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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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内部审计视角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然后详细说明了绩效审计的三个层次：经济性审计、效率性审计、效果性审计，并初步构建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建设的几点建议，以推进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工作的开展。
【关键词】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内部审计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研究背景
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指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以促进学校管理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绩效，从而建设资源节约型高校。我国的财政管理改革已进入以支出管理改革为重点的阶段，高校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开展绩效审计，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监督和审计，无论是对高等教育事业经费支出的管理改革还是审计事业的发展，都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的审计主体可分为内部审计部门和政府审计部门，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高校绩效审计的研究多数是以政府审计部门为出发点，探讨政府对高校的绩效审计，但是仍未形成完善的制度规范和统一的指标体系，高校的政府绩效审计处于初步建设时期，开展还需一段时间。
2015年3月24日，《教育部关于加强直属高等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教财〔2015〕2号）（以下简称《意见》）正式颁布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内部审计是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手段，是强化过程监管的重要方式，是提高资源绩效的重要保障。”高校内部审计作为政府审计的延伸，在高校绩效审计中具有主动性，是推进高校绩效审计的动力与保障。因此本文选取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审计主体，以内部审计部门为研究视角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进行研究。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1.公共产品理论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既不是消费上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在消费上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成分，属于准公共产品。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由政府、学生和社会共同承担，同时不可避免地引入了成本效益观念，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绩效审计满足了利益相关者对经费支出效果的需要。2.委托理论委托理论认为，财产所有权和财产经营权分离后，一方面委托人希望人能诚实、公允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仅要实现财产的保全，还要实现财产的增值；另一方面，人也有义务向委托人说明受托经济责任的具体履行过程和结果。政府对高校投入资金，委托高校负责人对投入资金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为社会最大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输出优秀人才；校企合作方、银校合作方等委托方投入或借出资金，希望高校为其盈利；学生缴纳学费，希望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保障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履行，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产生了绩效审计的要求。
（二）现实意义1.绩效审计是高校厉行节约的重要保障目前，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如设备仪器的采购与管理不善，重复购置；基建修缮项目没有长远规划，重复拆建；参加或举办没有意义的会议与活动，铺张浪费。这些不仅容易滋生高校腐败，还会影响高校的长远发展。当前的高校内部审计侧重于财务收支的总量审计，缺乏对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评价。高校教育经费的某项支出不超预算，并不代表这项资金的使用效率高，这项资金的支出不一定达到了预期效果，因此这笔资金即使不超预算，也是低效的支出，甚至是浪费的不合理支出。因此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进行绩效审计，对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可以保障经费支出的合理性与节约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2.绩效审计是高校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绩效审计以其独特的优越性成为西方国家审计的主流方向（安杰等，2010）。在我国，高校虽然一般都设置了独立的审计部门，对经济责任、财政收支、基建修缮、科研经费等方面进行审计与监督，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内部审计的职能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的重点局限于财务预决算以及日常收支活动的准确性、差异性，却很少考虑学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因此我国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2014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国内部审计准则》正式实施。新准则将内部审计定义为“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实现目标。”内部审计的目的与绩效审计的内容相统一，因此引入绩效审计不仅是高校内部审计的创新方向，更是内部审计纵深发展的必然走向。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审计经济性审计是指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以最低费用获取一定质量的资源，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是否节约以及支出结构是否合理。经济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高校内部审计人员应按照厉行节约以及经费优化配置的方针进行经济性审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审计：1.经费支出的节约性审计审计在保证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情况下，资源的购买成本是否有压缩空间，是否达到最低；审计资源的购买与获取是否严格执行预算，有无挤占挪用资金；审计是否严格执行了政府采购政策。2.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审计科学合理地配置和使用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是高等学校经费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经济性审计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审计经费的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最大限度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二）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审计效率性强调的是成果与支出的比例关系，追求比例的最大化。对于高校教育经费支出来说，效率性审计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为取得同等的教育成果，高校教育资源的消耗程度，即审计是否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一定量的成果；审计购入的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性审计是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关键，是连接经济性审计与效果性审计的桥梁。效率性审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高校教育经费支出获取教师、行政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其中教师资源是核心，关系到学校的教学质量以及发展潜力，因此人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的重点是审查教师的人数与知识结构是否合理。2.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物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房屋、设备、图书等物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审计物力资源是否优化配置，有无闲置浪费。3.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财力资源的效率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教育经费在人才培养和发展科研两方面的支出效率性。
（三）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效果性审计效果性审计是审计教育经费支出后所实现的实际效果和预期效果之间的关系，即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效果性审计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审计：1.人才培养效果性审计我国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是否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是评价教育经费支出效果的重要内容。2.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高校的另一职能是科学研究，即通过科学研究不断输出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科学研究效果性审计主要是审计高校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四、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绩效审计本身是一个多指标综合性的审计模式，涉及到从资源的购买、使用到产出的全过程审计，因此一套科学实用、清晰可比的高校教育经费绩效审计指标是绩效审计的关键。本文基于内部审计的视角，初步探索了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的指标体系，见表1。各审计指标的具体描述如下：
（一）经济性审计1.实际支出与预算支出比例=（实际支出/预算支出）×100%该指标越大，说明教育经费支出的经济性越差；该指标值大于1时，实际支出超预算，经费使用可能存在浪费。2.本年实际支出增加比例=（实际支出-上年支出）/上年支出×100%该指标值大于0，说明本年支出大于上年支出，指标值越大，超出上年支出越多；指标值小于0时，本年支出较上年支出节约。3.教学支出比例=（教学支出/总支出）×100%该指标反映了教学经费的使用情况，该指标值保持较高才是合理的支出结构。4.三公经费支出比例=（三公经费/公用经费）×100%三公经费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是应该严格控制的支出，该指标应维持在较低值。5.设备购置支出比例=（设备购置支出/公用经费）×100%设备购置支出比例包括可分别计算教学设备购置比例和行政设备购置比例，并进行对比分析。教育经费的支出重点应该是教学，教学设备在满足师生需要的同时还要及时优化更新，因此教学设备购置支出应该远大于行政设备购置支出。6.人员经费比例=（人员经费/总支出）×100%人员经费包括在教职工工资、福利、补贴等，人员经费比例越高，公用经费必然少，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因此该指标值应维持在较低水平。
（二）效率性审计1.学生教师比例=（学生人数/教师人数）×100%该指标值高，表明高校教师资源利用效率高。但是不能过高，生师比太高说明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影响学校办学质量。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文件的规定，符合基本办学条件的生师比不能超过18:1。2.教师人均工作量=全校教学工作量/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资源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该指标不能过高，过多的工作量不仅影响教学质量，也会挤占教师的科研时间。3.专业教师占全体教职工比例=（专业教师人数/全体教职工人数）×100%专业教师在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指标值高，说明人力资源利用效率高；该指标值低，说明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可以精简非教学人员，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率。4.高层次人才占专业教师比例=（高层次人才数/专业教师人数）×100%高层次人才是指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建设与发展需要，面向国内外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学历的教师。该指标越大，说明师资力量越好，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实力越强，人力资源效率越高。5.房屋利用率=（实际使用的房屋面积/可使用的房屋面积）×100%房屋包括高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楼、运动馆等，该指标高，说明房屋资源利用率高，反之说明基建项目缺乏合理规划，导致资源闲置与浪费，效率低下。6.设备更新率=（当年更新的设备数/当年购入的设备数）×100%该指标低，说明当年购入的设备未能及时投入使用，造成这样的原因主要是设备重复购置或者设备更新不及时。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闲置，另一方面学生未享用到优质资源，物力资源效率低下。7.设备使用率=（设备实际使用小时数/该设备可充分使用小时数）×100%该指标反映设备使用效率，值越高说明设备使用越充分。8.图书借阅率=（图书借阅量/图书总数）×100%图书资源是学习知识和发展科研的重要资源，该指标反映了师生对图书的利用率，指标值越高说明该项教育经费支出的效率性越高。9.科研成果数与科研支出比=科研成果数/科研支出科研成果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图书、获取的专利。该指标反映了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指标越高效率越高。10.学生人数与总支出比=学生人数/总支出该指标反映单位经费支出所能负担的学生数量，该指标值越高说明经费的使用效率越高。
（三）效果性审计1.学生毕业率=（毕业人数/学生总数）×100%学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毕业，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合格大学生的比例。2.毕业生就业率=（就业人数/毕业生人数）×100%该指标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学生质量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培养的人才素质越高，教育经费的支出效果好。3.学生人均获奖数=获奖数/学生人数包括国家级或地方级举办的知识竞赛、体育竞赛、实践竞赛等各类获奖数，该指标反映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例越高效果越好。4.教师人均论文数=数/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指标值越高，表明高校教师科学研究获得成果越多。5.核心期刊论文比例=（核心期刊论文数/总数）×100%该指标反映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数，指标值越高，说明教师科研能力越强。6.教师人均科研专利数=科研专利数/教师人数该指标反映了教师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性，指标值越高，经费支出的效果性越好。7.教师人均出版教材数=出版图书数/教师人数图书出版包括教材、理论研究、文学作品等的出版，反映了教师知识结构的系统化和完整化，指标值越高，科研效果越好。
五、加强高校内部审计部门建设，推进高校教育经费的绩效审计
（一）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而在高校管理体制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学校领导和教职工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局限于过去的监督职能，忽略了内部审计的确认和咨询功能，内部审计在高校的独立性受到制约，不利于绩效审计的顺利开展。《意见》中明确提出“充分保障内部审计机构独立性。应设置独立内部审计部门，足额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要保障内部审计部门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机构和个人的干涉。对拒不接受审计监督，阻挠、干扰和不配合审计工作，或威胁、恐吓、报复审计人员的，要依规查处。”因此，独立性是内部审计部门的根基与核心，加强内部审计的独立性是推进绩效审计的根本保障。
（二）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是对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的全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审计与评估，审计范围更加广泛，审计业务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不仅加大了审计的工作量，而且要创新审计方法，如果仅依靠传统的审计方法，绩效审计工作很难开展，其优越性也无法体现。目前，高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实施，使信息化建设深入影响到校园内各类用户和管理部门，高校会计信息化的发展更是快速。但是，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却不甚理想，一部分高校自行开发了简单的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一部分高校仅是利用Excel表进行审计，高校内部审计作为审计主体，却无法跟上审计对象的信息化步伐，严重制约了内部审计的职能发挥。因此，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内部审计的水平，不仅是绩效审计的需求，更是内部审计事业发展的需求。
（三）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多元化建设高校教育经费支出绩效审计与传统内部审计相比，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要顺利开展绩效审计，必须创新审计方法，加强内部审计的信息化建设，但是仅靠硬件设备的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审计人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审计人员是绩效审计的主要推动力和实施者，具备一支由经济、管理、法律、建设工程、信息系统等专业背景和专业资格的人员组成的审计队伍是高校实施绩效审计的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安杰，国效宁，徐铭禧.我国高校绩效审计：现状、意义与建议［J］.会计之友，2010（10）:92-94.
［2］张建林，刘韩婷.浅析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审计［J］.河北企业，2013（1）:63.
［3］伍清.绩效审计视角下高校教育经费审计内容研究［J］.会计师，2014（1）:53-54.
［4］冯彦妍.高等教育经费政府绩效审计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引言
在现代国家体制下，国家为了行使政府职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公共财政便应运而生，这也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直接的委托和受托关系。在这样的关系背景下，为了增强对受托方的监督，需要通过政府会计来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高效政府等一系列改革方向的确定，要求完善现有的政府会计制度以适应改革需要。
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本文由收集整理
对于权责发生制的改革，我国国内学者是从财政部1993年底正式启动的预算会计改革才开始关注该领域。蒋岗（1994）“关于制定我国预算会计准则的探讨”、张为国、赵建勇（1994）“制定《事业会计准则》中若干主要问题的探讨”、荆新（1995）的博士论文“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理论框架研究”，均是从准则制定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李建发（2001）指出，我国政府会计最好先采用修正的现金制，在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向修正的权责发生制过渡。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权责发生制的改革研究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观点。安德鲁·里齐尔曼（anderw likierman）1998年指出：在政府会计中引入权责发生制将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关注投入和产出、强化现有体制。汤姆·艾伦（tom allen）2002年认为，在政府财务会计报表中使用权责发生制，对于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评估政府财务责任来说十分必要；同时也认为收付实现制和修正的收付实现制下的预算会计和报告仍然能够提供有用的政府运营信息。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hana polackova brixi（2003）指出：公共财政制度只有同时涵盖了直接和或有财政风险，才会促使政府审慎地采用财政政策；权责发生制的预算体系和会计标准可以使或有负债的隐性财政成本透明化。
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政府会计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以威尔逊、古德诺德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韦伯的科层制理论为基础的官僚组织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否定。它源自两大理论基础，即经济学理论和私人管理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坎南、缪勒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为公共行政改革指明了道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活动于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人均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应当扩大市场的力量，将政府的力量和影响降到最低。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另一理论基础是私人管理方法。尽管在公、私部门之间有着基本差异，但是公共部门管理与私人企业管理还是存在相同之处的，而且这种相同之处还比较多。私营部门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最终合理地改革了组织结构，以一种更具灵活性的管理化模式取代了死板的官僚制模式。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取得成功的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如重视结果、战略计划与管理、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综上所述，学术界一致认为，新公共管理相对旧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巨大优点，其以市场、以结果和效率为导向的方式，能使政府做出更有效的公共选择。结合我国政府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政府会计改革较为紧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需要政府会计改革
由于我国政府管理着庞大的国有资产，为了更好满足社会公众对国有资产监督的要求，以及保证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均衡化，需要改革现行的政府会计制度。
（二）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务公开的需要
随着政务公开，特别是三公消费的公开推行，社会公众对政府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政府会计信息能反映政府财政收支的基本情况，还要能反映固定资产和远期收支的相关信息。
（三）提升政府绩效需要政府会计的支撑
政府绩效提升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而对政府绩效的衡量则需要政府会计来进行。当前的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政府会计体系很难准确评价政府绩效。因此，建立支撑政府绩效考核的政府会计体系十分重要。
我国政府会计制度现存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会计体系
我国政府现行会计制度包括三个部分：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三个部分。由于这三个会计制度在核算方法、会计主体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会计制度体系。
（二）现行会计核算制度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满足公共财政新要求
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是社会公共资金的受托方，理应向社会公众及时而充分地公开资金的使用情况。但是由于我国政府当前是按照首付实现制来进行核算，因此许多资产类和负债类的科目不必进行核算，这便使得政府的财务报告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同时，我国进行财政改革之后，实施了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收支两条线等，现有的会计核算制度，无法适应公共财政的新要求。
（三）现行的财务报告系统存在明显缺陷
主要表现为：没有统一的报表；披露的信息过于单一；报表结构也不尽合理。
（四）现行政府会计制度的根本性弊端——收付实现制
政府会计实行收付实现制度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首先，由于收付实现制无法区分财政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无法完整记录政府隐性负债，从而使得无法对经济活动进行科学核算，极其容易造成不同会计期间收支的大幅波动；其次，收付实现制极易为实际控制人操纵信息和突击花钱提供窗口，更有甚者将债务转嫁到未来，从而使得对政府绩效的考核丧失公平和公正。
国外经验借鉴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路径
新西兰政府通过全面实行权责发生制，对政府会计制度实行最全面彻底的改革，通过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降低了财政负担，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的问题，从而提高了财政预算透明度。其改革成效被其他国家纷纷借鉴。
转贴于
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经过历时70年的改革后，统一了会计制度，均采用权责发生制。具体来说，在财务报告中都强调受托责任，强调利益相关方对财务信息的使用，注重三大财务报表的质量。
资源会计师是英国政府会计改革的主线，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坚持采用权责发生制。同时，在财务报告中还强调投入产出比，加强了对政府运行绩效的管理，从而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效率。
由此可见，国外政府的会计制度改革都经历了从收付实现制度到权责发生制度转变的过程，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引导下，不断加强对政府绩效考核，逐步增强政府运转的透明度。结合其相关经验，笔者对我国本文由收集整理政府会计改革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政府会计体系
笔者认为，完整的政府体系需要有明确的政府会计目标、清晰的会计主体和科学而规范的会计准则。而当前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系统仍有不足之处：
首先，在充分考虑我国政府会计环境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确立明确的政府会计目标。就现阶段而言，我国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基本上是政府内部人员，特别是为了满足领导干部决策。但是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来看，需要扩大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范围，特别是需要将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债权人、资本市场等纳入其中，其根本目的是要监督政府更好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任务。所以，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我国政府会计应以“提供政府接受委托人委托范围内的科学全面地满足各类信息使用者需要，以确定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让使用者根据信息能够评估政府各种状况以做出合理决策”为目标。
其次，明确会计主体。针对当前我国政府会计的主体不明确、不清晰的现状，建议将会计主体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在操作层面上，报告主体主要是对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而记账主体主要是供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共同使用。因此，在明确会计主体时，需要考虑报告的使用者，当单一层级使用报告时，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是一致的；当提供汇总报告和合并报表时，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并不完全重合。
最后，制定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会计准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立足于政府改革的方向和当前政治经济环境，因此，需要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在考虑公共财政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民主政治建设、政府参与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会计准则。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因此在制定过程中从保持稳定性和政策过渡性出发，笔者建议先局部试点，然后确立法律法规，再从整体上对政府会计体系作出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套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的政府会计准则。
（二）引入权责发生制的思路
从政府会计改革的方向和潮流来看，引入权责发生制是大势所需。但实现从收付实现制到权责发生制转变是一项巨大改革，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借鉴西方国家引入权责发生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建议遵循先实行以收付实现制为主，对某些会计事项采取权责发生制；经历一段时间的过渡后，再施行修正的权责发生制，以权责发生制为主，某些会计事项采用收付实现制。同时，建议借鉴德国的“会计法典化”经验，建立会计规范体系。最后，由于权责发生制的会计信息处理的难度远远大于收付实现制，需要更多的数据处理和核算。因此，为了保证权责发生制的高效运转，还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统一的信息系统。
随着我国科技驱动战略向纵深发展,国家对高校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多,渠道越来越广,项目也越来越泛。目前,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的主渠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纵向科研项目,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横向科研项目,以及其他带有科研性质(包括本单位)的资金投入,如高校引进人才资助、科研启动费、项目配套费、课题预研(扶持)费等。大规模的科研经费的注入,为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流是健康的和积极的。但是,这些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如科研经费的使用严重游离既定的用途和范围,用于个人或集体活动、福利发放,视为单位或个人创收,自由支配;科研经费积压或长期闲置,科研项目重复申请,一项内容同时申请多个项目,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的项目反复申报,将原有项目改头换面再度申报等,导致科研资金严重损失浪费;科研经费使用违反财务制度规定,频发违法乱纪现象,如挪用、贪污、套现、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公款私存,假发票、假票据、巧立名目虚假报销等,将科研经费作为小金库,用于“三公”(出国、用车、公务招待)消费;有的高校和有的项目主持人(及相关团队成员,下同)将科研经费用于质押、作经营资本金、炒股和炒贵金属等,用于购买(含首付)和装修商品房、买车、修车和保养车辆,用于家属国外学习与旅游,个别高校甚至与有关单位签订假科研协议,借科研经费之名洗钱和转移资金,如此等等。这些现象绝非个别高校的个别现象,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实,有的高校特别严重。最近国家审计署公布的十五个典型案例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刘沛清私存公款、套取科研项目经费案就是典型一例。近年来各地方审计机关也对部分高校进行了财经法纪审计,审计发现的科研经费弊案、串案和窝案越来越多,有关责任人已受到纪律和法律的惩罚,但是这种现象仍有继续蔓延之势,故对科研经费实施有效管理控制和严格审计监督势在必行。
二、科研经费使用与管理存在问题成因分析
上述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个人原因与单位原因,认识原因与制度原因,管理原因与社会原因等。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高校管理者和科研项目主持人认识存在偏差,认为科研项目是主持人经过努力争取来的,科研活动是个人劳动贡献,是不可复制的智力创造,理应得到补偿,认为科研经费是补偿其贡献的主渠道,认为只要主持人完成了科研任务,科研经费的使用理应由主持人自主支配,即留有一定的自由使用空间是正常的和合理的,否则不利于调动教师从事科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故明显放松了对科研经费的控制和管理(而高校的其他经费,如业务费、办公费等没有放松,所以使用起来较科研经费要规范得多)。
第二,高校由于拼科研,鼓励教师多拿项目、快拿项目,也有意无意地给主持人一些“甜头”,所以有章不循,有规不守,认为科研项目申请标书虽规定了经费的使用范围和用途,但实际操作起来肯定存在差异,因此给主持人自由裁量权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等于给主持人乱用经费贴上了合理化的标签。这也是目前科研经费游离使用范围和标准的重要原因之一。申报时,主持人只考虑项目论证和如何拿下项目,而对经费使用考虑不周,也是导致后来使用混乱的原因。
第三,高校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失去应有的监督和控制,成为主持人的“自由王国”,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高校只问主持人有无结项,有无发表相应的论文,只过问成果,而不问过程,更不过问经费,仿佛只要有成果就一俊遮百丑,能够容忍一切,这种思维和管理体制不能不说是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违法乱纪的温床。管理和监督的失控还表现在:一般科研项目的主持人,特别是重大或重要项目的主持人都是本院校的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有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本身就是学校领导,学校对这个群体的管理和监督往往难度较大,对其一些出格行为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或迁就的态度,这就毁内部控制与管理于无形,也起到很糟的“示范”和“引导”效应。
第四,财务报销中缺乏有效的把关。财务是科研经费使用的总开关,由于财务部门怕得罪人,怕影响科研人员积极性,怕领导怪罪,对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票据听之任之,使科研费用报销中假发票盛行,科研人员可以轻易地虚列业务,骗取资金,使一批科研人员通过项目发了财,搞乱了科研经费管理秩序。有的高校财务人员曾经向领导提出过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问题,但领导不重视、不发话、不作为,财会人员也不愿意说多,怕“干涉学校主流业务”、“影响学校科研发展”,只要领导点了头、签了字,什么都给报,长此以往,积重难返。
第五,内部审计缺位。审计监督是规范科研经费合理使用和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有的高校内部审计形同虚设,没有健全的审计机制,对发现的问题不闻不问,没有及时制止和问责,使上述问题愈演愈烈。有的学校尽管制度上规定重大业务(报销)要经领导签字或需要内部审计介入,如用科研经费购买仪器设备、聘请外部专家、大量发放劳务支出、与外单位联合设计攻关等等,这往往是违法乱纪的多发和频发部位,但是如果审计监督主动退出,就等于制度规定没有落实和检查环节,制度执行的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三、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与审计的若干对策
如何杜绝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频生乱象,还科研经费本来面目,真正发挥高校科研经费强化科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的应有作用,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加强正面引导和宣传,树立正确的科研观,培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职业道德。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崛起,而不是通过科研发财,赢得薪金外的第二份收入。高校教师应遵循基本师德规范,对所掌控的科研经费,对纳税人血汗钱负起应有责任,不仅要完成科研任务,而且要管好、用好科研经费。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除了组织正面学习和宣传外,对科研经费违法乱纪的人和事也要进行通报批评警告,以营造健康良好的科研氛围。
二是明确科研经费的性质,它属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使是私营业主设置的横向课题,其经费进入了学校大账便成为公款,不得随意占用、挪用和化公为私,要像管理财政资金那样管好和用好科研经费,各高校应高度重视,各教师应有高度责任意识。在项目立项时,项目单位、学校应与主持人签订责任书,明确科研经费使用范围、用途和责任,对违法乱纪的责任和后果也应在项目书中一并告知。同时,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应是相对刚性的,不留自由活动的空间;对经费使用的自由裁量权应压缩到最小限度;对科研过程中进行预算变更的,要严格把关,严禁将“死钱”变活钱,将公款变私款,将科研经费变为“接近生活”的经费。
三是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管理。高校对科研经费应制定具体可行的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控制不合理、不合法票据的流入,加强程序控制、手续控制、纪律控制和信息控制,将科研经费使用情况连同项目完成情况一并列入考核和评价范围,将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乱象控制于萌芽状态。
关键词：遗产地； 遗产旅游； 世界遗产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遗产保护的话题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遗产旅游研究也成为热门话题之一。但纵观过去十多年国内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发现更多的是“遗产地的旅游研究”，对遗产的特殊性、遗产的本质等问题则凸显不够。本文拟在回顾过去“遗产旅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旅游研究的反思热潮，对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1 国内的“遗产旅游研究”都在研究什么
1.1 学术期刊遗产相关的旅游研究
早在1999年，王大悟在有关生态旅游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遗产旅游”的概念，他认为，“遗产旅游囊括了人文及自然两个方面的遗产资源，生态旅游处于遗产旅游之下的半个级别，强调自然资源的属性”（王大悟，1999）。此后，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相关研究也日益增多，根据向岚麟（2009）的总结，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见表1）：（1） 基础阶段（1985～1991），该阶段主要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美学、历史、科学价值等，研究也一般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对遗产地本身特点的描述；（2） 过渡阶段（1993～1996），这个阶段的研究仍以具体遗产地为研究对象，研究热点在旅游开发、遗产价值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遗产保护和遗产监测的关注，简单定量分析的研究增加，强调旅游开发和环境科学价值研究；（3） 发展阶段（1997～2001），该阶段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遗产价值、遗产可持续发展等，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强调计量模型的运用，注重遗产保护的整体环境观；（4） 全面提升阶段（2002～2006），该阶段以整体遗产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在数量和比例上极大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旅游开发、可持续性、经营管理、遗产保护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为主，问题导向型的实证研究增多。而2006年至今，遗产旅游的研究呈现大发展的态势。近年来，中国遗产旅游研究对象趋向深化和多元化，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等传统类型以外，以城镇遗产、工业遗产等为代表的细分遗产类型也逐步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重视，研究主题虽在逐步扩展，但仍以价值属性、旅游发展、产业经济、游客及社区和保护管理五大内容为主（戴湘毅，等，2014）。
从研究主题来看，以往的“遗产旅游”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是根据遗产旅游的主体和客体关系进行分类（向岚麟，2009；戴湘毅，等，2014），大致可以分为：（1） 遗产地本体研究，即对遗产地自身特点及价值的分析评价，包括价值特色、历时研究、环境科学、现存状态和资源评价；（2） 遗产旅游者研究，包括旅游者的时空规律、行为特征等方面；（3） 遗产地的社区、政府/组织、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研究；（4） 遗产地旅游活动研究，是基于对遗产的本体价值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对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管理等各种措施活动。
二是根据遗产地的相关要素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冷志明，张铁生，2009；陈蓓蕾，2012；乔恩凤，朱江群，2010；邹统钎，等，2009），大致可以分为：（1） 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内涵研究，即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基础理论的研究；（2） 世界遗产地价值研究，包括对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技术、建筑、美学、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分析；（3） 世界遗产地旅游开发研究，主要是指在遗产地上进行的旅游开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4） 世界遗产地旅游营销研究，主要包括对遗产地旅游市场与产品营销研究；（5） 遗产旅游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指在对遗产地旅游研究方法的总结；（6） 世界遗产地保护研究，主要是对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
三是根据遗产地的类型进行分类（戴湘毅，等，2014），一般分为：（1）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研究；（2） 古村、古镇、古城类遗产旅游研究；（3） 山岳自然遗产旅游研究；（4） 农业遗产研究；（5）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6） 工业遗产研究；（7） 乡土遗产研究等。
不难看出，研究中，倾向于将所有遗产地特别是世界遗产地上发生的旅游活动，界定为“遗产旅游”；把遗产地本身的研究以及遗产地旅游开发、管理与影响相关的研究，则称之为“遗产旅游研究”。但这种界定与分类方法留下的困惑就是，还有什么不是遗产旅游？遗产旅游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1.2 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相关旅游研究
一般来讲，学界认为，得到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代表了该领域最前沿、最紧迫的研究选题，因此，从国家基金资助的角度来分析遗产旅游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国内遗产旅游研究的进展。
通过检索2005～2015年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研究相关项目发现，近年来国家基金对遗产研究的资助不断加强，从2010年起，每年遗产旅游方面的立项都在5项以上。从研究主题来看，2011年以前的国家基金主要资助遗产资源的价值研究，2012以来的资助项目开始强调社区利益分配与遗产的可持续性；而2015年，重点开始偏向于研究遗产地的保护及遗产价值的评估，研究热点又开始回归到理解遗产旅游的价值属性及本质特征。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关注点不同，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始终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但关注的遗产类型在不断变化，2007年以前多关注世界文化遗产，此后开始关注多元化的遗产如工业遗产、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问题。
总体上来看，近年来国家基金资助的遗产地旅游相关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遗产保护、旅游开发、经营管理、价值属性4个方面，只有2.27%的项目主要针对遗产旅游的概念性问题进行研究。但从这些研究主题与内容来看，“遗产旅游”所反映的问题与之前热门话题如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差异不大，所研究的问题实质其实相同（见表2）。
表2 国家基金的遗产旅游研究主题
位序1234567
研究方向经营管理旅游开发遗产保护遗产地社区研究价值属性可持续概念性分析
频数712133531
百分比%15.9127.2729.556.8211.366.822.27
资料来源：作者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官方网址项目检索整理。
2 遗产与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
2.1 遗产的核心问题：谁选择与决定遗产
据考，我国“遗产”一词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卷五十七，原句为“（郭）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其含义可以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见《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南开大学组合教学研究中心和天津永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即是指祖先留下的物质财产。这一本义至今仍在使用，如《新华词典》将“遗产”解释为：公民死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及历史上遗留、累积的精神财富。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遗产”一词，经历了从“宝物”“古玩”“文物”“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阶段，其蕴藏的内涵与表征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张朝枝，2008）。
一般认为，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源于拉丁语，指父亲留下的财产。几经沧海桑田，“遗产”一词的内涵没有根本性改变。但也有学者认为，heritage一词大约产生于1970年代的欧洲，其涵义与古汉语中“遗产”的涵义基本相当，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Prentice，1993）。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张朝枝，2008）。
总的看来，遗产的概念从“祖辈传下来的”财产发展到“与个性概念密切相关的”象征性遗产，从物质遗产向非物质遗产发展，从国有遗产向社会、民族和社区拥有的遗产发展（张朝枝，2008）。换言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从“特殊的”遗产系统走向“一般的”遗产系统、从作为历史的遗产时代走向了作为纪念的遗产时代的过程（皮埃尔，1997）。遗产概念作为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洛文塔尔，2006），其概念与内涵的演变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文化与自然观念的变化及其社会行动影响。从本质上讲，遗产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它是“遗产”的现象环境经过文化与社会筛选，再经过行为世界的经济筛选才成为“具有价值的遗产”（Timothy，Boyd，2003），在这个过程中，由谁以及用什么标准来决定“遗产”是遗产，这个选择过程是“遗产”成为遗产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遗产概念的核心问题与“选择”相关，即“谁”选择或者决定了它是“遗产”？它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2.2 遗产旅游核心问题：谁展示与为谁阐释
早期关于遗产旅游的定义，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综合角度出发的。从供给角度而言，一般认为，遗产旅游是“关注我们所继承的一切能够反映这种继承的物质与现象，从历史建筑到艺术工艺、优美的风景等的一种旅游活动”（Yale，1991）。但这种定义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认为这样是混淆了遗产旅游与历史文化旅游。从需求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旅游的一种，这种旅游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对目的地的个人遗产归属感的感知（Yaniv，et al.，2001）”。但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进行统计。实际上，两种定义的核心问题都是“这个遗产属于谁”？
遗产资源变成遗产旅游资源或产品，关键在于怎样“解释”（interpretation）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当遗产地不断被游客访问时，遗产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旅游资源或者说旅游吸引物。此时，人们不可否认地赋予文化与自然遗产以一定的经济价值，使遗产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但其实遗产本身并不是旅游资源，它们只是被人们建构成为了旅游资源。旅游把遗产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了消费资本，它既是文化的资本化过程，同时也是遗产作为历史的物质载体向消费者传达其文化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意义，唤醒和强化个体和群体的认同感，因此又是资源的文化化过程（蒂莫西，等，2007）。而遗产旅游地则是遗产与旅游活动共生的空间和产生意义的地方，从地理学的视角而言，是旅游活动使遗产“空间”变成遗产“地方”。可见，说遗产通过旅游活动来阐释其意义与价值，其核心问题是向谁展示或怎样阐释，展示或阐释的主体与目标对象不一样，遗产旅游的形式与内容就会发生变化。
3 旅游研究的大背景转向
3.1 本体论变化：边缘性研究对象受到关注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学术界的交流日渐加强，多元化的经济体世界导致了本体论的变化。这种社会背景的变化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 交易方式变化，非市场交易的交易活动越来越重要，如无论是在贫困的还是富裕的国家，女性的非市场交易和无偿家务劳动构成了国家经济活动的30%～50%；（2） 劳动力活动变化，人们的工作方式开始由有稳定工作收入的工作转变为非固定形式的工作；（3） 经济组织变化，目前世界是多种政体共同存在的形式（见表3）。
社会背景的变化，导致了文化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人们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不能再用一种标准来衡量全球变化，这要求人们开始关注一种新的经济本体论，并认识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边缘化”的经济现象的重要地位，人们需要关注展示和记载构成了全球社会福利的大量不同的经济交易、劳力活动和经济组织（GibsonGraham，2008）。与此相对应，学术研究也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performative ontological project）发生转变，这种本体论是带来新的经济体，而不只是关注和评定已有的物体的现实主义认识论。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GibsonGraham，2008；张朝枝，2014），一些原来被认为边缘的群体、现象在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对少数裔、另类文化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
3.2 认识论变化：研究视角超越传统时空观
在国内研究还在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黄光国，2006）。且由于社会物质实质的巨变、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的快速变化，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方式实现了革命性转变，先前所认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品质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缩小的深刻体悟（哈维，2003；冯建辉，2010）。由此，人们的认识论，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旅游研究上来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认识尺度的变化所导致的学者格局观的改变。旅游研究，从内容上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早期研究，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研究，旅游环境及生态等方面影响的功能主义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从全球化视角分析如何有效利用旅游的全面发展时期研究（白廷斌，Wall，2010）；而旅游研究者也经历了老一代以其他学科模型研究旅游的非旅游研究背景学者，到中一代引用西方理论背景研究旅游的学者，直至现在的新一代学习西方的研究规范，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研究旅游的青年旅游研究者（Tgeneration）（张朝枝，2014a）。种种现象表明，现在的旅游研究学者获取知识的方式不仅限于本国的知识范围，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谈问题，其对旅游的认识尺度发生了变化。二是游客流动性导致传统理论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随着超音速大型客机和互联网的覆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全球同时性进一步加强，自然的空间距离和障碍已经微不足道，故在时间图景上，人们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比对空间距离的感知更为重要（黄光国，2006）。游客的流动性不断增强，旅游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化，人们的出游目的也不再只是游览各类高级别的旅游目的地，而是倾向于在短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故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开始趋向于交通便利性的竞争（Hall，2015）。此外，新技术、新技能、新方式快速出现又迅速过时，于是各种形象工业、一次性的服务、表演、象征性产品占据了生产的主导地位，由此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在快速流变的革命性时空图景中展开。也正因为生产过程中，符号和形象的受重视，商品生产完全和文化联结在了一起，文化的产业化和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哈维，2003）。游客流动性的增强及文化认识的转变导致现有理论无法完整的解释研究的现象，传统理论的适用性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超越传统时空观，如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从中小尺度研究视角到全球化的研究视角的相关研究，开始备受关注。
3.3 弱理论时代：陷入“找理论”的困境
以往的学术训练是要求学者是具有辨识能力、超然地、批判性地去看待问题，要求学者能深入问题的内部，看到问题的本质，学者们对理论构建的过程类似于偏执狂的心态（GibsonGraham，2008）。但由于多元化经济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学者本体论开始向表演性本体论转变，并认为理论的目标不是通过证实我们已知的东西来扩展我们的知识，而是将获取理论视为是为了让理论产出新的东西的一种工具，这就要求学者发现被边缘化的经济现象，锻炼一种“弱理论”的思维形式（GibsonGraham，2008）。另一方面，时空观的改变使学者们的格局观及研究尺度开始趋向全球化的视角，传统理论对现有研究现象来说具有局限性，这些理论有效性边界受到局限，学术研究进入“弱理论”的时代。
此外，学术发表竞争使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这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理论创新，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张朝枝，2014）。在近几十年里，旅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回顾这些年的研究可以发现：旅游研究的内容和话题都有扩展，研究方法和途径也更加精密，研究结果也更加多样化（Kreisel，2011）；然而，很多研究仅仅限于对现象的描述，进行案例的重复研究（Franklin，Crang，2001），也或许旅游研究理论多源自其他学科领域，而这些理论的前提假设却少有提及（Franklin，Crang，2001；Botterill，2001）。因为这些原因，很多旅游研究陷入“找理论”的困境，为了用理论而用理论，而对问题的实质触及不深。
3.4 集体反思热潮：批判性研究受欢迎
基于上述背景，不少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和反思旅游学科发展与学术贡献、实用价值的关系，积极回顾和评价学科发展问题（保继刚，等，2011），近年来，受到社会科学中文化转型及旅游与休闲研究中不断增加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旅游研究已经开始进行“批判性”转型，它寻求挑战该领域主导的论述，反击所谓的旅游研究是“产品化”的研究的偏见，鼓励一系列对旅游的权力、论述和表现形式的本质的批判性的话语、讨论及争论，并强调旅游和休闲作为主要的文化现象的存在，被誉为是旅游产业一次“和平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Bianchi，2009）。
基于此，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我国的旅游研究进行反思（保继刚，等，2011；朱峰，等，2011）。大多认为研究表明，我国的旅游研究主要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
（1） 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虽然我国旅游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已经得到普遍重视，但研究的问题意识仍亟待加强，学术规范不仅要追求形式上的“规范”，更要重视实质上“规范”（保继刚，等，2011）。旅游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需要旅游研究者共同努力去打破的，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和追求学术成果对构建旅游理论体系、推动旅游学科发展所能作出的学术贡献（朱峰，等，2011；冯凌，等，2011）。
（2） 旅游研究的学科身份迷失。有分析认为，目前我国旅游研究的基金项目的选题方式均存在“去旅游化”现象，即旅游现象仅成为其他学科的剖析对象，研究贡献表现在验证、完善、补充已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非旅游理论的提出或完善，这也就使得旅游研究间的对话与交流更加困难，旅游研究者学术身份认同面临困境，旅游学术共同体难以建立（朱峰，等，2011）。目前的旅游学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主要处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理论养分的阶段，基本上是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系列其他学科应用研究的综合，从相关学科角度切入的各分支学科发展参差不齐，总体水平偏低且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冯凌，等，2011）。
（3） 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我国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以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到开始出现定量研究方法并不断增长，发展到了现在定量研究方法比例持续增长且占主导地位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高度重视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呈现多样化和现代化，高新技术如RS、ArcGIS、GPS等在研究中得以运用（汪德根，等，2011）。这说明，我国的旅游研究渐渐在研究技术与技巧中迷失了方向。但任何定量研究的结果，若要在逻辑上没有漏洞，需要用定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和解释，故旅游研究方法应该实现定性回归，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汪德根，等，2011）。
这些反思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者对现有研究的批判性思考，一些批判性研究在主流期刊受到欢迎，近年来critical tourism research的学术共同体正逐步形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4 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如前所述，遗产旅游研究也需要更具批判性，我们需要反思，之前的“遗产旅游研究”，是在研究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还是在讨论具有遗产本质属性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发生在遗产地上的所有旅游现象，那遗产旅游研究的特殊性在哪里？遗产旅游研究的哪些议题才能更加突出地显示遗产的本质属性？
遗产的本质是人们根据当前的目的与价值观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Olsen，Timothy，2002），遗产的认定和选择的过程是权力博弈的结果（张朝枝，2008），因此理解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也就自然成了遗产旅游的核心问题（Dahcr，2000；Richter，1997），这种矛盾的冲突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而日益明显（胡志毅，2011）。遗产从生产到消费的内生矛盾注定了遗产的复杂性（胡志毅，2011），这种复杂的内生矛盾关系可以总结为三大核心问题：“什么是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如何再现价值（how）”（张朝枝，2014）。围绕遗产的三大核心问题，可以展开遗产旅游研究的核心议题。
（1） 与“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相关的议题。“什么是遗产”议题，包括“谁决定什么是遗产”“用什么标准选择遗产”等关键问题。从生产过程来说，遗产的生产过程即遗产的申报与认定的过程，实际上国际价值取向与国内专家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影响遗产价值的认定（戴湘毅，阙维民，2012）；从消费过程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胡志毅，2011）。“谁的遗产”“什么是遗产”问题，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遗产认同上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在遗产旅游研究中，应重点探讨，旅游作为外生变量如何影响遗产的选择与生产、旅游如何影响利益相关者的遗产认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是否会影响旅游与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从研究对象上讲，需要对更多边缘性遗产进行关注，关注的遗产类型也可以从世界遗产扩展到多层次、多类型的遗产，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或者乡村遗产、社区遗产等类似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丰富遗产旅游研究体系。
（2） 与“象征什么价值”相关的议题。“象征什么价值”议题，主要包括对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的回答（胡志毅，2011），如“代表谁的价值进行表征与阐释”“展示与阐释给谁看（听）”等关键问题。遗产本身具有多重属性特征（张朝枝，2014b）。在展示与阐释过程中，遗产代表什么价值，传播什么价值，传播对象是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关键问题。作为遗产展示与阐释的重要手段，旅游如何建构遗产价值，如何传播遗产中承载的价值观，游客、居民、遗产权力话语者如何通过互动而不断重构遗产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在这些问题研究的视角选择中，可以超越传统时空观，对遗产价值表征与传播相关的变量进行关注，比如对空间再生产、遗产集体记忆、文化公民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
（3） 与“如何再现遗产”相关的议题。“如何再现遗产”主要是指“怎样阐释”的问题，包括采用何种方式、选择何种价值进行遗产消费或生产。这一问题主要是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而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胡志毅，2011）。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怎么“解释”遗产，即：怎样给遗产讲故事、由谁来讲故事、讲给谁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讲故事者变成了权威、商业机构，讲故事的目的地在于经济利益，听者成为了大众消费者，故事本身也因此其实是一种“权力话语”（彭兆荣，郑向春，2008）。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重点要关注遗产解说与建构、旅游如何影响遗产等。在这样的研究中，一些边缘性群体，如以前比较少关注的少数民族社区、或者社区内的群体差异、或者一些以往被认为“另类”“与遗产不相关”的群体可能需要进行深度关注。
当然，正如遗产概念本身一样，遗产旅游的研究也会不断地变化，但在全球旅游研究更加强调批判性反思、关注边缘性群体和另类现象的今天，遗产旅游研究也应该超越传统时空观，围绕遗产的核心问题展开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回答遗产的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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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From Tourismin Heritage
Sites to Heritage Tourism
ZHANG Chaozhi， LI Wenjing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With a reflection about heritage related research in domestic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 research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paper argued that the current so called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es are actually tourism in heritage sites，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tourism has not been touched. With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essence of heritage and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paradigm shift of social science， the paper put forwards the core research issues about heritage tourism research， and the key research questions including “ what is heritage”， “whose is heritage”， “ how to represent heritage”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