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42
导语：在生态经济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吉林省生态旅游优势
首先，生态资源丰富。吉林省县域资源形态各异。如长白山21个县自治州，东部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中部及境内农业资源丰富，且草原湿地较多。其次人文资源便利。如朝鲜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特色鲜明，拥有浓郁的民俗风情。如，左家镇特产观光生态园、安图国营福满林场都被列入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最后，交通条件便利旅游产业基础雄厚。
（二）吉林省生态旅游劣势
首先，旅游创新能力不足。从目前吉林省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来看，景区形象设计、旅游线路设计、产品开发营销方面有明显不足之处。其次，缺乏联动力导致人力资源匮乏。吉林省区域经济生态旅游缺乏专业人才，以森林生态旅游为例，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严重匮乏。同时，缺乏一定的文化底蕴。紧邻生生态旅游文化仅停留在表面，缺乏一定的民俗文化、地址文化以及民间传说等。这导致县域经济优势没有完全开发应用。
二、生态旅游发展原则和途径
随着生态环境恶化，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加强，绿色已经成为文明的标志。在自然保护基础上为维持生态平衡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县域生态旅游发展赢遵循降排微排的绿色化原则，避免环境资源污染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旅游发展原则
首先生态旅游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就是创新。在旅游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只有实现人有我优、人无我有的鲜明旅游观念，才能将特色转换成优势。其次，生态旅游发展须调动群众积极性，满足人文需求，以游客满意度为准则提升服务水平。同时，进一步将生态旅游向品牌化发展，以县域经济为形象，树立品牌效应。如长白山发展树立了中华名山的品牌效应。最后，生态旅游要实现信息化、一体化发展。生态旅游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实现一体化融入到大旅游发展中势在必行。县域旅游相对城市来讲地点偏远，因此要突破距离障碍，实现信息化。让营销网络落实到生态旅游发展中。针对不同县域的生态承载能力，加大开发力度与保护力度，促进资源科持续利用发展。
（二）生态旅游发展有效途径
低碳不是一种发展方式而是生活理念。吉林省县域生态旅游要以低碳、环保为发展理念，在产品上多开发自行车生态游、徒步旅行等项目，选择二氧化碳排放较低的交通工具，在景区设施标语上落实节能减排的广告语。目前吉林省部分景区已经出现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让生态资源更加健康。首先将创意变成经济效应。低碳背景下县域生态旅游发展要在宣传设计、线路景区规划以及旅游商品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既要明确生态旅游的特色，也要融入一定的文化底蕴。如长白山是吉林省生态旅游龙头企业，也是吉林省生态旅游王牌，不仅在包装和促销方面支撑吉林省旅游业，也促进了吉林省生态旅游业大格局。其次，吉林省生态旅游与县域经济又不可分割的作用。应加大旅游设施的建设力度，一方面针对旅游景点空间分配，也能利于交通条件及经济发展。国家十一五规划以来，省县、地区、城乡结合，吉林省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力度加大，在明确了旅游主体功能基础上，吉林省县域经济旅游应充分考虑旅游资源承载能力，保障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束语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产业生态转型，最重要的是产业生态建设和创新，其核心是处理好资源、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是资源掠夺型和环境破坏性工业产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型过程，必须以循环经济的产业重组、建设生态产业等有关理论为指导，促进形成产业链的有效循环，变单向流动为环形流动，使物质、能量达到多级利用与高效产出，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正向积累和持续利用，使环境污染的负效益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正效益。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生产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实现经济活动的“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动，容环保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
(二)生态产业发展。生态产业是具有较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高效生态过程及和谐生态功能的集团型产业，是对行业生产、流通、消费、回收、环境保护及能力各环节建设的纵向结合和不同行业生产工艺横向耦合。
二、宝鸡产业生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一)区位优势。宝鸡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在西安、成都、兰州、银川省会城市的交通中心，是连接西北与中原、中原与西南的重要通道。陇海、宝成、宝中铁路交会在此，是连接包兰、成昆线的全方位铁路交通枢纽。境内公路里程12280公里，以310国道和GZ45为主轴，以西宝南北线及关中环线干线为骨架，以县乡公路为脉络，形成了“三横五纵一环”公路网络。宝鸡机场也正在规划建设，是西部地区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
(二)资源优势。宝鸡各类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特别是矿产资源优势突出，有色金属铅锌和金的储量分别占到全省的77．36%和35．2%。化工、冶金、建筑的原材料石灰岩储量居全省之首。煤炭远期储量约61．3亿吨，埋藏深度1000M以上的浅煤层规模较大，形成了戚家坡煤，北马坊、郭家河、麟游—陇县煤矿区，是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境内有渭河、嘉陵江等大小江河三百多条，水资源总量55．45亿立方米，占关中地区的44．8%。电力装机容量210万千瓦，总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35亿千瓦时，是西北电网的重要枢纽。
三、宝鸡产业生态转型与循环经济建设的思考
(一)循环经济建设目标。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中心，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布局和合理引进项目为方向，促进工业生态化、园区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现代化。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为着力点;建设以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体系，实现人居环境和谐、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经济是一种尊重生态原理和经济规律的经济类型，它强调把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多种组成要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与实施。[1]”生态经济的核心是实现经济与自然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要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又要维护生态的整体平衡发展。简言之，就是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系统保持平衡，相互促进。生态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战略，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生态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新的词汇，一种人类实践带来的时代课题。人类的劳动实践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到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制约。当人们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时候，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此时，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生态保护系统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被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新词汇不仅有生态经济，还有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这些词汇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循环经济的主要观点是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自然资源投入最少、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尽可能地使原料循环使用，从而降低对环境污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则是指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低消耗、高产出、低污染、注重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三种经济都是以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为核心，重视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社会生产生活和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构建生态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高消耗、高污染和低产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很多能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天然气、水资源和耕地等只占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依靠传统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环境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同样受到制约。同样，我国的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很多大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空气污染严重。面对整个资源环境突出的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有机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模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有步骤地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现存市场经济体制向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即建立中国特色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应该说是同步进行的”[2]。我国构建生态经济模式，要构建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生我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考察态工业。生产力角度指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和高素质的从业人员。生产关系方面指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工业同时还暗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是生态理念的贯彻、生态工程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的过程。我国目前必须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转变。开发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的工业，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加强生态规划与协调，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生态农业是在现代农业的负效应越来越突出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农业是我国的第一产业，千百年来，丰衣足食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追求。依靠传统笨重的农具年复一年地重复同样的劳动。随着现代文明的传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态农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建设生态同业不是要返璞归真，回到古代，而是要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克服成本的大量投入、大量消耗、化肥农药及化工产品的大量使用，降低农村环境污染的经济模式。“从本质上说,农业循环经济就是农业生态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农业经济生产活动，即所谓绿色经济、‘点绿成金’的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利用—绿色农产品—资源再生产’的闭环式物质流动过程，所有的物质能源和资源材料在农业经济活动中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生态服务业也是国家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服务业主要体现在旅游业，纵观国内，凡是生态环境保护好的地方都成了旅游区。人们都喜欢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余，体验下回归自然的感觉。生态旅游已经成了人们健康身心和丰富物质精神生活的追求。发展生态旅游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3我国生态经济模式构建的保障措施
3.1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理念的保障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倡导健康、适度的可持续消费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可持续消费，就是适度消费和生态消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消费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既能满足个体的生理需求又要考虑社会消费伦理。要养成适度的、理智的、健康的绿色消费观念。因此，要树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明需要的消费观念，培养人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适度消费、健康消费的生活方式。大量宣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改变一次性消费和类一次性消费；减少或杜绝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形成绿色消费的观念。要加强生态宣传，明确生态宣传的目标、任务和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普及生态知识，把生态消费理念的形成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
3.2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以科技创新为技术保障
科学技术使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科学技术对环境产生很大的破坏，同时，科学技术对人的解放和生态改善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应该积极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和生活排泄物的再利用，为环境质量状况好转服务。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不合理性，促使我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思。人与自然的对立、分离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要尽快消除这种对立的思想，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经济更离不开科学技术，而且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在减少物质资源消耗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提高产品的功能和经济价值，并使能量的应用逐步转向无污染能量为主。为防止污染、生态建设和自然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绿色技术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观念的更新和技术的创新是相辅相成的，生存方式的变革和自然观的演变史相互联系的，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3.3要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为保障
根据以上调研结果，我们建构大学生网络交易平台，这一平台的主要栏目为：首页、全部分类。其中，我们依赖电子商务的B2C模式来建构二手之大卖场。所谓B2C主要指第三方与换物者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二货专场中产品包括：二手书本、二手电子产品、二手自行车、二手电瓶车、二手其他物品。系统采用阿里的云服务器，云服务器不但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调整运行的配置，而且还可极大地降低运营的成本。运行环境使用linux+php5.4+mysql（数据库)，这套运行环境也是当下最流行的Php网站的配置，具有速度快、架构灵活、低成本等优点。系统主要由4大模块组成：用户购物模块、商家管理模块、后台管理模块、WAP模块。在交易过程中，先由商家向后台管理方提供物品并标明物品种类、属性；后台管理方在看到信息后与商家协商，评估物品并确定物品的购买价值，把物品贴到网站上供用户浏览；用户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所需物品的相关信息，并与商家进行协商确定购买方式；商家卖出成功后再与后台管理方联系，抽取相应佣金；最后，由用户对物品进行评价。
2“二货网”交易平台的运维
“二货网”交易平台的运维由专业老师指导下的课题组成员及其他有兴趣的志愿者承担。运维主要包括两大块工作：一是交易平台的网站系统的运维；二是交易平台的宣传推广。在交易平台的网站系统的运维方面，主要工作包括：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系统方案设计，提出运维建议，完成运维方案的制定及应急故障演练等相关工作；负责网络交易平台的日常运维工作，对网络交易平台系统的性能、状况等进行监控和报警；对交易业务数据及其它重要数据进行备份和保管；负责金融交易系统日常运行检查、应急操作、系统和网络监控及相关操作文档确定工作等。在交易平台的宣传推广上，平台以绍兴市某外语院校为基础，在稳定运营后在绍兴各大高校推广，然后进一步从绍兴各大高校推广至全浙江省各大高校，利用本平台为大学生商品交易以及信息交流提供方便。宣传推广上我们采用了品牌推广、口碑营销和新媒体推广三种方式。
（1）品牌推广。即在校园内通过海报宣传、座谈宣传等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二货网”这一校园交易平台，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它。网络交易平台以最优质的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迅速打开市场，建立校园交易平有的品牌。
（2）口碑营销。校园平台可以通过以个人账号前一个月免费上传自己的二手物品和新物品的方式，让大学生进行网上交易，让他们体会到创业的乐趣，使物品得到更好的利用。体验过后的消费者会相互转告传播，从而使我们的校园交易平台有一个良好的口碑。
3）新媒体推广。在日趋网络化的时代，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的距离更加接近，可以足不出户了解世间百态。网络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会、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推广，能够增加效益。而且，已经构建了二货网的手机app软件和微信公众平台，所以推广起来更加方便、快捷、高效。
3结语
一、景观生态学与景观结构
景观生态学是现代地理和生态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连接自然科学和人类学的交叉性学科，属于宏观尺度空间研究范畴[1]。它注重景观结构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强调生态整体性和空间异质性，通过对旅游区的景观结构、功能和演化过程的研究，从而实现对景观的优化利用与管理。
描述景观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有斑块、廊道、基质和缘[2-3]。斑块是景观中与周围在外貌和性质上不同并具有一定内部均匀性的空间单元，在旅游区内是指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地域和服务网点；廊道是景观中与相邻两边环境不同的线性或带状结构，旅游区内的廊道主要表现为河流、林带、交通线及其两侧的带状树木、草地；基质是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景观背景结构，对应于旅游区内的自然地理环境；缘则是指旅游区的保护带或旅游斑的环境，作为缓冲区，可避免自然环境与周围社会环境直接接触，有利于旅游区的生态保护。
二、丹霞地貌景观生态设计
丹霞地貌风景区以自然旅游资源为主体，不仅具有观赏的功能，还具有维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一旦遭到破坏，将难以恢复乃至无法恢复，无论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是旅游业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因此，对风景区进行设计与开发，应从生态学角度出发，以保护、优化风景区内自然生态环境，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最终目标。
（一）景观的结构设计
1．斑块的设计。景观要素及其功能格局是控制旅游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关键。在自然风景区内，按照景观生态学理论，在斑块设计方面应以大型植被斑块作为主要考虑对象，同时需要一定数量分散的小型斑块作为补充。就丹霞地貌风景区而言，它最具特色的景观要素是赤壁丹崖，丹山、碧水、秀峰、奇石构成了旅游区重要的旅游资源。因此，为保护旅游景点的整体性，应以巨型的旅游斑为主要考虑对象。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景点与周围环境组成旅游斑，斑块的构成大体上是有一个近圆的核心区，弯曲边界和有利于物种传播的边缘指状突出。对于斑内脆弱的核心区，为避免破坏地质结构，应禁止游客进入，可以考虑建立远距离观景平台，配置观景设施，为游客提供远距离观景服务。红色岩系胶结和固结程度较差，岩石硬度小，易受风化侵蚀，因此在旅游斑内严禁砍伐树木，禁止在崖壁上人工斧凿和雕刻。旅游区内自然植被斑块对于维持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型的植被斑块可以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护生物的作用；小型自然植被斑块既可作为动物临时栖息地和避难场所，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可增加景观异质性，扩散干扰风险，因此要注意保留、保护，加强实时监测，及时养护管理。作为游客休憩、消费为主的小型人为斑块，则要注意远离巨型旅游斑块，沿廊道分散安排，合理布局。
2．廊道的设计。在旅游区内，廊道的构成主要是引导游客活动的旅游线路。丹霞地貌风景区内的廊道除了具有旅游线路引导功能外，还是联系斑与斑、斑与种源之间的纽带，因此，廊道的设计必须从多方面考虑，总的思路是保护、保持原有地形，其宽度、长度和位置的设计应根据山体实际情况而定，综合估计其利弊。根据丹霞地貌风景区独特的地质条件，廊道的设计应注意以下几点：（1）为了保护地形，同时也为了控制游客数量，景区内应以步行道为主，不宜建造盘山公路，也不宜修建高空索道；（2）旅游区内不同斑块之间要有廊道相通，注意保持廊道和斑块植被结构的相似性，以保证斑块之间的连通性，满足内部种在斑块间运动的需要，保护景观整体的生态功能；（3）在线路选择时，最好利用现有自然通道，同时避开生态脆弱区；（4）在道路施工时，尽量利用自然的无污染的材料，如木材，石板等；另外，对于某些自然廊道，如林带、河流等，既是景观中能流、物流的通道，同时本身也具有娱乐价值，因而要注意加以保护与管理，避免人为破坏。
3．基质和缘的设计。基质是景观中的背景地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观的性质，对景观的动态起主导作用。从生态学角度看，保持旅游区内基质的稳定性对于实现景区内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生态规划角度看，对基质的全面调查与研究也是对旅游区进行功能分区、优化景观格局的基础。由于丹霞地貌多发育在气候湿润地区，流水对其影响极大，因此在开发时要注重流域的完整性；从景观上来讲要注意山水结合，突出“山体为主，水体映衬”，体现丹山碧水的特色。另外，在旅游区要规划一定宽度的缓冲区。一方面，作为交通工具的停放地和旅游者住宿、购物区，满足游客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将游览以外的活动集中在缓冲区，可减轻旅游区内部环境压力，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性。
（二）优化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是景观组成单元的类型、数目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景观生态学强调空间格局对过程的影响，通过优化景观格局来改善景观的功能、调整能流物流的输入输出，从时空尺度上来耦合生态与社会过程之间的联系，管理景观资源的利用[2]。目前，“集聚间有离析”的景观格局被认为是生态学意义上最优化的景观格局(Forman,1995)。依此为规划目标，注重风景区内质地粗细结合，大小斑块互为补充，斑、廊和缘的合理布局，最终实现土地利用的合理分类。如在廊道之间或没有廊道的地方加设一行小的斑块以增加调景观连接度；在细质地的景观局部设置小型植被斑块和廊道；设置边界过度带，作为服务区，为游客提供休憩机会等。目的是使景观要素之间达到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在优化景观格局的同时还丰富了视觉空间，最终形成以地貌景观为依托，并融合当地自然、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景区整体风格。
三、丹霞地貌景观生态调控
（一）景观生态管理
在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监控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旅游区进行管理，力求使系统结构合理，功能协调，促进系统内的互利共生与良性循环。这包括对景观、基础设施和人员的管理等几个方面。
为了保护丹霞地貌风景旅游区内的天然风貌，保证视觉景观的多样性和独特性，除了历史遗留的文物古迹、楼台庙宇外，在景区内应避免建造新的人工建筑物，必要的基础设施要严格限制其规模和数量，设施的造型，色彩、质地等也要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不能破坏景观视觉美感。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而遭到破坏的景点和基础设施，需要及时修缮或替换，确保基础设施的正常发挥。
加强游客管理，正确引导游客的旅游行为，一是通过计算景区环境容量来确定游客数量，防止因游客数量过多加重环境压力；二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普及环保知识，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提高游客保护自然地貌的自觉性；三是通过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游客的某些不良行为（如攀爬、刻画等）。
对于旅游区工作人员，要进行集中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与服务水平，加强与旅游者的沟通。实践证明，只有游客与管理人员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促使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二）景观生态监测
景观生态监测的任务是不断监视景区内生态系统的状况，确定其改变的方向和速度，并查明人类活动对这些变化所起的作用，以便能快速、准确的制定出相应对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高新技术在景观生态学的应用，景观生态监测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4]。
1．3S系统的应用
3S系统是对GIS、GPS和RS的总称。三者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在解决问题的功能上各自存在优点和不足。只有把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系统，实现各种技术的综合，才能完全实现监测地表变化的功能，在资源、环境调查和区域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随着景观生态规划、研究尺度的扩展，3S技术逐渐成为景观规划不可缺少的方法和手段。目前，该项技术已被应用于旅游区位置的确定，生物资源调查，地貌监测等方面。由于丹霞地貌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区域，气候湿热，风化强烈，加之其特殊的岩性特征，对于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利用3S技术对丹霞风景区内的地形地貌实施监控是十分必要的。
2．LEDESS空间明晰化模型
李彦龙认为“生态经济人”应该是一个具有利己、理性、最大化和“文明的自利”的人,但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6]。塔里木河流域深居内陆,气候干旱,降雨稀少,蒸发强烈,生态环境极其脆弱[7],且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由于当地经济贫困,需要发展农业经济进行农业开发,而农业开发往往导致农业用水挤占生态用水。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区域,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当地现实而且迫切的问题。因此,在这个经济与生态都极度贫瘠的区域,人的理性是以“经济人”属性出现还是以“生态经济人”属性出现?各种出现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怎样实现二者的有机转变?
2数据来源和调查
通过农户对开荒垦地与生态保护的态度调查,农户认为开荒垦地对生态影响大的占63.21%,认为影响小的占31.50%,说明农户还是认识到过度的开垦荒地会破坏生态环境;但另一方面,我们调查农户是否愿意减少开荒,愿意的占32.45%,不愿意的占62.28%,农户还是不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去换取公共物品利益;地下水对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农户认为地下水可以再开发的占58.65%,认为不可以的占36.47%,这还是自身经济利益至上,致使“生态经济人”行为缺乏(表3)。表3农户对开荒垦地与生态保护的态度(单位%)你认为开荒垦地对生态的影响那你是否愿意减少开荒你认为地下水是否可以再开发影响大63.21愿意32.45可以58.65影响小31.50不愿意62.28不可以36.47无所谓5.29无所谓5.27无所谓4.88通过农户对节水与保护生态的态度调查,农户是否希望提高水价以节约用水,仅有15.65%的农户希望提高水价节约用水,而有83.27%的农户不希望提高水价,因为这关系到农户的直接利益,所以农户不愿意提高水价;但问及你是否希望以节水补偿生态用水,又有71.68%的农户选择希望以节水补偿生态用水,仅有22.13%的农户选择不希望(表4)。这展现了农户在“经济人”与“生态经济人”态度上的两面性,既希望不损害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希望可持续发展,但当二者相互矛盾时,往往以自身的、眼前的利益为首选条件。
3“生态经济人”缺失原因及其行为外部性
塔里木河流域水土资源的利用失范,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流域人类活动的失范,而人类活动的失范又归结于人类行为的“经济人”属性产生外部性影响。因此,缺乏“生态经济人”属性,也有着经济基础等多方面原因。
3.1经济基础决定农户行为外部性,农户缺乏“生态经济人”属性
由于经济贫困,农业经济成为当地农户的生存基础。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人们在满足最低需求层次后,总是尽力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农业活动满足其生活最低需求,属于第一层次。生态安全属于安全需求,处于从属表2不同收入群体认为要获得长远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单位%)按收入分类(元)多生孩子多搞农业出门打工保护生态发展教育以上农民干部个体户其他汉族维族回族克孜族其他年龄职业民族分比百系列1图1被调查对象年龄、职业与所属民族分布图为了分析农户的行为选择,我们设计了“农户对获得长远发展的选择”题目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中发现,35.54%的农户认为多搞农业可以支撑长远发展需要;而33.84%的农户则认为多生孩子才是长远发展的需要,仅有17.55%的农户认为保护生态是长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选择出门打工的占到了12.65%,选择发展教育的仅占到0.20%(表1)。说明农户对农业开发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的外部性不是很关心,而对短期的、现实的农业开发、出门打工等经济行为表现出意愿,对长期性的生态环境、发展教育等不是特别重视,具有典型的“经济人”属性。通过对不同收入群体的调查发现,相对贫困的被调查者更注重农业生产,因为这构成了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来源;而且越是贫困的农户越认为多生孩子好,这一定程度上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相对富裕的农户对出门打工、保护生位置。因此,倘若农户的基本生存、生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业开发行为的外部性影响也难以消除。虽然他们本身也意识到过度的农业开发对水资源和生态安全都产生影响,但是他们还是选择农业开发,而对农业开发可能产生的水资源利用、生态环境恶化等外部性影响采取了漠视。同时,他们也选择了多生孩子,这在现代社会中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但是在贫困的干旱流域区,多生孩子意味着繁衍后代,这为自己家族今后的发展多提供了一个机会,也意味着多一个边际成本低的农业劳动力。因此,根据马斯洛需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着“经济人”理性。
3.2“经济人”行为外部性纵容,加剧“生态人经济”行为缺失
塔里木河流域经济贫困,区域GDP增长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农业经济实现,特别是区域的财政收入也要依靠发展农业经济来实现。因此,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关键就要依靠扩大农业规模来实现,这就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荒,以扩大农业发展规模。这也就导致了区域政府的“生态经济人”行为缺失。另一方面,政府的“生态经济人”行为缺失,又进一步导致流域各利益主体,以及农业开发商和农户个人的“经济人”外部。特别是为投机商和大承包户创造了条件,他们有资本、有生产资料,也和地方行政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他们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荒。由于区域行政主管的纵容,许多投机商大面积的承包荒山、荒地,进行农业开发。而这种农业开荒行为有着地方部门的保护,在分配利用水资源方面具有优先权,而且在损害生态环境方面还有豁免权,这种大承包商的“生态经济人”行为缺失危害尤其大。
3.3“经济人”行为处于经济发展初期,后期将转变形成“生态经济人”
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ureger提出环境倒U型曲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较轻,但恶化程度将随经济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再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干旱区流域生态贫困区的经济环境曲线在初期生态环境也处于高度脆弱阶段,随着经济发展需求愿望的增长,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生态会进一步恶化,但经过一段时间后,生态环境又将逐渐恢复,甚至好于以前[8]。这是经过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后,“经济人”的行为模式将由初期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利益,逐步转化到这种行为不仅不能获取利益,甚至会妨碍利益的获取,特别是妨碍长期利益的获取。这时候,追求“生态经济人”将成为趋势。而且,这其实也是一种“经济人”行为,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人
”行为。这也是“经济人”向“生态经济人”转变的关键。目前,塔里木河流域较多的区域已经意识到“生态经济人”行为缺失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并逐步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如加强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的统筹管理,严禁流域新增开荒地,开展对流域下游的生态输水工程建设,重视对流域林带的输水灌溉等。这些措施也是在意识到过去重视经济发展,轻视可持续发展后,产生了湖泊断流、沙漠化加剧、林带枯死等外部性问题后,由“经济人”向“生态经济人”转变的一系列措施。 4干旱区流域“生态经济人”的行为塑造
要想获得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对人类行为进行约束,关键就是要塑造理性的“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要通过体制机制、市场调节、加强管理等多方面努力塑造“生态经济人”。4.1倡导可持续发展,营造“生态经济人”行为环境根据以上分析,经济基础决定农户行为外部性。因此,要在努力解决经济问题基础上,实现“经济人”向“生态经济人”的转变。首先,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科学的发展观就是发展要顺应流域的自然规律,倡导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发展观。发展始终要立足于流域的水土资源承载力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发展要顺应干旱区流域的自然规律。探索建立适合干旱区流域的“绿色GDP”指标体系。要努力改善经济环境,在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实现流域经济结构转型,使流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高附加值的生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4.2加强监督管理,塑造“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经济人”行为外部性纵容,往往导致更大的外部性和“生态经济人”行为缺失。因此,加强对“经济人”行为的管理与外部性纠正就非常有必要了。要特别关注对流域水土资源影响较大的承包商,他们的行为如果得不到约束,就很容易产生经济外部。要对他们占用过多的水土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等行为,收取他们资源补偿金和生态补偿金。严格查处,因为一旦有这种关系存在,他们的“经济人”行为将危害更大,而且难以查处。要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科技进步,将先进的节水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环境保护知识传导给农户,努力形成“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4.3进行市场调节,补偿“生态经济人”行为损失我们还要通过一定的机制,积极倡导节水行为和生态保护行为,从市场机制上塑造“生态经济人”行为。通过市场机制与价格杠杆,以及行政处罚等方式,纠正和规范“经济人”行为外部性。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加快建立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要求其作出经济补偿,以补偿“生态经济人”行为损失。政府还可以在科技进步、节水与生态新技术、新设施上进行一定的公共投入,对“生态经济人”行为进行奖励和补贴,引导农户积极采取“生态经济人”行为。4.4建设生态文明,加快“生态经济人”形成根据环境倒U型曲线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经济人”行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和生态环境初期都将经历一个“经济人”向“生态经济！人”转变的过程,而且这个转变过程还比较的漫长。但是“经济人”同样也是“社会人”“自然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属性,我们只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塑造,加强对“经济人”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引导,以及法制观念的养成,都将会加快“经济人”向“生态经济人”的转变进程,加快“生态经济人”的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给全球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已经将人类逼上了危险的境地。要更好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1.1研究区概况本文所选6个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吕梁片区、秦巴片区、武陵片区以及乌蒙片区)大致围绕在胡焕庸线周围(图1)．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的地域分界线，也与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分界线、地貌区域分界线、文化景观分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因此本文将胡焕庸线作为选择研究区的重要参考．研究区共249县，涉及14省53市，这6个片区中，大兴安岭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为重要生态功能区，余下3片区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均有代表意义;从扶贫开发的角度考虑，从14个片区中选择不同区位条件下的研究区能更有代表性地表征全国贫困的状况;从数据源的角度考虑，针对贫困片区的贫困核心综合监测指标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1.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研究采用数据包括研究区基础地理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主要有研究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千米格网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信息共享中心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www．geodata．cn)、1∶10万土地利用数据、分辨率90m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国家1∶25万基础地理数据中的县界及河流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自研究区所辖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监测数据，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总人口等．以上空间数据在使用前经过了投影变换、地理配准、重采样等数据预处理．
1.3研究方法
1.3.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评价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由于地理现象在空间上是连续分布的，不受行政单元的限制，故在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时选择千米格网作为计算单元，从而得到空间上具有连续性的生态环境质量分布．而经济贫困的统计指标通常按行政单元统计，因此以县域为单元对网格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输出．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考虑到6片区覆盖国土面积较大，生态环境特点各有不同，如果根据每个片区的特点分别选取指标有失统一与客观;同时，指标体系不同，在进行片区间横向比较时的可比性不够合理，对其空间特征分析及后续机理分析都会造成影响．另外，大尺度研究区侧重于生态环境质量在研究区范围内空间分布特征的连续变化，而以环保部《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下文简称“规范”)［27］为主的指标体系更具有普适性，可以评价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但如果完全沿用“规范”给出的指标体系，则存在如下问题:1)污染类指标通常是以行政单元统计，本文采用网格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空间化过程中要加入许多社会经济数据，将大大增加结果的不确定性．2)各个片区存在的污染源可能并不相同，而本文重点关注恶劣生态环境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污染类指标对总评价结果贡献不大．3)污染类指标虽然可以侧面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但由于耦合对象之间要保持相互独立性，如果在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中加入经济指标，会对后续耦合结果的客观性产生影响．综上，本文结合生态贫困内涵，从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出发，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遵循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实用性、系统性等通用原则，参考《新纲要》［1］中生态扶贫监测指标与任务，建立了以“规范”为基础、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表1)．根据“规范”［27］给出的定义，生物丰度指数指单位面积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差异，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内生物丰度的丰贫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指被评价区域内林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5种地类的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植被覆盖程度．从二者定义中可以看出，生物丰度指数与植被覆盖指数的二级指标虽然有部分重复，但这些基础指标在指数计算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完全不同，并且不同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因此部分二级指标的重复并不影响评价结果．在指标的权重设置中，二级指标沿用“规范”［27］中定义的权重;为反映贫困地区的特点，4个一级指标选择层次分析法赋权，为了削弱主观影响，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又参考了“规范”［27］中原本的一级指标权重．其中，水网密度指数参考“规范”［27］中选用的归一化方法，没有二级指标的权重．
1.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在贫困指标的选择上，通过查阅各市统计年鉴与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核心经济监测数据，本文选择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来集成贫困核心监测指标———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等，同样使用AHP法计算权重，得到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指标:贫困发生率为0．38，人均地方生产总值为0．08，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0．0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0．23，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23．经济贫困综合指数以式1的形式进行计算．经济贫困指数虽然是表达贫困程度，但考虑到结果以正向数值进行分析表达较为便利，即经济贫困综合指数越大，标志着经济发展情况越好，越不贫困，因此对负向指标(贫困发生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为正向．系统耦合度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协同的现象［28］．在我国通常使用协调发展模型［29］，基于变差系数的思想，来衡量两个事物之间发展的同步关系．前文所得EI与贫困综合指数存在量纲的差异，并且考虑到原始计算值可能会存在区分度不大的现象，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化后的排名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以此评价二者发展的同步性及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式中:C为耦合度;T为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综合评价指标;D为耦合协调度;f(x)为代表标准化生态环境质量排名;g(y)为标准化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排名;K为调节系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开发需要协调发展，所以此处视为同等重要，取α=β=0．5，k值取3用以增加可区分度．C只能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程度，即二者的发展同步性．实际上，耦合度C相等的两个对象，发展程度可以相差很远．为了同时反映二者总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此处再引入耦合协调度D反映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1.3.3空间特征分异分析为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程度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首先，本文计算了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以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30］．其次，在0～1之间，C值越大，表示协调发展程度越好，因此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分类体系［31］，结合研究区特点，将研究区内249个县的协调发展类型分为4大类(表2)8小类，再概括为两个协调发展大类，用以体现协调发展和衰退失调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其分为6种差异类型(表3)，并将二者差距在0．1以内时视为同步．
2结果与分析
2.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由图2可以看出，在研究区中部及南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北部，秦巴、武陵及乌蒙3片区生态环境质量优于吕梁、大兴安岭和燕山片区．根据片区EI得出，片区生态环境质量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乌蒙、武陵、秦巴、燕山、吕梁、大兴安岭．
2.2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分布从图3可以看出，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大致表现为南高北低，个别县市二者有差异，这类县市的情况是二者的排名在249县中相差不多，协调程度高，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耦合协调度低．由表4可知，6片区249县中，可达勉强协调发展及其以上程度的占53．4%，即协调发展型和衰退失调型基本各占一半，但环境经济同步型仅占14.1%，表明在此6片区经济环境几乎不能协调同步发展，2．8%的县甚至环境经济共损．
2.3空间分异特征
2.3.1空间自相关与聚集效应对耦合协调度D求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I)，得到MoranI值为0．36，即D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说明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综合指数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程度分布是有规律的．从图4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在研究区东北部呈现出低值聚集，在中部呈现高值聚集;研究区中部大于零的Z值集中，东北部小于零的Z值集中，进一步表明了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部耦合度低、越向中部耦合度越高的趋势．
2.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6片区中衰退失调严重程度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秦巴片区、武陵片区边缘严重程度高于片区中部，乌蒙片区东部衰退失调程度高于西部;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呈现整体衰退失调，燕山-太行山片区大部分地区衰退失调，中部、东部和南部个别县市协调发展．大兴安岭片区、吕梁片区和燕山-太行山片区中环境落后型占主要部分，秦巴片区和武陵片区经济落后型居多，乌蒙片区两种类型数量大致相等(图5)．6片区协调发展类型与协调发展差异类相差比较明显，将优质协调发展型、良好协调发展型、中级协调发展型合并为协调发展型，得到6片区协调发展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片区0、吕梁片区23%、秦巴片区67%、乌蒙片区48%、武陵片区58%、燕山片区65%，协调发展程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秦巴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武陵片区、乌蒙片区、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表5)．将环境受损型与环境滞后型统一为环境落后型，经济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统一为经济落后型，得到6片区环境落后型比例和经济落后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95%、5%，吕梁片区39%、44%，秦巴片区36%、41%，乌蒙片区43%、46%，武陵片区24%、60%，燕山片区48%、31%．环境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武陵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燕山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经济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武陵片区(表6)．只比较各省落在片区内部的部分，重庆、黑龙江、吉林、内蒙四省区环境落后型占绝大部分，甘肃、湖北、湖南和云南省则以经济落后型为主要类型，其他省各类型各占一定比例，经济环境共损型仅出现在贵州省和山西省内．从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差异类型可见，甘肃、黑龙江、吉林、内蒙和云南省以衰退失调型为主，河南、湖南、陕西、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协调发展型为主;贵州、河北、湖北、山西四省虽然几种类型相差不多，但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贵州、湖北两省属衰退失调型，河北、山西两省属协调发展型(图6)．在县级比较中，国家级贫困县协调发展程度明显低于片区县，并且以经济落后型为主(图7)．片区县虽然衰退失调程度低，但是环境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2.3.3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从图5和图8可以看出，衰退失调型沿胡焕庸线大致从东北到西南的分布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燕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市、东部丰宁县与围场县、南部阜平县与涞源县，吕梁片区绝大部分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西部甘肃陇南地区、中部巫山山脉一带、南部昭通地区以及毕节地区．另外，沿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秦岭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山脉以及黄河在山陕交界的干流两侧的落后类型大致相反．衰退失调型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阿尔山市，燕山-太行山片区丰宁县、围场县、阜平县和涞源县，秦巴片区甘肃陇南地区，武陵片区恩施地区、遵义地区，乌蒙片区昭通地区．这些地区有些是生态环境质量基础比较好，有些是承担着生态建设的任务，如天然林保护以及退耕还林等工程．阿尔山市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64%，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蒙古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交汇处，生态环境质量基础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4个县内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本身比较好，而且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少有人类干扰．甘肃陇南地区地处西秦岭东西向褶皱带发育的陇南山地，是全省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森林茂密，素有“陇上江南”之称，全区自然生长的树种多达1300多种，野生动物300多种，中药材1200多种，生物多样性丰富．恩施地区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及齐跃山脉组成的山地，森林覆盖率近70%，有着全国罕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景观区，生态环境质量良好．遵义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0%，是国家森林城市，加上近年来一直大力改善流域植被，同时境内有野生和常见的高等植物2009种，占全省稀有动植物资源总数的93.3%．昭通地区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居于云岭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独特的地势形成了大山包、黄连河、铜锣坝、小草坝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因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高等植物1025种，草场植被资源1604种，同时有数十种珍贵野生动物，鱼类113种;同时，昭通地区还有大关黄连河景区、罗汉坝原始森林片区多处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区．衰退失调型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燕山-太行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地区，吕梁片区榆林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川渝地区、贵州毕节地区．这些地区基本都有可以带动经济的因素，有些地区受到经济圈、经济走廊等经济结构的影响，有些地区有矿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东北经济圈、东北工业基地、大庆油田以及哈大齐工业走廊影响，同时，作为粮食基地与畜牧业生产基地带动经济发展，大兴安岭部分片区土地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31%，并有铅锌铝、石油等矿产．乌兰察布地区与包头、呼和浩特相邻，是内蒙东进西出的桥头堡、南联北开的交汇点，区位优越，交通上是进入东北、西北、华北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是中国通往蒙古、俄罗斯的重要通道，受经济圈与交通要道的影响，经济发展好于片区内其他地区．榆林地区资源丰富，地处呼包银榆经济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工业发达，资源储量大，组合配置优秀，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川渝地区同时受到大西南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的影响，经济发展优于周边地区，而毕节地区不仅受到大西南经济圈的影响，同时是成渝经济区-毕节-贵阳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承担着成渝经济区、黔中经济区的辐射与对接功能．
2.4对比分析为了验证本文大尺度6片区研究方法与结果的科学性，与前人的研究对象———小尺度吕梁地区、研究方法———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相互耦合关系［32］、研究结果———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协调性发展水平的相关议题进行对比分析．
2.4.1研究方法对比与前人研究相比，虽然研究分析框架类似，但不同尺度研究区中的指标体系与赋权方法均不相同，这两种存在的合理性大前提是6片区大尺度研究区不仅跨行政区，而且跨不同气候类型、地貌类型以及其他自然条件类型，从生态环境定义出发难以做到指标完整合理;小尺度研究区虽然既包含了贫困县，又包含了非贫困县，但自然条件与经济结构基本统一，从生态环境的定义出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更有地域代表性，因此二者均是合理的．从指标选择上看，6片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框架选择了环保部颁布的、全国范围内适用的规范，结合研究目的，对规范原本的5个指数若干指标进行删减与补充，最后建立了4个指数、17个指标的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核心贫困监测数据，对于贫困区来说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吕梁片区从生态环境质量的含义出发，针对吕梁地区典型生态环境特点，从生态环境包含的5个方面出发，建立了5个方面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单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体现区域实际水平．
2.4.2研究结果对比从耦合结果的图面展示看，无论是生态环境质量、经济贫困、耦合结果还是空间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大小尺度研究区的研究结果从高低分布上基本一致．从6片区的分区统计中选取吕梁片区的数据与吕梁单片区的数据进行比较(表7)，结果表明，各类型数值纵向比较虽有差距，但整体横向趋势比较一致，只有同步型和共损型的高低相反，大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高于共损型比例，小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低于共损型比例．由表8可知，严重衰退失调型与中级协调发展型数量没有变化，1/5的轻度衰退失调型变为严重衰退失调型;1/4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濒临衰退失调型，1/8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勉强协调发展型;其他各类型均为不变或者变为紧邻级别．衰退失调型共16县，15县衰退失调，1县变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型共4县，2县协调发展，2县变为衰退失调．从表9可见，环境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不变，同步型1/2变为经济滞后型，1/2变为共损型;1/6的经济受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受损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其他类型不变．
2.4.3差异分析与解释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一是在小尺度研究区内，为了对比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区别，加入了36个非贫困县参与研究［19］，即小尺度研究区内进行标准化等数值处理是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进行．而大尺度研究区内所有县都是片区县，所有处理与分析都是在贫困县之间进行，因此在计算结果上会有差别，这也说明了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的相互关系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确实存在差别．二是由于耦合计算时为了增加区分度选择排名作为耦合对象，而不是传统的以真值为对象进行耦合，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与权重计算下，得到的量算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排名，因此造成后续计算结果的不同．不同尺度的研究结果对于连片特困区来说都可作为扶贫开发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决策者在以片区为单位、考虑不同片区整体发展时可以兼顾两种尺度下的政策建议，仅考虑片区内部协调关系时则可以小尺度的政策建议为主．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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