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4:23
导语：在法学论文研究方法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音乐；声乐教学；情感
一直以来，声乐教学总是围绕着解决开喉咙、呼吸、喉头等技术问题来进行。传统教学中过于强调肌肉运动的技术能力，忽视了人的情绪性格等因素，造成技术的不全面，使专业的学习较为艰难。声乐学生整天努力练习的不是如何进步，而是忙于解决各种声音的毛病。许多声乐前辈和老师说。学习声乐就是建立好的“歌唱乐器”，就是“发声机器”的训练过程。然而这种单一的将发声技能作为声乐教学的全部的教学方法，是不能真正达到声乐教学效果的。声乐是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它需要一个整体协调的状态，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状态、心理稳定等方面，仅仅练习发声技术不但学不好技术，还会影响歌唱的美感。实际上声乐就是正确的说话，歌唱最终是表达感情的。歌唱的内容是歌曲的音乐情感和音调，其他的练习都是辅的。而且每个人对声乐技术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而教师最终的责任就是帮助学生稳定状态，建立起学生个人的演唱技术状态。优秀的教师是不拘于某种教学模式的，而是通过合适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目的。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得知以音乐中心，通过表现音乐形象来调整发声技术的声乐教学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
声乐是音乐、诗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结合的艺术。好的演唱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发声技巧、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浓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因此，作为教师必须从“重技轻艺”的误区中走出来，使自己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史学修养、语言修养、美学修养和音乐理论修养，建立以音乐为中心的整体教学观念。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音乐是声乐艺术中的重要内容，教师应从培养学生音乐内心听觉与音乐意象人手，在声乐教学实践中，通过长期刻苦的音乐艺术训练，融入练习者的创造性，并依靠练习者的情感、经历、修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促进声乐艺术的表现。技与艺，即声与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连的两个部分。发声、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达构成歌唱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声是以人身的整体作为乐器从事歌唱的，绝非只靠嗓子、气息或共鸣就能单独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参与的一种表演艺术，歌唱应成为诸种因素融汇于一个整体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艺术。换言之，只有声情并茂，技艺结合，才能使歌唱达到感人的境界，产生沁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声与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不论是专业歌唱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加强整体歌唱的意识，使歌唱发声与情感表达同时进行，使声、字、情成为一体，养成用心灵歌唱的习惯。由于每个人的生理条件不同，嗓音也有差异，在声乐教学中整体训练尤为重要，它不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体训练、歌唱语言处理，歌唱心理的训练等，更重要的还是歌唱的魂——音乐的训练。从开始练声起，就要同音乐结合起来，即练声也要有良好的乐感。音程、音阶的练习中，一方面是肌肉、音准、气息、共鸣等方面的技术练习，同时它们又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要给它们以音乐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练声一开始，要求每个歌唱者把音程、音阶、练声乐句也唱得悦耳、动听。以上我们可以领悟到，在歌唱发声的过程中，呼吸、共鸣、吐字、表现缺一不可，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整体歌唱”的含义。
二、有内涵的练声
歌唱发声练习的目的，简言之，就是将歌曲演唱中对声音所需求的各种技术环节，通过有规律、有步骤的发声练习，逐步提高歌唱发声的生理机能，调节各歌唱器官的协作运动，养成良好的歌唱状态，使歌唱发声的技术成为歌唱表现的有力手段，为达到声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务。发声练多因为没有歌词的原因，被认为是没有情感内容的，属于纯粹技术练习，如单个音素、音节的发音练习，扩展音域的练习，提炼音质的练习等等。其实不然。即使是单个长音，假使我们用不同的情绪来表达，也将出现多种声音音色、音质的表达方式。在歌唱中“声和情”永远都是紧密联系的。例如：我们在心情愉快时发出的声音是甜润、温暖的，而板着脸孔则会发出冰冷、干涩的声音，即便符合练习要领，声音效果也是差强人意的。发音正确基本方法的掌握，是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达意，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声音。愉快、温暖的发音应是歌唱时的最基本声音色调，它可以使声音柔和悦耳，声随情走，充分做到有声有情，情托声，声含情。
在声乐教学中，练声过程是整体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何让学生从枯燥的练声技能中摆脱出来，就需要运用音乐的魅力，发挥练声曲的作用。在练声前，首先要求学生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借助发声练习曲调的旋律，诉说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发内心的情怀。例如：5432｜1——这一短小的练声曲，可以引导学生想象这个练声曲的旋律是对“彩虹”的描绘，提示学生用声音来描绘彩虹的形状，以及用“雨后见彩虹”的欣喜心情来进行发声练习。如此，简单枯燥的练声曲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学生会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终达到练声目的。同时，在发声练习过程中，结合字声练习(带词练习)要求根据词意思维有想象、有意境、有画面、语气有表现、声音有乐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圆、以情带声、声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过渡。
三、“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艺术，更是人类心灵对世界感应的产物，是以歌唱声音为物质材料的人类精神唤醒及生命升华的展开形式，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展开其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情感表现的自我创造与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华。在歌唱的诸多环节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导作用，是声音的灵魂。匈牙利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指出：“艺术的精髓并不是技术而是心灵，一旦心灵可以毫无障碍地自由表达，便能创造出完整的音乐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鲁索认为“歌唱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效果而作的技术挣扎。”他在歌唱时听从心灵的支配，超越技术对他的影响，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导师。北京曲艺界也有着“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的艺谚，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内在情感统领、调动声音，以显示情真意切、优美动人的双重艺术魅力。因此，笔者认为在声乐教学中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的艺术表现上，会给课程的整个过程带来一个良好的开端。
歌唱前让学生充满激情地朗诵歌词，酝酿感情，根据歌词的内容与情绪决定抑、扬、顿、挫的声调和字的喷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把握歌唱内容所要求的总体形象，在脑海里形成“内心形象”，从内心视觉、听觉上感受音高、节奏、发音及内容表达的理想效果，引导学生感受音乐，表达情感，积极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带声”的歌唱。它就好像讲故事时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这种忘掉技术、注重表达歌词内容的歌唱才能打动观众。例如在《节日欢歌》歌唱训练中，启发学生怀着激动兴奋的情绪，表现节日中欢快的气氛。学生在跳跃生动的音乐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运用光彩明亮、流畅生动的高位置声音来演唱，无须过多的声乐术语做解释。同样在教授歌曲《黄水谣》时，首先让学生了解音乐的背景，以及音乐所要表现的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力图让学生从音乐中感受三种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单从声音技巧来训练、要求学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带声”的歌唱训练，充分发挥了音乐的作用，让学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使他们从复杂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来，从中真正感受到所带来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歌唱的本质。
一、“教”与“玩”结合的提出依据
1.小学生的情趣特点决定了在体育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的结合。爱玩好动，是儿童的天性，在小学时期的学生，兴趣广泛，好奇心强，常常以直接兴趣为动力，这就要求体育教学应从学生的情趣特点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寓教于玩，这样既能增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又能在娱乐游戏中体现体育教学内容，达到体育教学目的。
2.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决定了在体育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的结合。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其骨骼硬度小，韧性大，易弯曲变形；肌肉力量小，耐力差；心率快，肺活量小，负氧能力差，易疲劳。这些都表明少年学生的运动负荷不能过大，运动时间不宜过长，否则，非但起不到通过上体育课来强身健体的作用，反而会给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把“教”与“玩”有机结合，使少年学生在上体育课过程中有张有弛，无疑是必要的。
3.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决定了在体育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的结合。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都比较差，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教师讲的头头是道，学生却似懂非懂的情况，这就说明体育教学只强调“教”是不够的，还必须同“玩”结合起来，通过做游戏等趣味活动来启发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做到潜移默化。
4.小学生的成才需求决定了在体育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的结合。体育教学的目的在于育人，即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人才，这就要求在体育教学中应体现出能够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学生个性、增强学生体质和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教师的精心教导和学生的自我锻炼，“教”，可以使学生明确体育课的目的、原则、方法。“玩”，则可以促进学生消化理解教学内容，增强实践能力，同时，通过有目的的“玩”，还可以发挥学生的潜能，发展其个性，增强其创造能力。
二、“教”与“玩”结合的基本方法
1.集分结合。就是在体育课堂上，教师集中一段时间讲授理论知识和练习规范，然后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以体育游戏形式进行应用。如，在讲授身体平衡技能知识后，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单腿站立、单腿跳跃、单腿跳接力等比赛，把“教”与“玩”结合起来。
2.课间穿插。就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趣味游戏，以活跃体育课堂气氛，刺激学生运动神经的活跃。如，在教授体操课时，可在课间放一段欢快的乐曲，让学生们尝试按着音乐节拍以舞蹈形式做体操；在队列练习时，穿插一些花样，等等。这些都能使枯燥、紧张的体育课变得生动、轻松，具有吸引力，提高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3.命题发挥。就是在教授某种体育运动规范后，由教师统一命题，提出运动量和锻炼目的，然后由学生自己设计体育活动项目，自己组织体育游戏活动。
4.内外联系。就是把校内体育教学与校外学生体育活动联系起来，让学生在校外的“玩”按照一定的体育规范要求进行，实现校外“玩”为校内“教”服务。
三、“教”与“玩”结合的原则要求
1.服务中心。即为教学教改这个中心服务，把改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体育教学中“教”与“玩”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寓教于“玩”。“玩”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的玩，即无要求无目的的凭兴趣玩，一种是有要求要实现一定目的的“玩”，两种玩虽都以身体的运动为主要形式，但实际意义则完全不同。在体育教学中，提出“教”与“玩”相结合，是把“玩”作为教的辅导手段，以“玩”助学，以“玩”促练，也就是在“玩”的过程中要体现教的意图，实现教的目的。
3.循序渐进。从引导、诱导的角度，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在渐进过程中使“教”与“玩”的形式、内容在结合上日益紧密，使学生一步一步地按照体育教学的要求有目的地进行各种“玩”的活动，如在低年级学生中练习躲闪能力可组织开展比较简单的“老鹰捉小鸡”游戏活动。到了高年级，则应组织带球躲人等难度大的躲闪游戏活动。
4.活而不乱。“玩”是助“教”的一种手段。因此，体育教学中应用“教”与“玩”结合的方法必须注意分寸，把握尺度，要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和教学实际需要组织必要的“玩”，防止“玩”偏问题的发生。
四、“教”与“玩”结合的实践效果
1.增强了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教”与“玩”的结合，丰富了体育教学形式和体育教学内容，满足了学生的情趣特点和心理需求，实现了教者与学者在感情上的融合和在情趣上的共鸣。因此，在体育课堂上，学生精神饱满，兴高采烈，自觉、主动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2.强化了学生的体能锻炼。在体育教学中，由于穿插了一些体育游戏，吸引了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使学生的运动量增加，达到了运动负荷。通过“玩”达到了学生运动量，促进了体能的增强。
3.加快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与“玩”的结合，为体育教学营造了一个比较自由、民主的宽松环境，赋予了学生一些独立自主的权力，使学生可以根据主观愿望，运用获得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选择与个人爱好和体能实际相适应的体育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健康的情趣，锻炼坚强的意志，促进了学生个人性格、气质的发展。
4.促进了学生的智力提高。“教”与“玩”的结合，使学生在体育教学中接触了更广阔的知识天地，促使学生在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协调等方面全面发展，促进了思维、判断、记忆等方面能力的增强，为学生智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在斯密、韦伯、马克思、阿马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下简称森）等学者那里，已经进行了论述。斯密难题就是围绕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至今仍然是经济伦理研究的“千年难题”。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经济与伦理的相互关系来分类，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三种：第一，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路线；第二，从经济学到伦理学的路线；第三，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综合路线。
从伦理到经济
伦理思想，作为先导意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的宏观方略。经济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一直服务、服从于社会伦理大思路。一种经济政策、实务的出台、运行，都需要得到伦理的首肯、支持、辩护。所以，从伦理来观察、说明、论证经济的合理性，是人类思维的一贯倾向。
中国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辅”的指导思想进行国家经济管理的。孔子的《论语》在伦理学说的基础上，描绘了治国安邦方略，包括对于经济活动的原则性对策。儒家围绕人学、伦理中心问题，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上，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以此做指导，进行经济活动，主张“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义利双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济伦理模式，争取实现“富而仁”的境界。伦理规范决定、限制着经济利益的分割。它强调家庭血缘人伦关系，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理解、扩展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从小范围的家庭、亲戚血缘关系，延伸到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严格规定君与臣、官与民、上级与下级的相互关系等等，已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复杂关系中的独特；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血缘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来说明经济活动这些人类事务性工作对于伦理的实现的工具作用，勾画了经济伦理的原则性框架——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过程）。
古希腊的柏拉图，第一次提出建立“正义”、“美德”的“理想国”。他的经济、政治理论，有意识地建立在理想伦理思想构架体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社会不同人等都有对应的职位、角色，从事天份，就是服从正义。他把人分为三等，认为政治的意义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学家管理国家，这些人是“杰出”、“最优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银子做的武士则管理军队。这两类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实现正义，为民谋利，这样政治就达到最高“善业”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铜和铁做的，那就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劳动生产。经济活动是《理想国》理念、政治蓝图的具体体现，个人严格按照天份，进行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正义的，既符合经济上的职业伦理，又符合社会和人生伦理。当时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即富人、穷人和介于两者中间的中产阶级。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会发号施令，不能审慎地考虑问题；穷人则往往由于卑贱而自暴自弃，只知服从而不堪为政；同时，贫富两阶级互不信任，不管它们中的哪一个阶级执政，都会引起党争而发生动乱。只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形成最好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较为稳定，他们既不象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物，也不象富人那样引起别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受人谋害；所以最适于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仲裁者”。在这种中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还要实行以下几条原则：第一，财产应私有公用，这样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第二，公民（这里主要指中产阶级）应轮流执政，不得搞终身制；第三，必须实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对于柏拉图的社会伦理、经济定位理想，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进行了批评，认为是顽固的专制主义、与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径庭。“柏拉图的道德准则是严格的实用主义；它是集体主义或政治实用主义的准则。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道德不过是政治的保健术。这是集体主义的、部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道德理论。”（注：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但是，无论如何，柏拉图在伦理体系对于经济问题的贯通上，是有杰出贡献的。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政治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就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时，就将经济学的主题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经济动机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学，寻求幸福才是价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学、智慧之学、高贵之学。他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爱、中道、友谊、国家正义（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规则。
新教运动从宗教的、道德的意义，说明经济、世俗的劳动现象。道德主动参与、影响经济生活，只有在高级信仰与日常经济活动相互结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俭、节约、慈善、谨慎、勇敢、宽容、正义等美德，进行持续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创造、达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为。世俗劳动是一种“典型”的禁欲活动，上帝本身对其选民的赐福表现为他们的劳动取得了成就（即他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如果娱乐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强身体机能所必要的娱乐，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为一种纯粹享乐的手段，或者成为唤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恶的赌博本能的一种手段，则应受到严厉谴责。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义、经济合理主义思想、自由主义）与经济活动相结合，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事实。新的宗教伦理作用于经济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数量众多而且异常勤奋俭朴的近代企业家和科学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沿着传统文化的演绎思路，从伦理的“主义”到经济的“问题”，自然包容、形成了经济伦理的统合。“从《圣经》到苏格拉底，再到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我们是否应该信奉伦理价值？’和‘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区分正确与错误？’，一直是萦绕着不可回避的，并且明显是难以处理的。这些问题不仅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生活中出现，同样在我们的职业活动中产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经济伦理学界，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科的学者，看待经济学，进行经济伦理研究，一般采取了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模式。他们成为研究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罗尔斯《正义论》对于正义理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对于分配正义的审视，美国堪萨斯大学哲学系的狄乔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从伦理到经济的认识路线，存在着自己的优势。伦理学以哲学领域的世界观高度，对于经济问题有高瞻远瞩的把握；对于经济现象，有独到的见解，有深入的学理上的分析、论证；经济活动的具体实践，都可以在伦理学人类社会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体现，显示了伦理学作为理论的强大包容、解释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伦理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的逻辑推理和演绎，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许多理论存在着空泛、不实用、不具体、不精确的倾向。而市场经济与道德的研究，是特别需要面对经济生活复杂的内容的，不能光从市场经济的理论出发进行简单的逻辑推定。过去我们运用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来论证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常常造成某些结论和社会现实不相符的后果，对于社会、群众的认识造成误解，甚至在实践上带来预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从经济到伦理
经济生活、经济研究中，经常面临伦理问题，导致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学者们思考、探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例如：美国圣母大学工商学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
经济伦理学应该关注、研究的内容，其实质就是运用伦理理论进行观照、解决经济活动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经济问题导致伦理的追问，使经济伦理得到重视。德·乔治先生认为，经济伦理学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一般伦理学原理在经营活动的具体案例与事件中的应用；……第二个方面是元伦理性有关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企业预先假设前提的分析；……第四，对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有时会超出伦理学的范畴而涉足于哲学、经济学或组织理论等其他知识领域；……最后一项内容是对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和典范式道德行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乔治，李布译：《经济伦理学》（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经济活动中的职员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环境、利润与社会责任所关联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服务环节，都与伦理发生密切关系。企业宗旨、价值观、企业内部管理、外部经营，都需要从伦理的观点加以认识。
经济注重效率，同时自然带来伦理上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是明显的，充裕丰厚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最终的伦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它隐含着对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内容即是“人尽其才”。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正效应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们面孔上的虚伪纱布，将功利请到人们议政的殿堂里，功利作为道德的内涵终于得到舆论的认可，效率则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现。市场经济背景下，不仅仅是言利和竞争，它同样需要互助友爱，同样需要人们具有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义、古道热肠、仗义执言、助人为乐等等，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关怀与市场竞争、效率优先之间，应该有这样一种更高更纯的“黏合剂”——公平机制。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成为经济伦理的关键内容。“涉及到利润、增长、技术进展的问题，都有伦理上的维度：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对社会总体的影响，工作环境的质量和特征，以及消费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经济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兴盛，甚至成为经久不息的社会运动，其根本原因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和改革。有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必然会有与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遥想当初，计划经济时期，道德内容与当今时代有着巨大的反差和变异。彼时，人们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义轻利。知识分子耻于言名利，科技人员不敢自诩专家，农民去市场卖个鸡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这就是所谓“道德的自身合理性”。从道德产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体现着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从道德的社会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价值与合工具的统一。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义出发，将人的合理性行为分解为价值合理性行动和工具合理性行动两种。再从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而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形式和社会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现实的需求。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与一定的道德观念指导相关或符合某种道德要求。市场经济取消自然经济，既体现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也蕴含着社会伦理中推陈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经济伦理学是关注今天经济世界的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也许是最容易误解的学科。经济伦理学领域面对特定的经济实践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问题。”（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场经济确定的社会动机与目的，就是试图为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找到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这就是市场经济产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个经济学范畴，是资源有限前提下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场经济推出一系列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迥然不同的道德内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内容却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就像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田园风光，一旦受到商品经济的侵袭，竟也变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掺杂了许多世俗的东西。经济秩序发生了裂变，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亘古不变？
从经济来认识伦理问题，有自己的特长。实证分析，细致入微，比较严密，改变了伦理学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进，使伦理问题的解决，找到了在实际生活中的可行途径。
但是，经济中的伦理研究，存在着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经济学忽视、否认伦理维度时，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有的经济学家甚至完全抛弃了道德的考虑。“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注：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讲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功利主义独霸的园地。功利价值、效用意识，逐渐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这样，美德、正义等人类社会许多不能或者不好确定现实价值的东西，被置若罔闻，人们的行动在狭隘的圈子旋转，为了暂时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价值；强调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已沦为工程学，没有人性内容了。“‘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3页。）
寻求经济与伦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类知识与智慧学说中，保持着经济与伦理原始样态的自然结合。作为经济伦理学，它是演绎与归纳方法、分析和综合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论上的整合，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向交融。其研究内容既有“主义”，又有“问题”。“主义”是涉及伦理价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东西，“问题”是联系实际的经济现象、伦理困惑。经济伦理学就是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进行联系、加沟通、搭架桥梁，使其最终融合起来。
到近代，亚当·斯密觉察到了经济与伦理的难题，并且开创了试图将两者相结合的思路。
斯密经济学上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伦理学上的《道德情操论》，阐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够圆满地解决经济上利己与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有的叫作“斯密难题”、“斯密悖论”），即《道德情操论》表达的利他主义和《国富论》利己主义的论述相互矛盾的问题。
其实，斯密是把《国富论》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思想的发挥。经济学和伦理学，按照斯密时代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斯密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出发，来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也就是说，经济上的欲望，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只是论述需要的侧重点不同；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从利己主义伦理原则来说明“经济人”的活动，他认为，每个人追求财富，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
经济与伦理的结合，是通过神奇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公平的承担者的“纽带”联结的。《国富论》中这样来论述：“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用来说明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亚当·斯密著，蒋自强译：《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0页。）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国富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基本。在斯密看来，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而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将促进社会繁荣。社会利益就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存在和发生作用，使经济达到“自然平衡”。同时，它可以实现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过互利交换的现实，来阐明其观点。社会法规正是作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具体表现，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处、各得其所。
在当代，试图恢复古代、近代思想家对于经济伦理全面思考的学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森积极探索了经济伦理的贯通，深刻揭示和论证了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进行了经济与伦理相辅相成的创造性劳动。森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相得益彰、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规定了对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关键词：文艺美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61-01
文艺美学最早出现是在学者王梦鸥于上世纪70年的《文艺美学》一书中。80年代由胡经之正式提出“文艺美学”概念。于是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美学概念及学科在中国迅速发展，可以说文艺美学是中国美学研究对世界美学的一项独特贡献。文艺美学虽然在中国提出，但还远远谈不上有固定的体系。对于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对于促进文艺美学进一步发展成熟并成为被世界认可的美学思想有重要意义。
文艺美学作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就应该有更好的独创性。中国学者提出的文艺美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形态，作为中国美学自身的现代转换。从西学东渐以来，大多都是通过西方概念和范畴来规划中国自身的文化知识体系，美学也不例外。美学在西方由鲍姆嘉通提出，是感性学的意义，立足于感性知识的完善，主要运用的还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艺术哲学。但在中国并没有自主提出过美学这一学科名词，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在西方话语之下还有多少本色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西方改造是否取消了我们立足于自身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也是个问题。所以文艺美学的提出恰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表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美学，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学体系。
文艺美学作为文艺学与美学的交叉学科，一方面是对具体艺术行为的分析论证，另一方面是着眼于这些艺术行为的审美特性。这种指向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讨论方式有巨大传承性。中国古代艺术论具有立足于艺术本身，从审美感悟的方式做出论述的理论品质，这是我们古代文论区别于西方美学的重要一点。艺术活动是具有典型美学特征的活动，以其审美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文艺美学是比技术美学、社会美学等更具有美学说服力的学科划分。这种学科划分无疑是中国美学的独创，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表达。
从对文艺美学的界定和研究对象认定，道出了文艺美学新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具有更大的学术探讨价值之。周来祥先生在他的《文艺美学》一书中提出要以辨证规律来探讨文艺美学。哲学是我们探讨艺术规律的重要哲学指导，也是长期以来指导我国学者进行理论创建的科学的哲学观和方法论。
中国古代的美学论著无不与具体的艺术探讨有关。例如《文心雕龙》是探讨文章的写作方法，强调文章要注重“神思”、“风骨”，这些无不具有重要的中国美学意义。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以中国传统的“境界”说来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他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等有很大研究，并深受影响。王国维写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划分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有我”与“无我”与康德美学思想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谋而合，“有我”可谓有目的，“无我”可谓无目的。这种有无之划分与西方的二元划分习惯有很大关系。但是“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又是具有绝对中国特色的表述，与中国传统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提两种境界时，绝不忘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举例与分析。“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对于诗境的分析不止于美学学术方面，更提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可谓是中国美学独特的学术视角，这也符合以文艺美学树立中国美学品质的要求。
文艺美学在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方面有着艰巨的任务，可以说这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机。文艺美学也只有在发展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自身独特的理论品质。我们相信，在坚持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下，发扬中国传统美学的特色必然会使文艺美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曾繁仁.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产生及其发展[J].文学评论，2001，（5）.
近几年来，旨在教会学生会学习、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学法指导的研究和实践已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对当前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实施素质教育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培养未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促进科教兴国具有历史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如此，数学教育的实践和历史还表明，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具有巨大的影响。因此，提高基础教育中的数学教学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可目前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数学教学中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和做法时有发生，为此更新数学教学思想、完善数学教学方法就显得更加迫切。在数学教学中，开展学法指导，正是改革数学教学的一个突破口。
一
对数学教学如何实施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人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验。首先是通过观察、调查，归纳总结了中学生数学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如“学习懒散，不肯动脑；不订计划，惯性运转；忽视预习，坐等上课；不会听课，事倍功半；死记硬背，机械模仿；不懂不问，一知半解；不重基础，好高骛远；赶做作业，不会自学；不重总结，轻视复习”［1］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数学学法指导的途径和方法，如数学全程渗透式（将学法指导渗透于制订计划、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独立作业、学结、课外学习等各个学习环节之中）［2］；建立数学学习常规（课堂常规———情境美，参与高，求卓越，求效率；课后常规———认真读书，整理笔记，深思熟虑，勇于质疑；作业常规———先复习，后作业，字迹清楚，表述规范，计算正确，填好《作业检测表》，重做错题）［3］等等。诚然，这对于端正学习态度、养成学习习惯、提高学业成绩、优化学习品质，采劝对症下药”的策略，开展对学习常规的指导，无疑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指导，决不能忽视数学所特有的学习方法的指导。可以说，这才是数学学法指导之内核和要害。也就是说，数学学法指导应该着重指导学生学会理解数学知识、学会解决数学问题、学会数学地思维、学会数学交流、学会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等。有鉴于此，笔者主要从“数学”、“数学学习”出发，来阐释数学学习方法，论述数学学法指导。
二
从数学的角度出发，就是要考察数学的特点。关于数学的特点，虽仍有争议，但传统或者说比较科学的提法仍是3条：高度的抽象性、逻辑的严谨性和应用的广泛性。
1．数学研究的对象本来是现实的，但由于数学仅从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方面来反映客观现实，所以数学是逐级抽象的产物。比如三角形形状的实物模型随处可见，多种多样，名目繁多，但数学中的“三角形”却是一种抽象的思维形式（概念），撇开了人们常见的各种三角形形状实物的诸多性质（如天然属性、物理性质等）。因此，学习数学首当其冲的是要学习抽象。而抽象又离不开概括，也离不开比较和分类，可以说比较、分类、概括是抽象的基础和前提。比如，要从已经过抽象得出的物体运动速度v＝v0＋at、产品的成本m＝m0＋at、金属加热引起的长度变化l＝l0＋at中再次抽象出一次函数f（x）＝ax＋b，显然要经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和概括（它们的共同特征）。根据数学高度抽象性的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强调比较、分类、概括、抽象等思维方法的指导。
2．数学结论的可靠性有其严格的要求，观察和实验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和方法，而是要经过逻辑推理（表现为证明或计算），方能得以承认。比如，“三角形内角和为180°”这个结论，通过测量的方法是不能确立的，唯有在欧氏几何体系中经过数学证明才能肯定其正确性（确定性）。在数学中，只有通过逻辑证明和符合逻辑的计算而得到的结论，才是可靠的。事实上，任何数学研究都离不开证明和计算，证明和计算是极其主要的数学活动，而通常所说的“数学思想方法往往是数学中证明和计算的方法。探求数学问题的解法也就是寻找相应的证明或计算的具体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证明或计算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又是任何一种数学思想方法的目标和表述形式”［4］。又由于证明和计算主要依靠的是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所以根据数学逻辑的严谨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要重视归纳法、演绎法、分析法、综合法的指导。
3．由于任何客观对象都有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因而从理论上说以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可以应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即可谓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应用数学解决问题，不但首先要提出问题，并用明确的语言加以表述，而且要建立数学模型，还要对数学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论证，对数学结果进行检验和评价。也就是说，数学之应用，它不仅表现为一种工具，一种语言，而且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思维模式。根据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特点，数学学法指导还要指导学生建立和操作数学模型，以及进行检验和评价。
三
从数学学习的角度出发，就是要通过对数学学习过程的考察，引申出数学学法指导的内容和策略。关于数学学习的过程，比较新颖的观点是：“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或是将环境对象纳入其间（同化），或是因环境作用而引起原有结构的改变（顺应），于是形成新的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如此不断往复，直到达成相对的适应性平衡”［5］。通过对这一认识的分析和理解，就数学学法指导而言，可概括出以下3点：
1．行为结构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又是学习新知的基础，因而在数学教学中亦需注重外部行为结构形成的指导。由于这种外部行为主要包括外部实物操作和外部符号（主要是语言）活动，所以在数学学法指导中，一要重视学具的操作（可要求学生尽可能多地制作学具，操作学具）；二要重视学生的言语表达（给学生尽可能多地提供言语交流的机会，可以是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2．认知结构同样既是学习新知的目的和结果，也是学习新知的基础，故而数学教学要加强数学认知结构形成的指导。所谓数学认知结构，是指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按自己的理解深度、广度，结合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特点，组合成的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整体结构。因此，对于学生形成数学认知结构的指导，关键在于不断地提高所呈现的数学知识和经验的结构化程度。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须注意如下几点：①加强数学知识间联系的教学。无论是新知识的引入和理解，还是巩固和应用，尤其是知识的复习和整理，都要从知识间的联系出发。②重视数学思想的挖掘和渗透。由于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的本质的认识，因而数学思想是数学知识结构建立的基础。常见的数学思想有：符号思想、对应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归纳思想、公理化思想、模型化思想等等。③注重数学方法的明晰教学。数学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是建立数学知识结构的桥梁。常见的数学方法有：化归法、构造法、参数法、变换法、换元法、配方法、反证法、数学归纳法等。
近几年来，旨在教会学生会学习、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学法指导的研究和实践已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课题。这
本篇论文是由3COME文档频道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
3．在原有行为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基础上，无论是通过同化，还是通过顺应来获得新知，必须是在一种学习机制的作用下方能实现。而这种学习机
制主要就是对学习新知过程的监控和调节，即所谓的元学习。实质上，能否会学，关键就在于这种学习是否建立起来。于是，元学习的指导又成为数学方法指导的重要内容。为此，在数学学法指导中，需要注意：①要传授程序性知识和情境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即是对数学活动方式的概括，如遇到一个数学证明题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再干什么，就是所谓的程序性知识。情境性知识即是对具体数学理论或技能的应用背景和条件的概括，如掌握换元法的具体步骤，获得换元技能，懂得在什么条件下应用换元法更有效，就是一种情境性知识。②尽可能让学生了解影响数学学习（数学认知）的各种因素。比如，学习材料的呈现方式是文字的、字母的，还是图形的；学习任务是计算、证明，还是解决问题，等等。这些学习材料和学习任务方面的因素，都对数学学习产生影响。③要充分揭示数学思维的过程。比如，揭示知识的形成过程、思路的产生过程、尝试探索过程和偏差纠正过程。④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诊断，明确其自身数学学习的特征。比如：有的学生擅长代数，而认知几何较差；有的学生记忆力较强而理解力较弱；还有的学生口头表达不如书面表达等。⑤指导学生对学习活动进行评价。如评价问题理解的正确性、学习计划的可行性、解题程序的简捷性、解题方法的有效性等诸多方面。⑥帮助学生形成自我监控的意识。如监控认知方向意识、认知过程意识和调节认知策略意识等等。
四
根据数学内容的性质，数学教学一般可分为概念教学、命题（主要有定理、公式、法则、性质）教学、例题教学、习题教学、总结与复习等5类。相应地，数学学法指导的实施亦需分别落实到这5类教学之中。这里仅就例题教学中如何实施数学学法指导谈谈自己的认识。
1．根据学生的学情安排例题。如前所述，学习新知必须建立在已有的基础之上，从内容上讲，这个基础既包括知识基础，又包括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还包括学习兴趣、认知意识，乃至学习态度等有关学习动力系统方面的准备。因此，无论是选配例题，还是安排例题，都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要考虑激发学生认知兴趣和认知需求的原则（称之为动机原则）。在例题选配和安排中，可采取增、删、调的策略，力求既突出重点，又符合学生的学情。所谓增，即根据学生的认知缺陷增补铺垫性例题，或者为突破某个难点增加过渡性例题。所谓删，即根据学生情况，删去比较简单的例题或要求过高的难题。所谓调，即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将后面的例题调至前面先教，或者将前面的例题调到后面后教。
2．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精选例题。例题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基本的莫过于理解知识，应用知识，巩固知识；莫过于训练数学技能，培养数学能力，发展数学观念。为发挥例题的这些基本作用，就要根据学习目标和任务选配例题。具体的策略是：增、删、并。这里的增，即为突出某个知识点、某项数学技能、某种数学能力等重点内容而增补强化性例题，或者根据联系社会发展的需要，增加补充性例题。这里的删，即指删去那些作用不大或者过时的例题。所谓并，即为突出某项内容把单元内前后的几个例题合并为一个例题，或者为突出知识间的联系打破单元界限而把不同内容的例题综合在一起。
3．根据解题的心理过程设计例题教学程序。按照波利亚的解题理论，一般把解题过程分为弄清问题、拟定计划、实现计划、回顾等4个阶段。这是针对解题过程本身而言的。但就解题教学来说，还应当增加一个步骤，也是首要环节，即要使学生“进入问题情境”，让学生产生一种认知的需要。对于“进入问题情境”环节，要求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在承上启下中，提出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激起认知冲突。而对其余4个环节，教师的行为可按波利亚的“怎样解题表”中的要求去构思。一般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注意做到做好前3个环节，却容易忽视“回顾”环节。
严格说来，回顾环节对解题能力的提高，对例题教学目的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回顾环节来讲，除波利亚提出的几条以外，更为主要的是对解题方法的概括和反思，并使其能迁移到其它问题的解决之中。
关键词：英语口译；特点；教学方法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大学针对英语专业开设口译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精通汉英两种语言，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流利的进行英汉互译的涉外人才。因此，大学英语口译课程承担着培养这种人才的任务以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各种对外交流活动的需要。目前，社会及市场对口译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市场需求定位也越来越高。口译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规格口译人才规范化培养已经迫在眉睫。而很多大学英语口译课程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教学质量不高，教学效果不够明显。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英语口译的特点和原则，谈谈自己对口译课堂的一些教学方法的认识。
二口译的特点
口译是一项很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说其特殊是因为口头翻译工作有以下突出特点。
1、即席压力性。口译是一种不可能预测的即席双语传言活动。口译人员需要在准备有限的情况下，即刻进入双语语码切换状态，进行现时现场的口译操作。现场气氛压力大，特别是有的口译场面非常严肃庄重，如国际会议和外交谈判。正式场合的严肃气氛会给经验不足的译员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紧张的情绪会影响译员的自信。
2、立体综合性。口译是一种综合运用视、听、说，读、写等知识和技能的语言操作活动。译员必须具有观察捕捉说话者的脸部表情、手势体姿、情绪变化等非语言因素的能力；能够耳听会意各种带地方口音以及不同语速的话语的能力；能用母语和外语进行流利而达意地表达能力；在口译过程中能进行快速笔记、快速理解的能力。口译属一种立体式、交叉型的信息传播方式。
3、内容的繁杂性。译员的口译范围没有限界，内容可以上至天文，下及地理，无所不涉，无所不包，繁杂无限。口译的服务对象是各界人士，来自各个阶层、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教育文化背景，在交际过程中他们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表达出来，这是译员无法回避的现实。译员必须是一名通晓百事的杂家。
4、个体操作性。译员属单一的个体工作者，其劳动具有很强的独立操作性。口译需要当场、即时完成，译员通常听到的是只讲一次、不再重复的话语，他在正确理解的同时必须立即独立地进行一次性的翻译。通常译员在整个口译过程中基本上是孤立无援的。译员必须随时独立处理可能碰到的任何问题。在口译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译员受时间的限制不可能查询工具书或有关参考资料，不能在现场向任何专家、学者请教，也不能频频打断说话者，要求对方重复自己所讲的内容，解释其中的难点。
5、跨文化交际性。口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不是从原旬到译旬的译码，而是接收原句后必须经过信息概念转化，才能以译语表达原语的意思。口译的模式由三大块组成，左边是原语输入，右边是译语输出，中间连接左右两边的是信息概念转换。
三口译的原则和教学方法
口译教学目的为培养具有双语转换能力的合格的译员。鲍川运(2004)认为有四个标准可用来评判译员质量，即意思准确(Meaning)、条理清楚(clarity)、选词恰当(Diction)和表达得体(Presentatlon)。这就要求口译员不但要掌握相关的口译知识和口译技巧，还要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法国著名口译学家赛莱斯科维奇指出，口译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口译技能意识，应以技能训练为主，语言训练为辅(刘和平1994)。口译技巧和技能包括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即席反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听力理解能力和短时记忆能力，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梅德明(2003)认为一个人的口译能力不完垒等同于语言水平加翻译技巧，而是现代社会跨语言交际活动中译员的双语能力、翻译技巧和个人翻译素质的综合体现。因而在教学实践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使学生深谙跨文化交流时应遵守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根据以上对口译特点的分析和口译原则的探讨，笔者将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针对口译教学方法分述如下。
1、心理承受和即席反应能力训练。
口译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事口译的人员除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外，还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在通过各种多样化的授课形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以外，场景式的训练则不失为让学生体验在压力下训练口译能力的另一方“良药”，如此刺激使其感知力敏锐、思维括跃、想象丰富，发挥出学生的智力和主观能动性，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学习效率，切『练逻辑思维和应变能力。很多学生在有足够笔记的情况下，句子却始终翻译不出来，间或有明显关键词搭配错误的情况，甚是遗憾。去除紧张和欠缺语法知识的因素以外，这种问题很大程度上出在学员缺乏一定的应变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基于这种考虑，在教学中要经常让学生做诸如：断词组句、语句转述的训练，以期转换学生固有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思想，鼓励学生一词多译，一句多译，同时让学生养成一种变通难句灵活搭配的习惯，不至于在关键时候“死机”。
2、听力理解和短时记忆能力训练。
由于口译在短时间内经历三个转换过程：从原语的语言符号到内容的转换一一即理解(Comprehension){从内容到记忆的转换——即记忆(Memorizmg)I从记忆到表达的转换一一即用译语表达原语意思(Reformulation)，因而在日常的口译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视、听、说、读、写的综合性语言操作能力。口译的最初过程是从听开始，然后大脑进行解码。因而第一阶段的听力理解过程至关重要。心理学家研究人的短期记忆只能保持20－30秒，而在口译过程中，译员要翻译长达几秒到十几分钟的内容，因此要注重学生的听力训练，苦练基本功。平时坚持收听收看英语广播、新闻、电影、电视等，注意收听不同英语口音的录音材料，同时课堂上进行短期记忆的训练包括对原语的复述、概括大意、形象记忆、逻辑记忆、连锁记忆、描述等；还要训练学生会作笔记以帮助记忆。口译笔记切忌求全，用简单的字、词或符号将讲话的要点用极快的速度记录下来，达到提示翻译的目的；可以使用大量常见的省略语和简单的速记符号。笔记技能形成的关键环节是模拟临场训练。笔记的课堂教学应避免大段的理论讲解，而应强调模拟临场，让学生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里多做仿真练习。在仿真练习中，教师可穿插讲解并示范口译笔记基本方法，笔记常用的符号、略语和记录格式等。
3、表达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训练。
语言能力是应用技能训练开展的前提，而对于口译来说，理解能力及口头表达能力更是语言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环节开展的得当与否也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技能训练。这一环节训练的侧重点在于对于学员在文章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上。可以通过多类型(如介绍言语类、演讲言语类、礼仪言语类等)材料的翻译及阅读理解和综合复述(如根据原文转述、定题自述等)来训练学员掌握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语言结构与词汇的特点。此环节笔者认为适宜在口译专业课程正式开始前的半个学期开始，在授课过程中，对必要的语言表达方式、结构、各种语言难点等进行操练都是适宜的，兼可帮助学生获得许多主题知识。
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是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征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许永梅2008)因此在口译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在日常教学中应适时地融入称呼、介绍、寒暄、问候、访问、宴请、送礼、告别、聚会、交友等文化因素的讲解，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不仅要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以及熟悉这门语言的文化背景，理解这种语言的高雅，注重运用俚语、诙谐、夸张、婉转等修饰方法，注重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域中的表现。
在掌握一定的口译知识和口译技巧的基础上，应培养学生掌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学生要力求博览群书，拥有广博的知识，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杂家”。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应着重加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修养的培养。口译员作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使者，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应该遵循国际间的规则，如保密、公正、按时、准确、尊重客户、公平交易等。
一、文献实证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中国古代学术文史不分家，进入现代以后，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学科门类逐渐细化，文学和历史被分为两科，学者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历史学者不懂文学，文学研究者不通历史，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不便，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回顾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学者往往文史贯通，有意识地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综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为文史互证。
关键词： 方法论 语文 教学
著名教育家叶澜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一门学科的方法论水平，可以成为衡量这门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而方法论的发展也必将成为促进学科成熟度提高的最根本手段。”语文作为学科教育的中流砥柱在教育改革的宏大背景之下自然要将方法论的研究纳入到当前的学术视野中来，以求与文学课本身的完善与成熟，这是语文教育之繁荣与创新的最佳突破口。
1.新课程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欠缺
1.1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目标定位有失偏颇。“从哲学的文化类型上说，现今世界上有两种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哲学，一种主要是存在论哲学。”传统语文教育研究倡导注疏，而现代及当下语文教育则进行本质主义的研究。众所周知，二元对立是认识论的基本特征，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的唯科学认识论模式。相对而言，存在主义抵制二元对立，推崇以人为本。本质主义研究务实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乎人本身的历史文化过程的实践生成性与意义可塑性，将语文教育物化，从而割断了语文教育作为人的活动与世界整体性的关系，其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很难达到相应的哲学理论高度。
1.2语文教学研究方法论缺乏历史延续性。语文教育研究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其中并不存在一条连贯的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轨迹。传统与现代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二元对立，加之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几经断档，并未自成系统。换个角度来讲，传统与现代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学者希尔斯教授在其经过二十五年潜心研究而撰成的专著《论传统》中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积淀”。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以表意象征的方式使人类的代与代之间、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和统一性，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1.3缺乏具体研究的理论高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语文教育研究以政策解读、经验总结、工作汇报为主要方式，无理论性可言。研究者很少到实践中作研究，是典型的书斋式研究，缺乏实证精神，理论建构缺乏现实依据，只能从宏观上进行泛泛的“完全正确”的大理论论述。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内涵越大则外延越小，外延越大则内涵越小，因此其理论缺乏可信性与可操作性。
1.4具体研究方法缺乏系统，导致研究方法选择上的主观性。目前，我国教育研究使用的一般方法包括观察方法、试验方法、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比较方法、因素分析方法及个案分析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作为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研究者从未在理论上深入领会这些方法的真正内涵。
2.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方法的欠缺原因
2.1概念范畴混乱。任何学术研究首先要理清所据概念范畴之含义，然后研究才有可能，语文教育研究尤应如此。传统语文教育研究讲求意会领悟，现代语文教育中简单的经验主义或主观臆测使语文教育研究所使用的一些感念范畴始终飘忽不定。仅“语文”二字就让研究界争论不休，无法在学术的层面上达成共识，研究者各自遵循自己的思路，无法在同一概念范畴内进行平等对话，从而阻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
2.2非逻辑的理论体系。逻辑性是衡量一种理论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由于语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不足，语文教育研究虽多点开花，但却始终无法形成逻辑性的理论体系。虽然语文教育学（或语文教学法）改名称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但从其深层实质来看，整个语文教育研究尚未真正自成一体，依然是各研究小领域各自为战，如阅读研究、协作研究等等，而没有立足于人，将语文教育作为文化整体加以逻辑性的理论架构。
2.3语文价值与意义的沦丧。在一定程度上，价值与意义是某件事物存在的唯一理由。语文教育研究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所追求的是语文教育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传统的注疏、“文以载道”是从儒家道德伦理出发并为其服务的；现代教育则是从政治思想教育立场和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出发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即使如今对语文教育价值与意义的反思也只是将语文功利主义工具观与人本（文）主义进行调和，其结果是刻意抛弃功利主义，同时却无法找到通达人文价值的路径，语文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暂时处于真空状态。
2.4学科地位的动摇。语文教育由于其研究方法论的不足，以及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不由地令人担心其学科地位的存在，或许是杞人忧天，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文教育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目前都还处在变化的边缘，作为一个交叉型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不足将会动摇其学科的地位。
3.新课程语文教学中方法论的运用策略
3.1关注与其他相邻学科的联系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广度都增强了，逐步从语文教学方法层面深入到语文教育的本体论、价值论、文化学层面，研究的视角也从单一的经验与思辨的研究发展到了从众多相邻学科的角度来分析、阐述语文教育的问题。尤其是二十世纪末由《北京文学》发起的一场关于语文教育的世纪大讨论是对语文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总结与反思，似乎达到了语文教育研究理论的历史最高度。
3.2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语文教育研究多方借鉴，从西方的文学理论、系统科学、文化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阅读学、写作学、问题学、现代教学理论等学科汲取理论营养，在语文教育研究界已经掀起一股新的争鸣繁荣之风。
论文摘要：抽象美术是教学中的难点。在高中美术欣赏课中，教师应设计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认识和欣赏抽象美术作品的能力。
在高中美术欣赏课的教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抽象美术作品。学生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总是以像与不像来评判，或者说看不懂，难以理解和接受。故而抽象美术一直是高中美术教学的难点，是学生最感莫名其妙，又最需要解惑的问题，也是大家争议较大的课程内容。下面谈一谈高中美术欣赏课中的抽象画教学。
一、审美观念的转变
要了解和认识抽象美术，首先就应转变审美观念。因为作为现代艺术中的抽象画和西方的传统艺术相比较，其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l、艺术家从以前的表现客观现实世界走向主观精神；2、放弃了传统的统一的美的标准；3、传统的艺术十分注重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而现代艺术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4、现代艺术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创造，而不是继承传统的内容和技巧。抽象艺术是艺术家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艺术表现手段、艺术语言等各个领域中探索和创造的结果。它是以纯抽象的语言表现精神及形式意味的美术，而这种纯抽象的美术对于高中生来说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因为传统的艺术观念再加上长久的应试教育的影响，使学生在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仍然用是否同客观对象相似及作品是否优美为标准加以判断，所以会有疑惑不解之感。对于抽象美术作品，学生要了解传统艺术与现代抽象艺术在创作观念上的转变，使自己在欣赏这些抽象美术作品时也转变自己固有的传统审美观，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和标准上来看抽象的艺术，以全面认识和理解抽象美术。
二、抽象美术的特点
欣赏抽象美术作品时，除了要抛弃传统的艺术观念外，还要让学生注意把握其主要特点。
1、形象的抽象性
抽象美术作品是艺术家对生活中的视觉经验的某种感受予以抽象的心理的一种表现。它以纯粹的点、线、面、形、色等构成画面内容含蓄，形象抽象，给欣赏者的感受是一种朦胧的印象。所以学生在欣赏抽象艺术时不要以像与不像来评价，要尽量根据作品运用主观感受来调动自己的情绪，而不要刻意去辨认画家究竟画的是什么。
2、画面有强烈的动感
许多抽象的绘画，以强烈的笔触，奔放的色彩来刺激人的视觉，动感强烈。例如：康定斯基的作品，以点、线、形、色依情绪随意作画，挥洒自如，使人产生运动、奔放、热烈不安等情绪感受。如产生某种情绪，获得某种狂热、高亢等视觉感受就是看懂了这类绘画，也称为热抽象绘画。属于冷抽象的欧普艺术以形的有规律的变化产生出奇异的流动、变幻的感觉。这些动感很强的抽象艺术是传统的具象绘画无法比拟的。
3、趋向音乐性
抽象画家利用色彩与声音产生的联觉，将点、线、形、色构成无标题的音乐，直接作用于欣赏者，使观者在看抽象画时，在心理上引起某种难以言传的情绪。如蒙德里安的作品《红、蓝、黄构图》。画面用直线分割成不同的方形，再填上原色，并以黑直线将它们分开。画面显得和谐而有变化，如同一首音节长短起伏，但却有自己主旋律的歌。
4、意蕴的含混性
抽象绘画以点、线、面等符号元素组成不明确的物象，其含义也是不明确的，欣赏者从中获得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它排除了具体的物象，其内涵不可能像具象绘画那样表现艺术家对所描绘的事物的认识、态度和评价，只是用抽象的手法表现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或追求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绝对抽象”。
三、教学方法设计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抽象美术作品的审美能力，加深对美术创作和美术作品的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采取了如下一些方法：
1、图案肌理的制作方法
高中学生理解能力强，再加上不需要写实绘画那样有严格的技艺，因而，可让他们动手制作抽象画。在制作中去体会抽象画所带来的乐趣。如：让学生在板面(如玻璃、塑料板、纸板)上，用水粉、油墨等颜料随意涂画，色彩要饱满，水色要淋漓，以此构成丰富而微妙、自然的肌理效果，然后根据画面效果命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注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要充分发挥色彩的丰富性、表现性，而不是具体事物的真实性。这种让学生动手创作的过程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抽象画的理解，还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对比欣赏法
在欣赏国外现代的抽象画时，许多学生会说看不懂，如果把中国的草书拿出来与之对比欣赏，就会发现部分学生虽然不认识其中的字，却能欣赏它的形式意味。中国的草书，特别是狂草，由于其语义的可识性程度降低，欣赏者更注重它的节奏变化及虚实浓淡的笔墨效果。实质上，抽象美术作品中夸张的线条和刺激的色彩与变幻莫测的中国草书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平面的抽象艺术，能给观者在视觉上引起某种情绪感受。抽象美术欣赏教学时，教师把两者对比起来欣赏，能起到解惑的作用。此时，教师还要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去理解其中的形式意味。
3、打散组合法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