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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行政价值；价值取向
一、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社会转型的涵义，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一词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家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中多次使用“social transformation” 这一概念。台湾学者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我国学者最早提出“社会转型”的是李培林，他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社会学家陆学艺、景天魁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社会转型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异质性。即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如“摩天高楼”与“木板小屋”、“大水牛”与“喷射机”、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二是形式主义。即应然与实然不相吻合，“什么应是什么”与“什么是什么”的相互脱节。有许多事物形式上、表层的是现代的，但实际上、潜层的却是传统的，徒具现代化之名或之形；三是重叠性。即传统社会是结构不分化和功能普化，如帝王的权力是不分化的，他的功能是普化的，即同时具有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多种功能。现代社会则是结构分化和功能专化，如企业家只是“经济人”，官员只是“行政人”等。转型社会则是结构的分化与不分化、功能的专化与普化相互重叠。
关于我国社会转型起始时间的界定目前普遍认为是始于，这一转型过程大致经历了1840年至1949年的启动和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的中速发展阶段和1978年至今的快速和加速发展阶段。在转型过程中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市场化，利益结构多元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公民主体意识明晰。
二、转型期行政价值的变迁
（一）行政价值的内涵
王伟教授对行政价值的界定是以黑格尔的价值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借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上的原话说，“在这个意义上，公务人员所履行的，按其直接形式来说是自在自为的价值，即行政伦理价值”。张康之教授认为，“行政体系的价值关系是行政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自觉地进行价值确定、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的结果，行政价值也是行政人员对自我生命的确定，而且正是这种生命构成了行政主体的本质”。王乐夫教授在其论述中阐释到，“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可以说，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和核心。”我很认同乔耀章、芮国强的观点，“行政价值是指行政活动对人的需要的积极意义和满足。一种具体的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行政活动的功能，又取决于一定的人的需要，取决于该行政行为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和满足的程度。”他们认为行政价值的主体是人，是在行政活动与人的关系上产生的，并且以行政活动的属性为基础，具有个体性、多维性和时效性。
（二）行政价值的变迁
伴随着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改变，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则更加发人深省。已往认为合理的事情变得不近情理了，以往追求的事物变得不再有意义了，过去的种种价值标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怀疑。“正是这些变化了的价值观念，又进一步成为社会的主导理念，推动着社会前行。因而从价值观念的变革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社会转型对人及社会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的行政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也标志着行政管理正走向现代化。何颖、徐增辉、喻剑利等人认为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念的转变表现为：
（1）由经验走向理性和科学
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农业文明的影响，我国形成了传统社会的经验管理模式和经验的行政价值观，行政管理者往往凭借个人的经验、智慧、直觉来进行行政决策和实施行政管理。这无疑使行政管理和行政决策带有浓厚的个人经验和感彩，致使行政决策失误颇多，行政管理效率低下。伴随着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人们已逐渐地认识到，现代行政管理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理念和模式，积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有效地进行管理，创造最佳效益。科学行政的关键是科学决策，它要求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方法作为基础，通过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机制，以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对政府事务进行科学化的决策。
（2）由集权走向民主
由于我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封建专制的国家，因此，集权、专制的国家管理方式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建国后，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和扼杀了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这种理念也发生了动摇，并与现代的民主行政价值观产生了激烈的冲撞，同时逐步向民主行政价值观转变。“民主行政的价值观念包含丰富的涵义：首先，行政参与观念是民主行政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可以表达公民的利益愿望，而且公民还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其次，行政公平观念是民主行政价值观念的另一层涵义。现代政府行政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此，政府的不公则是其统治发生危机的根源。”所以说“民主行政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凝聚机制，同时也是一种纠错机制。”
（3）由人治走向法制
人治价值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在当代的行政管理中也不乏其表现。它导致理性的行政组织退化，使原本平等的关系变成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法制的价值观念逐渐被认可。它使行政管理有法可依，防止权力异化，减少了管理中的随意性。在转型过程中，人治与法制在理念和现实中的对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法制理念不仅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的价值选择。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与法制同行。
（4）由权威转向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奉行的是一种权力行政的价值观，它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务人员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感，他们在行政活动中只对上级负责，维护上级的权威，官民之间界线分明。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权力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一种新的，服务行政的价值观正日益深人人心。当代行政的本质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政府通过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冲突 ，提供服务来体现自身的价值。没有服务的行政价值观念，就不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三、转型期我国的行政价值的取向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既要跨越农业社会的低水平，又要完成工业社会的生产任务，同时又必须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全球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价值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单一的和单向的，而必须是多元的和复杂的。“任何改革的进行，都是以一种价值观念的更新和突破为先导的，经过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运动才能为新的模式的顺利发展打开道路，指引方向。”因此，在行政价值观领域的改革前置于整个行政改革具体措施进程之前，探讨新时期行政价值观是新时期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内许多学者在建构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的观点虽然各异，但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
（一）以人为本，和谐行政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以人为本突出了公共行政为人民服务的功利价值目标，“集焦点于人，一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和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 “公共行政价值选择是对行政功能的一种重新选择与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构造一种良好的行政状态，即和谐行政。”我国和谐社会蕴含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对公共行政提出了价值上的诉求，和谐行政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和谐会构建中的公共行政应以和谐行政为目标。
（二）更加突出公平的行政价值目标
从公共行政学之父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时起，以效率作为承诺的价值基础就开始彰显其优序的地位，直至新公共行政学派的崛起，才在原有的更有效、更经济的行政管理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公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原则，关注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有助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金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 “传统的公共行政机关在执行立法和提出计划时，常常以牺牲社会的公平来强调效率和节约，与其说它照顾一般利益，还不如说它照顾特殊利益，它以争取公众福利和民众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效率占据首要位置，但在此前提下，我国政府作为行政价值主体，必须更加突出公平的行政价值目标，这是政府的职责决定的。当前，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政府必须突出公平的地位，保护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确保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
（三）确立以服务为基础的新效率观
“服务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价值，在公共管理体系中，公共管理的制度、体制、过程等都还会有着服务价值所派来生出来的次生价值，从而构成以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价值体系”。摒弃传统的“效率观”，确立以服务为基础的新效率观是未来我国行政价值生成中极其重要的理念选择。单一的效率和单一的服务都会导致行政价值生成的扭曲，只有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效率才是合理的、符合我国未来发展需要的行政价值目标。
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价值的研究是基于行政哲学领域的，“当今，哲学的主体正经历价值论的转向，公共行政价值论的建构显然离不开价值哲学发展的发北京，这一趋势无可避免地对公共行政价值论的建构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行政价值生成的系统分析与理论构建，可以有效指导行政实践，为行政改革提供有益的思想指引与价值支撑，为我国行政价值取向的理性选择、行政价值生成机制的合理化路径选择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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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条自己的路”；“始终觉得广东音乐太市民化,缺一点文人气”③，而随后，即有另一作者对此作出不同的回应④。
广东省是广东音乐的源地。2002年，广东省提出建设“文化大省”。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音乐名列其中⑤。2010年，广东再次提出建设“文化强省”，并出台了《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作为“非遗”的广东音乐近年来受到前所未有的瞩目。文化属性自然是一个乐种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清晰的定位也是“申遗”首先应达到的目的，传承和保护广东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是要迈的第一步！如果一个被保护的文化品种的文化属性不了解或尚未厘清争议，则很难谈得上很好地保护，乃至传承和发展！
一、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被称之为“硬弓阶段”或称“硬弓时期”。
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经常出现在以下四种活动中?押1．乡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或加粤曲、说唱)。2．戏剧中的过场音乐。从事戏曲乐队伴奏的乐工，俗称“棚面”。3．自娱性质的社团。在广府民间广泛存在以自娱自乐为主要目的的曲艺社团――“私伙局”。4．民间艺人在茶楼、街头卖艺，借以为生。这四类活动的主体均为中下层民众。
乔建中认为：“在一般意义上，音乐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许多民俗（特别是婚、丧、生、祭四大礼俗）离不开音乐，音乐也很少游离于特定的民俗。民俗是孕育音乐的土壤，音乐是民俗的外延，民俗以自身的生命力延续着音乐的传播及其发展。”⑥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体现了这一规律。
1919年以前的广东音乐作品直接来自对各类民俗音乐的采用。锣鼓柜和八音班是广东流行最早的民间器乐]奏形式，是“广东音乐”在民间形成与普及的重要载体。黄锦培认为，到丘鹤俦1919年出版《琴学新编》为止，没有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出现⑦。丘鹤俦被认为是“广东音乐的启蒙者和发展者”，其幼年就一直浸润于广东民间传统音乐之中，受民俗音乐的,陶。九岁时丘鹤俦即在家乡台山的“八音班”随八音名师胡德高学艺，13岁始以一名琐呐手的身份参加“八音班”活动。在他编著的音乐出版物中，很多乐曲即来自“八音班”的]出曲目⑧。
解放后，李凌先生根据丘鹤俦、沈允升等人编辑的出版物，重新整理出70首左右的早期广东音乐，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押1．地方性民歌?押有山歌、儿歌、民歌、木鱼、龙舟、粤讴、南音等；2．戏曲音乐?押其中有粤剧音乐(二簧、梆子、西皮等)、潮州音乐、琼剧音乐和汉剧音；3．小调及器乐曲：有小调、大调、过场曲、专为乐器]奏的乐曲；4．杂曲：牌子曲、梵音(佛教曲)⑨。
作为在民族文化传统广阔背景上展现的民俗与民间音乐，两者常常是互相融合、互相推动的。综上所述，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不仅作品全部源于民间，且与民俗事项紧密相连，而其传承、]奏和享用者的身份也最直接地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存方式，忠实地折射了这片土地的民生状况。其音乐活动及传播仅限广府民系粤语方言区内，有明显的地域边界；同时，这种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的音乐文化保留了较多广府民系传统色彩。因而，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典型的民间音乐，属民间文化类型。
二、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
（一）“井喷式”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1926―1937年)是广东音乐发展的成熟期，也被称为广东音乐的软弓时期或软弓阶段⑩。这个阶段的乐器组合主要为“高胡(亦称粤胡)、秦琴、扬琴、洞箫、椰胡”五件乐器，亦称“软弓五架头”或“软弓五件头”。此一时期，广东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其发展以完全不同于“硬弓时期”的形式进入了井喷式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押名家辈出、创作繁荣、乐器进行改良、乐队组合进行变革、编著大量出版、唱片大量发行、社团如云、社会基础广泛，广东音乐进入井喷式或曰爆炸式的发展，飞越五岭，远渡重洋，在全国同时在海外迅速传播开来，是全面成熟的黄金时期。
广东音乐软弓时期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完全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传统音乐，其影响之广、传播之快，至今为止仍无其它传统音乐类型可出其右，而与其本身硬弓时期的发展相比，也同样截然不同！这些到底蕴藏了怎样的玄机呢？若能弄清这些问题，恐怕是我们认识广东音乐、正确对待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难以回避的前提！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软弓时期广东音乐曲谱的出版和发行量实属惊人！沈允升在《琴弦乐谱》的《粤乐新声》第二册“篇首言”中言：“以《琴弦乐谱》第1集而论，出版才一个月，销数竟能超过5千；《弦歌风琴合谱》一书，在7年里，销数己达2余万册。”
2．新作品大量涌现。与一般传统民间音乐极为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作品都能找到明确的作者。
3．民间广东音乐社团蓬勃发展。上海、沈阳、天津、广西、西安乃至延安诸地都纷纷建立起了广东音乐社团，形成了广州、上海、香港三大中心。
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最终使广东音乐成为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中国民俗乐种！
（二）文化特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已呈现大众文化特征，井喷式发展及快速传播，已绝非一般的传统民间音乐可比。所谓大众文化，是在当代大众社会中，以大工业和现代科技为基础，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文化工业为赢利目的，按照市场机制的运作进行批量生产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并于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兴盛。
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大众文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并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上海、广州等地。上海、广州等地的都市经济的发达形成了大众文化产业赖以构建的物质基础，上海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则形成了大众文化赖以构建的社会基础。其时，这些城市是一些重大思想和文化论争的发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还是市民通俗文化的消费中心，现代传播技术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了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基地。广东音乐的大众文化特征表现如下：
1．商品性。
广东音乐推上市场与近代唱片公司的涌现和市场行为密切相关。唱片工业兴起和广播电台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音乐”的传播，同时也刺激了社会需求。其时，最为出名的共有百代、胜利、大中华、高亭、蓓开、新月、长城等7家上海唱片公司。以近代上海最为著名的百代唱片公司。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报告显示，仅1933年上半年，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预期盈余即可达10万元???。
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有了第一波。商业化操作是大众文化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它摆脱了以往以个人自产自销的生产方式，而主要依靠当代大众传媒为主要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广东音乐]奏家余其伟认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特别在三四十年代，广东音乐有大量的创作，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商业的推动???。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的]奏者往往既是乐曲改编者，又同时是作曲者。初期，在当时的商业背景下，为了追逐商业利润，电台、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商业机构邀请有一定水平的]奏者录制了大量的唱片,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各商业机构竞相约稿，并开始了以配合舞厅、茶座等场所，以及唱片发行的音乐创作。有了商业机构的推波助澜，新创作的广东音乐作品便不愁出路。
2．大众传媒的依赖性。
大众传播媒介在塑造大众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离开大众媒介，通俗和流行便不复存在。大众文化与传统农业社会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化的截然不同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大众媒介都是现代文化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出现的文化现象”。
我国开始装设无线电台的初期和早期无声电影都大量运用了广东音乐。在当时上海有两个商业电台，他们除播送一些商业性广告外，专播粤曲和广东音乐。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最早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广东音乐”充分享受到了工业文明成果的好处：①二三十年代，广州电台每周都广播“广东音乐”节目；②在中国电影历史上的“默片阶段”，“广东音乐”是无声电影配乐的主要内容；③那个时期，中小型电影院在电影放映之前或放映过程中，均有]奏“广东音乐”；④当时国内车站、码头、甚至火车轮船上均盛行播放“广东音乐”；⑤当时唱片发行一般都附有乐谱，使得“广东音乐”与一般民间音乐流传方式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一开始就有谱可依；⑥广东音乐在默片中的使用，同时刺激了唱片出版与职业乐队的成立，也带动了乐曲的创作与职业作曲家、]奏家的产生。最早为广东音乐制作唱片的公司是大中华唱片公司，录制了广东音乐《三宝佛》唱片。大量发行“广东音乐”的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著名唱片公司还有?押港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以及上海的胜利、大中华、百代、高亭、壁架、维克多、远东、晶明等唱片公司。仅以上海“百代唱片”为例，从1908年至1949年，其录制的唱片模版就达6357面。上海各唱片公司录制的各类唱片则共达108种之多，而其中广东音乐是最常录的品种???。
3．通俗性
以丘鹤俦为代表的早期的广东音乐家表现出南方中下层文化人既矛盾又统一的音乐艺术观?押既持儒家的中和美学思想―――礼乐教化思想?鸦又积极倡导变革,参与民间俗乐的创作活动。丘鹤俦认为?押“人心之服,风俗之移,其必由于音乐。”丘的乐友傅秉常也认为音乐能“移风易俗,其感人深,其入人微……粤乐独具一格……大不抗越,细多幽散”???。这些思想在早期就奠定了广东音乐通俗性的基础。正如一位文化官员所言：众所周知，广东音乐是通俗的音乐，像鱼一刻也不能离开水，广东音乐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高胡表]艺术家余其伟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广东音乐精短、华美流畅而活泼，折射的是南方新兴都市新兴市民阶层及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风采???。吕文成是广东音乐的重要人物。他于20年代中期以后，便一直以广州、香港为主要活动基地，以通俗音乐形式创作大量广东音乐，如体裁短小精巧的乐曲“青梅竹马”“醒狮”等，表达了市民阶层在变革时代愉悦欢乐的情调。灌制大量唱片，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的粤乐家之一???。现在喜欢香港粤语流行歌曲的广东人可能并不了解，当时香港“流行粤坛”还是国语歌的天下，而首倡粤语歌曲的正是吕文成。
广东音乐乐种内涵的开放性，使其不断与外界交流，按照自己的兼容能量和外界的输入做出反应和取舍，并由此形成了其地方色彩的善变性。其中关键就是以“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为基础，往往随地方大众的风俗习惯与审美需求等而做出适应性的改变。
4．娱乐性
上世纪30年代左右，广州荔湾大小茶楼设置不少音乐茶座。音乐茶座又称歌坛，始设于西关十八甫真光公司游乐场，最早仅供失明艺人在那里]唱。后来，歌坛比较集中在长堤一带。长堤一带历来是广州商业繁华的地段，省港和四乡的渡船码头都集中在这里，客流量大，因而娱乐场最多。比较出名的歌坛有：东亚酒店的粤曲茶座、海珠戏院对面的“温拿”、爱群酒店的十一楼、爱群对面的“丽丽”等???。1942年由以吕文成为首的四大天王主持的“中华音乐会”开始在“大东亚”、“丽丽”、“温拿”、“百乐门”等歌坛]奏广东音乐。“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中华音乐会”在娱乐场所]奏广东音乐开了风气之先，他们的]奏加进了爵士鼓，由于形式新颖鲜活，节奏明快，被冠之“精神音乐”的称谓。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推介及商业的推动，广东音乐代表人物成为文化大众膜拜和追捧的对象。时至今日，香港流行乐坛仍在沿用“四大天王”称谓，而以谭咏麟为代表的偶像乐队组合“温拿五虎”，其名称渊源最早亦源于此时。
吕文成被当时的“新月”、“和声”、“歌林”唱片公司聘请为固定艺员，长期从事灌制广东音乐、粤曲唱片工作和乐曲创作，并为“高亨”、“百代”、“胜利”等公司录制唱片。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唱片公司所灌录的唱片，由他]奏和]唱的乐曲和粤曲就有270多张。尹自重则在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唱片最多，并曾担任该公司的制片主任。
1925年，吕文成应香港钟声慈善社邀请到香港义]，乘邮船赴港，香港各界人士派出三艘汽艇出港迎接，当时他乘坐“紫洞艇”，艇上摆满鲜花，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十分热闹壮观，而香港华商会还出面为吕文成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据传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女皇访港。这样的欢迎规模在香港可谓“空前绝后”。
1931年8月，美国几家电子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无线电产品的博览会，这是现代的无线广播、音响器材等产品首次大规模在中国亮相。不少戏院、洋行、大舞厅东主获邀参加，在这次博览会上，吕接触了麦克风和其他录音、扩音设备，并在以后的]出中率先使用。
麦克风的出现使商业]出更为容易，也使“小曲”更容易贴近观众。因为使用了麦克风的关系，他们不但改变了坐着唱粤曲和]奏的习惯，更像60年代的披头士一样，在台上走来走去]出，表]的时候相互照应，在台上走“圆场”――也就是在一个四小节的乐段里，四个人在不同的方向走一圈，刚好在一个乐段结束时相遇。麦克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为偶像的制造推波助澜。据说最早使用麦克风的是高升茶楼的歌坛，吕经常获邀参加]出。
上世纪4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吕文成想到可以在粤曲中填上新词，由歌星]唱，灌唱片发行，可能会有更好的销路。于是，他创作了一些时代曲(流行音乐)，还把当时流行的一曲舞曲节奏放进歌曲里，比如“慢三”、“快三”等等，使这些音乐在歌舞厅中能够较快流传。后来流行的有《快乐伴侣》、《莫忘了她》、《星星、月亮、太阳》等，这些粤语歌不少广东人还有印象。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广东音乐对西洋乐器过度引用，形成崇尚西洋乐器的风气更是娱乐化的具体体现。当时人们多称]奏西洋乐器的乐师为“西乐佬”，一个“西乐佬”的酬金要多于]奏民族乐器乐师的酬金数倍。陈德柜在1958年编写的《广东音乐常识讲义》中这样叙述广东音乐当时在创作和]奏乐器方面西化的现象?押“初仅加入一两种，后来越用越多，喧宾夺主，结果便全部以西洋乐器来]奏，更以爵士音乐形式出现，……”???。
软弓时期广东音乐的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充分凸显了其不同于硬弓时期的文化特征和品质。
结 语
文化类型是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表现它的特色的是一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而不是它全部的元素内容???，即这些经过了选择的特征不是该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而是最能体现其本质属性的元素。同时，一定的文化类型必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相联系。
民间文化（folk culture）指的是在社会基层的人类群体文化，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俗文化。与民间文化不同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大众文化首先是和大众密切相关的，而大众文化的形成又是现代社会工业化、都市化的必然产物。
通过对广东音乐不同阶段文化类型的比对研究，可以发现：1．硬弓时期的广东音乐是一种来自社会内部底层的，具有农业社会生活的背景、保留了较多传统色彩，属于典型的民间文化类型。2．软弓时期的广东音乐井喷式的发展，则凸显了其大众文化特征，具有商品性、大众传媒的依赖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特点。这一时期的广东音乐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西风东渐的影响、都市的发展及文化大众的形成，并消解了文化的层阶，得以在各阶层广泛传播。作为传统音乐的广东音乐同时又是我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最早范本！这种特殊的二重文化属性是由广东音乐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及特殊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广东音乐发展和传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二重文化属性，是传统音乐中的特殊样本！
①周海宏《危机中的抉择――对改造、发展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再认识》，《人民音乐》1989年第1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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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岳志文《广东音乐是“小家碧玉”吗――在世纪末看广东音乐的走向兼与田青商榷》，《人民音乐》1998年第4期，第19―21页。
⑤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http?押／／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297946．htm。
⑥乔建中《浅议民俗音乐研究》，《人民音乐》1991年第7期，第38页。
⑦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4页。
⑧李剑昌《探访广东音乐之乡――台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编著《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⑨李凌《广东小曲的整理》，李凌编著《广东音乐》(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⑩同⑦，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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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张曦《俗世感情平民意识―――余其伟谈广东音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44页。
同⑩，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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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其伟《谈广东音乐》，《广东艺术》2002年第1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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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萍《给黑夜“平湖秋月”，给白天“步步高”》，《南方都市报》2003年7月18日。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诚信缺失，治理策略
一
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界定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二是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是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变等。本文中的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导出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它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还促使我国伦理道德观念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是依靠权力来维系的，由国家通过指令与服从建立经济秩序，统一对资源进行配置，以克服个体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混乱，诚信体现着对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忠诚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正统，并被强化。这时，不存在竞争，也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搞假冒伪劣、损人利已，破坏信用的空间很少，甚至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法律体制仍在改革和完善之中，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冲击和瓦解着人们原有的诚信道德观念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而新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诚信道德观念仍末建立，而恰恰是这种旧破新末立的特殊社会转型时期，构成了中小企业诚信危机产生的契机。因而中小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了制假售假严重、债务债权纠纷多、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等失信现象，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需对其进行治理。
二
结合我国实际和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一般认为，实现诚信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约束的，即法律制裁和道德制裁。所谓的法律制裁主要是通过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所谓的道德制裁主要就是指通过社会的舆论和良心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这两者是通过相互作用来对诚信发挥作用的。
第一，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实施诚信的思想道德教育
其一，加强中小企业员工的诚信思想道德教育
中小企业要实现诚信经营，必须在企业内部实施诚信教育，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建立自律机制来保障中小企业诚信经营教育的效果。一是，要认真制定诚信经营准则，使中小企业员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诚信经营准则有哪些内容，什么是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什么是不属于诚信经营行为，从而使中小企业员工有章可循，能够自觉地接受中小企业诚信经营准则。二是要建立诚信经营的奖惩机制。对遵守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给予必要的奖励，对于违反诚信经营准则的员工要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使越来越多的员工遵守诚信经营准则。正如一石说：“一个社会的道德完善与否，仅靠每个人的内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如果有一种机制，能从恶的人的信用记录上留下污点，并让他为这个污点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整个社会的信用就一定能走上正道论文格式范文。”[1]因此，中小企业员工必须在内部实施诚信经营教育，丰富他们的诚信经营知识，提高他们的诚信经营水平，使他们树立起敬业爱岗、公平竞争、遵纪守法的良好道德风尚。
其二，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教育
由于中小企业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已经严重制约其参与正常的生产经营和对国民经济各方面作用的发挥，那么，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显得更是令人瞩目。所以，中小企业应作为诚信道德建设的重点，应首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论文，然后以点带面，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逐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让他们形成互动，从而促进中小企业诚信道德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诚信价值观，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也需要法律的支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为达到这种要求，首先，加大社会信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信用意识。“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治”。培养信用意识是有利于信用制度的建立，是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对信用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前，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讲诚信的宣传活动，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正确引导，向社会宣传诚信是一切道德依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对中小企业的最基本的要求，要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得尊，悖信遭耻”的舆论环境，从而以诚信道德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如太仓市在开展诚信建设过程中注重抓好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全社会的诚信建设。一是在城区商贸最集中的人民路开展创建“诚信经营规范服务示范街”活动，确立了10家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及20家参创单位，通过这30家单位的引导，带动全市商贸流通行业的诚信建设。二是在太仓民营经济最壮大的璜泾镇召开创建诚信企业动员会，选择了四家影响较大的企业作为示范企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带领全市民营企业深入开展诚信创建活动。三是在全市窗口服务单位，开展“诚信服务”示范窗口和示范岗的评选活动，引导更多岗位由“微笑服务”向“诚信服务”提升。四是抓好乡镇示范点，把璜泾镇、新联村作为全市农村创建的示范点。[2]其次，要努力为诚信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加强法制教育与宣传，营造社会舆论环境，使人人知法、懂法、守法，使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中小企业立足于社会、立足于市场的根本，在全社会形成遵守契约、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目前，我国对违反道德特别是违反诚信道德规范的行为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一般只是立足于思想道德教育，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不能给予应有的惩罚，这事实上就是纵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应当改变这种传统的做法，用法律手段解决不讲诚信行为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制止中小企业的不讲诚信行为。
第二，加大信用立法力度，严格依法办事
其一，完善信用制度的相关法律建设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的基础和依据首先是法律，因而完善信用的法律体系，便是营造和保护讲信用的社会环境的第一要务。信用缺失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学分析表明，经济活动主体是否选择违约，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的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便会选择违约。所以治理中小企业诚信缺失问题，必须立法先行，尽快建立完善的信用法律体系。我国目前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涉及《担保法》、《个人信用实名制》、《个人消费信贷实施细则》等。就体系而言很不完整，就立法层次而言，大多属于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对中小企业的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的力度明显不够。如《合同法》中对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指出“应承担违法责任”因此，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要通过细化法律来进行调整，提出明确规定和要求，真正做到有法可依。通过立法保护经济主体的交易自由权和财产权，这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性制度。另外还要建立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其内容应涵盖信用等级评定、资信评估、咨询机构和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程序等。在立法上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强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对逃废债务的单位要处罚，而且对恶意逃废债务的企业管理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构成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其二，严格依法办事，加大执法力度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更需要严格的法律制度来保障。从司法和执法上落实法律责任，通过加强对失信经营者的打击力度，强化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建立有效责任追究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使法律制裁对实行中小企业信用行为发挥有效的作用，实现真正的法治，这也是保证中小企业信用建立的前提条件。如温州的乐清县柳市镇中小企业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十多年前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柳市黑潮”曾搅得全国不得安定，国务院曾史无前例地为了一个小镇下发了国办【1990】29号文件，开展了毁灭性打假行动。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全部关闭，1544家庭生产户全部歇业。十多年后的今天，柳市镇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全国所选用的低压电器，有50%来自这个滨海小镇，仅财政收入一项，就由1990年的几百万元上升到2000年的3、45亿元。同时，柳市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一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居全国之首。今天的柳市是真正名副其实的电器之都，同时也是打假打出的电器之都论文格式范文。[3]
第三，建立和完善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以制度约束失信行为
其一，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
目前，由于我国中小企业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不明晰，没有明确的最终责任主体。对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来说，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既缺乏产权所有者从外部进行有效约束，又缺乏一种基于自我财产利益的自我约束，在这种产权约束的条件下，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就淡化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责任意识，使中小企业经营者只追求权利而逃避责任，只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最终导致其经营行为短期化，而不顾及诚信。私有中小企业不讲诚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最终导致私有中小企业经营者不可能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能从长计议，从而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一旦经营主体不注重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信用的基础就会被摧毁，使中小企业追求短期行为是必然的，那么必须严加治理。为此，一方面，政府必须明晰中小企业产权，明确其责任，使中小企业经营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政府应制定长期和稳定的保护其发展的政策。使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长远经营预期，做到诚信经营。
其二，不断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信用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广义的信用体系包括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保证以及信用制度、信用管理在内的信用系统。狭义的信用体系指以独立的中介机构为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收集和分析个人和企业的信用资料，为客户提供当事人信用状况等证明资料的社会化的信用系统。中小企业的诚信建设离不开整个社会的支持现代企业管理论文，要使中小企业走上诚信发展之路，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同明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中小企业行为，做到让守信者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失信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要求必须建立起一套符合国家规范的信用体系制度。当前，要重点建立企业与个人信用档案、社会信息系统、社会保障体系、任用干部的道德机制等制度，以形成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制度健全、手段完备、调控有力、管理有序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中小企业创造平等竞争条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事实上目前社会和政府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今年5月份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步骤地建立中小企业信用状况评价体系，建立信用风险的防范、信息披露和监督管理系统。”广东提出建立的企业“黑名单”档案制度，江西的“经济户口”管理制度，以及浙江的“企业信用查询系统”都在为这一方面而努力，但相比社会信用制度建设而言，目前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快。虽然目前我国现行维护信用有关的法律条款在多种法律中涉用到，但内容都比较零散，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规范的信用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只能依照《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处理，制裁力度明显不够，使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收益，使得中小企业的“守信”走向“失信 ”。银行在合法债务工作时，往往陷入“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状况之中。“执法难”已经成为治理“失信”行为的顽症，从而加剧信用危机的程度，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靠信用体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一石.关注信用：让我们共珍重[J]. 精神文明导刊，2001，9.
[2]赵冠华，闵云良，陆振超.强化诚信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江苏省太仓市扎实推进诚信建设的做法与启示[J]. 精神文明导刊，2003，9.
【关键词】时尚消费文化；媒体融合；价值观
现如今，我们已进入了分层结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逐渐具备消费引导力的新生代已经形成特有的消费观，致使消费结构更倾向于消费能力的划分方式。在此大环境下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的融合，促使时尚消费文化的语义界定和价值观形成成为新的探讨领域。那么，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又有哪些创新之处？
一、如何定义时尚消费文化
时尚在很大意义上等同于流行、时髦，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是大众对某种物质或非物质对象的追随和模仿。时尚反映了人们在一个时间区间范围内对某种新的物质或是精神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在本质上属于符号消费的消费文化形态。从人文角度而言，是人的正常心理需求以及对于更优质生活的向往，属于“自然生理需求”的范畴。
时尚延伸到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后派生了时尚消费概念，英文为Fashion Consumption，在西方国家，1908年美国哲学家E.A.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中就对时尚经济进行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对西方时尚消费做出明确建议：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将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全面渗透。此后多年，时尚消费被列为多个发达国家的重要经济发展内容。
时尚消费在其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综观其演变的形态和规律趋势，这一源自极简化的需求消费意识形成了特有的广泛意识群体主流，进而形成了一种以崇尚为心理基础的消费文化，在社会历史现象和心理现象中演绎着重要角色。时尚消费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感染性，能够在一定时期内迅速普及和普遍流传，进而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从消费学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代表的不仅是基于最基本物质满足的第一层次符号，即物的本身成为消费和交换的载体后，其格调、档次、美感对消费对象的满足，更是广义消费中非物质符号给予消费者的社会认同感和心理体验，消费的对象和过程由基础物质向地位象征、空间环境和服务体验延伸。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时尚消费文化不仅代表着个体的消费行为，更是社会价值观和审美标准等诸多群体内在元素的显性表现。在由个体向群体的转化中，时尚消费文化掌握着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适当的时尚消费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消费活力，而过度的时尚消费，则会形成过度消费和奢靡消费，从而忽略了消费的本质，导致独有其表、败絮其中的畸形消费，最终导致消费浪费。
二、时尚消费文化的价值观如何形成
在对时尚消费文化的研究中，不可逾越的一环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大师、后现论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他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兰斯（Reims），2007年3月6日于巴黎病逝。他早年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1968年出版的《消费社会》，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以及《生产之镜》《完美的罪行》《物的体系》《幻觉的终结》《拟像与模拟》等。其著作被公认为后现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要、最经典的阐述，成为学术界批判、理解消费社会的思想基础。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作“后现代”的年代，让・波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常被误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他批判过福柯等后现代主义，明确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2000年，世界著名的SAGE出版社出版了“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丛书，其中有《让・波德里亚》卷。在这厚厚的4卷本的书中，共收录了88篇评论波德里亚的重要论文。而他1970年撰写的《消费社会》一书，从消费的意义上解释了时下的社会，让他风靡于大众。《消费社会》是他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批判消费社会状况的作品，但是其描述却直接指向了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图景。[1]波德里亚的学术影响空前巨大，涵盖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层面，他的思想体系掀起了理论界的批判思潮，后被称为“波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他被誉为“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波德里亚最早提出了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文化行为；而商品，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湮幕意义。比如高经济资本的工商业主的时尚消费点在于进口汽车、拍卖会、私人别墅；高文化资本的教师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先锋音乐节、境外自助游或是科技产品。而低经济资本、低文化资本的务工劳动者的时尚消费点在于快销品服饰、智能电子产品、游乐投入。纵然需求的消费点不尽相同，但是内心满足后的愉悦相差无几。在时尚消费过程中，社会对于消费的文化认同通过媒介不断地输送给消费者，从而使群体消费者对于消费之外的某种意义达成共识，人们对于时尚消费的共识促成消费过程中心理的满足，也在社会文化认同中彰显了自己的地位、身份、情趣和美感。正如语言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作为一种符号交流系统，也不是消费者个人所能决定的，消费者只能在这种社会的逻辑上进行选择，并通过选择表达意义和信息。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说过：“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对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剃须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出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可以成为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了。”[2]
时尚消费口径多元化，时尚消费相比于基础生活必需消费的支出比例逐渐加大，人们为取悦自己或别人的消费观念形成，基于内心幸福感的消费逐渐成为刚需，而不仅仅完成生活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这一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形成，促成了时尚消费文化在西方国家消费领域占据导向地位，在标榜个性和新意识的土壤中，冲破特定时间点意义上的陈旧与落后，萌发出逐步吸引更多追随者的社会消费意识形态。在社会消费视域下，这种消费认同感的建立改变了我们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消费导向，从而左右着当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向前的动力已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环境的影响中，在信息社会文化共融性的推动下，跨越地域和种族的局限迅速传播开来。
从消费文化的地域性传播来看，欧洲大众文化的兴起，尤其是青年文化的兴起对于时尚消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自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来，对于外来文化的接纳由谨慎和批判态度，逐步演化为探究和尝试，进而成为新生代所追随和推崇的对象。但是对于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在消费观念上相对保守，又经历了十年“”的文化断代，在时尚消费的冲击下依然保持冷o态度，对于美食、服饰、流行文化的关注非常少。随着移动媒体终端的普及应用，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颠覆，直接对城市中老年人甚至是一般收入的城市老年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部分群体开始学习和体验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消费模式也由实物性消费向虚拟性消费转变，中国一、二线城市的老龄人口中大多数都有尝试香港、台湾、东南亚跨境游的经历，这种旅行时尚消费增加了他们的谈资和幸福感。由此可见，时尚消费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是由物质层面的满足到精神层面的满足，由个体到群体的延伸，由区域到广泛的扩展，由新新人类到老龄人群呈递进式的改变过程。
时尚消费文化的发展和延伸离不开传播渠道的载体推动，我们的媒体形式已由农业社会的口耳相传，经历工业时代的机械革命，伴随着“互联网”和“知识大爆炸”的出现，跨进以多种传播媒体渠道融合共生的知识经济时代。
三、从主流媒体到媒体的多元化
在传播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媒体，自“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便受到各种形式自媒体的冲击。这种“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借助现代电子信息的手段，向特定或非特定的单个人或群体传递规范性或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传播平台包括论坛/BBS、贴吧、博客、微博、微信等。这种受众即新闻源的传播方式，使得普通大众作为单元个体，也可以成为新闻的中心，提供和分享个体经历的事实，成为全球化信息和新闻分享的新途径。
早在20多年前，主流媒体和其他媒体的融合，已经在学术界被提出。媒体融合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打造一个新型的传播体系已经成为新的目标。
基于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利用主流媒体传达有关消费的途径越来越边缘化，而通过自媒体的信任消费则发展迅速。据统计，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平均每一天会看110至150次手机，去掉睡眠时间，平均每6.5分钟看一次手机。也就是说，如今人们的时间大多都花在手机和互联网上，这必然导致很多传统型产业和消费模式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传统企业家意识到时生了变革，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众多传统企业都陆续在开辟新的领域，寻求转型。
如今，商业竞争的传统格局已经被颠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渠道，无论是金融类、电信类，抑或销售类、工业类，都在寻求在最终客户端的移动电子产品上，比如与其关系密切的多媒体手机终端，获得属于自己的定位，功能开发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微信为例，这款源自腾讯公司QQ软件庞大的客户群体派生出来的一款轻应用，吸引了众多第三方公司申请接口进行推广，于是就诞生了“微营销”的概念，“微商”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以高广告覆盖率和有效投放率为特点的媒体渠道。
201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做“微营销”，这种新兴的“粉丝经济”让营销又一次面临巨大挑战。融合媒体下的推广模式成为商家营销的重要课题。营销者由起初的以企业推广为主，逐渐向以个体自然人口碑式、朋友圈式为主体的“微商”营销模式转变，并渗透于社会服务生活的各个领域。
新媒体传播时代，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作为新信息的基础设施“云+网+端”在媒体行业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而媒体融合的不断重复和强化，则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信息的爆炸，无论是高密度娱乐头条，还是周期性节目如《爸爸去哪儿》等综艺类节目，都在“云+网+端”的平台模式下，拓宽了巨大的时尚消费渠道。《爸爸去哪儿》节目组甚至一个月赶制出一部电影，在春节期间作为贺岁电影投入市场，这种快速制作、快速营销的案例在媒体节目中尚属首例。
在多媒体融合的形势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已被不断颠覆。这些改变带给大众的是更多的以“我”为中心的贴近式消费体验，更多个性化的消费给大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营造一种趋势，一种时尚的消费观。
四、媒体与时尚消费文化的高度融合
消费观和消费模式的改变，已经颠覆了大众的生活，引领这些改变的是崇尚时尚消费的新生代，陕西省统计局的《西安市城镇新生代居民消费形态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日常消费性支出占月收入50%至80%的人数占一半以上（51.3%）。2015年消费支出前三位的项目分别是服饰类、旅游类和美妆护理类，人数占比分别为25.0%、11.0%和9.4%，家居类、电子产品类和食品类占比紧随其后，分别为8.8%、8.5%和7.7%。由此可见，服饰、食品等基础性、产品型消费在新生代消费支出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旅游、美妆等服务性消费也逐渐成为新生代的主要支出项目。
就服务性消费发展成为主要消费门类的态势可见，新媒体的介入已使消费品本身的物质性符号转向服务消费的仪式性符号，服务性消费已成为时尚消费文化的一部分。
网络媒体《华丽志》的基于中国引领时尚消费的80后、90后消费群体《2015中国时尚消费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平均51%的人每月仅在实体门店消费1至2次，而大多数消费会以“线上”消费为主要渠道，可见我们的多元化媒体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时尚品牌在哪些媒体渠道上更容易显现呢？调查显示，在传统的纸媒保持15.3%的态势下，“朋友圈”口碑推荐影响力达14.8%，而手机APP和海外网站也是大众获取时尚资讯的重要渠道之一。由此可见，时尚消费依然受到新媒体融合的影响，逐步呈现由单一渠道向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媒体融合也为时尚消费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复合式的传播渠道，呈现出快速、直接、国际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新语境下的时尚消费文化已经进入了复合式状态，二者互为基础，相互依托，创造了新的消费态势，这种态势亦会继续发展，呈现更新的文化反馈和经济特点，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消费社会[M].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6.
[2]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不确定的年代[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4.
论文摘要：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内涵为：以法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规则和以财产权让渡为内容的规定(张宇燕，1992)。如《礼记·礼运》日：“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至于制度的起源，孔子认为是上天授权圣王设立：“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苟子则从“礼”的角度，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论述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导致冲突和产权规则的形成：“礼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礼之所起也。”他也视制度为“先王”所定，与孔子一样，认识到制度产生于人的行为，为人而设。在制度结构中，古人以“礼”作为纲纪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为约束自身行为的强力手段和道义手段，这一方面尤以苟子为代表。显然，这是把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结合起来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腊思想家。他们主要关心经济和组织的效率，色诺芬、柏拉图对组织、专业化与分工的论述，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古罗马学者则把制度的视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财产法和合同法后来成了西方世界民法体系的思想源泉，而现代公司制度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思想，并且服务于其他理论分析；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导地位。他们的分析大体上是一种经验与归纳式的，从整体出发，不太注重逻辑演绎。他们对制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关于制度的系统理论。
二、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制度
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对组织生产的规则——分工作了系统论述，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对财富生产的影响，同时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体系中，生产以分工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类相互交换的倾向。分工与专业化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会受市场制度的制约(或称“斯密定理”)。但这一思想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扬格深化和发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来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内生增长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上，如杨一博兰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贝克尔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这些理论重新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从而克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既有对以“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古典经济学的一条副线(周小亮，1999)；同时又有对社会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实际上论证了前者的制度环境。在《国富论》中斯密试图证明一套特定的规则如何比另一套规则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这属于比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结构，是个人对经济资财拥有排他性私人权利的结构(埃格特森，1996)。这论证了一种贯穿整个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斯密从“经济人”的自利和无意识增进社会利益来论述这一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这种分析方法为后人所遵循并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场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自利之人实现自身需要并通过“是非的意识”促使整个社会不断地道德进步。
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人性假设——经济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但他确实分析了其基本含义。然而，他分析的行为者，一方面是超历史的自利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具有资本家、工人、地主的阶级差异，是处于特定经济制度之下的实实在在的个体。这同后来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应该是有本质的差别的。斯密还分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演化。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进理论的先驱，又可以看作新经济史理论的发端。在《国富论》上卷的第三编“论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同途径”中，分析了城市与商业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欧洲由中世纪的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的工商社会的演化。
三、斯密继承者的两个发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为对价值创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经济学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和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寻求斯密其他价值源泉解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二者之间除了价值论上的分歧外，在经济分析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区别，表现为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或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研究“黑板经济学”(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设计一套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的竞争规则。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虽然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但它所面对的一直是一个无“磨擦力”从而是非现实的世界。不过，认为主流经济学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体系中，有对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计划与市场效率的比较分析，这相当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彦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仅仅到这一层次；它承认政治、法律、货币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对它们的分析过于肤浅。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图思想中的利益冲突，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作了深人彻底的剖析。制度被视为一系列总括多方面的规则，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要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必须采用抽象的历史的方法，结合利益冲突、文化习惯来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由此，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演变规律。由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马克思分析的是宏观上的整体制度，而且是作为制度特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确实从一个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论基础、关注对象和价值判断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终成为经济学分析中争议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当代西方向主流挑战的两个异端：新老制度主义
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新老制度主义者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已引起了有关学者的不安和力图协调它们(参考卢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学者们目前的研究尚在对比二者异同阶段。另一个问题有人也提出来了，即国内的研究对老制度主义重视不够，而且有所误解(张林，2001)。
(一)老制度主义
老制度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新近的发展既来自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的新制度学派，又同费斯特、格罗锡、图尔等的主张一致。它有两大研究纲领：一是凡勃伦一阿里斯纲领，强调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卢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达成思想和行为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二分法或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缪尔斯一施密德纲领，它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它们的演变及其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响(卢瑟福，1999)。后一研究纲领更接近于新制度主义。
对于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明确地集中到制度上，相应地采用制度、结构和演进的整体分析方法，并结合哲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老制度主义对经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与坚持，影响了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比于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模型，确实是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强大的挑战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发轫于科斯对企业性质所作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代表为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法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等。按其内核整理，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二是交易费用经济学，三是制度演化理论
从基本方法上，可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经济学靠拢，包括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它们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当作稀缺资源的制度，因而不过是“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论方面并无任何创新，只是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适用范围，这又依赖于对其基本假设的批判与修正：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充满了风险、不确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无知的；这就需要制度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并协助人实现其利益目标。这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经济，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够在经验实证层面进行，因而能接近科学地研究问题(周业安，2001)。由于这一方向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边际分析的运用，它已同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而成为新古典框架内的制度选择模型。
二是向社会学、管理学靠拢，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在交易费用对经济的解释中，尽管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问题也随着研究的深人而凸显出来，主要是在于交易费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无节制的使用上。这使它已经得到了罪有应得的坏名声(费雪，1977)。积极的态度不是抛弃而是发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机会主义倾向和契约人的概念更进一步受到强调，而理性与非理性、正式规则与传统习惯等得到调和。由于正统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对静态性，迪屈奇试图把它动态化，充分重视了权力和组织演进的动态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传统制度分析的静态缺陷，更多学者强调对制度演化进行动态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论，例如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论方法已在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分析制度演进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五、结语：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总体特征是把制度作为考察对象，但在具体考察方式及结论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整体还是个体、宏观还是微观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继承正统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为出发点，采用最大化框架和边际方法分析最优制度选择，实际上是从人类个体行为出发来解释和说明制度问题；然而制度如果被当作一系列规范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那么它只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而被深深地打上集体的烙印，单纯考虑个体是无法认识到制度的本质的。另一方面，如果从整体结构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个体，如何从个体过渡到整体就成为一个问题，换言之，就是制度宏观分析缺乏一个微观基础。
通常，老制度主义者自称是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被限定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上。根据卢瑟福(1999)的归纳，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是指：①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②社会整体制约其部分的行为与功能；③个人行为只能由整体来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指：①目标和利益源于个人；②社会制度的变迁形成于个体行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过个人行为加以合理解释。
其中①与②只是事实陈述，③则代表了研究纲领，所以争议更多地集中于③上。这也是新老制度主义分歧所在。我们以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类行为产物；然而每个人一生下来就面临既定的制度环境，并受其制约与影响，在相对价格的变化(或收益与成本比较)作用下参与新的规则形成或维护旧的制度，这又是众多个体决策相互影响的过程(进化博弈论正是据此研究)。
〔论文摘要〕 信任作为一种被社会关注的现象是现代性的产物。随着工业社会与现代化的来临，人类对自身的生活方式感到了焦虑与不安。经验和熟悉不再是信任的保证。于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对社会形态的分类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风险，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套信任制度来保障人类的安全，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述。但一种社会能否建立起一套现代信任机制涉及到该社会的文化根基。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在于家庭生活，它限制了社会信任的范围。而当今中国经济的单面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反而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这是中国信任危机的根源。
“信任”大体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在此之前只有一些极为零星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发现其研究价值后，(1)给予了它前所未有的重视，将其比喻成“阳光”、“雨露”、“鸡汤”等等。显然这类比喻想说的是，信任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越是重要的东西就越容易被人们忽略。信任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过于重要，已被当成了理所当然的前提。
但这个理所应当的前提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挑战，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继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要想厘清信任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出现的，首先牵涉到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其实，社会学本身也是面对现代性的一个产物。而现代性一旦成为一个概念，遂成为许多社会科学家乃至人文学者概括现在社会特征的一种方向，甚至成为回答与解释许多社会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的挡箭牌。也正因此，现代性概念本身歧义丛生，莫衷一是。学者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格等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界定，所引起的话题也大相径庭。但在其核心意义上看，一种简化了的含义是，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安”，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2)“不安”主要来自于社会在自身变迁过程中的断裂，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现代生活导致人们离开或放弃了所熟悉的生活，并与过去保持一种隔离的关系。这时，现代性是作为传统性的对立面而形成的，它们之间没有构成社会变迁的连续体特征，人们活在现代性社会就意味着同过去生活的告别与决裂。但当人们一旦进入现代性状态，也就进入了一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并产生了心理上的焦虑。只是这种心理感受开始会有一段时间的潜伏期，对新型社会的新鲜、好奇、兴奋以及一种喜新厌旧的情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尽管人们或许对现代社会生活的不适应会有一些抱怨，但人们并不愿意回到过去，没有什么让人舍得放弃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成果。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写道：(注：谁会愿意生活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铁器时代，或是生活在山林湖沼之中?谁不希望所处的时代拥有钢铁、黄金、煤炭、石油、棉纺、蒸汽、电力和分光镜……试想一下这样的时代有着何等品类繁多的出版发行，何等数量巨大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何等的科学天才，何等卓越的管理，何等实用的技术，居住于各自身份内的何等大师，尚有何等的铁路、电报、矿山、内陆和海洋勘探，独创和雄健的慈善事业和农业，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制造业、发明创造。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3))不想回到过去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之间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这就是所谓的不安的来源。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多的学者看到的是人们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美好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于是乎，不安与焦虑只是在缓慢地积淀着，等待着爆发的时刻。
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尤其是整体性的反思大多是由社会学家完成的。面对社会这种巨大的转型，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分类尝试，诸如孔德(A.Comte)的从神学、形而上学到实证主义、斯宾塞(H.Spencer)的军事(militant)对工业(industrial)、梅因(H.Maine)的身份(status)对契约(contract)、藤尼斯(F.Tonnies)的社会(Gemeinschaft)对社区(Gesellschaft)、拜克尔(H. Becker)的神圣(sacred)对世俗(secular)、雷德弗尔得(R. Redfield)的乡村(folk)对城市(urban)、 涂尔干(E.Durkheim)的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对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社会类型比较中，涂尔干的分类对上述各种分类具有统合性的意义，并引出了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上述所谓宗教、军事、神圣、身份、社会、乡村等含义中都意味着一种社会联系的纽带是建立在集体意识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基础上的，其中体现了一种集体共有的、习俗上的与信仰上的统一，而实证、工业、社区、契约、世俗、城市等则表明了社会在分化，它导致了集体统一性的减弱与劳动分工的专门化。可见社会分工化与专门化改变了人们联结起来的方式。但在涂尔干看来，虽然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变了，但社会分工也会使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而彼此依赖，构成一种有机的整体。这种有机体的形成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在分化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整合，或者说分化与整合之间具有平衡的关系。只是令涂尔干深感忧虑的是，社会分化之后，特别是经济要素上升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后，社会主要由各种职业群体、法人团体所组成，它们往往是利益冲突的根源，造成了社会的失范和失序，而一种原有的道德体系不可能在这种有差异的职业和群体中获得权威，由此他的一切讨论最终将回归到道德的问题上来，尽管他并不承认社会道德的败落是社会分化的自然结果。而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许就是通过法人团体来确立一种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4)社会分化的理论命题到帕森斯(T.Parsons)那里，变成了一种社会行动模式的五对变量，以讨论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特征；而社会整合的概念也转变成为一种社会系统理论，从而建构出他的宏大理论体系——结构—功能主义。最终，涂尔干的职业道德与法律准则演化成为帕森斯反复强调的社会规范。一旦社会规范成为社会运行的保证，价值与行为的善恶与是非、社会稳定与平衡等就都有了判断的标准。但是，这种逻辑较为严谨的宏观理论构建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或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它一方面脱离了具体而真实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上掩盖了社会学家们沿着涂尔干思路继续讨论道德的危机与重建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现代性生活方式的新鲜感与好奇心已褪去，而“不安”开始凸现出来，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如此，现代性几乎不可控制地使得社会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时至上世纪70年代以降，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Luhmann)对社会系统内部的各层次与部分是否会像帕森斯说的那样协调与稳定开始表示怀疑。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探讨社会系统是否稳定，不应该是一种社会结构上的探讨，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探讨。这一层面的思考不是像结构功能主义那样简单地把人放在一种地位和角色的安排上去认识，而是应回到行动者自身来讨论自我与他人发生互动的偶然性与可能性。这就涉及到了个体的经验与熟悉，进而引出了信任的主题。众所周知，经验与熟悉总是在时间的维度中得到的，它们意味着个体的过去与现在。所以在卢曼看来，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人们在一种熟悉的环境中，由于大家持有共同的世界观，其相识的方式则具有熟悉与存在者的自明的特质。他说：(注：……在人际交往中，这种熟悉中只有一部分要说出来，其余的则被预先设定为理解的基础，道德评价从善和正确的角度确保其为自明的。关于“谁”在经验的问题，关于意义建构的主体的问题，真诚的、熟悉的存在者本身没有追问的动机……(5))即使我们在现实社会感受到了一些类似不道德的或身份不同的问题，它们在已达成共识的意义世界中依然失掉了差异的重要性，进而也不会在个人的经验中引起疑虑并产生不确定性。这就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的特征。但是，信任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在现代社会出现就在于个人的过去不再成为推断未来的理由，它超越了它所收到的信息，指向未来。卢曼指出：(注：……当一种社会秩序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时，整体上讲，它趋向于失去其理所当然的品性，及其众所周知的熟悉，因为日常经验只能以片段的方式设想或回顾它。不过，正是社会秩序的这种复杂性创造出更大的需要：协作，从而也创造出对于决定未来的需要，这就是说，对于信任的需要，这种需要现在越来越不迎合熟悉。在这些环境中，熟悉和信任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相互加强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再是建基于一个即刻经验到的、为传统保证的、邻近的世界上。对这种关系的保证不可能再是通过把陌生人、敌人以及不熟悉的人排除在某些界限之外来提供。(6))由此一来，熟悉导致的信任是有限的，是人际关系上的，而随着现代性的到来，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上的努力都已经不能适应这样的社会。如果要包容那些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与难以预测的事件，社会需要一种系统信任。它包括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冒险，放弃某些可能深一层的信息以及对结果的持续的控制。这时，信任的含义便成为一种冒险和风险投资。
卢曼的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吉登斯(A.Giddens)对信任的思考。在吉登斯看来，风险和信任是交织在一起的。(7)现代性由于表现为现代与传统的断裂，进而一种人们在其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思维、习惯与知识已无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因此世界的变化与突发事件使得人们无论行动与否都处在一种风险之中，而人们应对变化与实践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归纳性知识”，包括科学也不再是一种不变的真理。虽然风险是不可回避的，但人们化解或预防之道就是使用信任。既然今天的人们不是依赖于具体生活环境来取得信任，那么脱离了具体情境的信任就会走向虚拟的时间和空间中去，即在一种脱域(disembeding)的机制中来建立起社会制度中的信任。脱域的信任包含着两种机制，一种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一种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所谓象征标志指的是脱离了特定场景的交流媒介。吉登斯给出的一个例子是货币，其特点是现在的市场交易不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而是一种在任何时空中都可使用的交换媒介。这就使得它具有了交换的普遍化与一般化特征，而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脱离了时空的象征标志，表现出对货币的信任，即使我们对货币的相关信息一无所知，也一样信任它。专家系统也不再是人们日常所熟悉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来自于他们拥有技术成就(职称)和专业知识，这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人们预期中的对风险的回避，比如坐飞机是危险的，但人们不担心它的危险性不在于他们本人认识专家或了解飞机安全，而是在于他们相信飞机是由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制造与操控的，因而它是安全的；再比如人们并不懂得文物的知识，但人们之所以相信古代艺术品是价值连城的完全是由鉴定专家声称的，尽管这些专家经常会看走眼或者犯严重的错误。由此卢曼所谓的社会系统性信任在吉登斯这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风险社会的保障机制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即对时空的拓展、延伸，乃至会走向虚拟的过程中。一旦这种推导是合理的，那么其中便隐含了卢曼原先所担心的时间维度所引发的预期性与不确定性依然不会存在风险，从而也就在理论上阐明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不安是可以缓解与消除的。如果脱域概念可以作为研究现代社会的信任的基础，吉登斯在宏观上便看到了全球化的可能，因为商品、市场、品牌、专家、专业知识等所构成的制度系统都不看重具体的时空，那么这就等于说信任处在抽象体系当中；而在微观层次上，吉登斯还力图说明风险的存在之所以没有让人们失去生活的信心，来自于个人自幼成长时所形成的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即是埃里克森(E.Erikson)提出的儿童的自我认同中所具备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
虽然吉登斯对现代性后果的讨论似乎化解了信任在现代社会中的危机，但一个不可否认的观点在讨论现代性的学者当中变得越发重要起来。这就是风险社会的来临，其本身的形成与特点与信任的发生是同步的和一致的。风险社会作为一个问题，产生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但作为一个公众话题与社会科学的关注点，是80年代末的重要学术现象。特别是进入90年代，社会风险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同现代性一样，被用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许多特征，并引发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综合性探讨，遂在今天成为社会科学探讨未来社会发展与走向的一个核心议题：全球化与社会风险。虽然学者们对于这一议题的讨论是热烈、丰富而庞杂的，(8)但它始终与工业化及现代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贝克指出：(注：风险概念是一很现代的概念。但是它的概念发展史就已表明，在以前那些时期，即在人们觉得自己受到自然灾害或者众神行动危害的时期，这一概念是并不存在的。各种风险其实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出于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夸张地说，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9))贝克的风险社会不但具有现代性，而且具有全球性，同吉登斯的脱域概念极为相似的地方是，他认为现代社会风险也不再限于特定的时空，而是一种超越了时间和地点的全球化过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疯牛病、工业污染、风险转嫁等都说明了当今的风险不是哪一个社会或政府可以解决的。这就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决定与制度性的控制。这一点正是社会学家需要探讨的问题。从信任与社会风险的双重讨论性出发，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与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对此议题的进一步深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都关注社会系统建设与社会重新建构等问题。
风险与信任一样，都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测，这就很容易导致两种相反的人生观：一种是乐观主义，一种是悲观主义。前者所持的观点是无论社会与自然发生什么，人类都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又进一步引发了进步论，(10)用中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明天会更好”；而后者的观点是，人类社会这样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失去控制，人类目前所做的一切将在未来毁灭自己，因此应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来有所保留、减缓乃至放弃一些资源开发以及对资源的利用，并从伦理上克制一些科技成果的使用，以维持人类良好的生活。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其实还隐含了一种过程论与结果论。借用吉登斯举的一个笑话：一个人从一百层的楼顶上跳下去，经过每一层的时候，楼里面的人都会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11)，这就是过程论者的观点，并怀着乐观与侥幸；而结果论者要说的是，无论现在多么顺利，结果是惨不忍睹的。这时我们发现，西方学者在讨论信任问题时，持乐观主义态度，便会带来一种观点，这就是尤斯拉纳(E.Uslaner)的“信任的道德基础”(12)。这种观点认为以往通过经验建立的信任，无论是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任等，都应该划归为策略信任，而一种绝对的信任便是建立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人性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人们应当坚信信任包含了一种价值共同体：人类普遍遵守的道德。有了这样的信念，人们就不需要通过经验和信息来形成信任关系，也不会因为一时的上当受骗而放弃对他人信任的信条。尤斯拉纳的这种观点在其信仰和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并且重新回到了涂尔干当年提出的道德与团结在现代社会中的关系为何之命题上来。但逻辑没有问题，不能说就是一种正确的观点，以乐观主义为前提进行论证，其本身就隐含了一种价值上的设定，就如同“人之初，性本善”一样，一切讨论不在于后面观点的延展，而在于这种假定是否成立。由此一点，回到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上来，我们看到他们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涂尔干看来，有机团结的社会只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由于其道德共同体已经解体了，现代社会面临的是道德的危机。看来要想回答这样的争论，我们已经不能再停留在“主义”与“事实”之间的讨论上，或许它们更多地反映在对文化类型的差异性的考察上。由此福山(F.Fukuyama)的信任研究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想回答什么样的文化意味着什么样的信任。
考察福山关于文化与信任的论述，可以发现他似乎看到了各个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与竞争，但他认为这是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其中许多关于市场规律的探讨大都是合理的。比较而言，文化的问题所占的比重很小，但很重要，因为这些看似合理的经济学规律是依附于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的，或者说，文化不同，经济发展就会不同。而对此最为有名的论述就是马克斯·韦伯(M.Weber)所探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团体之间的目标与利益不同，但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色应该是相同的，它是一个社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基础。这个基础并不需要对文化作过量的讨论。同经济学研究比较而言，我们给予文化一种很简单的认识，这就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信任特征，即一种将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方式——社会资本。(13)通过不同社会的考察，福山发现，不同文化中的信任有较大的程度差异，有的社会是高信任度的社会，有的社会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前者如美国与日本，后者如中国与意大利等。中国被划归为低信任度的社会显然是韦伯思想的延续，即中国的团体与市场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中国家族结构导致了中国人对家族以外人的不信任(14)：(注：强势的家族主义、子嗣平分家产的制度、欠缺领养家族外成员的机制，加上对外人的极度不信任，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特有的经济模式，这在当今的台湾和香港工商文化里，都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印证。(15))福山关于文化与信任关系的研究终于使西方的信任研究同中国社会文化挂起钩来。虽然我们有种种理由认为这些理论的脉络是从西方的现代性开始的，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迈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具有了不少上述的特点。只不过这些特点的历程不是沿着西方社会的进程走过来的，而是有其自己的起点与传统。也就是说，在我们解读今天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时，我们只能以西方信任理论为参照来对照中国社会的特征，并寻求到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以及这些问题又会在理论上给我们哪些启示。
依我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小农经济几乎不涉及信任问题，因为这时的信任具有不证自明的特点。在儒家思想当中，虽然有“信”的讨论，但从五伦关系上讲，信主要是放在朋友关系里面来讲的，另外一个同信紧密联系的概念是“忠”，主要是放在君臣关系里面来讨论的。忠这个概念包含信，但信不包含忠。也就是说当一个个体说他忠于某人，一定表明了他们的信任关系；而当一个人说他信赖某人，则并不表明他们的忠义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的伦理强调忠，说明这个社会需要一种比信更极端的价值观。儒家如此看重这两个概念，其实是看到了非血缘关系在建立关系时的危险，这种危险说明小农经济下的非血缘关系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建立的，因此从时代特征上讲，儒家别无他法，可以努力的方向只能是用“忠信”来等同于“孝亲”。所谓等同，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儒家文化在这点上的不懈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毕竟还是有极大的限度，因为它不涉及对陌生人关系的讨论。中国传统社会未感到信任会出现问题来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这就是对于一个家族或村落来说，人们的所有信息是完全公开的。张家长李家短的各种议论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特点致使保密与欺骗都很困难。从现代性来看，信任发生的一个特点往往是缺少足够的信息，而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全方位的信息流通。当现代化来临，当人们走出乡村，当人际关系不断扩展时，卢曼所说的熟悉与经验问题在中国人的信任关系中变得重要起来，但问题还没有出现，因为对中国在由传统的农业时代向计划经济年代的转变过程中，“单位制”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真正的信任危机来自于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市场经济。这种社会经济特征与上述涂尔干讨论的有机团结非常接近，并导致了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时中国的传统道德已经不再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关于一般的人与人的伦理讨论，其涉及到的相关话题，也是由家人关系“推”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的全球化也使得中国步入了风险社会。在中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信任机制已经被迅速推向了“脱域”，只是这里面的更大风险在于处于脱域中的象征标志与专家系统自身的道德也出了问题，人们经常看到的假币与专家不凭良心说话，而是凭金钱说话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进而导致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直至出现了“杀熟”现象。以上这些特征在根本上催生了中国信任危机的到来。(注：有这样一组数字：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另有，近年来合同交易只占经济交易量的30%，合同履约率只有50%左右；合计起来，中国每年因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目前，我国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失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减少两个百分点。而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16))显然，中国诚信危机涉及的面是广泛而深远的，政府、司法、企业、股市、教育、文艺、传媒、医药、学术及中介机构都在其列，以至于2001、2002、2003年的两会期间，诚信成为代表们的热议问题。(17)除了各行各业外，中国市民的信任问题也因为一些事件在媒体上曝光与讨论而再次受到拷问。2006年11月的一天，南京某公交站台上有一位下车的老太太摔倒在地，彭宇见状将她搀扶起来，老太太发现自己摔得不轻，希望彭宇把她送到医院救治。随之接下来的事情是，老太太在医院一口咬定是彭宇将她撞倒的，并且最终通过法律手段判决他应付医药费45000元。彭宇一再说明自己同此事无关，只是助人为乐。而法庭推论彭宇有责任承担医药费的理由就是，如果不是他将老太太撞倒，他为什么将她送往医院。这种推理的前提正说明了，我们正处在一个不信任的社会，在不信任的社会讲信任将比不信任付出的代价更大。彭宇在不信任的社会做有信任的事，所以他要付出昂贵的“学费”。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以这种前提作为法律推理的依据几乎颠覆了中国从儒家的“恻隐之心”、“见义勇为”直至学习雷锋以来的所有价值理想，也完全超出了西方关于信任理论的讨论。在此之后，报端上经常报道路上有跌倒的老人只会引来围观者，而无人敢上前援助，甚至等到有小孩经过，才让他上前试探，再决定是否救助。这时，我们说，信任在中国已不再是一个现代性的风险社会需要探讨的理论，而是其自身现代化中面临的严峻而特殊的现实。
由此社会现实，我们的确感受到信任正是社会建构中的阳光和雨露。中国出现的“信任危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的最后一道底线已经开始动摇。但从西方理论来看，这个危机似乎来自于现代化、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人们对未来风险的把握等，却没有关注信任自身的危机。而对中国人而言，在这些一般性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中国式的问题，这就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单面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反而其传统根基也受到动摇。以目前正在兴起的西方社会资本理论观点来看，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当中的，(18)而这个网络的最重要基础就是信任。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时，没有同时推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机制。这也许是中国政府近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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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弗兰西斯·福山.信任〔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07.
关键词 贫困代际转移；代耕农群体；社会工作；珠三角
作者简介高 婷（1989—），女，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向安强（1960—），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广东广州 5106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口学课题《珠三角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代耕农”及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BRk006 雪。
一、绪论
一 雪研究背景
在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形成了一群以租借土地，采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和种植方式，以种菜、买菜为生的人群。他们在田边地头搭棚居住，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代耕农社区，他们展现了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另外一种途径。这个特殊群被称为代耕农体，他们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生存状况令人担忧，贫困问题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尤为严重，并且表现出了代际转移的趋势。通过总结前人理论经验，以代耕农为例，探讨农村贫困代际转移问题，并呼吁社会工作者介入，对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进行有效干预。
二 雪研究问题
对于贫困者个体和家庭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他们是“风险厌恶者”，不愿离开家乡，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贸然从熟悉的家乡转移到不熟悉的大城市。可见，代耕农群体渴望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愿望。本文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第二，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原因；第三，社会工作介入农村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第四，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实施。
三 雪研究目的与意义
“代耕农”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及现阶段相关政策缺失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现实国情下，解决好“代耕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1
四 雪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
1.理论工具。本文运用了派恩的结构视角、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和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观点，作为本文的理论工具。
1 雪派恩的结构视角。派恩认为结构视角代表了致力于一个更为宏观、更为激烈的视角去改变案主及案主系统的尝试。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二是合法边缘人物的声音。社工应该服务于边缘人物的利益，并承担着让边缘人物的声音受到聆听和重视的任务。2
2 雪弗莱雷的激进视角。弗莱雷聚焦于教育那些为贫困和无权所压迫的社区中的人群。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层面是意识的觉醒，要求帮助受压迫的人们获得一种批判意识--针对暗含在他们所受压迫之中的社会结构，包括文化霸权的影响。经由这个过程，他们可以认识自己遭受的压迫，而不是顺从的加以接受。通过参与对话和实践，他们能够采取行动消除对自由的恐惧和部分无权感。3
3 雪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马拉里的结构性社会工作的观点，着重考察影响福利制度并受其影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这些体制及其他社会体制，都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场所，由一个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支撑。结构性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关注充斥在社会族群周围的压迫。4
2.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地考察研究，运用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展开；同时为提高研究效率，获得更加充分有力的证据，还采用了文献研究作为辅助研究。
二 文献综述
一 雪关于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1.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
“贫困代际转移”的概念是从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演变出来的。英美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群体的过程中，发现长期性贫困的这一群体存在着贫困代际传承的现象，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贫困代际转移”这一概念。
贫困代际转移是指在相同的条件和因素下，贫困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给子女，使得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5
代际转移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贫困的代际转移就是指第一代人的贫困，引起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因缺少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导致贫困。
莫伊尼汉提出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模式：首先，由于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影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缺少奋发向上的动力，环境也使他们的成就动机难以提高；其次，成就动机不高影响了社会流动，因此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层次也较低，结果导致他们在就业上的竞争力不高；再次，低教育水平、竞争力较弱，自然就使得他们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处于社会底层；最后由于职业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他们只能继续贫困。莫伊尼汉认为上述四个方面会形成一种循环模式，这样贫困者的贫困程度会越来越严重。6
2.贫困代际转移的相关理论
1 雪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是关于贫困代际转移最早的理论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趋势，得出了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结论：产生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是因为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这一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贫困代际转移的问题，既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子女与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困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世袭”。
2 雪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分为开放性的社会和封闭性的社会。在封闭性的社会，家庭背景和父辈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在开放型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本人自身的努力来决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该理论认为，在开放性的社会中，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来向上流动，穷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贫困这一状态，但是在封闭性的社会中，个人努力无法摆脱贫困，而需要依靠父辈的阶层地位，8这对穷人来说很不公平，会使社会阶层固化，也是存在“富二代” 与“穷二代”的原因。
3 雪社会排斥理论。社会排斥理论与贫困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在各种社会保障系统，社会权利和劳动力市场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日益成为边缘群体。该理论认为穷人之所以受到社会排斥并不是由于个人能力，更多是因为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遭到排斥，强调了穷人不仅缺乏收入，而且还缺乏如社会参与、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道德秩序等社会内容。9
4 雪贫困亚文化理论。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概念，并认为产生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文化问题。他认为，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这是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贫困文化会对“圈内”的人 甚至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逐渐脱离社会主流生活，使得贫困在家庭内部代际转移。10
二 雪关于农村贫困代际转移
贫困一直是农村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农村的收入代际继承性强，流动性弱，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的劣势影响，也就是说农村的贫困群体子女成年后更容易重复父辈影响。农村贫困代际转移问题受到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分别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方面来分析农村贫困群体陷入贫困代际转移恶性循环的过程。其一是生存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资本缺乏——投资不足——贫穷——资本形成更加不足——更贫穷；自然资源不足——贫穷——生态恶化——更贫穷。其二是能力贫困方面的恶性循环：低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和劳动能力）——贫穷——工作能力更低——更贫穷。还有就是参与方面的恶性循环：社会参与管理程度低——贫穷——社会排斥——更贫穷。11
贫困更容易在农村发生恶性循环，学者们通过研究指出了理性选择是导致恶性循环的原因。首先在农村，对于贫困者个体和家庭来说，生存永远是第一位，他们是“风险厌恶者”，不愿离开家乡，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贸然从农业转移到不熟悉的部门去；其次即使贫困者想改变家庭贫困局面，在缺乏土地和资金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似乎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多子多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三，虽然他们知道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是，教育的成本和风险都超过了贫困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最后，生态环境是贫困者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现在他们过度索取的情况下都不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又怎么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子孙后代着想呢？12
三 雪关于社工干预代耕农群体的贫困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珠三角经济迅速发展，当地农民纷纷“洗脚上田”，于是出现了“代耕农”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珠三角继续从事农业活动，解决了土地抛荒，也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但是代耕农群体是个边缘化的特殊弱势群体，他们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少。笔者查找相关文献，关于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群体贫困问题的文章，只有两篇。1314
在这两篇论文中都指出了对代耕农问题进行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大多数的代耕农都面临着“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四大问题。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生活，他们几个人挤在一间破旧的茅屋里，耕种占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缺乏必要的精神文娱，与本地人很少有交流。在找工作、谈对象、子女上学方面都受到了歧视，而这些情况又会加重代耕农和本地人间的相互排斥。他们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处在社会底层，是很难引起别人注意的边缘弱势群体，发不出一点声音，带不走一片土地。社会工作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关注者，能够以其专业方法，发挥“助人自助”的精神，对“代耕农”问题进行有效干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起到“桥梁”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联结政府、社会的力量，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保障代耕农群体的权利。
综上所述，关注农村贫困的文章很多，但却极少关注到代耕农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代耕农更容易陷入贫苦代际转移的恶性循环中，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问题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珠三角代耕农贫困及代际转移状况
一 雪代耕农贫困状况
如果说农民工还有意愿及行动去争取融入当地社会，那么“代耕农”则是完全放弃进入非农产业的机会。“代耕农”进入代耕地，却在城市边缘徘徊，一旦城市结构扩张，他们也随着边缘的外迁而进一步外迁。 对于社会的不稳定，对于社会结构的改变，他们都是无能为力的。适应代耕地生活对“代耕农”来说是困难的，他们没有途径和时间去适应；现时的城镇生活让其感到陌生。15
代耕农这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既要面对一般农民所要面对的生产销售问题，还要为没有土地和其他保障而担忧。其主要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困境。代耕农在土地上的投入只能得到少量回报，原因在于他们依赖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再加上生产资料价格高涨。这种情况使得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地增加投入，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二是生活困境。代耕农在生活上明显处于二等公民的状态，他们无法办理各种必须的证件，搭建在田边地头的窝棚也属于非法建筑。用水用电困难，这些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扰。再加上由于利益的分歧，他们和当地人的关系并不融洽，也影响了生活状况。三是社会保障困境。由于无法取得当地户口，代耕农及其子女都无法享受各种的社会保障。近几年来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以至许多代耕农有病不敢看，带来了健康隐患也加重了家庭负担；而其子女教育问题也相当突出。
二 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珠三角代耕农大部分没有摆脱贫困的困扰，代耕农学历低，生活贫困，劳务繁重。他们的子女也大都是在务农或者在工厂打工，其物质经济生活基本上处于贫困状态。代耕农群体基本上与当地社会隔绝，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导致出现闭塞的人文环境。落后的传统风俗习惯难以改变，愚昧和无知造就了贫困。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农业新技术难以掌握和推广，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经济落后，构成恶性循环。正是由于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阻碍了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无法中断贫困的代际转移。
四、珠三角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成因
一 雪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因素
贫困代际转移一般从两个视角入手，一是社会结构视角，这主要是从贫困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社会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格局，以及穷人的子女在教育和就业机会等方面所面临的劣势，来解释贫困代际转移原因。二是文化视角，这个跟贫困文化范式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1.先赋性因素。现代社会与社会流动关系最为紧密的制度分别是就业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及教育制度。因此先赋性的因素就是指父辈的职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工作机会，或是工作不稳定，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支撑，更加无法建立广泛的人际网络。父辈职业的弱势使得他们的子女无法与同龄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就业岗位，限制了子女的就业选择。
子女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和社会资源的占有，直接受到父辈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通常也越高。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的不足导致了其缺乏竞争力，无法就业或者从事低收入的工作。
2.自致性因素。社会流动理论中的自致性因素是指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职业地位的高低，进而决定了收入的多少。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以弥补先赋性因素的不足，是提升社会地位的基本因素，同时也是阻断家庭贫困代际转移的主要途径。16
3.社会因素。影响贫困家庭收入和跨代传递家庭贫困的外部社会条件，体现在社会文化背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排斥与偏见、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化分割体制及其机会平等等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二元分割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
二 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基本原因
1.生计资本缺失。生计资本由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类型组成。这五种资本在贫困代际转移中相互影响，某种资本的缺失会影响其他资本作用的发挥。比如自然资本的缺失造成了物资资本的拥有量低；父辈有限的金融资本制约了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资本的来源等。17代耕农的五个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缺失的，从而造成了贫困的代际转移。
2.生活边缘化。代耕农大多居住在田边地头的窝棚，这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边缘化，也使得他们的生活状况总体表现为非正常化、隔离化和村落化。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上，代耕农缺乏与当地居民和社会的互动，更不能分享丰富的公共生活。他们或者缺少公共生活空间，或者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享受公共空间。因此他们过着与其在家乡村庄相似的村落化生活。他们的交往圈基本上是接“亲人—朋友—同一个地区—代耕农”这样的逻辑铺开的。这个交往圈为他们构建了在珠三角生活的社会支撑体系，同时也阻碍了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持续的社会交往。
以阳东赤坎村“代耕农”为例，他们在当地已生活十几年，但他们与当地村民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跨越。当地人用上自来水时，他们还在挖井取水；当地人用上电器时，他们还在点煤油灯。2008 年前，任何电器对他们都毫无意义，就连看电视这样最普通娱乐都是一种奢求。18
3.文化的贫困。所谓“文化贫困”，是指某一群体、家庭或个人在知识水平、教育程度、科学技术修养、思想道德素质、价值观念、主体性、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趋势上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落后状态。19
人的观念是导致贫困的非经济因素中最深层次的因素之一，它一旦形成就会对整个社会或社区及其成员产生作用。恶劣的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使得许多代耕农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此，面对贫困，不是穷则思变，奋发图强，而是奉行一种无为哲学，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在调查中发现，由于代耕农没有生产技能，缺乏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无法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他们普遍有种自卑的心理，感觉低人一等，生活在贫困中的代耕农都表达了安贫守贱的思想。而代耕农的孩子会从父母那里继承这种价值观，他们对生活和工作的消极倾向使得他们长大之后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没有当地户口的代耕农子女在求学上仍有很大的阻碍，不能享受与当地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总是处于教育资源的最底层，代耕农子女教育缺失现象日益突出，从而使“文化贫困”加重并在代际间继续复制。
五、社工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与策略
一 雪社会工作介入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意义
代耕农怀揣着异乡梦想，对家乡社会的认同日益减弱，并不把回到家乡作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但由于当地的排斥使他们没能产生对当地的归属感，他们既不属于自己家乡又不属于代耕地，具有双重边缘身份。他们逐渐出现了内部认同的趋势，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圈子，这使得他们在感情上与当地社会产生了距离，从而影响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产生了各种紧张，矛盾和冲突，而这种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与当地的不融合。而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利用专业社工的方法介入，可能是很大的发展空间
代耕农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社工介入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对代耕农福利的获取和争取权利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对代耕农的心理引导上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促进代耕农内部的和谐稳定。
二 雪代耕农贫困代际转移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1.政府重视社会工作的开展。没有政府的扶持帮助，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是步履维艰，就像在访谈中代耕农对社会工作的茫然，他们觉得请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什么用，政府不管，什么都是白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政府的认同感比较强，普遍认为只有政府参与其中的行为都是比较有效力的。因此社会工作的发展必须由政府主导，因为社会工作承担着落实社会政策的重要任务，政府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代耕农群体时，这部分群体对政府的认同感普遍较高，所以由政府支持，更容易介入。
2.改变当地居民对代耕农的态度。代耕农之所以觉得代耕地的冷漠而产生自卑心理，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居民对其持有偏见态度，他们认为代耕农是他们利益的争夺者。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引导当地居民正确看待代耕农，转变当地人的偏见和歧视观念，改善代耕农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达到相互认同。
3.建立农产品信息平台。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代耕农来说，现在的市场变得各种复杂，他们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快不起来，这种市场信息的滞后性，导致了他们的农产品卖不出好价格。市场对于代耕农来说是变化莫测的，“看今年养明年”的惯性思维依旧存在。社会工作者可以联系有关的单位部门，建立一个农产品信息平台，加快代耕农对于市场信息的获取，提高代耕农的收益。
4.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社会工作者可利用其广泛的社会资源，联合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定期组织对代耕农的生产技术培训，让他们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土地效益，例如化肥的正确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或者是在农忙的季节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到田地进行实地的指导等。
5.组织职业技能培训。要摆脱贫困的境地，需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其中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代耕农素质和就业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能帮助其摆脱僵化、固守的惰性心理情绪，发挥积极向上的热情理念。针对一部分有转业倾向的代耕农，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源，对这一部分代耕农进行就业职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竞争力。同时积极联系附近的乡镇企业，为表现良好者提供职位。
6.培植代耕农自信与良好心态。对于代耕农来说，流动的主要途径就是靠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代耕农在异地获得各种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封闭性也限制了代耕农的活动空间，造成了精神生活的单调、狭隘，心理压力不断增加。因此社会工作者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心理辅导，使他们能够增强融入代耕地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7.重视代耕农子女教育。对于代耕农这种弱势群体，需要得到起码教育资源，因为这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的维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代耕农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代耕农子女教育因难的问题，获得有关部门对这问题的重视。此外，社会工作者还可以联系社会机构和大学生组织为代耕农子女提供针对性的支教活动，如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到代耕农的聚居地进行学习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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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
法官作为法律职业中的特殊群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素质的提高、尤其是特定的职业素质的提高除了个体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而教育培训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形式，必须针对培训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具体进行。由于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法院近年招收了大量的法官后备人才，这些后备人才大多直接从"校门"进"院门"，虽然法律理论知识相对扎实，但是由于对基层社会缺乏足够的认识，对乡言乡语、风土人情缺乏充分的了解，不擅于在复杂的基层社会环境中处理各种纠纷，以致在办案实践中困惑重重。针对这样一个较为特殊的法官群体，如果继续采用原有的以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方式，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笔者从自身经历和体验出发，采用实证分析的模式，分析得出法官适用法律是否能达到好的社会效果，很多时候离不开法律之外的理念、知识、技能等，进而提出我国法官培训的改革和发展除了强化和改进现有的、以法律为中心的培训之外，还应该着眼于法律之外。
以下正文：
引 言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今天，处于和谐社会语境下集自然人、社会人、政治人、司法者诸多角色于一体的法官，作为"人"的因素，在"法"的"推行"过程中无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官不是"天生"的，其素质的形成和提高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和培养。不可否认，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然而或囿于根深蒂固的教学理念，抑或囿于"捉襟见肘"的教学条件 ，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在与基层司法实践结合过程中，出现了某些知识的"不对路"与"短板"现象。同样，当前的法官培训亦存在类似的问题，其培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受训者的现实需求。法学院教育模式改革路在何方、路有多远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笔者意在法学院教育"涛声依旧"的情形下，针对性更强、目标更明确、转变更容易的法官培训必须"亡羊补牢"！
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一线初任法官 ，在直面纷至沓来的民事纠纷后，诧异于基层司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深感自身应对基层司法能力的薄弱，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困境--所学法律理论知识与基层司法实践存在脱节，而基层司法实践所需大量知识竟在法律之外。作为一名基层司法实务者，笔者认为有必要从自身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出发，以法官培训的内容为视角，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期望能找到一条更适合我们成长的培训之路，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人民司法满意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一种独特的成长轨迹：法官培训之对象分析
"铁打的法院，流水的法官"，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舞台上，随着一大批经验丰富的老法官退休或退居二线，一批毕业于法学院的青年法官逐渐登上了审判舞台，成为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主力军。作为或即将作为当今审判舞台上的主角，我们有着较为独特的成长经历及背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成长轨迹，是法官培训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速成"经历
[材料一]：笔者的自身经历--八零后出生，法学硕士，一次性通过国家司法资格考试，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外省某基层法院中的一员。在进入法院工作约七个月后，参加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预备法官培训，培训期为七十天。培训结束后，即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在人民法庭独立办案，独自摸索各类民事案件的办案思路，独自面对形形的当事人，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速成法官" 。无独有偶，近年来，在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笔者的上述经历不是特例，而是惯例。
与国外法官的成长经历相比 ，你也许对目前的这种"速成法官"现象会很惊讶，抑或会对这种法官培育模式表示质疑，甚至会谴责这种"揠苗助长"的方式过于残忍。然而，在法官培育模式上"吃快餐"实属无奈之举！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对公平正义越来越渴望。同时，由于人们观念的变化，原有的纠纷解决方式不再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人们更多地选择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于是各种矛盾纠纷如洪水般涌向法院，法院案件急剧上升。然而，法院的法官编制并未因案件的增多而作相应比例的增加，加之许多老法官面临退休，有些法官鉴于案件太多又以工作已满三十年为由选择提前退休，有些法官基于各种原因选择离开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然成为困扰法院发展的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了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只好缩短法官的成长过程，将新考入的法官后备人才尽早任命为法官，以解燃眉之急 。
（二）教育背景
目前，法官预备人才基本上均是通过公务员招考的方式，招用的各大院校的法学生。然而，从我国法律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法学院教育灌输给学生的是一种现代的西方的讲规则重程序的法治理念，是一种如何运用逻辑方法分析、适用法律的技巧。在课程设置上仍然过于看重书面知识，对于法律实践经验强调不够，理论有余，实践性不足，存在"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务"的倾向。因此，法学生擅长于处理法律争议，而不擅长于解决纠纷，不擅长于在复杂的熟人圈子里摆平各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法学院生产的毕业生和知识，在’农村’完全可能是扬短避长，大材小用。而从法律需求者和消费者来看，这种法律知识和人才是一种欺骗他们的’水货’" 。
（三）培训背景
从目前的初任法官培训来看，同样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由于时间、师资特别是培训理念等各方面的原因，法官培训依然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加深，对于实务方面的知识讲授较少，因此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受训者的法律分析和适用能力，对于司法实践特别是基层司法实务亟需的知识获得和经验方法、司法技能的培养，所起作用不大。从笔者参加的国家法官学院组织的预备法官培训来看，也是以高等学府的教授和知名法学理论家进行法学知识的传授及最高法院学者型法官对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等"司法解
释式"的讲述为主，真正涉及到司法实务中的司法技能、司法方法的课程较少。
二、来自实践中的困惑：基层司法凸显法律"内""外"之"足"与"不足"
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及法官培训，再加上速成经历，致使我们即使"三证" 齐全，法律知识充足，法律思维敏捷，然当我们真正成为一名初任法官，置身于基层司法实践之中，处于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前沿时，在实践的检验中频现的各种"水土不服"现象，暴露出的最主要的问题即是：法律理论知识相对充足，而法律之外的知识、能力、技巧却相当欠缺。
"水土不服"之一：工商、陌生人社会vs农业、熟人社会
"现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适用于城市社会、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 。其关注的主要是商业社会和城市生活，即使打着公民权利普遍性的口号，传统的农业社会都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法律的"不入之地" 。同样，现代法学是附着于工商经济和市民生活的；现代法学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也基本上是这一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产物。法学院内开设的所谓最前沿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生活秩序准备的，而更多是为了大都市的生活甚至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更为开放的中国发达地区的生活秩序准备的。
而中国有6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具有文化传统活化石之称的乡村社会，这是一个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村民生于斯，长于斯，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乡村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与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契约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乡村社会的司法具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
从法学院学成归来的学生熟悉的是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和思维方式，对于农业社会、熟人社会的行为习惯、内部规则知之甚少。当其套用主要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现代法律来解决与之有着显著区别的熟人社会的纠纷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正如苏力先生所言："这种知识（指学自法学院的现代法律知识，笔者注）对目前中国的广大农村--或更准确地说对工商经济还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对路" 。
"水土不服"之二：格式化的规则之治vs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材料二]：原告与被告的父亲是多年的好友。20__年4月，被告父亲突患疾病，在得知好友急需救命钱后，原告毫不犹豫将自己多年的积蓄10万元借给好友治病，然被告父亲仍不幸去世。后因被告不愿归还该10万元，原告将其告上法庭。开庭时，原告认为，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其为朋友慷慨解囊，重情谊，讲义气；被告则表示，该10万元系其父亲所借，其父亲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其不具偿还义务。经查，被告父亲去世时确实未留下遗产。对于此案，承办法官 有些不知所措，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判决，原告好心借出的10万元将难获支持，然而此种判决在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 。
透过现象看本质，本案所反映的是基层司法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面对当事人要求合理不合法或是合法不合理时，法官怎么办？是严格实行格式化的规则之治还是寻求一种本土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抑或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若按照我们所学的现代司法理念，我们应该注重法律推理过程的逻辑整合性，以及对非理性因素的排他性，把所有的问题纳入法律规则的调整范围，严格按照制定法规则处理司法问题，保持中立性，做法律的忠实卫士，不能违背或逾越法律的规定，即实行严格的格式化的规则之治。
然而，在中国广大的乡土社会，这种格式化的规则之治施展的现实条件还是匮乏的。由于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广大乡民诉讼能力低下，偶尔发生的冲突把他们带到了他们所不熟悉的法律面前，现代司法理念所注重的司法权利、司法义务、证据规则、程序公正甚至法律规定等，都不是他们所关注的对象。他们将纠纷诉诸法律，期待获得的既不是一纸威严的、冰冷的、严格依据法律做出的判决书，也不是法律规则之治下彰显现代司法理念的单纯的程序正义和效率价值，而是对纠纷本身彻底的解决以及纠纷的处理结果是否符合实质正义，是否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本土化的某种"人情正义"观。
"水土不服"表现之三：法言法语vs乡言土语
[材料三]：原告与被告系前后邻居，十年前在村委会的组织下签订协议，对界址及公共通道进行约定。然被告一直认为村委会在签订协议中偏袒原告，于是在公共通道上堆放杂物，进而引起纠纷。该案是笔者办的第一个案件，为此笔者制定了详细的庭审提纲，开庭时严格按照正规的庭审流程，使用标准的法言法语。在涉及到协议中诸多所谓的"术语" 时，笔者为弄清其准确含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询问。然而，庭审结束后，原告即到庭长处"告状"，说"这个法官文绉绉的，开庭规矩特别多，不是本地人，不懂本地话，她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话她听不懂，连基本的常识都要问，我要求换人"。
司法离不开语言，语言能力或艺术是做法官的必备素质。法律语言具有简洁、刚硬、冷静、确切、严谨等特点，现代司法要求法官要善于使用法言法语，准确表达司法意旨。
但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社会环境，其经济和文化背景与现代社会生活存在差距，许多村民听不懂法言法语，那些高度抽象、概括的法言法语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外文，他们所熟悉的是那些流行于乡间、简单、明了、生动活泼的乡言土语。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按照现代司法的要求，用所学的标准的法言法语与之交流，必然难以达到有效的司法效果，有时反而会造成误解和反感。从笔者在上述案例中"费力不讨好"的经历即可发现，法言法语在乡土社会受到"排挤"，其空间被乡言土语"占据"，"司法者"与"被司法者"之间语言的不畅是阻挡纠纷解决的一道不可忽视的障碍。
"水土不服"表现之四：法律理论知识的充足vs地方性知识的缺乏
[材料四]：原、被告系同村村民。清明节，原告准备好纸钱前往祖坟祭祖，为抄近路即从被告房屋滴水坡上穿过，正好被被告看见，被告上前与之理论，双方就此发生口角，进而被告殴打原告。打斗中，原告受伤，花费不少医疗费。承办此案后，笔者与书记员到纠纷现场勘查，并组织双方调解。调解时，被告一再强调原告烧纸钱不该走其滴水坡，对此原告似乎亦感理亏，笔者不太理解，询问书记员才知，在当地的风俗习惯中，烧纸钱走他人房屋滴水坡会给他人带来晦气，原告犯此大忌，引起此次纠纷。了解了该案的症结后，笔者提出了当地人较为认可的解决方案：被告赔偿原告的医药费，原告向被告敬酒，放鞭炮以去除晦气。原、被告对此方案均欣然接受。
该案是一起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相关的法律规定及赔偿标准，笔者都很熟悉。对于此类赔偿案件，笔者甚至可以当场将赔偿数额准确无误地计算出来。
然而，在农村乡土社会中，特定人群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习俗，礼节、仪式，舆论、禁忌，乡规民约，宗教戒律等，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在人们心目中潜移默化 ，深深扎根。这些长期沉淀下来的"内部规则"已经内化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了解、所认可、所遵从。相反，那些通过普法宣传，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制定法，虽然在乡间起到一定作用，但远未内化为乡民的自觉行动。因此，事实上在乡民心中起到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不是制定法，而是"内部规则"。
从实践情况来看，在广大农村，深处乡土社会的纠纷当事人，提交给法官的纠纷，大多是由于生活或生产上的琐事形成，看似很简单，一般不存在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但由于它们大多发生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展现给外人看得到的争议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之下往往是复杂的、强大的、不为外人所熟知的背景。如果法官在裁判中看不到这个背景，找不到解决纠纷的关键所在，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律形式主义方法，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将当下案件事实置于一般抽象的法律规范之下，依逻辑三段论推理推导出法律判断结果，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好问题的。上述案例，笔者由于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不理解被告殴打原告的行为，也意识不到原告在此次纠纷中亦存在一定过错，若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其判决本身都不一定正确，更谈不上彻底解决该纠纷了。
因此，在基层司法中，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比普遍性法律知识和逻辑方法更为重要，而这些恰恰正是法学院毕业的青年法官所欠缺的。
三、着眼法律之外：一种基于"短板原理" 的培训思路
基层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水土不服"，暴露出我们自身存在的"短板"，这些"短板"的存在限制了我们司法能力的提高，司法水平的提升，因此，必须将"短板"加长，才能增长我们为民司法的"能量"。然而，从目前来看，加长"短板"最好、最快的方式是开展针对性的法官培训 。对于"短板"的具体情况，前文已有详细的论述，不在于我们法律知识的缺乏，探其实质，问题更多地表现在法律之外。古诗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面对农村的具体情况，基层法官在处理案件、调处纠纷时，很多时候也应是"汝果欲听讼，功夫在法外"。因此，我们要长"短板"、补"窟窿"，功夫亦应在法律之外 。
（一）通过培训让其对所处之司法环境有所了解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乡土社会的生活富于地方性，长期生活于此的人们之间十分熟悉，有自身特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处事规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是基层法官所处的特殊司法环境和社会背景。
作为基层法官预备人才主要来源的法学院校的学生，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大多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均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足够的了解；其所受的现代法学教育，亦因其教育和理论研究的特点，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基本是针对工商经济、陌生人社会的，与现今基层社会司法环境存在不契合。
社会稳定需要司法保障，司法权的行使也需要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置身于现实社会进行司法的基层法官与社会的联系最为直接、密切，若脱离社会、脱离客观的司法环境、远离民众，会使基层法官失去安身立命之本。法律不能孤独的自我存在，司法不能在自己划定的圈内跑，脱离现实看法律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需要跳出法律，回归生活去解决法律问题，否则不但伤害了社会，反过来也伤害了法律自己。
因此，法官的培训制度对这些"后备"法官必须有国情、社情、民意教育的内容，让其静下心来了解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进而理解处于此种社会背景下的人和事；让其沉下气来读懂其所处的司法环境，进而把握基于此种司法环境而出现的独特的司法规律。只有掌握了国情，才会有开放性的视野，树立大局意识，克服办案的狭隘性、片面性；掌握了社情，才不会眼中只有法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掌握了民意，才知道应当发扬什么，建设什么，改进什么。
（二）通过培训让其对司法理念进行适当调整
法官，作为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必须依规则而审案。同时，法官也是社会纠纷的裁判者，他必须依照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解决纠纷。
"基层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是具有丰富个性的、尚未格式化的并因此难以以规则化方式处理的现实世界。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法官或法院必须实际地解决问题，否则他/她或它就丧失了作为纠纷解决者或机构而存在的理由。" 作为基层法官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目前，要在深处于乡土社会之中的基层社会，实行现代严格意义上的规则之治，显然是脱离中国农村现实的美好幻想。如果仅仅熟悉法律，机械教条地"严格"依法办事，不仅不能定纷止争，而且还会激化矛盾，甚至出现十分严重的不利后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语境下，民事纠纷的裁判最重要的在于"案结事了"，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应当是"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福利" 。通过判决来强化法治的权威固然重要，但能够将纠纷和冲突的隐患予以消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和睦、友爱，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才是更重要的。
法学院出身的法官，崇尚现代司法理念，信仰格式化的规则之治，认为"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要让其重识并调整司法理念，在法官培训中，必须让其充分了解并理解在基层社会中，法律不是万能的，一个看上去严格依法简单容易的判决，往往只是起了一种止痛片的作用，一个依据规则推理做出的判决有时候只是表面上排除了冲突的社会障碍，却很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心理对抗。只有认识到格式化的规则之治存在的局限性，其才不至于纠结于是应当坚持规则之治还是应当屈服于纠纷解决机制这一问题本身，而是积极地在各种利益冲突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在司法救济的广度和深度之间寻求一个和谐点，在发挥法官主观性和当事人能动性之间寻找互动点，从而在解决纠纷与严格规则之治的不协调之间艰难的进行平衡与突破，寻求表面上的合法与实质上的合情合理，以达到解纷止争，息事宁人的效果。
在法官培训中，除了要让法官认识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重要性外，亦应当让其了解并学习如何在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间达成一种平衡。不可否认，这种极具智慧的"平衡术"离不开实践的摸索与总结，然而，如果能够通过培训这一方式，让初任法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他人来自实践中的经验，缩短自我摸索的时间，从而以更清晰的思路、更积极的状态投入基层司法实践，何乐而不为？
（三）通过培训让其司法语言能力逐步提升
司法语言包括司法口语和司法书面语。司法语言可能是法官最自信、也是培训中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但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现状来看也有开展的必要。
司法口语贯穿于法官整个审判活动之中。作为基层法官，其所处的司法环境决定其在司法过程中语言模式必须迁就当事人。因为我们不能强求常年生活在乡村中的纠纷当事人短时间内熟知并适应现代司法中的法言法语，唯一能做的是作为基层司法者的我们改变自己的语言模式，用基层民众最熟悉的乡言土语来诠释法言法语的准确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有效交流，进而拉近彼此的距离，朝着有利纠纷解决的方向迈进。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老百姓最熟悉的乡言土语，我们也许并不熟知，要想尽快掌握，培训是最好的方式。
司法书面语主要体现在裁判文书的制作上。法官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最终都以文书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表达准确、说理透彻的文书才可能达到服判息讼的效果。一份精彩的裁判文书可能只解决一个案件，但是一份矛盾的或是说理不清的裁判文书则会极大地损害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因此，裁判文书的书写能力的培养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四）通过培训让其司法相关知识有所充实
司法所需的知识是一种综 合性的知识，它不仅仅是法条和程序，至少还应包括地方性知识和与案件相关领域的知识。
在农村基层社会，由于各地地理、人文环境的不同，经济交往的缺乏，"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情况很普遍。大量农村村民并不知道国家制定法的真实内涵，也"懒得去了解"，从而导致在内心上仍接受和喜欢用土办法、老办法、老习惯来解决问题。因此，基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除了要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外，还应熟知在当地被乡民普遍接受的、一定程度上起着规范社会秩序作用的"内部规则"、风俗习惯、"生活逻辑"等地方性知识。法官如果不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纵然有"锋利"的法律武器，也可能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地方性知识的培训可以让法官及时认识到地方特点的客观存在，并尽快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进而主动去思考国家统一的法律如何与地方特色衔接起来，达到彻底化解纠纷的目的。
同时，法官办案还需要有与案件相关领域知识的支持和启发。法官相关领域知识的欠缺很容易被当事人的表述所迷惑，也极易降低当事人的信任度，从而可能使案件的处理复杂化。法官只有对于自己审判的一些相关领域知识有初步的了解，才能从更全面的角度，宏观地思考问题。当然，达到这一目标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在现阶段的法官培训中，可以对于一些必要的知识进行归纳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比如财政税务、金融管理、工程建设、工商经济、环境保护、网络传媒、生物基因、物理化学等。
关键词：中国传统美学 中国现代美学 美学现代性
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转型以来，已经历了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从向西方学习，到全面接受，再到回到传统并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美学理论体系，中国美学的现展既有着自己的辉煌，同时也存在着困惑和不足。今天，中国美学究竟应该如何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建设，才能在21世纪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这是摆在每一个中国美学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困境
以“仁”为基石，以“礼”、“乐”为柱石、以“和”为拱心石的儒家哲学－美学扩展为“华夏美学”（李泽厚语），其解释有效性实基于古代农业社会的结构方式，虽在深层制约着中国人的心性结构，却也包含着现代性困境。一方面，“礼”、“乐”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机制和行为样式，它形塑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传承中华本位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礼乐”传统缺乏一种悲天悯人的悲剧意识和个体生存的在世关怀，不利于美的完善和塑造；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生命美学学派（姑且这样称呼）均以“心性”为中心诉求一种“礼”的人道主义和“乐”的自由主义，却忘却了这两位儒家传统文化的“哼哈二将”在经历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以后早已成了“难兄难弟”，难以再寄予厚望。与之不同的则是新时期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以及生态美学等的“实践”、“活动”与“和谐”和美学的跨世纪联姻。当三家高擎“礼”、“乐”为传统美学的精神气质和心路历程时，其表达的至多也只是一种对传统美学的现代信仰姿态，背地里实际上早已暗渡陈仓——美学成了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的座上宾。美学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来临充当了“助产士”，却也同时扮演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直接“掘墓人”角色。西方现代美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移植与嫁接后，终因水土不服或血型不合而难成气候。中国传统美学这棵老树也发不出新芽，它在遭遇世界现代性的进程时已耗尽生命力。因此在总体上说，尽管今日中国美学姿态纷呈，妖娆迷人，实际上却似一个做了绝育手术的妇人，它开不出现代中国人的审美之花来，它与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需求基本上是隔膜的，难以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艺术和审美的代言人。
二、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现生及其历史进程
对于中国传统美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应该说中国美学学人早已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始于王国维。王国维美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其为中国现代美学确立了审美主体性原则，由此标志这中国传统美学的现生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开始。不是上帝或理念，不是天道或教化，而是人的生命、生存及实践活动才是美的本源。这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学建设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王国维通过引入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审美主体性原则。在《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里，王国维借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壮美”这一“旧瓶”装进了西方美学的“崇高”精神这一 “新酒”。自此以后，中国现代美学由现实人生而审美境界，由审美境界而社会历史，成为一种内含主体感性力量与理性精神的二元张力结构，并通过鲁迅而成为制约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基本逻辑结构。
对“崇高”与“悲剧”问题的审理是将王国维视作中国美学奠基者的主要依据。“崇高”与“悲剧”原本属于西方近代美学范畴，王国维则将其移植进来，并结合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社会实际作了现代化的处理。王国维在引进西方这对范畴时，同时征用了中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的近似于西方“崇高”的范畴：“壮美”。这就表明，王国维既是站在中西美学会同的平台上，又是站在古今美学转型的平台上看待问题的。他说：“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欣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
王国维的“境界”论实质上是以“崇高”为搭建平台的。王国维“悲剧”观及悲剧意识集中表现在他的“天才苦痛”说和他对人生的幻灭感上。而作为话语形态的论述则表现在通过《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所传达的对艺术及人生的自觉的悲剧意识上。王国维的悲剧意识和崇高精神应是现代中国发端之际一个觉醒的文人对社会和人生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其意义在于他站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性的端口上努力为当时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提供架构力量，并由此预示着后世的中国在社会、艺术与人生上都要经历一个崇高式的奋进历程。
王国维美学贡献还在于使审美本身成为艺术原则获得自觉。在写于1903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王国维借用康德对人类心理能力知、情、意结构的划分，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美”从“真”、“善”一统中划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2]在写于1904年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孔子之美学主义》等文中进一步论述了审美无利害的观念：“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3]但这种艺术的独立性主张同时要求其关涉现实人生，“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如此之美术，唯于如此之世界，如此之人生中始有价值耳。” [4]艺术超功利性与现实人生相关切这两方面的矛盾统一，实则揭示出中国现代美学在开端之际必须经历的“崇高”的苦难历程：审美必须是自律的，否则便无以自立；审美又必须是他律的，否则便没有生存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中国现代美学所内含的崇高精神也无法获得历史和逻辑的展开。
鲁迅的启蒙主义美学直接秉承王国维创立的现代美学精神，讲求艺术的社会功用及其审美特性的统一，这为后世中国美学现代性定下了基调。一方面，“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另方面，“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5] “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 [6]鲁迅《摩罗诗力说》张扬一种酒神般的摩罗精神，这种精神本质上是鼓歇不止的个体主体性精神“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漫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7]
鲁迅对于现实人生与个体存在，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理性深度与情感真实，社会功用与审美追求等问题的矛盾统一，几乎触及现代中国美学的所有问题域，因而是王国维与鲁迅——而非与——才是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双子星座。
出于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王国维试图借用西方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美学，以期在内忧外患的世界风云际会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开出一剂救世良方；鲁迅则站在启蒙主义者的立场上直接宣判传统美学死刑。应该说，不管王、鲁二人如何不同，但使美学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建设和国民性的改造这一终极目标，却是始终一致的。他二人代表了以后一个多世纪中国美学学人进行美学现代性言说的两种基本姿态，并在实质上为任何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的文化和美学建设规定了基本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美学阅读的经典性文献。只有懂得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中国社会、文化在每一次风云曲折之际，美学总是被作为一件法器而祭——美学见证了我们社会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一分悲怆与欢欣，美学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过重负担——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依然没变。
在美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其对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和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所谓“社会现实内容的淡化”，就是祈求通过审美教育，可使个体人格内容得以突出，社会人生内容退居次位；所谓“审美自然形式因素的强化”，则是强调自然美及美的形式。“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的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8]认为，自然美不仅能成为进行美育的绝好场所，而且自然美本身就具有审美意义。因此主张重视城市美化，多设以自然美为主的公园，布置山水名胜，在都市道路两旁多植花木，道路交叉点设空场、置喷泉、花畦等。[9]在《美术的起源》、《美术的进化》及《美学的研究法》等文中，重视研究原始艺术的线条式样、色彩配合、材料品种以及节奏、对称、比例、调和等形式美规律以及实验方法对美学走向科学的重要性。应该说，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上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美学学科的觉醒者而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由王国维开启的中国现代美学发轫之际的紧张二元结构，到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松解。这种“松解”一方面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复归，却同时也成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推进的羁绊。
20世纪中国美学在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早期奠基上，又先后经历了中后期的宗白华、吕?铡⒅旃馇币浴懊栏芯?椤保ㄉ竺捞?取⒁魄椤⒅本酰┪?诵牡拿姥Ыü梗?桃且浴暗湫汀蔽?诵牡拿姥Ыü梗?叨?┮浴白杂伞蔽?诵牡拿姥Ыü梗?钤蠛瘛⒅旃馇薄⒔?籽粢浴笆导?蔽?诵牡拿姥Ыü梗?芾聪橐浴昂托场蔽?诵牡拿姥Ыü梗?敝料衷诘难畲菏钡热说暮笫导?姥В?讼?ⅰ⒁字刑斓男率导?姥А⑴酥?5纳??姥А⒃?比实鹊纳??姥У纫?nbsp;“生存”、“实践存在”、“生命”、“生态”为核心的美学建构，这些建构无不围绕着美学的“主体性”原则而摇摆于自律论和他律论之间。
中国传统美学整个现代性的转型过程中一直需要面对的是“古今”问题与“中西”问题。而在一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美学并存的情况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立足传统，面向现代以求得发展？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西方美学早在20世纪的60年代就已放弃现代美学的种种经验而向后现代转向，这使中国美学一时多少有点无以适从。但西方美学的后现代转向能够使美学直接面对生活本身而非某种哲学思考方式，这使西方美学获得了民主化的契机，实际上也为中国美学的现展注入一支强心剂。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派之所以最后能为“实践美学”所一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顺应了这一美学发展的世界潮流。“实践美学”通过其核心概念“实践”所内涵的主客体的相互关联性及主体所具有的社会和历史维度统摄四派美学诸范畴。实践美学在中国能获得长足发展除了自身具有的理论品格外，还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支持。当然，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后现代的美学话语形态，但由于其现代性初始基础过于薄弱而使移植来的后现代美学难成气候。文化的发展也有其自身规律性，“生吞活剥”和“食古不化”的做法都是要不得的。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学。美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经久不衰，既得益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占有制高点，又得益于其“实践”范畴同时兼具手段与目的双重功能而直抵人类审美活动本质，还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与以儒学为主流的“华夏美学”具有内在气质的天然一致。由此观之，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学在中国仍然是主流。
中国美学“西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美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隔绝状态，这在使美学甩去一身拖累得以轻松发展的同时，却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隔膜，最终走向一条学院化的发展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其时美学流派不少而建设不多的原因。
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惟经济之命是从”，表面上与经济相去甚远的美学和其他文化一起被边缘化。一系列社会和文化问题暴露出来，受这些问题的刺激和“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感染，美学试图再一次肩负起补弊纠偏的社会使命：生命美学想开出一种传统美学的现代坦途来；生态美学则直接标举一种世界和全球化的胸怀，技术美学则试图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世界里重新唤回人文关怀，如此等等，都是美学学人对此做出的积极回应。
三、21世纪伊始中国美学建设
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据官方资料统计，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预计2020年达到3000美元。根据世界多国的长周期发展经验，这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均发生转型。与此相应，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也要发生相应的转型。政治领域的转型非本文所论，单就文化的审美领域而言，现在实际上并未建立起一种与其相匹配的审美文化。因此我们要问：转型起的中国社会应配享一种什么样的审美文化？
鉴于中国美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很少纯粹过，因而关注一下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发展动向不无裨益。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堪称是继上个世纪50、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美学“大讨论”文化思潮论争的一种延续，然而由于其没能真正抓住现代性问题的症候而建树不多。时隔近10年的2004年，又发生了轰动中国文化界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另件是“读经运动”的提倡。这两件大事影响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可以看作是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社会及文化现代化从发轫之初到步入正途均以弃绝传统，提倡科学、民主为发展坦途，尽管其间付出的牺牲和得到的教训难以数计，但毕竟表明了历史的进步。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位从异国他乡请来的贵宾总难以得到中国社会阶级及民众的认同，难以扎根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须审慎对待：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就是“反传统”。因此，今日任何对传统的强调，除却作为一种重新崛起的大国在谋求世界地位和发展空间所必需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情结根由外，均须首先回应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这种“反传统”，否则便不具有合法性。这给今日美学的发展出了一道极大的难题：是迎合今日主流文化思潮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呢？还是继续走中国美学已经初步开出的现展之途？其中所含的悖论不言而喻。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21世纪伊始，中国美学又力主“回归传统”。20世纪初的“反传统”是为了破旧立新，救亡图存；21世纪伊始的“回归传统”是要确证自我，迎接挑战。它们都既是出于中国美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做出的积极回应，其中，传统与现代美学，东方与西方美学，在整个中国美学现代性的进程中时而被无限拉长为古今之争，时而被压缩为民族美学与世界美学之论，而且几者又经常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
因此，对于今日的中国美学建设，不是让它回到传统，更不是让它全盘西化，重要的是直接面对美学事实本身：什么样的美学才是今日中国人需要的美学？由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一道构筑的中国现代美学大厦是否是适合今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美学？若是，应当如何建设？若不是，应当如何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去做。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设是对传统美学精神的再生还是西方现代、后现代美学思潮的欢迎，是一种美学民主化的契机还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捆绑，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还是传统审美精神的失落，我们都必须摈弃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理念上祈求一种适合于今日中国人生存和感受的新的美学的到来，尽管它在现在还是一种乌托邦。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44页
[2] 刘刚强编：《王国维美学论文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页
[3]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9页
[4] 《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第5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5页
[5] 《鲁迅全集》，第1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71页
[6] 《鲁迅全集》，第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63页
[7]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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