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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支付结算系统；金融服务；技术创新
作者简介：何光辉，女，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副教授，上海 200433
杨咸月，男，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责任编辑：单丽莎 收稿日期：2006.10.24近来，我国ATM跨行查询收费、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客户资金被盗等支付结算方面的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在国外，类似支付结算系统的相关问题一直是理论研究的热点。支付结算系统包括消费者支付系统、证券结算系统和跨国间资金流结算系统等，是实现债权债务清偿及资金转移的一种金融安排，成为金融市场资金流的“管道”。世界各国支付结算系统尽管类型多样且差异较大，但都直接关系到本国金融业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稳定，因而一直以来，国外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微观、宏观的不同角度对支付结算系统进行研究。本文考察了这些领域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相关问题的现状进行思考。
一、消费者支付系统
消费者支付系统是构成支付结算系统的一个主体部分。与之发展有关的研究问题主要包括：银行在共用支付系统和自身内部系统的技术创新方面的激励；支付技术进步对银行成本的影响；中央银行提供支付服务如何收费；信用卡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和新筛选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支付系统技术创新的激励
为什么支付系统的技术应用和扩散似乎落后于其它许多领域（如手机、互联网等），而且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不同？Milne[1](1613-1630)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银行支付属于信息服务，在手机和互联网等连接几乎是实时的环境中，清算一张支票在英国仍然要花三天或三天以上的时间，在美国需要两天或更长的时间；但在北欧等小国则只需要一天。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的经济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支付服务是资源密集型业务，成本巨大。根据Humphrey 等人[2](17-39)的估计，美国的支付服务活动成本约占GNP的3%。APAC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过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英国银行业提供支付服务的总成本占GNP的比例也在3%左右；在北欧等小国成本要低些。根据Gresvik和Owre的测算，2001年挪威银行业提供支付的成本达到59亿挪威克郎，约占当年挪威GDP的0.4%。
支付系统技术特别是电子支付技术的创新发展将有助于支付成本的迅速下降，然而该领域的技术进步为什么会出现滞后现象？Milne提出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银行投资于支付服务项目时存在不同的激励。共用支付服务网络存在外部性，其费用要由系统中所有银行分担，因此，在对该类网络增加投资时必须系统中的所有或多数银行进行合作。而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利用支付帐户的外部性，银行具有致力于自身内部网络投资开发的强烈动机。当选择是否对共用网络进行投资时，银行自然要考虑能从中得到多大利益，答案自然是“不多”。这一理论模型的另一个贡献是它解释了各国间的支付系统网络效率存在差异的原因，比如英国的系统要比北欧国家慢得多。而根据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与银行体系度高集中的小国（像北欧国家）相比，技术创新在具有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大国应该发展的更快，但现实却与之正好相反。
(二)支付技术进步对银行业成本的影响
支付技术直接影响银行经营成本，其成本效率如何衡量？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其趋势是：非现金支付取代现金支付；非现金支付中电子支付取代纸质支付。相应地，提供支付服务的渠道也发生变化。技术变化提高了银行服务效率，如电子支付成本仅为纸质支付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3](159-174)在欧洲，1987年到1999年间，人均非现金支付上升了82%，其中电子交易增加了84%；银行分支机构拥有的ATM机平均数量增加了3.25倍，与此同时，银行运营成本下降了24%。技术变化对银行业或其它产业的成本影响由于难以直接界定，常用的研究方法是用时间虚拟变量来进行估计，还有的是用成本中投入因素的比例变化来体现技术进步。因而大部分研究只是进行可能的推测，只有一些分析就特定银行服务有关的特定成本下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4](141-176)[5](57-95)。Humphrey等[6](1631-165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主要贡献在于明确区分了技术变化的具体因素对银行成本产生的特定影响。为了衡量对总成本的影响，他们将技术变化归纳为：（1）从纸质支付到电子支付系统的变化；（2）从分支机构到ATM的变化；就这些技术变化带来的银行成本节约建立模型并应用欧洲12国的数据进行检验。他们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可节省320亿美元或相当于GDP 0.38%的费用，并由此推测：如果银行对所有支付均采用电子而非纸质方式进行处理，那么节省的费用可能高达GDP 的1%。为了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Humphrey等将银行业成本与两种服务提供渠道（ATMs和分支行）以及4种支付处理方式（支票、纸质转帐、电子转帐、借记/贷记卡）联系起来，而不是利用传统的成本函数如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来测算成本。
(三)中央银行提供支付服务的费用衡量
中央银行通常为国内存款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如何合理收费？美国1980年货币控制法规定，美联储通过12家联邦储备银行向存款机构提供票据清算和电子资金划拨等支付服务，这些商业性机构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Barnes和Lopez[7](1687-1711)对美联储应该收取多少费用、使用什么方法确定费用最为合理进行了研究。一直以来，美联储确定支付服务费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平均股权资本成本（COE），衡量COE的基本方法是将同类银行控股公司归为一组，应用诸如CAPM之类的方法进行计算。然而，正如Fama和French及其它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用 CAPM很难准确测度股权资本成本。尽管如此，CAPM在实践中仍然被广泛使用，美联储就一直在使用该方法。Barnes和Lopez详细地考察了在使用 CAPM时的各种不同选择中哪种方法对美联储来说最为适当。这些选择包括：哪些公开交易的银行控股公司应该被包括在同一组合中；哪些附加因素应该加入CAPM 模型中；应该选择哪种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该方法应该包括公司哪些特定因素。
(四)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趋势及其理论解释
注：6个月CD、3个月国债的利率为二级市场利率；图中阴影部分为经济衰退期。
资料来源：转引自Calem等：“Switching cost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market for credit card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653-1685.[8](1653-1685)
信用卡市场上的利率现象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即使在具有数千竞争者、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信用卡利率与其它金融工具利率相比似乎总是处于高位水平（见下图）。在美国，信用卡利率虽然与整个金融市场利率表现出的下降趋势一致，从1992年1季度末的18%稳步降至2004年4季度末的12.5%，但大大高于其它金融产品利率，从1991年起其变动趋势具有粘性，利差则与以前趋势一样呈反周期变动。对于信用卡利率粘性下降趋势有多种解释，包括逆向选择、搜寻成本和转换成本等假说。Ausubel(1991)[9](50-81)提出了逆向选择模型，认为低风险消费者总是低估未来信用卡借款额，因而对信用卡信贷利率的敏感度低于高风险的消费者，这样，发卡机构不会竞争性地降低利率，因为降低利率只会吸引更多的高风险客户。他认为这种敏感性的缺失导致发卡机构能够持续赚取超额利润，即使这个行业表面上看来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但这些观点没有得到完全认可。Berlin和 Mester发现消费者搜寻成本不足以解释信用卡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他们发现，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搜寻成本被认为起重要作用的时期,信用卡利率分布与许多搜寻模型并不一致。Crook、[10]Kerr和Dunn运用1989年的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后并没有发现搜寻行为与信用卡余额之间存在相关性。
二、支付系统中的新技术应用
新技术在支付系统中应用需要考虑到两个重要问题：消费者是否愿意采用新的支付技术以及在增加其安全性的同时而不增加消费者负担。Bauer和Hein、[11](1713-1725)Roth和Richter[12](1727-1751)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一)支付系统中消费者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
银行不同客户采用新技术以获得金融服务的速度为什么不同？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为在致力于将新技术如无线通信、网络等应用于金融服务时，应了解有多少客户将会采用新技术服务方式是其盈利的基础。为了研究这一问题，Bauer和Hein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取决于消费者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效用增加、技术成本和风险贴水。他们使用1998年的SCF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检验。该项调查提供了哪些家庭使用网络银行、哪些家庭使用电话银行的数据，同时还包括银行帐户数和人口统计量等多种其它数据。最引人关注的方面是Bauer和Hein根据消费者对与风险行为有关的一连串主观问题的回答来确定每个消费者风险规避程度。Bauer和Hein的实证结果与模型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他们发现消费者使用互联网帐户的概率与消费者所拥有较多的支票帐户数、较低的年龄、较高的收入和较高的网络操作熟练度显著相关。最有意义的是消费者自我评估的风险规避程度越高，采用新技术如网上银行的可能性越小。
(二)兼顾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方案创新
ATM提供者和使用者经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即犯罪分子以欺诈方式获得和使用个人识别码以及盗取信用卡背面磁条信息，且其手段越来越高明，如罪犯通过隐藏的照相机等获取个人在ATM上的密码等。Roth 和Richter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方案。Roth和Richter的方案其别出心裁之处在于兼顾了安全性和可用性两个方面。Roth和Richter就其方案的安全性和可用性进行了广泛测试，其结果证明运行非常良好。他们发现该方案的键入时间虽然比现行方式稍长一点，但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因而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三、国际背景中的支付结算系统
(一)银行间货币市场的跨国支付结算流
在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今天，跨国支付资金流动有什么规律？Rosati 和 Secola[13](1753-1782)用引力模型解释巨大的资金支付在欧洲国家之间的流动。引力模型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文献中，用于测度国家大小和距离对贸易流向的影响。Portes和 Rey、Portes等的研究表明引力模型解释国际金融资产交易现象与国际贸易一样良好。Rosati 和 Secola用此模型考察了欧洲两个不同的银行间欧元大额支付系统，即由欧洲中央银行操作的TARGET系统与由欧洲银行业协会操作的非官方EURO1系统。TARGET是全额支付系统，目前包括15个国家RTGS（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和欧洲中央银行支付机制，联结欧盟内部大约3500个信贷机构（超过40000个分支和附属机构）。
Rosati 和 Secola分析了欧洲不同国家间资金支付流，检验了不同金融中心的影响以及一个国家的银行体系对其它国家流动性供给可能产生的依赖。作者将欧元区域内的流动性归为三个不同循环路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循环路径包括欧盟中的核心或最大的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第二个循环路径是向小国或中等国家提供流动性的主要国家。最后一个是存在地缘或文化联系的较小国家之间的流动性供给（如北欧循环路径和伊伯利亚循环路径）。除了考察资金支付如何在空间流动的引力模型外，Rosati 和 Secola还应用1999年到 2002年的日数据研究了决定支付流随时间而变化的因素。其目的在于区别资金支付流的经济决定因素和技术决定因素。
(二)证券结算系统的规模经济性
证券结算系统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不同种类、规模、地域间的结算系统潜在的成本节约是否存在差异？清算和结算成本是构成证券投资者的主要交易费用，因此清算和结算服务效率是完善证券市场功能的基础。提供清算结算服务的机构有三类：国内中央结算机构、国际中央结算机构和托管商。Lannoo和Levin通过对证券业的国际比较发现欧盟证券结算系统的操作成本高于美国。Giovannini Group对欧盟跨国清算和结算安排进行了全面评估。Schmiedel 等[14](1783-1806)则分析了股票、有息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等证券结算的规模经济性，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否会导致出现一个或一些全球证券结算系统的问题。Schmiedel 等认为需要研究市场所在地工业结构的供给和需求。市场微观结构的许多文献已经研究了需求，而他们未对结算服务的供给问题进行考察。笔者将研究股票交易规模经济的方法应用于对结算系统的分析。
四、证券结算系统的危机扩散
证券结算系统出现重大故障特别是其主要参与方违约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正如911发生时那样，证券结算系统瘫痪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此理解类似的崩溃所产生的动态影响非常重要[15](1807-1834)。然而很少有人对证券结算系统风险进行研究，学者们（Diamond和Dybvig，1983；Rochet和Tirole,1996；Allen和Gale,2000；Diamond和Rajan,2003）关注的是银行间市场风险扩散的问题。一家银行破产可能引起其它银行因失去清偿力而破产，因而信用风险和清偿力风险至关重要。Humphrey发现，美国CHIPS（Clearing House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系统一家参与方支付失败将引起37%的机构失败。Angelini等、Northcott分别发现意大利、加拿大的系统风险很低或不存在风险。Upper和Worms、Furfine、Degryse和Nguyen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Devriese 和Mitchell认为证券结算系统风险是存在的。证券结算系统与支付系统存在两方面差异：一个是前者既涉及到现金又涉及到有价证券；而后者只涉及到现金。这样，从所持有现金和证券的角度看，主要参与方一旦违约就会对系统中其它成员形成冲击。另一个是证券结算与交易之间存在时滞，这将会增加结算系统的风险，因为资产价格在这期间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一家参与方违约引起流动性不足将使其它参与方不得不变现抵押品，导致资产价格下跌，可能使得非违约参与方额外增加了流动性风险。而且，由于结算存在时滞，违约影响所持续的时间可能长于结算期，这是因为交易主体必须对他们未来交易违约影响做出预测，如果结算失败高于交易主体的预期，则这些不准确的预测可能会导致新的结算失败发生。
五、对中国现状的几点思考
(一)共用支付系统应由非盈利组织进行投资管理
金融机构的共用支付网络系统应该由一个非盈利组织利用公共资源进行投资，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资源进行技术创新，从而确保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处于前沿水平。可以避免共用支付网络由金融机构共建可能导致的投资不足和过度利用的问题。因此，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对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加强投资和管理，建好“数据备份中心”、“全国清算中心”等。而中国银联有限公司最好能够转变成真正的非盈利性机构。
(二)研究支付结算服务费用合理定价的标准
支付结算服务费用合理定价是中国人民银行等非盈利机构实现“为社会提供低成本、大业务量的支付清算服务”目标的基础。非盈利机构提供大额和小额等支付服务，在确定服务费用时应该遵循“费用承担原则”以保证收支平衡。同样，商业银行对客户的收费也要有合理标准，因此，需要研究以何种科学依据进行支付结算费用定价这一课题，尽量避免出现诸如小额支付系统试运行时由于费用问题而导致业务迟迟没有进展、ATM跨行查询收费等引起轩然大波之类的问题。
(三)银行在对其内部支付技术进行投资时要考虑收益和安全性
一般来说，支付技术进步将直接降低银行经营成本，然而我国的银行在各自支付技术投入方面虽然不遗余力，但其投资收益并不理想，这与没有重视其盈利基础有直接关系，即了解什么类型的客户和多少客户将会采用新技术服务方式。因此，加强对消费者人群特征的研究尤为迫切，特别是还应重点向年轻消费者宣传采用新技术的利益优势。与此同时，如何进行兼顾安全性和可用性的技术方案创新以消除ATM、网络银行等安全隐患也非常重要，避免诸如中国工商银行网银客户资金被盗之类的事件发生。
(四)加强信用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率研究
我国各家银行虽然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手段积极扩大信用卡市场份额，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即信用卡利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不变，目前十几种信用卡透支利率都是日息万分之五（合年利率18%），大大高于其它金融产品收益，尽管期间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了多次调整。虽然信用卡市场由于信用筛选等技术的应用正在发生制度性变化，但信息不对称在信用卡资源配置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如何据此研究确定信用卡利率水平将有助于信用卡市场的健康发展，即便将信用卡利率制定权下放至各家银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非常重要。
(五)防范和遏止支付结算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蔓延
虽然我国银行间支付结算系统和证券结算系统已经走上与国际接轨之路，但在技术和管理上还都不够成熟。对支付结算系统失灵风险进行研究以免让偶发性支付问题演变成系统性危机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要研究如何监控系统中大额交易者的异常交易；其次，在灾难性事故发生时，系统本身（或中央银行）如何提供额外流动性支持以缓解或消除不利影响。
此外，随着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增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支付资金流动越来越频繁，其规律和发展趋势是个急待研究的领域。
主要参考文献：
[1]Milne, 2006，“What’s in it for us? Network effects and bank payment innovation”,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2]Humphrey, D.B., Pulley, L.B., Vesala, J.M., 2000, “The checks in the mail: Why the united states lags in the adoption of cost-saving electronic pay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17 (1).
[3]Humphrey, D., Willesson, M., Lindblom, T., Bergendahl, G., 2003, “What does it cost to make a payment?”, Review of Network Economics 2.
[4]Berger, A., 2003,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vidence from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5.
[5]Berger, A., Mester, L., 2003, “Explaining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performance of US banks: Technological change, deregulation, and dynamic changes in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2.
[6]Humphrey, Willesson, Bergendahl, Lindblom, 2006, “Benefits from a changing payment technology in European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7]Barnes, M. L. Lopez, 2006,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cost of equity capital”,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8]Calem, Gordy and Mester，2006，“Switching cost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the market for credit cards: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9]Ausubel, L.M., 1991, “The failure of competition in the credit card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
[10]Crook. J., 2002, “Adverse selection and search in the bank credit card market”, Credit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1]Bauer, Scott E.Hein,2006,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risk on the early adoption of Internet banking technolog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2]Roth , Kai Richter,2006, “How to fend off shoulder surfing”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3]Rosati, Stefania Secola, 2006, “Explaining cross-border large-value payment flows: Evidence from TARGET and EURO1 data” ,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4]Schmiedel, Markku Malkama¨ki, Juha Tarkka,2006,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settlement system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15]Devriese ,Janet Mitchell, 2006, “Liquidity risk in securities settlemen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
Frontiers in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our Research Themes
He Guanghui1Yang Xianyue2Abstract: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directly relates to financial and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which bears extensive atten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s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ranging from very micro-level analysis to very macro-level discussions, that is, developments in payment systems in consumer financial market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payment systems, the macro and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s, and what happens when there is a major default in a 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 These researches contribute us to consi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payments and settlement system; financial servi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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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事项如有变更,以会务组最新通知为准。
论文致谢一：
时光荏苒，在复旦的六年匆匆而过。我从一个对商业世界毫无认知的本科生成长成为在财务金融行业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生。在本科阶段，我系统性的学习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基础知识，和会计学的知识。
研究生期间关于金融领域最新前沿知识的学习让我的视野与思维有个进一步的提升。毕业论文的写作伴随着严谨的思考，仔细的数据收集与实证证明，锻炼了我独立思考能力与数据分析能力。
感谢我的导师吕长江教授对我毕业论文的指导，他在财务金融领域丰富的学识在我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上予以了很大帮助。吕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亲和的作风更是值得我终身学习。借此机会，我也想感谢吕老师这六年来对我学业发展、职业规划、为人处世方面的的教诲。
感谢管理学院以及复旦各位老师的谆谆教诲，他们不仅仅教会了我学科的知识，他们的人格魅力同样感染了我，引导我逐渐成长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复旦人。感谢我在复旦的这六年中所有的同学和朋友，和你们一同成长让我受益匪浅。你们热情洋溢、永不言弃的精神时刻感染着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未来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你们多年的关爱和支持，让我可以自信和勇敢的追寻自己的梦想。
虽然论文己经完稿，但由于水平和知识所限，本文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缺陷，恳请各位老师和同学不吝赐教。
论文致谢二：
时光匆匆而过，随着论文的完成，我在复旦大学的硕士生活也即将要画上句点。最后论文的完成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又让我体验了钻研求知带来的快乐。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陈超教授。这篇论文是陈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完成的。从选题开始到最后的完稿都离不开陈老师的指点和教导。陈老师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其次我要感谢管院，自从本科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学习以来，十分幸运的得到了各个专业老师们指导和教育。会计系四年的本科学习生涯培养了我对于财务研究和工作的兴趣。在金融硕士项目的学习过程中，不但可以继续接受管院的老师们的指导，更有幸得到机会得到UCLA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的授教，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项目的外籍教授们和管理学院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金融硕士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使他们让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生涯在求知进学之外更多了很多欢乐和回忆。在复旦6年的岁月不但让我的获得未来工作中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更让我懂得了生命真正的意义。感谢复旦、感谢管院、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们!
论文致谢三：
在论文完成之际，也就是即将结束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回顾我在复旦大学的这两年中，有很多感慨和感谢。
感谢我尊敬的导师，王小卒教授。他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极大地指导和建议，让我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不论是在开始的选题，还是到后来写作中出现的问题，王老师总给我许多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让我在论文写作中一遍又一遍地将理论知识和现实情况结合起来，对我的思维方式是巨大的提高。在此对王老师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深深的祝福。
感谢管理学院的其他老师，曾在课堂上传授给我的知识，让我在论文写作中受益匪浅。感谢黄丹同学、梁姝同学、王星宇同学等在我论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感谢我的寝室同学给我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生活氛围和精神上的鼓励。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每一段旅程都会结束，新的旅程又会开始。祝福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也祝福自己!
论文致谢四：
时光荏苒，眨眼间，即将在复旦过完我的6年大学生活。四年本科，两年硕士，那一个个场景依旧浮现在眼前，那一张张笑脸仍然荡漾在心间。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太多的感慨与感谢诉说不过来。
首先感谢复旦，经过6年的复旦生活，我再也不是当初青涩懵懂的少年，复旦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氛围培养了我，使我学会思考，学会做人，使我拥有理想，满怀责任，使我从心底里骄傲，我是个复旦人。感谢管理学院和财务金融系的领导、老师们，浓郁的学术氛围，国际化的交流环境，一流的硬件设备，让我能够在学习、工作的每个阶段中都得到最好的熏陶和培养。
当然，尤其要感谢我的导师张晓蓉老师，从本科阶段担任我的导师至今，一直以来无论是授课教书，还是带领研究，对我都有莫大的指导和帮助。她教会我不只是知识和方法，更是教会我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融会贯通，如何举一反三。老师谨慎钻研的研究态度一直感染着我，也令我在学习研究上能有不断鞭策自己和提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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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学》课程差异化教学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社会,金融业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逐渐成为一个覆盖范围广泛、与日常生活结合日益紧密的服务型行业。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加,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金融创新与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的触角已深入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并已成为普通家庭关心的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不仅是金融专业学生所必须的,而且是其他财经类专业学生,如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管理学、会计学所必须的。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金融学》课程,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如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学科必修课,可以充实完善其专业课程。对于非财经类专业的学生,《金融学》是一门选修课程,供对金融学有兴趣的非财经类专业学生选修。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培养人才的目标与规格不同,固而对金融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内容、知识结构、专业需求是不同的。再考虑到《金融学》课程内容众多,在短短的四五十个教学课时中,教师不可能将全部内容介绍完,这就要求教师在明确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与需求的基础上,精心安排各专业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差异化教学方法。
二、不同专业对《金融学》的教学要求不同
(一)金融学专业
对于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金融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一般是在学生完成各经济类专业共同的核心基础课,如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后开设。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作用正如我国金融学研究的鼻祖黄达先生所言:“金融领域,广阔而深邃,通常只能瞄准一两个方向深入。要想深入一点、几点,必须对金融的‘全局’有必要的、概略的把握。因为没有足够的宽阔基础作为支撑,只求在狭小的范围深入,进到一定程度就会难以继续。而所谓把握‘全局’,就是要求能对金融领域的主要构架如金融理论与金融知识,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等等之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较为全面――哪怕是概略的――了解。”《金融学》作为金融学科体系的基础课程,恰是对金融学进行整体性、框架性的介绍,其中既有宏观金融层面的理论阐释,又有微观金融运行的原理分析;既揭示了金融的运作机制与规律性,又阐明了金融学科所研究的范畴、重要内容结构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
鉴于《金融学》对于金融专业学生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过程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要求学生全面掌握金融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点、知识体系、基本原理、理论前沿和动态,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良好的理论基础;二是注重对学生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开拓视野,提高思考的广度、深度与高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自觉性。实践证明,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我国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之、乐之,就是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这样才能产生进取的精神。若通过《金融学》的学习,学生能激发对金融的兴趣,这将会对学生未来的深造、职业生涯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纵观中外古今,实体经济的发展最后都离不开资本的运作,而在当今社会,金融的作用越发凸显。因此,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有必要系统地掌握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多方面的理论与业务知识,能够运用货币信用方面的理论与业务知识,更好地从事企业投资管理、市场营销、企业风险管理等活动。因此,不少高校已经把《金融学》作为一门必修课程。
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相比,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在金融理论方面的要求可以放低些,但应注重金融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注重联系实际和融会贯通,使学生掌握与其专业的业务活动联系紧密的现代金融基本知识和业务技能,从而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能灵活运用现代金融基本知识和业务技能来进行资金管理、投资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活动。
三、不同专业的《金融学》教学内容应有所侧重
《金融学》课程内容繁杂,涉及货币、信用、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货币供求、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和金融监管等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金融领域。教师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以保证教学整体水平和质量,并兼顾不同专业的需要,是《金融学》教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界定基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安排差别化的教学内容。基本教学内容是各专业教学中都必须覆盖的,也是各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以实现各专业学生掌握该课程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要求,例如金融学的基本概念、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金融中介机构的构成、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等;而差别化的教学内容是教师根据所教学生的专业特点、专业需求而进行的选择性教学。
(一)金融学专业
如前所述,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来说,《金融学》是其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在课程安排上,《金融学》一般是在修完《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后开设的,同时又是以后陆续开设的《中央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国际金融》等专业课程的基础。因此,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能让学生对金融有个全面的了解,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注意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内容重复或遗漏。具体来说,对于金融学专业的课程内容重点有三个:一是学生应深刻理解金融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如货币、信用等基本概念,利率决定理论、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等。这些内容是金融学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的基础,因此对他们来说,这些内容不是简单知道就可以了,而要全面、深入、准确地掌握;二是教师在授课中应侧重对金融学框架的勾勒,让学生对金融领域全面、清晰地把握。而对于具体的宏观金融问题可以适当简略,这些内容学生已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接触过。微观金融方面,有关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内容也无需介绍过细,这些内容在后续的专业课程里都会有详细的介绍;三是引导学生对现实中的金融问题进行思考、分析,并密切关注金融理论研究前沿问题,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学生来讲,他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要与货币、银行打交道,但是对理论要求没有金融学专业的学生高。教师在完成基本教学内容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理论深度,如货币供求理论、利率决定理论、金融监管理论等可以简略地说明,而增加与所教学生专业有关的、实践性的内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应该加强与贸易有关的金融知识,如信用工具、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业务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方面内容的介绍。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应增加与企业管理活动紧密联系金融知识的讲授,这些内容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如商业票据、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等。(2)企业管理人员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打交道时所需掌握的基本金融理论知识,这关系到企业资金的运营问题。具体如商业银行运作机制、业务范畴,金融市场的运作机制,证券发行业务等。(3)国家宏观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汇率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等等。
(三)非财经类专业
非财经类专业的学生主要是抱着兴趣来选修这门课程的,激发学生对金融的兴趣,使他们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金融知识是教学的目的。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可以精简理论性较强的货币金融理论的讲解,将重点放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货币银行学知识中,如各种金融产品的比较、家庭理财的理念等,还可以介绍现实生活中的热点金融问题,如对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介绍,可侧重介绍危机对企业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等,而对于危机深层次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则可以简略些。
四、区别不同专业,采取有差别的教学方法
与《西方经济学》课程相比,《金融学》课程内容多而庞杂,不似前者的体系清晰完整,使得学生在学习中经常感到知识点零散,找不到学习的重点。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等课程相比,该课程理论性强,内容单调抽象、难以理解。因此,如何根据不同专业《金融学》课程设置特点及课程性质,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以达到各自的教学目的,是教师在《金融学》教学应认真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一)金融学专业
如前所述,对于《金融学》课程,金融专业的学生除了要全面掌握金融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点、知识体系、基本原理、理论前沿和动态外,还要培养专业兴趣和专业学习能力。因此,教师首先要把《金融学》课程中的知识点、理论讲通、讲透。在此基础上,再想办法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金融的兴趣,培养其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我认为一个较好的方法是在每次课开始时拿出5―10分钟,对一周的财经新闻进行回顾。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能让学生了解中国和全球金融情况,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关注现实的习惯,这对《金融学》这类社会性学科的学习是必要的。二是在新闻解读的过程中,教师能引发学生对金融问题、金融现象的思考,加深学生对金融理论的理解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达到以上两个效果,教师首先应注意财经新闻的选择。一周内国内外发生的财经新闻往往很多,如果都讲,时间上不允许,也没有必要。新闻选择可以有这几个视角,一种是选取影响重大的事件,如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另一种是结合目前的热点和所学的知识选择有代表性的事件。如近年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介绍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这一部分内容时,我看到一则题为“淡马锡来到荷花池”的新闻。新闻的主要内容谈到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通过设立富登信实服务有限公司给成都的莲花池批发市场的商户发放贷款。这则新闻事件本身很小,但我希望能以小见大,以此为切入点引发学生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思考。新闻标题提出后,学生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奇怪:该标题是什么意思?一下子就调动了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接着我由浅入深介绍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存在问题等,最后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应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整节课教学效果很好,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课后不少学生和我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有的学生还着手写这方面的论文。
除了选题的问题,教师还应注意新闻讲授的方式。介绍新闻不仅仅是希望学生了解该事件,而是通过该事件引发学生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兴趣。教师可以在介绍新闻时结合学生已学过的金融学原理,精心设置问题、提出问题,启发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具体事件中提炼出事件背后蕴藏的道理,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
如果是小班教学,教师可以考虑一学期组织学生就当前的热点金融问题进行2―3次的讨论,以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查阅、整理资料,学生进行思考、交流为线索,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现在不少高校由于扩招,师资相对不足,很多时候是大班教学,组织讨论的方法会由于学生人数众多而影响讨论的效果,教师可以尝试让学生就热点金融问题撰写小论文。对于初次写论文的学生来说,论文的要求不宜过高,主要是希望通过写论文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字数、格式上可以适当放宽,但需强调的是杜绝抄袭。
(二)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
对于非金融学财经类专业的教学,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可以降低理论深度,提高教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的知识点介绍完之后,通过具体的案例,如介绍金融实际热点问题,突出金融知识的运用性。此时对于金融热点问题的选择与金融学专业的选择有所不同,教师应尽量选择一些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讲授。例如在介绍货币政策时,教师可以结合我国近年中央银行的调息历程,解释中央银行每次调息的背景、原因、作用机制,以及对企业、老百姓银行投资、贷款的影响。此外,教师还可以就一个问题,如信用形式、银行存贷款利率等,鼓励学生自己去找资料、发现生活中的金融学,采取教授与讨论相结合的组合式教学,进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参考文献:
[1]蒋天虹.关于应用型本科《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5).
关键词：两岸合作；经济学教学；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17-03
随着两岸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两岸教育合作成为两岸合作的重点议题[1]，两岸高教界就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两岸应加强高教领域合作成为两岸高教界的共识[2~3]。对于两岸高校间应如何合作，学者与高教管理界也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如在研究课题上展开合作，共同的教育评鉴与证照考核机制、两岸教授共同指导研究生、两岸学位互认、相互招生、建立双联学制、与国外知名大学三方合作学制、举办短期研习活动等[2]。
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是西安交通大学与郭誉森、胡春田等一批来自台湾中研院、台大等经济学名教授合作举办的教学与科研中心。金禾中心以培养具有坚实经济理论，熟练掌握宏观、微观、计量等现代经济理论的高级经济学专门人才，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开展研究为主要宗旨。自成立以来，金禾中心克服地处西部的劣势，团结两岸经济学学人，从两岸教授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起步，逐渐将教学和学生培养上的合作延伸至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阶段，并逐渐实现从教学合作到科研合作，从两岸合作到国际合作的跨越。
本文将系统总结金禾中心十余年来探索两岸合作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中的经验，为两岸高教界开展合作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金禾中心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创新性人才的实践
在两岸合作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的过程中，金禾中心组建由两岸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主要核心课程大多选聘台湾地区优秀教师担任主讲教师，并与大陆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课程辅导等方面密切配合，实现两岸优质教师资源的互补；在两岸学术交流上，在接待台湾各大高校师生赴西安交大交流的同时，每年选派优秀学生赴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学生毕业论文指导中，在双向选择基础上，选聘台湾和西安交大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同时针对指导教师不在学生身边的劣势，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论文写作过程的监控，以促使学生高质量完成论文的写作工作。
1.理念的共识。理念的共识是两岸合作的基础。金禾中心成立本身就是两岸学者对大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地区开发急需具有现代经济学理念的创新人才这个共识的产物。在成立之时，金禾中心就确立引进西方、尤其是美国比较成熟的现代经济学课程和人才培养体系，营造专心治学的学术氛围，训练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学术型人才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针对经济学日益数理化的趋势，在学校的支持下，研究生生源主体为具有良好数理基础的理工类保送生；针对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学生经济学直觉不足的缺陷，我们将培养阶段前移，从理工类大二学生中招收学生进入经济学（数理经济与金融）试点班学习；针对大陆普遍存在以学生发表期刊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替代课程训练等培养环节的短期行为，重视和完善学生培养体系的构建，以高水平的学位论文为考核学生的最终落脚点。
2.两岸合作的组织保证。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组建由两岸学者共同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心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咨询工作。如在充分了解、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培养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台湾地区现代经济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上的经验，兼顾西安交通大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选聘两岸优秀教师担任经济学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对教学和培养过程进行跟踪和监控等。
3.两岸优势互补的师资力量。鉴于中国大陆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上与国际一流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而台湾地区经济学者多有留学欧美背景的实际，金禾中心经济学核心课程的主体师资为来自祖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台大、台北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中大、文化大学、政大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或研究员。自成立以来，赴金禾中心讲学两周以上的学者年均达30多人次。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薛琦在接待金禾学生赴台访学时表示，台湾没有一所大学的经济系能像金禾中心一样请到如此多的名教授集中在一起给研究生上课。这些名教授在上课过程中一方面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科研实际讲授科研的基本规则和方法，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主流经济学知识和方法。
作为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了解现实是学以致用的基础，为此，金禾中心在课程中选聘两岸学者共同担任主讲教师。其中，台湾地区学者主要承担国际学术前沿部分的授课任务，交大学者则将授课重点放在本土化及应用上。在教学中，双方共同切磋、协商，共同完成课程教学工作。同时，金禾中心不定期邀请国内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专题报告，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
4.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金禾中心已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两岸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两岸学术交流。（1）两岸学术会议。自成立以来，金禾中心先后举办了第三届两岸金融论坛和两岸经济与管理学术研讨会，并组织学生和教师参加台北大学等学校组织的经济学学术会议。（2）学术报告。我们针对台湾地区学者每年几十人次来中心授课或访问的现实，邀请在其中心期间做一二次的学术报告，并邀请其参与中心研究生自发组织的seminar活动。（3）组织学生赴台访学。在台北大学、中大等高校的帮助下，金禾中心每年组织二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赴台访学一个月。在访学期间，除和论文指导教师交流论文写作、了解台湾风土人情外，赴台学生还将聆听多位专家的专题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台湾相关大学师生一起交流学术论文。（4）组织博士生长时间赴台参与学术研究。随着金禾中心两岸合作研究的不断开展，金禾中心积极选派优秀博士生赴台进行长期间的学习和研究。赴台的学生除选修中心无法开设的专业课程外，还需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论文的写作。
此外，金禾中心利用两岸优势的师资和学术资源，为师生提供与国际学术接轨的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如邀请与台湾教授有科研合作的国外教师赴金禾中心访问和讲学，为学生提供大量出国学习的机会。
5.培养方案的落实与管理。针对金禾中心生源实际和现代经济学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需要，金禾中心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既注重科学性和前沿性，又注重在日常的管理中落实。具体的措施如下。
在课程方面，以研究生为例，我们将课程分为预备课程模块、高级经济学核心课程模块和专业课程模块。其中，预备课程模块由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三门课程组成，两门中级课程的目标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并为高级经济学的教学提供知识背景 [4]。数理经济学课程则是加强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核心课程模块由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构成，主要是为学生搭建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平台，为精深研究打下基础。专业课程模块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经济学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促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及发展前沿，以开拓学生思维和增强应用中、高级经济学基本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并在选题、收集资料等科研基本功上得到训练，为随后的科研和学位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在培养方案的落实中，我们既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对国际前沿的介绍，还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紧密联系中国大陆实际。既注重课堂上教师的讲授，又注重发挥在课程辅导和习题训练中助教的作用。
6.学位论文写作管理。与课程教学过程一样，金禾中心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也多为台湾教师。这在有利于学生跟随台湾指导教师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经过多年探索，金禾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学生从事高水平研究的措施，这些措施贯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与交大一般的招生方式不同，金禾中心在研究生第一年并不指定导师，由金禾中心进行统一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到第二学年年初，由导师和学生作双向选择，并进入科研和论文准备阶段，此时，台湾教师负责学生论文的选题、写作和质量，而金禾中心针对导师不在身边的不便，负责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和论文写作过程的监控，如按专业方向组建由金禾中心本校教师和学生参与的讨论班，在每两周的固定时间要求研究生就报告其所读、所想及科研和论文的设想及写作，以此来激荡学生的思想，加强学生的科研压力；要求学生在研二赴台访学期间加强和导师的沟通，完成论文核心部分的工作；针对中心实际，将开题、预答辩与赴台实习时间通盘考虑，并加强学生中期考核和开题、预答辩和答辩流程的监控，促使学生按部就班的完成论文写作；指派金禾中心自有师资配合台湾教师完成论文的写作工作；严格实行论文由海峡两岸专家双方匿名评审原则和答辩专家委员会必须由海峡两岸专家共同组成原则等。
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金禾中心在两岸合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约束金禾中心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少在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中具有普遍性，本节将介绍金禾中心在办学实践中遇到与两岸合作培养创新性人才有关的困难。
1.国际化与本土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兴起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学科发展中永恒的矛盾。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人才过程中，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就学术和学生培养来讲，教师和学生来源的国际化、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学生培养和科研与国际主流范式相接轨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指标。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订立国际化的目标，并从基础性的学生培养和科研与国际主流范式相接轨做起。如金禾中心在教学上引进国际先进的教材和课程体系，采取国际主流的教学方法，双语教学，重视学生的科研基本功训练，实现了和国际接轨的第一步。
作为血脉相连的兄弟，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较早，市场经济较为完善，其有益的经验是中国大陆发展市场经济的参考范本，不少授课的台湾学者或参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或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独特的研究心得，其实践经验对于年轻的大陆学子了解经济学及其现实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和应用本土化体验，也是两岸经济学教育合作有优势。
因台湾地区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较小，关于台湾现象的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中能发表的有限，台湾地区的经济学者大多以研究欧美现象为主，与国际学术界联系紧密而本土研究不足。随着大陆经济的日益崛起，中国（大陆）现象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主流刊物关于中国现象的论文日益增加。这种现象促使大批的台湾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大陆，将教职转向中国大陆著名高校也成为台湾经济学界一种风潮[5]。与大陆学者相比，台湾学者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占据优势，其学术方向转向可为大陆的现代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在金禾中心任教的台湾教授中不少或对中国大陆经济现象有着一定的研究，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现象比较感兴趣，这些台湾教授在金禾中心任教和指导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本土化创造了新的条件。
尽管两岸合作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但毕竟熟悉中国大陆经济现象的台湾学者有限，在办学实践中，如何在进一步国际化的同时兼顾本土化，将是金禾中心未来不断需要探索的课题，也是两岸高教合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合作办学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2.两岸高等教育界的进一步开放与协作。在金禾中心的办学历史中，曾经走过台湾执政时期两岸高教合作的低谷时期。随着两岸交流和协作向纵深发展，高教界合作的环境也得到优化。但从金禾中心的办学实践看，两岸的高教合作仍需要进一步开放思想。
随着金禾中心人才培养机制的逐渐完善，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学生、尤其是博士生，专业课程不足和指导教师不在身边日益成为金禾中心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重要约束。
因博士生专业方向专深，需要相关专业课程的配合，但在金禾现有学生体量的情况下，为人数较少的博士生专门邀请相关专家开设课程面临资源和成本的双重压力。在台湾一些名牌大学，因体量较大和研究方向集中等原因，不少大学开设这些博士所需的研究生课程。因此，选派优秀博士生赴台湾地区选修相关课程成为培养学生的理性选择。同时，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不同，博士所研究的内容较为精深和前沿，为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需学生和指导教师间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而学生和教师分处大陆和台湾成为其中的巨大障碍。尽管金禾中心组织学术讨论班和要求博士生导师每年至少在西安两周等形式可以缓解这个困难，但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金禾中心选派优秀博士较长期的赴台交流，以便于其旁听相关课程和与指导教师一起展开学术研究。但一个单位的能力有限，能支持的学生有限，况且选修相关课程与导师间展开合作研究也面临两岸高校学分共认等诸多问题。因此，希望两岸高教界能进一步密切协作，达成高教合作协议，消除两岸高教合作中的障碍。同时，大陆为培养创新性人才所制定的公派留学计划等，能否在不违背祖国统一的前提下，资助学生赴台湾地区一流大学访学，以更好的促进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西安交通大学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创新性人才上成功经验，如在取得理念共识的基础上组建由两岸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两岸合作重大事项的决策；利用两岸互补的优势教学资源，协作完成现代经济学课程教学；构建两岸合作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培养过程的监控等。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两岸合作培养人才在带来独特的本土化优势的同时，仍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兼顾的问题。在具体培养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两岸高教界需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培养具有创新性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立，闫炳辰.促进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奠定中华民族繁荣基石[J].台声，2007，(6):22-24.
[2]张宝蓉.发展与共享并举特色与卓越共创――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综述[J].中国高等教育，2008，(19):22-24.
[3]杨广云，王娜.共促互动新阶段的两岸高等教育发展――第六届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高等教育，2009，(23):59-60.
金融期刊推荐：《金融评论》
期刊周期：双月刊
期刊级别：国家级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CN：11-5865/F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4-7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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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本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副院长主编，实行国际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倡导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发表原创性的理论、经验性的经济及金融论文，旨在通过优秀研究成果的发表推动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理论探索，并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经济理论前沿提供平台。我们诚挚地盼望在本刊展示您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
核心金融期刊推荐：《浙江金融》
期刊周期：月刊
期刊级别：核心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CN：33-1057/F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5-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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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杂志社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是浙江省金融界唯一全国公开发行的指导性刊物，是金融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和重要载体。2005年起，杂志全新改版为全彩大16开68页，内容丰富版面精彩，为企业家、银行家、投资人关注，已成为国内金融界的时尚杂志。
高级经济师期刊推荐：《金融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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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统一刊号：CN：41-1078/F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4625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河南省金融学会
关键词：财产保险业；生产法；动态效率；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4－0077－05
一、前沿效率分析文献综述
自从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 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随机前沿函数以来，前沿效率分析 ① 已经成为研究公司绩效方法的主流。相对传统比率法，前沿效率分析在度量绩效方面占有理论上的优势。基于微观经济理论思想，前沿效率方法在多个投入产出变量的绩效度量上具有稳定性好、富有解释力等优点。前沿分析方法把全面效率分解为纯技术、规模和分配三个部分。寻找无效率的根源有助于对行业市场结构和资源的配置方向做有益的建议与主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 有关效率研究的领域及其数量剧增。据Berger和Humphrey（1997）统计，1992~1997年期间有关银行和保险绩效研究的文章，多达130多篇，以前沿效率进行研究的兴趣不断高涨。
对保险业的前沿效率分析，就是将保险机构视同一般生产企业，它具有一般生产企业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目标函数。 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生市场因素的条件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报酬或实现收益最大化的保险公司，即为效率前沿保险公司，而待考察保险公司的效率损失即为相对效率前沿公司的偏离程度。
效率有技术效率、分配效率、规模效率、成本效率、收益效率和利润效率。近年来，国外效率分析的一个趋势就是检验相关经济理论。例如关于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效率分析（Cummins，Weiss and Zi，1999;Brockett，Cooper，Golden，Rousseau and Wang，2004）， 评价不同销售渠道对绩效的影响（Cummins，Turchetti and Weiss，1997；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Brockett et al.，2004；Cummins and Xie，2005），度量费率监管的影响（Weiss，1990）， 分析并购的影响作用（Cummins and Xie，2004）， 评价市场自由度（Cummins and Rubio-Mises，2004；Leverty，Lin，and Zhou，2004）， 研究权益资本在市场中的过度使用问题（Cummins and Nini，2002），检验不同所有权结构的重要性（Jeng and Lai，2005）等等。总之，前沿效率方法在保险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一个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然而，度量保险公司效率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保险公司是金融服务业，其产出多为无形的（风险管理、损失服务、理赔处理等），且价格是隐含的。从根本上讲，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提供哪些服务都富有争议，而对应的这些服务如何度量也是一大问题。
由于度量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效率比较复杂，研究者在其效率分析中要根据公司的运作目标来确定投入产出变量，因此研究者对保险公司目标的理解将影响分析结论。如果未能使用合适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将毫无意义，而做出的假设也不能违反事实，因此确定合适的度量方法极其重要。
最近几年，国内有关效率度量的文献增多，采用DEA方法居多，也有采用SFA方法（何静，2005）；效率度量多以静态分析为主，也有较少采用动态效率分析（陈璐，2005）；产寿险混合研究较多，专门分析产险业效率的较少（王虹，2005；周平，2005）；指标选取都是从生产法角度分析，但对于产险企业行为的理解差异，导致变量选择相差较大；由于方法不同、指标选取差异，因而结论迥异。但一般都认为，外资企业效率高于中资企业（如王虹，2005；余劲松，2005；吴诣民，2005；何静，2005等）；并有相当数据文献认为中小企业效率高于大企业（如李陈华、张伟，2005；苏世伟，2005；冯斌星，2006等）。
二、财产责任保险公司行为的度量――生产法
金融中介（FIs）是一个较难度量其经济行为的服务行业，FIs提供何种服务以及如何度量这些服务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FIs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不明确，收益也分不清楚。因为许多的FIs产出是无形的，例如风险管理等。
国外度量产险（P/L）保险公司效率文献中，存在多种方法，如生产法、金融中介法和使用者成本法。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生产法（或价值附加法），该方法把企业微观经济的理论应用到FIs上，也就是说，要使公司价值最大化（Cummins and Weiss，2001）。 度量产险企业行为的第二种方法为金融中介法（Brockett，et al，2004）（或资产法），该方法强调保险的信托本质、保险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强调保险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 认为产出应该是多目标的。 还有一种方法叫使用者成本法，该方法区别产出投入是基于对机构收益的贡献，还涉及到机会成本等概念，度量起来相当困难，目前该方法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生产法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意味着P/L公司是不安全的，相反，利润最大化表明公司在平衡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时，达到一个最优的偿付能力风险水平。持有资本的益处在于防止出现财务困境（Andrade and Kaplan，1998）。当破产概率很大时，保险公司就会面临丢失客户的风险，越安全的保险公司越能赢得市场更高的价格（Smomer，1996；Cummins and Sommer，1996；Cummins and Danzon，1997；and Phillips，Cummins，and Allen，1998）。然而，持有权益资本是有成本的，如监管成本、成本、在承保与理赔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成本、 公司所得税和其他市场磨擦等（Merton and Perlod，1998；and Cummins and Grace，1994）， 所以公司不会为了把破产的概率降到很低而持有足够的资本。它不会倾向于保留内部资金以向保单持有人保证：当公司遭受意外巨大损失或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时可以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换言之， 以安全为第一的金融中介方法也并不表明P/L公司没有破产的可能。相对照，它认为在评价P/L公司绩效时利润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是不够的。中介法直接考虑到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公司在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保险的信托特性。这样，中介法就设立多个目标：维持公司偿付能力和财务健康及资本收益最大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是主要或惟一目标。中介法把P/L公司的安全性看作第一位，说到底，它的目标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三性”，即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
微观经济经典理论就是企业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成本最小化，也不一定就是收入最大化。在金融中介理论中，P/L公司仅被看作是纯粹的金融中介，即它从储蓄人那里把钱借过来，把负债转为资产，然后借给投资者。然而Berger和Humphrey（1992）认为这种方法对所有的FIs看作纯金融中介过于简单，因为它们除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外还有其他服务。使用者成本法认为投入产出变量是基于对FIs的收益的净贡献而言的（Hancock，1985）。这个理论虽然很好，但它所需要的数据却很难获得，例如机会成本和产品收益。对P/L公司来说，该方法更是难以运用，因为保单把许多服务捆绑在一起，而这些服务没有明确的定价。生产法（或附加值法） 认为所有的资产与负债都带有产出性质，而非是要分离投入产出两类要素， 它利用的是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因而被认为最适合度量P/L企业的产出。 下面基于生产法讨论P/L公司的投入产出。
（一）生产法下的产出变量选择
像其他金融企业一样，财产责任保险公司主要产出是无形的金融服务，所以选择的指标要能代表服务量。按其营业成本的分配来辨别， 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有三类主要产出（Cummins and Weiss，2001）。
第一类为汇集和承担的风险。保险的主要功能就是处理风险的不确定。保险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制：风险的汇集通过多样化，使得损失变为确定，预先从客户手中收缴保费，当遇到损失时，将这些资金重新分配。与风险汇集相关的精算、承保及管理都是保险附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持有权益资本增加经济的安全性而产生附加值， 目的是为防止意外损失与投资失误。
第二类为与损失相关的金融服务。P/L保险公司为保单持有人提供许多现实的服务，如风险管理规划、承保方案等。通过这些服务，保单持有人可以受益于保险公司的服务而减少风险管理成本。
第三类为金融中介功能。保险公司发行保单，再以金融资产方式对这些资金进行投资，直到需用这笔资金来支付赔款为止。由于保费收取在赔付之前发生，金融中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为使合约履行成本最小化的一个附加功能。其附加值为投资收益与支付保单持有人之间的一个净边际收益率。
在定义保险产出后，我们需要找到相关指标能够代替保险服务的数量。在理论上，度量风险汇集和风险承担有三个指标：交易量、保费和损失。交易量数据如保单数量、赔案数量等，但这些数据都没有对外公开。早期对效率研究主要以保费来度量产出，然而保费是收益的表现形式，即是产品的价格与数量相乘， 不是产出数量的表示（Yuengert，1993）。 如果系统价格偏差， 将会导致错误结论。Doherty（1981）也反对把保费作为一个产出指标。在较多的产险研究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把损失代表风险汇集和保险服务（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本期已发生损失等于已支付赔款加上损失准备金提转差。根据统计与精算理论，保险就是一种这样的机制：让经济实体暴露于损失池中，通过多样化（大数法则）来减少风险。 保险公司的作用就是建立这样一个风险池，损失汇集与再分配提供了风险多样化机制。由于理赔工作量和风险管理服务与总损失高度相关，故损失是衡量真实服务量的较好指标。
基于风险汇集的损失概念与保险经济理论的一致性（Cummins and Weiss，2001）， 风险汇集的价值附加可以用Pratt-Arrow提出的“保险保费”概念来代替（Arrow，1971；Pratt，1964）。在该理论框架下，保险保费是购买保险与风险置留之间的差额，实际上是个体愿意支付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这就是Arrow所谓的保险保费，反映保险价值。损失转移或多样化是保险的一种机制。
Brockett等（2004）不赞成使用已发生损失作为P/L企业的产出，理由是公司可能会遭受出期不意的特大损失，例如不可预见的大灾害像“9.11”或飓风袭击事件等。在投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效率较高，它忽略了大灾害或其他随机的损失波动，扭曲了保险产出。经济个体购买保险就是为了因出期不意的事件而得到补偿，已支付赔款对于保单持有人来说相当重要。防范未意料到的赔付支出是P/L公司的一个基本功能，反映产出。在长期来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够支付赔款。如果一个公司因有能力支付大灾而得名，那么在正常时期内它便可获得更高的价格与利润。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保险行业在损失相对低时才能赔付，那么保险就缺乏价值。现实中，消费者为那些因支付大灾而享有美誉的保险公司支付额外费用。
然而，一个较明确的观点是：损失作为产出时，当损失为随机情况下，就会产生误差扭曲效率。因此有必要使用一种方法来调整变量错误问题。一种方法就是用预期损失代替实际损失作为产出，目的是为了保持损失产出变量的稳定性，以防止损失的随机性导致效率的扭曲。保险预期损失E（L）是已赚保费乘以几年的平均损失率，使用几年的损失率是考虑到保险公司所处的周期性原因（Cumminsand Outreville，1987）； 预期损失另一个优势就是涵盖了概率可能不断变化（Froot and O’Connell，1999）的情况。概率变化就是一个大灾发生可能增加真实或预期的损失，这样就增加对风险池的服务量。E（L）能够反映这种潜在需求。
除了风险负担和现实的保险服务外，还应认识到P/L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务。在一年中保险公司平均投入的资产反映金融中介服务的数量（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而投资收益则为该数量与其相应价格之乘积，因此衡量中介服务不能以投资收益作为产出指标。
（二）生产方法下的投入变量选择
在生产法下，保险公司输入变量分为五类:管理成本、成本、业务服务和实物投入、金融权益资本、保单持有人所提供的资本。由于劳动成本与实物投入数量的相关信息不透明，确定投入时，可以调整为营业费用、固定资产净值和资本三部分。其中，资本分为权益资本和负债资本两部分。
从公司金融角度看，权益资本是重要的投入变量（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Hughes and Mester，1998；and Hughes Mester and Moon，2001）。除了满足监管要求外，现代公司理论把权益资本看作是公司各方的一种契约。根据保险定价模型，保险是一种风险负债，权益资本在降低破产风险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该理论强调保险价格与其违约风险成反比，保险公司具有最优的资本结构（Cummins and Dznzon，1997；and Cummins and Sommer，1996）。
负债资本主要指的是从保单持有人那里借来的资金。对于P/L公司，这些资金由损失准备金和未赚保费准备金构成。资金成本为总的预期投资收入减去权益资本的预期收入再除以平均保单持有人提供的负债资本。
那么保险企业的运作过程可以描述为：
三、效率度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度量方法介绍
度量效率的前沿方法基本可分为两大类：经济计量模型和线性规划方法。这些方法因如何估计前沿及离前沿有多远而不同，经济计量模型是基于参数和随机性，然而线性规划方法是基于非参数性和确定性。参数方法就是假设成本或产量函数为特定的，然而非参数方法则是基于线性规划方法用观察值来构建前沿。另一方面，随机方法可以判别无效中的误差项的随机嘈声，而确定性方法则假定为模型远离随机影响。因此，每种方法都有它们自己的优势和不足（Cowing等1981；Grosskopf，1993）。
本文采用OnFront软件计算动态效率。OnFront可以辨别出标尺公司或者用这些观察样本构建最佳前沿（best practice frontier），有时也称之为技术（technology）、生产前沿。
Di（y，x|C，S）=1/Fi（y，x|C，S）
相应的，产出距离函数：Do（x，y|C，S）=1/Fo（x，y|C，S）。要构建TFP指数，要求距离函数有良好的数学特性。概括为三条：
1.按定义，投入与产出距离函数中投入与产出为同程度增加变化
Di（y，?姿x|C，S）=?姿Di（y，x|C，S），?姿>0
Do（x，?兹y|C，S）=?兹Do（x，y|C，S），?兹>0
2．在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和产出距离函数中的产出与投入为倒数变换
Di（?姿y，x|C，S）=（1/?姿）Di（y，x|C，S），?姿>0
Do（?兹x，y|C，S）=（1/?兹）Do（x，y|C，S），?兹>0
3．当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时，投入与产出的距离函数是相互对应的
Di（x，y|C，S）=1/Do（x，y|C，S）
两期全要素生产力定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2003~2005年16家财产保险企业（其中9家中资企业和7家外资企业），其合计保费规模与资产规模都占产险业的95%以上，因此，这16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产险业的发展现状。
根据生产法和《保险年鉴》提供的数据，本文选择的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固定资产净值和资本，产出变量为预期赔款支出{1}（为两年的平均数）。由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资产都以现金和存款的形式存在，实际用于投资的资产额度比较小，金融中介的职能非常有限，因此忽略不计（施岚、李秀芳，2007）。另外，由于相关价格信息很难获得，故不把价格信息引入计算当中。
四、输出结果说明
1.随着市场放开，产险业生产效率逐年得到提高，其中，中资中小企业效率改善幅度最为明显。 根据OnFont输出结果，可以看到，2004年与2003年相比，16家产险企业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平均值为1.19875，其中9家中资企业平均值为1.333，比外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得更快。在9家中资企业中，3家大保险公司（即人保、平安和太平洋）平均值为0.96，反映三大保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效率有所下降，中小中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快于其他类型企业。2005年与2004年相比，16家产险企业平均值为1.4344， 其中9家中资企业平均值为1.379，略低于外资企业。在9家中资企业中，三大保险企业的平均值为1.177，低于中小企业平均值（1.48），中小企业的平均值仍高于外资企业（1.357）。
2.生产力提高的原因。2004年相对于2003年效率变化（EC）的平均值1.199，技术变化平均值为1.003，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可见，2004年生产力提高主要是由于效率改善。2005年相对于2004年而言， 效率变化平均值为1.101， 小于技术变化平均值1.3056，反映2005年生产力高是得益于技术水平改善。而对于所有的中资企业而言，技术水平提高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效率改善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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