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09:02
导语：在文化多样性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口腔医学中如颌面部解剖、疾病病理机制及特点等部分内容是要求学生掌握的重点内容，但由于涉及解剖名词多、结构复杂、概念抽象、偏理论化等原因，如采用传统的图片、画示意图、照本宣科等授课法，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学习主观意愿与效率都非常低。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对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等的综合处理及其强大交互式的特点，编制教学课件，能充分创造出一个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为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形象的表达工具，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如在讲解“面深部解剖”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动画逐层、逐个向学生展示各解剖层次中的重要组织及其毗邻关系，从而将复杂的解剖层次清晰、直观的表现出来;在讲解“表情肌”与“咀嚼肌”时，不但运用动画逐层显示各块肌肉，而且将肌肉的收缩与其功能也做出了相匹配的动画，这种生动鲜活的视觉形象非常便于学生理解记忆。
同样，在讲解“平滑面龋的解剖特点”、“龋病四联因素学说”时，也可采用相同的教学手段，逐层或逐个显示并讲解平滑面龋各层的解剖特点或龋病的各致病因素，这样的讲解逐层递进、形象鲜明生动，使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提高了学习效率。多媒体教学虽然已经非常普及，但也无法完全替代一些传统的教学手段(如教具运用与形体演示等)。如果设计合理、运用得当，并将传统教学手段与学生互动相结合，可显著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在讲解“安氏分类”的概念时，用硬纸板做成可左右移动的上下后牙列教具，根据不同位置的磨牙关系在教具上标注其属于几类安氏关系，在教师讲解过程中，让学生利用教具自己体会安氏分类中磨牙的位置关系;在讲解“烤瓷冠桥”基本概念时，用硬纸板分别制作基牙、烤瓷冠、烤瓷桥等教具，让学生通过教具自己体会这些概念间的关系。形体演示教学也是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如教师在讲解“颞下颌关节”的解剖特点时，引导学生将双手放在面侧部，通过张闭口运动找到颞下颌关节的位置，并体会其作为左右联动关节的运动特点，又如让学生用小指指腹在外耳道前壁感受颞下颌关节的运动，体会颞下颌关节与外耳道毗邻的解剖关系，进而通过举临床实例向学生介绍关节的疾病与外耳疾病鉴别的诊断要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记忆。因此，在理论授课的基础上，适当添加教具、形体教学等非语言手段，一方面补充了教学语言信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另一方面可使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吸引学生的注意，提高学习效率。
在讲解口腔疾病的治疗时，由于操作步骤复杂、概念抽象，学生尚未接触临床，因而存在知识点难以理解等问题。学生往往只是在考试前死记硬背，考后大多遗忘，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针对这一问题，在教学中给学生播放临床治疗操作录像，并分段讲解、归纳要点，可显著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兴趣，形成理解性记忆。在讲解“间接盖髓术”、“根管治疗术”等操作时，给学生播放临床录像，并及时分段总结，使学生学习效率显著提高。如将瓷贴面修复前后的牙齿图片展示给学生，让学生直观地体会到该项治疗可达到的临床效果，对贴面修复操作步骤的学习兴趣十足，再对临床操作录像进行分段讲解，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口腔科学的特点决定了口腔教学中必须不断强化形象化教学，通过多媒体课件、模型、教具、录像、实物等多种手段，引导学生学习，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充分发掘教学素材，提高学生兴趣
口腔医学中的基本概念繁多、抽象，通过类比向学生讲解，可显著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并增加学习兴趣。如在讲解“全口义齿固位原理”时，通过将两个玻璃板用水粘在一起的简单事例，引导学生体会大气压力在全口义齿固位中的作用，并通过请学生自己将粘在黑板上的真空吸盘取下的实例，让学生自行总结影响全口义齿固位的因素;在讲解龋齿的基本特点时，以1个中间腐烂的苹果为例，让学生体会龋齿病损色、形、质变化的病理特点。这些事例简单，易于理解，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又锻炼了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疾病的临床表现是口腔医学生学习的重点，但由于涉及知识点多，死记硬背很容易遗漏要点，如果能以临床上患者的主诉症状为例，引导学生自己归纳临床表现，可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如在讲解“急性牙髓炎”的临床表现时，以教师在急诊中处理的一位患者的症状为例，引导学生自己去归纳急性牙髓炎的典型临床表现;在讲解“颌面部肿胀”时，首先以同学们都非常熟悉的电影桥段中周星驰因吃错食物面部肿胀的形象，使学生对面部肿胀临床表现有个整体认识，再进一步借助网络上网友自拍药物过敏面部肿胀全过程的图片，逐段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面部肿胀的临床表现。由于临床表现是学生自己归纳出来的，脑海中又有形象的图片辅助记忆，因此这样的授课手段较传统的“讲授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3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在传统口腔医学教学模式中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宰，学生只是一台被动的接收机和存储器，老师偶有提问，也只是为了验证既定的结论或是为了活跃一下课堂的气氛，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降低了学习效率。自主性学习是指培养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目标、内容以及使用的学习材料的控制能力的一种学习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提升教学效率的目的。如在讲解急性根尖周炎与急性牙髓炎、牙周脓肿等疾病的鉴别诊断时，首先引导学生思考从哪些方面去鉴别，然后让学生结合每个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分组讨论并归纳鉴别要点，再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让学生对照检查自己归纳点的问题;在正畸方案的制定讲授中，先将临床方案设计的整体原则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分组根据具体临床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自己总结出治疗方案要点，通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通过自我思考解决问题。根据大家的讨论内容，由教员总结要点，以此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种自主学习教学手段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和机会，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内在动力，通过过程体验和感悟，锻炼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次授课观摩过程中，笔者体会是灵活实施自主学习教学模式，把重点放在学生怎样学上，在调动学生的主观因素上下工夫，努力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讨论－解决问题－总结提高－增长能力”的良性循环。
4总结
论文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中国文化概论，教学
上世纪末，教育部将“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列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计划。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大部分高校以必修或选修的方式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开设了这门课程。作为一门跨专业的基础课程，“中国文化概论”正在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实现途径。学界就“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性质、体系、内容、教学手段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推动了课程建设。然而，针对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生价值困惑，如何在一定学术和教育理念的支撑下，甄选课程内容，运用有效教学方法切实达成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彰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其理论方法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中的应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课程观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性及文化的学科，在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管理的应用研究中发展起来，衍生出众多的理论流派。人类学秉承的独特理念和方法为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树立了新的范式，并为诸多相关学科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借鉴。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主客位描写、田野调查、民族志方法和跨文化比较法等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核心。
（一）文化相对论
文化相对论又称文化相对性人文历史论文，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其独有和充分的价值，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评估应该是相对和平等的，没有衡量文化高低的一致标准。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宽容和理解，将文化放置到具体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态中进行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局限，“挑战了既有文明的正统性。”[1]（p16）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坚持一直是人类学的宗旨，通过对异文化和他者的探究，寻求人类文化规律，并以此在跨文化比较中反观和审视自身。引发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文化多元主义浪潮，持续讨论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二）文化整体论
文化整体论是指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认识，不同理论流派均秉持这一理念，都把其作为观察人类社会文化的手段。文化整体论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文化做历时性分析，关注文化的起源、演化、发展历史和延续性，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产物。二是从功能主义角度对文化做共时性分析，注重文化局部和整体的关联，通过对社会制度、经济、宗教、神话、巫术等的综合研究，理解文化的整体系统。三是对人类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及其衍生现象的综合研究，即生物-文化整体论（bio-cultural holism）。文化整体论为解释文化的生成和变迁，以及文化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模式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三）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
自从早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田野调查便成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学科标志，规范而严谨的田野调查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指出田野工作的三个原则：“首先，学者必须怀有真正的科学目标，并且知道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和标准。第二，他应当将自己置于良好的工作条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要和其他白人居住在一起，而直接居住在土著人之间。最后，他还得使用若干特殊方法以搜集、操作、确定他的证据。”[2](p5)田野调查的具体方法有参与观察、学习语言、结构访谈、口述史收集等。民族志是通过田野调查所得的独特书写方式，是对某种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的过程和产品。它是一种文化解释文本，通常采用“深描”和阐释方法，有对话民族志、实验民族志等多种撰写模式。
（四）主客位视角及描写
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学问人文历史论文，致力于对不同人群及文化的理解。马文.哈里斯借用语言学家派克取自phonetic和phonemic的两个词，用词根etic表示客位，emic表示主位，创造了客位文化、客位视角及主位文化、主位视角的观点和描写理论。主位指文化承担者的认知和描述，客位代表外来的、客观的、科学的观察，主位与客位视角的结合有利于研究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因此在田野调查中强调人类学者要“进得去，出得来”，既能切身体验“他者”文化，又能以冷静的姿态不囿于其中。
上述理论方法以最初用于异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课程研究也不例外。人类学有独特的课程观，认为学校“课程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3] 以人类学的视角定位课程，课程便是人类文化的集中体现和教育之文化功能的具体化，是人们在学校场域中获得全部知识经验的实现途径。开展课程的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探讨课程内容的设计、多元文化课程、课程中的师生关系等问题。上世纪晚期，课程研究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从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量化研究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方法论为基础的立足于解释学分析的质性研究，以个别科学为基础的‘范式话语’转向了以叙事为基础的叙述性话语。”[4]从中可见人类学课程观对课程研究的影响。
二、“中国文化概论?笨纬倘谌肴死嘌Ю砺鄯椒ǖ耐揪?
“中国文化概论”是一门文化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课程，在本质上更符合人类学者对课程的内涵和功能的定义，因为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大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及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认同感，从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人类学理念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教学内容的筛选、教学方法的运用、课堂的构建与学生的参与和接受行为等均可在人类学视野中获得新的启示和发展。
（一）课程内容和知识选择的多元化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无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类教材也层出不穷，以张岱年、方克立编和金元浦编《中国文化概论》等为代表。面对博大精深、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了难题，高校和学界对这门课程的体系和结构尚未达成共识。各类教材大致将中国文化分为三大版块进行阐述，第一块是中国文化的发生机制和根植土壤；第二块是中国文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如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哲学、宗教和传统伦理道德等专题；第三块是中国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分析，包括中国文化的类型、特征、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系统等。教材之间的差异性基本上体现在对第二块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取舍上人文历史论文，无本质区别。这三大版块按照文化的发生、表现和内涵的逻辑，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貌。然而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反映的是古代精英文化层面，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鲜活文化被忽略了。
大学课程应如何选择内容和知识？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布迪厄认为课程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实践，课程实践者应警惕和批判课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代表统治阶级或主流社会的意志在课程内容选择和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文化专断，以强硬、武断的方式使学生接受强势文化。[5](p132-137)如布迪厄所言，我国“中国文化概论”的课程内容设置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专断性，课程知识的一元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征相违背。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多样性文化，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次，中国地域辽阔，区域文化异彩纷呈。再次，中国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在全球趋于一体化的今天，对不可复制的文化多样性的坚守显得尤为弥足珍贵，“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应担负起在高校传递和传承我国多元文化的功能，增加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内容，践行教育人类学者倡导的实现多民族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6]模式。
（二）中国文化的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视野
人类学整体论强调将文化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全面把握某种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内部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教学中，也需要教师首先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文化系统，不仅构建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要关注中国文化的线性发展。我们在了解古代遗留的优秀文化传统时，也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热点问题，如传统文化的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设置专题进行讨论。
“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途径，其重要前提即在于激发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促使其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行了解和探究其内涵的活动。而众所周知，根据族群认同理论人文历史论文，认同感的激发很大程度上是在族群互动和族群边界的场景中得以凸显的。由此，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也应放置到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和背景中践行，在与他者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在课程中设置中外文化对比研究专题，以促学生从更为宽广的视域理解和反思中国文化的特征，清醒地认知其精华与糟粕。如在关于中国人民族精神和性格专题的教学中，笔者首先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讨论：“在你的感性认识中，中西方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引导学生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思考中西方人性格之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西方人的独立意识犹强，自然而然引申到中国人重集体、西方人重个体的文化差异。笔者再引导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寻找原因，结合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中国国民性研究著作，解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对中国民族性格形成的影响。在中西文化对话的视野中，使学生领悟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7]的真谛。
（三）参与观察中国文化
在西方国家，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课程和课堂就是一个田野作业点，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一门成功的课程是行动和对话民族志的典型蓝本。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参与观察和教师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参与观察都至关重要。
首先，教师兼有教学者和课程研究者身份，可通过参与观察、结构访谈等方式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髡教学方法，还可撰写微型研究报告与学生共享。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不同专业学生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期待值差异，文学专业学生希望其是一个研究型课程，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则希望其是一个偏重知识性和实用性的课程，在教学中便根据专业需求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其次，有效课堂的创造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对中国文化的把握更需要切身体验与感悟。因此笔者在教学中设置了田野环节，将学生分组，每组≡褚桓鑫幕专题，≡裉镆暗愕鞑榛蛲ü网络、文献和访谈等方式搜集材料，最后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展示，其他同学参与评价和讨论。学生们分别选择了刺绣、生肖、饮食、对联文化等小专题人文历史论文，用图片、视频等丰富的形式展示出生动的文化内容。学生们一致认为通过田野调查的文化体验活动，真正掌握了活态的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相比纯理论的课程，参与观察法的运用使学生领悟到，体验文化不仅是知识汲取，更是一种能力的获得。在课堂营建中，教师还应注重主客位视角的转换，丰富教学手段。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倾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体悟，并以局外人的眼光进行价值中立的判断。
三、结语
在人类学者看来，学校课程肩负着人类文化传承的使命。在全球一体化、网络文化发达和现代性危机不断涌现的现代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如何使其充分发挥在大学生中传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一个长期的反思性实践。运用人类学理论方法，转变教学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和手段，仅仅是一个开端。
参考文献
[1]赫屈.文化与道德：人类学价值观的相对性[M].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2]马凌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滕星.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张意.文化与符号暴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7].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北京大学学报，1997（3）.
关键词：语言生态；语言多样性；语言规划；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795（2014）01-0003-0008
1、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著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有人预言：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有人高唱：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文之不存，信以安乎？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即“熵增定律”）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语言生态观
2.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1997）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2008）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1863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见梅德明，2008）。
2.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2001：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oegelin等人（1967）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Hau-gen。1970年8月的一次报告中Haugen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1972）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Haugen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1987）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Mohlhausler（2001）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Martin（2003）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2002）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及文化多样性有很高的相关性。根据Maffi（2001）、Skutnabb-Kangas等（2003）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2002，2003）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2003）。Hornberger（2002）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2010）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Maffi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著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Nettle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Glausisz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Smith对墨西哥北部土著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William Sutherland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但是这种相关性是否呈双向性？换言之，具有高度语言多样性的地区是否也同时拥有高度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性？薄守生、董照辉（2007）认为，“把语言多样性比附于生物多样性更是缺乏根据，生物是自然的产物，遵循的是自然规律，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遵循的是社会规律。”上述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语言的生存、发展乃至消亡的确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紧密相连。但是，语言生态观并没有排斥社会因素。语言生态观不仅将语言的社会因素视为语言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影响语言生态系统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生物生态系统的角度看，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健的生态系统。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是因为人类为了应对其所处的各种不同环境发展出了多样的文化，人类语言生态的共生共荣关系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至关重要。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意味着人类多元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人类一门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
3、语言生态危机
3.1 语言生态事实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2月20日的报告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有一半的语言处在危险之中或濒临消亡。
自上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学者（Crystal，2000；Dixon，1997；Dorian，1989；Grenoble&Whaley，1998；Hale et al.，1992：1-42；Maffi，2000：175-190；Robins&Uhlenbeck，1991）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Grimes，2000；Skutnabb-Kan-gas，2000）。美国《语言》杂志1992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Krauss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Hale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2l世纪末，全球现有6，000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90%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Krauss，1992：4-10；Krauss，1998：9-21；May，2004）。
Crystal（1997）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1，000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200种。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1，000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50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1，000种语言可进入22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2008）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种，文字60多种，其中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历经三百多年，由使用单语过渡到同时使用满语和汉语，到最终放弃满语而转用汉语，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发展原因、社会文化原因和语言活力原因。语言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其存在必须有合适的生态环境。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一旦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该语言的衰弱甚至消亡。满语的濒危是其赖以生存的语言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根本特征和记忆，随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消失，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的记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类的语言生态日益恶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不平衡、不和谐的语言生活令人担忧。目前，全球97%的人使用4%的语种，3%的人说着96%的语种。由于各种原因，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使用者日趋萎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交通及传媒的现代化，以及各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弱势语言陆续走向濒危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语言生态危机致因
语言生态的概念就是语言多样性的概念，语言生态危机就是语言多样性的危机，就是语言的濒危和灭绝。当前语言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为：1）强势语言国家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2）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3）土著或少数裔族语言的濒危与消失；4）方言的边缘化与消失；5）双语社区及双语人的减少与消失；6）年轻人对非通用母语及母语文化表达形式的主动抛弃；7）语言岛和方言岛的沦落和沉没；8）杂交语或混合变种语言的难产或式微。
语言研究工作者往往只看到语言的消失，而未深入研究语言消失的生态原因。Muhlhausler（1996，2000）调查了太平洋圈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状况，尤其是皮钦语和克里奥语的语言系统、历史演变和生存状况。他发现太平洋语言圈的根本问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摧毁语言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是语言帝国主义，而非土著语言数量的减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在200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语言濒危既可能因外部力量所致，如军事、经济、宗教、文化和教育的逼迫等；也可能由内部因素引发，如语言族群对母语的消极态度。内部压力往往有其外部根源，二者都阻碍了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许多土著民族把自己的弱势社会地位与其文化相联系，进而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保留价值，于是抛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以期摆脱歧视，过上稳定的生活，增强在社会中的能动性，以及融入全球市场经济。”
学校教育对语言多样性生态的保护有冲击作用，正规教育具有反传统性。学校教育的统一性模式和标准化范式带来的是工业化、批量化的规格产品，而不是农业化、多样性的个性产品。而国际化教育更是一把双刃剑，国际化教育的结果往往是西方化教育，得到强化的往往是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方法论。
语言多样性受到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今天，语言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减。弱小语言在消失，中型语言在缩减，大型语言尤其是超级语言如英语在加速扩张，挤压了中小型语言的生存空间。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英语成为最重要的沟通语言。世界上约有15亿人使用英语。英语除了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母语外，也是世界上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或第二语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英语作为优先学习的外语。基于全球化的需要，各国在反对英语霸权的同时，不得不主动学习和使用英语。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加快了英语的全球化，目前互联网上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信息载体是英语，网络域名几乎成了英语的专利，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此外，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电子产品说明书用英文撰写，三分之二的科技论文用英文撰写和发表。
3.3 语言生态保护行动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与交流，语言消失速度加快，语言濒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
在对语言生态危机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表现了对濒危语言问题的高度重视。1992年，国际语言学界在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举行的第15界世界语言学大会将濒危语言问题作为大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这是此问题作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语言学会议。1993年，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濒危语言方案》，其中包括《濒危语言红皮书》和《濒危语言研究进展情况报告》，旨在汇集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的信息及其研究工作情况。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交流中心”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1995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会。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会议通过了《国际语言权利宣言》。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批准设立“世界语言报告”项目。1998年，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向各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公开信，要求各国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世界语言报告”。2000年，在德国科隆大学召开的国际濒危语言研讨会，汇集了世界各个国家、地区从事濒危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协商、交换意见，对制定研究和记录濒危语言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序。
语言体现着特定语言社群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思维方式等精神性、观念性的内容，承载着丰富的自然及宇宙知识，包含着人类关于数学、生物、农业、历史、地理、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一种语言的消失必然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一种语言的灭绝，必然导致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湮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了《世界处在消亡危险中的语言地图集》（1996年），修订并绘制了《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2009年），组织成立了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报告。为了广泛宣传保护母语的重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起，将每年2月21日确定为国际母语日。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出台了三个重要文件：《文化多样性全球宣言》（2001年）、《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年）。
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专家会议，会议评价了世界各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项目和推广保护濒危语言的最佳做法，讨论了提高人们的语言忧患意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战略措施。会上David Crystal以Crossingthe Great Divide：Language Endangerment and Public Awareness为题作了主旨报告。2012年9月，“亚欧会议语言多样性论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办，会议的主题为“保护和促进亚欧语言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作为中国代表以“中国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为题，就我国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经验作了专题发言。2012年12月，“中欧语言合作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笔者作了“中国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保护及多语教育实践”专题报告。2013年9月，“东亚峰会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讨会”在新加坡举办，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多语教育：从语言政策到语言实践”的专题报告。
3.4 语言生态危机再认识
就世界范围来看，语言濒危致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语言接触、强势语言挤压弱小语言是导致语言濒危的主要原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小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丧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当然，语言全球化也会引发语言地方化。例如，伴随英语全球化的是英语地方化，世界各地地域文化在英语语言与英语文化的冲击下，产生了地方身份的自我觉醒和自我保护，其结果是成百上千种英语变体――“地方英语”（indigenized English）的产生。
语言生态危机的本质是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消失。PhiHipson&Skutnabb-Kangas（1996：429-452）指出，语言生态研究范式基于全球范围的语言多样性，促进多语主义和外语教学，赋予所有人以母语权利。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母语价值。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一种濒危语言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
应对语言生态危机，改善语言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需要多角度思维和国家政策和技术支持。Pennycook（2004）指出，语言保护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有效地协调自然语言的动态本性与国家语言政策的协调能力。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分析和研究濒危语言时，我们要多角度地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以及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专家学者和有关机构的学术支持和人力参与，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
至今为止，语言生态调查主要依靠语言工作者的田野调查，通常锁定某一目标语言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尤其是锁定某一土著语言或濒危语言，将“活”的语料记录在案、考究分析、归档保存，然后或报告，或会议交流。这种传统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往往只见树木而不见树林，见个景而不见全景，见昔时状态而不见现时状态，从而无法全面、实时、动态地考察地区乃至全球的语言生态，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语言的结构变异和功能变化，因而无法为制定有关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大数据时代及语言数据意识
4.1 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
人类已进人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是指在信息爆炸时代无法在允许的时间里用现有的常规软件工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
随着社交网络、移动计算和传感器等信息新渠道和新技术的产生，如PB级大规模数据量的不断涌现，过去三年里产生的数据量比以往三万年的数据量还要多。截止到2012年，数据量已经从TB级别跃升到PB、EB乃至ZB级别。据估计，互联网上的数据量每两年会翻一番，到2013年，互联网上的数据量将达到每年667EB（1EB=230GB）。这些数据绝大多数是“非结构化数据”，通常不能为传统的数据库所用，但这些庞大的数据“宝藏”将成为“未来的新石油”。今天我们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可处理的信息量相当于我们的DNA用10亿年处理的信息量。整个人类文明所获得的全部数据中，90%产生于过去两年，而2020年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规模将达到今天的44倍。
Mayer-Schonberger&Cukier（2013）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最大的转变就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取而代之的是承认混杂性，关注相关关系。这就颠覆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思维惯例，对人类的认知和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以往的思维决断模式是基于“为什么”，而在“大数据时代”，则已可直接根据“是什么”来下结论，由于这样的结论剔除了个人情绪、心理动机、抽样精确性等因素的干扰，因此，将更精确，更有预见性。
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根据Kelly的观点（1994，2010），宇宙的本质是信息。那么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数据，生物的DNA会消失，而数据化的DNA则永存。Kelly早就预测，未来的人工智能将诞生于由10亿台中央处理器组成的“全球脑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互联网及附属设备一从扫描仪到卫星以及数十亿台个人电脑。这台全球脑包含的不只是笔记本电脑，它还包括数十亿部手机、数十亿部固定电话，数千万台数据服务器，上亿台平板电脑。整个系统有上万亿个网页，每个网页平均链接数十至近百个网页，网页和网页之间形成数以万亿计的“突触”，而这些“突触”每隔两年翻番，形成难以删除的人类记忆。
语言生态是由语言、语言人和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自然.人文系统。如果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数据，那么语言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一种信息系统，构成这一信息系统的是数据。全球语言生态是一个大系统，涵盖所有语系、语族、语支、语种、语言变体、语言人、语际关系，以及语言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个大系统由大量中系统和海量小系统构成，中小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关系错综复杂，形成无以计数的语言信息“突触”，并产生浩如烟海的过程性、交互性、变异性语言数据。
4.2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方式
产生于通信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大数据使人们得以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和共享语言信息，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让数据说话”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八九不离十”的思维方式。
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思维，全球性思维需要由全球脑来支撑。在小数据时代，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在大数据时代，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头痛可医脚，脚痛可医头；宇宙只有统一的法则，而没有中心，形成的是点对面的网状相连关系，而非点对点的线性因果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之道是群蜂之道，信奉群体规律和集群智慧，众愚可成智。群体规律是大数据定律，大数据定律也是必然定律，由无形之手操纵。网状世界，没有中心，没有边缘，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周而复始，互为因果。大数据可避免偏见，消除纠结。人们不受时空和形式的限制，全天候、全方位地进行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
以大数据理念观察事物，世界的均衡是暂时的，流变是必然的，均衡的生态系统是僵死的系统，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绚丽多姿的系统，是开放多元的系统，也是不断流变的系统。
以大数据视角看待语言生态，就是以网状的整体论和循环论观点看待语言和语言数据。数据不仅是名词和代词，更是动词和介词，甚至是助词、副词和修饰词。数据既是逗号和句号，也是引号和问号，甚至是省略号和惊叹号。数据既是因之果，也是果之因，甚至是一种多重叠加的并行关系或串行关系。
4.3 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模式
大数据和云技术使追求全样而非取样本数据成为现实。面对海量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使我们并处物质和数字两个世界。
大数据具有四V特征：第一，数据体量大（Volume）；第二，信息类型多（Variety），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片、社交网络、地理位置等；第三，价值密度低（Value）；第四，处理时效高（Ve-locity）。数据处理的云计算技术为数据资产提供了保管的场所、访问的渠道和采用的空间。盘活并使用数据资产为语言生态研究、维护和改善提供了保障。
2．设计：包括工程设计、产品设计、规划设计、软件设计等。
选题的原则1．必须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基本要求，能使自考生受到全面的科研和专业基本训炼。
2．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密切联系科研、生产、实验室建设或社会实际，促进学、研、产的结合，增加课题的应用价值。
3．体现多样性原则，以满足不同学科、不同方面的科研实践训练。
4．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能充分发挥不同水平自考生的创造潜能。
5．深度、广度和难度要适当，自考生经过努力都能按时完成任务。
自考生的任务1．拟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方案，并签署《贵州大学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诚信责任书》（附表）。
2．认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初稿，并按时交给指导教师评阅；按指导教师要求，对毕业论文（设计）进行认真修改，以达到一定质量并定稿。
3．负责将本人的毕业论文（设计）所有资料整理后交学院。
对自考生的要求1．要高度重视设计（论文）工作，并明确其目的和意义。
2．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过程中，要尊敬老师、团结互助、虚心学习；要勤于思考、敢于实践、勇于创新。
3．严格遵守学校、院及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校外进行设计（论文）工作的要遵守所在单位的有关规章制度。
4．必须独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严禁抄袭他人毕业论文（设计）和已发表的成果或请人代替完成，违犯者按作弊论处。
[关键词]社会实践 高校教育 新时期 文科学生
[作者简介]申红星（1978- ），男，河南辉县人，新乡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河南 新乡 453003）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4（2014）20-0161-02
目前，国内众多高校在文科学生中纷纷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锻炼文科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可以起到社会实践一般意义上的功效，而且对高校文科学生能力的培养具有特殊价值。本文拟围绕社会调查对高校文科学生的功用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进一步提高高校文科学生的能力水平，强化当代高校文科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社会调查实践对新时期高校文科学生的重要作用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增强其研究能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有利于学生在社会调查实践中收集本学科研究资料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潮流是跨学科的融合研究，很多人文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文化学、旅游学等，其研究视野不再拘泥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而是提倡跨越学科的界限。而开展这些人文学科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提倡进行社会实践，在实践当中获取本学科的研究资料。例如，历史学研究主张改变过去研究大多集中在帝王将相以及少数的精英人物身上的状况，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而开展这些内容的研究，仅仅依靠传统的官方史书资料，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不断开辟新的资料来源，将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以满足史学研究视角转换的需要。同样，社会学研究也常常需要运用到历史方法和跨文化的比较方法，需要与历史学、文化学等密切结合。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让他们利用节假日时间走出课堂、走出校园，到社区之中，到村落田野之中，收集一些地方性研究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政府档案、统计资料、族谱、碑刻、民间文书等文献资料，而且包括通过访谈获取的口碑资料。这种通过社会调查获取资料的方法，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如顾颉刚、梁方仲、等，已经广泛使用。当前在文科学生教育中采用这种方法，对于丰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现课堂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结合，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实践中收集与整理的资料，必为高校文科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实现学术创新打下牢固的基础。
（二）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知社会，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
现今高校教育培养的是兼具一定理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高校文科学生，由于其专业特点，实践机会相对不多。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情况，让他们走出校园更好地感知社会，特别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来自社会的资料。在高校文科学生学习中涉及很多资料理解问题，对于来自社会的资料的理解除了有一定的文献功底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例如，历史学专业涉及对基层民间社会资料的理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民国时期的各种慈善组织、公共组织等资料；社会学专业涉及对档案资料等的理解。尤其是一些从乡土社会中收集到的地方性社会资料，只有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社会调查特别是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寻找地方性材料是第二位的，更好地理解、感知、解读这些来自社会的资料才是最重要的。
（三）有利于开阔学生视野，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
在对高校文科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学位论文的指导是很重要的部分。而当前高校文科学生在学位论文撰写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位论文如何选题。很多文科学生普遍反映很难找到具有创新性的论文题目。一些学生为了完成论文撰写工作，不得不选择一些别人已经研究过的题目，造成“炒冷饭”的选题现象。论文选题面临种种困难，必然会直接影响学位论文的质量，导致很多本科生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可以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通过社会调查活动，再加上教师的引导，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进而增加论文选题的多样性。例如，当前历史研究的趋势已不再是开展整个国家层面上的宏大叙事研究，而是强调日益精细、日益细致的区域个案研究，提倡“以小见大”，关注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社会实践之中有取之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料，鼓励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必将在很大层面上提高学生的历史研究与创新能力。在社会调查活动中，学生可以接触到许多与社会发展、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以及民风民俗问题，这些素材经过分析、提炼，都可成为历史学专业学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依据。这样写出来的论文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时代感、现实感。
（四）有利于培养学生爱乡爱家的情感，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一般都鼓励学生利用节假日时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社会实践、田野调查，或开展问卷调查，或集中收集政府档案、统计材料、族谱、碑刻、往来书信、契约等地方性资料，并进行访谈。对家乡进行社会调查，可提高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的兴趣，增进学生对家乡所在地的了解，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发展状况，培养其热爱家乡的淳朴情感。同时，开展社会调查的过程，也是学生初步与社会接触，不断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认识社会现实，锻炼他们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其与人沟通的能力，从而为其将来步入社会、融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的具体策略与方法
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非常必要，其作用也十分重要。然而开展社会调查实践，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方法。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一）在社会调查之前，应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开展社会调查工作，不是盲目地开展，而是应有一整套的计划和实施方针。首先，要求学生在开展社会调查之前，对社会调查的时间、地点、目标、内容、实施方案、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面临的困难等，进行通盘的考虑和准备。其次，在明确社会实践地点之后、实践活动真正开展之前，认真阅读与此地点相关的社会文献资料，比如地方志、相关档案资料等。再次，开展社会调查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查器材的准备。如前所述，进行社会调查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收集地方性的相关文字资料和口碑资料，这就需要准备一些必不可少的现代器材，诸如数码相机、录音笔、摄像机等电子器材，应将其充好电源、调试完毕、妥善准备。最后，开展社会学方面的社会实践，需要尽早开展对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以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之用。总之，社会调查开展之前的准备工作异常重要，这将直接影响社会调查的正常开展以及调查的效果与质量。
（二）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调查记录尽量全面、完整
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值得高校文科学生注意。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比如，对一个村落开展调查，需要我们收集一些访谈资料，那么究竟应选择哪些人进行采访呢？一般来说，应选择那些上了年纪的、有一定文化知识、当地消息灵通的人进行采访。因为这些人在当地生活的时间较长，对当地的了解相对较多。为了更好地进行沟通，学生还应掌握一定的与人沟通的技巧，让陌生人愿意敞开心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实践工作的顺利展开。采访过程中，还必须注意认真记录，对于采访的时间、地点、内容都应认真加以记录，最好能对谈话的内容进行同步录音。另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做的记录，应尽可能全面、详细、完整。如对调查的确切时间，调查的事件、人物、结果等的记录，都应非常完整。因为这些调查都是不可回续的，不可能等到调查结束之后，发现有缺漏的地方再回去补救。所以，在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应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三）在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应迅速做好总结，撰写调查报告
社会调查实践结束之后，需要对此次社会实践及时做出总结，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写社会实践报告。社会实践报告是在对社会某一专题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社会实践，学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应在此基础上对所调查的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社会实践报告兼具实践性和告知性，结构应完整、严谨，论述的语言也应严密、精练。一般来说，在社会调查完成之后，应立即撰写社会实践报告。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活动刚结束之时，自己的直观感受最为真实，很多社会实践中的认识也最为深刻，此时进行社会实践报告的撰写，时效性最强，记录也最为完整，不会有太大的疏漏。否则，若是在实践活动结束一段时间后再去撰写社会实践报告，那么很多实践过程中的感悟、认识等都会或多或少地遗忘或缺失，留下很多的缺憾。
在当前高校教育日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背景下，在高校文科学生中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无论是对学生理论素养的提高，还是社会实践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开展社会调查活动时，应注意一定的策略与方式。在调查活动开展之前、过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而言，需要与时俱进，在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紧跟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潮流，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如果条件成熟，教师最好能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与学生共同讨论实践活动的结果，真正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以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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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时代；保护；宣传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79-01
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刚刚起步，且与见“物”为主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选择更注重如何留住看不见的文化传承，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个新兴遗产名录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该《公约》和名录体系寻找一定的方法，促进处于濒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的延续。同时各国应该制订宣传计划、教育计划和科学研究等活动，鼓励社区和个人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振兴中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和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宣传
计算机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随着技术创新，数字化技术应运而生。数字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多优势，但数字博物馆不是万能的，它的数字化技术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也将具有“活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历史定格，参观者了解到的也只是固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活态的、变化的文化现象，这对参观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综合性的命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片面强调记忆工程或以人为本，应该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联系的各要素做通盘考虑，在加强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中与之息息相关的其他因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方法和原则不是僵死的，要根据文化遗产项目的具体情况，根据区域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在遵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对文化遗产规定的具体方针和政策的条件下，对保护原则与保护方法灵活运用，不能拘泥于一种形式或方法。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理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庞朴、朱维铮等学者都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行了辨析，几位学者都认为文化传统是“活文化”。文化传统是活态的，其在民族共同体中产生、传承、延续，文化传统中蕴含着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传统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标志。近年来，“祭孔”、“祭黄帝”、“祭炎帝”等活动在各地悄然兴起，这是中华儿女通过这种形式在表达自己对民族和祖先的情感，是文化上的一次次寻根，表达了他们在心理上和组织上的各种诉求。只要民族的文化不断，民族精神就不会断，民族文化传统在延续，民族精神就会延续。
（二）有利于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如我国东北和西南等少数民族的衣饰文化，云南地区保存有树皮衣制作技艺，即用“见血封喉”树的树皮制作衣服；北方黑龙江地区保存有鱼皮衣制作技术，这些技艺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实用价值，但这些少数民族保有的树皮衣和鱼皮衣制作技艺是鲜活的历史材料，能够生动地反映各民族文化的特异性，证明民族发展的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它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证明功能是任何语言、文字都无法代替的。留存这些文化创造，就是留存民族的文化记忆，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宣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起步时间晚，法律和制度还没有建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民族精神的延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构建文化和谐的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文化遗产见证了民族或地区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历程，体现了民族文明发展的高度和社会的进步状态。19世纪以来，人类对自身文化遗产创造的认识轮廓日渐清晰，并在100多年来的保护历程中形成了一套渐趋完整的保护框架体系，文化遗产的类别也从单纯的物质性文化遗产逐渐跨界到双遗产，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并衍生出了线性文化遗产，比如乡土建筑、记忆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新形式，日渐丰富的文化遗产已经不仅包括历史的馈赠，也涉及当下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起居饮食等。总之，多样的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形势所需、时代所需和文明发展所需，文化遗产已经融入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c发展关系着现实的国计民生，关系着国家文脉的传承，更关系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新宇.试析新媒体时代的大众文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4）.
一、花儿的活态研究
花儿活态研究是本次论坛的一个亮点，它突破了以往研究多集中在花儿唱词格律、花儿民俗以及社会功能、民族特征等方面的固态研究视域，更多投向对花儿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转型、时代精神的理解。
李健彪、穆建婷的《全球化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与传承》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效率成为优胜劣汰的唯一标准，但“文化例外”。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的“优胜劣汰”法则不适用于文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多样性、民族多样性之重要保证，花儿保护与传承应尊重花儿自身传承规律，花儿保护应坚持“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化’保护”、“以人为本”、“原生态保护”、“民间事民间办”和“保护与利用并举”五项基本原则。郭德慧教授在《草根艺术――当代文化生态中花儿的传承与发展》中指出：当下花儿的发展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有的旧面貌，总要随时展发生新的变化。探寻花儿的传承机制和维持运作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从关注音乐本体的民间音乐研究方向向不仅关注音乐本体，更应强调音乐背后的文化联系的音乐人类学进行转换，从而将花儿研究置于大文化背景下予以关照。马东平、严国芳《社会转型时期花儿文化现状》一文从转型期间花儿文化所呈现的“市场化运作”、“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文化生态的破坏”以及“花儿的城市化进程”等几个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述描，指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处于一种绝对封闭和静止的环境中，它总要与外来文化相互接触、碰撞并在融合中发展变迁，这是一个自发的、无意识和缓慢的过程，当民族文化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各种人为因素作用下，民族文化的变迁速度会加快，程度会较激烈，花儿文化在此背景下的巨大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范例和参照。彭金山教授的文章《目前，我们如何保护花儿》指出：“坚持活态保护和静态保护相结合的原则”，“摸清花儿历史和现状，把既有的花儿作品全部记录下来”，并“研究新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花儿艺术发生的变化乃至变异”，“一方面要保持‘山场文化’的原生态性，使‘本色花儿’与世共存；一方面与旅游文化结合，使传统艺术在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下焕发新的活力。青年学者王贵生博士在他的《精神牧园：花儿会的现代意义旨归》一文中，借用解释人类学和结构人类学的观念认为：在理解、认知和体认花儿保护过程中应把主要目标和对象集中在花儿“主位语义场”――花儿会的氛围之内，对花儿群体的认知给予更深层面地研讨。同时应清醒、辩证地对待由行政、商业、学术构成的“客位语义场”在花儿生存环境、发展方向与价值体系中的作用和对花儿保护产生的影响。白晓霞的《性别社会学视野中“花儿会”活动的保护与发展问题思考》中对“花儿会”现代语境中农村女性这一主体性骨干力量进行了审视，提出为农村女性营造良好、健康的“花儿会”文化生态环境，是促进“花儿会”活动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徐富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及实践中的误区探微――以花儿和花儿会为例》，邢燕燕《现代化与“原生态”的冲突和悖论――人类学视野下花儿传承保护的再思考》等文章，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以“花儿会”研究为切入点，结合现代文化生态现状，对花儿传承、保护提出了宝贵的方法和建议。
二、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探讨
花儿保护、传承与创新是本次论坛的热点和焦点，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半数以上都是围绕此议题展开讨论的，充分体现了花儿申遗成功后，学者们对花儿今后的发展给予的高度关注。
民俗学家柯杨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一文强调指出：花儿入选名录只是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应“树立大花儿文化圈意识，取消我的、你的、他的相对狭隘意识，转变为我们大家的、中国人民的、全人类的开放的、包容性很强的新观念”。在花儿保护中，“既要关注花儿的优质基因的控制、提炼和传承，又要关注其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本着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大力发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的协作，以利于花儿文化整体性的保护，克服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片面现象，尤其要提防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错误倾向，把花儿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加大对花儿传承主体――民间歌手的关注力度，在保护花儿原创性的同时，鼓励艺术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温州大学王文韬副教授在《“花儿”保护的若干思考――关于“‘花儿’文化博物馆”的构想》中指出中国歌谣词曲的发展是一部漫长的民俗画卷，田野工作的开展不能以民俗文化的剥离为代价，针对当下“花儿”传统文化空间的不复存在，及其文化内囊渐空，内涵缺失之现状，提出了借鉴古者《诗经》、《楚辞》、《乐府》之所为，创立“‘花儿’文化博物馆”，遵循力保“花儿”艺术相对“本真”之原则，运用“跟踪调查”，“三重证据法”等相对科学、合理、可行之方法对“花儿”艺术进行行之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除此之外，韩宏《乡音乡情花儿育新人――浅谈宁夏“校园花儿”的理论与实践》，周亮的《高校教育传承花儿探究》，魏登贤的《浅谈语文教学对花儿的保护和传承作用》以及孔德云《让临夏花儿走进音乐课堂》则从传统音乐的学校教育层面，将花儿保护与传承和学校教育相结合，为花儿的保护与持续发展提供了另一思路和途径。
花儿研究家王沛《好花儿漫红了天下――花儿“歌王”“皇后”艺术成就述评》通过对河州型“花儿王”朱仲禄、王绍明、“皇后”苏平及洮岷型花儿“歌魁”丁如兰艺术成就述评，为我们展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花儿演唱领域各民族歌手的传承路径，旨在强调花儿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艺术形式。作者严肃指出：当下系列的所谓“花儿王”、“花儿皇后”评比显得过于轻率和随意，政府应给予合理引导，并呼唤新一代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歌王”、“歌后”的出现。
同时，武宇林博士《宁夏“花儿”歌手现状调查报告》，冯岩《论西北“花儿”的传承保护及其传承人――兼论西北花儿传承人赵存禄及其“花儿”长篇叙事诗〈东乡人之歌〉》，戚晓萍《民族志方法与“花儿”研究》等文章分别对花儿“传承人”历史、现状及传唱风格等探究，旨在突显花儿活态传承载体――“传承人”在花儿保护、传承及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期得到政府、研究机构、学者的扶持与重视，促进花儿事业的长足发展。
此外，陶柯的《谈如何做好申遗成功后的花儿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严国林、马桂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河湟“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为例》，陶雨芳、王莲喜的《对六盘山花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思考》，雷侃的《育得根深叶茂“花儿”红――宁夏回族山花儿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方式初探》，吴晓梅的《二郎山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季绪才的《关于岷县花儿保护的几点思考》，包海燕的《关于对洮岷花儿保护和发展的思考》，张润平的《也谈如何做好花儿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等文章结合地方“花儿”现状，或从宏观，或从微观之角度对如何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花儿”提出了独到、新颖、具有时代性、建树性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三、花儿研究新成果与其他
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选题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拓宽，研究视野较过去更为宏观，主要涉及花儿的研究方法、花儿艺术的朔源、花儿原有研究成果的梳理、花儿文化产业的开发、花儿传承源流等诸多理论成果，突显了“实用性”特征，为今后花儿理论研究领域的拓展具有参考意义。
赵毅的《打造“花儿”品牌促进经济发展》指出，加强对外宣传，并与旅游业结伙搭档，举办“花儿会”、“花儿”演唱比赛，调动各地、各民族花儿品种集中展示，吸引国内外游客，促进经济繁荣，这不仅是“花儿”传承发展的一项强有力保护措施，更是其经济、艺术价值的彰显。徐光文则在《依托花儿之乡优势做大做强花儿产业――对新时期花儿发展与创新的思考》中提出，“花儿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文化产品。我们要坚持走民营化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按照‘谁投入、谁受益’的原则，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文化投资、融资机制打造花儿产业。景生魁《关于西北“花儿”的传承与创新》提出打造中国“西三角”经济带，构建“花儿”保护的地域框架，从生态循环经济中发挥民族特色，使“花儿”在困境、危机中开拓创新的建议。
另外，张君仁博士的《1949年以前的花儿与花儿研究――〈花儿学术史〉研究之一》对1949年以前有关花儿的记载与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指出：各时期“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收获，为花儿向外传播及研究的初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为今后花儿史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巨奇君《花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将花儿研究分为“收集整理”、“形态研究”和“深入研究”三阶段基础上，认为，今后“花儿研究”应回归田野，超越“花儿本身”，重视花儿生存之“大文化空间”和“大社会背景”之间的深层关系。马晓红《“花儿”保护的多学科合作初探》中花儿研究多学科合作方式的提出，为花儿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供借鉴的理念与方法，作者认为：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特征，而不同侧面及不同层面的研究，是多学科合作之基础，这有利于“花儿”的全方位、高层次研究。魏泉鸣先生《中国花儿源流批评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花儿源流研究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源流”问题应严格区分，但也允许、同意流变现象的发生，不应封杀一家之言，但各言辞应有自己之依据，在争鸣中促进花儿研究的交流与发展。李恩春《西北花儿≠西北一般民歌――略论花儿保护中演出、出版、宣传的科学性》演出、出版、宣传花儿应在正确认知花儿“属性”与“个性”基础上，对花儿“名称”、“内容”、“格式”、“引腔”、“体裁”等方面有所探析。此外还有李U的《关于编撰〈中国“花儿”大全〉的构想》和汪鸿明的《必须树立严谨务实的“花儿”研究作风》也分别提出各自关于花儿保护的建议和想法。
“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保护论坛”不仅是对近年来花儿保护研究理论成果的一次检阅，同时也为诸多学者探索、共商花儿保护新思路、新途径、新机制和新方法，确保多民族共创、共享之花儿理论研究深入发展提供了一次学习交流机会。无疑为今后“花儿”长足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和养分，在“花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论文摘要：作为有着数千年农业立国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而随着现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文化建设成为时代的要求，如何将此要求与优秀民间文化建设结合起来，这既符合文化传承的一半规律，也是现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1优秀民间文化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建设目标和要求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勾画出了美好蓝图。这个思想体系中，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农村文化中的民俗、民族语言、生活民居、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民间曲艺、民间杂技和各种传统技艺等丰富的民间文化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新文化的根基和源泉，是农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今的农村文化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丰富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被忽视，遭到冷遇，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贫乏。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在农村，文化的多样性也在农村。它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因此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保护我国的文化多样性，保存我们民族的文化根基的迫切需要。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对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民间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研究。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走遍山东、山西、河北、安徽、浙江等7个民俗文化集中呈现的省份，而一些有悖于我国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保护的现象让他痛心疾首，因此他振聋发聩地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把‘新农村’变成‘洋农村’”，要注重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很多有研究者提出，民间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根基；民间文化形式多样，有利于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民间文化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利于弥补农村文化建设专业工作人员的不足的困境，便于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传统民间文化建设有利于发展农村民办文化；传统民间文化建设需要的经费投入少，可以减轻政府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压力。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民间优秀文化为支撑。
那么，如何结合民间文化在农村中的生存现状，开展民间文化的保护，以真正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2民间文化在农村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全球化威胁民间文化多样性存在
经济全球化对民间文化的冲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当前全球化是伴随着西方的经济理念、管理模式、价值观念等内容共同推进的。为了在全球化中取得优势，我们必然要求自己在宏观和微观中都按照当前最先进的相对统一的经济、文化理念生存和发展，甚至按照与此一致的价值观进行思考。从这一点这就能解释为何现今好莱坞的大片可以在全球大行其道，麦当劳、肯德基、沃尔玛在全世界分店林立。经济全球化对民间文化的另一个冲击是过度商业化，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民间文学、戏剧、曲艺、诗歌、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美术、建筑、服饰、器具及传统节日、庆典活动和民间工艺、民俗活动等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商业化的过度开发和滥用，人为的损毁和扭曲，个别地方甚至已损害到“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的程度。
2.2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堵塞民间文化的传承通道
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大军的产生。前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农村人口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生存方式决定思维方式”的原理，城镇化无疑取消了传统民间文化的存在土壤。
同时，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以农民工形式涌入城市后，使得农村的“留守”人口以老人和儿童为主，对于民间文化而言，出现了最为直接，也最为严重的损失，它失去了传承者，老一辈的艺人、工匠无法通过传统的“口口相传”、“手手相传”方式将自身的技艺传下去。
2.3民间文化自身“现代化”变革不足
理论上来讲，面对上述两个困难，民间文化并不意味着必然的萎缩和消亡，作为一个名族最为深刻的印记，文化根植于民族本身。故而，振兴民间文化不能一味要求国民以“怀旧”的情绪面对民间文化，其生存和发展有待于自身的“现代化”变革。当然，在此笔者需要指出，这种“现代化”变革绝对有别于上文提及的过度商业开发，而应将民间文化的内涵形式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在这一点上，韩国（以“江陵端午祭”为例）的许多方式值得我们学习。
3促进民间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以江苏镇江为例
镇江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一座著名的江南文化名城，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着“真山真水”的独特风貌，自古便以“天下第一江山”而闻名遐迩。
镇江具有以白蛇传传说、《华山畿》和华山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南乡田歌、古琴艺术为代表的民间音乐，以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以玻璃雕绘画、上党挑花、扬中竹编为代表的民间美术，以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及唐老—正斋膏药制作技艺为代表的传统手工技艺，以金山寺水陆法会为代表的民俗。以针作笔的正则绣、工艺精湛的竹编、“乱趣”的邮贴画更是称为镇江民间工艺品“三绝”。可以说镇江的民间文化底蕴深厚，品种丰富、源远流长。
如何使得这些优秀的传统民间文化有效融入现代的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一下几点：（1）加强农村民间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要坚持地域性、传统性、生活性、“百花齐放”、“原汁原味”、“弃粗取精”等原则;（2）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3）加强领导重视程度，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合理保护开发民族民间传统文化；（4）加强农村民间传统艺术人才和文化骨干队伍建设，传承和发展民间传统文化；（5）鼓励、扶持以传统民间文化为主的农村民办文化；（6）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利用经济杠杆调动社会积极性；（7）加强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订民俗文化保护政策，科学合理地制定文化保护规划；（8）加快民俗博物馆建设，提高民俗文化保护的技术含量；（9）采取的措施保留和改善民俗文化活动场所，举办相关民俗文化活动；加（10）强民间文化的调查，加强宣传，提高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梅亮.论城市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20
关键词：园林设计；城市园林；不足；建议
园林绿地是城市生态、环保、景观、文化、休憩和舒缓空间、减灾避险的重要保障。论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园林建设已成为城市建设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城市园林建设能否适应城市的发展和要求，如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将成为衡量“宜居”的重要尺度。
1城市园林建设的意义
1．1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美化环境。改善城市面貌城市园林绿化的首要任务是改善生态环境。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有害气体释放到大气中，严重污染了空气。绿色植物能够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减弱噪音，调节城市温度，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因为城市绿化是物质文明的体现，也是城市精神文明的象征。城市的园林绿化布局合理，设施配套齐全，建筑精美，管理完善，运转有序，加上绿茵遍地，繁花似锦，四季葱翠。在这样景色美丽、生态环境和谐的城市里生活，人们的身心将更健康，精力更充沛，创造力更旺盛，必将促进社会文明，经济繁荣，使城市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因此，城市园林的建设规模与建设质量同城市环境的改善密切关联。
1．2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现代园林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决定园林发展形式与内涵的同时，园林也变成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将园林绿化的发展作为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的先期性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济、文化带动了园林建设的发展，优美的环境又带来了经济、文化的繁荣。
2我国园林设计存在的不足
2．1简单设计复杂化不少行道绿化和城市空地，实际上只需要简单设计．甚至栽上几排树。毕业论文简约有时更能体现身份，朴素本身就是理念。设计者冥思苦想追逐所谓“亮点”，表面文章做多了却显浮躁和好大喜功。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设计都要简单。
2．2寻求猎奇的世俗化、潮流化正如前些年北方园林江南化成风一样，近几年欧风、日风、洋风又光顾全国，当然这其中不乏成功的作品，但作为一种潮流和时尚，势必走向
世俗。
2．3设计标准的侈豪化大量使用花岗岩、大理石、不锈钢、玻璃幕、高级灯具、进口喷泉等昂贵材料，少园林之美，多暴富之嫌。
2．4广场设计的八股化低头是铺装(加草坪)，平视见喷泉，仰脸看城雕，台阶加旗杆，中轴对称式，终点是政府。硕士论文干孔一面、大同小异。忽视了广场休闲、纳凉、交际等社会功能。草多树少，大而不当，堂皇有余，朴素不足。
2．5绿荫不足硬质化大树少、铺装多。铺装、池底、驳岸等混凝土化，阻隔地气，不透水、不环保。
2．6小区景观展示化居住小区有限的空间左一个“威尼斯水桥”，右一个“爱奥尼柱式”，形象张扬显示华贵，环境排场取悦参观者，却扰得居住者不安宁。
2．7集中绿地的架空化随着小区功能的叠加，一些设施进入地下。但是，把集中绿地全部架空，建车库、商场、俱乐部、游泳池，连同周边楼座也下挖几层。绿地变成了不接地气的大盆景，从长远看无法保证生态健全。
2．8构图理念的非哲理化平白无故地出锐角、加楔形、破轴线。片面理解“解构主义”，形象横眉冷对，尺度比例不当，秩序和思维混乱。
2．9置景手段的舞美化把影视置景和舞美处理搬到园林里来，其中有些艺术质量尚可，并为园林注入了一些现代意识和原生态概念。但是如果每每皆是竹篱茅舍，断垣残壁、寒窗瓦窑、鱼网井台，必将丢掉园林的本分。
3目前我国城市园林设计的应遵循的原则
园林不是简单随意的栽树种草，推山开湖，而是一种艺术。确切地说就是在一定的地块上，以植物、山石、水体、建筑等为素材，遵循科学原理和美的规律，创造出可供人们游憩和赏玩的现实生活境域，并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是城市建设的产物。它是一门综合的造型艺术，主要以活生生的植物为造型构图材料，而且它是一个“三维”的时空关系体，设计以“适用、经济、美观”为指导思想。
3．1科学规划、注重细节。做到宏观与微观统一的原则
“城市在园林设计时，首先要把握鲜明、准确的立意，确定科学的规划，把项目放到整个城市或区域环境中，结合现状对其性质、功能和形式准确定位；做好构景要素之间的协调、园林绿地与周边环境及整个城市绿地系统的协调；园林建筑和小品在形式、体量、尺度、色彩、质地上必须服从周围环境需要，与其他景物协调统一。园林布局要主次分明、承上启下、前后呼应、烘托对比，使景物相得益彰。规划确定之后，细部决定成败，园林尤为如此。匠心往往要透过细部传达。园林作为一种“强迫艺术”，随时在接受游人的品昧和评说，就要经得住推敲。景区往往要“不经意拈来”，细部却要“娓娓道出”，这些功底对设计者、施工者都至关重要。事实上，有许多城市正是运用了宏微结合的辨证方法而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合肥市就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合肥市城市园林绿化的方针是以面为主，医学论文点线面结合。宏观上以居民区、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等面上的绿化为基础，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同时利用护城河建成城市公园，形成了环绕旧城区的绿色“围墙”，改善了旧城区的生态环境。微观上打破块状公园的概念，将城市综合公园解体渗透到城市的每个生活空间中，提高了基础绿化的艺术性；对组成环城公园的“包河⋯银河⋯稻香”等景区部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设计，使之四季有花四时有景，各具特色各领，充分体现了传统造园的艺术境界和文化内涵，成为真正的园林艺术而不只是简单的绿化造林。同时重点搞好城市的血脉——道路广场的园林绿化，建成若干条有静有景、优美舒适且富有安全感的园林路，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发挥多种功能，取得较好的综合效益。合肥市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宏观与微观完美结合，兼顾绿色环境质和量的风景园林才是现代城市园林发震的主流。
3．2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原则因地制宜就是要依据绿地的地形、地貌和周边环境造景，既经济节约，又做到横有起伏具韵律，纵有层次富变化，避免平直呆板。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财力有限，不能追求奢华，盲目照搬西方国家那种营造大规模园林绿地和森林进入城市的做法。我国现阶段城市园林设计主要任务是改善人居环境，协调城市生态系统，确保居民的身体健康，应以“林荫型”绿化为主导，加大道路、小区、游园及广场的遮荫效果，增加绿地的色彩，变“平面型绿化”为“立体型”绿化，扩展绿化的范围，发展垂直绿化、屋顶绿化、阳台绿化，构造城市空间的多层次绿化格局。
3．3植物造景为主的原则通过植物的多样性营造景观的多样性。植物配置要形成以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结合的复层混交绿化模式。运用植物的生命美、色彩美、姿态美、风韵美、人格化、多样化的特性，平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结合，彩叶树种与常绿树种配置，使绿地在四季的静态构图中，呈现季相的动态变化，达到三季有花，四季见绿，形成多样的生态环境，优良的植物立地条件，贴近自然的地形营造，良好的植物群落，生态化的种植方式和多样性保护，适度的园林小品，完善的园林设施，有效的自然保护，完美的生态环境。
3．4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结合原则设计既要符合生态学原理，叉要遵循美学法则。通过科学配置植物，应用“巧于因借”等造园手法来体现园林诗情画意的文化品味。达到生态性与观赏性的统一，绿与美的统一，服务功能与艺术价值的统一。运用好比例、节奏、对比、谐调、对称、平衡、稳定、动势、直曲等形式美规律营造园林的意境美。布局构图宜自然，树木整型修剪规则美与树木天然美结合。
3．5以人为本原则绿地设计要满足市民的需求和多样化的审美情趣，绿地要体现可融人性和可参与性。发挥好园林给人蔽荫、欢愉启迪、陶冶性情、慰藉心灵的作用。
3．6地方特色原则要根据自身地区的自然环境、物候和地域特点出发，将城市历史文化融入园林设计。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园林。在满足当地地形地貌和生态群落基础上，职称论文尽量采用和保留原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引入与当地生态条件和景观相适应的各种植被。
4结语
城市园林设计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设计基础是美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林学、植物学、环境生态科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知识。所以，在为城市居民营造一个舒服、美丽、安全的城市环境时应注重综合利用各学科理论来指导城市园林规划设计。
参考文献
[1]赵兵．宏观化与微观化—转型期中国城市园林设计的理念[J]．城乡建设，2004(8)．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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