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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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一日生活离不开家庭与幼儿园.这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的基本结构，父母的关系，家长的教育观念无一不影响着幼儿自身的心理变化.对学前儿童社会性适应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幼儿在家里依赖父母，在幼儿园依赖老师.因此，如果幼儿所处的环境是不融洽的.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的良好发展.父母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关心爱护孩子，使孩子得到足够的母爱和父爱的温暖.有些家长因为工作忙造成和幼儿的交流时间过少，不够关注幼儿等问题.并且很少真正从孩子兴趣出发考虑，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从而致使幼儿产生攻击和反抗.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要帮助其通过合理的方法宣泄出来，减轻幼儿的心理负担，使其获得平衡的心态，不至于在心理上或身体发育上形成障碍.在幼儿园里，教师的行为容易引起幼儿的模仿.教师教育幼儿时的言行举止非常重要，教师可能觉得是无意的一次训斥幼儿，动机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导致幼儿形成自卑、孤僻的心理.幼儿园的各项活动的规划是否符合幼儿成长的需要，也会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形成.教师的病态人格将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情绪不稳定的教师所教的班级里，出现人格障碍的学生人数也较多.这些细微的过程贯穿幼儿成长阶段的始终.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2.1在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渗透
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因此,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应充分利用一日常规生活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游戏是贯穿始终的.幼儿园教育倡导玩中学：“活动游戏是独立性培养和合群性养成的极好手段.”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维护心理健康.并从中学习到如何与同伴和谐相处.通过这种具体且形象的活动方式,幼儿的心理不断地得到成长与发展.作为教师也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活动当中，并要预防幼儿抵触情绪的产生.教师也应该多表扬幼儿，幼儿往往渴望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喜爱.并从中获得信心“.在有些具有较强规则的游戏里，孩子们还能够学会如何对待挫折，面对挑战，这些游戏都有助于孩子们品质和意志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教育活动，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渗透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每天都在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教师要牢牢把握住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渗透性教育.将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从原始的在书本上的教育，延伸至其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幼儿园的进餐、午睡等生活活动进行随机教育.设立生活角区域角，开展角色游戏.通过做游戏，唱儿歌，讲故事等多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通过与同伴在游戏中协助、分工、合作、谦让等,锻炼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对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很大促进作用.让每个幼儿养成健康的心理，不放弃任何一个幼儿.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是我们幼教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2.2良好心理环境的建构
生态学指出，要把幼儿的心理发展放在多个心理系统中并加以整合.而幼儿发展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家庭中，一个幼儿园中.而是特指那些以人际文化为主要元素的人文环境.除了必须保障幼儿人身安全的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幼儿心理环境安全的保护.教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不要过多的厉声责备幼儿.尽管他们的心理年龄尚且还小，但是他们对这种安全的心理氛围的要求也就尤其重要.我们作为幼儿最依赖的人，更应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觉得幼儿年龄尚且比较小，不懂事.就可以不顾他们的心理想法，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而是应该多鼓励、表扬幼儿，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对于问题突出的孩子还要和家长联系，咨询专家，进行心理治疗.
2.3幼教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据笔者了解，现今我国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还不是很高.很多学前教育缺乏新的师资力量，原有的教育理论还在比较低的水平.幼儿教师一般而言，基本是一些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的.相对别的国家来说，还存在十分大的差距.她们对于儿童表现的心理特征不能很好的进行分析与矫正.也更没有能力来预见和干预了.一些幼儿园教师在解决幼儿特有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则是把有关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用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中.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不仅没有对症下药,还有可能恶化幼儿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专业化水平要求相当高的职业,因此需要专业化的师资培养.进行心理学知识的培训是解决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专门师资缺乏的重要途径.可以把这种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培训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基础的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实际的操作技能方面,都能使幼儿教师得到很好的职后训练，从而保证其能胜任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然而，心理问题对于幼儿在该阶段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壮大幼儿教育群体的师资力量尤为重要.我们要重视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的开展，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自身的心理水平.这也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系统的教育的途径和教育的方法等.
2.4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是在周围环境中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在幼儿期，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辨别力差，对成人依赖性强，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生活中的人、事、物对幼儿的影响，幼儿生活直接作用于幼儿发展.家园犹如一车两轮，只有同向运转，才能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良好心理环境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利用时间等方式与家长进行交流，随时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并向家长反馈幼儿在园表现，以取得家园一致性教育.同时转变家长的教育观.重视对幼儿的个别辅导.对于某些内向的幼儿来说，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不愿意与老师和家长进行沟通.就憋在心里.这时，我们可以采取个案法，给予特别的关注，及时矫正不良的心理行为.必须十分关注个体幼儿的心理健康，实施个别教育.根据不同，制定出不一样的教育方案，因材施教.然而，正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流，才会引起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通过老师、和家长可以对幼儿进行适当的沟通.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幼儿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及时、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家长应多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作为教师，也应常常与家长联系、沟通.加强家园共育.教师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离不开家长的配合的.只有在学校与家长的双方共同努力的条件下开展教育，才能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多倾听幼儿的心声.倾听并不是简单的听，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专注的倾听儿童诉说的态度、方式及内容，是儿童对辅导者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当儿童与教师诉说一个他所遇到的问题时，教师必须积极倾听，并不时给予反馈，让儿童知道你在专心倾听，以促进良好的沟通.只要教师做个有心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幼儿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引导，才能引导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因为学前教育是对于幼儿的一种启蒙性教育，它又在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表明：幼儿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往往源自家庭教育.由此可得，教师要引导家长使用正确的教育手段，确保家园共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统一，应该使双方达到统一的认识高度，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进一步加强了家长与幼儿园的双方的主动和创造,使教育一致性原则得到了真正落实.幼儿园多于家长沟通，力求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幼儿实施有效的影响和教育，让家长从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入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真正尊重孩子.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深感任重而道远.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陆续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3结语
一、研究课题
一个华德福幼儿的家庭生活
二、研究概述
华德福教育被誉为世界四大教育理念之一。事实上，自 2002 年起，华德福教育开始被国人在杂志期刊上介绍，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华德福教育，其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教育模式，其也愈来愈受到教育界特别是学前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内很多关于华德福教育的探讨应运而生。
幼儿在园学习效果的维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家庭环境，家园合作一直是幼儿园工作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华德福幼儿园，这一点尤其突出。比起主流学校，这种新的教育理念对幼儿的家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学校对其家长有很多建议，比如不能给孩子看电视、玩电脑，不能穿有卡通形象的衣物等等，这与我国主流思想下的家庭教育现状背道而驰。目前国内关于华德福教育的研究和文章并不多，关注华德福家庭的几乎没有。然而，对于华德福幼儿家庭生活的探讨不论是对于入读华德福的家庭还是非华德福家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旨在通过叙事研究描述一个主流社会的家庭在入华德福后产生的一系列碰撞、冲突的过程。家庭生活具体是怎样进行的?是否与华德福理念一致?为什么一致或不一致?即，通过对比华德福理念下家庭生活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来探讨华德福教育理念。在细枝末节的家庭琐事中呈现幼儿及其家长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过程，并对此进行探讨，试图对其他接受主流学校教育的幼儿家长提供一些思考和参考。
本文把家庭生活基本上分为外在有形部分和内在无形部分两类，共十四项。通过连续多日的观察及访谈，从外在有形部分来讲，该幼儿的饮食以有机食品为主;幼儿承担固定的家务;玩耍的范围从客厅到自己的卧室;家居简洁素雅;光线明亮;穿衣以纯色无卡通为主;玩具以塑料的乐高玩具为主;有少量卡通玩具和电动玩具，会用电脑打游戏、画画;书籍有百余本，从绘本到百科全书;客厅有电视机但并不看;一般晚上八点半睡觉，睡前自己洗漱，家长讲故事;短期旅游主要是在家附近的公园及周边，也有跨省跨国游，家长多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并会邀请幼儿同伴同往。
可以看到，该家庭在玩耍空间、颜色、光线、睡觉四个维度非常符合华理念，而前三个维度其实并不是与华德福有关，是家长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得到了华德福理念的支持;在衣服、食物方面有较高的认同度;在书籍、电子产品方面不太明朗或者持有自己的看法;在爱的氛围营造上父母做的较好，但是父亲有时候会不耐烦;在原则、规则上妈妈一般比较坚持、有耐心，爸爸有时候会妥协;在节奏上，该家庭基本上能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节假日外出有时难以保证。总之，该家庭某些做法符合华德福理念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受接触华德福影响而认同，而是之前就有了，不符合华德福的做法的原因一是受外界影响较大;二是对某部分理念不是很清晰;三是保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当然，家长不一定要认同华德福的理念，但是在认同基础上的家园合作对幼儿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这就需要家长们在了解的基础上慎重选择。
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华德福， 建议主流教育的家长们在做决定之前，先去模仿着做一些事情，观察幼儿的变化，这比起盲目的接受或排斥都是更为实际、有用。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幼儿的摇篮，是人出生后接受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我国古谚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家长是幼儿的第一任教师。福禄贝尔曾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也深刻地挑明了母亲延伸至家长、抚养着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作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 brenner)创建的生态系统理论 (Bioecological Thoory) 也论证了家庭系统是儿童早期学习的最接近的系统，也指出建立良好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在人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时期1起着不了估量的作用，孩子的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研究早已表明，4岁时幼儿智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其成人的 50%。家庭教育问题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被作为一种学科来研究，也只是近年来的事情。
时至今日，无论是父母，还是教育界专家，都无法轻视家庭教育对幼儿乃至孩子一生成长的重要性。本人在求学过程中接触到不少孩子及其家长，常常惊诧的发现孩子的某些行为和问题与其父母存在一致性，并对于父母的担忧，孩子的不快乐感到无奈，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这让我常常陷入深思，到底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需要的?如果这些父母能像那些个父母那样多好啊。。。
学术界从探讨学校教育模式扩大到分析家庭教育来探索和研究教育，家庭教育甚至于比学校教育更为重要，尤其是在孩子的幼儿阶段。有研究表明，孩子出生后的前六年，其智商已达到其成人后的 90%左右。而在幼儿阶段，家庭不可替代。《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着作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可，成为畅销书籍。家庭对孩子成长影响的相关性研究越来越多，如家庭教养方式但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家庭的某一方面研究对孩子某一方面的影响，如父母气质类型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不仅与其父母的气质类型有关，还与其父母与幼儿相处的方方面面有关。从这点来讲，把幼儿置入一个整体的家庭环境来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因此，家庭生活值得分析。但是，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好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遇到华德福。我有了更多的体会。
四、选题意义
在社会化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拷问下，探究华德福的家庭生活理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研究方法
叙事研究：什么是叙事研究?叙事，叙：记叙，事：事情、故事，简单来讲叙事就是讲事情、讲故事。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事情、事件，体现出对人们生活世界和人类内心的体验的关注。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对人们的生活世界进行描述，并根据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对事件、事件中人们的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叙事研究最早应用于文学作品中，由于其摒弃了纯思辨的科学化研究方式，并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广泛的采用。20世纪50年代已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20世纪80年代，教育叙事研究最初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内兴起，90年代末引起了我国教育者的关注。
选取缘由：本研究旨在了解一个普通家庭在孩子入读华德福之后经历的一系列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碰撞、转变过程。华德福教育是一种非主流的教育，选择入读华德福的家庭必将经历一些特别、或者另类的东西，为什么选择华德福?在实践华德福理念过程中遭遇哪些碰撞、困惑?怎么解决的?这些疑惑都不能以纯思辨的客观推论得出而是必须回到该家庭的主观经验中去获得，去理解他们选择以及实践华德福理念的过程。而过程中的碰撞、纠结到最终的解决的过程都是本文意欲获取的。对于事件的理解则涉及到叙述者所处的场域、叙说事件有关的人、过去所发生的相关事件的起因、开端、结束、影响等。而叙事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可以达成本文目标的方法。
获取资料的方式：陈向明(2001)非常强调质的研究的主体间性的理解角度，即研究角度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取向，重视研究者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互动，研究者主要讲述的是自己参与了的故事，既是现场参与又要客观地描述发生的事件，并对其行为进行分析、解释。本文以观察记录、描述为主，辅助以访谈、文献资料的方式来获取资料。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研究者是现场文本的一部分，参与了部分故事，但是研究者又要抽离出研究者的角色，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客观地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并对其进行快速地编码、整理。既要参与，又不能过多参与，影响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情况。在相对自然的状态下观察家庭生活里的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就要求研究者以参与现场的身份去客观地还原记录并分析、解释各行为。
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Fontana Frey(1994)在关于质的研究的伦理问题时指出不论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到被研究者，然后才是我们自己的研究，最后才是我们自己：被研究者第一，研究第二，研究者第三。尊重和保护被研究者是该研究得以进行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研究参与者的权利，以下提出本研究的相关伦理议题和处理方法。
六、总结与建议
分别对该家庭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进行分析，总结其符合和不符合华德福理念的部分以及不符合的原因，并给出建议。另外，就华德福与非华德福家庭的不同做以简单探讨。本部分文字呈现的内在思路是华德福理念的应然状态该家庭在此方面的实际操作状态归因分析建议。
七、论文提纲
1 绪言
1.1 问题的提出
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1.2.2 实践意义
1.3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文献综述
1.3.1 华德福学校及其文献综述
1.3.2 家庭生活及其文献综述
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1 研究方法
2.1.1 方法介绍
2.1.2 研究对象
2.2 研究过程
3 故事文本及文本汇总
3.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及文本汇总
3.1.1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扫描
3.1.2 该幼儿家庭一日生活事例文本汇总
3.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及文本汇总
3.2.1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扫描
3.2.2 该幼儿家庭生活关键事例文本汇总
4 分析、总结及建议
4.1 分析
4.1.1 该家庭的一日常规分析
4.1.2 该家庭的家庭生活分析
4.2 总结与建议
4.2.1 家庭生活分类各项总结与建议
5 反思
5.1 对研究对象的反思
5.2 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5.3 对研究过程的反思
5.4 对研究结果的反思
关键词：陶行知 儿童戏剧 综合素质 教学做合一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当今社会许多学生人文精神、人文情怀缺失，追求物欲，躲避崇高，缺乏责任感、正义感和道德感，不重视个人修养与品德的提升，缺乏爱心和公德心。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幼师学生的人文素养状况也是不容乐观的。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1]，陶行知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理想的人、完美的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幼儿教师则是幼儿教育不可或缺的夯基人，所以幼师学生首先要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技能，又具有较强创造能力、学习能力和较高人文素养。
一
陶行知非常重视素质教育，无论是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美育与德育、体育、智育、劳动教育结合起来，以期创造“健康之堡垒、艺术之环境、生活之园地、艺术之气氛、真善美之人格”的‘“健康、科学、美术、劳动与民主组成之和谐生活，即和谐的教育。他在《晓庄的第二年》文中提出“生活教育的五目标”，其中一条是：“美术的兴趣”，而且他主张“以戏剧来培养艺术的兴趣”。早在晓庄师范时，陶行知就成立了晓庄剧社，积极开展了戏剧的教学做合一的活动，取得了显著地成效。育才学校于1939年成立了戏剧组，开设课程有：表演、发音、化装、舞蹈、排演、戏剧讲话、舞台技术。后来逐步增设戏剧艺术、艺术概论、中国新剧历史、表演艺术论、世界戏剧史纲、导演艺术论、剧作概论、心理学等。教学设备除购置不少书籍和道具外，还自制了一些道具。
幼儿师范学校非常注重音乐、舞蹈、美术的学习，学生学会欣赏艺术，并掌握一定的技巧，在课程设置中，唯独缺少戏剧课程。老师进行儿童戏剧教学各凭兴趣，无章法可寻，学生学习止于戏剧鉴赏。即使是有童话剧的表演，没有系统的知识做支撑，也仅是自娱自乐。
“戏剧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举凡剧本写作、形体训练、表演技巧、舞美设计与制作、导演方法、组织管理、策划演出、戏剧理论、戏剧史等等，都可纳入教学”。[2]在幼师学生的教学中，需要关注专业知识的学习与职业技能的训练，如唱歌、绘画、跳舞、弹钢琴等，而戏剧教育的内容里本身就包含这些课程的内容，同样也可以对这些课程内容进行整合。
对于幼儿师范的学生来说，没有时间学习完整的戏剧史和戏剧理论，利用好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戏剧学习，设置合理的实践活动，也可以让学生掌握相应的技能，并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其中。
“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在儿童戏剧的创编过程中，师生认真研究儿童心理，设计合乎儿童审美心理的情节和语言;在舞台设计和表演方面运用美术、音乐、舞蹈、儿童文学等课程所学的知识技能。学生不仅可提高自身专业综合素养，而且能掌握更多指导幼儿进行戏剧及其他艺术形式表演的技能，并可以运用到日后的教学中去。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就如陶行知先生所说我们的教育要是“活”的人才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立人”，“戏剧创作的集体是人，它在舞台上所展现的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存状态与生命体验。”[3]戏剧的创作来源于人的生活，“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正是戏剧来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一个反映。
儿童戏剧表演增强了学生对儿童的理解，了解丰富的人物角色性格，学会观察人物内心的变化。并且在戏剧排演的过程中，学生要学会与他人的合作，学会真诚地理解人和尊重人。使幼师学生对专业领域的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有更直观的理解，与幼儿师范专业美育功能相契合，造就懂得真美、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二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其含义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4]“教合做合一”主张“以教人者教己”，意思是若想在“做”上教人，先必得亲自演练一番，即首先应在“做”上学习。因此，教师不要为教而教，要在“做”上教;学生不要为学而学，要让其在“做”上学要对学生实施“做”起来的教育，必须让教师本身先“做”。在儿童文学中实施戏剧教学，一方面幼儿师范的学生是未来的教师会组织儿童戏剧表演，必须对戏剧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戏剧可以让老师与学生共同创编与演出，共同学习，促进发展。
学生表演，教师点评的戏剧活动，并不能完全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的参与面较窄，教学目标的达成不够理想，如果采取学生表演学生评分的竞赛式表演效果会好很多。学生合理分配导演、编剧、演员、舞美、场记等工作，并扮演评委和观众进行评分，每个学生都能参与，体现了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在活动过程中学生熟悉剧本创作到舞台剧表演的全过程，联系专业、注重实践，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下面以一次童话剧教学活动课为例，分析在儿童文学中儿童戏剧教学是如何“教学做合一”的。
活动内容是将安徒生童话《夜莺》改编为童话剧。学生阅读原著并将童话按剧情的发展分为几个部分，采用分组合作的方式，改编童话剧剧本并表演。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运用、探究和建构知识。活动密切联系学生实际，联系幼师学生的专业、注重实践以及学习活动方式的多样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完全被调动起来了，学生们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充分体现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小组成员间注重合作，各团队都有创意创新，有智慧的闪光点。学生们通过自评、互评、点评，对自己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老师给的评分标准，提出整改方案，加深了对知识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学习效果。通过儿童剧排演的活动，学生将儿童诗、儿歌、童话的相关知识整合在了一起，并能将已学的儿童心理学的相关知识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
同时，学生在排演童话剧的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到儿童审美心理，比如在构思台词时，学生们会注重语言的韵律，使之具有节奏感，念起来生动活泼。并且会考虑到儿童的视角，包括儿童在现场观看的视角，比如表现剧中“它已经被提升到‘左边第一’的位置”这一段，学生特地将假夜莺放在国王的右边，原因是学生考虑到小儿童还不懂得镜像的原理，他们在台下看，他们的左边才是左边。虽然是一个很细微的动作，但可以看出学生对儿童心理的做了充分了解，也下了一定的功夫去研究完善童话剧的每一个动作。
学生们在儿童剧的创编与排演中还运用到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在《夜莺》中有死神出现，所以学生们考虑儿童的接受心理，尽量淡化死神的可怕，将死神卡通化，以一种较可爱的形象呈现。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死神最终也被夜莺的歌声感动了，所以学生学生觉得死神并不应该是一个冷酷的角色。
通过这些儿童戏剧的实践活动，学生不仅对儿童戏剧的创编与演出有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认识，还在实践过程中完善了知识结构，提升了审美趣味，可以说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当然，对于儿童戏剧的教学和幼师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不可能通过一次活动，一种教学模式就可以完成的。生活在变化、历史在发展，陶行知先生也说过“仿我者死、创我者生”，我们的教学需要随着历史和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学习新的教学理念，来完善我们的教学。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2]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编：《陶行知文想》[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郑薏苡，《儿童戏剧与学前教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M]，2012年6月第1版。
[4]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注 释
[1]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编：《陶行知文想》，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68页。
[2]同上P400。
[3]董健 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P21。
关键词：小学语文；生活化教学；现代儿童学习理论
小学语文习作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学内容，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语文能力、文字能力、书写能力与阅读能力。因此，合理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提高习作教学的生活化、多样化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简析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作为一项成熟理论，包括诸多内容，下面从理论发展过程、心理结构重要性、理论运用模式等方面出发，对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进行分析。
1.理论发展过程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理论作为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进一步论述学习的本质及其形成。因此，该理论重点探讨儿童学习的本质、过程、踊、方法和策略。其次，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应用这一理论能够让学生在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以及具体运算阶段都有着更加显著的成长，现今得到了许多小学教师的青睐与实践。
2.心理结构的重要性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对于儿童的心理结构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通常来说，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在小学语文生活化习作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构成更应充分反映学生的心理结构。在第二阶段和初级阶段组成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练习”，在总结过程中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形成的关键期，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应充实并完善习作教学内容，将内容生活化、多样化，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实现飞跃式提升。教师可以把习作内容与学生的实践生活相联系，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3.理论运用模式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运用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学习是利用自己的经验，积极建构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学生的学习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和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学习模式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好奇心会得到满足，也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习作内容更加丰富。
二、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应当具有灵活性，下面将从开发学生智能、合理创设教学情境、形成学生自我认知等方面出发，对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
1.开发学生智能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起到开发学生智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发学生智能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深刻认识到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下，智力有八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在习作教学中起到的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会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方向和程度产生显著差异。因此，教师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将生活中不同的内容与片段作为习作主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的写作素材更加充实。
2.合理创设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对于创设更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学语文教师在合理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当为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自我表现机会，引导每个学生进行自我塑造。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创设各种情境，以便更有效地激发或支持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最终取得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学习效果。
3.形成学生自我认知
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形成自我认知。小学语文教师在让学生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应当着眼于采用有利于学生发展自知的方法，可以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经验建构自我认知。其次，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维，最终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模式。
三、结束语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学生语言综合素质发展，因此通过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良好的习作学习体验有着极高的教学意义与教学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一、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儿童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学了。蒋风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传统的血缘关系。”［1］1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除了《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产。”［1］2王泉根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2］13“如是我们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2］14张之伟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3］。这种提法与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4］纵观这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学要到“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法，即将“五四”以前的“儿童文学”称为“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5］
在“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中国儿童文学———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儿童形象”。并且认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6］。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中国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儿童’而存在。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人’的发现，就不会有‘儿童’的发现，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7］3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要经过现代转化。”［7］4在《“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的概念，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8］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建构的本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的‘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儿童被‘他者化’的过程。”［9］在这里，杜传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通过“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构建的一个“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路易丝·乔伊在2019年出版的专著Literature'sChildren:TheCriticalChildandtheArtofIdealization(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术》)中，分析了“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10］。通过细读一系列“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数的学者都持“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得出“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的作品是1908年出现的《无猫国》，它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11］。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江，他在《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理，发现“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12］。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停止过。1982年胡从经编纂的《晚清儿童钩沉》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作。随后，蒋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根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眼于“五四”到前的儿童文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价为主，肯定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拨，把“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审视晚清至“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审美”的角度，对1903－1927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重“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面貌。［13］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图像”这个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儿童教育画》，到了“五四”时期，“图画故事”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14］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想象中国:五四儿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入手，发现了“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五四”时期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属性。“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15］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另外一个趋势。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儿童本位”理论以及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鲁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有益有味”，“有益”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16］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狭的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主体为启蒙价值的“普世性”所篡代。［17］106－132谢晓虹的论文《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五四”时期的童话。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五四”时期是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专为儿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体到鲁迅1926—1927年所翻译的《小约翰》，进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无邪”，而是必须拥有“成人”与“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成人”与“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醒者。［17］133－153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者(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18］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发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发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双重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文化秩序的特质———“童心”或“童话”。“童心”或“童话”沟通另一个“成人世界”。［19］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从晚清到“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来的发生方向。［20］美国学者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一书专门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21］陈恩黎的论文《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小孩月报》的再考察，发现了《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22］李艳利的论文《〈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以《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23］胡丽娜的论文《〈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妇女杂志》下设栏目《儿童领地》和《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作者发现《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24］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从晚清到五四儿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名为《转型期中国的“儿童相”———以〈启蒙画报〉为中心》，以1902—1904年间存在北京《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妇女相’和‘儿童相’，解读《小英雄歌》等歌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知识’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启蒙画报》的利弊得失。”［17］73－90梅家玲的论文《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蒙学报〉与〈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17］35－72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晚清时期“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25］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于“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对于“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古代说”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但“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血肉”。如果只是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儿童小说；曹文轩；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25-03
与相对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它的产生和确认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来讲，儿童文学萌发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我国而言，有史可考的专为孩子们创作的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等直到晚清才开始陆续问世。儿童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则始于20世纪初、五四之后。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轩同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儿童小说获得过国内多种文学奖项，这些荣誉足以证明曹文轩作品的质量之高，值得读者阅读和学者研究。
儿童文学与相区别，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在晚清和时期，我国的儿童文学主要起着教育作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新世纪以来，随着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儿童文学作家开始打破只创作说教气息浓厚的作品，而更加注重作品的审美功能。曹文轩的儿童小说正是避开了对儿童枯燥的教化，而是充满着优雅的审美情怀，体现着对美好人性与高尚情操的永恒追求。本篇论文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从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少年男子汉形象的塑造和多种创作方法的结合这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儿童小说的独特性。
一、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
“创作宗旨是指某一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和追求。”[1]创作宗旨也可以理解为创作观念、创作理念，对作品起到统摄性的作用，它影响着作品的创作主题，制约着作品的创作原则、创作对象，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法。曹文轩儿童小说深刻崇高的创作宗旨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人性”的儿童文学观
上世纪八十年代，曹文轩提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2]曹文轩的这一观点是当时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话语，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起着强有力的影响和促进作用。这种提法，把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它把塑造儿童的性格上升为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体现在具体作品中就是对人性美的弘扬。
2005年6月，曹文轩对之前提出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说：“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3]为了契合自己“为人性”这一创作宗旨，曹文轩在他的作品中分别描写了“人性美”和“人性恶”两个方面，从而展示其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同时，通过人性“善”与“恶”的对比，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草房子》里男孩桑桑和杜小康之间的相处体现了“人性美”。杜小康曾经是油麻地首富家的孩子，然而意外的事故使杜小康的家境突然败落，他被迫辍学跟父亲到芦花荡放鸭，在别人的眼中，他已经失去了当初的光彩。桑桑并没有因为杜小康家境的一落千丈而幸灾乐祸，相反，他们成了好朋友。杜小康和父亲从芦花荡放鸭回来后，给桑桑带了五个双黄的鸭蛋，这是杜小康从大芦荡带回来的全部财富。为了让辍学的杜小康重返教室，桑桑卖去了自己心爱的鸽子，把钱全给了杜小康。他们真挚的友情，闪耀着“人性美”的光辉。
《红瓦》中的乔桉则是一名不良少年，因为母亲同祖父，他有着备受歧视和侮辱的不幸童年，致使他的心理暴力且阴暗，他的性格多疑而嫉妒。他不相信生活的美好、人心的善良，而是以一种怨恨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最后因为盗窃而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但是曹文轩并没有对乔桉这样的不良少年做出指责或批判，而是正视人性的弱点，平静地刻画着人性恶，甚至对乔桉或乔桉这一类的少年表现出同情和关怀。
（二）对苦难的执着书写
悲剧意识是曹文轩儿童小说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之一。曹文轩认为，在轻薄的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忽视了苦难对于生命的价值，而我们应对此作出反思。他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的文学，这里的包括喜剧，也包括悲剧――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重要。”[1]他的一系列作品《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无不弥漫着忧伤悲悯的气息。
《草房子》里原本活泼可爱的男孩桑桑却得了奇怪的病，使他小小年纪不得不忍受病痛的折磨；《青铜葵花》里的小女孩葵花，是城里的孩子，从小没了母亲，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不久后去世，她被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收养；《细米》里的少女知青梅纹，其父母在中双双死去，可怜的她在农村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曹文轩对苦难的书写，是告诉孩子们苦难在人生中的必要性，我们要成长，就必须要经历一些磨难。孩子们在阅读苦难、感受苦难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面对苦难处变不惊的坦然态度。快乐是廉价的、虚无的，痛苦才是宝贵的、深刻的。
二、少年男子汉形象的塑造
“创作对象是指作家进行创作时关注的焦点和描述、表现的中心。”[1]尽管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同样都是儿童题材，实际上他们表现的中心却各自有别。曹文轩作品的创作对象则是以少年中学生为主，主要描写少年的日常与学习生活，身体与生理上的变化。曹文轩曾说：“我根本不想去了解现今的中学生，因为我就是中学生。”[2]正是这一写作定位显示了他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的价值追求。
中学生也就是少年，曹文轩的多部儿童小说均以少年为题材，对“少年”这一特殊人生阶段的关注已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围绕“少年中学生”这一写作对象，曹文轩侧重表现了少年萌发的情爱意识，以及对少年性格上的刻画。
（一）少年情爱意识的萌发
曹文轩并不因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作品而有意规避“性描写”，但与不同的是，曹文轩笔下有关于“性”的描绘是纯洁且高尚的，情爱意识的萌发是儿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作者不忌讳谈性，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暗示的方法对少年进行正确引导。
《细米》里的少女梅纹是一个女知青，她住在细米的家里，和细米以姐弟相称。在梅纹初到稻香渡，细米看到她的第一眼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大年三十的晚上，细米的父母不在，姐弟俩睡在同一张床上。细米对梅纹身体散发出的清香感到害羞，夜晚梅纹将细米的双腿抱在怀中，细米的双腿对梅纹胸部的感知使得他紧张得久久不能入睡。还有一次，细米无意中撞见梅纹正在洗澡，女孩的身体就那样鲜活的展现在他的眼前，细米对此产生了负罪的感觉，慌忙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自己不是坏孩子。作者如此处理，更能显示出男孩细米纯洁的心灵。
曹文轩虽然并不回避对少年情爱的描写，但却张弛有度，对此有一定的节制。正是在这种表现与节制之间，完美地向读者展示了少年间纯洁珍贵的朦胧情愫。于成人读者而言，不失为一种美的感受，会唤起自己儿时相关的体验或记忆；于少儿读者而言，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能对他们的情爱意识起到良好的疏导作用。
（二）坚韧顽强的性格
面对缺乏勇气和创造力、自私且贪婪的少年性格，曹文轩曾提出：“当代的儿童文学应该对那种顺从的、老实的、单纯的儿童形象加以否定，塑造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儿童形象。”[1]并且他也曾说过儿童文学作家承担着未来民族性格塑造者的重任，因此他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才塑造了许许多多坚强执著、生气勃勃、勇于担当的小小男子汉形象。
《山羊不吃天堂草》里的小木匠明子，跟随师父和师兄来到城里谋生，在城市里师徒三人备受城里人的侮辱与歧视，并且师徒三人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矛盾。但是不管怎样，小明子始终恪守一个正直的乡下人的生活原则和价值观念，在充满诱惑的、眼花缭乱的生活环境中保持了自己不卑不亢、自尊自强的高尚人格。
曹文轩对少年的成长过程有着全方位的展示，首先从生理上的发育，继而到精神上的完善再到人格的塑造，都有细致地刻画与描写。他笔下的少年，其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挫折与困难，正因为有了与苦难作斗争的体验，才使少年获得了珍贵的人生财富，为他们以后的学习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曹文轩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少年男子汉形象，培养了少年坚强的性格，尤其对男孩子阳刚之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多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阎浩岗教授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只有在创作方法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形成了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阎教授在这段话里突出了创作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每一位优秀的作家必定会在创作方法上有一定的追求，由此才使自己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曹文轩创作方法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叙事手法的多样，另一个是优美诗意的语言。
（一）多样的叙事手法
曹文轩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他的《小说门》是一部专门研究小说创作理论的专著，曹文轩本人可谓是熟知各种有关小说创作的技巧，而他的作品正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实践的产物。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他的作品十分鲜明的体现在运用儿童视角和“摇摆式”的叙事两大方面。
1.儿童视角的运用
“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讲述故事，故事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2]曹文轩的大部分儿童小说均运用了儿童视角，《草房子》以男孩桑桑的视角描写了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红瓦》是少年林冰眼中油麻地小镇上各色人物的斑驳人生以及他在学校与同学老师相处的青春故事；《山羊不吃天堂草》是乡村少年明子在城市的经历和对家乡的回忆；《细米》则是少年细米与知青梅纹在小村庄稻香渡发生的故事。
作家运用儿童独有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方式，给读者带来一种别样的审美。儿童以其单纯清澈的眼光，在成人熟视无睹的事件或情境中创造出诗意而纯真的美，给人们业已格式化的审美套路带来冲击，对成年人产生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儿童视角的运用，激活了人们逐渐僵化的古典美感，勾起了人们对于童年的美好记忆，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童心的无邪，带领读者进入另外一种审美世界。
2.“摇摆式”的叙事
在曹文轩的小说创作理论专著《小说门》一书中，第七章名为“摇摆”。“摇摆意味着小说在运行时，不是毅然决然地向前奔突，而是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现出犹疑不定的状态。”[1]“摇摆式”叙事，就是指作家在处理情节或人物关系时运用的一种荡出、收回、再荡出、再收回的叙事方式。曹文轩喜欢在他的长篇儿童小说中采取“摇摆式”的叙事技巧，如《草房子》里蒋一轮与白雀爱情之路的一波三折；桑桑病情的变化，由病入膏肓到出现好转；杜小康家境的变化，由富有到衰败。
曹文轩采取此种叙事技巧，使得小说的情节带有强烈的节奏感，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小说中的人物富有弹性，在各种情形中跳跃、冲突、纠缠，产生张力，使作品具有了无穷的魅力并且更具可读性。
（二）优美诗意的语言
曹文轩非常看重儿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因此他同时也非常看重儿童文学的语言运用。“让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惠受优美语言的雨露，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高雅的情怀，这是儿童文学推卸不了的责任。”[2]为了让儿童读者从小就能徜徉在优美诗意的语言文字之中，感受文字的魅力，培养儿童在语言方面的审美意识，曹文轩的小说语言运用了比喻、通感、白描等多种修辞手法。
如《根鸟》的第三章《鬼谷》中有一段关于一种植物“珍珠果”的描写，“叶子小而稀，状如富贵人家的女子的长指甲，深绿，阴森森；茎瘦黑而苍劲，像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3]两个比喻句的使用，让读者对珍珠果的“叶子”和“茎”有了形象生动的认识，并且“深绿色的长指甲”与“垂暮老人的紫色血管”让人感觉到珍珠果并不是一种吉利的果实，而是带有某种邪恶的暗示。尽管这段描写并不能给人美的体验，甚至是丑的，但是“审丑”也是“审美”的一种，我们研究的重心是曹文轩的语言运用方式。
四、结语
近年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加速了其繁荣发展的步伐，涌现出大量的儿童读物，儿童文学研究也趋向跨学科研究。事实上，我们对儿童文学的关注程度依然不足，在儿童文学优秀作品的创作以及先进的儿童文学理论的提出等方面仍有待提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富仁教授说：“我呼唤儿童文学！呼唤中国的儿童文学！呼唤中国真正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1]王教授这一发自内心的强烈呼唤，值得我们每一位儿童文学爱好者的深思。以曹文轩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更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们的职责光辉而神圣，他们是伟大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曹文轩在创作宗旨和创作方法上的独特追求，使得他的作品与其他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区别开来，也奠定了他在当代儿童文学文坛上的地位。相信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努力下，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前途将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1〕阎浩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3〕曹文轩.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J].文艺报，2005.
〔4〕曹文轩.青铜葵花[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
〔5〕曹文轩.曹文轩文集[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6〕吴晓东.记忆的神化[M].北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
〔7〕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一、文学论文知识重组平台的选用与设计
文学论文的知识重组，需要选择一个适用的软件系统构建平台，以便建成适用的小块知识资源库。目前，国内较好的资源整合系统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跨库集成检索系统(CSDL)、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研制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清华同方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USP和TRS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门户(TRSIIP)、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宇异构资源统一检索平台等可供选择。特别是经过改造的•“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所用软件，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作平台。软件系统选择到后，还应在其首页上作数据库题名、主题词、检索口等必要的设置，以期构建更科学的数据库。数据库首页上作系列主题词设置具有两大功用：一是导读功用，引导读者快速、有效地从小块知识资源库中获取和利用其适用的知识资源；二是宣传功用，通过若干个主题词就能让读者尽快了解本数据库的知识资源体系。进行学报文学论文开发性小块知识资源库首页上的系列主题词设置，可根据学报文学论文的特色选取和组织相应的主题词系列。学报中文学论文的开发知识系列，按学科知识分类可将专题数据库首页设置为：文学研究一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创作一诗词创作、戏剧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民间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一诗词评论、戏剧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儿童文学评论、报告文学评论、民间文学评论……点击上列最小检索词小窗口即进入第二层面及其检索窗口，如点击下列左边的“小说创作”进入下一层的检索窗口。数据库的第二层面也可设为第一层面竖条窗口的多检索人口(如：“传统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等)或一层面竖条窗口的下一级细分示意图(如：“小说创作”的下一级细分示意图“中国小说创作、英国小说创作、美国小说创作”等)及其检索入口。数据库检索层面的设置，是一种知识分类重组形式，其设置的最小类目可以作为论文开发小知识块的第一主题词，用于按主题进行开发性知识重组。如上所述，可以把有关散文创作理论研究论文的开发知识组织到“散文创作”这一主题词上，可以把有关诗词评论研究论文的开发知识重组到“诗词评论”这一主题词上。开发性专题知识小块数据库不宜采用分类号作知识小块的分类重组，以多级主题词系列作按主题词分类重组是个好方法。此法很适合开发人员有效开展知识小块组织工作，由此法重组起来的小块知识资源库也非常便利读者的检索利用(符合读者的检索习惯)。但是，学报中文学论文的开发知识系列，更应该根据老师上课的实用教学题纲设计专题数据库页面，如当代文学本科教学专用参考开发文学知识数据库首页可设计为：当代文学研究一新时期文学产生背景、新时期文学创作特征、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发展、新时期文学理论思潮发展、新时期诗歌创作、新时期小说创作、新时期散文创作……新时期小说创作(细分)一伤痕小说创作、反思小说创作、改革小说创作、寻根小说创作、先锋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创作……选择好软件并设置好各个建库层面后，就可根据相关设计进行文学论文的知识开发重组。根据老师上课的实用教学题纲进行专题数据库建设，是高校学报文学论文开发性知识重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利用开发知识促进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好途径。
二、高校学报文学论文资源的开发
文献知识资源开发已经提了很久，做了很多，但成效不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开发出来的知识产品质量不够高，无法使读者与用户完全满意。要从文学论文中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产品)，开发人员有熟练开发技巧并了解文学知识很有必要，这是技巧之外的大技巧。高校文科学报中的每篇文学论文都有若干个专用小知识团块，从文学论文中作小知识块开发，应根据文学论文的专用知识团块分布状况进行切分，然后提炼成精致的小知识块。例如作者旷云的(论<聊斋志异>的时代性》一文，可开发成：“科举制的兴衰史(小知识块的标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形成于隋朝，在唐朝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两宋时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在元代曾一度终止，但并没有妨碍它在明清之际走向发展高峰的命运。然而，它却未能跳出中国文化盛衰循环的规律，盛极必衰，科举考试在它走向最高峰的那一刻，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直至走上僵化、死板的穷途末路一等9个小块知识单元。文学论文的小知识块开发分三步：第一步，对知识小团块进行切分。辨别知识小团块先要识“块”，识别文中知识小团块的分界线才好分块。一般对有4级或3级小标题的按小标题分块；只有2级小标题的或无小标题的，需认真阅读分析论文后根据知识组合团快分块。文学论文的小知识团分块，可运用相关的分块诀窍：有明显知识团的论文多数按团切分；小说评论方面的论文，可按原著的情节切分；文学史论方面的论文可按时序切分等。第二步，对切分出来的知识团块进行“瘦身”提炼。从文中切分出来的知识分块，大多数都要进行“瘦身”处理。特别是有些以文中的某段文或某两段文作知识块的，经过再提炼后才能成为精炼的小知识块(精品)。知识分块的再提炼，就是要运用编撰文摘的技巧，把其中主要的内容摘录出来，丢弃那些次要或不用的部分。进行文学论文开发知识块的“瘦身”提炼，需要坚持最小化原则与性质不变原则，即应把文学论文提炼成各种最小的专用知识块(单元)，并使最小化的知识块能保持其原有的含义、性质。第三步，小知识块的组合(知识重组)。经提炼出来的知识内容，有些只作累加即可成为适用的小知识块(成品)；另一部分得由摘编员通过使用关联词连接成有序、通顺的知识小块。进行文学论文的知识开发，要求开发人员既要掌握相关的开发技巧，也要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掌握开发技巧，能提高开发速度；而掌握文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文中小知识团块的划分，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
关键词： 多元系统理论 鲁迅 翻译策略
一、多元系统理论简述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 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 于20 世纪70 年代提出来的一种文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大系统，即一个网络系统。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系统，可以划分为经典文学、非经典文学；、儿童文学；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一系列互相对立的系统。这些系统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而且这些系统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的斗争中。在不断的斗争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可以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会向边缘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系统则有可能占据大系统中的中心地位。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既可以是主要的，又可以是次要的，视当时该文化里其它文学系统的状态而定。通常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的地位也可以发生转化。佐哈尔提出，在以下阶段或条件下，翻译文学可以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完全确立，即文学还处于发展初期。(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时。(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危机或真空时。
根据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外国的文本，找来最佳的现成二级模式，其结果是译本的“充分性”不足，“可接受性”增大；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是参与创造移入语文学中的一级模式，这时，译者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把原文套进来，而是译者不顾一切地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在这种情况下，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当翻译文学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译者则倾向于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二、鲁迅翻译策略的多元系统理论阐释
1.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
鲁迅的翻译活动从1903年翻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开始。当时的中国处于晚清时期，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仍盲目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已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且体现在文化，尤其是在文学上。西方的文化和文学变得繁荣，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作家及作品。相反，在腐朽的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国力衰败，加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和文化也几乎进入停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学习西方。而学习西方当时最可行的办法便是翻译西书。起初，他们把西方的强大归因于其先进的科技。随着与西方列强的进一步接触，他们觉得是西方先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使其繁荣。最后他们意识到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有改良社会、唤醒民众的作用。于是大量的文学作品得到译介，由此，文学翻译活动便活跃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人们高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大旗，通过翻译改造中国的旧文化，使翻译活动达到了。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剧变，在文化和文学系统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文化曾经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到了清朝，中国文化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已经停滞。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文化也繁荣起来。因此，中国文化逐渐落后于西方文化，在这个新的文化多元系统中也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文学多元系统也不能继续保持其原来的中心地位，而在这个大多元系统中逐步走向边缘。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时，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所以从晚清到五四前后，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2.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1903年从日文转译的雨果的随笔《哀尘》，后来他又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以及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受当时翻译风气的影响，鲁迅在翻译这几本书的过程中采用的基本是归化的翻译策略，即“意译”的方法：对原文任意删改，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借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比如他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原来28章的小说改成14回；《地底旅行》原文有45章，翻译后仅剩下12回。后来谈到这些翻译时，连鲁迅自己也说“虽说译，其实乃改作”。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本书的翻译开始，鲁迅就放弃了之前的“意译”方法，而采用了“直译”。在《域外小说集・序言》当中，鲁迅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这里的“近世名人”指的就是林纾。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鲁迅（以及周作人）采用的译笔质朴，还表达了鲁迅对以林纾为代表的当时的译意风尚的不满。所以在翻译时，即使人名和地名，也是直接的音译，而不是改用中国人名地名。此外，他又加入著者小传，并把小说中的一些典故，加以括弧注解，一些不太重要的资料，以及“未译原文”，都录在书末的“杂识”中。这样忠于原著的译法，与当时流行的“意译”法有很大的区别，代表了鲁迅“直译”的主张。在此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坚持用直译的方法。1924年，在为译作《苦闷的象征》写的《引言》中，鲁迅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原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在1925年为所译的《出了象牙塔之后》写的《后记》中他又强调：“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理论方面，他也多次对他的翻译方法进行论述和争辩。1929年，鲁迅在《〈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中写道：“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了原来了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的‘没有出路’――了。”1935年在《“题未定”草・二》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如果还是翻译……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可见，自《域外小说集》之后，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鲁迅都坚持“异化”的翻译策略。
之前提到，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成的模式，而是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因此他们往往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在鲁迅从事翻译的时期，中国的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按照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该采取“异化”策略，但是鲁迅在翻译初期仍是采用的“归化”策略，这是不是说多元系统理论解释不了鲁迅翻译这一“特殊现象”呢？事实上，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从边缘到中心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而且译者对一个国家文化地位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当鲁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落后地位之后，便放弃之前的“归化”策略，转而采用“异化”的策略，这正论证了多元系统理论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的文化地位制约译者翻译策略的正确性。
三、结语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基本确定了翻译文学跟译入语文化文学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关系，并认为翻译活动实际上是由译入语文化里的各个系统所决定的，从而为翻译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审视鲁迅的翻译策略，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鲁迅翻译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以及为什么他会从意译转向直译，并坚持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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