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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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对中学阶段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来说也是如此。兴趣是激发中学生学习的主要的动力，对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激发学生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只有在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之后，学生对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有了兴趣，才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来，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加的良好。对激发学生的兴趣的措施来说，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我们有着很多的选择，比如在上课之前我们可以让学生自己讲一讲对于汉语言文学的理解，这个过程对于学生来书是需要一定的准备的，学生能够自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的特点，这对于他们兴趣的激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同时也可以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学习之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相应的活动可以有，展开辩论赛，设置一个合乎于这个年龄阶段讨论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个问题展开不同的观点，进行观点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体味汉语言文化的博大；展开诗歌朗诵比赛，让学生在古诗词的韵味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悠长。通过各种积极活动的展开，初中学生乐意参与其中，就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这对我们的教学过程来说将会有着极大的帮助，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产生兴趣，从而最终有益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
二、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对策
在传统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守旧，教学方法单调以及教师的专业的素质有待提高。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提高中学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对于教学模式守旧的现象，在实际的教学规程中表现为教师在教学中上课的方式单点，往往只是教师成为课堂的主角，教师自己一个人在教师上讲，初中学生在下面听，缺乏师生之间互动的过程，学生的节奏完由教师来掌控，这样的情况产生的问题就是随着课堂的继续，学生往往会产生比较厌烦的心态，他们对学习过程中掌握新知识的乐趣也逐渐丧失，自主的学习意识不能够得到激发，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习效率低下，难以使自己更加符合社会的要求。针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象，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建立对于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兴趣，这样初中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才能够得到提升，学生愿意学，愿意主动学，学习的效果就有了保证。同时还应该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初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教师是来帮助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让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发挥出学习主体的重要作用，保证课堂的良好的氛围，这样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对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一定是有着积极的重要作用的。教学方式的单一问题一直是影响教学成果的一个关键，能否采取好积极的措施来改变这样的问题就决定着能否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中对于课文的讲解多是每句进行讲解，这样的话不免显得冗长耗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状况。新课程的改革理念在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教学过程中来，我们在结合自身的教学资源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适的措施来改观这样的现状，汉语的博大精深更加适合于各种各样的教学，我们可以采取各样的方法来进行教学。比如让学生进行讲课，学生讲我们进行相应补充，甚至于采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生动的教学工作。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技术也进入到了现代化的教学过程。多媒体的运用能够在课堂上起到积极的效果，因为多媒体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它可以将课本上文字性的描述以一种直观的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来展示出来，通过这种直观的展示往往可以让学生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从而使他们能够将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改观教学方式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结语
关键词： 英汉语言文化 比较的意义 应用
一、英汉语言文化对照的意义
在外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汉语语言比较，一方面帮助学习者识别语言的共性，利于用母语知识促进对目的语的习得；同时帮助他们找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这对克服母语的干扰也能起积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定的语言反映着一定的文化，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往往是语言差异的根源。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语言文化比较，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语言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了解语言异同的根源，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文化比较是语言文化比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二、英汉语言文化对照在教学中的应用
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来说，要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关键在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文化比较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语言文化及观念方面的比较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谈些看法。
1.把握总体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影响
在总的文化背景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表达。
西方文化重视个人的自由、荣誉和成就，提倡个人奋斗，强调基督民主精神。英语国家很多的风俗习惯都反映了这些特征。在英语国家不论男女老幼互相之间一般都直呼其名。这与儒家思想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西方人看来，在姓名前加上职位显得过于正式、拘谨，表示彼此之间的疏远。因此，除正式场合，特别是在私人交往中人们都习惯于直呼其名。同样的，西方人不喜欢别人问及私人事务，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强调个人民主、自由的生活规范。
西方人的这种民主精神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示“请求”时往往运用过去式，也就是用虚拟语气的形式。如：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虚拟语气本来表示与实际相反的假设，在请求对方做某件事时用这种形式给对方留有余地。在这个问句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含义：“我只是随便问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完全可以不必回答。”中反映了说话人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同等位置上，在他们看来“Can you...?”就显得居高临下，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从这一民主观念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You’d better use another word.”是表示一种婉转的责备了。
2.介绍一些具体观念上的差异
除了基本文化思想方面差异以外，英汉两民族在一些具体观念方面还存在差异。现以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为例作简单介绍。
中国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很大。很多中国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例如我们常常未预约就串门访友，我们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什么时间有空，我想去拜访一下。”“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中国人这样说也是出于好意，表示热情好客。但西方人则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说话者并非诚心邀请，而是客套应酬。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时间观。美国人类学家藿尔（Edward hall）曾指出：“我们对待时间就像对待一个物品，赚得它、花费它、节省它、浪费它。在我们看来，同时做两件事几乎有点不道德。”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英美人士把时间看成是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可以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和拥有。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把时间分割不同的时段来安排活动，强调守时，严格按照日程一次做一件事。我们可以在以下句子或短语中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
Time is money.
Don’t attend two things at a time.
不同的时间观念会赋予语言以不同的内涵。在美国人看来“Time is money.”，时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浪费或耽误别人的时间是不道德的。他们无论是看病还是走亲访友都必须事先预约然后严格按照日程执行。汉语中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警句，但它仅仅被用来勉励人们珍惜时间。它的内涵和美国人严重的“Time is money.”的含义相去甚远。
时间观念上的另一差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鉴赏过去的习俗，非常重视历史和传统也特别敬老，老年人成了智慧、经验、稳重、权威等的化身。如汉语中的“老练”、“老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
美国的历史不过二百多年，美利坚人的祖先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在开发新天地的同时也重构了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奋斗、追求实力和物质享受等价值观驱使他们不太留恋过去，不安于现状，更注重未来。
他们注重于未来的心理也反映在语言上，对美国人说“old”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因为它给人的联想是缺乏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例如：
It is hard to make an old dog stoop.
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常常用委婉语代替“old”，例如，eldly或senior代称“老年人”，evergren clubs美称“老人俱乐部”。
显而易见，对于两种文化在世间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不通过比较来提醒学生高度重视，必将成为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不利于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3.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于一些带有浓厚民族（或地方）色彩或具有典故性的英语短语，如不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就很难理解其含义。同理，如不说明Newcastale是英国的一个产煤区也就很难想象“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的含义是“多此一举”。
综上所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是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源。引导学生了解这些差异，认识他们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学生改变思维方式，逐渐养成用异文化思维去理解语言的习惯，克服母语的干扰，这是提高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Brown，H.D.Principles of Languange Learning and Teaching，1987.
关键词：词汇；语言差异；翻译学习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一、课堂魅力缺失之现象及分析
现在的汉语教学课堂上，时常感觉到缺少了点优化的教学过程。课堂上要么是教师僵化的老一套的词语教学模式，要么是眼花缭乱的教学形式：比如有的课堂教学形式过于多样化，课堂气氛虽然热热闹闹，却不见有多少实际可学的内容；有些教师不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内容的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知识信息输入的内涵。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只写寥寥几个汉字，学生也很少动笔；还有一些教师没有在钻研教材上下功夫，出现概念偏误，给学生输入错误信息还浑然不知；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拿来让学生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由于汉语教师缺失了课堂教学语言的魅力，课堂上缺乏灵动的活力，教法呆板，学生不积极配合，思维被抑制；教师按部就班，学生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教师只顾复制教材内容，然后粘贴给学生，使学生缺乏创新的空间和土壤，这样的课堂必然呈现出冷清的思维流动，教材便成了束缚学生自由灵性的锁链，大量的词语、语法、课文、阅读、写作等课程便成了许多民族学生不可逾越的障碍，学生感觉乏味就在所难免了。
二、把人文关怀渗透在教学中
怎样上出充满趣味的汉语课？有人认为汉语课就应该做到室中书声朗朗，教室热热闹闹。我认为：这只是课堂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好的汉语课应是教师情感投入，学生积极参与，充满讨论气息，充满人文关怀。这样，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知识，而且在双向互动中情感得到交流，运用汉语的技能得到提高。由课文而悟道，由悟道学做人，真正达到教书育人完美结合的境界。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强调对人的培养，对个性的张扬。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趣味的选择。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处处依赖课本，而要对课本内容做出独特的解读和情景创设。不同侧面地引导民族学生琢磨、体会、领悟，掌握。同时，教师还要挖掘教材丰富的人文内涵。例如刚初中毕业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对爱这个词非常敏感。当老师讲到爱这个词时，学生的反应往往是：有的羞涩，有的脸红，有的窃窃私语，通过观察我发现同学们对爱的理解比较狭窄，一谈到爱就会联想到情爱。为了引导民族学生对爱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便启发学生让他们说说什么是爱，爱都有哪些？并且围绕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再让学生把列举的每一种爱都用一个事例来进行说明。学生踊跃参与，积极发言，列举了各种不同的爱。通过这种方法，同学们懂得了爱的博大，爱的美好，并且明白了只有不断地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爱，才能赢得更多的爱，更多的尊重。最后再请学生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多做类似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积累语言，更能吸引学生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升华的效果。
三、让汉语课堂洋溢着爱的情感
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是一门艺术。是汉语言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教学用语。是在规定时间内，依据教学要求，使用规定的教材，针对特定的教学对象，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最终为达到某一教学效果而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言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工具，也是汉语言教师应具有的最基本的教学技能。同样，汉语言教学语言也对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汉语言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的重任，要求汉语言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为人师表。因此，汉语言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的心灵造成影响。这也决定了汉语言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决定了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的特点，依据学科和教授对象不同：既要严谨规范有科学性、学科性和教育性，又要不乏幽默性、启发性、简明性和可接受性。恰当有效的课堂教学语言，不但有利于学生轻松顺利地接受知识，还有利于汉语言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并建立威信。
2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一般具有的风格类型
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的语言风格由一般语言、文学语言和态势语言三个要素决定，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创性。每个汉语言教师因个体在性格、知识和阅历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那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风格类型一般有哪些？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发现，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分类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从制约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的主客观因素来看，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大体分为：质朴型、情感型、典雅型、通俗易懂型、机智幽默型等；按照姚鼐的分法，有优美型、阳刚壮美型和刚柔并济型；笼统地说，还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除了这些分类法，依照汉语言教师自身性格不同来分类，大体又可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风格。一般性格活泼的汉语言教师所采用教学语言的风格是外向型，其特点是：声音洪亮、语速偏快、感情充沛、幽默风趣；性格偏于内向的汉语言教师所采用的教学语言是内向型风格，其特征是：音调适中、语速较慢、庄重典雅、朴实无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对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一般来说，外向型教学风格，由于教师音调较高、语速较快、表情和肢体语言都较为丰富，所以容易调动学生的注意力，课堂效率较高。长期在这种课堂环境中学习的学生往往思维比较活跃，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因汉语言教师输送信息速度较快，信息量过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时大脑来不及反应，造成知识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严重导致接受信息的障碍。教育的学生容易草率思考问题，不能细致周全掌握知识要点。内向型语言风格，教师往往音调较低、语速较慢、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单一或缺乏，但能细致周密教授每个知识点，学生容易接受消化全部知识，不容易出现积压和疏漏。教育出的学生往往思维周密，考虑问题周全。不利影响是学生长期在这种课堂环境中学习，因教师讲解较慢，学生容易分散注意力，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容易由兴奋转入抑制状态，学生会有瞌睡发困之感。可见，不同的语言风格对教学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每种教学语言风格各有利弊。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采用何种教学语言风格，应根据学科不同、教授对象不同，进行灵活调整。高效艺术化的课堂教学语言，应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能开拓学生的思维模式，能帮助学生轻松顺利接受知识。
3实现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化的方法和途径
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是能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语言。一般具有规范性、形象性、情感性和创造性几个特征。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实现教学艺术化效果，应掌握如下方法和途径。
3.1实现汉语言教学语言艺术化的方法
（1）注意课堂语言的声调语速和韵律节奏。学科不同，内容不同，所采用的语速语调和韵律节奏也会不同。适中的语速语调和韵律节奏作用于学生，能引起学生共鸣。
（2）进入角色，带着感情讲课，充分发挥表情和手势等非语言因素的作用。在教学语言艺术化的课堂中，教师衣着整洁，面部表情和手势丰富，针对不同学科和内容，充满感情地运用丰富适当的词汇和语调进行讲解，一定也会感染学生的情绪，调动学生的热情，启发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有助于学生轻松接受课堂知识。
（3）运用修辞方法，让课堂教学语言生动起来。语言艺术离不开修辞，依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灵活巧妙地运用比喻、排比和拟人等修辞方法进行知识的讲解，能引发学生联想和思考，使得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更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善于引用诗句名言，使教学语言文学化。在教学中，根据需要引用古诗文和名言警句，能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5）寓教于乐。在教学中，根据需要大胆穿插幽默段子、笑话和小故事的娱乐手法，使得课堂真正充满艺术魅力。但要注意分寸，不可过多，否则会适得其反。
3.2实现汉语言教学语言艺术化的途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中，要使用艺术化的语言进行教学，就需要汉语言教师像演员一样在平时多练基本功。
（1）要钻研教材，吃透教材。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来源于对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和对知识的透彻理解。教师深入钻研，吃透教材，自会思路清晰，逻辑分明，语言贴切。
（2）要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艺术化的教学语言，离不开教师自身深厚的专业知识，也离不开教师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广博。还要多增加自己的情趣，陶冶自己的情操，这样才能把自己的高雅情绪传染给学生。
（3）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如果一个教师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在课堂教学中就不会有高度认真的态度和饱满的感情，也就不会有艺术性的教学语言。所以，作为一名教师，要想在教学中，能轻松运用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有浓厚的教学兴趣和对学生的爱。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1.1“去中心”平等教学思想
现代教育理念就是提倡“公平、民主、自由”的教学氛围，营造这样的教学氛围，建立公平、自由的学习环境，提高每一个学生的自我学习与自主钻研的学习动力。反对老师的“个人主义”，反对教师的“一言堂”行为，要让学生与教师积极配合，形成默契的工作模式，积极提高教学中的师生平等关系，加强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互动。现代教育思想背景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能作为辅导的角色，而学生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
1.2“公平对话”教学方式
“公平对话”的教学方式是提供给现代教育理念一种直接对话的教学参考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保持一种公平地位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正确理解。利用“公平对话”的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可以更顺利的求证各类理论知识和相关汉语言文学内容，保证自身学习的深入性和自主性。“公平对话”追求的是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1.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教师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要利用阐述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学习状态，保证每一个学生的乐观、积极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学生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法。阐述教学方法不同于学生陈述这样的简单教学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环境，融入情景之中去学习和掌握真正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思路。阐释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在一边阐述，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模式中，让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4灵活的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因此，灵活的教学评价方式更适合传统的以分数为标准的判定方式，很多学生可以展现出自我的汉语言天赋与才华，让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得到开发。
1.5教学实践与互动
教学实践增强学生交流，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互动的最原始解释就是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老师可以开放、平等、灵活的沟通，取得相互信任，提高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实践，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现论要求我们的教育从业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工作，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工作上，要积极开展教学主导的定位，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教学规划能力，科学定位现代教育方式，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能力，处理一系列学生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鼓励学生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实现全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实现学生与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后现代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这样的教育成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后现代的思想理念。
1.6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教学方法的选择，最新的理论要求我们采取讲解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多的优点，其优越性在于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采用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实现新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正确轨道。消除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上进行批判继承。利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的有效结合，改善传统教学思路，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积极调整和工作改进方案。注重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尤其是在生活中，提高应用的次数与应用的有效性。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差异化。让更多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知识教学融合在一起，让理论与实际行动相互结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注重教育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实现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动态性以及复杂性。
2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2.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教学引导模式。让学生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上有一种前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方法，利用自由和灵活掌握学生学习规划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开发出自我潜能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灵活性，改善学习动力，让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在汉语言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积极掌握学生的不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根据师生沟通和彼此的了解，教师可以更高效地为学生讲解汉语言文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明确的学习观点与方法。
2.3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为学生引导一个具体的教学方向，然后只带领学生进入方向，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提问，自由学习，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判断汉语言教学的下一步方法与理论内容。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学习，深入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髓，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中，学生要注意自身学习方法的改进，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上，要注重学习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结合。教师要不断引导，为学生指点迷津，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3结束语
成人教育理论的日益丰富赋予成人高等教育学科以新的时代意义。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定义成人教育“由于受教育的主体是工农群众，故又称工农教育。业余教学时间以业余为主，故又称业余教育”。①1987年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指出：“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②1997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大力发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的成人教育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担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10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革新，使成人教育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社会给予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必将开启其新的时代内涵。互联网的普及和繁荣为研究培养方案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传统的成人教育离不开教室、班级、规定的时间等要素，教师离不开教室、黑板、粉笔，学校的必要组件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学校教育是在有围墙高筑的校园内完成教育目标，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教育使传授知识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投影仪、幻灯机进入课堂，到录音机、语言实验室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从影碟录像到广播电视教育，一直发展到当今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开发以及依靠互联网的传播，使网络成为了集数字、音频、视频、图片等于一体的载体，信息的储存变得简单、方便、易行、快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只限于在学校进行的”地域观念，教室已经不是授课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随处学习，随时学习，教育向着无限的空间拓展，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走向全人类。
2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要求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现最新的科技知识、信息和人文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主体人格的完美发展和各种需要的合理满足。”④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更新日新月异，知识老化的时间在日益缩短，一次性学校教育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科技。有关研究显示，知识的半衰期只有三年，更为形象地说，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5年后知识的陈旧率为40%，10年后达到60%，20年后达到85%；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只占一生所学知识的10%~20%，还有80%~90%的知识要在工作后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来完成和更新，鉴于此，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把最新的科技知识、学科前沿信息都融入在课程教学中，着重提高人的活动能力，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学会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升主体人格的品质。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应贯穿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研究与实践的全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堂课两课堂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教学组织者来说，需要提供的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对于受教主体来说，他通过学习这一课程体系，加上自身的内化，达到自身的全面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以文学的学习作为主体，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刘熙载说“文，心学也。”“文学可以说是人生（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侧面的如法学）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观念、精神、情感与价值等）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艺术呈现又是以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为核心的，因而文学史又常常被称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勃兰兑斯语），这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⑤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⑥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