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4:42
导语：在文学批评理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文学伦理批评
20世纪是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大发展的世纪。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研究过多地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现象,热衷于对形式、文体、技巧等实证、实用性的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乃至人类的精神问题的复杂多样化促使文学研究重新关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精神诉求。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评论界开始逐渐由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内部研究)转移到注意研究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作为生态批评支流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迅速成为西方文艺评论界的“新星”。
一、生态危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契机
现代工业的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早在19世纪已经引起人类的注意并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公害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引起世人的更为广泛关注,人们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损害公众健康,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爆发了一场新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思人类行为,质疑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论,揭示人类中心主义才是生存危机的根源。为探求人类的出路,生态主义围绕非人类的道德身份展开争论,形成形式多样的环境伦理。
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伦理中的最新发展,是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经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受教育权利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义，和20世纪20—60年代的以争取女性社会文化身份为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洗礼。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激励下,在妇女参与环保运动的实践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蓬勃发展起来。它借助解构主义,深入挖掘当下生存危机根源——父权制的男性中心主义观并进行颠覆性批判,力图构建一种新的环境伦理文化,为人类的持续谋求出路。
二、新伦理文化的建构:生态女性主义的活力源泉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类初始阶段对自然界的尊崇、恐惧、依附的生存意识(即自然伦理阶段),到对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环境从人类生存视野中逐渐隐退后的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即社会伦理阶段),再到现今环境问题带来生存危机而反思后的尊重、爱护自然,寻求人与其他万物平等依存(即环境伦理阶段)的伦理认知和革新过程。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伦理道德的修整重构过程。生态女性主义正是生态语境下伦理革新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广泛借鉴其他流派思想,特别是生态思想和传统女性主义思想,批判父权文化体制下的二元对立价值等级思维模式和工具理性主义传统,以颠覆西方主流的父权——男性中心主义伦理观,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伦理价值体系。
首先,它追求整体和谐和生命解放，反对压迫。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相互交织”［2］的认同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在肯定自然界独立的内在价值,赋予所有非人类(如动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关注所有与自然——心理、性、人类和非人类——有关的统治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种族、阶级、年龄歧视及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将所有被父权文化贬为他者的边缘弱势群体如女性、黑色人种、同性恋、酷儿(queer)等视为盟友,认为没有自然的解放,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从而将其伦理关照的对象扩大到最广阔的领域。
其次,它吸收生态批评的整体性观念，尊重差异,赞美多样化,认为差异、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保障。其多样性既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又包括人类个体的个性和社会生活风格及地方风俗的多样性等。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对物种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简化。现代商业社会的技术和竞争将人异化为失去生气和个性的生产机器。在技术和利益的驱使下,统一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方式无孔不入,诱导现代人的拜物心理,泯灭人的个性,使社会生活风格“齐一化”,文化也因简化失去其多样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种基于互惠和责任原则而非统治原则的生态伦理观，强调感性如关爱、尊重和公正的伦理价值。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关联性,从女性与自然在生理、心理和体验上的关联出发,提出重新界定人类自我的身份,抛弃以人类——男性为中心的抽象独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态的关联自我［3］。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只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万物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从根本上关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权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思维方式,还“他者”公正,尊重和关爱“他者”。唯如此,人类和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多角度解构父权制思想,还多层面建构新伦理文化。一些女性主义者以恢复对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仪式来赞美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并用人类学家对史前期的母系社会的考古发现论证女性文化建构的可能。普鲁姆伍德提出重新阐释大地女神盖亚,认为认可地球的母亲身份有助于人类尊重和关爱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伦理道德观。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对基督教神学进行改造,把上帝理解为母亲或女性。温德尔把上帝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上帝的父亲形象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4］。沃伦根据IrisYoung对传统分配模式的社会公正性的剖析,探讨基于该分配模式的环境公正性,指出由于传统的分配模式是静态的物质倾向的,不重视社会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因而无法对生态群(如物种、数量、自然栖息地等)的状况给予足够关注,无法建构“生态的关联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视并体现关爱和尊重的重要价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语境才是适合生态道德生长的土壤［5］。这些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伦理文化设想,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空间。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是人类理解自己的生产劳动及世界的一种形式,是为满足人类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富有特点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认为“真正的艺术和批评服务于一种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类思维方式、规范人类行为并以最终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为己任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其伦理特性必然从社会层面延伸到精神层面,从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现象的评价和规范及对其伦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它遵照生态女性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将性别(女性)和自然结合起来探讨文学。它在关注人伦道德的同时注重弘扬生态伦理道德,成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角。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与女性及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使文学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或更为显眼,促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新的发现,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的联系与差别，探讨影响人类与自然,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的因素［8］7。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些基本问题:自然和女性在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现的(是次等的、低级的、破坏性的、缺乏理性的还是美丽的、充满慈爱温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是受贬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还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间的关联性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的，以及作品中表现的伦理价值观与生态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标准:即是否体现整体的关联性;是否体现对男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和谐、多样而相互依存关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对两性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对自然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问题的探讨;是否有助于重新认识人与其他万物的关系;是否有助于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谐关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导生态智慧,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等。
生态女性主义在从文化哲学领域切入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承担文学批评的责任,以发展一种文学批评体系来反映和促进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的，这一责任是以文本阅读为基础的。首先,通过阅读各个时期的文学文本,揭示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自然与女性的关联,探寻在文学领域中对女性对自然两种统治和压迫的历史文化根源。生态女性主义神学者对《圣经》进行对抗性阅读,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确立男性对女性和自然双重统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为父权——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过重读文本,得出新的结论,以改变传统的文学史,重建文学经典。一方面，将被忽视的被埋没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评价,纳入经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贬为闺阁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认可,曾被嘲讽为无病的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细心观察和细腻描述被誉为文学、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审视以往经典文本,颂扬体现整体关联的、洋溢着关怀同情、慈爱温情的作品；抨击体现父权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性的、弥漫着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经典地位。如:被奉为个人英雄主义经典的《鲁滨孙漂流记》体现崇尚权力、征服、统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亩农田》、斯坦因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类贪欲支配下给土地所造成的损失，以及人的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与土地的紧密联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剧局面,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努力发掘该文类的写作特征,总结和建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而修正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9］。这一方面可以带领文学创作者认知、关照、表现社会生活、世俗人生,进行文学创作,深化文学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引导读者的文学欣赏,通过发挥典型人物的启示作用和“揭丑”文学的警醒作用,影响人们的文学乃至文化“消费”观,改变人们行为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评。它以新的批评尺度为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借助文学宣传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生态智慧,强化环境意识;它不仅重新释义文本,还积极推动社会和人生的建构;它弘扬关爱、平等公正、联系依存的生态伦理观,不仅有利于促进建立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自然和谐关系,也有助于推进各“亚”文化群,如有色人种文学、黑人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流散文学（diasporicliterature）等从边缘走向被关注的中心,使人类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最终建立“一个免除了有害物质和生态灾难威胁的社会……一个免除了压迫和毒害的社会,一个免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毒害的”［10］)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Brown,Rachel.RightingEcofeministEthics:TheScopeandUseofMoralEntitlement［J］.EnvironmentalEthics,2004(26):247-265.
［3］Gaard,Greta.EcofeminismandWilderness［J］.EnvironmentalEthics,1997,(19):5-24.
［4］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194.
［5］Warren,KarenJ.EnvironmentalJustice:SomeEcofeministWorriesaboutaDistributiveModel［J］.EnvironmentalEthics,1999,(21):151-161.
［6］聂珍钊.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8-11.
［7］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6-20.
［8］Gaard,GretaMurphy,DPatrick.EcofeministLiterary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7.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
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界定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其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必须弄清什么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关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问题，时下呈现出两种不同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体育学学术成果，即把体育学学术成果当作批评的对象，主要对体育学学术成果进行评判，持这种主张的人为数不少，也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第二种主张是以整个体育学术活动体系（体育学学术实践主体和体育学学术实践的成果）作为批评的对象，它不但对体育学学术成果展开评判，还对体育学学术观念、品格、环境、思潮、流派以及学术批评自身进行判析。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主张，并倾向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如下的界定：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包括学术主体、成果、理念、风格、思潮、流派、运动以及学术批评本身，即包括一切体育学学术活动系统。比如李力研“科学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因杨杰、周游两作者而说的话”以作者（学术主体）为批评对象，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科进展报告”以中国体育社会学学术成果为评判对象，赵山成“试论茅鹏的学术思想”以茅鹏及其学术思想为对象，黄卓“关于体育科研中的责任与道德问题”以学术责任和学术道德理念为对象，陆一帆“体育生物科学研究方法置疑与推敲”以学术方法为对象，张力为“研究报告评价标准的界定与联想”以学术成果报告标准为对象，杨正云、王颖“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校体育思潮的历史变迁”以学校体育思潮为对象，王新、钟明宝“刍论体育批评的含义及其形态”以体育学学术批评自身为对象等等。可见，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体育学术活动系统中各种具体学术现象，从科学的观点出发，作出思想性、理论性及价值性诸方面的评价。从表面上看，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范围如此界定，似乎与体育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同等。事实上，它们有较大的区别，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其自身显著的特点。具象性所谓具象性特点，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是各种“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或者是一项成果，或者是一个或几个学术成果主体，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或者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是批评的主体等等。体育学学术批评正是对这些具体要素有针对性地予以研究。毫无疑问，体育学学术批评这种具体的局部研究当然也要联系其它部分甚至体育学整体，但是，它是由具体而整体，其研究的中心始终是具体的体育学学术现象，也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局部微观研究。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一个基本特点。集中性所谓集中性，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学术成果”这个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说，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以“学术成果”作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最基本的对象，其它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活动，如“体育学学术主体”批评、“体育学学术理念”批评、“体育学学术风格”批评、“体育学学术思潮”批评等，只不过是“学术成果批评”的延伸，或者说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批评对象的转变。之所以如此立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体育学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系统各要素的核心，是体育学学术意识形态最常见、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跃的形体和存在方式。体育学学术领域里的一切学术现象一旦离开了“体育学学术成果”这一具象形体，就无法存在，也就不称其为体育学学术现象了。所以，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极具集中性。现代性所谓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现代性特征，是指体育学学术批评主要是以现实的、最新的多种多样的体育学术现象为主要对象。尽管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偶尔会投射聚焦在过去某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点上，但这种偶尔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为了评介该对象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是对当代现实体育学的研究，属于一种共时性研究。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这种现实性特征，一是来自体育学理论发展的宏观驱动，二是来自体育学学术批评价值的内在要求。因为体育学要发展，体育学学术批评要前进，都需要以新理论、新实践、新成果为研究对象，也只有通过对开创新领域和出现新论断的批评与评价，才能实现真义上的进步。所以说，“现实性”特征直接决定着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意义、价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说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就是体育学术活动中各种具有一定新质的具体的体育学术现象。其中，最新的体育学术成果是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基本对象［3］。学科性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与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紧密相关，体育学学科内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应该是体育学术批评的对象，如果其内涵与外延超出体育学学科领域，则不应成为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因此，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具有学科性特点。这是体育学学术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的最显著特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确立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时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面对各种体育学学术批评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主观主义、片面主义当头，偏于一隅，就可能使体育学术批评有失公允。第二，我们的研究必须是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的全面整体的研究。如前所述，尽管我们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对象作了简单、静止、孤立的解说。但在体育实践中，这些对象并不是简单的、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复杂的、运动的、庞大的、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体育学学术批评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系统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尽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研究对象，才可能保障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
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是独立建构体育学学术批评体系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基本问题。搞清这个问题，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在体育学中的合理定位，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自身建设，更有利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科学化发展。首先，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体育学中的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诚如杨黎明所指出：“如果按传统的方法将体育学划分为体育学实践和体育学理论的话，我们认为对体育学学术批评的合理定位应该放在‘它是体育学实践与体育学理论之间得以连接的纽带和桥梁’这样一个认识层面上。因为体育学学术批评源自体育学实践，而体育学实践通过体育学学术批评上升为体育学理论，体育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体育学学术批评，并通过批评促进体育学实践的进步。如此周而复始，就构成了体育学的运动发展历程。”［2］体育学学术批评，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实践，另一方面联结着体育学理论，是体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立性质的中心环节，更是体育学各分支学科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正是由于体育学学术批评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具有独立性和实践性的“应用理论”，而不像体育学理论属于“基础理论”。其次，体育学学术批评是一门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体育学学术批评使用逻辑推理方法、历史方法、数理统计方法、比较方法等科学方法，去进行概念、判断、归纳、演绎、推理，从而对体育学学术批评对象进行证伪、辩驳、争论、分析、综合、评价，从根本上讲，这个过程就是“获得或者接近真实真理”的科学过程。体育学学术批评也因此而就具有了科学的一般属性。从思维的方式上看，体育学学术批评在对体育学术现象进行评价时，与科学研究主要运用抽象思维而基本不用形象思维一样。在进行归纳、比较、分析、综合之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深入到体育学术批评对象的本质，揭示错误的理论，总结客观的规律，以更科学的理性认识形成真实的体育理论，这就使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看，体育学学术批评与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假设验证活动，它们都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都以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具有科学的属性，又可以称之为“科学批评”。总体上讲，体育学学术批评的性质具有科学的因素，但不是科学的附庸；是体育学中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理论。
关键词：混沌理论；文学批评；《混沌之美》；介评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224-6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58
1 . 引言
自20世纪以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混沌学及复杂性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使我们逐渐认识了物质世界中传统的笛卡尔或牛顿思维所无法认知的一些现象。这些认识使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几十年，寻求新的阐释范式的人文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探索其应用的可行性。在文学批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约10几部专著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本文拟介绍的美国著名当代文学批评家Michael Patrick Gillespie的The Aesthetics of Chaos便是其中之一。该书最早于2003年由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平装本首次于2008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简言之，该书主要用后爱因斯坦（post-Einsteinian）物理学，尤其是混沌理论中的一些概念所提供的隐喻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阐释途径。以下对全书内容进行介评。
2 .《混沌之美》各章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八章，前两章为理论铺垫，第三至七章为文学批评实例分析，第八章为全书的总论。
第一章“我们是如何谈论我们的所读的”。在本章，作者Gillespie首先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一段对话为例，说明词的意义之模糊性。作者指出，尽管文学批评者明白，一个词的意义有多层意识的参与，如对该词的一种期待、回忆、联想及感知觉等（Gillespie， 2008： 2），但由于受牛顿思维（Newtonian thinking， ibid.，： 3）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总想在文学中寻求确定的意义。同样，尽管批评者都认同理解/阐释受个人经验、文化语境、教育、心情状态等因素影响这一事实，但在评论某一具体的文学作品时，他们往往遵循一种客观化、排他性、以及“因为……所以”的逻辑模式（ibid.，： 2-3）。作者以著名批评家Bernard Benstock对《尤利西斯》开篇几句话的评论及作者本人对这段话的理解为例，说明传统线性笛卡尔分析（Cartesian analysis， ibid.，： 3）模式具有刻板性。因为每位读者的每次阅读都是主观、不同、有个性而非线性的；普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这种认知过程与传统批评者的阐释方式之间的根本差别，无疑对传统文学阐释提出了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能包容阐释多样性的文学批评方法（ibid.，： 4），后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出现，则为这种新的文学阐释方法提供了隐喻。作者接着对笛卡尔式文学分析传统作了大致的梳理，主要对T. S. Eliot、I. A. Richards、新批评、Mikhail Bakhtin、Northrop Frye、Wayne Booth、Kenneth Burke、Roland Barthes、解构主义、读者反应论、文化批评等批评家或批评流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ibid.，： 6-13）。例如，作者认为解构主义只是颇为有效地反对了那些在笛卡尔、因果体系内运作的批评模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然解构主义坚持语言的不确定性，那么根据它自己的假定……在本质上，提出解构理论的行为便解构了那一理论。解构主义无法消融主观阅读与客观评论之间的冲突”（ibid.，： 11-12）。因此，尽管以上各批评模式在各自的参数之内构思精密，且对文学作品极具阐释力，但这些途径都极力将那些与批评家本人的视角不相容的要素排除在外，因而它们只能生成对作品的片面、而非全面的阐释。
第二章“非线性思维：重新定义范式”。本章首先回顾了20世纪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突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对混沌及复杂性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物质及精神世界的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回顾了将混沌、复杂理论或其他新物理学的概念应用于文学批评中的主要成果，包括N. Katherine Hayles的Chaos Bound（1990），Harriett Hawkins的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1995），Philip Kuberski的Chaosmos：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ory（1994），William W， Demastes的Theatre of Chaos（1998）等（ibid.，： 17-18）。作者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就像一个复杂/混沌系统――其总体保持某种秩序性，但各个组成部分却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运作。对于这样一个系统，就像气象学上的“蝴蝶效应”一般，哪怕极细微的理解上的改变，都可能使我们对作品的后续理解发生巨大变化。换言之，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带有许多不确定性。传统的线性文学批评极力推崇确定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的解读，而这与我们现实中的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文学阅读体验完全不符。以王尔德的《多里安・格雷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为例，无论我们将主人公Gray仅仅看成英雄、流氓还是牺牲者都有局限性（ibid.，： 19），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同时包容这三个视角的理论，来为我们真实的阅读体验提供合法性。作者还以James Joyce的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中的主人公Stephen Dedalus以及Ford Madox Ford 的The Good Soldier中的叙述者John Dowell为例，论述了混沌理论中的“奇异吸引子”①（strange attractors， ibid.，： 20）概念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对作品进行多层次的、不重复的解读。同时论证了混沌理论中的“分形盆边界”②（fractal basin boundaries， ibid.，： 22）、“标度”③（scaling， ibid.，： 23）等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的可行性。对于本书第3-7章中所选用的分析文本，作者指出自己的选用理据是，特意选取了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最不适合非线性文学阐释模式的语篇类型来进行分析，以证明该途径的真正有效性（ibid.，： 25-27）。
第三章“在混沌边缘的解读：《芬尼根守灵夜》及线性的负累”。在本章中，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不同批评家，包括Harry Levin，William York Tindall，Clive Hart，Vincent Cheng，David Hayman，Even Margot Norris等对《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这部天书所作的批评（ibid.，： 32），并指出他们的线性局限性。为例证非线性思维对文本解读的有效性，作者选取了书中“St. Patrick and the Druid”一段对其中的人物等进行了分析，并将自己的分析与传统的线性批评进行了比较。例如，作者分析道，尽管Riana O’Dwyer的文章很好地说明了批评者可以如何充分挖掘St. Patrick这一人物可引起的联想性，但她将St. Patrick归类为某种角色原型（ibid.，： 35），因而排除了其他解读；而如果读者在解读时联想起文外的影射意义――如在解读St. Patrick用三叶草向爱尔兰人布道使他们皈依天主教这段文字时联想起三叶草所影射的“三一神”④（Trinity）的宗教教义，那么对这段文字的解读则会丰富许多；因为“三一神”代表“一种天主教徒自己也不十分理解但又必须将其视为一部分的一种神秘”（ibid.，： 36），而这种神秘所激发的联想将增添解读的多样性。同样，《芬尼根守灵夜》中一段描述Kate在Willingdone Museyroom游览的文字中也暗含许多历史影射，作者对Philip Lamar Graham， Danis Rose和John O’Hanlon等批评家的注解进行了评论，认为他们的阐释虽有一定洞见，但由于遵循还原论式的线性思维，他们的阐释“为清晰性而牺牲了多样性，为系统整齐性而牺牲了模糊性”（ibid.，： 39），因而他们的解读还不够充分。作者认为，尽管研究乔伊斯作品的批评家费尽心思地为读者编撰了各种重要的导读，但这些解读“就像《巴尔地摩要理书》（Baltimore Catechism）无法涵括天主教的复杂教义一样”（ibid.，： 41），它们永远无法穷尽《芬尼根守灵夜》的神秘；对于《芬尼根守灵夜》这样一部“局部不可测，整体较稳定”（locally unpredictable， globally stable， ibid.，： 41）的非线性系统，我们应摒弃追求客观性与稳定性的线性解读思维，在“混沌/复杂性理论提供的阅读目的维度”（ibid.，： 42）指导下，拥抱各种主观的和不确定的阐释，以丰富我们的审美阅读体验。
第四章“从此我们幸福地活着：童话之被打破的协约”。本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童话的功能、不同文化中童话的特征以及童话之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等。作者认为，童话地位的确立一方面使人们开始以传统文学视角对童话进行某种正式的解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分析过程的“形式化”（formalization， ibid.，： 45）。这种分析途径总是引导读者在童话中要读出某种寓意或者教训、对人物作出泾渭分明的评判、对故事的结局期望一个明晰的结论（通常是好人赢了、坏人输了之类）等。20世纪以来，随着民俗专家Vladimir Propp、人类学家Claude LeviStrauss等提出的研究范式的变革，当代批评家借助不同学科或思想流派的理论工具如语言学、唯物主义或心理分析等，生成了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或新历史主义的童话解读等。然而，作者认为尽管童话批评“注意的焦点在语言和意象之间不停转换，对童话的总体阐释途径仍未改变”（ibid.，： 47），它们大体上仍在一个线性、排他性的阐释框架内运作。作者在本章中尝试以一种新的，即非线性的阐释途径，来解读一部现代童话――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作者对该故事作了大致介绍，并突出了该作品的童话特征（ibid.，： 49-51）。接着按照传统的童话解读模式，以“善”或“恶”为标准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分析。这种传统的阐释途径显然忽视了叙事中的复杂性，它最终“只能生成对作品的一种还原论式的解读”（ibid.，： 54），使我们无法感受阅读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童话所能带来的。而借助混沌/复杂性理论的观点（尤其是“奇异吸引子”概念），便可拓宽我们的文学阐释途径，使我们生成更丰富和多元化的解读。例如，若将“善/恶”、“智慧”、“抵抗权威”及“专心专意”等元素作为奇异吸引子，我们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作出一种新的、多视角的解读（ibid.，： 56-59）。就像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实验说明观察者改变着被观察之物的属性那样，这些不同“奇异吸引子”所代表的阐释视角也改变了文本本身，它们赋予了文本以丰富而复杂的解读潜能。通过这些不同的解读，读者也得以领略Rowling笔下的虚幻世界中所描述的“人类交际中的各种内在矛盾与冲突”（ibid.，： 60）。
第五章“我歌唱武器、以及一位――后牛顿时代的英雄”。在本章中，作者首先对将Beowulf看作史诗而进行的传统文学分析作了批评，认为这种贴标签的做法打开了对该诗进行规定性阐释的先河，使我们无法全方位地欣赏诗中所描绘的复杂世界。当代批评家采用新的批评途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同的Beowulf，其中较成功的例子便是Janet Thormann的分析。Thormann通过援引拉康心理分析中的“僭越式享受”（transgressive enjoyment， ibid.，： 65）概念审视Beowulf中的“暴力”的功能，并以之为工具对作品进行了阐释。不过，虽然Thormann的批评有一定新意，但她的分析也是线性和排他性的，因为她忽视了诗中许多能提供非排他性解读的要素（ibid.，： 65）。其中一个要素便是：该诗对事件的叙述并非以线性时间为序，而是具有一定循环性（circularity， ibid.，： 66），这种叙事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模糊了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具体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ibid.，： 66），也使人物身份打破时间限制从而产生一种“无时无刻处于演变之中”的动态效果（ibid.，： 67），这一要素使读者很难以线性的方式对作品生成统一的解读。此外，诗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命运或者神威，这两种要素一起主宰着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增添了诗中人物（包括英雄）的人生随机性，这甚至让英雄一词的含义、乃至该诗的史诗特征都变得模糊起来（ibid.，： 71）。总之， Beowulf就像一个复杂的阐释涡流，不同的阐释视角则像是涡流中的不同“奇异吸引子”，它们灵活地、而非像笛卡尔思维那样可以预测地解读着作品。这种像多棱镜似的阐释视角，让现代读者在Beowulf中读到一个多元的、复杂而又真实的中世纪社会，并“获得更多的阅读愉悦感”（ibid.，： 76）。
第六章“普天之下，一切自有其意：‘约伯记’中圣经阐释学的循环性”。本章主要讨论了对《圣经・旧约》中《约伯记》（“The Book of Job”）故事的阐释。该故事讲述了一个叫约伯的男人经历了失去财产、儿女和健康等人生挫折，但仍坚强地忍耐，最终恢复了物质财富的故事。该故事在西方家喻户晓，但作者认为用传统线性途径来完整地解读它则会困难重重。因为各种因素造成了解读的复杂性：首先，《约伯记》既可看作文学作品，又可看作宗教文献。在解读这类作品时，我们既要关注其审美性也要关注其道德说教意义。而审美与说教之间有时构成互补、有时又构成互斥的复杂矛盾关系；其次，约伯记本身的叙事方式也构成了解读的复杂性，因为圣经作者们对在叙述中插入不合逻辑的推论、各种矛盾冲突，以及与叙事方向完全相反的描述等似乎乐此不疲（ibid.，： 81）。他们还在圣经的通篇布下了“嵌套结构”（diegetic structure）（ibid.，： 82），这些都使各种传统的、排他性的、线性的圣经阐释途径陷入困境。因为在传统笛卡尔线性分析模式指导下，圣经阐释者往往在圣经中寻求某种终结性真理，并认为通过理解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便能找到那一真理。这种传统模式只能带来还原论式、非此即彼式的封闭性解读，这对那些关注圣经的审美性而非神学教义的读者而言，无疑使作品变得索然无味，作品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荡然无存。正如批评家Meir Sternberg已注意到的那样，“约伯记”中存在大量用线性笛卡尔思维根本无法解读的各种矛盾冲突（ibid.，： 83-85）。不少批评家寻求其他途径来阐释该作品，例如Lyn M. Bechtel便是较成功的一例。但Bechtel实际上只是以二重性（duality， ibid.，： 86）为逻辑工具用一种线性系统替代了另一种线性系统（ibid.，： 86）。作者认为，就像光的波粒二重性⑤理论（the wave/ particle theory of light， ibid.，： 89）所说明的那样，约伯世界中的许多要素都是在“既/又的行为体系”（both/and system of behavior， ibid.，： 89）中运作的。在对故事中的一些叙事要素如“上帝的旨意”等进行了具体分析（ibid.，： 90-92）之后，作者总结道，“约伯记”表现的是人生的多样性和任意性，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并非如线性思维所奉行的那样一定要找到一个终极答案。混沌理论的原则能帮助我们冲破线性思维的束缚，理解各种截然不同、甚至互为矛盾之观点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对作品的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第七章“奥斯卡・王尔德与爱尔兰身份的构建”。本章主要讨论民族身份/民族性对作品解读的影响。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里民族研究的主要方向（如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并指出后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作者的民族身份研究影响尤为明显。作者接着对Declan Kiberd的Inventing Ireland进行了批评。认为Kiberd的批评一方面很好地表现了他作为一名社会批评者的技巧，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以线性途径研究民族身份而必然带有的规定性局限：因为Kiberd在线性笛卡尔逻辑思维的影响下并未谈及爱尔兰性（Irishness， ibid.，： 97）中的主观性，而否认爱尔兰性中的主观性则会削弱其复杂感和矛盾感，从而失去后殖民思维的魅力。因此，研究作品中的民族身份应诉诸于非牛顿思维（non-Newtonian thinking， ibid.，： 97）。读者的理解是一次暂时的、并非固定不变的主观行为，因而作品中的民族性就像“薛定谔的猫”（Schrodinger’s cat， ibid.，： 108）实验⑥和“海森堡不确定性原则”⑦（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ibid.，： 108）所说明的那样是不确定的。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的个性化的、多元化的文学解读具有合法性，也使我们每一次的阅读都成为一次新的寻找意义的审美体验之旅。作者接下来以Oscar Wilde的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中一些片段为例，说明不同的民族性视角（在此指爱尔兰身份的视角）给文本解读带来的深刻变化（例如它甚至使传统上认为的王尔德作品轻喜剧的形象被打破，使之成为一部辛辣的讽刺剧）。作者在此并非要传统批评家对王尔德作品的解读，而只是说明后爱因斯坦思维影响下的对爱尔兰身份的不同认识使我们对作品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丰富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作者最后指出，在“薛定谔的猫”和“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等为代表的后爱因斯坦思想影响下，文学批评的目的和价值观或将发生重大变革：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确定性和封闭性不再主宰我们的文学阐释，我们也得以基于一些共同话题，如民族身份，与其他读者交流审美印象，而“不至于跌入像爱尔兰身份这类还原论式概念的泥潭之中不可自拔”（ibid.，： 108）。
第八章“我们要做什么？”本章首先提到了该书反复强调的线性笛卡尔逻辑思维对我们感知周边事物（如进行文学阐释）的方式的影响。作者认为，要打破这种影响，将非线性思维融入文学分析中，首先我们要改变对文学阐释的期待。我们不能一味追求对某一问题的确定性结论，而应该使我们的文学评论能够包容每个个体独特、随意而又五彩缤纷的理解。这种重视阐释过程（而非阐释结论）所带来的转变，必将使文学阐释的目标发生一个范式变革，而这反过来又将重构文学阐释的操作性分析体系（ibid.，： 110）。文学阐释评价标准的改革本身是个巨大的工程，其成功当然不可一蹴而就。但我们当前能做的第一步便是，在阐释的操作过程中融入批评界宣传了几个世纪但从未成功采用的一个倾向，即对模糊性的培育。此外，我们需要变革我们的批评语言，因为“一旦批评的语言改变了，那么其他更大的情况也将跟着改变”（ibid.，： 111）。这些变革将使我们以更自由的方式谈论文学、对文学作品生成更多元化的解读，以及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感知文学的整个过程。当然，阐释的多元化不等于阐释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作品中的文字构成一种疆界，对我们的阐释起着限制性的作用。
3 . 简评
总体而言，本书在论述上主要有如下特点：
（1）选材广泛。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已有一些批评家运用混沌/复杂性理论考察过文学作品，但他们大多只考察某一时期或流派的作品〔如N. Katherine Hayles（1990）的Chaos Bound和Harriett Hawkins（1995）的Strange Attractors主要考察后现代文学〕，或者考察某一体裁的作品〔如William W. Demastes（1998）的Theatre of Chaos考察戏剧批评〕。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书所考察的作品体裁多样，涉及时期也各不相同。例如，既有像《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这种最适合用非线性途径进行分析的意识流作品，也有具有现代意识的童话《哈利波特与魔法石》（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以及一些似乎较不适合用非线性途径分析的圣经文学“约伯记”（The Book of Job）、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和现代轻喜剧《贵在真诚》（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等文本。作者这样做是想证明，混沌美学具有广泛的解读效力，而非“只适用于阐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Philip Kuberski， 2004： 794）。
（2）研究视角新颖。本书将新物理学中的混沌/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概念或观点，如“分形盆边界”、“奇异吸引子”、“薛定谔的猫”、“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等，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使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来感知和谈论文学审美。本书作者Gillespie对几乎所有奠基性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线性思维局限性――如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实际上也赋予了某些意义以等级优先性，因而限制了解读的多样性（Gillespie， 2008： 8），Kenneth Burke的分析模式中蕴含着语言的无政府主义倾向（anarchic tendencies， ibid.，： 10），而解构主义归根到底便成了某种虚无主义（deconstructive nihilism， ibid.，： 42）。但就像作者本人多次强调的那样，他并非要否定文学批评之前的成就，而是要引入一种“既非追求（阐释的）封闭性也非追求不确定性（ibid.，： 13）”、且能真正容纳多义性的分析方法，使其能够扩展现有的形式主义批评（ibid.，： 24）。通过论证这种阐释途径的合法性，Gillespie提醒我们在进行文学解读时，还那些丰富了我们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它们原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Patrick A. McCarthy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重要而及时的提醒”（Patrick A. McCarthy， 2006： 95）。
参考文献
Demastes， William W. Theatre of Chaos： Beyond Absurdism， into Orderly Disorde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llespie， Michael Patrick. The Aesthetics of Chaos： Nonlinear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3/2008.
Hawkins， Harriett. Strange Attractor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haos Theor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5.
Hayles， N. Katherine. Chaos Bound： 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关键词] 英美文学；女权主义理论；重要性；现实性
在我国，英美文学课一直是各大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的一门重要专业知识课程。而近些年，围绕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英美文学的教学的话题更是热议不断。其实，早在2000年，教育部在其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中，对于英美文学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就明确地作了如下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与方法。授课内容可包括： 文学导论；英国文学概况；美国文学概况；文学批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导论，英国以及美国的文学概况都是我们传统教学的基本内容，而文学批评理论这一大纲所明确规定的内容却在大多数高校中处于缺席地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而本文，将主要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着重探讨这一西方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以及现实性。
一、女权主义理论概述
所谓女权主义理论是一种伴随着西方女权运动而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是一种以女性为中心的文论。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形态中，女人游离于社会边缘，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与自。而为了颠覆这一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在西方国家，先后发生了两次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妇女获得选举权；第二次，则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妇女为争取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权利而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女权主义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比迪・马丁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受到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文学理论在英美文学课中的重要性。可是，此时大家可能会说，英美文学这门课给学生的感觉本来就已经是高深而枯燥了，如果再涉入理论的讲解，岂不是老师给自己找麻烦？其实不然。因为，在各个西方批评理论中，女性主义理论就是我们最好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受封建主义统治上千年的国家，男尊女卑的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仍有残留，例如，很多家庭的重男轻女现象。而通过上面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得知所谓的女权主义理论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压迫，宣扬男女地位的平等。所以，以女权主义理论为切入点来分析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学生没有陌生感，还能提高她们的兴趣，引起她们的共鸣，从而为其他文学理论的相继学习而铺路。这里，笔者将以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为案例，进一步阐释说明。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小时之内女主人公在得知自己丈夫不在了的消息后的心理变化以及最后丈夫完好回来时的瞬间反应。在引入女权主义理论之前，学生进行预习的时候，非常不解女主人公的一系列心理改变。为什么丈夫不在了她还能如此兴奋？是悲伤过度还是她本身就是一个“不善良的”女人？而在课堂上，对女权主义进行介绍之后，学生们逐渐理解了主人公的行为，因为那是一种对自由的长久渴望，对长期处于夫权社会下的一种解放，而最后女主人公的死亡更不是医生所谓的见到丈夫安然回来的兴奋所致，而是希望破灭后的绝望。所以，通过此理论的导入，学生不但可以更加深层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更能以批判性的思维来剖析问题。
三、女权主义理论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现实性
在我国，英语专业一向都是处于一种“阴盛阳衰”的局面，即男女生比例通常可以达到1：4或1：5甚至相差更远。而在前面，我们也说过，中国是受封建主义制度影响极深的国家，“相夫教子”、“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各种思想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广泛流行。因此，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教学，对于帮助当代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将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女权主义解读，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们得知，作为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要性。例如，在我们最熟知的一部作品《飘》中，女主角斯嘉丽在当时的年代经营生意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家人以及庄园的精神就可以使得大家受益匪浅。一位女性，尤其是新时代的女性，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来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另外，通过女权主义理论与相应作品的学习，学生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女性应该保持意志上的坚强，人格上的独立，做自己身体与精神上的主人。而且，要让自己跟男孩子一样学会为自己的未来拼搏，并能在重要的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尤其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学习，不仅可以使得学生燃起对文学的兴趣，学会对作品的批判性剖析，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学生，尤其是女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北京/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文学翻译批评 功能翻译理论 应用
引言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文学翻译因为其独特的翻译形式和极高的翻译要求在中国翻译领域一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文学翻译一样在翻译批评领域独占鳌头的就是文学翻译批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文学翻译批评一直停留在“挑错式”和“思想式”的模式止步不前，即便在改革开放时期有所发展，最终还是将文学翻译批评困于文本之中，对文本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数是对文本译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始终没能将文学翻译批评上升到文化交际的领域[1]。
一、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文学翻译领域提出的文学翻译主张，代表人物有凯特琳娜・赖斯、汉斯・威密尔和贾斯塔・赫兹・曼塔利。赖斯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提出文学作品翻译要走出文本之外，将作者、译者和译本读者联系起来的主张，这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雏形，随后他的学生威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学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诺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功能翻译理论的所有学术思想，并在此之上进一步提出了忠诚原则。
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译者只是单纯地就文章进行单词对单词的翻译，而翻译出来的文本如果是理工类的文本尚可一读，但是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那么文字的美感，作者的语言风格和作者所想表达的情感都无法准确表达，造成了一段时期的文学著作在国际间传播的困难，许多好的作品与好的思想得不到及时传播。与此同时文本的译者在文本翻译时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译者希望忠实于原著作者的语言形式，另一方面有译文阅读者对译文符合阅读者阅读习惯的要求。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功能翻译理论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功能翻译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指导陷入窘境的文学作品翻译。功能翻译理论大胆地在翻译领域引进了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几个要素，把原来单纯片面的对文本翻译的要求变成几个要素之间的综合的、统筹兼顾的文化交际活动。
二、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应用
（一）目的读者的重要性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而且是一种有目的的文化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是满足于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有着不同世界观和文化需求的译文阅读者的文化需求。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满足特定文化环境定的文化读者的语言转换活动。这样一种论调第一次将译文的受众也就是读者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译文开始不再遵从译者或者委托翻译者的个人意志，转而开始为译文的真正受众读者服务，这是文学作品翻译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文本的译者开始考虑文本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将原著作者因为国别和文化环境不同可能会让译本读者造成误解或者曲解的段落和表达方式，用能够为本国读者所接受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这样译者的工作得到了重视，而译文读者的地位则得到了充分尊重[2]。
（二）忠诚原则
功能翻译理论的另一代表人物诺德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忠诚原则”，这一原则在字面上看来像是一个一边倒的原则，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忠诚原则是一个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的文学作品翻译原则。忠诚原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译者对译文的读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译者既然承担了翻译的工作就有义务为读者呈现出原著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情感，在这之中译者如果对原著做了任何方面的改动，那么也有义务向译文读者澄清自己所做的一切及这样做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求译者在能够正确传达原著作者的意图和情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尊重原著的精神，协调好译文读者和原著作者之间的关系[3]。由此可见，忠诚原则关注的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
在文学作品翻译批评中，除了要看文本本身的翻译水平之外，还要考虑这一文本的翻译是否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以及译者在考虑读者能否接受的同时是否最大限度地尊重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感情，只有从这几个方面综合考虑，进行文学翻译批评才能够真正对译文的优劣得失给出科学判断。由此可见，翻批评中，尤其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中，功能翻译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给予了文学作品翻译批评以深入、科学的指导，让文学作品翻译批评符合人民群众要求。
结语
我们不难看出在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中，重要的不是译者使用了什么样的方法，也不是作者有多么高的外语翻译水平，而在于译者是否充分考虑了译文读者与原著作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否想出了合理的科学的方法对这些差异给予弥补，在此基础上译者是否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著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情感，这些是判断这部译本是否是一部优秀译本的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于连江.多维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
郭英剑教授说他“注意到在美国的所有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教会学生‘批评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是人们讲授文学课程时的共识。”
遗憾的是，在国内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主要偏重对英美文学知识的系统传授，忽视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阐释和评价的参与，从而使学生成为文学知识和作品分析的被动接受者和学习者。因此，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已成为了今后英美文学教学的当务之急。
英美文学教学中对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策略
1．适度引入文学批评理论教学。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界空前繁盛，出现了新批评、读者反应论、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诸多理论，从而为文学作品的解读提供多重视角。而目前的本科英美文学教学仍以作家作品介绍为主，使学生陷入信息海洋，或是将代表作品当成精读课本来细讲语言，完全没有用上这些文学理论。有学者专门撰文论述英美文学课上的理论“缺失”。文学教学一定不能流于语言教学或文学常识介绍。由于课时有限，课上必须适度弱化史实介绍，加强理论教学。比迪•马丁说:“如果没有受过文学理论的教育，学生们很少会有机会清晰地去思考问题。”学习理论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思考机会。
教师可在课上向学生阐释文学理论的内涵，同时在讲解具体文学作品的时候引导学生运用不同的文学批评理论去审视，拓宽学生的视野，使学生认识到经典作家的复杂多面性，而不再拘泥于以往的定论。同时教师可以给出多个经典案例，让学生思考这些范本的特点、类型及其适用何种理论去研究，在此过程中，学生必须自己分析、判断，从而提高其思辨能力。
2．以问题为导向实施课堂教学。教师在教学中若专注于对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梗概及权威评论的讲解，学生则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只管机械记忆书本知识，创造性的思维由此被扼杀。“王宗炎在中山大学读预科时，许多门课都用原版英语教材。教师从来不讲课，只提问。”有了问题，就会激发学生的思考。英美文学课上一定要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教师形成互动。讲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时，教师可安排学生课前阅读，同时给出有针对性的思考题，如:标题的多重含义以及文本的女性主义解读等。
课堂教学务求少而精，教师只需组织学生积极分享自己对思考题的看法，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师适当引导，适时鼓励，再加中肯的点评和必要的补充，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尤其当学生就某一题目发生争论时，思想的火花得到了碰撞，思辨能力更会随之提升。
此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思考英美文学作品和类似的中国经典作品的异同之处，如在讲《罗密欧与朱丽叶》时，可让学生将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爱情悲剧进行比较，找出异同，并分析由此折射出的中西方价值观差异。这类思考题可强化学生的辨析能力，分析、归纳能力亦可得到全面提高。
以现当代作品为主，加大思辨能力考察
学生往往在上一门课之初就会关注本门课程的考核情况。如果英美文学教师仍采取传统的选择、填空为主的闭卷考试，学生就不会注重课堂讨论的参与，只需在考前几天死记硬背，便可得高分。因此，高校英美文学教学应当彻底改变考核方式，减少信息类题目所占比重，将学生的课堂表现纳入考察范围。同时，将闭卷考试与读书报告以及学期论文相结合对学生进行综合考察，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重视课内外思考，也才能认真阅读原著，形成自己的认识。
这就涉及教学材料的问题，如果课上所讨论的作品都是古英语或中古英语范畴的，学生首先在语言层面就会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形成自己的观点了。
有学者指出如果教师从艰深的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讲起的话，“教学的实践表明，为了达到起码的理解，都是不得不花去大量时间解释诗歌用词、术语、格律等，文学课堂成了变相的精读和语法课……”因此，教师一定要改变从头细讲英美文学的习惯，超出学生能力范围的作品让学生作为常识了解即可，教师课上可以提纲挈领一笔带过。相反，教师宜多选取难度适中的现当代英美文学作品让学生研读，也可选择一些时下的畅销书。相信对于这样的作品，又有撰写读书报告的压力，学生一定会全身心地投入原著的阅读与思考中。
论文关键词：王先霈；文学批评学；圆形批评
王先霈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艺学研究，先后出版了《文学评论教程》、《圆形批评论》、《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等学术专著20余部。他以圆形批评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思想为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建设确立了科学的学科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新的批评观念，是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范畴。
一
“圆形批评”作为贯穿王先霈近20年来文学批评学思想始终的一个核心概念，由酝酿到提出，先后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倡导独立性的文学批评学学科
1980年代以前，我国的文学批评长期被视为文学创作和社会政治文化的附庸，缺乏独立、自觉的学科意识。而在王先霈看来：“文学批评也需要批评，也需要专门的研究，作为对批评的批评或对批评的研究的批评论，不但有存在的理由，而且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所以，他率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文学批评学专著《文学评论教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倡导建立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学科，并得到了认同。
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即“文学批评，是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州。王先霈对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倡导为我国发展独立的文学批评学作了探索性的贡献。
(二)倡导开放性的文学批评方法
1980年代末，文学批评学在我国获得迅猛发展，特别是在“新方法热”中，西方近百年来的文艺思想蜂拥而至。紧接着，如何处理外来文论和本土文论的关系就成了摆在每一位学人面前的时代命题。在切实研究了不同文化传统之后，王先霈开始倡导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他在充分肯定社会历史批评这一具有民族性文论传统的基础上，还指出了一个各种文学批评方法理应共有的理论品格——开放性。社会历史批评需要开放，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也需要开放，这种体现在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中的理论思维观念恰好是“圆形批评”所追求的“互谐”境界，只有具备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开放性品质，方能在互谐中获得自身的长远发展。
(三)倡导整合性的文学批评观念
1992年，针对当时各执一端的直线型文学批评、缺乏确定审美内涵的散点型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操作主义倾向问题，王先霈在其《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一文中明确提出“圆形批评”观念。在他看来，文学的性质并非单一的文学批评学派、文学批评理论所能涵盖的，因为深刻性往往与片面性结伴而行，所以应该提倡文学批评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共存，且在各种角度中应始终把握住文学的审美特质，因为那种机械、琐碎、技术化、程式化的解剖可能背离文学批评的根本旨归。
于是，取直线型文学批评之周严的理性分析、散点型文学批评之鲜活的感性体悟及操作主义文学批评所忽略的文学之审美特质，王先霈最终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整合所有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的圆形批评观念，即要求文学批评克服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的批评观念，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及与不同批评流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使文学批评走向一种批评的“圆形”境界。
二
圆形批评观念对我国新时期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科学性学科观念、民族化批评思维和整合性批评观念三个方面。
(一)确立科学的学科观念
王先霈圆形批评观念的首要贡献在于他对独立性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倡导，划清了文学批评学在新时期文艺学整体发展中所处的不同的理论维度，确立了科学的学科观念，且始终“走在学科领域的前沿，筚路蓝缕、拓荒垦新”，为我国文学批评学科的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匡正对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的种种“误区”在我国传统文学批评观念中，文学批评历来被视为“小道”、“附庸”，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这种观念严重束缚文学批评学的发展，致使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建设在1980年代以前步履维艰。而圆形批评观念对文学批评学学科性质的定位进行了探索，实质性地推进了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
2．廓清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观念1980年代文学批评中流行的两大批评观念，一个是以横向移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各种科学主义文学批评；另一个倡导“批评即选择”，认为批评是一种相遇的各种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这两种批评观念，一方面将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主宰的话语枷锁中解放出来，使批评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自说自话、互不相容的存在也造成批评理论某种程度上的混乱。在这种时代境遇下，王先霈深人总结了这两种批评观念，指出文学批评既不是纯客观的“科学”，也不是纯主观的“选择”、“相遇”，而是“一种融合着艺术思维的理性思维活动”。这种试图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寻求某种契合的界定，无论正确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了弥合了两股思潮的极端性与片面性，为文学批评学的继续发展开拓了一种新的思路。
3．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学建设仍具重要启示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商品经济大潮席卷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文艺评论队伍中有些人奉行“一切向钱看”的准则，大写广告评论、有偿评论，以为生财之道，还有的人急于成名，耐不住寂寞，追新猎奇、哗众取宠，贩运一些域外文化中的词语，生搬硬套、故弄玄虚，等等。文学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社会批评这一重要的思想维度，其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面对此种现状，王先霈对文学批评性质和功能的定位，无疑是对当下流行的各种错误的文学批评观念最深沉的批判，也是对未来文学批评健康发展最真诚的告诫与期盼。
(二)圆形批评观念的思维特征
圆形批评观念理论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学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周严而又洞达，缜密而又玄远”的圆形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仔细体会古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稚拙、朦胧中的灵动”和“细致鉴别现代文学批评思维在琐细、生硬中的精确”的基础上，返本开新，成功实现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灵动和现代文学批评的精确两者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1．非直线型思维他用传统哲学、美学中的圆形观念来涵纳各种批评维度和批评方法，倡导多个思维角度、多种思维方法的和谐共存，进而以一种发展的、联系的、全面的思维方式引导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这一新的思维模式有效地避免了文学批评中单一视角的局限性，从而打破了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圆形思维倡导的圆形批评是把对作品政治、道德意识内容的挖掘和韵律、辞藻、句式等形式的剖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弥合各种尖锐之说自身理论局限的同时，以圆满、周全地解释原本就内涵丰富、意韵无穷的文学现象，从而彻底颠覆所谓“深刻的片面性”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传统，做到“把握对象周严而又洞达”。
2．非散点型思维在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过程中，运用适当理论思维来传达相对确定的审美内涵，注重文学批评理论自身感悟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统一，即“思考推论缜密而又玄远”。在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关系问题上，圆形批评观认为：“如果把批评家的艺术直觉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它一开始就具有向理想提升的动势，而深刻的理性洞见总是与精细的艺术直觉如影随形。
如果把某种理论见解作为思维活动的起点，那么，理论见解一开始就努力吸取艺术直觉的充实和修正，活跃微妙的审美感受总是与清朗缜密的理性互融互渗。”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思维模式缺乏审美灵性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弥合自身理论建构乏力的局限，进而在固守民族批评思维传统的同时，完成自身现代化进程中自我价值的重建。
3．非固化思维圆形思维并非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以及批评过程中一系列内外部因素之间简单的、静止的、机械的相加，而是指各种批评因素在文学批评活动整体中的良性互动。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全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个部分里只表达出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它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面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的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黑格尔的圆圈哲学在这里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圆形思维的运动轨迹，即从史的角度来看，圆形思维是一种螺旋，螺旋运动本身意味着否定之否定，不断的发展与更新构成了一切有深度的文学批评思想在个体自谐与整体互谐中求得某种良性互动的最终动力，而整个文学批评史则在这种若干次无始无终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推演、前进。
总之，圆形思维模式在充分了解中外文学批评思想的长处与短处的基础上，不拘泥于各家批评理论的门户之见，使各家之长在互补中互融，同时使各家的局限性得以消解，使审美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相互融汇，从而使文学批评的世界无限丰富多彩。
(三)圆形批评观念的整合性特征
圆形批评观为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供了一种更为综合、辩证、更富统帅性意义的批评观念。
1．方中见圆，圆中见方从横向共时性角度来看，圆形批评“并不是要把多种多样的文学批评消融于某一种大一统的文学批评，而是倡导各种文学批评彼此独立又彼此渗透”，倡导多种批评因素的对立统一。所谓“对立”，即“方”，指圆形批评观念并不否认某一个别批评思想或批评学派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个性和棱角在圆形思维中仍然存在，尖锐的批评和瞬间的感知也并未被谋杀”。所谓“统一”，即“圆”，指圆形批评观念在倡导文学批评“自谐”的同时，还积极主张多种批评因素、多种批评方法的“互谐”。任何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在专攻文学某一侧面的同时，还要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单一的批评学派或批评思想都不可能脱离批评整体而完全独立存在，而且也只有在某种“互谐”中才能获得自身长远发展的可能。所以，“方中见圆，圆中见方”就是要实现文学批评的自谐与互谐，促进文学批评的整体和谐发展。
2．螺旋上升从纵向历时性角度来看，“圆形批评是一种螺旋，而螺旋运动本身就意味着否定之否定”。这是圆形批评观念对文学批评发展规律的界定。所谓的“圆形”，“一是在过程中实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活动之中，经过正、反、分、合趋向圆的境界；二是经由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的对立、争论和交融而实现。”各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足。圆形批评就是要在这种差异性之中，通过争论和交融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整合，而整个文学批评就在这样一种一正一反、～分一合的运动中不断地趋向于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3．无始无终从整体态势来看，圆形批评观念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圆形”批评境界。这一批评境界从某一横断面上来看，是一个个彼此独立的点、圆，或是不断趋向于圆的弧段，它们在共时性层面上不断地吸纳各种批评方法、批评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得文学批评始终保持鲜活的理论姿态，与时代同行并进。而从纵向发展历程来看，圆形批评中的每一个彼此独立的点、圆，或者不断趋向于圆的弧段又在彼此的冲撞与交融中完成更高层次的递进与推演，整个文学批评就在这种否定之否定式的运动中不断地扩大和完善批评整体之“圆”，恰恰是这一历时性维度使文学批评的发展最终指向一种螺旋上升状的无始无终。
三
(一)圆形批评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意识到198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学学科建设缺乏独立、科学的学科意识，王先霈开始倡导建设独立的文学批评学学科；意识到如何处理本土文论与外来文论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每一位中国学人所必需面对的新课题，王先霈结合古今中外的“尚圆”观念，为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意识到多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格局中各种直线型文学批评、散点型文学批评及文学批评向操作主义倾斜等问题，王先霈提出了一种更富统帅性的先进观念——圆形批评一即用传统哲学中的“圆”来辩证地、全面地整合各种彼此孤立、相互诘难的当代批评流派，从而为当代文学批评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种建设性主张。纵观圆形批评的发展过程可知，问题、烦恼之于王先霈及其圆形批评，正可谓“菩提烦恼，名异体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总是在最烦恼的地方闪射出智慧的光芒。
(二)圆形批评论研究的民族意识
这种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就在于王先霈将其放置到文学批评的“全球意识”大背景下进行体认，并努力寻求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某种互动。如他在《国学举要·文卷》中对古代文学思想中文学功能的阐释，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将其概括为“以文为用”、“以文为哭”和“以文为戏”三个方面，其中，“以文为用”和“以文为哭”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伦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为戏”则强调了文学的超功利性和审美性。这一独特的阐释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即传统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位置和被供奉的程度，不在于我们以捍卫传统的名义和抵抗流俗的姿态去拒斥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或者拒斥不了就要到远古的思想中去寻找可以与西方现代的文学批评观念、方法相类似、相匹配的对应、原型，等等，而在于我们要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和现实中不断地对它有新的理解和阐释，使其真正的扎根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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