及精神上之利害关系两种。德国及我国台湾学者一般持此学说。[7]关系说与价值说相比，其独到之处是不拘泥于经济价值上的解释，而是从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为人身保险获得了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无论赞同哪种学说，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认可的，也是各国对保险利益内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为保险合同或保险法所保障。如对盗窃、抢劫之财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贩毒的经济利益,劫匪对劫持的飞机或者人质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构成保险利益。第二,保险利益应为经济上的利益。所谓“经济上的利益”,是指可以体现为货币形式的利益或称为“金钱利益”,保险是以补偿损失为目的,以支付货币为补偿方式的制度,若损失不是经济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钱来计算,则损失无法补偿。第三,保险利益是可以确定的利益。惟有保险利益这种经济利益是确定的利益,在实践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保险人才可以据此进行补偿。所谓“可以确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或者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将来预期利益可以确定。对于人身保险而言,可以确定的利益也可以称为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利益。回过头来看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逻辑不够严谨，不利于实务操作。这些缺陷对于保险法的实践以及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有着不利的影响，这可能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明确相关概念的任务任重道远。
三、保险利益原则的立法意义
保险制度因其“分散危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而具有积极意义,并得以存续和发展,任何人均不应通过保险而获得无损失的利益或者超过损失的利益。确立保险利益原则的价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将保险作为赌博的工具。保险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道德危险与保险相伴而生，似乎从保险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让人们头痛不已。如以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他人财产、身体、生命或健康为保险标的，则实为赌博。就财产保险而言，如以无保险利益之他人财产投保，因为他人财产即使发生危险，投保人并无损失发生，如能获得赔偿，则与赌博何异。其更甚者，投保人为图早日实现其不当利益，必不会等待被保危险之自然发生，而将设法造成被保财产的损失，其所诱发的道德危险，实不言而喻。例如，保险标的物价值100万，所有者的保险利益即为100万，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发生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额最多100万，身心正常者，不会为以100万的投入换取100万的赔偿而铤而走险，这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就人寿保险而言，若无保险利益规定，后果更无法设想。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没有保险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而订立合同，则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种手段伤害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的给付。17世纪英国保险法因没有保险利益的规定，就出现过杀害被保险人的情况，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立法机关遂在《1774年人寿保险法》中首次确立人身保险必须具有保险利益的原则，明确规定：人寿保险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必须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为赌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寿险保险单，该法因而被誉为“禁止赌博法案”。可见保险和赌博在目的、效果、及社会评价(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异,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保险中有保险利益的存在。保险利益原则不许可随便以他人的财产或人身作为保险标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损失而获利,从而保证了保险的损失补偿职能,遏制了赌博。
保险利益原则之创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发生道德危险，道德危险是保险术语,是指投保方为获保险赔偿而故意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放任损失扩大。坚持保险利益原则,无损失则不赔偿,损失多少赔偿多少,有效地防止了为获得不当利益而发生道德危险。在保险实务中,保险赔偿的最高额以保险金额为限,保险金额是以保险利益为基础的。这体现了保险的“补偿”性，从而更好地实现保险“分散危险，补偿损失”的职能道通过保险利益原则来设置屏障防止发生道德危险，并限制保险赔偿的额度，从而保障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Malcolm·A·Clerke.何美欢，吴志攀等译.保险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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