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2 17: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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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关键词： 英汉语言文化 比较的意义 应用
一、英汉语言文化对照的意义
在外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汉语语言比较，一方面帮助学习者识别语言的共性，利于用母语知识促进对目的语的习得；同时帮助他们找出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这对克服母语的干扰也能起积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定的语言反映着一定的文化，反映该民族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观念、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往往是语言差异的根源。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地运用语言文化比较，可以帮助学习者了解语言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了解语言异同的根源，提高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文化比较是语言文化比较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二、英汉语言文化对照在教学中的应用
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来说，要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关键在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文化比较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语言文化及观念方面的比较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谈些看法。
1.把握总体文化背景对语言的影响
在总的文化背景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表达。
西方文化重视个人的自由、荣誉和成就，提倡个人奋斗，强调基督民主精神。英语国家很多的风俗习惯都反映了这些特征。在英语国家不论男女老幼互相之间一般都直呼其名。这与儒家思想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西方人看来，在姓名前加上职位显得过于正式、拘谨，表示彼此之间的疏远。因此，除正式场合，特别是在私人交往中人们都习惯于直呼其名。同样的，西方人不喜欢别人问及私人事务，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强调个人民主、自由的生活规范。
西方人的这种民主精神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表示“请求”时往往运用过去式，也就是用虚拟语气的形式。如：
C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ould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虚拟语气本来表示与实际相反的假设，在请求对方做某件事时用这种形式给对方留有余地。在这个问句的背后还隐藏着这样的含义：“我只是随便问一下，如果你不愿意，完全可以不必回答。”中反映了说话人把自己放在与对方同等位置上，在他们看来“Can you...?”就显得居高临下，有强加于人的感觉。从这一民主观念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You’d better use another word.”是表示一种婉转的责备了。
2.介绍一些具体观念上的差异
除了基本文化思想方面差异以外，英汉两民族在一些具体观念方面还存在差异。现以时间观念上的差异为例作简单介绍。
中国人和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很大。很多中国人时间观念比较淡薄，例如我们常常未预约就串门访友，我们还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什么时间有空，我想去拜访一下。”“你随便什么时候来都行”中国人这样说也是出于好意，表示热情好客。但西方人则会产生这样的误解：说话者并非诚心邀请，而是客套应酬。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呢？我们来看看美国人的时间观。美国人类学家藿尔（Edward hall）曾指出：“我们对待时间就像对待一个物品，赚得它、花费它、节省它、浪费它。在我们看来，同时做两件事几乎有点不道德。”持有这种时间观念的英美人士把时间看成是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可以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和拥有。因此，他们特别强调把时间分割不同的时段来安排活动，强调守时，严格按照日程一次做一件事。我们可以在以下句子或短语中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
Time is money.
Don’t attend two things at a time.
不同的时间观念会赋予语言以不同的内涵。在美国人看来“Time is money.”，时间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金钱，浪费或耽误别人的时间是不道德的。他们无论是看病还是走亲访友都必须事先预约然后严格按照日程执行。汉语中也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警句，但它仅仅被用来勉励人们珍惜时间。它的内涵和美国人严重的“Time is money.”的含义相去甚远。
时间观念上的另一差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有鉴赏过去的习俗，非常重视历史和传统也特别敬老，老年人成了智慧、经验、稳重、权威等的化身。如汉语中的“老练”、“老手”、“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
美国的历史不过二百多年，美利坚人的祖先移居美洲大陆以后，在开发新天地的同时也重构了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人奋斗、追求实力和物质享受等价值观驱使他们不太留恋过去，不安于现状，更注重未来。
他们注重于未来的心理也反映在语言上，对美国人说“old”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因为它给人的联想是缺乏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例如：
It is hard to make an old dog stoop.
正因为如此，在英语中常常用委婉语代替“old”，例如，eldly或senior代称“老年人”，evergren clubs美称“老人俱乐部”。
显而易见，对于两种文化在世间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不通过比较来提醒学生高度重视，必将成为语言交际的一大障碍，不利于他们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
3.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于一些带有浓厚民族（或地方）色彩或具有典故性的英语短语，如不介绍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学生就很难理解其含义。同理，如不说明Newcastale是英国的一个产煤区也就很难想象“To carry coals to Newcastle”的含义是“多此一举”。
综上所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是产生语言差异的根源。引导学生了解这些差异，认识他们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有利于学生改变思维方式，逐渐养成用异文化思维去理解语言的习惯，克服母语的干扰，这是提高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重要一环。
参考文献：
［1］Brown，H.D.Principles of Languange Learning and Teaching，1987.
[关键词]精英教育；大众化；高等精英教育；内涵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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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魅力缺失之现象及分析
现在的汉语教学课堂上，时常感觉到缺少了点优化的教学过程。课堂上要么是教师僵化的老一套的词语教学模式，要么是眼花缭乱的教学形式：比如有的课堂教学形式过于多样化，课堂气氛虽然热热闹闹，却不见有多少实际可学的内容；有些教师不是引导学生在学习内容的本身上下功夫，而是过多地依赖多媒体教学手段，只注重形式，而忽略了知识信息输入的内涵。一堂课下来，黑板上只写寥寥几个汉字，学生也很少动笔；还有一些教师没有在钻研教材上下功夫，出现概念偏误，给学生输入错误信息还浑然不知；甚至有的教师把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拿来让学生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由于汉语教师缺失了课堂教学语言的魅力，课堂上缺乏灵动的活力，教法呆板，学生不积极配合，思维被抑制；教师按部就班，学生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教师只顾复制教材内容，然后粘贴给学生，使学生缺乏创新的空间和土壤，这样的课堂必然呈现出冷清的思维流动，教材便成了束缚学生自由灵性的锁链，大量的词语、语法、课文、阅读、写作等课程便成了许多民族学生不可逾越的障碍，学生感觉乏味就在所难免了。
二、把人文关怀渗透在教学中
怎样上出充满趣味的汉语课？有人认为汉语课就应该做到室中书声朗朗，教室热热闹闹。我认为：这只是课堂的表面形式。实际上好的汉语课应是教师情感投入，学生积极参与，充满讨论气息，充满人文关怀。这样，学生在课堂上获得的不仅是汉语知识，而且在双向互动中情感得到交流，运用汉语的技能得到提高。由课文而悟道，由悟道学做人，真正达到教书育人完美结合的境界。
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要充分挖掘教材中丰富的人文内涵。强调对人的培养，对个性的张扬。尊重学生的独特体验、尊重学生趣味的选择。这就要求教师不能处处依赖课本，而要对课本内容做出独特的解读和情景创设。不同侧面地引导民族学生琢磨、体会、领悟，掌握。同时，教师还要挖掘教材丰富的人文内涵。例如刚初中毕业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已经开始对异性产生好感，对爱这个词非常敏感。当老师讲到爱这个词时，学生的反应往往是：有的羞涩，有的脸红，有的窃窃私语，通过观察我发现同学们对爱的理解比较狭窄，一谈到爱就会联想到情爱。为了引导民族学生对爱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便启发学生让他们说说什么是爱，爱都有哪些？并且围绕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再让学生把列举的每一种爱都用一个事例来进行说明。学生踊跃参与，积极发言，列举了各种不同的爱。通过这种方法，同学们懂得了爱的博大，爱的美好，并且明白了只有不断地为他人为社会付出爱，才能赢得更多的爱，更多的尊重。最后再请学生把这些感受写下来。多做类似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积累语言，更能吸引学生达到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升华的效果。
三、让汉语课堂洋溢着爱的情感
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是一门艺术。是汉语言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教学用语。是在规定时间内，依据教学要求，使用规定的教材，针对特定的教学对象，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最终为达到某一教学效果而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言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工具，也是汉语言教师应具有的最基本的教学技能。同样，汉语言教学语言也对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汉语言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的重任，要求汉语言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为人师表。因此，汉语言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的心灵造成影响。这也决定了汉语言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决定了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的特点，依据学科和教授对象不同：既要严谨规范有科学性、学科性和教育性，又要不乏幽默性、启发性、简明性和可接受性。恰当有效的课堂教学语言，不但有利于学生轻松顺利地接受知识，还有利于汉语言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良好形象，并建立威信。
2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一般具有的风格类型
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的语言风格由一般语言、文学语言和态势语言三个要素决定，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创性。每个汉语言教师因个体在性格、知识和阅历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那么，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风格类型一般有哪些？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发现，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分类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从制约汉语言文学教学语言的主客观因素来看，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大体分为：质朴型、情感型、典雅型、通俗易懂型、机智幽默型等；按照姚鼐的分法，有优美型、阳刚壮美型和刚柔并济型；笼统地说，还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除了这些分类法，依照汉语言教师自身性格不同来分类，大体又可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风格。一般性格活泼的汉语言教师所采用教学语言的风格是外向型，其特点是：声音洪亮、语速偏快、感情充沛、幽默风趣；性格偏于内向的汉语言教师所采用的教学语言是内向型风格，其特征是：音调适中、语速较慢、庄重典雅、朴实无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对汉语言文学教学效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一般来说，外向型教学风格，由于教师音调较高、语速较快、表情和肢体语言都较为丰富，所以容易调动学生的注意力，课堂效率较高。长期在这种课堂环境中学习的学生往往思维比较活跃，容易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但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因汉语言教师输送信息速度较快，信息量过大，学生在接受信息时大脑来不及反应，造成知识不能完全消化吸收，严重导致接受信息的障碍。教育的学生容易草率思考问题，不能细致周全掌握知识要点。内向型语言风格，教师往往音调较低、语速较慢、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单一或缺乏，但能细致周密教授每个知识点，学生容易接受消化全部知识，不容易出现积压和疏漏。教育出的学生往往思维周密，考虑问题周全。不利影响是学生长期在这种课堂环境中学习，因教师讲解较慢，学生容易分散注意力，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容易由兴奋转入抑制状态，学生会有瞌睡发困之感。可见，不同的语言风格对教学效果有着不同的影响。每种教学语言风格各有利弊。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采用何种教学语言风格，应根据学科不同、教授对象不同，进行灵活调整。高效艺术化的课堂教学语言，应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能开拓学生的思维模式，能帮助学生轻松顺利接受知识。
3实现汉语言教师课堂教学语言艺术化的方法和途径
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是能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语言。一般具有规范性、形象性、情感性和创造性几个特征。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要实现教学艺术化效果，应掌握如下方法和途径。
3.1实现汉语言教学语言艺术化的方法
（1）注意课堂语言的声调语速和韵律节奏。学科不同，内容不同，所采用的语速语调和韵律节奏也会不同。适中的语速语调和韵律节奏作用于学生，能引起学生共鸣。
（2）进入角色，带着感情讲课，充分发挥表情和手势等非语言因素的作用。在教学语言艺术化的课堂中，教师衣着整洁，面部表情和手势丰富，针对不同学科和内容，充满感情地运用丰富适当的词汇和语调进行讲解，一定也会感染学生的情绪，调动学生的热情，启发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有助于学生轻松接受课堂知识。
（3）运用修辞方法，让课堂教学语言生动起来。语言艺术离不开修辞，依据教学内容的不同，灵活巧妙地运用比喻、排比和拟人等修辞方法进行知识的讲解，能引发学生联想和思考，使得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更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4）善于引用诗句名言，使教学语言文学化。在教学中，根据需要引用古诗文和名言警句，能使学生获得美的享受，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5）寓教于乐。在教学中，根据需要大胆穿插幽默段子、笑话和小故事的娱乐手法，使得课堂真正充满艺术魅力。但要注意分寸，不可过多，否则会适得其反。
3.2实现汉语言教学语言艺术化的途径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中，要使用艺术化的语言进行教学，就需要汉语言教师像演员一样在平时多练基本功。
（1）要钻研教材，吃透教材。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来源于对教学内容的融会贯通和对知识的透彻理解。教师深入钻研，吃透教材，自会思路清晰，逻辑分明，语言贴切。
（2）要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艺术化的教学语言，离不开教师自身深厚的专业知识，也离不开教师阅历的丰富和知识的广博。还要多增加自己的情趣，陶冶自己的情操，这样才能把自己的高雅情绪传染给学生。
（3）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如果一个教师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在课堂教学中就不会有高度认真的态度和饱满的感情，也就不会有艺术性的教学语言。所以，作为一名教师，要想在教学中，能轻松运用艺术化的教学语言，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有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有浓厚的教学兴趣和对学生的爱。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一）提高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间的知识更是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很多知识也并不知晓，所以要将这些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交际，这种教学不等同于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侧重于和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
成人教育理论的日益丰富赋予成人高等教育学科以新的时代意义。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定义成人教育“由于受教育的主体是工农群众，故又称工农教育。业余教学时间以业余为主，故又称业余教育”。①1987年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指出：“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②1997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大力发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的成人教育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担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10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革新，使成人教育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社会给予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必将开启其新的时代内涵。互联网的普及和繁荣为研究培养方案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传统的成人教育离不开教室、班级、规定的时间等要素，教师离不开教室、黑板、粉笔，学校的必要组件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学校教育是在有围墙高筑的校园内完成教育目标，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教育使传授知识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投影仪、幻灯机进入课堂，到录音机、语言实验室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从影碟录像到广播电视教育，一直发展到当今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开发以及依靠互联网的传播，使网络成为了集数字、音频、视频、图片等于一体的载体，信息的储存变得简单、方便、易行、快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只限于在学校进行的”地域观念，教室已经不是授课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随处学习，随时学习，教育向着无限的空间拓展，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走向全人类。
2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要求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现最新的科技知识、信息和人文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主体人格的完美发展和各种需要的合理满足。”④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更新日新月异，知识老化的时间在日益缩短，一次性学校教育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科技。有关研究显示，知识的半衰期只有三年，更为形象地说，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5年后知识的陈旧率为40%，10年后达到60%，20年后达到85%；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只占一生所学知识的10%~20%，还有80%~90%的知识要在工作后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来完成和更新，鉴于此，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把最新的科技知识、学科前沿信息都融入在课程教学中，着重提高人的活动能力，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学会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升主体人格的品质。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应贯穿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研究与实践的全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堂课两课堂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教学组织者来说，需要提供的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对于受教主体来说，他通过学习这一课程体系，加上自身的内化，达到自身的全面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以文学的学习作为主体，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刘熙载说“文，心学也。”“文学可以说是人生（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侧面的如法学）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观念、精神、情感与价值等）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艺术呈现又是以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为核心的，因而文学史又常常被称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勃兰兑斯语），这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⑤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⑥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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