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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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湿地水陆过渡性定义分类系统
湿地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由于其生态结构的复杂性和生态功能的多样化，它支承着独具特色的物种和较高的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湿地价值的认识首先是从水禽栖息地开始的。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人类干扰的强劲，其面积和生态功能都在下降。因而，湿地的保护引起普遍的关注，湿地便成为唯一有其国际性保护公约（Ramsarconservation）的生态系统。
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使得保护学家从珍稀、濒危水禽的个体生态和种群生态水平上将视野拓宽生态系统的水平上，重视水禽栖息地的保护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湿地物种减少和致危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湿地大面积损和生境破碎化。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干）外，更主要的是人类的强度干扰。现在，湿地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价值都得到广泛的注意。随着对这类生态系统的呼声日渐提高，对湿地的生态系统水平的研究也逐渐加强。
1．湿地的生态性质
湿地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任何特定类型的湿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占有一定生态位，这个生态位来自于水文、气候、基底沉积物、地形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环境复合体，以此支撑着一个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某些物种的生存和繁衍（J.G.Gosselink&R.ETurner1978）。湿地生态系统有别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的突出标志和最根本的成因是其水分的盈余。水文过程是主宰湿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因子，其动力条件决定着湿地的基质或沉积物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其深度和水质决定着湿地的植被类型和群落结构。因此，湿地的生态性质的所有体现皆与其水文特征密切相关。
1.1水陆过渡性
水陆过渡性是湿地最重要的生态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1.1空间分布上：许多湿地是处于水体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带上，如滨海盐沼、红树林、湖滨滩地等，“由于液相物质和固相物质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水体也不同于土体的生态交错带”（牛文元1990）。这类湿地的水文过程往往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水化学性质或水量呈规律性的交替。
1.1.2生态性质上：由于地表长期处于水淹状态，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水-沉积物（土壤）界面，它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点是：界面发生的所有反应都是在一定水深和缺氧条件下，而且都是在有机质和微生物细菌的间接或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反应（吴丰昌1996）这些界面反应深刻地作用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各个组分和过程，使其具有与陆地和水体都不相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缺氧和多水和由此而产生的毒素。湿地生物对此种生境条件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其适应机制有的忍耐，有的是调节。由于湿地的水文状况，包括水周期、水量、水化学性质等方面在不同类型的湿地中有不同的差异，因而其生物的适应性呈现明显的多样化。
1.2系统脆弱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水源的稳定性。水文条件能直接改变湿地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而影响到物种组成和丰度、第一性生产力、有机物质的积累和营养循环（刘厚田1996）。水导致独特的植物组成，但限制或增加种的丰度。静水湿地或连续深水湿地的生产力都很低。通常有高能量的水流，或有脉冲性水周期的湿地生产力最高。在积水覆盖的条件下，其基质长期处于还原状态，限制了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较高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有机物质便以泥炭的形式积累储存起来。土壤-水界面的交互作用，使湿地土壤以还原性质为主的同时，在其表层有一薄氧化层，承担着湿地物质的化学转化和营养循环，构成湿地生态过程的重要一环。可见，湿地生态系统的一切生态过程都是以固定的水文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其系统结构对水文条件的依赖性，湿地生态系统才湿得如此脆弱，以致于一旦失去水，其系统面貌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同类型的湿地的脆弱性有所差异，高水能湿地中由于有机质积累很少，只要其水源被截断，其生态系统类型就迅速转变；如果水源恢复，系统就会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吉林省西部向海附近的芦苇湿地，在干旱年份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形成大片的碱蓬群落，而在丰水年份，地面被积水覆盖后，芦苇群落便得以迅速恢复。而低水能的湿地，由于具有保水性能的泥炭层的存在，可以对气候的干湿变化在系统内部进行调节，其生态敏感性则相对较低；除此之外，泥炭沼泽对阈限内的排水亦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1.3功能多样性
湿地的水陆过渡性使环境要素湿地中的耦合和交汇作用复杂化，它对自然环境的反馈作用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湿地的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
1.3.1自然功能：主要体现在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护、水量平衡、气候调节等方面。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特殊性是有机质和许多元素从生物循环不断进入地质循环，这在沼泽生态系统中最为突出。这对温室气体的增加使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湿地是地球上可以将CO2固定于地层之中的为数极少的生态系统之一，尽管它们向大气中释放一定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但对于大气中碳的固定总量是显而易见的。湿地的生物功能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由于其水陆过渡性，为众多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湿地的独特环境使得其拥有独特的生物类群。猪笼草、毛膏菜、狸藻等食虫植物是沼泽生态系统中所特有的植物种；丹顶鹤、天鹅、大鸨等珍稀濒危水禽无法脱离湿地环境。湿地对水量平衡方面的贡献是其他生态系统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湿地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对河川径流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湿地的丧失会引起相邻地区的地下水位的下降、湖泊和河流淤浅、地表切割加强。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除体现在温室气体方面以外，湿地对温度和降水等方面的直接作用更为明显，这种功能在干旱地区尤为突出。
1.3.2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源、休闲旅游和环境演变信息等方面。由于其自然资源的丰富，湿地成为许多地区农、牧、渔业和重要基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这也正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主要集中在大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因为如此，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湿地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且逐渐加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湿地面积的逐渐减少，湿地的旅游价值越来越显著，许多湿地具有旖旎的风光和独特的动物类群。在稳定的积水环境中，有机质和水中携带的颗粒物质沉积下来，形成多种类型的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周围环境的变化必然在沉积物中打下坚实的烙印，因而沉积物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信息载体，特别是泥炭，其积累速率较快，全球平均年积累速率达1mm/a，因此以厚层泥炭作为信息载体来研究过去环境变化具有高分辨率的特点。
1.4结构复杂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有湿生、沼生和水生植物，生活型多种多样。从外部形态来看，有一年生或多年生细弱小草，如苔草，有高大的草本植物，如芦苇、香蒲，有的是矮小的灌木，如细叶杜香、甸杜，有的是高大的乔木，如落叶松、水松等。湿地植物群落丰富多彩，因逆境条件和植物的适应性而异。包括浮游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灌木乃至森林。优势植物往往是湿地类型辨识的主要标志，所以常以植物群落来命名，如芦苇沼泽，小叶樟沼泽、苔草沼泽、红树林沼泽等。湿地植被具有沿水文或地形特征梯度变化的分带特点，无论是高位泥炭沼泽还是滨海或湖滨湿地，这一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
湿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无脊椎动物主要有蠓、蚊等昆虫，许多种类在其成为成虫之后为草食性。许多昆虫在幼虫阶段栖于水底，成为鱼、蛙、和潜鸟的食物。鸟类，特别是水禽常常构成湿地的重要景观特征，几乎所有的湿地都能为水禽提供丰富的食物和多种多样的繁殖和停歇的栖息地，这些水禽中既有草食性的也有肉食性的，构成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亦或是半咸水的湿地，都支持着丰富的鱼、虾、蚌等水生动物。
对滋生于湿地水下的微小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还知之甚少，但它们往往却是湿地中重要的分解者。在湿地中线虫和线蚓虫等微体小分解者比大型分解者的作用更加明显。对湿地生态系统来说，分解者亚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湿地的缺氧环境使其中的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大大减少，沼泽植物又多含有较多的纤维，所以有相当大比例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在静水条件下，有机质输出量很小，因而植物残体积累形成泥炭。
2．湿地定义的议论
尽管对世界上的各类湿地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对湿地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不同学科角度和区域特点出发而提出的定义形形，争论焦点在于如何限定湿地的水深。《湿地公约》把浅海湿地的水深界限定为6m，有的学者把湖泊湿地的水深限定为2m（佟凤勤等1995），但没有给出这些限定的科学依据。实际上水陆过渡区域的空间尺度是模糊的，并且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难于把握一个同一的标准，因此任何明确的数据指标都显得过于机械。美国的米茨（W.J.Mitsch）等在其著作《Wetlands》（1993）中对形形的定义给予客观的评价。著名对鱼类和野生生物署的定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这个定义突出地强调了湿地是水体和陆地之间的空间过渡性，却忽略了其生态性质上的过渡性，因而就把湿地的概念仅仅限定在水体的沿岸带，排除了非邻近水体的湿地，如欧洲大陆西岸的高度湿润地区的披盖式沼泽（Blanketbog）等。工程兵部队的定义由于强调湿地植被特征，易于在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实际应用。加拿大的定义更加强调湿地的水文和土壤特征，对植被特征没有足够的重视。
除上述以外，英国的湿地定义代表着欧洲的普遍观点。E.Maltby(1986)在其著作《Waterloggedwealth》中阐述：“湿地是水支配其形成、控制其过程和特征的生态系统的集合，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足够湿润使得具有特殊适应性的植物或其他生物体发育的地方”。显然他所重视的是湿地的成因的主导因子--水文因素，而对土壤和植被条件则是轻描淡写。
就《湿地公约》湿地定义而言，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科学的定义，因为它只是枚举了湿地的外延，并没有对湿地的本质属性予以论述。
分析湿地的自然生态结构和性质，不难看出，水是湿地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其生态过程的主要控制因子，而还原性的水成土壤和湿生或水生植被是其水文生态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湿地的定义应做如下陈述：“湿地是指一类在生态性质上介于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由于常年或周期性的水分潴积或过度湿润，造成基底的嫌气性条件，维持绿色高等水生或湿生植物群落长期赋存的土地。”这样定义就使湿地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据此，无需通过人为限定水域的深度来确定水体的湿地部分，只要是绿色高等植物生长的范围即可划为湿地的范畴之内。其主要依据是：（1）湿地相对较高的生物生产力主要体现在高等植物群落的生产力上；（2）在作为水禽为代表的濒危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意义方面，高等植物同时为动物提供着丰富的食物来源、良好的隐蔽场所和必要的筑巢材料；（3）湿地的一些生态环境功能是通过其中的高等植物来实现的，如净化污水主要依靠植物对重金属离子的吸收；（4）所谓植物对湿生和水生环境的特殊适应主要表现在一些高等植物的生理结构上。因此，水域湿地的边界限定可以依据高等沉水和挺水植物的分布范围来确定，不必机构地圈定一个具体的水深指标。
3．湿地分类问题
湿地的分类是湿地研究的基础，由于学科领域和目标的不同，学者们提出了形形的分类系统。其中对某一湿地类型的有欧洲的泥炭地分类（MooreandBellamy1974），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湿地和深水栖息地分类”，中国的泥炭沼泽分类（柴岫1990；郎惠卿1983），沼泽分类（牛焕光等1985），美国东北部冰川遗迹区的淡水湿地分类（GoletandLarson1974），美国冰川高原草原地区的天然池塘与湖泊分类（ShawandFredine1956），佛罗里达森林湿地分类（Wharton1976）等，这些分类虽是类型或区域等级上的，但对湿地的系统分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而且对其目标也是极为实用的。
英文针对各种不同的沼泽类湿地皆有不同的术语，汉语中却没有对等的固定词汇译之，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带来诸多不便，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类型概念加以明确分并赋予固定的译法。Marsh是指基底为水成矿质土壤，生长挺水草本植被的沼泽，以"草本沼泽"译之为宜。swamp是指以乔木或灌木为建群植物的沼泽，无论基底是否积累泥炭，都可以“木本沼泽”译之，然而欧洲习惯上仍把芦苇沼泽称为reedswamp，为特殊情况。Mire是泛指有泥炭积累的所有生态系统，即"泥炭沼泽"。Fen是指接受周围地下水补给，有泥炭积累，并以草本或藓类植物为优势的沼泽，应译为“泉生（泥炭）沼泽”。bog是指主要接受降水补给并生长适于酸性环境的藓类，特别是泥炭藓为优势的高位沼泽，应译为“藓类（泥炭）沼泽”moor是泥炭地(peatland)的同义词，highmoor指中央隆起的高位泥炭沼泽，而lowmoor是指发育在盆地里，中央低洼的低位沼泽。Muskeg是指分布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半岛的大片的泥炭沼泽。
由于湿地生态条件的区域差异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生态过程的多变性，不难理解，湿地的科学分类要求一套完整严密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系统。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区分那些具有均质性特征的生态单位，根据其生态结构和功能的相似和差异性进行科学的分类，以便于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湿地编目与制图，为研究和管理湿地提供科学依据。
湿地可以根据人类是否参与湿地的生态过程分为两大类群：即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由于其运行机制不同，所以其较低等级的划分依据可以是不同的。
在自然湿地群中，湿地的水文特征应是湿地分类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在水文诸要素中，水质决定着湿地总的生态系统，因而第二级划分可以水质类型为依据，以“族”为单位。分为咸水族，淡水族和半咸水。水的来源是湿地起源和发生类型的重要指示因子，以此作为第三级划分依据，以“系”为单位，分为河成系，湖成系，泉成系，海成系和雨成系。湿地的基底特征响应于水文状况并影响植物生长状况和植被类型，将此作第四级划分依据，以“类”为单位，分为泥质类，沙砾质类和泥炭类。湿地的植被特征是其生态性质和结构最直接的反映，植物的生活型是环境的综合体现，以此作为第五级分类依据，以“型”为单位，分为沉水型，浮水型，挺水型，草本型，灌木型和乔木型。还可以根据植物群落的优势种或建群种来划分第六级单位，在此不予赘述。
人工湿地可以据其支持的产业类型进行第三级划分（系），即种植业系和养殖业系。把其产品类型作为第四级划分的依据（类），即种植业系可分为经济作物类和粮食作物类；养殖业系可分为鸟兽类和水产类。
中国的湿地分类
根据中国的湿地现状以及《湿地公约》分类系统，初步确定了全国湿地分类框架，共分为5大类28个类型。各湿地类型及其划分标准如下：
沼泽湿地
1藓类沼泽：以藓类植物为主，盖度100%的泥炭沼泽。
2草本沼泽：植被盖度≥30％、以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
3沼泽化草甸：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的沼泽化草甸以及高山和高原地区具有高寒性质的沼泽化草甸、冻原池塘、融雪形成的临时水域。
4灌丛沼泽：以灌木为主的沼泽，植被盖度≥30％。
5森林沼泽：有明显主干、高于6m、郁闭度≥0.2的木本植物群落沼泽。
6内陆盐沼：分布于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盐沼。由一年生和多年生盐生植物群落组成，水含盐量达0.6％以上，植被盖度≥30％。
7地热湿地：由温泉水补给的沼泽湿地。
8淡水泉或绿洲湿地。
湖泊湿地
1永久性淡水湖：常年积水的海岸带范围以外的淡水湖泊。
2季节性淡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的泛洪平原湖。
3永久性咸水湖：常年积水的咸水湖。
4季节性咸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积水的咸水湖。
河流湿地
1永久性河流：仅包括河床，同时也包括河流中面积小于100hm2的水库（塘）。
2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
3泛洪平原湿地：河水泛滥淹没（以多年平均洪水位为准）的河流两岸地势平坦地区，包括河滩、泛滥的河谷、季节性泛滥的草地。
滨海湿地
1浅海水域：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永久水域，植被盖度＜30％，包括海湾、海峡。
2潮下水生层：海洋低潮线以下，植被盖度≥30％，包括海草层、海洋草地。
3珊瑚礁：由珊瑚聚集生长而成的湿地。包括珊瑚岛及其有珊瑚生长的海域。
4岩石性海岸：底部基质75％以上是岩石，盖度＜30％的植被覆盖的硬质海岸，包括岩石性沿海岛屿、海岩峭壁。本次调查指低潮水线至浪花所及地带。
5潮间沙石海滩：潮间植被盖度＜30％，底质以砂、砾石为主。
6潮间淤泥海滩：植被盖度＜30％，底质以淤泥为主。
7潮间盐水沼泽：植被盖度≥30％的盐沼。
8红树林沼泽：以红树植物群落为主的潮间沼泽。
9海岸性咸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咸水湖泊。
10海岸性淡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淡水湖泊。
11河口水域：从近口段的潮区界（潮差为零）至口外海滨段的淡水舌锋缘之间的永久性水域。
12三角洲湿地：河口区由沙岛、沙洲、沙嘴等发育而成的低冲积平原。
人工湿地
1水产池塘：例如鱼、虾养殖池塘。
2水塘：包括农用池塘、储水池塘，一般面积小于8公顷。
3灌溉地：包括灌溉渠系和稻田。
4农用泛洪湿地：季节性泛滥的农用地，包括集约管理或放牧的草地。
5盐田：晒盐池、采盐场等。
6蓄水区：水库、拦河坝、堤坝形成的一般大于8公顷的储水区。
7采掘区：积水取土坑、采矿地。
8废水处理场所：污水场、处理池、氧化池等。
高职高专教育是一个生态系统，高职高专院校与系统环境之间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协调的共生关系，每个高职高专院校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通过融合、竞争与合作，形成了整个高职高专教育系统，进而构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统。高职高专院校无论是在内部构成要素，还是与外部环境交织互动中，都处于一个内容复杂、影响因素多元的生态系统中。每个子系统通过不断调整来增强其对系统环境的适应程度。可以将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理解为：一定时空条件下，高职高专院校与存在关联的要素之间、以及与所处环境因子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系统。核心竞争力本质上是指组织通过内部不断整合、调整与创新，使组织获得竞争对手不易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等资源，从而获得某种比较优势，占据行业的优势地位。如果将高职高专教育作为一种产业，其劳动力“产品”就是掌握某种专业技能和本领的学生。可以认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是高职高专院校在长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通过内部不断整合、改革以及创新获得教育资源，使高职高专院校在发展中处于竞争优势。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一般认为生态系统中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资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对整体系统环境的适应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竞争力就越强。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三）提倡创新思维，提高生态位进化能力
[关键词] 生态伦理自然价值内在价值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照传统的价值概念，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即是说，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价值原点（出发点），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或满足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的。显然，建立在“满足主体需要”基点上的价值关系呈现一种射线状，一种单维性，即由主体指向客体。在这种理解意义上，价值关系必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那么，在宇宙万物中，人本身(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便成为价值的绝对尺度。换言之，宇宙万物只有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的属性，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也是人类中心论者长期所持的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
面对全球问题日渐突出的现实，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并不是价值的惟一主体，即并不是人才有主体性，自然同样具有主体性，也正是这样，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论”的首倡者是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按照罗尔斯顿的看法，所谓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与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自然有机体作为自维持系统，物种作为生命动力的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强大创造性就是其内在价值的源泉”。自然作为（生态）系统，创造着所有生命，自然的这种创造性无须借助他物。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人负有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的义务，因而人类应该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
传统的价值概念以主体（人）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仅仅看成一种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具有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人类往往只为着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动，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也大多以自我需要为基本标准，强调的只是对自然的权利（一是无偿占有权，二是无限索取权），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权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极端功利性，使其对自然的权利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然的良心、义务与责任则出奇淡漠。正如西方者马尔库塞指出：人类做到的只是“让自然为人服务”而永远不是“人道的对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人总是一味的企图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当然，罗尔斯顿并未否认自然对于其他有机体和物种来说具有的工具价值。在生态系统内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交互生成，而生态系统整体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则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消费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消费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自然物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内在价值却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费(即存在)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使用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破坏，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只承认自然界的消费价值、不承认内在价值是直接相关的。以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多数物种在目前看来确无价值，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物种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起的内在作用，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物种遭到破坏后产生的后果，相对于很多学者热衷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拯救看上去对人类无益的大自然碎片，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当成千上万的生物资源灭绝之前，有时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改造活动，其破坏性后果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极限”时，整个生态系统就将遭到彻底性破坏。
以系统论看来，自然客体是同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物，人与自然界系统整体之间并不构成哲学思辨上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而人不过是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局部的要素而已。从逻辑上说，系统整体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为系统整体的主体。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统整体作为它的实践对象。因此，人只能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整体的运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自然界整体是决定者，作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决定者；自然界整体的规律性和动态结构的界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在这个关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诚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人类的定义恰恰是现世之人与世界休戚相关之人，而非人类之人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之人”。这种“现世之人”就是指现实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生活中之人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中之人。
现代科学充分表明：现实世界的许多现象并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满变化、无序和沸腾的非线性统计学过程。这充分说明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至今还未被人们全部理解和认识，就此而言，人的主动性是相对的。人类对自然进行变革所引起的后果也并非完全可以控制，甚至往往处于被动状态，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现在”的人还难以满意地预测到一个物种的毁灭或一个特定生态系统的破坏究竟会产生哪些长远影响。对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过一段精辟论述，他说，“…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就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松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牧畜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不知道和这含粉的块茎一起他们也把瘟病症传播过来了。”在这里，恩格斯用“线”的概念的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的不同阶段的后果，从第一线的“取得预期结果”到第二线的“梦想不到”，再到第三线的“没有预料到”，形象地说明了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
关键词：物质变换；生态文明；工业文明；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1；D61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04
当前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一般以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或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核心内涵，并把这种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解释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能够保护自然的自觉认识和活动。这种对生态文明的解读当然不错，但却失之抽象，不够明晰，特别是缺乏对 “协调发展”或“和谐关系”的实现路径和现实目标的描述，难免有碍于人们对生态文明正确和完整的理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作出新的思考和解读。
一、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是把握生态文明的坚实理论出发点
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生态文明的新的理论视野。“物质变换”最初是在生物化学和生理学上来说明自然界（包括无机物和有机物）的物质循环和新陈代谢现象的，马克思借鉴了这一概念并在其著作中多次使用。
在语境中“物质变换”有三重内涵：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和社会的物质变换[1]。
其中，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既包括无机界的新陈代谢，也包括有机界的无意识的新陈代谢，对于人来讲就是人的自然发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2]87。这个过程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劳动形成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劳动构成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中介和途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劳动过程就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215。通过劳动，人类一方面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另一方面又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劳动过程就要像生命体的新陈代谢那样，不仅包括把外部东西同化的一面，还必须包括把获得的东西再排到外部的异化方面”[4]。这里的“将废弃物反馈给自然界”或“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是从广义上加以理解的，即人通过劳动或物质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物质影响。劳动过程与物质变换过程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劳动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作为物质变换的实现途径，所以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一种自觉的、对象性的社会运动，是人“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3]208，当然，这一社会运动又必然以自然运动作为其前提。
社会的物质变换是指劳动产品的交换，即商品交换，“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3]125。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是物质变换的实质。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是自然本身的必然性，即体现为物质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内在地包含了对这一必然性的认识和运用；另一方面，社会的物质变换，即劳动产品的交换是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必然结果，通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人将自然物变成了劳动产品，而过剩的劳动产品通过交换变成了商品，而商品正是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决定了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也是由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和人的社会本质决定的。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物质变换这个概念就是指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
二、物质变换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56，因此人类无论生活在怎样的社会形式下都不能停止物质变换过程。以物质变换的理论视野来看待人类文明，我们会发现，文明是一个合乎辩证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同的物质变换模式区分着不同的文明形态，即如施密特所言：“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5]。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即前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生产力较为落后，生产效率普遍不高，因此物质变换表现为：消耗的自然资源较少，生产的产品不够丰富，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较少，即“低消耗-低产出-低排放”的模式。工业文明时代是大机器生产的时代，马克思生动地将大机器体系比作是“庞大的机械怪物”，它蕴含着巨大的“魔力”，造就了“现代的大工业”，使工业文明时代成为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2]277。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成百上千倍的提高，劳动产品的日益丰富，使得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同时排放的废料和残渣也随之急剧增长。因此工业文明的物质变换模式表现为：“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而“高消耗”造成了资源枯竭，“高排放”带来了环境污染，这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两大基本表现。生态文明要消解生态危机必须重回“低消耗”和“低排放”，同时又能够不断发展生产，否则文明的发展就会停滞甚至倒退。生态文明在物质变换上必须遵循“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模式。
怎样才能在“低消耗”和“低排放”的同时又能够做到“高产出”呢？关键是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土壤肥力衰竭的问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大土地所有制、工业化农业生产、强制分工、城乡对立等“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3]579，这样一来就在“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使得土地日趋贫瘠。与此同时，那些被人消费掉而不能回归土地的部分又成为了污染的源头，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6]115。实际上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工业生产总是以粗暴的掠夺方式对待自然，物质变化的裂缝是无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和生态文明在本质上必然相背离。因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一方面发展了生产，带来了高产出；一方面又造成了物质变换的裂缝，带来了高消耗和高排放。裂缝的存在使得工业文明不可持续，要避免和弥补裂缝，在生产力上就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不断降低消耗和排放；在生产关系上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将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限制资本的野蛮增长，引导其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和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
三、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及其特征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自觉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物质变换“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文明形态。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是生态文明的现实目标。
物质变换理论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一是自觉性。从前工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物质变换的具体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有一点却没变，那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2]562。这正是以往人类文明不自觉性的典型体现。物质变换是一种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运动，工业文明只是实现了人消耗自然资源的自觉性，即人通过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巨量自然资源，来自觉地建设工业化或现代化生活；但对于人向自然排放废料和残渣这一方面，工业文明却处于自发状态，即将自然界仅仅看作是原料的碓吹睾头掀物的存放地，没有认识到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是人对自身的改造。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新的文明形态就在于它消除了这种自发性，将物质变换的两个方面都变成了人类自觉的实践，从而使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使生态文明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文明，使人类真正成为自觉的“类存在物”。
多次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7]。这告诉我们，生态文明的发展之路要将自觉利用自然和自觉保护自然统一起来，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就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自然，平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甚至当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发生冲突时，要将保护自然放在优先的地位上，因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
二是创新性。历史上，人类生产的不断发展总是伴随着资源消耗和废料残渣排放的不断提高。生态文明要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现实目标，就决不能重复以往的老路，而只能走一条创新之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先污染，后治理”，认为这是被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证明过的可行之路。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要求先利用自然再保护自然，先讲效率再将公平，把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是只有利用自然的自觉，而没有保护自然的自觉，因而仍然停留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上。在实践上，一方面，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为代价，世界公害事件（即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事件、日本富山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和日本米糠油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这是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严重背离的；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已将地球的资源和环境透支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威胁，这决定了我们已没有可能去重复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老路。”[8]因此，国际和国内环境都不允许我们再去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走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绿色发展是指保持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循环发展旨在强调节约资源，通过回收和再利用，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还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低碳发展旨在保护环境，通过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不断降低经济发展中对碳的依赖度，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要大力开拓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将创新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之源。
三是共享性。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创造了惊人的不平等。工业文明带来的高产出成果只能被少数人、少数国家所享有，大部分人、大部分国家却要为前者承担高消耗、高排放带来的种种恶果。因此，工业文明不是一种共享文明，它将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上，从文明本身的角度来看，工业文明天然包含着野蛮。
生态文明所要调整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要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变化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一方面，人通过劳动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生产出劳动产品，并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即“社会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处于某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之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因此生态文明的实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全面变革的基础之上的，不仅要实现生产力的变革，也要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
因此生态文明所追求的“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求全员参与、全球协作，同时也要求发展成果全面共享，从而消除工业文明的野蛮性。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达成了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即《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共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果说工业文明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那么生态文明则促进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协作，从而开创了全球共享的世界历史，因为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基础。
共享的主体是人，共享性体现了生态文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就我国而言，目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关键一环，生态文明的共享性将为我们促进协调发展，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保障。
四是长期性。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为完成工业化先后花了百年时间。生态文明要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低消耗-高产出-低排放”的目标也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首先，如果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为标志算起，那么到今天人类开始迈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还不到50年。从人类以往的文明发展进程来看，我们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也才觉醒不久，我们离建成生态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工业文明还有生命力。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工业文明还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特别是当今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国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目标。
再次，资本逻辑还将长期起作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还占据着优势。资本主义还将长期存在，资本还将长期统治世界。马克思曾经生动而深刻地将资本比作吸血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3]269。在不断增值的逻辑下，资本情愿破坏环境来发展自己，情愿祸害别人来满足自己，情愿放弃未来以获取眼前利益。因此资本逻辑从本质来讲是反生态的，和生态文明是不相容的。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也可以成为我们利用的一个要素。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讲，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还离不开资本。但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用宏观手段约束资本的野性，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展生产力，积累资金，为建设生态文明创造条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的发展也会不断创造消灭它自身的条件，最终资本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资本逻辑也会彻底丧失对世界的统治，到那时生态文明就能真正实现了。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目前我们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发展还不够协调，社会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我国深化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也为我们谋求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不动摇，坚持四个全面的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不动摇，始终以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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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弘扬人民友谊，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N].人民日报20130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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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创新策略,毕业论文,论文开题报告
选题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家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推动创新、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家族企业的传承、治理与发展等问题引起学术界甚至是政策层面的广泛关注，政府出资培训家族企业主及“富二代”的新闻屡见报端。这既反映出家族企业主及接班人素质有待提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家族企业之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家族企业的发展，已不只是一个家族、一个企业的事情，甚至关系到一地、一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核心竞争力。
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速度和盈利能力引人关注，在《福布斯》中文版首度的中国最佳上市家族企业50强中，浙江占据12席，而绍兴新和成胡柏藩家族高居第二。另一方面，浙江家族企业治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产权模糊，股权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企业融资和决策；企业治理组织机构职能有名无实，家族决策意识浓厚，管理不规范；企业内部制约机制虚化，职业经理人产生信用危机；用人机制不公平，缺乏激励机制；企业家族利益至上，忽视企业相关群体利益等，甚至有人认为家族治理影响了家族企业发展，提出放弃家族企业。
现实中很多家族企业对家族企业治理方面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差异，各自的实践结果也不相同。目前，家族企业治理及其质量问题己经成为浙江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家族企业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进而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以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选题的意义：
家族企业治理，是伴随家族企业诞生之日起即存在的一个难题。随着家族企业自身的成长壮大和外部生态的变化，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也迫切需要随之发生变迁，这是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选择新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和建立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是困扰浙江家族企业主及其接班人的现实难题。本选题意在分析浙江家族企业治理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浙江家族企业发展实际状况和外部生态，为确立适合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提供建议，以期提升浙江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和质量，从而推进浙江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含论文提纲）
研究目标：
本文将在界定家族企业概念、特征及企业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明晰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分析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总体现状和治理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为浙江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主要内容：
一、家族企业及其治理的相关理论
（一）家族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二）企业治理的内涵
（三）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
1.委托-理论
2.现代产权理论
3.交易费用理论
4.利益相关者理论
5.激励理论
二、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现状及其治理困境
（一）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的总体现状
（二）浙江家族企业的治理困境
1.产权归属模糊
2.委托-机制不健全
3.组织结构不合理
4.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5.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
6.家族利益至上，忽视企业相关者利益
三、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与机制创新
（一）浙江家族企业治理的模式选择
（二）浙江家族企业治理机制的创新
1.明晰家族企业内部产权并适度公开化
2.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委托-制
3.优化组织机制
4.建立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
5.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6.建立“新‘家’文化”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技术路线、实验方案等
研究方法：
本文将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来完成。
研究手段：
本文在检索国内外特别是浙江家族企业发展及其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在指导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确立文章提纲。在实际写作中，将在准确界定家族企业、企业治理等核心概念及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分析浙江家族企业发展现状，尤其是其在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并针对这些困境提出可操作的治理机制创新策略。
征稿栏目
1.前沿聚焦：发表农业、林业、环保、食品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学科前沿、生产实践前沿问题的观察性、前瞻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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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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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由于传统的水利建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越来越大，各种不合格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的稳定，洪灾、水资源的恶化及缺乏等都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需要，在全面认真总结旧水利建设理论好坏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建设理论，全面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文章就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及我国水利建设新理论的形成展开探讨。
随着近年来强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先进的思想理念，我们在深刻总结传统的水利建设旧理论的同时，发展新的水利理论，促进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满足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本文针对当前我国的水利建设观念还比较落后，分析我国水利的现代化发展状况，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及为适应水利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新水利理论应运而生。
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事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1.1 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事业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水利建设事业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先进的水利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管理工作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选拔不严格，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受传统水利建设理论影响，思想观念仍比较陈旧，河流的断流、湖泊的干枯等都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侵占生态用水导致了生态退化，大量的围湖造田、森林开垦等人类活动也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些都是由于在观念上存在局限，传统的水利建设理论中更多的强调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而忽视了人也是流域生态系统的一分子;与国际上先进的水利建设水平相比，我国仍需要不断努力提高水利技术装备水平，采用先进的水系生态修复技术，提高效率。
1.2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我国水利现代化的发展
全面实现我国水利事业的现代化发展，首先要制定完善的水利现代化建设计划方案，做好水利的管理工作，流域管理部门要重视管理人员的选拔工作，提高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注重人才的培养。规范管理体制，健全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采用先进的流域管理技术，重视综合治理流域的管理思路，预防和治理相结合的策略，最终实现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这都要求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回归自然，人与河流和谐相处，大力宣传人与流域和谐共处的观念，使流域生态系统保持稳定和平衡;强化技术规范，大力发展先进的水利技术，更新水利修复设备，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施工技术水平，保障水利资金的投入，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监督机制，实现我国水利现代化发展。由于当前我国正加快经济发展，我国水利现代化建设也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防为主、治为辅、防治相结合的策略。根据地域的不同，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要的水利现代化计划方案，分阶段综合治理，提高效率，加大资金的投入，发展我国水利事业，实现人类社会与水域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处。
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形成及发展方向
2.1 实现水利现代化发展推动水利新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我们在建设大型水利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各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由于大量的不合格水利工程的建设，流域的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出现短路的现象，破坏了地表水的平衡，导致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水库、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也影响了水域生态系统的连贯性，导致食物链中的某些环节遭到破坏，物种急剧减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防洪工程的建设在杜绝了洪灾的情况下，也阻止了洪水泛滥区与河流之间的水循环工程，导致洪泛区的生态活动难以进行;对流域水资源的开发速度超过它的再生速度，过量的开发地下水资源，引起地下水位的下降，造成地表植物的枯萎、地面下沉等严重的后果;流域一般都具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但大量污染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内，环境的总体质量下降，流域的物质循环受到阻碍。这都要求我国发展新的水利理论，实现我国水利的现代化，维护生态的平衡稳定。
2.2 我国水利新理论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水利建设的现代化，水利新理论应运而生，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充分体现高科技、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传统的旧水利理论是以改造大自然、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为主要指导思想，以力学知识作为支撑，在这种思想下的水利建设工程严重的破坏了水流域的循环系统。水利新理论在总结传统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等因素对水资源的影响情况，发挥水利在流域可持续性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水利新理论跨出传统水利理论的局限，将流域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重视流域的物理特性之外着力分析流域的社会及自然特性。在研究流域的水文规律的基础上，从天象、地象及生态整体上观察水域情况。同时，不可忽视人类活动在其中的影响。顺应水利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水利新理论在综合分析水域的自然特性、水文状况以及社会特性，实现流域范围内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总结
21世纪的新社会，人们要求建设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在总结传统的旧水利建设理论优缺点的基础上，发展水利建设的新理论，平衡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与维护流域生态平衡稳定需要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水利新理论的指导下，充分体现我国水利事业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管理思想，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朱庆元.江苏水利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D].河海大学，2001.
科研创新，助力草原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天然草原90%以上发生退化，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严重下降，草原生物多样性减少，牧草资源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但草畜矛盾突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经过认真准备和申报，侯向阳等人于2013年成功获得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的资助，项目名称是“天然草原生产力的调控机制和途径”，这是全唯一一个973项目，标志着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项目瞄准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的关键机制和草原生产力提高的调控机制与途径两个科学问题开展研究，目标是揭示过度放牧下草原生产力衰减机制，形成适度放牧、土壤保育和植物调节提高草原生产力的综合调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为实现天然草原生产力提高 30%～40%，恢复速度加快30%～50%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已经在草地土壤关键要素对放牧的综合响应、草原植物对放牧的矮小化响应、放牧导致植物矮小化的“胁迫记忆”、放牧造成植物矮小化的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证据以及草原生产力下降的养分供给非平衡理论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织的项目中期评估。
据了解，样带研究是进行全球气候变化及人为驱动因素梯度分析的最有效途径。利用欧亚大陆东缘草原连片分布，南北向土壤和植被类型等相对一致，温度呈梯度分布，草地利用和管理方式存在空间差异的特征，侯向阳研究员率先提出跨越中、俄、蒙的欧亚温带草原东缘生态样带（简称EEST），联合国内相关科研教学单位及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合作单位，开展从中国长城到俄罗斯贝加尔湖的温度和放牧管理对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收集整理中、俄、蒙近30年气象、经济、植被、土壤、昆虫资源等信息，建立样带综合数据库；建立蒙古国温都尔汗野外观测站，填补了我国草原科学研究在境外无定位监测的空白……，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45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1项，向有关部门提出6项政策建议，并通过俄罗斯之声报道中俄科学家共同治理草原退化的工作和进展，取得较大社会影响。
另外，侯向阳所长还系统开展了我国北方草原气候变化及适应性管理研究，围绕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北方草原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从区域、县域和牧户等层次入手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出进展，并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牧户作为草原畜牧生产的最基本单元，是牧区草畜平衡的主要调控者。牧户草畜平衡行为是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失灵的关键因素。针对我国政府在草原地区实施一系列工程和政策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天然草原仍然持续超载和退化，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实施体现政策失灵的问题，侯向阳团队在内蒙古不同草原类型区及新疆山地草原开展牧户家庭属性和草畜平衡决策行为调研。研究发现，分步减畜更容易被牧户接受，同时牧户之间的自发合作也更能实现牧户生产实践的调整，此种有效合作对优化牧户生产管理方式、推动畜牧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据此，提出以分步式、合作式和示范引导式为特征的牧户适应性减畜策略和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针对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带面临的食物供给和生态保障难以兼顾的两难困境问题，侯向阳所长研究提出应尽快确立以旱作节水栽培草地建设为主的西北绿色草牧业发展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西北地区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正在引起重视，但旱作种草的优势和潜力还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在粮改饲的基础上，立足于高效旱作，种植多年生耐旱牧草或饲料作物，充分提高天然降水利用率，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下水资源的依赖，这是解决我国旱区优质饲草不足、并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发展路径。
矢志不渝，为绿色大草原保驾护航
除了在科学引领草原生态保护和治理创新的基础上平衡发展，侯向阳所长勤于思考，勤于笔耕，多年来科研心得付诸笔端，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0篇，其中SCI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15部，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奖励8项。其主编的《中国草原科学》和《蒙古高原草原科学》，系统总结了我国草原科学及蒙古高原草原研究成果，为我国和其他国家从事草原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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