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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晚唐 李商隐 温庭筠 诗变 词体
唐诗历四时三变，跨度大。对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状况，1943年缪钺先生《论李义山诗》一文从总体上明确提出了李商隐诗与词体的关系――“意脉相通”[1]；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有一定的研究，主要涉及李商隐诗与唐宋词、温庭筠诗与唐宋词、李商隐诗与温庭筠词、温庭筠诗与温庭筠词等四大关系。本文按年代顺序就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简要地综述，或许能为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8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万云骏《晚唐诗风和词的特殊风格的形成及发展》、吴肃森《谈李商隐爱情诗与温庭筠恋情词艺术风格的亲缘关系》、杨海明《“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论温庭筠词》、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王希斌《绘阴柔之色，写阳刚之美――论温庭筠乐府诗歌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和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论著《唐五代北宋词研究》。
万云骏文从语言题材、艺术手法、感情倾向等方面论述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晚唐诗风对词体风格形成的影响，吴肃森文也从这些方面论述了温庭筠恋情词的婉约风格是李商隐的绮词艳语从正面推动的结果。杨海明文论述了温庭筠把晚唐诗中香艳纤弱的风气纳入到新兴的词体中而创造出比诗较狭却又较细、较深的词境。刘学锴文从比较中说明了“温李”诗歌的词化特征，论述了义山诗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王希斌文认为温庭筠的乐府诗在韵律、句式和格调上引进了词的创作机制。村上哲见在“温飞卿词论”一章中认为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描绘感情世界的手法上、“在那根柢里的诗思方面”[2]是相近似的，有很多共同性。
20世纪90年代，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依然较少，主要有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杨世明《唐诗史》、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等论著和赵山林《晚唐诗境与词境》、迟宝东《词“别是一家”：古典诗词美学特质异趋论――以温庭筠的词与绮艳诗为中心》、文艳蓉《试论李商隐爱情诗的历史地位》等论文。
霍然在“梦断魂消的晚唐词”一节中认为温庭筠等人把诗歌创作的着眼点从男子的外在世界转移到女子的内心世界，自此“描绘各色女子的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成为曲子词的创作心理定势”[3]。林庚在“词的成长”一节中论述了“温李”的恋情诗，为词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杨世明在“为婉约词开道的绮艳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一节中认为李商隐的艳诗“为词的转写恋情发出嚆矢”[4]，温庭筠的“乐府诗善于描写，精丽纤细，对于他写作曲子词，是有帮助的”[5]。刘扬忠在“孕育词体文学的文化土壤”一节中认为李商隐诗在题旨、意境、语言、风格、表现手法及感情倾向等方面都接近了词的艺术规范，“接近了长短句词的内在特质和主体风骨格调”[6]；温庭筠等人把晚唐诗风带进新兴词体之中，铸成了花间词风，促成了词体的独立和繁盛，“温庭筠的典范性创作，使古典诗歌形式完成了从齐言诗向长短句词的演变”[7]。赵山林文以李商隐的诗歌为例，从深情与苦调、艳体与曲笔、细意与静境等方面论述了词体的形成受到晚唐诗的深刻影响。迟宝东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在撷取物象及表现手法上有统一的风格。文艳蓉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在情感基调和艺术表现方式上与词有相通之处，认为他是由诗向词过渡的转递人。
21世纪前十年，涉及这一课题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有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中国诗学史・隋唐五代卷》，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以诗词互动为中心》等论著和许总《论晚唐诗歌唯美倾向的心理内涵与文化渊源――以许、杜、李、温四家诗为中心》，李中华、韩樱《晚唐温李诗风评议》，李然《温庭筠的诗词比较――兼论晚唐文人的诗体与词体观念》，张煜《温庭筠歌诗研究》，陈如静、王冬艳《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慈波《温庭筠绮艳诗刍议》，蔡燕《徘徊于诗境与词境之间的义山情诗与白石情词》，高慎涛《论温庭筠词》，蒋晓城《流变与审美视域中的唐宋词》，徐秀燕《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研究》，林春香《温庭筠恋情诗词比较》，张巍《温庭筠的诗法与词法》，刘霁《温庭筠诗歌艺术研究》，余祖坤《中晚唐诗变与词体独立》，张英《论李商隐诗歌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高骅《诗学背景下词体特征的确立――中晚唐五代诗歌和同时期文人词关系研究》，叶帮义、余恕诚《“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中晚唐诗歌的一种重要走向》，李定广《由诗词关系审视唐五代词的演变轨迹》，李静、唐颖菲《论李商隐和朱淑真两位爱情诗人之以词为诗》，王伟《唐五代诗体背景下词体的形成与发展》，黄立芹《温庭筠品行及其诗词若干问题考述》，余恕诚《中晚唐诗歌流派与晚唐五代词风》，余倩《从温庭筠诗看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从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到温庭筠的爱情词》，张丽丽《晚唐诗的兴盛与诗学观的转变》等论文。
倪进、赵立新等在“缘情侧艳与诗词一源”一节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词风是其诗风的自然延伸。董希平在“晚唐五代诗歌的演进与词体的确立”一章中论述了李商隐缠绵悱恻的诗情与晚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的色彩是相一致的，已经具有了温庭筠开创的花间风味；“温李”写情之作在意象、表述方式上是相似的。许总的文章指出温庭筠情爱题材的诗歌创作侧重于感官的描绘，这一特点在温词中得到极端化发展。李中华、韩樱的文章从情感意境、语言技巧、配乐歌唱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风对词风的影响。李然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的诗与词在意境与意象运用上的异同以及他如何以乐府入词。张煜在文章中认为温庭筠的歌诗中出现了词在题材上相对集中的现象。陈如静、王冬艳文从表情深挚婉曲、景物细小静止、意境与凄艳美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对词的影响。慈波的文章论述了温庭筠的绮艳诗是诗词过渡阶段的产物。蔡燕的文章论述了李商隐情诗具有从诗境向词境位移的过渡色彩，境界走向狭窄深隐。高慎涛文论述了“温李”诗歌的词化。蒋晓城文论述了“温李”诗在表现方式、意境、风格、体式上与词十分相近。徐秀燕文从女性形象和绮怨风格等方面论述了温庭筠女性题材诗歌与其词的亲缘关系。林春香文从女性形象、意象、主体风格等方面揭示了温庭筠对诗词两种文体的把握和运用以及其恋情诗在婉约词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巍在文章中比较了温诗温词的异同之处，论述了温庭筠以诗法入词。刘霁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由诗入词的诗歌艺术特殊性.余祖坤文论述了“温李”诗歌在意象、意境等方面已极近于词；温庭筠等人将诗歌的移情、烘托、象征等艺术手法运用于词的创作中，促成了词体美质的形成.张英的文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无题意义等方面论述了李商隐诗与婉约词的关系。高骅文论述了“温李”的古体诗、近体诗与词的关系。叶帮义、余恕诚文从题材、境界、意象、情调等方面论述了“温李”诗歌渐入诗余的现象。李定广文论述了温庭筠诗词的一体化。李静、唐颖菲文论述了李商隐的爱情诗表现出以词为诗的特点。王伟在文章中论述了温庭筠借鉴诗情景相交之法而形成委婉含蓄的词风。黄立芹文论述了李商隐诗中的词化现象，论述了温庭筠绮艳诗的创作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对其词的影响，探讨了温诗温词在女性形象、意象运用、意境表现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余恕诚文从表现“迷魂”、“心曲”，心象融铸物象，意象错综跳跃，接受楚辞影响等方面论述了“温李”绮艳诗风与花间词风的关系。余倩的文章从总体风格、题材、绮怨形象、意境等方面论述了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诗的词体特征。过元琛文通过李商隐无题爱情诗与温庭筠爱情词在笔法、意象、意境等方面的比较来看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和后者对前者的发展。张丽丽文论述了“温李”诗在题材风格、艺术手法、营造意境、语言声律等方面对词的影响。
由此观之，唐诗流变中关于晚唐“温李”诗歌向词体发展演变的研究还比较零散，不够丰富，尚未出现专著。陈伯海先生曾在《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一文中对唐诗研究趋向提出建言：“唐诗流变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要进行深入的探察和剖解，务使历史的总体风貌能得到较为全面而准确的展现，这也是科学总结工作的必要前提。在这方面，我觉得目前兴起的综合性课题研究很值得提倡，无论是对诗人群体、流派、诗歌体式、类别、历史时段、地区风貌以及诗歌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乃至各种文体间的交互影响，均尚有深入发掘的余地，只有把这方方面面的环节把握住了，一代诗史的精细脉络才能清晰无误地显露出来。”[8]因而笔者认为，对本文所综述的这一课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注释：
[1]缪钺：《论李义山诗》，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5期。
[2][日]村上哲见著，杨铁婴译：《唐五代北宋词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霍然：《隋唐五代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5]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647页，第661页。
[6][7]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第56页。
[8]陈伯海：《走向更新之路――唐诗学百年回顾》，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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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并保持大学课程应该具有的开放、多元、学术、个性等特色。
高校中文师范专业担负着为基础语文教育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重任，但今天高校师范专业在教学上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对基础教育的漠视。笔者在近两年指导中学教育实习中发现大学教师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课程结构、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与中学语文教育的新理念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直接的反映就是毕业生在教育实习阶段进入中学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较多，实习单位提出毕业生自身的专业素养、知识结构都有待提高，否则难以适应中学语文课改的进程。这对高校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此适应基础教育发展趋势，深化高等中文师范专业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新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中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语文课的改革都明显地更为强调对民族精神、传统文化的传承，扩大了古代作品在课文中的比例，然而笔者在中学指导实习期间，通过和学生交流、课堂听课等方式对银川几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古代作品的教学情况进行了相关了解，从采集的信息看，古代作品的教学存在较多的困难。部分教师自身古代文化知识储备欠缺、对诗词歌赋的鉴赏停留在一般的、表层的知识讲授上，而对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学观念、思想意蕴、审美理想、人文精神、价值取向、文体风范，以及创作主体所体现的人生态度、人格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等挖掘很少，这就导致学生对古诗文认识不深入、不到位，无法真正领悟其所蕴含的深刻的人文情怀，同时由于古代作品时代久远，使得学生在理解上有距离感，觉得难学甚至学不懂，长期下来，学生失去学习古代作品的兴趣和信心。最直观的反映就是测验卷面上涉及古代知识的题型失分较多。这种情况一定程度表明了担负着中学语文教师职前培养使命的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在整体上与中学教育是脱节的，培养的语文师资还远未达到基础教育方兴未艾的课改的新要求。因此，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课程特点，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如何把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宁夏语文基础教育的现状很好的结合，都将成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课程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讲授的高校教师，笔者认为，大学师范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在改革中必须从教育理念、教学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加强与基础教育的联系。
针对中学语文教师教学实践的需要，高师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在内容上必须从知识层面、素质层面、审美层面及理论层面都做相应的调整。以宁夏大学为例，大学古代文学课程分为四段:即先秦两汉段、魏晋隋唐段、宋元段、明清段，在教学中把《中国文学史》与《历代文学作品选》结合起来，但该课程自身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就是在有限的课时里，如何让学生把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如何让学生理解众多的经典名作，实是一件捉襟见肘的事情。以至于长久以来教学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社会背景、作者生平加作品分析的“文学史模式”，忽略了古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主讲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把重点用于讲清文学发展的脉络、形制特点、作家贡献、文学主张、文学现象上。而对学生的鉴赏评介，审美和领悟作品的能力以及对其阅读范围、知识的整体储备等等的检查较为忽略，这就使得毕业生走入中学岗位后自身的文化底蕴薄弱，在实践教学中困难重重。就此，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教学环境下，合理的分配教学内容是该课程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根据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把教学重点做适当调整，例如先秦两汉文学把重点倾向于对学生古汉语基本功底，原典阅读能力的培养上;魏晋隋唐文学继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同时侧重学生对文学自觉地阐释和理解;宋元文学更多的强调学生诵读能力、鉴赏审美能力;明清文学倾向于较广的阅读面，加强学生作品形象分析能力。与此相对应，教师可在古代散文的教学中形成文史结合，严谨扎实，重视史料的教学风格;在诗词歌赋文学中形成审美、吟咏讲解的教学风格;在小说戏剧的教学中形成知人论世、人物分析的教学风格等等，这就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学时数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上的不利影响，缓解了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缺失导致其走入中学工作实践后和语文新课改的要求之间的矛盾。
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是构成文学的四要素。传统的大学教学还是中学教学只侧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以及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在涉及读者时，则仅仅注意到作品对读者的教育作用，而对读者(学生)是否接受作品或在什么程度上接受和理解作品，是不够重视的。接受美学认为，作家写出作品只是完成了文学活动的一个部分，作品本身并不产生意义。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的阅读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要把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置于文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充分承认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创造性作用，这一理论已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新方法。中学新的课程标准的“总目标”中说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教学建议”说的“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其主要体现的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而这一教育理念也符合文学活动的本质，所以完全适用于大学及中学的教学。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整体教学改革上提出“四环节”教学法:即教师在教学中贯穿“讲授—讨论—论文—阅读”四个环节，改变以往单一的讲授型教学方式，把教学主体转移到学生上，学生通过老师的讲授获得专业的知识，通过课堂讨论锻炼自身的表达、理解能力，通过小论文的形式加强其书面写作水平，通过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目拓宽知识层面、提升其对文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最终目的体现在人才培养的质量上，希望通过这种改革，培养出适应21世纪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这种创新型的人才的培养目标显然也完全符合接受美学理论提出读者对作品意义和审美价值具有的创造性作用这一文学命题，符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新的教育理念。古代文学课程改革中更应遵循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教学中让各类体裁所承载的有效知识交互使用，相互辅助和映衬，促使学生分析知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知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知识的边缘性和内涵性，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探究、思索、感悟、再造的空间，从而适应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趋势。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提倡高校中文师范专业古代文学的教学面向基础教育，绝不意味着将大学教育等同于基础教育。我们甚至需要警惕中学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对大学教育的干扰，拒绝教学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在面向基础教育的同时，始终保持大学课程应该具有的开放、多元、学术、个性等特色。
[参考文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自古有之，从来就不是什么新的命题。我国的文化长河自上古发源，经历了先秦的百家争鸣、秦汉的典章建制、隋唐的融合交流以及宋元明清的繁荣发展，历代的文化持有者都面临着传承的职责。如何对待传统的思考，作为历代学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贯穿于史料文献中，对音乐文化传承的思考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物质条件有所局限的古代社会，音乐艺术没有因战争、灾难、改朝易代而零落凋敝，而能够一脉相承、代代相继，其中的传承观念的能动性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王朝，有着富足的经济、稳定的社会环境、充沛的文化资源和多元开放的文化气度，其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堪称领先。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唐人富有特色的传承观念密不可分，而各类史料文献中对唐代音乐传承背后的观念形态也有颇多记载。笔者在浩如烟海的唐代文献中撷取了《旧唐书》《新唐书》《颁示礼乐诏》《乐府杂记》《羯鼓录》《唐音癸签》《白氏长庆集》《幽闲鼓吹》《独异志》等史料，试从中考察唐代的音乐传承观念的形态及其与传承实践的关系。这其中有皇家官方的正统史料，也有官僚文人的文论以及野史笔记。囿于史观的局限，这些史料文献大多集中于唐人对庙堂音乐文化的传承思考，而缺少对民间音乐传承的充分关注。但是，无论是唐代民间音乐活动与宫廷音乐活动之间密切的联系，还是唐代宫廷音乐在唐代音乐文化水平中的代表性地位，都可使得史料辑录中的这种遗憾稍得消弭。
目前，涉及唐代音乐观念，尤其是传承观念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部分关于唐代音乐的论文涉及了师承和家传两类传承关系，但未有论文从传承观念的角度进行探讨，而“观念”的探究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对观念的考察有两个角度，一是分析观念的阐述，二是分析基于观念的行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主体观念的印证。但由于古人著述中常有夹叙夹议的习惯，一段史料当中往往既有行为，亦有观念，两者常浑然一体，因此笔者在行文中也不再特意将之区分对待。
一、“礼脉”胜于“俗脉”――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对象范畴
“传承”，其字面义为更替继承。从应用的语境来看，这个动词所指涉的对象通常为非物质形态。“传承”的具体对象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下至微观的一曲一词，上至宏观的文化样态。唐代史料文献中音乐的传承同样包含了诸多层次，既有一首鼓乐、一段歌舞乃至单个音律的具体音乐内容的传承，也有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或阶层的特定音乐文化样态的传承。项阳在《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乐文化，从其功用上认知其实就是两大类：礼乐和俗乐。”{1}而在唐代正史文献中，礼乐文化乃是最能体现传承观念的音乐文化样态。
礼乐文化始自周代，经由儒家思想的浸润和发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深远影响。所谓治定功成、礼乐乃兴，礼乐作为治世的文化符号被各朝各代的君王所接纳。唐太宗在其所撰之《帝范・崇文篇》中谓：“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2}明确地表达了其对儒家礼乐思想的承袭。尽管现代学者以周公制礼作乐作为礼乐之始，古人却将礼乐起源追溯至更早。《旧唐书》曰：“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3}，认为早在虞舜时期就形成了安邦教民的礼乐传统，然而，后世在礼乐文化的传承中却“但存其数，罕达其情”{4}，甚或礼崩乐坏，典章散佚。因此“崇古”成为礼乐文化的鲜明思想倾向，与之相对应的传承意识也较其它音乐文化样态更为清晰。
据《旧唐书》载，唐代礼乐在内容上“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5}，“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6}，使乐悬“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7}。著史者赞之曰：“《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始也。”{8}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石与刊正官议定文曲、舞曲之演奏顺序时，主张须“依古义，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9}等等，类似记载在新、旧《唐书》中俯拾皆是，足见遵循古制乃唐人制雅乐的首要依据。正史以外，唐代野史笔记中也有反映礼乐思想的内容，如李亢《独异志》载曰：
隋承唐乱，乐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弩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之缺。{10}
“乐散亡”描述了朝代更替中雅乐传承的困难，李嗣真“密求之”，又于弩营中尚且留心辨音，种种行为印证了唐代统治阶层对于雅乐传承的重视。
在制乐和修订中，若须对礼乐有所增益，则要“通融作之，即得与旧乐前后不相妨破”{11}。如若礼乐用乐中出现有违先制的主张，能否受到支持呢？据《旧唐书》载，景龙二年，皇后请求对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在其迁葬仪式的用乐中赐以鼓吹。侍御史唐绍认为，“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o；钲鼓之音，岂得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障之色。加至鼓吹，历代未闻……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12}因此，皇后的要求遭到拒绝，可见礼乐制度中先例难违，即便以皇后之尊也不能随意触犯。
与礼乐文化相比，唐代宫墙内外俗乐文化的争奇斗妍更加令后人称道。不同于礼乐文化注重传统的倾向，唐代俗乐的创作倾向于推陈出新。民族大融合和社会经济的繁荣使得唐朝拥有前无古人的丰沛文化资源，传统的中原俗音乐文化则在此时受到了冲击。《唐音癸签》中对唐代音乐的创新有多处记载，如“近时乐家，多为新声，其音谱传移，类以新奇相胜，故古曲多不存”{13}，反映了当时新乐对旧乐冲击之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风尚下，对俗乐传统的传承观念显然难以与雅乐传承相比肩。
总之，在唐代音乐文化的百花园中，雅与俗两脉音乐文化不同程度承袭了前代的发展成果，其中宫廷礼乐的制作因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而彰显出最为鲜明的传承观念，而俗乐则在传承的基础上，在异族音乐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迎来了创新的高峰。
二、“传承”兼以“创新”――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价值取向
杨荫浏认为：“每一时代的宫廷，都以为自己的雅乐比之前代是更加符合于远古时候的传统……不同时代的雅乐理论家，原则上有着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当前现实的民间，追求渺茫无稽的远古时代。”{14}而在唐代却未尽然，唐代统治阶级一方面显示出对礼乐传统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却又在传统的传承中具有辩证灵活的态度。《颁示礼乐诏》是太宗时期颁布礼乐规制的文件，也是唐代礼乐传承思想的集中体现。诏文中一方面申明了官方礼乐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观的一脉相承“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15}，另一方面则引用了《礼记・乐记》的观点“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6}，为唐代礼乐述作兼备的观念和实践奠定了基调。
首先，在对前代遗存的音乐成果“守成”的过程中，唐代统治者有着坚定而理性的态度。贞观年间孝孙主持修订雅乐，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
太宗却指出：“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欣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忘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乐者悲乎？各因人之哀乐。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17}这与隋初统治者“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焉”{18}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开明的传承观念为前代音乐的保存扫清了障碍，加之“隋末大乱，其乐犹全”{19}的客观条件，方使得隋代音乐在唐代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和丢弃。
第二，对待在传承与创新的矛盾上，唐人也有着精彩的实践和理论阐释。《白氏长庆集》在谈到“古乐”与“今乐”时指出：
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予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乐之哀乐，不系予曲之今古也。……是故和平之代，虽闻桑间濮上之音，人情不也，不伤也。乱亡之代，虽《成》《灌》《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乐也。{20}
可见较之对外在形式的拘泥，唐人认为固守传统的精神内核方为关键。以这样的观念作为支撑，“述”与“作”、传承与创新便达成了融合的可能，《秦王破阵乐》的传承即为一例。唐代武乐《秦王破阵乐》的制作、修订跨越了数十年的时间，制作者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部乐舞呈现出多彩的气象。太宗元年，以秦王破阵之曲入雅乐，太宗谓曰：“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21}；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其型制“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22}，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23}。经过修订，此乐令观者“扼腕踊跃，凛然震竦”{24}，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永徽年间，因高宗称破阵乐舞中的战斗场景令人“情不忍观”{25}，因此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再于麟德二年间，舞者“被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并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26}，从舞者服装上着以金甲到扩大乐队编制，并增加箫、笛音色优美的乐器，与其前制相比，减少了抑扬蹈厉之态而增添了升平的气象，这统治者与“平定天下，革命创制”{27}之际谕晓后世、纪功旌德的意志是直接相关的。
三、“口传”兼以“谱传”――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实践路径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历史，口传心授是学者所公认的重要传承方法，乃至于主要的传承方法。因为在目前考得的古代乐谱中，尚未发现兼具音高、节奏、力度、演奏方法等要素于一身的记谱法，更遑论音乐中变化万千的气韵与意境的记录与传达。因此，在当代学者看来，乐谱始终无法替代口传心授的作用。然而唐代乐谱的发展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曹柔在古琴文字谱的基础上创制了更为方便的减字谱，至今仍在琴学领域得以广泛的沿用；工尺谱的早期形式已经出现，敦煌的燕乐半字谱，就是属此体系；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还带来了琵琶谱、筚篥谱、筝谱、笛谱等。故可推断，在唐代音乐的传承中，口传与谱传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史料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人们对口传与谱传的两种形式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具体的传承场域。《新唐书》中有“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千，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28}乃是口传心授的典型场景。但是，当具体环境和条件所限，口传心授较难实现的时候，以乐谱为代表的“书传”就在传承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诗人王建在《温泉宫行》中有“梨园弟子偷曲谱，白头人间教歌曲”{29}，《霓裳辞十首》中有“翻旋新谱声初足，除却梨园未教人”{30}，白居易在《代琵琶弟子谢女师寄新调弄谱》中有“一纸展看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31}之语。
口传与谱传也常常共同出现在一项传承实践中，如张固《幽闲鼓吹》中记载的康昆仑求曲的逸事：
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制《西梁州》，昆仑求之，不与。至是，以乐之半赠之，乃传焉，道调梁州是也。{32}
和尚段善本怀有惊人的技艺，琵琶弹奏得“声如雷，其妙入神”{33}，可想而知他创作的《西梁州》是多么美妙动人，以至于名家康昆仑想方设法要得到它。那么“昆仑求之”的对象究竟是具体的“乐谱”还是老师的传授呢？结合文章的语境可以判断，应该是乐谱，根据有二。首先，从记载中使用的动词，“求”“与”二字的对象通常是具象的“实物”，因此文中“求之，不与”{34}的对象较可能是乐谱，而不应是抽象的“演奏方法”。及至段师应允教授的时候，则改用了“传”字，可知所传内容就不仅包括曲谱，还包括演奏方法和技巧等在内了。第二，唐代琵琶谱的记载见诸诗文的也不少见，因此段善本将其创作记之以谱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从这段故事既可以一窥在当时音乐传承中谱传与口传的存在情况，还能看到传者、受者双方对待乐谱的不同观念。从创作者和传者的角度来说，乐谱固然能记载音乐部分的形态要素，却未如口授详尽、妥贴，甚至可能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因此当段善本决意传授后，选择的以道传之而非以谱与之。如果为师者完全无意传授，那么乐谱的流出则可能打破他们知识与技巧的垄断，因此授艺者将乐谱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但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在具备了一定音乐素养的基础上，没有老师面授的情况下演奏者依然能够凭借自身的演奏经验和对乐谱的解析，还原作曲者所创作的音乐，因此他们对待乐谱的态度是重视和珍惜。
总而言之，尽管唐代的乐谱在功能上有一定局限，在音乐的记录和传承中尚不能尽传其妙，但对社会各阶层的音乐实践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谱传与口传两种方式都是音乐得以传承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不同的传者和受者会根据其具体的环境和条件而选择一种适宜的传授、传承方法，又或将几种方法相结合，来达到传承的目的。
四、“家学”不逊“师承”――
唐代音乐传承观念之关系认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师承关系之于文化的传承发展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后汉书・儒林传序》曰：“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35}后世以“师承”来意指学术、技艺上的一脉相承。《宋景文公笔记》曰：“王弼注《易》，直发胸臆，不如郑玄等师承有来也。”{36}在音乐文化的传承中，师承关系也十分受人重视，唐代史料中的师承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前文所述段善本收康昆仑为徒的故事即为一例。据《乐府杂录》载，段善本在收徒授艺前要求“遣昆仑不近乐器十余年，使其忘其本领”，以使其去掉“兼带邪声”{37}的积习，保证师承“血脉”的纯正，充分说明其对师承的重视。
除师承关系外，家学也是唐代音乐传承中重要的传承关系。如名扬大唐的歌女许和子是吉州永新县乐工的女儿；《能改斋漫录》中著名的歌唱家四姐妹，其父亲乃是唐代乐工任智方等等，以家庭为单位的音乐传承事例比比皆是，说明在当时家庭生活中，音乐文化熏陶对乐人音乐素养的养成和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史料中这类记载一般仅粗略地言及乐人的出身，而较少对其家庭传承的具体实践和观念进行描述。
《羯鼓录》中关于汝南王李\学艺的记载是较为罕见的关于家学的记载。李琏是宁王长子，其父李宪为玄宗的长兄，担任过太常卿，属下有许多精于乐器的乐工。李琏生得姿容美丽，聪明敏慧，深得叔叔玄宗喜爱，并得玄宗亲自传授羯鼓奏法，因而习得精湛的技艺，“常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何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落。”{38}这一事例中的家庭固然颇为特殊，但这种以家庭为单位、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传承方式却是非常典型和普遍的。另有一例与上例相应成趣，亦出自《羯鼓录》：
广德中，前双流县丞李琬者……尝夜闻羯鼓声，曲颇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婆娑鸡乎？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张通A入长安，某家事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尾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尽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 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果相谐协，声意皆尽。{39}
在这段文字记载中，一位是欲继承家传音乐的太常乐工，另一位是精通音乐的县丞李琬，羯鼓曲《婆娑鸡》通过两个人的协力而得以完好的传承，乐工“夜夜求之”的态度充分显示出其对家学传承的重视。
与师承相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承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在有着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实现音乐素养的培养和演唱、演奏技巧的传授，由于家庭成员间情感的亲密，沟通较一般师生更为方便和顺畅。因此，家庭传承可谓是传统音乐的各类传承关系中最为强劲有力的一脉。尽管在唐代的史料中对这类传承关系的论述尚未不足，却依然给今人留下深刻的启示。
音乐文化的传承固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在认识其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切实的传承观念并以之指导实践，是音乐文化传承得以顺利实现的。唐代音乐文化的辉煌系于唐人自上而下的通达的传承理念，唐人积极的传承实践、多样化的传承方法、有序的传承制度与强韧的传承关系，使得唐代音乐发展充分汲取了前代的智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彩的音乐成果。反观当代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固然因社会文化生态的改变，其难度超越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时代。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唐人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寻找到几许启示，寻找到锻造、提炼与融合传统的信心。
{1} 项阳《礼乐・雅乐・鼓吹乐之辨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3页。
{2} [唐]太宗《帝范》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6页。
{3}{4} [五代]刘d《旧唐书》卷二十八志第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516页。
{5}{6}{7}{8} 同{3}，第517页。
{9}{11} 同{3}，第521页。
{10} [唐]李亢撰《独异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12} 同{3}，第522页。
{13} [明]胡震亨《唐音癸R》卷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1页。
{14}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15}{16} [清]董诰《全唐文》卷六，清嘉庆雀刻本，第54页。
{17} [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97页。
{18} [唐]魏征《隋书》卷十四志第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75页。
{19} [清]沈炳震《唐书合抄》卷三十七志十三，清嘉庆十八年海宁查世刻本，第657页。
{20}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第421页。
{21}{22}{23} 同{3}，第519―520页。
{24} 同{17}，第200页。
{25}{26}{27} 同{3}，第520页。
{28} 同{17}，第204页。
{29} [清]徐倬《全唐诗录》卷五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61页。
{30}{31} [清]曹寅《全唐诗》卷二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83页。
{32}{36}{37}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清守山阁丛书本，第7页。
{33} 同{30}，第316页。
{34} [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中，明刻本，第7页。
{35} [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第1039页。
{38} [唐]南卓《羯鼓录》，清守山阁丛书本，第2页。
[关键词]宋代 福建海商 崛起 地理因素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繁荣的时代，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是其时代特征之一，被誉为“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①，更为海外学者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②。居于东南沿海的福建，作为海洋中国的巨镇，在宋代海外贸易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福建海商在两宋时期已崛起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在国内区域间贸易、与海外诸国远洋贩易中具有重要影响，这已为宋人所认可，也为现代学者的不断深入研究所确证。有关宋代福建海商的研究，专论者有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宋代福建商人的活动及其社会经济背景》③，而大多论者是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其中有台湾学者李东华的《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④、香港学者苏基朗的《中国经济史的空间与制度：宋元闽南个案的启示》⑤、葛金芳《两宋东南沿海地区海洋发展路向论略》⑥、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⑦、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⑧。尚有众多论著所及，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上述论著有关福建海商崛起的探讨，主要侧重点是从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在地理交通因素方面虽然有所涉及，但专题进行具体深入研究尚为不足。本文拟以上述论著为基础，就地理交通因素在宋代福建海商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做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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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②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和城市》(1972年美国阿支郎大学博士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3页。
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39—48页，文中提到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森克己、和田久德氏等对此均有所研究，可惜未能拜读。
④(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⑤《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35—43页，文中介绍其论著《刺桐梦华录》的相关论述。
⑥《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第71—79页。
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一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山岭叠嶂，溪流纵横，河谷与盆地交错分布，素有“东南山国”之称。正缘于福建山多，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阻碍于北，造成了福建与内地交通的隔阂，天然地形成了面向海之封闭地形。陆上交通，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中原各地都十分不便，突显了海路交通在福建历史上的地位。因此，福建人民走出大陆，交通四海是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山海经》里即载有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原人民就有“闽在海中”的说法，这为福建发展海上交通联系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条件。但是，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却是与区域内外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技术条件的改善分不开的。
僻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与中原相距甚远，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出现后，始与中原有所接触。但由于地形之阻隔，福建与赣、浙交通之不便，虽于秦汉有郡县设置，开发却极为缓慢，到三国孙权立国江东以后，才有进一步的发展。隋唐之际，国家重新完成了统一，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区域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区域就增设了九场三镇，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归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场，永贞、黄连、归化三镇①，以上场镇大多分布于内陆山区。五代时期，王氏治闽，闽中山区更是“草莱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②，许多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而设县，唐之永贞、黄连、归化三镇及大同、桃林、武德、归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场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同安、永春、长泰、德化、宁德、安溪、永泰十县③。至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由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初期，又增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县④。众所周知，福建广大内陆地区都是位于山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沿海地区普遍落后。而内陆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县，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具体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福建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往来的改善。
交通正如经济的动脉一样，修路建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福建区域内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桥梁至关重要。因此，真正标志着福建区域内交通联系的改善则体现在宋代福建桥梁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桥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⑥，故桥梁建设最盛。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年)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洛阳桥“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相踵”；安平桥处安海与水头之间，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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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②《王审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③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④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另参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36页。
⑥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四部丛刊本。
⑦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参考李意标、黄国汤：《南宋泉州桥梁建筑》，《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5年第3期，第68—72页。
则是“下通两粤，上达江浙”，“维桥之东，海舶所凑”①；石笋桥更是“南通百粤北三吴，担负舆肩走騋牝”②，经济流通得到大大的改善。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宋时期的福建，无论是区域内，还是与周边区域，经济往来日益密切，交通联系也日益发展。唐时，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仍十分不便。据《淳熙三山志》载，“西路旧无车道抵中国，缘江乘舟，戛荡而溯，凡四百六十二里，始接邮道”，元和年间(806—820年)，“观察使陆庶，为州二年，而江吏籍沦溺者百数，乃铲峰湮谷，停舟续流，跨木引绳，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④，开辟了陆路驿道。此后，黄巢入闽，“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⑤，开通了福建著名的出省通道仙霞岭路，福建的陆上交通才得以改善，与周边区域的联系得到了加强。除仙霞岭路外，还有出闽北杉关、分水关至江西境内两条通道。宋代，随着闽西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福建与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也日益改善。据乾隆《光泽县志》载，光泽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设县，县西经杉关通江西南城、黎川两县，县北云际关通江西铅山，县西北铁牛关通江西资溪。雍正《崇安县志》载，崇安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北分水关通江西铅山，县西桐木关经江西烟埠亦通铅山。康熙《武平县志》载，武平于淳化五年(994年)设县，县西湖界隘(今筠门岭)通江西会昌，县南悬绳隘通广东平远，县南大坝水道通广东蕉岭⑥。以上所举光泽、崇安、武平三县，都是北宋初年增设的县治，即可说明闽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福建与周边路份的交通条件。再辅以宋达的驿传制度，福建陆上交通较前代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 海路交通技术的发展
陆路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在海路交通方面，宋代航海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我国造船航海历史悠久，福建地区自古即有制造海船的传统。当时，“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⑦。《太平寰宇记》更是将“海舶”列为泉福二州土产之一，素有“海舟以福建船为上”⑧之称。宋人有关海船的描述是：“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缵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⑨(一料即一石，五千料相当于三百吨左右)。福建海船的形状是“船头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丫乌船”⑩。《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描写更为详尽：“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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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泉州府志》卷10《桥渡》，民国十三年补刻本。
②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19《石笋诗》，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6页。
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5《驿铺》，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
⑤《旧唐书》卷197下《僖宗记》。
⑥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册第12—13页。
⑦《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三七。
⑧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⑨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⑩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江南东道》，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为三处，前一仓不安艎板，唯于底安灶与水柜，正当两樯之间也。……船首两颊柱，中有车辆，上绾绳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下垂叮石，石两旁夹以二木钩……遇行则卷其轮而收之。后有正柂，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当桥之后，从上插下二棹，谓之三副柂，唯入洋则用之。……每舟十舻……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①在1973年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即是此种类型。相较于广东、两浙海船，福建海船更适合于深海远洋航行，故有“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②。因此，宋代“旧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两浙顾募客舟”④，甚至“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教打造”④。
宋代航海技术最大的进步则要数指南针运用于航海。在此之前，航海“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⑥，这不利于全天候航海，更不能进行深海远洋航行，指南针的运用正弥补了这一不足，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所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⑦。“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⑧。指南针成为全天侯的导航仪器，“舟船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⑨。指南针的运用是航海技术上的一次革命性变化，使得海商能够充分利用既有的航海知识，拓展海外贸易，更使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福建拥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国沿海有极规律的季风，冬季吹东北风，夏季则吹反向之西南风。指南针的运用就为已掌握季风规律的海商，提供了精确的方向指示器，观风向变化，调整帆篷方向以顺风势航行。去高丽、日本即乘夏季西南季风，如《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所说，“舟行皆乘夏后南风”，“去日以南风，归日以西风”，回航则乘东北信风；去东南亚一带则是冬汛北风发舶，夏汛南风回舶。李东华先生认为：泉州(福建)位于我国海岸线之转折处，遂可兼营两地之贸易，冬季一方面有华商、蕃商往南海贸易，一方面有赴东北亚贸易者返来；夏季一方面有南海商客入港，一方面又有赴东北亚者出海，一年中几无淡季可言⑩。这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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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②吕颐浩：《忠穆集》卷2《论舟楫之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绍兴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壬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本。
⑤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07页。
⑥朱或：《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⑦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⑧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⑨赵汝适：《诸蕃志校注》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
⑩李东华：《九世纪——十五世纪初泉州与我国中古的海上交通》，(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110—111页。
祈风石刻和文献记载中有关泉州一年祈风两次，而广州仅言于五月祈“回舶风”①即可得到印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泉州港既经营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又可发展同南洋的往来，而广州专营南洋，明州专营高丽、日本。因此，有着特殊的区位优势，加上当时所具备的航海技术条件，福建海商在拓展海外贸易中相较于其他区域而言，无疑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
转贴于 三 区域港口地位的上升
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使福建与周边区域、与海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加强，而宋代福建区域内港口地位的提升则为福建海商之崛起提供了平台。
福建负山面海，沿海港湾众多。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已成为外商来贩的重要地区，故有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五代王氏治闽，“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在黄歧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③，遂使福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泉州港在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则更为重要，公元9世纪中叶，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就将其列为唐代四大贸易港之一。王闽时代，“招宝侍郎”王延彬知泉州，泉州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至北宋初年泉州港虽未有市舶司之设置，却仍在对外贸易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地位。《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初，京师置榷易院，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④。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闰十二月“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法条”⑤。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泉州港对外联系越来越广泛。如前所述，“福建专擅交通高丽”，在海外贸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元丰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今加里曼丹)王“复遣使贡方物，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从之”⑥。因此，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已迫在眉睫。熙宁五年(1072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⑦。元祜二年(1087年)，北宋政府“诏泉州增置市舶司”⑧。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确立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的泉州“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厘肄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⑨，“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⑩，素号“乐土”，“珍奇毕集，近联七邑百万家；生聚实蕃，远控重溟数十国”⑾。时至南宋，“泉距京城五十有四驿，连海外之国三十有六岛，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近接三吴，远连两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⑿，泉州港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超越两浙，并有凌驾于广州之上之趋势。从宋室南渡前二年(宣和七年，1125年)赐予三路市舶司的度牒数目，即可反应此种趋势。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每月具博贸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⒀。
宋室南渡进一步抬升了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终使泉州凌驾于其他海外贸易港之上，成为海外交通贸易之枢纽，由此与福建海商之崛起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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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彧：《萍洲可谈》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全唐文》卷75《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③《王审知德政碑》(天祐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⑥《宋史》卷489《勃泥国》。
⑦《宋史》卷186《食货志》。
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八。
⑨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⑩郑侠：《西塘集》卷8《代谢仆射相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影印本。
⑾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9《上元设醮青词》，四部丛刊本。
⑿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⒀《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十一。
宋室南渡后，定都于杭州，明州离行在太近，宋廷患有不利，加上两浙舶司收入时已无多，促成两浙路舶司之永久罢废。“初，高丽入使，明、越州困于供给……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费亦不赀。昔苏轼言于先朝，谓高丽入贡有五害，以此也。惟是国于吴会，事异东都，昔高丽入使率由登、莱，山河之限甚远，今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①。《宋会要辑稿》亦载：乾道二年，“诏罢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今福建、广南路，皆有市舶司，物质浩瀚，置官提举，试所当宜，惟是两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赐罢废，故有是命”②。其后，又先后罢杭州市舶务(绍熙元年，1190年)，温州、秀州、江阴军之市舶务(庆元元年，1195年)，仅留明州市舶务。而且，宋室南渡后，泉州距行在更近。当时，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相较于广州更为便捷，故当时宋廷规定由泉至杭与由广至杭的时间颇有不同，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货物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③。因此，正是宋室南迁，国家中心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朱熹所言“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之形势，使得泉州超越两浙、凌驾广州，居于海外交通枢纽的地位。《舆地纪胜》即载：“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元市。”④《梦梁录》则载，两浙海商“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放洋”，又“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若有出洋，即从泉州港至岱屿门，便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也”⑤。南宋泉州港已成为海商进行海外贸易的主要门户。
综上所述，在境内外交通条件改善、经济联系加强和航海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福建海商依托渐居于海外交通枢纽地位的泉州港，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海商而言，自然居于更为有利的位置。再加上宋代福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福建海商具备了崛起为与“外商海贾”相提并论的国内沿海商人代表之有利条件。因此，宋代以来，所谓的“闽商、闽贾、闽船”的足迹所及，屡见于时人文献，福建海商必然为今人所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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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87《高丽传》。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八。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一。
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中华书局影印文选楼影宋抄本。
⑤吴自牧：《梦梁录》卷12《江海船艦》，《丛书集成初编》本。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Rising
of Marine Merchants in Fujian Province in the Song Dynasty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
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 (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 (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 (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 (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 (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 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 “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 (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 (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 (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推翻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 (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 (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 (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 (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 (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 (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 (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 “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 (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 (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 (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 (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 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 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 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 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 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 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 《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 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 第 期至第 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
(17)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 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 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 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徐鹏校注
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 傅璇琮主编
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
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
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 宋祁撰
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
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
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
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 孙映逵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
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
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
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
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
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 李景白校注
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 （清）赵殿成笺注
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 陈鼓应注译 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
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 刘开扬笺注
中华书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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