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4:07
导语：在中西文学比较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摘要：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各种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从而理性看待中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
关键词：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张寒梅：四川大竹人，女(1969.11-)，重庆工商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相关问题、东西方文化比较等。
一、把准学生脉搏，实行针对性教育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中，“比较文学”全面进入大学，已有近40年历史。“比较文学”教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很多成果。季羡林先生认为“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所有“比较”类课程中的发展最规范。虽然“比较文学”教学已基本达到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态势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在于学生难以在有限的课时内理清知识体系和基础概念，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同时，受到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学生对文学典籍的阅读积累逐年下降。因此，改变以往的课程教学中讲授式教学观念，启迪学生重新养成阅读的习惯，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已迫在眉睫。“比较文学”课程既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又强调学生的创新意识；既要求学生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方法，又注重拓宽学生中外融通的学术视野及培养敏锐分析问题的能力。根据马工程系列教材的特点，教师有必要重新思考教学方法。我们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多引导，多启发，以灵活多变的方法论，凸显“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研究性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生源质量对“比较文学”培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的影响。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本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面临挑战。笔者曾经在任教班级做过调查，发现部分学生对“比较文学”和经典作品的认识十分陌生，甚至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没有阅读过《红楼梦》的文本，只是通过电子媒介获取《红楼梦》的信息。诚然，低层级本科生的知识阅历、人文素养、分析能力、自主学习等方面素质存在不足，但是如此状况让人忧虑。“比较文学”是一门理论性强需要一定知识水平和分析能力的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加强对研究个案的阐释，督促学生扩大阅读面，增加学生自学环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比较文学”因跨越性的特点，要求学生具有世界文学视野，对中西方文学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在一线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对国内外作品的阅读现状及文学接受实际进行课程讲解，尽量选择学生学过的或者理解深刻的作家作为个案。同时“比较文学”属于理论性课程，有着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一线教师要用研究案例帮助学生学习相关理论，让学生理解“比较文学”不是高不可及的，就在我们身边。综上所述，在“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培养目标、教材特点、生源层级、学生文学接受实际是教学准备中必须衡量的环节，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学而言，具体教学环节的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十分重要。
二、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应用型人才
“比较文学”教学改革是为了培养和重建大学校园人文精神。“比较文学”重视中西文化差异，可以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培养良好道德价值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比较文学”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科。一味地宣讲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特别是一些学生人文素养堪忧，因此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比较文学”理论思维和方法，指导阅读实践十分重要。同时，考虑到地方院校本科生的层级制约，一线教师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引导学生加强对中西文学作品的阅读，启发学生以学以致用为目标，对学过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展开联想，深入思考。因此，根据应用型本科教学现状，“比较文学”教学应以学科基础理论框架为本，加以丰富的案例分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体会中西文化在实践中的魅力。理论宣讲只能解决“比较文学”教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研究性学习可以解决“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和实践论的问题，研究性教学十分适合“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拥有广阔视野，既可以对文学本身要素进行研究，又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研究角度和方法具有多样性。在实际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文学素质进行分层教学。对于文学底蕴不足的学生，强调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把阅读当作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手段，通过阅读笔记、读书报告方式进行检验。对于文学素质较高的学生可以进行研究性教学。也就是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教师对理论框架和基础知识进行讲解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择研究内容，利用互联网和数据库主动收集、分析相关资料，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的一种教学方式。研究性教学方法的实施重点在于精讲理论，引导学生进行问题的自我建构。具体来说，一线教师要选择部分专题进行研究性教学实践。主讲教师精讲理论知识与方法，在课堂教学完成后引导学生就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兴趣爱好设计研究题目。布置学生课下参阅相关材料，对某一专题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实施问题教学，并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勇于实践，通过学习报告的方式形成文字材料和课程论文。研究性教学可以针对中外“比较文学”原典进行精读，提高学生的“比较文学”学科素养。“比较文学”是一门具有跨越性和开放性的学科。一直处于不断自省和开拓之中，拥有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学派倡导中西方对话、交流。那么，对西方“比较文学”原典和研究案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针对性精读，十分有必要，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形成“比较文学”视野和“比较文学”素养，有利于师生交流、对话。可以培养学生新的人文精神，当然这种目标的实现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一门学科可以单独完成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对话性和跨越性的学科有必要走在前列。研究性教学可以选择“比较文学”论文作为例证，从研究现实出发帮助学生结合具体的研究实例真正理解艰深的理论。如学习“译介学”这一专题时，可以要求学生课下自学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译介学的“译介”具有怎样的性质?译介学研究可从哪些材料入手?如何开展译介学研究?带着问题的答案，课堂上师生一起展开讨论，并以《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文为例，最终让学生明确以下学理知识：译介学不同于传统翻译，是翻译文学对源语言文学的一种再创造行为；文学翻译家的翻译实践是有新质的，译作并非原作的简单副本，这其中暗含着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只有在问题中思考，在比较中探索，才能对学生未来成长有积极意义。研究性教学的实施要注意总结成果。学生的研究课题可以个人完成，也可以采用小组形式。如对“拜伦诗歌的译介与创造性叛逆”这一研究题目。首先，设计研究问题：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例证有哪些？这些实例都进行了怎样的跨文化变异?其次，分头阅读拜伦诗歌的中译本，找出中国翻译家的不同翻译版本等，再阅读并做读书笔记，详细记录其对拜伦诗歌的跨文化创造性叛逆。再次，小组讨论拜伦诗歌创造性叛逆的类型、特点，并从多方面分析其变异原因。最后，形成文字材料或者课程论文，由老师审阅。综上所述，地方性院校“比较文学”课堂教学应注重启发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根据学生的层级和文学接受实际，在注重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强指导、引导学生对中西方“比较文学”经典和研究个案进行自主探究，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研究能力，让学生成为具有“比较文学”视域和世界文学眼光的新时代学人。
关键词：大学语文；人文素质；教学模式
大学语文是高等院校面向非中文专业开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课程深度上，它不及中文类专业开设的文学语言类课程；就实用角度而言，又不同于中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技能训练。这种模糊的功能定位造成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从近几年农业高校的发展来看，绝大部分已由原来的单科性农业院校迅速转变成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囿于专业的视野，学生过多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相对忽视人文科学知识的积淀，加之相关的师资力量的缺乏，普遍存在人文底蕴先天不足的现象。安徽农业大学作为一个以农林学科为优势的省属重点高校，同样面临类似的难题。大学语文原初被设置为人文素质选修课，2009年又进一步调整为公共基础课。多年来，我们结合三农发展对高素质的人才需要，坚持以大学语文公共课教学为建设平台，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一、教学理念：寻求工具性、审美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学术界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存在多种争论：一是强调工具性。主张大学语文应该回归传统的知识性、工具性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一是突出审美性。主张大学语文“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汉语)书面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1]一是彰显人文性。认为大学语文的出路应是：“大幅度地提升教材的人文含量，使之能直接触及乃至正面应对大学生‘精神成人’时所难免的‘成长的烦恼’，从而让同学能在一片弥散想象的诗意空间去体悟宇宙人生、历史与世界。”[2]三种观点均对目前的大学语文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都有充分的现实依据，显示出其合理的一面。
但是，大学生经过中学阶段的基础训练，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文字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就课时设置而言，大学语文课一般在40个课时左右，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语言文学基础知识，恶补基本的语文技能训练，显然勉为其难。对于少数语文读写能力不足的学生，不妨通过《公共写作》、《普通话训练教程》等选修课来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大学语文应该淡化工具性，区别、超越于中学语文。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说：“现在的‘大学语文’课程，必须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当然仍要注意，但不断渐进，进一步还得讲究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总目标乃在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3]因此，大学语文不应满足于增加语言文学知识，教学重点必须转向更高的层次，应该坚持“从文学、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融语文的工具性教育于人文性与审美性教育之中，引导学生做具有人文意识和审美素养的高质量人才。所以，寻求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审美性的契合，才是大学语文定位的方向。”[4]
具体来看，加强大学语文的审美性、人文性对于农业院校尤为迫切。由于专业原因，农业院校的学生对于自然界的理解感知大多基于实用的角度，这种功能性的片面理解不利于丰富人性的提升。因为技能教育与生俱来的功利倾向，缺乏人文理念的有效约束，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大学语文课应积极引导学生研读文化经典，深入作品、作家世界之中，去感受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于潜移默化之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自觉地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人生，去体验人生的智慧，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种崇尚多元、尊重个性的时代。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现代大学之道。如果再沿袭中学语文解决字词句、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的简单模式，无异于画地为牢。相反，大学语文课应该设置更多富有意义的开放性话题，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从而突出对人文性的强调。在自由平等的交流中，倾听不同的声音，切实改变寻求唯一的标准答案的倾向。对于教材中涉及的经典作品的理解，更应坚持学术观点的多元与开放，让学生熟悉各种不同的观点，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例如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解读，通行的观点认为表现了人与自然、与厄运顽强对抗，体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永不屈服的意志，展现了抗争英雄的形象。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启发学生联系当下的现实，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关系的负面意义，也可以比较中西文化传统不同的自然观的影响等等。这种求异求变的教学策略，显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教材编写：讲述“人生成长的故事”
全国高校大学语文的教材大概有1 000余种。与数量之多形成鲜明对比，是教材编写质量上的良莠不齐。毋庸讳言，大多数教材仍未突破传统的文体式编写体例和文学史式编写体例，缺乏整体性综合视野，类似于高中阶段的语文读本。教材编写的困局也反映出传统教学理念的根深蒂固。正是教学模式上的固化思维，导致创新性教材的缺乏。当然，近期也出现了几部特色鲜明、影响较大的典范性教材：如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注重人文精神主题的弘扬；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按25个文化专题形式编写；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注意选文的当下性，并注意引进多媒体数字教学资源参与教学。在借鉴上述教材优点的基础上，2006年我们编撰了《大学语文》教材，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2008年获得了全国农林院校优秀教材奖。
近世基督教与儒教的接触
龚道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来到中国,初着僧袍,后改儒服,援引中学解释天主教,企图融合儒耶两教。在中西文明交流的意义上说,利玛窦的贡献非凡,他不仅带来了依附在基督教上的西方文化,也传播了西方的数学、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儒耶两教真正的交流自此开始。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唐代贞元九年有基督教分派景教进入中国,“虽以尊君事父相号召而欲与儒学伦理妥协,但终究谈不上与儒学的会通”。在利玛窦来华后,会通儒耶两教,相互阐释,遂进入了完全不同的格局。直到19世纪,基督教和儒教才达到广泛而深远的接触,中国文明由此跨进现代世界。现代的中国是世俗化的、多元的,甚至文化上有着半是被殖民的趋向。
龚道运先生所著的《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由13篇论文组成,集中讨论了儒耶两教的接触及其影响。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会通,以20世纪学人的多元文化观念来体认和重新阐释儒耶两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国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应,并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首篇论文《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探讨的触因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进程的源头,即明清以降,以儒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经由中西文化的相互认同和辨异,最终杂糅而产生了现代的中国思想文化。这种有益的探讨,最基本的假设是,不同的文化维度,有着共同真理价值,虽然在其表征和细节方面有着不同的差异。利马窦将基督教一定程度上中国化,制定了“合儒”和“补儒”等的传教策略,“引六经之语,以证天主之实”。这种融合会通,虽然不免流为文化误读,有穿凿比附之嫌,但是实际效用是在天主教和儒学的会通基础上,“加深了儒学重智派的传统,从而扩大了儒学的视野,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先生为现代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新儒家的第三代传人,又是国学巨擘饶宗颐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学力精深,专力研治中国思想,于孔孟儒学、先秦诸子、宋明理学,以及儒耶两教之比较研究有不少新见。《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触》一书中大部分章节关注的是19世纪儒耶两教的接触,尤重于对基督教传教先驱言行的讨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口岸开放之后,先后来华传教,与口岸的知识分子有着极为密切而频繁的互动。他们用汉语翻译《圣经》和西方科技著作,编纂字典和文法、英译儒教经典、创办学校和报刊。这些举动的目的是为基督教的传入,最终却将中国带进现代世界。
这些来华的传教士跟下层儒士学习汉语,而儒士往往是冒着受辱或生命的危险,这是因为清政府严文禁止,加上儒士有着某种文化上的自我优势感。有趣的是,当时曾有一个儒生去给马礼逊教授汉语,怀里揣着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前者表明自己是去买鞋,后者是以防万一自己被人识破,只好服毒自杀。后来,传教士开始雇用儒生配合汉译《圣经》。他们遭遇了不少问题,最关键的是他们使用的汉语本身浸染了太多儒家的理念。其中,关于“God”的译名,尤为争论纷扰。马礼逊和理雅各两人参与了对基督教至高神译名的讨论,并最终将“God”一词定译为“上帝”,而非初译时的各种译名如:“神”、“真神”、“真活神”、“神天上帝”、“真神上帝”等等。在汉语中,“神”、“天”、“上帝”三者,有时通行,而且“神”有时与“鬼”同义,“天”是指“苍天”,一个非人格化的超验的所在,而“上帝”的称法,常见于古经,正可借用。理雅各有趣地盗引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云:“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一语,断章取义地证明帝(上帝)是为创生之源;此义正与《圣经》中上帝创世创生之说相同。这种文化误读多数时并非出于语言使用者的本意,但是两种语言使用环境一旦变化,就会难免要发生。从语言的角度看,两种存在于不同文字的文化,无论怎么阅读,都必然要产生转义的现象。传教士们的中西互释产生的种种误读,也正如是。
19世纪来华传教士们的文化误读还表现在他们将基督教视为本位,而在中国占垄断优势的儒家,则被视为头号劲敌,处处被加以贬低,以彰显基督教上帝的荣耀。这与200多年前他们的先驱利玛窦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后者言行谨慎,对中华文明心生由衷的钦佩,他往往是将天主教义夹杂在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中。这或许是因为时世迁移的原因。利氏之所以谦卑好学,或在于势单力薄;近世的传教士之所以那么嚣张批判儒家,或因于近代中国在外交和内政上的失败和受欺。由来固然,一种文化在文化交流中是否占据优势,在多数情况下要看它所寄存的国家的力量是否强盛而定。因此,也难怪理雅各在英译《论语》、《大学》等中国经典时,从基督教教义的角度对孔子的儒学有所批评。孔子所讲的诸种德目,如“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在理氏看来,远没有耶教的博爱、赎罪那么精深。米怜同样从基督教义出发,批判了中国的哲学系统,进而是神学系统、法政系统和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这些批评有着明显的基督教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对一个弱势的国家,施以文化上的强压。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将儒教视为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没有道德预言和超越现世的上帝。但在龚先生看来,则儒教尤其是孔子的儒学,是融宗教、道德、哲学为一体的;不可以以西方的神秘型或预示型的宗教类型来看待。毋庸置疑,现代中国仍然是深浸于儒教氛围中,它的首要的问题,不是基督教式超越色彩的彼岸的末世救赎,而是伦理的现世道德问题。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注重的是个人的俗世幸福和国邦富而有礼的追求。
论文摘要：大学英语教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内容几乎为空白，这非常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实现，不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对我国对外交往起到了限制性作用。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中国文化教学是必要的。本文从分析其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而从教材鳊写和外语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方面提出一些对策，以期有助于提高学生用英语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有力地保障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主体性。
一、引言
中国文化失语症，最初是医学术语，指由受伤或疾病引起的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口语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20世纪90年代文学评论家们开始批判西方文学思想的入侵，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流失，因此出现了”中国文学失语症“.
患上了”失语症”的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似乎己经找不到表达中国本土文化的语言了.这不能不说是英语教学中的一大失败。剩下的问题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寻找良方克服这一症结。以下从了解现状入手，进而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对策略提出个人见解，以期有助于提高学生用英语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有力的保障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过程中的主体性。
二、”中国文化失语症”现状
最早提出失语症这一概念是在文化研究领域，这一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提不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而本土语言的声音逐渐微弱甚至被遗弃。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失语现象也同样存在于英语教学所倡导的跨文化交际中。并因此造成交际中的事倍功半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交际失败.尤其在需要用英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文化进行输出时，其症状愈发突出。例如:一些人说起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的来龙去脉或风情习俗时可以侃侃而谈，滔滔不绝。但当西方朋友问起我们的端午节源于何，粽子为何物时，我们却一脸哑然，无言以对。
也许你会说以上只是个例，或者只是英语初学者犯的毛病。但以下数据应该足以说明失语症的普遍性:清华大学的张为民、朱红梅以答卷和访谈形式对126名该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进行了使用英语表达中国特色文化话题的能力测试，内容包括中国事物、民俗以及历史名胜古迹等。结果表明:大多数受测者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列出的中国特色话题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受测者不能给出恰当的英语表达，而且在可以接受的表达中还有较大部分归为解释性意译。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受到了明显的忽视。
再举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相信绝大多数的口语教师都会有这种体会:课堂上一到了老师布置自由讨论时间，活跃的课堂就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了。因为他们总觉得找不到讨论的话题。即使老师指定一个话题，交谈也是举步维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我们接触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是很中国化的。而我们书本上学的只是西方文化，所以即便给出一个很简单的话题，用英语鞭打出来也变得不简单了。比如说，叫个学生简要概述《三国演义》、或《红楼梦》的大意，且不说其内容，就对这两部巨著的题目的表述就会冒出很多西式的版本来。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楼”，’building’太现代，’apartment’太洋气，唯有，’mansion’既古典又中国。《三国演义》中的“演义”，’story.太情感，’performance’太休闲，只有，’romance.才能恰当的演绎出它的传奇色彩.而这些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要恰当的表达这些内容，首先要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历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能得心应手的介绍中国文化，对比中西文化，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三、原因分析
外语教学的现状如同普通学校外语教学一样，基本上以应试教育为主?由于应试教育是围绕考试展开教学活动的，注重强化训练式教学，因此，分数便成为衡量学生外语水平的标准，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应试技巧，学生忙于应付考试，导致了教学目标滞后?观念片面?这个理念限制了教学手段，使以提高素质为目标的外语教学受限于应试教育?学生的应试能力提高了，可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的交际能力却低得令人吃惊，这是由于不懂得语言使用中的差异而造成了语用失误?语言使用的不得体，是跨文化差异造成的?不了解文化差异出现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为严重，因为语言错误仅是表层结构的错误，最多会被人认为英语说得不好，而文化错误意味着交际出现障碍?
由此可见，学生学习外语的瓶颈不是由于语言知识掌握不足，而在于不熟悉目的语国家人民的思维模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有些学生有很好的语音?语调?词汇?句法，但就是没有学会英文思维模式，典型的汉语思维，直接翻译，不符合英语语言习惯，导致中式英语(Chinglish)，影响交流的正常进行?语言学家Brown先生指出，学习一门外国语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其文化，尽管实际上你从未踏上过目的语国家的领土?
四、对策
外语教学是为了民族与民族间的双向交流服务，而决不是屏弃一种文化而吸取另一种文化，更不应该排除本民族文化而去接受另一种文化。外语教学中如果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教学，实际上就丧失了理解目的语文化基础，同时会造成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不能以平和的心态与对方交际，造成文化交际的心理障碍，阻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为何失语，既己失语，我们就应该努力寻找对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学习绝大部分都是在教学中完成的，教学中教师、教材、学生是三个必要的因素。显然，学生的失语症与教师、教材有着必然的联系。以下从教材的编写与课程设计、外语教育工作者方面寻找对策。
第一、教材编写与课程设计
鉴于中华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未来命运的重要性，尤其是面对汹涌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国人一味盲从。我认为必须在大学阶段继续重视中国文化教育，而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中国文化教育方式应该是，在颇受学生重视的大学英语中加入中国文化内容，这样的话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就有了共同的平台，使学生在对比中更深刻的了解和运用文化知识。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教材作为教学的辅助。还可开设一些中华文化课程，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教育，中西文化比较等课程，必修与选修相结合，文化内容与文化表达并驾齐驱，还可试行双文化的办学模式，努力开拓和创造双向文化互补的视野。
在我国2000年4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对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出了更明确更详细的要求:’.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学生要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能力”。2003年下发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也强调:”基础英语教育阶段的任务要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中西文化的差异”。教材的编写必须要为教育目标服务，补充所用教材里中华文化内容的空白。对于纯语言以及目的语文化的比例做出适当的调整，也可在翻译教材中，增加中华文化内容所占的比例。
第二、提高外语工作者的文化素养
1990年一次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时任文化部外文出版社发行局局长的林戊荪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我们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外国的语言。但要做好中译英工作，不但要掌握外语，还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汉语修养和扩大对祖国的文化的了解.，。从字面上看这是对翻译工作者说的话。事实上这番话适同于所有学习外语的中国人。因为任何一个学习外语的中国人都无法避免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想把中华文化的特色和独立性融入于跨文化对话中，外语工作者就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教学之余，应该自觉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提高自身的文化涵养。在外语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平等对待和传播中西文化，追求文化的双重性，突出目的语与母语的差异，在母语文化与英美文化冲突时，引导学匀‘者对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提出质疑，目的语文化与母语共融时，懂得如何为他国利益服务。在工作中应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安全意识。
关键词：华裔离散文学 东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
“离散文学”是指作者用旅居国语言创作的，描写在该国居住、生活的经历与体验的文学作品，具有跨国家、民族、文化、身份、语言的特征。在离散文学中，文化拼合现象是多元文化语境下非母语文学作品创作的一种文化现实，是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华裔离散文学当今已成为国内外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考察身份认同、混杂、跨界、流亡离散等研究方向。在众多华裔离散文学作家中，曾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等多种奖项的第三代华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语文化与主流文化双重民族属性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和解析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现象。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观的拼合
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人，在当地所构建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男性为中心、具有严格等级界限传统氏族——家族社会结构，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会追求的是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所在。
“男权至上”是余兆昌笔下加拿大华裔男人们处理家庭事务的“天条”。因此，作为“家长”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诅咒》中“三叔”对女性的歧视愚昧至极，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赶回中国，而“父亲”则把女儿当佣人使唤；《来自金山的传说·禁果》里农场主冯先生无情地扼杀了女儿和农场白人工人约翰逊的真挚爱情；《儿子与女儿》中暴发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国，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换来别人的双胞胎儿子，以“子承父业”；《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顿屈从母亲压力，宁可牺牲事业也要回国生儿子等等。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奉行了几千年的伦理信条。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为了让父亲的“亡灵”得以安息，一丝不苟地按照“鬼魂”父亲的要求，把父亲和他的同伴“以筷子为骨，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余兆昌借这个故事生动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从父命”的中国孝道传统。《幽灵火车》里的单臂女孩儿春怡，不远万里来到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寻找已经身亡的父亲，在梦中受父亲“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难画出了无数华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铁路和他们来不及享用的火车，以中国式传统礼节祭拜先父和其他丧生华工的在天之灵，并成功地把这些魂灵送回了中国老家，让他们魂归故里。《玉项圈》中的燕颐则为了拯救父亲，把其生命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玉项圈抛向了海里。在这两个故事里，余兆昌刻画了两位极孝顺的中国女性形象，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为了上帝可以牺牲一切，《圣经》中就记载有，亚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西方文化强调而中国文化则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轻女、男权至上家庭伦理中的中国女性更是余兆昌笔下的一大亮点。他们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帮助和影响下走出了中国式家庭、甚至中国式社区，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会，逐渐成长起来的华人女性，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中的第三代华人移民女孩莎伦、《三叔的诅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妇》中意志坚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和男人一样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儿子与女儿》中险些被父亲抛弃的双胞胎女儿等；还有以孩子丈夫为中心、望子成龙的女性，如《谁放的火？》中参孙的母亲、《竹子》里的明等；以及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女子，如《舒丽和塔玛拉》的舒丽、《今夏之事》的孪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笔下的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们身上有着诸如勤俭、诚实、尊敬长辈、富有责任心、勤奋、无私奉贤等中国式传统“良家妇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礼，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缚，自信、独立、勇于探索、个人英雄主义等西方观念也逐渐渗入他们的意识中。
可见，中国封闭的家庭模式及由此产生的传统观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伦理及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华人艰难却又顽强地成长，他们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摒弃着其中的不合理、荒谬成分，并逐渐融入到较为开明的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
中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灵”，两者之间有相似的文化内涵，也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文化中，“鬼”大多是负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灵、精怪”则不完全是恶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和《幽灵火车》中，“鬼”是父亲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鬼”在《城邦里的男孩》中则化身为友善的精灵，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中又化身为水中忏悔的精怪。这些“鬼”或“幽灵、精怪”都不是吓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华人魂魄，他们因为“冤魂无处安身”，只能借助这种方式，“穿越时空”，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和冤屈，希望在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下获得“灵魂”的安宁。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灵、精怪”均是东西方文化拼合的产物。
在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中，运用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寓意的特殊符号。如：（1）蛇。在中国民间，蛇是智慧、灵性、报恩、幸运、长寿、吉祥、超能力的象征。《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当朱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蛇爬上了埋葬父亲及其同伴的山崖时，顿觉有了蛇的保护，从此可以不再担心。这里的蛇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2）玉。在中国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着吉祥、如意、财富、华贵，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灵性。《玉项圈》中的燕颐把玉项圈抛向海里，拯救了父亲，这里的玉项圈显然就是保父亲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坠》中燕伊的玉坠失而复得，实际上喻意着幸福的失而复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温暖”的功能，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姜的俗语，如“冬吃萝卜夏吃姜”、“家备生姜，小病不慌”、“饭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见“生姜”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丽的华人姑娘烨娜把生姜作为“定情物”送给了远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终把它放在心口，孤独时用泪水浸泡它，碰到困难时用它来鼓励自己，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块生姜也成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的情和小伙子的爱，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强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符号，如粤剧、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绍。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梦幻、穿越”等写作套路，把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文化符号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继而接纳他们眼中“愚昧、迷信、粗鲁、不可理解”的中国人及其文化。
三、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与加拿大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诠释比较开放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与价值观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国传统的新型复杂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传播和弘扬儒家中庸、中和、和谐学说及派生出来的以和为主、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数作品都有着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里的主人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如愿以偿。如《教我飞翔，空中战士》、《三叔的诅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幽灵火车》、《城邦里的男孩》、《玉坠》、《献给父亲的歌》等均是如此。这一创作思路带给人们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儿童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与加拿大主流文学作品往往以悲剧结尾的写作模式形成了强烈对照，在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会，深得人们的赞赏和欢迎。
余兆昌实际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与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实践，提倡以忍让、宽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则，维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鞭挞、批判落后、腐朽的传统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教我飞翔，空中战士》、《谁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导的勤奋文明、艰苦奋斗、与人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会也得到普遍的认可。而对儒家传统文化中重视男孩以延续家族姓氏和荣誉、兴旺家族等传统道德思想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讽刺和批判，如《儿子与女儿》、《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妇》、《三叔的诅咒》等。
道家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主张技法完善来自于实践，性别不是决定性因素。余兆昌笔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斯特拉福克纳足球明星》里，莎伦和克丽丝通过洒满泪水和汗水的训练获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够踢得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厨艺有着浓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这是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还在其作品中大量运用道家思想、信条和实际技能如气功等，加强了其作品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三叔的诅咒》把道教实践和教育技巧发展到了，用简单但让人信服的方式传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飞翔》、《飞走》、《学习飞翔》等作品中，对“飞”的创造性使用，可谓达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极致，体现了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翱翔的原型。当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对道家理念大加赞赏，除了其华人的文化背景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为道家思想和实践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无邪的人生态度，立足独特的视角，注重传统与现代、母国与旅居国的国情、社会及自然环境的文化异同，余兆昌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髓与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
项目名称：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美华裔离散文学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课题编号11wx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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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关键词：《二马》 老舍 东西文化
一.小说中主要人物性格特征的分析
小说中的“老马”是一个脑子里充满旧思想、旧文化的老头。他来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伦敦，自然与西欧的新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他脑中充斥着“官本位”思想，和有作为的新思想作对，他既无法创业，又不肯安于现状，以名士自居，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外国人的厌恶。他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
马威是中国新青年的代表。小马是务实的，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不认同，但是，他却过于激烈，不明世事，爱上素来鄙视他的英国姑娘玛力，他也曾接受李子荣和凯萨琳的劝诫，发奋读书，但最终还是为盲目的单恋所驱使，将所有的一切都被这场无聊的单恋牺牲掉了。
与马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子荣，他与马威的理想化不同，他注重实利，明白时务。他对别人真诚热情，有着坚定的意志和奋斗的精神。他是老舍在这部作品中极力要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
温都太太，一个普通的英国妇女，和所有英国人一样，厌恶中国人，但是随着相处的加深，她能够理解并接受老马对她的感情，只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关系，她最终还是不敢和中国人结婚。而她的女儿玛力是所有外国人鄙视厌恶中国人的代表，她对中国人的厌恶，并不是因为她与中国人有特别的宿怨，只是受了先见的影响。她爱慕虚荣，即使马威爱她，她也不可能像她母亲一样去理解和原谅。
而伊牧师的女儿凯萨琳就不同于普通的英国人，她有正确的眼光，通世故，有智慧。她主张以国家主义救中国，她力劝马威发奋读书，因为她知道只有念书才能救国，老舍把她写成了一个很有远见又表同情于中国人的不多见的外国人。
二.在中西比较中知荣辱、探不足
老舍早年留学英国伦敦，几年的异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经典作家都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这使老舍注意并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与苦难，《二马》的创作正是得益于这段丰富的域外生活经历以及他非凡的想象力，这是老舍把中国人拉到外国加以分析考察的作品，这个特点便成为一个中外文化对比的天然平台。
老舍先生曾说：“他是我所最熟识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辈的中国人，但我最熟识的老人确是他那个样子。”这是老马这个形象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老派中国市民老马的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域文化。老马承载着传统文化的重负，没有竞争意识，追求安逸闲适的生活，在他的眼中，英国人就一点没有生活的乐趣。而在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务实、接受新生事物，具有西方文化的一些特性。特别是李子荣求实进取的品格，正是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老舍也极力推崇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这与老舍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所描述的中国式办事方法完全不同，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在《二马》这部作品中，老舍从各个方面透露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比如在时间观念、生活方式、对待恋爱婚姻的态度、对市场改革的态度上等等。
三.老舍对中国传统旧文化的批判
《二马》的用意原在于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写尽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艰难处境，从而明确地提出了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批判国民性格，批判造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
老舍最初写《二马》是为了驳斥当时西方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不切实际的“中国想象”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但老舍在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展览的东方民族的文物的时候就感叹过，帝国主义其实真的不简单，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国家来研究。这在《二马》这部作品中着重体现在了西门爵士的身上。老舍在他的自述中介绍过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的经历及所见。在那里，老舍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老舍看到，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他们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老舍看到了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所以老舍深刻地明白帝国主义之所以强大其实也是有东方学知识谱系的支撑。老舍的眼光是独到而富有远见的，他并没有因为中国人在西方处处遭遇冷眼及各种不公正待遇便在作品中大肆宣泄，相反，他看到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次原因。老舍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老舍深受“五四”文化的影响，又留学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因此他的这种倾向完全是不自觉的。老舍在英国留学，身受不平等待遇，又见着自己的同胞给中国丢脸，受了极大的感触和刺激而写成这部作品，借马家父子来代表中国新旧人物，在幽默诙谐中把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心理，国人的陈腐落后的思想表露无遗。对中西比较中的国民性审视，以及如何保持本土文化和对待外来文化等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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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
[3]崔明芬：《老舍·文化之桥》，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版。
关键词：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翻译报告；问题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8-0126-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32
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人民文化需求持续增长，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媒介之一，其重要性愈加突出，它不仅肩负着传播中国社会文明，弘扬中国先进文化的使命，还要扮演开拓者的角色，引进西方文化宝库中的优秀文化、智慧思想，开启民智，丰富、充实国民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在专业交流领域及国际经济舞台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沟通使命。
为响应国家独立学院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号召，作为西南地区独立学院之一的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目前正处于教育模式的转型阶段。而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英语语言的学习者和运用者，需要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灵活自如地借助英语这一交流工具达到交流目的。外语学习包括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翻译技能处于最高阶段，也就是说翻译技能是检验语言学习者综合运用能力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语言文学学院在2015届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撰写毕业论文时，新增了“翻译实践+翻译报告”这一撰写方式，以此检验英语专业大学四年级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市场对翻译人才需求的契合度。
1 . 翻译报告撰写及答辩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翻译报告是用学术语言对整个翻译活动的叙述和总结。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2015届毕业生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的方式撰写毕业论文的尝试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以下是笔者在学生翻译报告撰写及毕业答辩期间收集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或改进措施，希望能给以后的翻译报告撰写者、指导教师及教学管理者提供借鉴或参考。
1 . 1 选材及翻译方式单一化
本院英语专业2015届毕业生共152人，其中选择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的方式撰写毕业论文的毕业生共109人，约占毕业生总人数的72%。109人中，约20%的毕业生选择“汉译英”翻译方式，80%的学生选择“英译汉”翻译方式，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选择的翻译材料都以文学作品为主。
由此可见，毕业生选择撰写毕业论文的方式以“翻译实践+翻译报告”为主，基本和学校转型期的转型理念相吻合；而以“英译汉”为主的翻译方式正好反映了学生对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不强，语法知识掌握不牢固，缺乏对汉英翻译技巧或翻译策略的运用，对汉英文化差异的洞悉不透彻等特点；以非文学翻译材料为主的现象也暗示了学生平时的学习内容及翻译实践较少涉猎非文学翻译领域，以非文学材料为主的翻译能力比较弱，这和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相悖，也与目前人才市场需求脱轨。
1 . 2“翻译报告”用“Translation Report”还是“Reflections”？
笔者在答辩过程中发现，部分指导教师或学生（以下也可称作“学生译者”或“翻译报告撰写者”）认为“翻译报告”应使用“reflections”一词。翻译报告是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客观描述译者的整个翻译活动过程，包括源文的选取、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所掌握的翻译理论或技巧处理具体的翻译问题以及译者对本次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反思等等。对此，笔者查阅了以下词典：
《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对“reflection”的解释为：“Reflection is careful thought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牛津高阶双解英汉词典》（第四版）对“reflection”的解释为：“（spoken or written expression of an idea）arising from thought， memory or consideration.”
《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辞典》对“report”的解释为：“a written document describing the findings of some individual or group.”
《牛津高阶双解英汉词典》（第四版）对“report”的解释为：“spoken or written account of sth. heard， seen， done or studied etc.”
从以上两大权威词典分别对“reflection”和“report”的解释不难看出，前者反映的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思考而后者关注的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叙述。此外，由黄国文主编的《MTI毕业论文写作指南》一书中所提供的范本（P112）也用了“report”一词。故笔者认为，翻译报告用“Translation Report”较恰当，在翻译报告中，“reflections”只是“report”的一部分，即译者对整个翻译活动的思考、总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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