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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关键词:资本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缺陷；产权界定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一直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都用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也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凯恩斯革命,如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玛构建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到后来在此修正基础上构造的索罗一斯旺模型,再到80年代中期产生了以保罗,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由外生增长理论向内生增长转化。虽然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较为统一的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将资本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三、小结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体制缺陷,改革任重而道远。现阶段法制不到位,产权不明晰与我国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意识和长期计划经济实践造成的路径依赖有着直接关系。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快速的积累,但是我们也要警惕不良的资本积累方式对社会福利造成的危害。因此,转变资本积累方式,实现资本价格由市场决定,才是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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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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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志武,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M],经济观察报,2008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一：论中国国际贸易中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和我国企业物流成本现状的分析，提出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几条路径，包括优化运输路线、提高仓库的利用率、合理控制库存水平、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等方面。
关键词:物流 成本美国 中国途径
一、美国物流成本计算方法
美国的物流专家RobertV. Delaney先生认为，物流就是对处于运动和静止过程中的存货的管理，并据此提出，物流总成本由运输成本、存货持有成本和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三部分组成，即:
物流总成本二运输成本十存货持有成本+物流行政管理成本
然而这一计算公式，是基于物流管理活动的基本功能来考虑的。它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运输成本包含了几种常见的运输方式所产生的成本，同时还包含了货运成本和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与发货人相关的成本包括货主企业运输管理部门的运营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用。公路运输费用占了运输成本的大部分。
存货持有成本不仅包括通常所说的仓储成本、残损、人力费用，同时也包含了存货的税费、保险费以及由于存货的过时和贬值所引起的机会成本。另一个重要的费用就是利息，它是由于存货占压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其中:
利息=商业汇票贴现率x库存总金额
把库存占压的资金利息加人物流成本，这是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费用计算的最大区别，只有这样降低物流成本和加速资金周转速度才能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则是按照全部物流成本的4%来计算的，即:
物流行政管理成本二(存货持有成本十运输成本)4%
这个4%的比例，则是一个经验值，大体上符合美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二、我国物流成本现状: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损失巨大
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目前，物流成本管理应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建立专门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缺乏规范的核算，但近几年有不少企业己在探讨和摸索，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国外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埃森哲、美世顾问等调查中国物资市场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物流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基础设施、服务模式和运作观念落后，人才短缺，成本高、效率低。发达国家的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中的比例平均占9. 5%一10%之间，而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比例在20%-40%，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2005年全社会物流成本结构中，运输费用增速明显，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下降。当年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55 %，比上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保管费用增长相对较快，比例有些上升，当年保管费用占物流总成本为 31.4%，比上年上升1.5个百分点;管理费用增速回落，占物流总成本比例保持13.5%，只比上年下降了0. 1个百分点。
三、降低物流成本的途径
(一)降低运输成本的途径。
运用线性规划模型、网络模型等数学模型，对货物的运输路线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运输、往返运输、迁回运输，在最短行驶里程内，将货物送达目的地，充分提高运输效率。在满足客户服务需要的前提下，尽量运用运输管理系统(TMS )将小批量分次付运适当合并为较大批量一次付运。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恰当的数学模型，对货物的码放方式、车载货物的品种与数量进行合理决策，最大限度地减少货物的破损率，提高运输效益。
(二)降低存货持有成本的途径。
1.提高仓库的利用率。目前，我国已有仓库面积3亿多平方米，而其空置率却达到40%。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使用第三方物流、实行作业标准化、采用直接从厂家到客户的付运方式、采用较高效率的仓管系统、无纸化办公、考虑采用托盘操作或租用托盘等措施提高效率，减少存货和仓储费用。
2.合理控制库存水平。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必须保有一定的库存量，以降低缺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三)降低物流行政管理成本的途径。
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武装制造业企业，提高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中国与美国物流成本的最大差距在于管理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我国为14%，美国仅3. 8%。这反映了物流组织管理水平的差距。
(四)技术方面。
采用简单、有效、费用并不高的手段与主要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信息共享;利用Internet市场，用更低的成本销售更多的库存，利用Internet来采购;与物流服务市场连接，寻找专业化、社会化的仓储与运输服务商。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二：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和趋势的探究
摘要：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当下，如何在经济大变革时代，稳扎稳打，实施好每一项经济贸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国际经济贸易;贸易战略
2001年12月11日，我国度过了漫长的15年谈判期，终于在这一光荣的历史时刻，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而2015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截止到今年，对中国的15年保护期已经结束，这意味着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逆转。首先，允许金融、证券、钢铁、交通等外资企业进驻中国，而且国内所有投标项目，任何国家不得干预，也无权参与，仅允许个人财团参与。其次，去除海关关税，所有从海外进入我国的商品一律免税放行。而早在2013年10月26日，我国上海自贸区就已正式挂牌，标志着贸易自由化在我国实验成功。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利好。随着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当国人正憧憬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蓝图中时，拥有庞大资金且技术领先的企业却转而投到发达国家门下，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腹背夹击的困境下，我国如何在经济格局转变的前提下，走出适合我国国情，更为优雅的步伐，从而赶超发达国家，达到世界领先的贸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我国当下的经济形势
前不久，中央出台了二胎政策，结束了我国一对父母仅可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二胎政策的核心在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据相关报道显示，截止目前，我国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并且正以每年800万的速度递增。尤其是今年，首次出现新就业人口低于退休人口，这表明我国正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以往我国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大量劳动力缩减，在严重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经济力量也将逐步衰退。而二胎政策的提出，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还请拭目以待。
二、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GDP水平较之三十多年前，翻了几番。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作为农业大国，人民处于食不果腹的生活之中，大面积贫穷，就业率偏低，对外出口量少，发展滞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逐渐加强对外贸易，鼓励外来资本进驻我国。在此政策下，国外大批企业纷纷来我国投资办厂，解决了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对外贸易战略提出后，我国大量商品得以出口海外，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已达到30446.7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个外汇储备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国家。另外，透过对外贸易，我国在工业领域引进了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为巩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但同时，弊端也日益凸显，市场经济环境被破坏，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正逐渐向恶性竞争演变。部分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异议，我国当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对此类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大幅度拉低了我国的贸易壁垒，因此，我国必须转变贸易战略，以应对国际贸易的冲击。
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新思维
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战略思维是出口导向型贸易，即以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但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该思维过于陈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了构成了巨大障碍。而依托市场竞争，采取相应战略调整，是目前尚可执行的有效策略之一：(1)在出口导向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国内具有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我国中小型企业众多，且拥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和科学技术，创新意识高，创造能力强，发展势头不可小觑。政府应对以上这些中小型企业进行大力扶持，以扩大内需，提升我国经济水平。(2)实行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创新性人才，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沦为考试机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导致其在走入社会，在工作中缺乏竞争力。
四、结束语
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经济贸易带动下，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演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对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上，笔者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贸易战略做出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战略调整方案，以此希望我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早日成为国际市场中一面鲜艳的旗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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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殷越男.金融危机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思考[J].国际商务研究,2009,05(05):741-742.
1.1课程设置“重理论、轻实务”。
过于偏重理论课程，忽视实务课程，一些重要的实务性专业课程开设不足，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通过对用人单位实际调查显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能熟练操作业务，在从事进出口业务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来说，良好的专业能力素质不仅能有效缩短与用人单位的“磨合期”，较快进入角色，而且能提高工作的自信心，降低工作压力，真正做到爱岗敬业。目前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应届大学毕业生动手能力差，很多人由于业务素质达不到企业的要求而感到工作压力太大、难以适应而频繁“跳槽”换岗。这说明我们的专业课程设置过多注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在专业深度开发课程和实战操作课程上还相对薄弱，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在课程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式等环节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经由原来的精英教育逐步演变为目前的大众化教育。除了极少数国家重点高校外，其它高校培养的都是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从事的是实践性很强的具体工作，即使有部分学生继续攻读学位，但今后能够真正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也非常少。然而很多高校忽视这一事实，在确定学生培养目标时，不从学校自身的办学条件、教师队伍结构、学生素质出发，目标贪大、求高，培养方案照抄、照搬重点高校。其结果是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比重过大、实践课程比重小。片面强调专业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训练。
1.2课程结构过于专和窄，即专业主干课方向偏专，专业选修课过窄。
在专业主干课方面，大多数高校专业主干课基本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跨国经营与投资等课程，专业课程过分偏重于国际贸易领域，国际经济领域的课程偏少；在专业选修课方面，专业选修课的面过窄，选修课程不仅数量少，而且涉及的课程也主要涉及国际贸易领域，缺乏区域性研究课程，也缺乏培养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人际交往与中外文化风俗知识等方面的课程。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小，缩小了学生的知识视角，削弱了该专业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适应能力。除此之外，专业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之间的内容交叉现象也较严重，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
1.3课程设置中对创新能力重视不够，培养形式相对单一而缺乏个性，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新潜力的发挥。
创造性能力素质培养，在课程设置中主要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习和训练来实现。具体包括专业实习、学年论文、学期大作业、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外创新实践等。实践教学为学生创造了开放的空间，动态的场景和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是学生掌握课堂知识的重要载体，更是激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源泉。
通过调查显示，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职业适应能力、业务拓展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其中业务拓展能力是核心和关键。要在大学四年学习期间使学生形成上述创新能力，仅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社会实践，加强实际业务操作训练并从中探索其规律性。这就需要在改革与创新实践教学环节上下功夫，从实践教学目标、教学模式、教学内容、考试方法等环节入手，创造性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的教授，更需要有实战经验的教练。但实际上很多高校由于建立课外实习学生到对口外贸企业实习困难比较大，因此在培养计划中千方百计地压缩、减少甚至取消校外实习，有些学校则完全用课堂模拟代替校外实习，而缺乏实战训练，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论-文-网]
2.适应市场需要，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
2.1调整课程体系，形成符合不同人才培育目标要求的课程结构。
不仅要强调“基本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实务”三位一体，而且每一版快中的每门课程均要根据其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地位、作用进行整合，强调各门课的相互协调，加强课程内容的有机结合，体现课程之间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及内在联系，以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课程体系的优化需要体现在广和深两方面。广的方面，要做到课程涵盖的内容能够满足国际贸易发展对经贸人才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的经济贸易知识，而且要了解外部商业环境和投资环境的相关知识（其中包括相应的法律、政治环境）。比如，可开设“国际贸易文化”、“国际商务环境”等课程。深的方面，要做到不仅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地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由来与演变，跟踪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了解国际经济与贸易的最新发展趋势，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律与规则的最新变化，而且要注重针对性的深度的区域研究。如，关于美国这一区域的研究，应了解美国经济、政治，美国文学，美国建筑等。因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中获胜，必须熟悉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情况。
2.2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提高实务性专业课课程比重，突出专业特色。
在长期过分强调“厚基础”的培养目标指导下，多数高等院校的实务性专业课开设严重不足。认为学生只要有经济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专业课特别是操作性较强的实务课便可有可无，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干中学”就可以厚积薄发，发挥后发优势。殊不知，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高效的企业要求学生能迅速“上手”进入角色，发挥科班毕业生的特长，而根本不会负担毕业生长期适应和在职培训的高额成本。由于目前的课程体系中，财经类各专业所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课相差寥寥，专业基础课也区别甚微，而惟一能区别学生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严重不足，必然导致各个专业都没有明显的“专业”特色。其直接后果就是毕业生择业困难，或在工作中由于专业方面的“短腿”
而影响职业发展。因此，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要有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课程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体现专业特色的实务性专业课程。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实务课必须紧跟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和就业形势的需要。就目前国际经济贸易实践发展和外向型企业的人才需求来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必需开设的实务课程有国际贸易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国际结算、进出口单证实务、进出口报关实务、国际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运输与保险、进出口商品包装、国际商务谈判、商务礼仪等。合理的课程结构应该是经济学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实务性专业课三者之间的比例为1：1：1的关系，而不是过去那种3：2：1的关系。
2.3加大对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力度，改变创新能力素质的培养方式，走出课堂，面向社会，开阔视野，对实践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创新2.3.1积极改进和完善进出口模拟操作训练，配备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青年教师指导学生模拟训练，让学生在仿真国际贸易环境中体会贸易全过程，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基本前提2.3.2完善并强化国贸专业的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的组织和执行力度，巩固课外专业实习基地，保障学生能按照教学计划进入对口涉外企事业单位实习和训练，通过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传、帮、带，积累相应的工作经验，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实践要求2.3.3科学设置学期大作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调查等创新实践环节。
配备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教师指导学生收集整理文献资料、设计研究方案、掌握研究手段和调研方法，加强学生的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的训练，这是培养学生独立完成课题研究和启发创新思维的重要环节。
2.3.4细化实践教学环节全过程，做到分段实施，循序渐进。
使教学模拟性实验、专业实战性实践和专业综合性实训三个环节能环环相扣、有机结合，这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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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对涉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近年来却出现了部分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就业不理想，而很多外经贸行业找不到合适毕业生的矛盾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部分高校课程体系偏离社会需求。应该重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提高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关键词】课程体系；创新能力；专业特色
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全球化趋势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进程，已经形成了“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出现了“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局面。这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毕业生创造了更大的就业空间。一方面，外资企业“走进来”，几乎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行业，外资企业开展业务急需一大批国际经贸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国内各类企业的涉外程度普遍提高，产品出口国外和原材料、中间产品国外进口的比重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我国“走出去”战略指导下，一大批国内企业已经或正在走出国门直接到外国从事生产经营，企业涉外业务的增多无疑大大增加了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
1经济全球化趋势对管理人才培养理念的影响
从企业内部管理来看，现代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渐扩大，涉及面广而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行发展，投融资渠道和领域多元化;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形势错综复杂，企业生存发展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程度逐渐加深，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经济环境，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受到空前挑战，新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不断涌现，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沉着的应对能力。这就要求工商管理教育能审时度势，以市场需求为基准，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的理念和目标。
1．1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的转变
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表明，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多方面能力的要求，管理教育应该从传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转变，通过使用经济学、统计学、行为科学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分析手段和概念工具，学生逐渐善于解决复杂的商业问题及明确商业机会。
1．2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及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灌输成为当今工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向
随着现代科学管理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企业要获得成功与发展，提高竞争力，就必须适应科学技术、经营环境的急剧变化，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战略创新、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把创新渗透到管理全过程中，并以此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因此工商管理教育也应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为目标。
1．3由传统的知识传播到技能的培养，注重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企业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意识，还要有迅速应用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工具获取信息、解释和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人才培养理念和培养目标应该在实际教学的方方面面加以体现，因此，在转变教育理念、培养理念的同时，首先需要根据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行管理教育教学的改革。
2实现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的途径
目前我国一些高校在教育教学中通过使用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并引进外教进行口语教学，以追逐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其实，工商管理教育的国际化并不仅仅是采用国际原版教程，或聘请几位不懂国际管理的外国教师进行英语语言锻炼，实现工商管理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多方面着手，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以及师资的构建、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的配套等均需要符合全球化经济发展对管理人才的需求。
2．1人才培养标准国际性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应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应具有较强的管理理论功底和外语水平，以及对国际市场规则和法则的深入研究与了解。这样，根据人才的国际性标准，我们应对高等教育中人才素质和培养目标做出新的调整。
2．2课程国际性
课程国际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尽量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性复合人才的培养目标;二是教学内容与教材选用上与国际接轨，既要选用本学科在国际上最先进的教材、注重国际案例分析的训练，同时也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将具有国际化内容的教材本土化。
2．3师资国际化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是实现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工商管理教育国际化，首先要有一支熟悉国际经济管理的理论知识、具有分析研究和解决国际工商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胜任国际化教育的师资队伍。
2．4教学管理、教学方法国际化
教学方法是达到教学目标的手段，为培养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管理人才，在教学方法上我们一方面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提高教学水平，同时也要研究和学习别人的先进教学方法，将国际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手段与我国特定的教育环境相融合。
2．5工商管理教育评价的国际性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跨国经营、国际经济往来频繁的发展趋势、人才的跨国流动和服务，需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或认可)的质量评价标准，以促进工商管理教育体制的健全和促进办学方向的市场化需求。
3工商管理教育的改革
3．1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首先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工商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适应全球化的、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能够驾驭国际、国内市场，快速决策的高级管理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从课程体系的设置来看，通过课程的合理设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而且要传授给他们一定的知识转换技能和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根据这样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理念，在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知识:
(1)经济理论课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目标是为企业和员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首先必须让学生熟悉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
(2)管理理论课程，管理理论知识是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
(3)通用电脑技术和统计方法知识，让学生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以快速及时地获取管理所需的统计信息。
(4)国际案例和国际前沿性问题，通过案例分析或对国际前沿性问题的讨论，让学生了解国际管理和实践中的发展动态，了解国外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以及国际经营法则法规，提高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应对能力。
除本科教学外，MBA教育是培养高级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国际上普遍将MBA的核心课程体系分为四个大类:即管理信息系统类课程、决策科学类课程、会计类课程和操作管理类课程。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决策等课程包含在决策科学类中。美国一项调查表明:在调查的26所学校中有25所学校要求必修决策科学课程(见表1)，财经和管理会计课程包含在会计类中，在调查的26所学校中有25所学校要求必修会计类课程，生产管理和供应链课程包含在操作类课程中，100%的学校要求MBA的学生必修该类课程。可见从课程的设计上来看，MBA教学应培养学生除专业知识以外的如下技能:(1)信息技术与分析技能;(2)理解和解释统计数据的技能;(3)解决问题的技能。这些技能的培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管理能力，有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欧美等国家相比较，目前我国工商管理专业教育中课程设置存在两方面的问题:(1)专业课程体系需要增加管理沟通、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企业家精神等课程。(2)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决策等课程的选择余地较小，开设的课程较为单一，学生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求灵活选择所需的数据分析工具课。因此，在MBA教育中为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在借鉴国际先进的课程设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置不同于本科教学的立足于培养高级复合型管理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体系，选用既国际化又适合我国生源状况的教材，必修中设选修，即同一大类中设置多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以便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需求做出选择。
3．2构建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入，工商管理教育的培养目标在逐步提升，培养适应国际市场的国际化管理人才是每个工商管理教育者追逐的目标，而实现该培养目标首先需要有一支知识过硬、技术过硬的国际化师资队伍。其次，随着知识半衰期的缩短和新知识的迅速发展，开发一些能展示给学生交叉学科间的关键联系和多学科视野的内容和方法显得更为重要，从而相应要求具备多种知识技能的师资力量。国际上对工商管理教育的师资普遍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博士学位;第二要有研究成果;第三要有综合实际能力，教师既是大学教授，又是咨询公司的专家，或在金融机构、公司里任职。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庄正民教授认为，台大工商管理教育的师资团队拥有其他大学管理学院不具备的三个特点:(1)师资队伍除管理或商业专长之外，还需具备涉及经济学、心理学、数理研究、工程领域等专长的知识，这种知识结构有利于培养跨学科的通才管理人才;(2)师资队伍中有丰富的实际管理经验的人才，这些人才一方面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案例素材，另一方面能为学校与企业界、政界的互动牵线搭桥;(3)师资队伍要求来源多样化，聘请教授时不偏重特定地区、特定学术机构、特定专业。由于长期以来台湾各大学管理学院的师资多出自于北美大学商学院，近年来台大开始注重到欧洲或日本招聘教授，以资互补。
根据国际师资队伍的构建经验，结合培养目标和多元化的培养趋势，组建一支国际化的师资团队，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引进吸收具有国际管理经验或国外知名管理学院的学者，借助于国际师资力量引入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和管理理念。
(2)派教师到知名企业或国外进修。派教师到知名企业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有助于积累实际管理经验和教学案例，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到国外进修可学习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与管理理念，将国际化的管理知识引进来。
(3)鼓励教师跨领域开展研究或撰写论文，以培养具备多领域知识的教师。
(4)实行多元化的人才引进机制，一方面在人才引进时不偏重于任何地区和任何机构，以实现不同学术机构知识结构体系的互补，避免近亲繁殖，导致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另一方面，根据课程设置体系，引进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高级人才，以实现专业知识的相互融合和交叉。
3．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配合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培养掌握独立获取知识，自己处理和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方法去适应社会且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学模式的改革，提高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意识和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为此，教学模式应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为本向以学为本)转移，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中，教师可以通过营造、控制学习环境，鼓动学生积极参与、相互学习，从而逐步引导教学方法从系统讲授向边学边用转移，教学环境从课堂向真实的工作环境转移。
3．4建立国际化的管理教育评价体系
目前国内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教育部组织的高校评估，二是一些机构根据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对高校的排名，至今还没有专门的对高校工商管理教育的专门评价。工商管理教育要走得远，走得快，还需要建立一套专门的管理教育评价体系和标准，评价体系可借鉴国外经验，根据管理教育在市场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市场化程度，在教育体系中的自身发展和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教育绩效水平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的构建将有利于工商管理教育的改进和提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140-02
2014年，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经济地位和竞争能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商务英语作为国际商务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对企业进行国际扩张、进入国际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满足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求，我国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作为英语的一个分支，是专业性的商务活动英语，即Business English。商务英语涉及经济、贸易、法律、营销等多学科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商沼⒂锛从⒂镉肷涛竦挠谢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务英语的人才培养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国际的交流更加密切和深入。商务英语成为国际贸易和合作的重要沟通工具，也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的重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还面临很多问题，例如，2008年以后，受美国、希腊等国债务危机的影响，我国国际商务开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和限制，反映出我国商务英语人才在市场环境方面还比较欠缺；根据商务英语的特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顺应时代的特征，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关注“人的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外贸企业工作人员商务英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成为各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关键，在基础知识、创新能力、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能方面，全面提高商务英语教学水平；把握平衡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和人格建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根据市场环境，关注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与当地市场需求的关系；抓住机会，实现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成为现代商务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
二、经济全球化对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影响
第一，商务英语教学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大。商务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专业的国际商务人才，因此受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集团和新的概念。例如，金砖四国、地中海联盟等，这些新的词汇和新的概念对商务英语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需要在教学中时刻关注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形势的转变。以跨国公司为例，原本的跨国公司称为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随着经济全球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体不断增多，因此逐渐演变为International Firm、Supernational Enterprise等。一些新的词语如“中印度”“中美国”等，以及一些特定的词语如“次级抵押贷款”和“有毒资产”等，这些新型的表达方式和具有较强特点和风格的词汇，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日益增加。
第二，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愈加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文化的交际和合作越来越多，文化呈现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特征，因此，要求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中更加关注对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据统计，在辞职的外资企业员工中，很大一部分表示对外企的文化不能接受、理解和适应。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市场信息获取和分析、相关人才的缺乏等问题，是我国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难题。据相关报告显示，通常由于语言障碍无法实现跨国交易，会为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公司表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扩张受语言和习俗影响较大，需要提高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第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更高。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商务英语人才的个人品质和综合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创新能力、情绪稳定性、抗压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的接收能力等方面。根据世界500强对人才招聘的要求上看，个人的沟通能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被作为重点的考核指标。因此，商务英语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具有对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分析能力以及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种对人才个人品质的要求具体可以分为道德品质、责任感以及心理素质、创新思维、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商务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等多方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接班人和领军人。
第四，商务英语本土化发展迫在眉睫。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指以标准商务英语为核心，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商务英语的本土化是商务英语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发达国家，商务英语教育发展较快，很多经贸类院校早已开设了商务英语课程，有些大学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性的商务英语考试证书。此外，还有很多知名的商务英语培训学校，例如华尔街商务英语等，其结业证书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这方面，我国应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积极推动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发展，加强中国特色商务英语的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商务英语教学带来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第一，把握市场需求，做好市场地位。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把握市场需求，避免“闭门造车”，与社会经济环境脱轨。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结合当地地方经济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加强校企合作，整合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资源，为人才培养提供专业的平台和环境，实现人才和市场的合理对接，避免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采用订单式、委托式等定向培养的模式，按照企业的实际需求，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化人才。
第二，加强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培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构建科学的课程体系。由于长期以来商务英语教学师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务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和传统教学模式，重视语言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加强国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教学，实现英语与商务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专业知识和交际能力的有机结合。开设国际化课程，拓宽学生知识面，使学生对国际经济形势、各国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转变语言思维和视角，树立国际化的商务理念，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在课程体系的设置方面，应涵盖国际贸易、商务英语函电、国际商务谈判、世界文化历史、商务礼仪等各个方面，借鉴发达国家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经验，构建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商务英语教学体系。
第三，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品质要求，应加强商务英语通识人才的培养，结合素质教育、商务英语和英语商务，为人的发展为核心，塑造“健全的人”“完整的人”。现代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注重对人的品质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理解人生，使学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坚持自我，坚持原则，从根本上确保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在实践教学中，建立商务英语与英语商务共同开展的教学模式，彻底改变以往教学过程中“一头重”的教学倾向，以培B高质量的国际商务英语人才为目标，培养商务英语通识人才。
第四，积极推进商务英语本土化。商务英语的本土化应从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教学模式的本土化以及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入手。首先，加强教材和教师的本土化，在引进国外商务英语教材的同时，应根据我国商务活动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中国商务英语教学的教材。在教学中，应根据实践情况，有针对性的对商务英语教材进行讲解，对不符合实践需求的内容应及时指出，避免对学生造成误导。其次，促进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针对我国传统教学模式僵硬、脱离实践的情况，应加强商务英语实践的比重，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和互动，实现教师与学生的良性互动。最后，还应该注重教学手段的本土化发展，开展模拟合作训练，模拟外贸商务流程，开展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商务英语教学，丰富世界商务英语教学理论和实践。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对传统的商务英语人才模式进行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涌现出大量新的词汇和概念，使商务英语教学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国际交际和合作能力也越来越重要，同时更加注重对商务英语人才品质的培养，对商务英语本土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面对这种情况，对商务英语人才的培养应把握市场的需求，注重国际交际能力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开展商务英语通识教育，以人为本，同时积极推动我国商务英语的本土化进程。通过商务英语教学体系的改革，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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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政府投资；政府投资效率；财政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7005
一、 引言
自2012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延续及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数据，2012年1—5月，CPI同比上涨3.5%，低于全年4%的调控目标0.5个百分点，比2008年同期高峰值8.1%低4.6个百分点，物价增速仍处于回落通道。2012年1—5月，中国出口7 744亿美元，累计同比增长8.7%，较上年同期下降16.8个百分点。另外，5月工业企业出货值同比增速仍位于低位，显示外需并未实质性好转。
出口大幅下降，内需无力拉动，这对于刚刚经历经济寒冬的地方政府雪上加霜，2012年5月之后，各地纷纷推出相应的刺激计划。天津、山西、黑龙江和江苏等10余省市陆续了累计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经济刺激计划[1]。其中，贵州预计投资3万亿元，重庆预计投资10年6万亿，四川预计投资6.49万亿元。
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势头足以盖过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是应该快马加鞭，还是应该放缓节奏，三思而后行。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应该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条件下启动，是否应该作为刺激经济的常规手段都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
二、 地方政府投资动因
1.国际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美国点燃，向全球蔓延，顷刻间，全球股市暴跌，实体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状态。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的宽松政策，各国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务来筹集资金。但是在多数延续高福利政策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却不得不面临债台高筑而无力偿还的局面。欧洲债务危机，使世界各国对经济丧失了信心。
经济形势一度恶化，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势必对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自2011年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数据就一直不乐观（如图1所示）。
图12011—2012年中国进出口商品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自2011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呈下降趋势。2012年1月，进出口总额2 72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出口总额1 498.6亿美元，同比增长-0.6%，创下了2009年以来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速的新低。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导致世界商品需求萎缩，而中国又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出口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为避免国内经济伴随世界经济持续恶化，维持地方经济正常运作，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重新抬头。
2.国内经济二度探底，内需严重不足
受国际经济形势低落的影响，国内经济形势也并不乐观。2008 年第3 季度和第4 季度的GDP 增长率分别为9.0%和6.8%，自2001 年第4 季度（6.6%）以来第一次下降到7.0%以下。为了避免经济继续下滑，2008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即“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面转向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之后，国内一度进入投资“”中，各地投资项目纷纷上马。利用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宏观经济预警指数是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景气合成指数，由工业增加值增速等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经济预警综合警情指数。可对“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后国内经济运行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自2008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升，于2009年触及经济趋热区域，达到经济景气指数最高值。但在之后的3年里，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开始回调，特别是到了2012年初开始出现急速下滑。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即将触及趋冷警戒线（如图2所示）。
图21996—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警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上述分析可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国
际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国际需求不振，传导至国内直接导致出口锐减。面对国内通货紧缩，投资刺激冷却，国内外需求不足的局势，政府理所当然地开始酝酿新一轮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希望在投资的拉动下，缓解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的局面。
为缓解经济危机过后当前地方经济压力以及建立中长期地方经济新体系，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更多的是出于地方经济自发需求，似乎是经济运行至此的一个必然产物。
三、 重启大规模地方政府投资的必要性
刺激力度大，能够使经济快速复苏是政府投资的特点，与此同时，政府投资也会带来低效率、挤出效应、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围绕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产能过剩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研究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的必要性。
1.地方政府投资效率逐年下降
投资效率主要体现为投资规模与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适宜程度，即在一定时期内，投资规模大小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衡量地方政府投资效益，可借助边际资本产出率，该指标的经济含义是一单位投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计算公式[2]为：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生产总值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新增生产总值（GDP）由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由投资直接引起的GDP增长应该是GDP的资本形成部分。所以上式可以改写成：
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资本形成额/新增地方（中央）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额×100%
计算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逐年下降（如表1所示）。自1978—1990年，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还有一个上升的阶段，但从1991年特别是1993、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投资边际资本产出率快速下降，直到2009年已经跌破100%。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疲软，递增的地方投入带来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地方政府自主投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
2.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即生产能力超过市场有效需求，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危害。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展开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3]。结合近年来国内经济运作情况来看，一些扭曲的刺激措施，往往对市场发送不正确的信号。如通过补贴（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手段增加市场有效需求，这样反映到企业就是增加生产、扩大产能。但消费只是在经济低落的时候起到快速恢复经济的作用，所以刺激不是持续性的，一旦消费刺激结束，高消费不再持续，这种一时性和寅吃卯粮式的解决方式，必然使得企业扩张的产能出现过剩。
但工信部及发改委在制定“十二五”规划和项目审批环节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忧。以钢铁行业为例，钢铁工业“十二五”规划中指出，继续推进东南沿海钢铁基地建设。根据发改委公布的信息，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铁920万吨、钢1 000万吨、钢材938万吨，总投资为696.8亿元，并将在广东累计压缩粗钢产能1 614万吨的基础上实施[4]。而宝钢2011年产量也不过4 427万吨，其钢铁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出口至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产能能够足够满足国内需求的水平上，又新建年产量如此大的钢铁项目，其钢铁区域产需不协调发展的解释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
国家“十二五”规划针对电力、钢铁、房地产、装备制造业和煤炭等12个重点产业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划，截至2012年8月，2012年发改委审批项目约2 400个，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197 119亿元，同比增长24.9%；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605 432亿元，同比增长14.2%。而2011年1—8月，新开工项目计划累计总投资不过157 821亿元，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30 311亿元。在给国内经济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不禁让人感到后怕，药性过后，过剩的产能该如何处理。
在刺激的同时，国家在2009年9月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抑制产能过剩，但地方政府在抑制产能过剩方面却并不乐意主动地配合，因为多数产能过剩产业都是纳税大户，是拉动当地GDP的主力军。所以，地方政府在投资对象的选择上似乎没有太多新的调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政策的导向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主要还是集中在基建和制造业等产能过剩领域。
3.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构成。在税收收入总额上，2011年地方税只占全国税收收入总额的45.8%。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52 547.1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6%；中央财政收入51 327.3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49.4%。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主要由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农林水事务、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构成。其中2010年上述几项就占据地方财政收入的62.4%。2011年地方财政支出92 733.7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84.9%；中央财政支出16 514.1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5.1%。
地方政府在只拥有50.6%的财政收入下却要承担84.9%财政支出，收入与支出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失衡。2002—2011年，地方财政赤字从6 766.5亿元一路攀升至40 186.6亿元，在10年间增加了将近500%。从地方政府赤字占GDP比重可以清晰地看出，自2008年起，比值快速增长（如图3所示），凸显出中国地方政府赤字状况越来越恶化。
图32002—2011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巨大的投资资金缺口，反映出近几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和投资是极为不正常的。为了拉动地方经济，投资必须跟上去，但财政预算是有限的，只能依靠预算外资金。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国内贷款等手段筹措投资资金，大量的贷款积压使得地方政府时刻处在高负债危机边缘，若财政收入无法归还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破产一触即发。在存在巨大投资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必将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恶化，若不能配套出台有效风险防范措施，地方债务危机将日益凸显。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历年地方政府投资效率每况愈下，产能过剩问题依旧严重，地方政府收支极为不平衡的情况下，本轮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过于草率和盲目。不能否认地方政府投资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作用，但前提是应该在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本地产业结构，估算产能情况，预算当地政府财政收支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所以，本轮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投资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规模过大，容易对经济产生剧烈影响，若市场无法正确捕捉正确信息，容易进一步加剧经济恶化，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一， 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投资的原始目的是纠正市场失灵，对社会投资和资源配置起到宏观导向作用。地方政府投资也是如此，其出发点应该以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为原则，充当经济的监督和维护者，调节当地投资结构，引导社会投资往合理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代表地方政府的意愿，用投资创造地方收益，破坏市场规律，挤压地方民间投资，从而导致盲目投资，制造产能过剩。
第二，改革地方官员考核与晋升制度。
以GDP为纲的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是导致地方政府投资旺盛和投资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财政分权制度下，一方面，在收支不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投资创收是一个很好的创收途径；另一方面，GDP是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员在任命制下，为了表现其在任期间的政绩，投资是快速增加当地GDP的有效办法。但是一旦官员升迁换任，这些巨额投资背后的债务就留给下一任官员，下一任官员为了弥补上一任遗留债务和政绩表现，必然又会大规模地投资，如此恶性循环，地方投资需求必然会飞速攀升。中央政府应设计合理的官员考核制度，改变地方政府盲目投资和投资低效的局面，让地方政府退出GDP竞赛。
第三，改革项目审批与核准制度，下放市场自主投资权利。
2004年国务院改革单一投资审批制度，将投资项目的管理分为审批制和核准制，即政府投资项目实行审批制，而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但事实上，审批制的改革实质上只能说是“制度的改良”，审批制的改革未能完全下放企业投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由政府管理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纠正市场失灵，因而其项目审批制还应该保留。并且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特别是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审批，控制其投资的热度，将投资的机会和权利下放给市场。具体可以通过减少企业税收、建立企业投资补贴机制等优惠措施，鼓励市场自主投资。地方政府应逐步减少和取消核准制，进一步完善当地市场运作监督体系， 保证市场公平运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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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立国. 投资项目决策前沿问题研究[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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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玉明. 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J]. 经济经纬，2007，（3）： 93-96.
[关键词]国际油价泡沫 石油价格 市场竞争
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油价泡沫,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大批资金转投向原油期货市场,随着美联储的连续降息,美元汇率一路走低,更加快了全球通胀上升,推升原油期货成为投资保值的惟一手段。
一、油价大起大落
国际原油价格从2002年至今,从开始的稳步上升到后来的大起大落,2008年7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从上一年的每桶60美元飙升至每桶143.91美元历史新高。
高盛在最新的商品报告中认为,由于包括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经济持续好转,原油的供需基本面继续趋紧,2010年国际油价很可能不会延续2009年10月份以来的每桶70至80美元交易区间,2010年4月份的欧美原油期货突破每桶70-80美元的交易范围,停留在每桶80美元以上,创下19个月以来最高,布伦特原油期货对美国基准原油期货溢价一度超过3美元。同时美国西得克萨斯的轻质原油期货远期升水拉宽。纽约商品交易所交货地库存上升到年内最高,打压了轻质原油近月期货。在经济恢复前景尚未明朗的情况下,国际油价泡沫再度上演。
二、市场趋势一一逐步回升
随着金融危机的明显减退,全球经济开始回暖,全球石油需求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世界两大石油消费国一一美国和中国。由于政府采取了刺激国内需求等措施,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长较快。据统计显示:2009年8月份,中国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长了6.1%,印度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长了10%。同时期,韩国、秘鲁和沙特阿拉伯等一些国家政府也推出了相应的经济刺激措施,石油需求正保持增长。美国的石油需求也从金融危机时的快速下降慢慢向相对稳定转变(见表1)。
三、转变发展战略是中国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发展战略。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对石油企业竞争力的大小有绝对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石油企业竞争力的大小决定石油行业的发展前景。因此,加强我国石油企业战略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1、一体化战略
国际化经营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石油企业国际化表现尤为明显。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渠道、市场、经验和国际化人才等方面分析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均无法与世界大石油公司相抗衡,要想打破现有的资源垄断竞争格局,在国际石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中国石油企业必须制定一体化发展战略,进行有效的市场定位,采取相应措施,稳妥推进,一步一步实现国际化经营的战略目标。
2、品牌战略
品牌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世界知名的跨国石油公司普遍性的表现出非常重视企业品牌建设,例如:埃克森、壳牌、BP等。通过实行品牌战略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地位,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两大石油集团,在品牌的理解、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就要求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从而带动新市场的开发,进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3、可持续发展战略
石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包括公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企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公司”和“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会为企业赢得很好的国际信誉。
小结:中国石油企业想走出去,并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必然选择,首先要加强企业制度改革,整合优化企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经营管理;其次是推进科技自主创新,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核心,从勘探到采收,从管道建设到海外业务扩展,全方位加速发展。第三要重视企业人事管理,除对现有人才资源合理应用外,还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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